王安石变法读后感200字
北宋时这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斗经散去，孰对孰错，孰善孰恶于后人评判。
古语说榖既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叹息，其云益乎
”是说事情的败坏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即使再努力，再惋惜，亦是无补于事的。
北宋的积弊确实是到了一定的地步，不过历史又不能假设，我们也不敢设想王安石或彼时某个人的变法成功会如何，但是单就王安石变法过程来看，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今天我们再看这场惊心动魄的变法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变法，实为变人，变人心。
法由人定，变法易，变人难，变人心更难。
历代变法更制者，成功如商鞅、吴起，也终难逃身死名灭的命运，而在反对派如此众多而势力雄厚的北宋时期，王安石的失败却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变法更制、革故鼎新的第一要义其实是人，“人和”是功业成败的第一要务。
在法制草创时期，人的作用是要远远大于法，而在法制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人的作用便弱化，坚强而公正的法制能够承担大量的社会治理成本，无论贤愚，若依法制，定能将社会治理好，这便是法制的基本功效，也是变法的基本路径。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首先忽略的就是这一点，其固执的性格和短浅的见识导致其将对变法持异议的大臣全部打成反对派，为自己增加了无数的敌人，而事实上这些敌人中的大多数恰恰本可以成为变法派最亲密的战友。
而诸如吕惠卿、曾布之流却借变法之机谋求个人政治上的擢升，最终也令变法派内部矛盾重重，以致相互攻讦，终至分崩离析，变法失败。
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齤命的首要问题。
”我们也可以借用来说，这是变法改革的首要问题。
这是其一。
第二个涉及到人的因素就是主持变法者并不是北宋的最高统治者，神宗仅仅是变法的支持者，在家天下的朝代，变法的风险却要神宗来承担。
这就难怪神宗总是在变法的关键时刻犹犹豫豫，不能坚定，终至反对变法派得以贬黜而不失实权，对于变法形成依旧强劲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对力量。
因此如果变法改革者不是最高权力的执掌者，或者最高权力的执掌者对于变法改革没有迫切的希望，对于变法的风险没有明确的认识的话，变法事业的主持者与支持者之间就有隙可乘，变法集团内部的分裂会导致变法的最终失败。
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张居正的改革也是。
反对派批评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烈，他们认为北宋“积弊不可遁除”，这首先是一个变法的方式问题，是变法的速度快慢问题，是暴风骤雨式的改革，还是渐进式的改革
毫无疑问，王安石选择了前者。
各项法度在仅仅几年之内便颁布施行，虽采用先试点然后推广的方式，但是推广后发现的大量问题在试点时并未发现并得到更正。
新法在实施过程出所产生的大量问题被反对派借以作为阻碍变法、攻击王安石的证据，这一方面使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更正和完善的政治环境丧失，导致新法日益僵化，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使变法派集中于对反对派的斗争，彼是我即非，彼非我即是，意气用事，忽略了对新法本身问题的发现和及时更正，降低了新法的生命力。
另一问题也属变法的方式问题，即变法纯属从上而下的主动变革，既缺少自下而上的动力，也缺少上下的互动。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无为而又无往而不胜，他说的是一个身先和身后的问题。
在变法的问题上，很多新法确实是来源于基层的经验，但是主张强力推广的却是中央的变法派，这样就把新法的责任主体全部集中到中央的变法派上来，目标明确，一旦有任何问题，所有的斗争矛头便全部对准中央变法派，所谓“有的放矢”，不败是不可能的。
设想一下，如果王安石能够多思变通，做好政策与思想的引导，舆论的宣传，氛围的制造，做变法的强力支持者，充分发挥地方变革和创新的积极性，让他们充当变法的排头兵，而中央变法派仅仅是居于幕后、运筹帷幄之中，做好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工作，做好变法人才的选拔工作和培育工作，并且做好长久变法的打算。
或许变法大业不会在十几年间艰难建立而又一朝遭变而轰然倒塌，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此之谓也。
温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引用过这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未必全是王安石的话，但是展现了王安石这类变法者的精神，积极进取而又充满自信。
我们说莫以成败论英雄，王安石的功业在当下的时代或许仅仅是在争议中存在着，但是在中国通过不间断的改革过程中，在广大人民对公正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无数利益既得者对改革推进百般阻挠的博弈中，明智的政治家会重新选择王安石的变革精神，保证中国这架庞然大车向着历史和未来的最深最远处隆隆而又稳稳地驶去。
斯人已去，其神长存
中国的钱币学家有谁?
下令废除原各国的旧币，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的货币制度。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及至秦，分一国之币为三等。
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半两其形制仿玉璧纺轮的圜钱形制而来，方孔圆形，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
方孔钱是中国古代钱币最常见的一种。
由于发行时间和发行量均远大于其他种类的钱币，方孔钱和中国古钱币这两个概念经常等同。
秦帝国以后两千多年间的钱币，除王莽一度行刀布外，中间都有一方孔，故称钱为“方孔钱”，也被戏称为“孔方兄”。
方孔钱是由圜钱演变而来的，以秦帝国的“半两钱”为最早，时期的“民国通宝”为最晚。
战国时秦货币为圜钱 “圜钱”是中国铸行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又称“圜化”，简称“环钱”，是我国先秦时期铜铸币四大系统之一，也主要是的铸币形式。
圜钱有两大类：一是圆形圆孔，比较原始；二是圆形方孔（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而成）。
初期圜钱的穿孔比较狭小，以后逐渐变大。
圜钱的正面铸有铭文，反面则无任何文字。
圜钱是由玉璧和古时的纺轮演化而来的。
圜钱是沿用璧、环的专称来称其形体的。
《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孔位之璧，肉好若一谓之环。
”“好”是指璧、环居中的穿孔，“肉”是指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
环钱的穿孔也称好，自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也称“肉”，可见圜钱与玉璧之间的关系是有联系的。
从圜钱钱体所铸货币单位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一、以“两”为单位的圜钱；二、以“釿”为单位的两周、三晋地区的圜钱；三、以传统货币单位“刀”为名称的齐、燕圜钱。
圜钱目前发现的以安臧钱局最早，直径3厘米，穿孔0.8厘米左右，钱文右列，书法粗壮，古朴淳厚。
材质为青铜，泥范不磨边。
安臧二字是地名，现在不知确切所在，这一城邑曾出过空首布，文字书法都不及这钱工整。
因为发现不多，对此古老的圜钱无法详细研究。
这一钱穿孔细小，其流通时间在东周初年至春秋中期，流通地域可能在河南、山西接近黄河的地区。
还有一种是“济阴钱”。
济阴是地名，在今山西省荣河县魏邑。
济阴钱在圜钱中流通最久，变化最多。
最初的济阴钱直径长37厘米以上，重9克，穿孔较大，约1厘米以上。
字体十分工整，瘦劲圆滑。
济阴地处楚、齐、魏、赵、卫等国之间，商业非常发达，是东方经济的中枢。
“共屯赤金”是一种圆孔钱，标铸造地名，或加标布钱币值单位，但钱形又为秦制，可分为：一、魏国所铸，个别为周铸；二、秦占领布钱地区城邑出现的地方性铸钱。
魏国所铸钱币的共同特点是穿孔小，一般在0．7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一般不小于4厘米，无廓，背平素，无文，形制古拙，面文多铸有一个字，也有四字的，如垣（山西垣曲西，战国魏邑）、共（河南辉县，战国魏邑）、屯赤金（山西盐池东北，战国魏邑）等圜钱，都是魏国铸币，也是魏受到秦币影响而出现的新币。
圆孔圜钱的共同特点是穿孔较大，约0．9－1．4厘米，钱直径3．2－3．6厘米，铸造工整，有的有外廓，面文铸有地名，多是被秦国占领的赵、魏城邑。
蔺和离石都是战国时赵国的属地。
离石即今山西的离石县，蔺在今离石县西，也称蔺阳邑，两地相距很近，赵在这两地都铸过纪地的圜钱。
圜钱是战国中晚期的青铜铸币，是一种进步的铸币形式。
最早的圜钱产生在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
如面文“垣”、“共”字等。
这种形式的钱币，比起“布币”、“”来便于携带，也便于互相接受，符合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它的出现在钱币兴起上就有了一种新的铸币体系，在为各国先后所仿铸。
先是赵国、秦国仿铸，后有齐国、燕国仿铸。
圜钱迄今发现有十余种，蔺、离石圜钱属赵。
蔺和离石地区是秦国、赵国、魏国争夺之地。
战国大部分时期内，这两地都属赵，但也一再为秦所占。
史书记载，在赵成侯、赵肃侯至赵武灵王统治时期，秦国屡次攻击蔺和离石。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秦攻我蔺”。
又载：赵肃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
赵疵与秦战。
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
”再后又记载：赵武灵王十三年（公元前313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
”可见这个地区战争之频繁。
在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时，正当秦惠文王十二年。
《史记·六国年表》说：“击蔺阳，虏赵将。
”《史记·秦本纪》也记载：“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
”这两处记载与上述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都说的是同一事件，只是《史记·秦本纪》未提“击蔺阳”而已。
蔺、离石因为距秦很近，因此一再受秦国的攻击和占领，差不多十几年就有一次。
秦国在军事上的不断攻占，必然会对商贸活动产生影响。
因此，也可以说蔺、离石两种圜钱是在直接受秦国圜钱的影响下铸行的。
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在公元前228年秦将破、入邯郸、赵亡后所铸。
赵国本来是刀、布币并行的地区，曾出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肩圆足布”和几种直刀。
蔺和离石两种圜钱的形制——圆形圆孔，有外廓，也表现出嬗变于赵铸的“圆肩圆足布”。
赵国的布、刀、圜钱都有带“蔺”字的。
但是蔺布较多，刀和圜钱则罕有。
蔺字，在布、刀、圜钱上都写作“焛”，这个字在金文和其他先秦文字中未见。
钱币上却保留了此字，值得注意。
关于“蔺”字圜钱，过去钱币界有一段遗闻。
民国八、九年时，钱币学家郑家相在直隶省（今河北省）财政厅任职，寓居天津，与钱币收藏家方若来往较密。
有一次郑家相在一个古玩店铺里，见到一枚蔺字圜钱，锈色已无，文字也不清晰。
店主要价20元，郑家相还价，用10元钱购得。
他问店主：方若先生是否见过此钱
店主答：他早见过，但不愿意购买，否则，10元你怎能买。
第二天，郑家相持钱去见方若。
问他，见过此钱没有
方说：我见过，是伪品，不然我早就买了。
郑家相说：我看此钱，绿色虽无，但铜色甚古。
文字虽不清晰，但精神尚在，决非好事者能伪作。
方若不信。
过了一个月，方若去北京，回来时，得蔺字钱左右文各一枚。
访郑家相时，说，为此两枚钱花了600元，叫卖主敲了竹杠。
问郑：你那一品还在吗
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
郑家相拣出那枚蔺字钱一看，与方若得的那一枚字在右者虽有精粗之别，而制作工艺则相同。
这样，才断定郑家相的那一枚也非赝品。
蔺、离石两圜钱，显然比蔺、离石布钱铸行得晚，除离石没有方足小布外，蔺字在“方足”、“尖足”、“圆足”、“平首布”钱中都有，而以“方足”、“尖足小布”为最多。
蔺、离石圆足布钱为赵国边邑所铸，后被魏占有，所以又铸行了方足小布，后被秦占领，先出现蔺、离石圆足布，后铸圆钱。
蔺与离石圜钱迄今发现不多，说明这种圜钱铸行的时间短暂，并且在布钱之后铸造。
与蔺、离石圜钱相近的还有皮氏（本属魏邑，公元前270年被秦占）、平原（河南西北，本属魏邑，大概公元前242年秦建东郡时已归秦）、济阴（公元前290年魏献河东400里，济阴归秦，公元前257年魏国的信陵君与赵得胜，收复河东，秦再度取河东已在战国末年）、封坪（今陕西浦县境，本属魏邑，与洛阳同时归秦，铸此钱应在战国末年，没过多久就停铸了，所以后世遗存极少）、武安（河南武安西南，公元前259年秦派攻取，武安入秦）、黍垣一釿、漆垣一釿（为一地所铸。
战国时漆垣为魏国的西河之外，公元前296年，齐韩魏联军攻秦，秦还魏河外二地。
公元前290年，魏又献秦河东地400里，漆垣又入秦）等圆孔圜钱。
圜钱中还有安臧钱，安臧圜钱可能是受秦影响或秦占领王畿后出现的钱币。
此外尚有西周、东周两种圆孔圜钱，钱直径2.5厘米，为战国时的小国东西周所铸，也可能是秦吞并东西周以后出现的地方钱币。
从以上论述的情况来看，有几种迹象值得注意：一、除魏国的垣、共字圜钱外，其余的圆孔圜钱均在战国末一二十年内铸行。
二、上述圜钱上的文字多为城名，多在黄河中流以东的汾水流域，黄河以西的洛河流域，以及黄河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恰是当年秦和周王畿及赵、魏接触的地带，看来在这个时候赵国已经把中山国占领。
三、上列圜钱除垣、共两种圜钱外，其余很稀少，有的迄今还是孤品，可见距离秦国统一六国改革币制的时间不会很长。
四、出土最多的是垣、共字两种圜钱，特别以垣字圜钱出土居多。
圜钱总的出土量很少，在战国时期的币制中，仅是一个小小的体系，，但它是战国中期以后各地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商品交换更为频繁、货币日趋统一的主要发展标志，它也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的货币形式。
齐国圜钱的文字为“益化”，是战国时期由齐国铸行的圆形有空的金属货币。
其形制较为独特，穿孔呈方形且币面有郭。
齐圜钱的铸造时期略迟，大约是在战国晚期，但它们仍然继承了齐刀币的“化”为货币单位。
齐国圜钱方孔、背平素。
面文“益化”有人解释为宝化、明贝、燕贝这是不确切的，一般认为解释为益更为准确。
益化钱分为三等，即益化、益四化、益六化。
益六化直径长3.5厘米，重8.25克左右；益四化直径3厘米，重5.45克左右；益化直径一般为2厘米，重1.30—2克。
益化钱的“益”旧说等于20两或24两，看来未必如此。
益字为20朋贝，铜一益曾等于贝20朋贝，它的币材重量称“溢”，应该不是20或24两的镒，这个“溢”字为一把粟米的重量。
益化钱铸行时期在战国末年，具体说，益化钱开始铸行应是齐襄王复国以后的事。
如果铸行在秦汉之际，近年来山东临淄的战国晚期墓就不会出土一枚益六化了。
建国以来，有科学考古记录的：1960年山东省济南市五星牌坊出土益六化305枚，益四化292枚，益化两枚；1979年山东省日照县两城公社竹园大队出土一批齐币中，有圜钱 122枚，益六化107枚，益四化 95枚，同坑出土的齐刀有197枚。
“匽”、“匽化”、“一化”都是燕国晚期所铸。
匽钱方孔圆形，无轮廓，背平素，一般直径2.9厘米左右，重4.2—4.6克。
“化”本来是刀币的单位，齐刀就铸上化字而称为“法化”。
看来“燕化”与一枚燕刀化就名目价值来说应该是相等的。
“一化”钱圆形方孔，分为有廓和无廓两种，背平素，只有一种铝铸者尝在背面上有一“吉”字。
这种圜钱一般直径1.8—1.95厘米，而厚薄很悬殊，所以重约1.1—2.6克，一般重为1.4—1.5克，个别的有重3克的。
面文“一化”两字，旧时的解释也众说纷纭，为一刀、一夕、一化等，解释为“一化”比较适当。
这种铸币是通货紊乱时期的铸币。
过去有人往往把这三种货币看作“三等制”，以其益化圜钱的三等制来比较，那是讲不通的。
其实，三种燕币的铸行是有先后的。
匽钱是由燕化刀改的圜钱，时间很短，便铸行减重的燕化圜钱，再进一步减重而铸行一化，所以后世不易发现。
目前发现比较多的“燕化”较多，“一化”最多。
这类钱的出现最近情理的看法是铸行于燕王喜在位（公元前254—公元前222年）时期，是燕王喜近都辽东郡的铸币。
秦圜钱系指战国时期秦国所铸行的一类圆形有孔的货币。
其形制特征是以“两”作为单位，钱上只纪货币单位而不纪地名。
秦的半两圜钱，实际上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铸行的方孔半两钱的先驱。
目前，秦圜钱已经发现“铢重一两·十四” “铢重一两·十三” 、“铢重一两·十二”、“半两”及方孔的“两甾”等品种。
铢重一两钱铜质纯赤，圆形圆孔，背平素无廓,形制古朴。
一般直径约3.7厘米，穿孔约0.8-0.9厘米，重约14克左右，轻者也有9克左右。
“半两”型钱，方孔圆型，平均重量约为10克左右，重的有15克以上，轻者6克左右。
“半两”钱中还有一种名曰“两甾”的变异钱，“甾”即“锱” ，一锱为六铢，两锱是十二铢即半两。
这种钱外圆内方，初期无廓，后期有外廓，直径大约3厘米左右，重量约为8克左右。
秦国铢重一两型圜钱的重量与魏国“共”、“垣”字圜钱接近，说明二者的铸造时间比较接近。
魏在公元前354年与齐国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国势衰落，一蹶不振。
此时已经崛起的秦国再不会向魏国效仿学习，所以半两钱铸行在铢重一两 钱之后，时间大约在“初行钱”时。
战国秦半两的铸行，与商鞅变法和惠文王“初行钱”有关系，秦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了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任用商鞅变法。
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
租禾是实物田租，“赋”就是要农民交实物田租税外，还要以货币来纳口赋。
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要以货币来纳税。
与此同时，货币也进行了改革。
秦惠文王年十九而立，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进行货币改革——“初行钱”。
“初行钱”不等于说秦国到了惠文王时才开始铸钱，而是在这之前，钱币多为私人所铸，主要由商人铸造，用以牟取暴利，现在政府改革，规定钱币一律由公家政府来铸造，私人不许铸造。
这无疑是秦国进行币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措施。
秦国钱币中还有一种方孔小型圆钱，面文为“文信”，“长安”。
文信钱，方孔圆形，无内外廓，背平素，钱面穿孔四周有凸出纹，面文“文信”二字分别列于穿孔左右，字体优美别致。
文信钱直径长2.3厘米，穿孔宽0.9厘米，重2.9—4克。
1955年考古人员在河南洛阳市西郊河南古城遗址内发现了文信钱残石范，从而证明文信圆钱为吕不韦所铸。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出身大贾，富有谋略。
他在邯郸经商时，认识了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此时异人正被赵国冷落，吕不韦认为异人有利用的价值，所以重金与异人交好。
吕不韦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被封为文信侯，此钱是吕不韦在其封地所铸。
钱上的信字旁没有固定，不是小篆，可知文信钱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铸币。
在秦始皇没有亲政之前，吕不韦掌有实权，他在封国内用封号铸钱是可能的，更何况吕不韦又是商人出身。
后来经过吕不韦的精心谋划，异人被秦孝文王立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孝文王猝死，异人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的吕不韦拥有家僮万人，食客三千，俨然如一国之君。
公元前239年，赢政已经21岁， 按照秦国的礼制，下一年就要“冠耳听治”。
吕不韦不甘心大权归政，与宦官嫪毐同时展开紧张的活动。
公元前238年，嫪毐集团被彻底镇压后，吕不韦又策动长安君倒戈，妄图取赢政而代之，很快又被赢政平息。
这样秦赢政和吕不韦的斗争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公元前237年，赢政先以放纵嫪毐的罪名免除了吕不韦的相位，接着命令吕不韦出居食邑河南。
吕不韦在河南并不安分，与京中使者来往不绝，赢政就干脆命令吕不韦迁居蜀郡，吕不韦自感前途不妙，后自尽身亡。
与文信钱相似的是长安钱，面文“长安”旋读，背平素，直径长2.1厘米，穿孔宽1厘米，重1.8—2.5克。
“长”字在穿孔右边，“安”字在穿孔下，这种文字的排列，只有圆钱才有。
秦王赢政时由长安君成矫所铸。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成矫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率军“击赵，反”，此钱当为长安君反叛前所铸。
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城砖厂出土过“长安”与“文信”钱各一枚。
既然证明了文信钱的存在，同时也就证明了吕布韦阴谋篡位并非杜撰。
文信钱可以说是文信侯吕不韦阴谋取代秦赢政的有力证据。
关于长安钱，其形制、字型与文信钱相同。
如果该钱确实为长安君所铸，则此钱与文信钱同为阴谋家的罪证。
因为秦代是绝对不允许私人铸钱的，况且在钱币上还铸有自己的封号，这不是谋反是什么呢? 想了解更多货币请访问
铜钱是谁发明的
秦始皇下令废除原各国的旧币，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的货币制度。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及至秦，分一国之币为三等。
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半两其形制仿玉璧纺轮的圜钱形制而来，方孔圆形，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
方孔钱是中国古代钱币最常见的一种。
由于发行时间和发行量均远大于其他种类的钱币，方孔钱和中国古钱币这两个概念经常等同。
秦帝国以后两千多年间的钱币，除王莽一度行刀布外，中间都有一方孔，故称钱为“方孔钱”，也被戏称为“孔方兄”。
方孔钱是由圜钱演变而来的，以秦帝国的“半两钱”为最早，中华民国时期的“民国通宝”为最晚。
战国时秦货币为圜钱 “圜钱”是中国战国时期铸行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又称“圜化”，简称“环钱”，是我国先秦时期铜铸币四大系统之一，也主要是秦国的铸币形式。
圜钱有两大类：一是圆形圆孔，比较原始；二是圆形方孔（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而成）。
初期圜钱的穿孔比较狭小，以后逐渐变大。
圜钱的正面铸有铭文，反面则无任何文字。
圜钱是由玉璧和古时的纺轮演化而来的。
圜钱是沿用璧、环的专称来称其形体的。
《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孔位之璧，肉好若一谓之环。
”“好”是指璧、环居中的穿孔，“肉”是指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
环钱的穿孔也称好，自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也称“肉”，可见圜钱与玉璧之间的关系是有联系的。
从圜钱钱体所铸货币单位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一、以“两”为单位的秦国圜钱；二、以“釿”为单位的两周、三晋地区的圜钱；三、以传统货币单位“刀”为名称的齐、燕圜钱。
圜钱目前发现的以安臧钱局最早，直径3厘米，穿孔0.8厘米左右，钱文右列，书法粗壮，古朴淳厚。
材质为青铜，泥范不磨边。
安臧二字是地名，现在不知确切所在，这一城邑曾出过空首布，文字书法都不及这钱工整。
因为发现不多，对此古老的圜钱无法详细研究。
这一钱穿孔细小，其流通时间在东周初年至春秋中期，流通地域可能在河南、山西接近黄河的地区。
还有一种是“济阴钱”。
济阴是地名，在今山西省荣河县魏邑。
济阴钱在秦国圜钱中流通最久，变化最多。
最初的济阴钱直径长37厘米以上，重9克，穿孔较大，约1厘米以上。
字体十分工整，瘦劲圆滑。
济阴地处楚、齐、魏、赵、卫等国之间，商业非常发达，是东方经济的中枢。
“共屯赤金”是一种圆孔钱，标铸造地名，或加标布钱币值单位，但钱形又为秦制，可分为：一、魏国所铸，个别为周铸；二、秦占领布钱地区城邑出现的地方性铸钱。
魏国所铸钱币的共同特点是穿孔小，一般在0．7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一般不小于4厘米，无廓，背平素，无文，形制古拙，面文多铸有一个字，也有四字的，如垣（山西垣曲西，战国魏邑）、共（河南辉县，战国魏邑）、屯赤金（山西盐池东北，战国魏邑）等圜钱，都是魏国铸币，也是魏受到秦币影响而出现的新币。
圆孔圜钱的共同特点是穿孔较大，约0．9－1．4厘米，钱直径3．2－3．6厘米，铸造工整，有的有外廓，面文铸有地名，多是被秦国占领的赵、魏城邑。
蔺和离石都是战国时赵国的属地。
离石即今山西的离石县，蔺在今离石县西，也称蔺阳邑，两地相距很近，赵在这两地都铸过纪地的圜钱。
圜钱是战国中晚期的青铜铸币，是一种进步的铸币形式。
最早的圜钱产生在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
如面文“垣”、“共”字等。
这种形式的钱币，比起“布币”、“刀币”来便于携带，也便于互相接受，符合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它的出现在钱币兴起上就有了一种新的铸币体系，在战国时期为各国先后所仿铸。
先是赵国、秦国仿铸，后有齐国、燕国仿铸。
圜钱迄今发现有十余种，蔺、离石圜钱属赵。
蔺和离石地区是秦国、赵国、魏国争夺之地。
战国大部分时期内，这两地都属赵，但也一再为秦所占。
史书记载，在赵成侯、赵肃侯至赵武灵王统治时期，秦国屡次攻击蔺和离石。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秦攻我蔺”。
又载：赵肃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
赵疵与秦战。
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
”再后又记载：赵武灵王十三年（公元前313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
”可见这个地区战争之频繁。
在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时，正当秦惠文王十二年。
《史记·六国年表》说：“樗里子击蔺阳，虏赵将。
”《史记·秦本纪》也记载：“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
”这两处记载与上述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都说的是同一事件，只是《史记·秦本纪》未提“击蔺阳”而已。
蔺、离石因为距秦很近，因此一再受秦国的攻击和占领，差不多十几年就有一次。
秦国在军事上的不断攻占，必然会对商贸活动产生影响。
因此，也可以说蔺、离石两种圜钱是在直接受秦国圜钱的影响下铸行的。
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在公元前228年秦将破赵军、入邯郸、赵亡后所铸。
赵国本来是刀、布币并行的地区，曾出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肩圆足布”和几种直刀。
蔺和离石两种圜钱的形制——圆形圆孔，有外廓，也表现出嬗变于赵铸的“圆肩圆足布”。
赵国的布、刀、圜钱都有带“蔺”字的。
但是蔺布较多，刀和圜钱则罕有。
蔺字，在布、刀、圜钱上都写作“焛”，这个字在金文简书和其他先秦文字中未见。
钱币上却保留了此字，值得注意。
关于“蔺”字圜钱，过去钱币界有一段遗闻。
民国八、九年时，钱币学家郑家相在直隶省（今河北省）财政厅任职，寓居天津，与钱币收藏家方若来往较密。
有一次郑家相在一个古玩店铺里，见到一枚蔺字圜钱，锈色已无，文字也不清晰。
店主要价20元，郑家相还价，用10元钱购得。
他问店主：方若先生是否见过此钱
店主答：他早见过，但不愿意购买，否则，10元你怎能买。
第二天，郑家相持钱去见方若。
问他，见过此钱没有
方说：我见过，是伪品，不然我早就买了。
郑家相说：我看此钱，绿色虽无，但铜色甚古。
文字虽不清晰，但精神尚在，决非好事者能伪作。
方若不信。
过了一个月，方若去北京，回来时，得蔺字钱左右文各一枚。
访郑家相时，说，为此两枚钱花了600元，叫卖主敲了竹杠。
问郑：你那一品还在吗
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
郑家相拣出那枚蔺字钱一看，与方若得的那一枚字在右者虽有精粗之别，而制作工艺则相同。
这样，才断定郑家相的那一枚也非赝品。
蔺、离石两圜钱，显然比蔺、离石布钱铸行得晚，除离石没有方足小布外，蔺字在“方足”、“尖足”、“圆足”、“平首布”钱中都有，而以“方足”、“尖足小布”为最多。
蔺、离石圆足布钱为赵国边邑所铸，后被魏占有，所以又铸行了方足小布，后被秦占领，先出现蔺、离石圆足布，后铸圆钱。
蔺与离石圜钱迄今发现不多，说明这种圜钱铸行的时间短暂，并且在布钱之后铸造。
与蔺、离石圜钱相近的还有皮氏（本属魏邑，公元前270年被秦占）、平原（河南济源西北，本属魏邑，大概公元前242年秦建东郡时已归秦）、济阴（公元前290年魏献河东400里，济阴归秦，公元前257年魏国的信陵君与赵得胜，收复河东，秦再度取河东已在战国末年）、封坪（今陕西浦县境，本属魏邑，与洛阳同时归秦，铸此钱应在战国末年，没过多久就停铸了，所以后世遗存极少）、武安（河南武安西南，公元前259年秦派王义攻取，武安入秦）、黍垣一釿、漆垣一釿（为一地所铸。
战国时漆垣为魏国的西河之外，公元前296年，齐韩魏联军攻秦，秦还魏河外二地。
公元前290年，魏又献秦河东地400里，漆垣又入秦）等圆孔圜钱。
圜钱中还有安臧钱，安臧圜钱可能是受秦影响或秦占领王畿后出现的钱币。
此外尚有西周、东周两种圆孔圜钱，钱直径2.5厘米，为战国时的小国东西周所铸，也可能是秦吞并东西周以后出现的地方钱币。
从以上论述的情况来看，有几种迹象值得注意：一、除魏国的垣、共字圜钱外，其余的圆孔圜钱均在战国末一二十年内铸行。
二、上述圜钱上的文字多为城名，多在黄河中流以东的汾水流域，黄河以西的洛河流域，以及黄河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恰是当年秦和周王畿及赵、魏接触的地带，看来在这个时候赵国已经把中山国占领。
三、上列圜钱除垣、共两种圜钱外，其余很稀少，有的迄今还是孤品，可见距离秦国统一六国改革币制的时间不会很长。
四、出土最多的是垣、共字两种圜钱，特别以垣字圜钱出土居多。
圜钱总的出土量很少，在战国时期的币制中，仅是一个小小的体系，，但它是战国中期以后各地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商品交换更为频繁、货币日趋统一的主要发展标志，它也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的货币形式。
齐国圜钱的文字为“益化”，是战国时期由齐国铸行的圆形有空的金属货币。
其形制较为独特，穿孔呈方形且币面有郭。
齐圜钱的铸造时期略迟，大约是在战国晚期，但它们仍然继承了齐刀币的“化”为货币单位。
齐国圜钱方孔、背平素。
面文“益化”有人解释为宝化、明贝、燕贝这是不确切的，一般认为解释为益更为准确。
益化钱分为三等，即益化、益四化、益六化。
益六化直径长3.5厘米，重8.25克左右；益四化直径3厘米，重5.45克左右；益化直径一般为2厘米，重1.30—2克。
益化钱的“益”旧说等于20两或24两，看来未必如此。
益字为20朋贝，铜一益曾等于贝20朋贝，它的币材重量称“溢”，应该不是20或24两的镒，这个“溢”字为一把粟米的重量。
益化钱铸行时期在战国末年，具体说，益化钱开始铸行应是齐襄王复国以后的事。
如果铸行在秦汉之际，近年来山东临淄的战国晚期墓就不会出土一枚益六化了。
建国以来，有科学考古记录的：1960年山东省济南市五星牌坊出土益六化305枚，益四化292枚，益化两枚；1979年山东省日照县两城公社竹园大队出土一批齐币中，有圜钱 122枚，益六化107枚，益四化 95枚，同坑出土的齐刀有197枚。
“匽”、“匽化”、“一化”都是燕国晚期所铸。
匽钱方孔圆形，无轮廓，背平素，一般直径2.9厘米左右，重4.2—4.6克。
“化”本来是刀币的单位，齐刀就铸上化字而称为“法化”。
看来“燕化”与一枚燕刀化就名目价值来说应该是相等的。
“一化”钱圆形方孔，分为有廓和无廓两种，背平素，只有一种铝铸者尝在背面上有一“吉”字。
这种圜钱一般直径1.8—1.95厘米，而厚薄很悬殊，所以重约1.1—2.6克，一般重为1.4—1.5克，个别的有重3克的。
面文“一化”两字，旧时的解释也众说纷纭，为一刀、一夕、一化等，解释为“一化”比较适当。
这种铸币是通货紊乱时期的铸币。
过去有人往往把这三种货币看作“三等制”，以其益化圜钱的三等制来比较，那是讲不通的。
其实，三种燕币的铸行是有先后的。
匽钱是由燕化刀改的圜钱，时间很短，便铸行减重的燕化圜钱，再进一步减重而铸行一化，所以后世不易发现。
目前发现比较多的“燕化”较多，“一化”最多。
这类钱的出现最近情理的看法是铸行于燕王喜在位（公元前254—公元前222年）时期，是燕王喜近都辽东郡的铸币。
秦圜钱系指战国时期秦国所铸行的一类圆形有孔的货币。
其形制特征是以“两”作为单位，钱上只纪货币单位而不纪地名。
秦的半两圜钱，实际上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铸行的方孔半两钱的先驱。
目前，秦圜钱已经发现“铢重一两·十四” “铢重一两·十三” 、“铢重一两·十二”、“半两”及方孔的“两甾”等品种。
铢重一两钱铜质纯赤，圆形圆孔，背平素无廓,形制古朴。
一般直径约3.7厘米，穿孔约0.8-0.9厘米，重约14克左右，轻者也有9克左右。
“半两”型钱，方孔圆型，平均重量约为10克左右，重的有15克以上，轻者6克左右。
“半两”钱中还有一种名曰“两甾”的变异钱，“甾”即“锱” ，一锱为六铢，两锱是十二铢即半两。
这种钱外圆内方，初期无廓，后期有外廓，直径大约3厘米左右，重量约为8克左右。
秦国铢重一两型圜钱的重量与魏国“共”、“垣”字圜钱接近，说明二者的铸造时间比较接近。
魏在公元前354年与齐国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国势衰落，一蹶不振。
此时已经崛起的秦国再不会向魏国效仿学习，所以半两钱铸行在铢重一两 钱之后，时间大约在“初行钱”时。
战国秦半两的铸行，与商鞅变法和惠文王“初行钱”有关系，秦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了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任用商鞅变法。
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
租禾是实物田租，“赋”就是要农民交实物田租税外，还要以货币来纳口赋。
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要以货币来纳税。
与此同时，货币也进行了改革。
秦惠文王年十九而立，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进行货币改革——“初行钱”。
“初行钱”不等于说秦国到了惠文王时才开始铸钱，而是在这之前，钱币多为私人所铸，主要由商人铸造，用以牟取暴利，现在政府改革，规定钱币一律由公家政府来铸造，私人不许铸造。
这无疑是秦国进行币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措施。
秦国钱币中还有一种方孔小型圆钱，面文为“文信”，“长安”。
文信钱，方孔圆形，无内外廓，背平素，钱面穿孔四周有凸出纹，面文“文信”二字分别列于穿孔左右，字体优美别致。
文信钱直径长2.3厘米，穿孔宽0.9厘米，重2.9—4克。
1955年考古人员在河南洛阳市西郊河南古城遗址内发现了文信钱残石范，从而证明文信圆钱为吕不韦所铸。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出身大贾，富有谋略。
他在邯郸经商时，认识了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此时异人正被赵国冷落，吕不韦认为异人有利用的价值，所以重金与异人交好。
吕不韦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被封为文信侯，此钱是吕不韦在其封地所铸。
钱上的信字旁没有固定，不是小篆，可知文信钱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铸币。
在秦始皇没有亲政之前，吕不韦掌有实权，他在封国内用封号铸钱是可能的，更何况吕不韦又是商人出身。
后来经过吕不韦的精心谋划，异人被秦孝文王立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孝文王猝死，异人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的吕不韦拥有家僮万人，食客三千，俨然如一国之君。
公元前239年，赢政已经21岁， 按照秦国的礼制，下一年就要“冠耳听治”。
吕不韦不甘心大权归政，与宦官嫪毐同时展开紧张的活动。
公元前238年，嫪毐集团被彻底镇压后，吕不韦又策动长安君倒戈，妄图取赢政而代之，很快又被赢政平息。
这样秦赢政和吕不韦的斗争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公元前237年，赢政先以放纵嫪毐的罪名免除了吕不韦的相位，接着命令吕不韦出居食邑河南。
吕不韦在河南并不安分，与京中使者来往不绝，赢政就干脆命令吕不韦迁居蜀郡，吕不韦自感前途不妙，后自尽身亡。
与文信钱相似的是长安钱，面文“长安”旋读，背平素，直径长2.1厘米，穿孔宽1厘米，重1.8—2.5克。
“长”字在穿孔右边，“安”字在穿孔下，这种文字的排列，只有圆钱才有。
秦王赢政时由长安君成矫所铸。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成矫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率军“击赵，反”，此钱当为长安君反叛前所铸。
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城砖厂出土过“长安”与“文信”钱各一枚。
既然证明了文信钱的存在，同时也就证明了吕布韦阴谋篡位并非杜撰。
文信钱可以说是文信侯吕不韦阴谋取代秦赢政的有力证据。
关于长安钱，其形制、字型与文信钱相同。
如果该钱确实为长安君所铸，则此钱与文信钱同为阴谋家的罪证。
因为秦代是绝对不允许私人铸钱的，况且在钱币上还铸有自己的封号，这不是谋反是什么呢? 想了解更多货币请访问
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感，800字，急用
《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始皇·在其历代祖先积基础上吞六国，统一天下，第一次了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的过程，肯定了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记秦始皇称帝后由于缺少历史经验而采取的种种做法；尤其是写了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以非法手段谋取政权，倒行逆施，终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将秦王朝彻底葬送的悲惨教训。
读完《秦秦始皇本纪》我发现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秦始皇这一类皇帝在历史上，他们可谓是少有的人才，虽然我们和他们一样，有着一样的头脑，学的知识学的知识要比他们更丰富，但是他们确能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去管理无边大的国家，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把自己有限的知识融入生活中，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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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颠覆传统历史的巨作大秦帝国 事隔一年，终于看完了这历史剧，尽管结尾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觉得有些无法接受。
眼睁睁的看着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历经六代君王而崛起的帝国就这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就走向了灭亡。
最后一部看着很教人难受，功臣一个个惨死，阴谋一步步得逞，心里一直都在期望能有人站出来阻止赵高胡亥的胡作非为。
假如扶苏没有自杀，假如蒙恬不那么温顺的不顾真假的听从王命，假如李斯能在最后关头清醒过来杀掉赵高重新拥立一个新的皇帝，结局是否就能改变呢
也许能有秦五世秦六世甚至十几世的出现，但恐怕终究也逃不过最后一亡。
正如同已经灭亡的六国一样。
秦国一统天下是有其偶然性的。
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灭亡其实都可以归咎到君主身上。
但凡遇到明君，则国家可以改革图强，一旦遇到昏君，则很快就能耗空国力。
即使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改革深度远大于六国，并且整个国家是一个法治完备的国家，但君王的权力仍然是超越一切的，所以即使明君如嬴政也有昏头发“逐客令”的时候。
所以，秦国的强大，依然依靠的是君主的个人能力。
所幸的是，秦国的运气真的比六国要好。
秦孝公以后的一百四十年六代君王中，平庸者只有三个，并且这三人加起来的执政时间才不过八年，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王、嬴政这种雄主加起来的执政时间有一百三十二年之久。
老王暮政也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时期，而在秦国，除了在秦昭王执政五十六年的末期确有暮政之险以外，其他英明的君主几乎都是在英年去世的。
而且几乎就是活活给公务累死的。
终于，在如嬴政这般千古难遇的一代明主去世以后，秦帝国终于遇到了一个有史以来最昏庸的君王，从而使得奸臣得道，功臣殉国，不到三年竟然就灭亡了。
眼看着历史进入了一个倒退期，商鞅变法以来所建立的法治大道完全被破坏，帝国所积累的财富、大的工程也尽数被摧毁，真是教人无比心痛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西汉建立以后实际上是恢复了很多嬴政统一天下以后的制度，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下去。
虽然是部小说，但它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观点，并处处以正史做解释。
忽然发现，学习历史的时候，只知道一个历史事实而却不知道其背后的故事和原因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真希望孙老师可以接着楚汉之争继续写下去，好让我重新学习一次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