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三王墓读后感
《三王墓》，出自晋代干宝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卷十-。
此篇故事在《列士传》、《吴越春秋》、《越绝书》、《博物志》、《列异传》等书中均有记载，文字各异。
诸书记载中，以《搜神记》所记最详，文辞亦最佳。
鲁迅的小说《铸剑》被选入了教材，颇有影响。
小说的结尾，三个头骨与楚王的尸体被埋葬在一起，称为三王墓。
平常人多以为这仅仅是传说，不足为信。
其实真有三王墓，知道三王墓的人很少，知道三王墓在汝南的人更少。
登上三王墓，茅草密密，深达腰际，墓顶上有几处盗洞，为野草覆盖。
循墓走一周，没发现说明牌，禁不住怅然若失，周围百姓不知道三王墓，与有关部门不重视宣传和保护有关。
站在墓顶眺望，沃野平畴，村庄点缀，麦苗青青，小路如绳，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宁静的旷野。
细究起来，这是个奇怪的现象。
如今，受经济利益驱使，争抢名人故里、历史事件发生地之类的事，不断见诸媒体，臭名昭著的西门庆被几座城市争抢，子虚乌有的孙悟空、花果山被多个景区争抢，说白了，都是为了钱，开发的本质就是变相破坏。
三王墓没人争抢，难得保持一份宁静，不容易，这是它的寂寞，也是它的幸运。
不知道幸运能持续多久。
我倒希望三王墓不被开发，将原始面貌保持下去。
离开三王墓，穿过麦田，立于田间小路回望，但见夕阳悬于天边，红彤彤，夕阳下的三王墓颇显冷清。
三王墓 反映了什么传统文化特征 艺术特点?
《搜神记》是东晋干宝著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所记多为神怪灵异之说，作品多见阴阳术数。
《三王墓》可说是其中很独特的一篇，除了煮赤之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这一情节略有怪异外（另有楚王梦一儿欲报仇一事，在情理上还讲得通），其余情节却与其它篇章大大不同。
我一直很奇怪，干宝为什么要把《三王墓》收进《搜神记》。
现在才隐隐明白，原来干宝的意思也许是侠之大者，与神无异。
《三王墓》作为古文之经典，应该很多人都读过。
讲的是楚国时干将莫邪（又有人认为干将莫邪应该是两人：干将为夫、莫邪是妻。
连鲁迅都做如是观。
结合上下文，我以为干将莫邪应是一人）为楚王作剑，三年铸得雌雄剑，只将雌剑与楚王，被楚王所杀。
莫邪子名赤，长大后取得雄剑，欲报父仇不得。
道逢一客，客谓：“闻王购子头千斤。
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仇。
”赤竟毫不忧郁地把自己的头割给了毫不相识的“客”。
而客也果不负言，把赤之头献王，并要楚王煮赤之头。
赤之头三日三夕不烂，楚王伸头去看，被“客”把头割下来，掉进了汤锅。
“客”随即将自己的头也割在汤锅中。
“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于是只好把三个头埋在一起，称“三王墓”。
现在很多人受鲁迅《铸剑》的影响，对干将莫邪关注更多，而窃以为这篇文章中的真正主角应是“客”。
“客”的身上可说集中了侠之大者的大义。
“客”与赤并不相识，但却赴死为赤报仇。
单这一节，就是不愧为侠“客”。
（赤自刎而报父仇，也可称为侠，但鉴于出发点并不高尚——为报父仇，所以只能归于侠之小者。
搁到今天，大家看到赤自刎一节，可能要为他捏一把冷汗：如果“客”失言怎么办
或者“客”根本就是楚王派来的呢
——赤能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识，给他个“侠”的称号，也算名至实归）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就是侠之所为。
而明知必死而行侠仗义，对方更是一国之君王，不能不说“客”之所为比一般的侠更高出一筹。
我想，如果说“客”帮“赤”报父仇，最初是因为打抱不平，敢帮弱小与强权做斗争的英雄气概使然的话。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赤”自刎这一壮举，让他有惺惺相惜之感。
英雄惜英雄，所以慷慨赴义。
“客”之所为，不离一般侠的乖张：竟要赤割下自己的头，作为向楚王报仇的工具
在浅见如玫瑰水手看来，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但这里也表明了“客”之高明处：除了武功高强（文章虽然没有明写这一点，但从客“以剑拟王头”的“拟”字表明的剑法的准确度和麻利劲儿，可以想见端倪），“客”还具有普通侠所不具备的智慧：楚王作为一国之君，又明知有人要杀他，一定戒备森严，绝难接近。
以赤之头献之，一方面可以接近楚王，一方面又可以让楚王放松警惕。
而“客”要楚王到汤锅边的那一句：“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
”透出的睿智也令我忍俊不禁：“客”算掌握了人都爱拍马屁的弱点，言煮了三天三夜的头也经不住您老一看，您一看呀，它不烂都得烂
如果我是这楚王，虽然作为一国之君，平时高帽子戴惯了，但这样新颖的高帽子倒是第一回听说，也会忍不住要上当，以为只要把自己威严的眼光往赤的头上看一眼，它就得象中了原子弹一样土崩瓦解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客”杀人的艺术性：不光要把你杀掉，还要把你的头和俺们的头放到一起煮，彻底消灭楚王一国之君的威严
同时让咱们也享受王的待遇（最后三人的头葬在一起，合成“三王墓”）。
读《三王墓》时，还有个疑问：为什么干将莫邪、赤都有姓名，而作为主角的“客”竟然无名无姓呢
既然《搜神记》是志怪小说，作者完全有理由给他起个响亮的名字，好名垂青史呀
但回头一想，我又不得不佩服干宝塑造侠之大者的苦心：古之侠者，虽然行事乖张，却爱虚名。
做些个“侠”事，惟恐怕人不知道，偏要做得轰轰烈烈。
而《三王墓》中的“客”，却完全跳出了这些“小侠”见识，只为“义”，不为“名”了。
即使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依然姓名不为人道。
三王墓的含义
三王墓 [ sān wáng mù ] 基本解释：相传 楚 干将 莫邪 为 楚王 铸剑，剑成， 楚王 杀 莫邪 。
详细解释：相传 楚 干将 莫邪 为 楚王 铸剑，剑成， 楚王 杀 莫邪 。
莫邪 子为报父仇计，自刎死，以头付客献之 楚王 。
楚王 令煮之，不烂;客请王往观之。
至，客剑斩王，头堕锅中;客自杀，头亦堕锅中，“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今在 汝南 北 宜春县 界。
”见 晋 干宝 《搜神记》卷十一。
《搜神记》的《干将莫邪》全文逐字翻译
这个假期，我读了作家威的《老人与海》。
故事的公桑地亚哥是个硬。
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打到一条鱼后，他终于发现了一条巨大的大马林鱼。
老人费尽心力把鱼扎死。
然而，一群嗅着血腥味而来的大鲨鱼扑了过来。
最后，老人凭着顽强的意志胜利返航，尽管拖回的只是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在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拥有一颗坚强、不屈服的心来面对失败，成功就一定会向我们走来。
篇二：最后一头战象读书笔记100字读了《最后一头战象》我体会到了,大象是一种有灵气的动物,它可以为了人们牺牲,为了同伴儿死,故事中的嘎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想当年他英勇杀敌,勇往直前,浴血奋战的样子让我们历历在目,大象有着一般人没有的重义气,有小人没有的为伙伴而死的精神,大象看起来很可怕但如果你和它相处一段日子,你一定会发现,它就是你这辈子最不会出卖你的朋友。
篇三：海的女儿读书笔记100字今天我看了《海的女儿》。
此书主要讲的是童话中的爱情，是现实中没有或少有的爱情。
是啊，生活中有多少人肯为了爱情像美人鱼一样牺牲甜美的声音，而换来的是每走一步都如刀割般的疼痛。
即便这样痛苦，为了王子她还要脸上带着笑旋风样狂舞。
如此的付出，小美人鱼也没有赢得爱情。
当王子挽上自以为心爱的公主时，小美人鱼就要化为泡沫，此时，善良的美人鱼除了对王子与公主的祝福，竟然毫无怨言。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的落了下来，幸好美人鱼没有化为泡沫而是变成精灵，否则，我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不公。
篇四：童年读书笔记100字我读了一本书《童年》，这是高尔基故事之一。
这本书很感人，讲了儿童时代先后死去父母的高尔基，过着痛苦的生活，经历了种种磨难。
高尔基是个很懂事的孩子，看到了有人残暴、吝啬，他痛恨这一切，学到了正直、勤劳、无私、勇敢，使他从小就懂得痛恨压迫，痛恨剥削，同情受折磨的劳动者，逐步形成他坚强的敢于反抗旧世界的优秀品质。
我要向高尔基学习，学习他那优秀的品质。
鲁迅《铸剑》这一篇中分析眉间尺和黑衣人这两个形象
1、回答：（1）眉间尺 本是铸剑的第一主人公， 但是他生性怯懦 做事迟滞 他主要表现出鲁迅先生自身做事谨慎犹豫的一个侧面 心理的复杂性更多的被揭示（2）黑衣人作为鲁迅笔下重复出现的形象，是一位精神界的战士，是对自身的不断否定的体现，这层表明了他自身的心理谋求，内在的深刻性和有思想的行动渴望以近乎荒诞的手法被更多的彰显出来.2、《铸剑》介绍：《铸剑》是鲁迅历史小说的代表，根据干宝的《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改写，原载1927年4月25、5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8、9两期，题作《眉间尺》，副题是《新编的故事之一》。
1936年1月，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故事新编》。
3、内容介绍：故事发生自在周宣王时代的楚国。
楚王嗜杀，找来天下第一铸剑名师干将及其妻子莫邪为他铸剑。
干将夫妇以王妃所孕之铁，苦干三年，为楚王锻了两把名剑。
楚王怕干将为他人所用，剑成之日就斩杀了干将。
不想干将夫妇只献雌剑，未献雄剑。
干将被害16年后，莫邪含辛茹苦养大儿子眉间尺。
莫邪把其父遇害情景告诉眉间尺，眉间尺一改以往柔弱性格，决心以雄剑为父报仇。
眉间尺凭一股勇气来到王城，杀不成楚王，又被通缉捉拿。
侠士晏之敖来见眉间尺，他可以杀楚王，但要借重眉间尺的宝剑和头颅。
眉间尺信任他，把宝剑和自己的头颅给了晏之敖。
晏之敖以献眉间尺之头晋见楚王，并设计在煮头的鼎边用雄剑砍下了楚王的头，眉间尺和楚王两颗头在鼎中进行殊死搏斗。
眉间尺年幼，不是楚王对手，被楚王的头咬住不放。
晏之敖见状，拔剑自刎，头颅掉入鼎中，加入战局，终于把楚王头咬得无声无息。
三个头都煮成了白骨，无法分出彼此，楚国王公大臣出于无奈，只好将三个头颅均以王礼分而葬之。
这就是三王冢的来历。
4、作者介绍：鲁迅，清朝光绪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濂溪村，初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在南京求学时学名为“周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三十八岁时，开始用鲁迅为笔名。
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称为“周氏三兄弟”。
鲁迅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
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科学医。
后弃医从文（详见《藤野先生》一文），回到本国从事文艺工作，希望通过文学改变国民精神。
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
期间曾奉母命回国结婚，夫人朱安。
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等地担任教师。
干宝 《搜神记》的 简介
白蛇传的故事来源是宋朝话本，成形于《三言二拍》。
故事背景是宋朝，具体说南宋。
牛郎织女最早记载在南北朝时代写成的《荆楚岁时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
年年织杼役，织成云锦天衣。
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
嫁后遂废织纴。
天帝怒，责令归河东。
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这个故事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
宝莲灯的故事最早见于最早见于宋代戏文，元朝杂剧也有《沉香太子劈华山》，故事背景不明。
嫦娥奔月：嫦娥是后弈的老婆，而后弈是夏朝有穷国的国君，所以它的背景就是夏朝。
中国古代除上古神话以外，南北朝时的神话故事最多不过这些故事的背景有上古的，有秦汉的。
当时正是玄学兴盛，佛教传入中国，带来轮回等观念，道教的神系统逐渐形成。
当时出现大批志怪小说，保留了许多神话故事。
上述是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
搜神记的编写意图是什么
撰写意图 文体定位 鲁迅第一次从现代意义上提出了志怪小说的概念，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意图作了经典论述：“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六朝人是否有意为小说，后世学者有的赞同，有的反对。
代表观点略举一二：王恒展认为“干宝的创作实践了他的小说理论，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宁稼雨认为六朝人心目中的小说是不包括志怪作品的，六朝志怪小说的作者不是一种有意的自觉的创作活动。
干宝是否有意为小说，干宝自己如何看待
笔者试图通过深入理解干宝其人及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对其创作意图和文体分类思想进行探讨。
写“史” 《晋书・干宝传》中记载干宝因王导的推荐有了史官身份，并得到“良史”之肯定性评价： 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
”元帝纳焉。
宝于是始领国史。
其书简略，直而能婉，成称良史。
把干宝与陈寿、孙盛等人放在同一卷立传，其意明显，即干宝的历史定位乃是史家。
干宝领国史约十年，史家笔法练得娴熟，又有兴趣私撰《搜神记》，因是同时写作，可能《搜神记》会受史家写作态度的影响。
干宝在完成《搜神记》后曾请刘恢品藻，恢曰：“卿可谓鬼之董狐。
”此事人的“排调门”。
同时代人刘恢的评价更证明了干宝创作《搜神记》是贯穿了写史态度的。
《搜神记・序》中干宝把自己的创作与写史联系起来，进行类比：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选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
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
若此比类，往往有焉。
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
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
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卫朔失国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然所载均与不同。
吕望事周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司马迁记载了吕尚遇周的另两种说法。
干宝担心读者质疑《搜神记》的失实，以和为例，为自己辩护“若此比类，往往有焉”。
但是“失实”并非“虚妄”之意，而是指很难做到“事不二迹，言无异途”，即亲自调查并作出唯一判断。
干宝认为《搜神记》是有很大作用的：“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干宝以此比况，《搜神记》与主流著述（如史书）一样“所存者大”。
《搜神记》的部分文本材料取自史书，又部分文本被后来史书采用。
笔者对李剑国新辑《搜神记》343则故事进行了统计，《搜神记》从和中直接取材约有26则。
中主要取的是的内容，如《犬豕交》《牛祸》《赵邑蛇斗》《长安男子》等。
《管辂筮怪》《鬼目菜》《公孙渊》等则取材于《三国志》。
《后汉书》《晋书》《宋书》直接引用《搜神记》的材料约有61则，与干宝引用《汉书》《三国志》的数据不重复，占全书总量约五分之一。
三部史书所引材料也多用于《五行志》和《符瑞志》。
由统计数据可见，《搜神记》的内容约有87则是和正史相重的，占全书总量近三分之一。
难怪干宝将之比附于史书了。
《搜神记》的文本记述亦体现出史家的风格，如对彭祖坼生的论述。
“彭祖者，殷时大夫也。
陆终生六子，坼剖而产焉。
”对此，干宝作了分析： 若夫前志所传，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历代久远，莫足相证。
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儿，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斯盖近事之信也。
以今况古，固知注记者之不妄也。
干宝举禹、契，又举近事屈雍妻生男儿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交待得一清二楚，足证信实，完全是史家的严谨态度。
《搜神记》中有些文本的叙事模式也体现出史家的特点，对此李丰��有所研究。
《搜神记》中有一些识妖除妖的事例大体一致，如《五酉》《宋大贤》《斑狐书生》等等，都是“先告知，再证明”的模式，李丰桥认为这种模式“只要反复印证一种历史的真实，并不特别设计出说话或小说的趣味性，这一情况恐非原本民间口述的原貌，而为史家据笔直书的实用功能所致。
”笔者认为，《搜神记》中除《成公智琼》《谈生》《宋定伯》《倪彦思家魅》《紫��》等少数篇目注意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外，大部分文本叙事简约，体现史家“实录”风格。
释“易” 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可见，“明神道”是干宝的创作意图之一。
“神道”一词，较早出于《易》。
《易・观》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孔颖达疏曰：“‘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
” 王恒展认为干宝所言之“神道”指“神妙不测的自然造化”，而“所谓‘发明神道之不诬’，即说明儒家‘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语之不诬。
可见其创作目的并不是专意在证明世上真有没有鬼神。
”李剑国认为干宝“并不打算将《搜神记》弄成佛道的弘教之作，‘明鬼神之不诬’只是一项终极原则……可以说他为读者预设的期待视野统一在宗教神鬼的认同和好奇心理的舒纡上。
”李剑国理解的“神道”似乎是“鬼神之道”。
相对而言，笔者更认同王恒展的意见。
其未展开论述，笔者为之补充论据。
查《周易干氏注》，《系辞下》之“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干宝注曰：“能精义理之微以得未然之事，是以涉于神道而逆祸福也。
”由此解，干宝言“神道”，即未然之事。
《搜神记》之“神”亦与“神道”相通。
《系辞上》之“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干宝注曰：“否泰盈虚者，神也；变而周流者，易也。
言神之鼓万物无常方，易之应变化无定体也。
“神”与“易”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并与“神道”之义同，即它们都无常方无定体，而主宰了万物变化。
《系辞》中多处可见“神”与“易”意义相近，兹举一例：“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虞翻曰“至神谓易，隐初入微，知几其神乎”。
《系辞》日“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神、道、易因之连成一体。
干宝撰《搜神记》就是为了贯彻了自己“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易学思想。
从哲学层面上来说，干宝是一个易学家，干宝的著作中就有好几部是研究《周易》的：《周易注》《周易宗途》《周易爻义》《周易玄品》《周易问难》。
干宝的易学思想是否会对他创作《搜神记》产生影响呢
以上我们分析了《搜神记・序》，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再从《搜神记》文本内容考察。
李剑国考证《搜神记》原书体例是分篇记事，可考者有《神化》《感应》《妖怪》《变化》。
就目前所辑，文中有对“妖怪”、“变化”的论述，“气”、“五行”、“道”、“变化”是其理论的关键词，与“易”之思想相通，尤其中心句“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圣人理万物之化者，济之以道”正好和《周易》立象尽义、圣人以神道设教是同义的。
文本自身记载很多巫术感应、梦验、神妖变化之事。
《搜神记》对妖怪现象用“象――应”模式做解释的多达近90则。
其中17则直接引用了京房《易传》的分析，6则直接引用《周易》卦辞，还有一些是干宝自己的分析。
如《成公智琼》中干宝就弦超为神女所降事特以《周易》筮之，遇《颐》之《益》，以示同寮郎，郭璞解释为仙人之卦。
《夫妇相食》，干宝用到阴阳理论“夫妇阴阳两仪，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
阴阳相侵，岂特日月之眚哉
”皆说明干宝喜用《周易》之道。
《晋书》载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
”马国翰所辑《周易干氏注・序》云“兹据参校而习刊之史称宝好阴阳术数，留心京房、夏侯胜之传，故其注《易》尽用京氏占侯之法以为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运一一比附，后人讥其小物详而大道隐。
”干宝喜以易注史，可见干宝易学思想对其撰述的影响。
干宝还与道教人士或会道术者来往较多。
《晋书・葛洪传》载“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
可见干宝与葛洪交情之深。
葛洪“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曾说“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
葛洪著有《抱朴子》等书，道教理论著述颇丰，可称是道教神仙方术的集大成者。
此外干宝与郭璞关系也不错。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璞别传》载干宝曾劝友郭璞戒酒色以养身。
《晋书・郭璞传》载“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
”《晋书・韩友传》记载干宝曾向韩友请教筮卜之因。
韩友“善占卜，能图宅相�V，亦行京费厌胜之术。
”匿葛洪、郭璞、韩友等人自然会与干宝产生交互影响。
此外，干宝自己就亲身经历了神妙不可测之事。
《晋书・干宝传》记载其作《搜神记》的缘由是因为感父婢复活和兄干庆还魂后言鬼魂之事。
不仅如此，在《搜神记》的文本中，干宝也记载了自己遇败�肿跃塾诘篮玩⒎虮蝗讼鹿频氖虑椤4有味�下的层面，干宝也接受了“神道”之不诬。
干宝所尊之《易》，乃儒家之经。
干宝的“神道”偏儒，与佛、道、玄关系不大。
《搜神记》中很少出现佛教词汇，惟《李通》一篇较集中。
与佛教有关的故事约9篇，亦很少。
道教人物出现较多，但服从于“变化”之宗旨。
从《晋纪》《周易干氏注》等书看，干宝思想中显示出对东晋玄学的批判和儒学救世的主张。
如：“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此乃对玄学猛烈抨击。
“顺乎天而享其运，应乎人而和其义，然后设礼文以治之，断刑罚以威之。
”此乃倡儒学救世。
供“游心寓目”
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反复说明自己是在以史家笔法撰书，但难免存在他说；该书有明神道之用；最后说“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此句何意
何谓“游心寓目”
就目力所及，大多数研究者对此理解有些偏颇。
王恒展的理解是：“他希望将来的读者要‘录其根体’，只要读后能够‘游心寓目’，就不要批评他著述失实了。
而‘游心寓目’四字，显然已经涉及到小说的社会功用和审美心理问题。
”李剑国认为：“但他也明白，小说‘微说’毕竟不同于史书，有着供“好事之士”“游心寓目”的愉悦功能，因此必须注意材料的择取和描写功夫。
” 显然，大家都把“游心寓目”理解为“赏心悦目”了。
翻检古典文献相关词条，发现“游心寓目”乃“留心观看”之义。
如《北史・常爽传》载常爽《六经注略・序》：“《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
”通过上下文理解，阅读《六经》的态度是相当严肃的，“游心寓目”绝非轻松消遣之态。
常爽距干宝时代不远，词义应该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干宝希望将来有读者能仔细阅读他的书呢
干宝以“好事之士”命他将来的读者。
“好事之士”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一般的读者，即有闲情喜欢多事的人。
干宝的好友葛洪在《抱朴子・序》中也用了“好事者”一词：“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
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
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
”“好事者”在此指喜欢道教的人，是“识者”。
干宝《搜神记・序》的“好事之士”意义应该与此相同，指和干宝一样雅爱搜神之士。
干宝与葛洪一样，很重视自己的著作。
他对《搜神记》是比较自信的，写作过程中曾经请纸，皇帝批准给纸二百枚。
当时纸张是很珍贵的，一般官吏买不起。
成书后还曾请刘�雌吩澹�刘恢可是当时第一流人物，高傲至极。
干宝一定在内心自诩《搜神记》为得意之作，才会示人，而且示的是清谈领军人物。
由此可证，“好事之士”绝非一般读者，应该像刘恢一样有学问有眼光。
“无尤”即“不加谴罪”之义。
干宝序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遇到知音仔细阅读他的作品，而不加责怪其有失实之处。
刘恢一句“卿可谓鬼之董狐”，或许可以缓解干宝的这种焦虑。
魏晋时，谈风甚浓，不仅有品评人物和探讨玄理，还有戏谈、聚谈。
干宝撰《搜神记》，当然不是给人提供戏谑的谈资。
《抱朴子・疾谬篇》对东晋礼教渐颓，以清谈为名的戏谈作了批判： 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
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I野。
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郊祀�E袷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虽心觉面墙之困，而外护其短乏之病，不肯谧已，强张大谈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
” 可见，“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是不才之士所不屑的，却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的话题，“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应该了解的，因而这些内容不是用来娱乐的。
干宝《搜神记》不正是讲“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吗
以今人小说艺术观点考量，《搜神记》较之以往志怪小说，“做出了许多新的努力和贡献”，“增强了叙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提高了叙事的艺术性，注意细节性的描写渲染并加强人物形象的描写。
书中有少数幽默、赏心之故事。
如《宋定伯》中宋定伯骗得鬼的信任，以鬼教给他的方法捉鬼卖鬼。
《倪彦思家魅》中的狸物不喜人背后议论自己，各种报复手段让人忍俊不禁。
《谈生》《紫��》《河间男女》《韩冯夫妇》等蔑视礼教和权力的爱情让人赏心；《鼍妇》《吴郡士人》等一夕姻缘似有喜剧效果；《三王墓》《李寄》人物英勇机智，故事扣人心弦。
此类故事性强的篇幅恐怕趣味性更多。
这可能是导致研究者误解“游心寓目”含义的原因。
但我们要还原干宝的创作语境和他的主观意图，才更贴近事实。
演“八略”、成“微说”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
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
”此句似乎是干宝序的中心句。
干宝之前，目录学上有刘歆对七略的划分：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以此编书目。
及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晶，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东晋之初，渐更鸠聚。
著作郎李充，以�跃刹拘V�……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
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由是可知，干宝所能够了解到的目录学分类方法，仅有七略和四部。
李剑国认为“干宝对‘七略’又增出一略而称作‘八略’，所指应当是汉魏以来不断出现的佛道教著作，而‘演八略之旨’就是发挥佛典道书的大旨，也正是张皇神鬼仙佛。
”李剑国对“八略”的解释依据是南朝宋秘书丞王俭撰《七志》，又附录道、佛二类，实是九类；梁阮孝绪撰《七录》，正式将佛录、道录列入七录。
笔者并不赞同李剑国之说，干宝不可能知道后来者王俭的分类法，何况阮孝绪。
当然，也可能干宝时代佛道之书已较多，足成“八略”，但《搜神记》也不可能人佛道类。
《隋志・经序》记编纂过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基本继承了王、阮的分类法。
《隋志》把道经、佛经列入集部，《搜神记》人“史部杂传”类。
《隋志・经序》载王俭《七志》中“经典志”有“杂传”类。
《广弘明集》载阮孝绪《七录》中《记传录》设立“杂传部”，《子兵录》中设“小说部”。
《隋志》承续二书，二级分类上改动不大，所以，《隋志》将《搜神记》入“杂传”类，应该也符合王俭、阮孝绪之意。
加上前文论证，干宝“明神道之不诬”并非明“佛道”之不诬，可以推论，干宝所言“八略”非“佛道”也。
干宝把《搜神记》划为“八略”，应该是相对“七略”而说的，也就是说《搜神记》非七略中的任何一类，那么非“小说”乃题中之义了。
干宝既然以“七略”为参照系，那么他应该明了汉代人的小说观念。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家”的论述代表了汉人的小说观念：“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鲁迅对班固所列小说目录进行了分析：“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当代学者王齐洲对汉代小说观作了很好的阐释：“正是由于汉人的小说观念的主导面是学术，却又隐含有文体意味，因此，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概念。
而就学术而言，‘小说家’喜欢搜奇记逸、道听途说，并无作为一个学派的核心思想和系统学说，因而它不可能在学术思想方面发挥实际的影响力；就文体而言，‘小说’兼记言、记事、考证、辑佚等多种形式，可谓众体兼备，这便使作为文体的小说庞杂而琐碎，很难与其他诸多类似文体划清界限。
”《搜神记》非汉人所言“小说”。
离干宝较近时代的文献出现“小说”一词不多，主要有徐干《中论・务本第十五》把“小说”与“丝竹歌谣”、“雕琢采色”、“辩慧切对”、“射御书数”等同并列，说明“小说”乃小事而非大道，并暗含小说有娱乐消遣功能。
此外还有鱼豢《魏略》记载曹植和滑稽人物邯郸淳讲“俳优小说”，说明了小说的不入流和消遣功能。
至干宝时代，“小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干宝舍用之，而代以“微说”，说明《搜神记》也非魏人所言“小说”。
干宝认为《搜神记》不是“小说”，那么当然不是有意作小说了。
文首所举鲁迅之论，乃真知灼见，只不过，鲁迅所说“非有意为小说”的“小说”，是西方文艺理论范畴中的概念。
微说，可以理解为“微末不足道之说”，也可以理解为“微言大义之说”。
笔者更偏向于后者，因《搜神记》被干宝列为“七略”之外并名之“八略”，其对《搜神记》寄望很高；《搜神记》隐微地说明了微妙深奥的神道。
《搜神记》既非汉人所谓的“刍荛狂夫之议”的小道，亦非魏人所指用来消遣的小事。
《搜神记》也并非张皇神鬼仙佛。
《搜神记》乃以史家的态度和笔法，载古今怪异非常之事，明《周易》神道之不诬，成一家之文体，概为“八略”。
今从干宝22种著作篇名看，经史子集都涉及到了，但干宝对《搜神记》的分类却很暧昧。
干宝意识到自己的著作很难分类，这是很敏感的。
从七略与四部目录内容基本对应的情况来看，干宝没有把《搜神记》划入经史子集任何一类。
相对后来人刘知�住⒑�应麟、纪昀等在小说“子部”说和“史部”说之间纠结，干宝似乎更为干脆，两者皆不属类。
虽然他只是笼统的给予“八略”之称，但我们隐约可以从其对《搜神记》的文体定位，看出其认识的超前性，这对我们研究小说文体观念的演进是很有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