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曼的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读后感
[卡尼曼的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读后感]卡尼曼的\\\\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读后感 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获得诺奖是因为他\\\\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卡尼曼的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读后感。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54年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获得心理学与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博士学位。
随后，先后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自1993年起，卡尼曼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
他也是美国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数量经济学会会员、实验心理学家学会会员等。
《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是以卡尼曼在2002年诺贝尔颁奖大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作者在文章中根据直觉判断心理学和选择理论的最新进展重温他的三个研究领域：1、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使用的启示法。
2、人们进行各种判断所倾向于采纳的偏差，前景理论，以及框架效应及其在理性人模型中的应用。
3、在以上基础上说明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存在的不足。
本文就将从这三方面进行评论概述。
第一，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使用的启示法。
卡尼曼和他的长期合作者特维斯基(AmosTversky)发现了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与传统经济理论所假定的理性发生系统偏差的机理。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早期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们一般无法充分分析涉及经济判断和概率判断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人们依靠某些捷径或原则做出判断,这些捷径或原则有时与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存在着系统偏差。
一个基本的偏差就是人们应用小数法则。
例如,他们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发现,人们会认为\\\\某天60%的新生儿是男孩\\\\的概率在小医院和大医院里是相同的。
人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随机变量样本的平均值和方差随样本量下降的速度。
在另外的一些实验中,特维斯基和卡153尼曼对此种思维方式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如在一项实验中,明确地告诉实验对象,将要被归类的人来自于30%为工程师和70%为律师的群体,而另一个实验颠倒了这两个比例。
结果表明,这一差异实际上对参与判断的对象没有产生影响。
同样的因素会导致人们认为两个事件的联合概率比其中任何一个事件的概率都大,这种认识违背了概率论的基本原理---联合概率法则。
第二，人们进行各种判断所倾向于采纳的偏差，前景理论，以及框架效应及其在理性人模型中的应用。
在1979年，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
他们发现，古典的效用理论不能够贴切地反映人们在未来不确定情况下作决策的行为模式，当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普通人是怎样设想未来的呢?统计意义上，我们倾向于把未来的小概率事件的概率加以高估。
这被称为\\\\卡尼曼定律\\\\。
当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低于10%或15%的时候，我们对概率的高估特别明显，同样，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越高，我们越倾向于低估它。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提出了一个足以取代预期效用理论的理论，即\\\\前景理论\\\\。
他们的思路是，对于事件发生的概率，需要进行加权，才足以描述人们的真实选择。
框架效应指的是同一个特征在一种显示中易获取,而在另一个显示中则不是,尽管这两个显示包含着相同的信息。
这个情况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些刺激的属性是自动感知的,而另一些却必须要进行计算才能加以感知；或者一个物体的同一个属性在一个显示中被感知,但在另一个显示中则必须要进行计算。
第三，指出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存在的不足。
传统上，经济学研究通常假设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
新古典理论都是基于\\\\理性人\\\\的假设之上的，而且所指的\\\\理性人\\\\为完全理性人，理性人是指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读后感《卡尼曼的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读后感》。
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可为此不择手段。
\\\\经济人\\\\意思为理性经济人，也可称\\\\实利人\\\\。
古典管理理论更是把人当作\\\\经济动物\\\\来看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
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建立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作为前提的，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和所要建立的理论的不同需要，假设条件存在着差异。
但是，在众多不同经济理论的各自不同的假设条件中，有一个假设条件是所有的经济理论均具备的一个基本假设条件，就是\\\\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开始修正上述假设，例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中就否定了上述完全理性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有限理性，在条件不确定情况下，\\\\完全理性\\\\是显然不可能的。
而卡尼曼的理论则是对理性人假设的否定。
在卡尼曼的前景理论的相关实验中，信息是完全的，对上述信息的分析对于有一定数学基础的人而言也是简单的，但恰恰就在作出判断并根据判断采取行动时，人的心理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实际上，在卡尼曼的经验实证后面，已经构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基本假设的质疑。
结合行为金融学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批驳，已经构成了一种新范式。
这种经济学新范式，与新古典既有联系，更有区别。
我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个通解。
就是假设参照点不变时，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与新古典的基本假设就接近一致了。
换句话说，行为经济学把新古典当作一个特例，即参照点固定不变时的价值状态。
而参照点的存在，是行为经济学的独特性所在。
解决的就是楼上所说\\\\有限理性\\\\与经济生活中的人二者之间的关系。
框架效应反映的是有限理性，而体验反映的是参照点。
参照点是现实世界的杂多。
回到参照点确定价值，就是让经济学的现代性理性，回到真实世界，回到事实本身。
总的来说，《有限理性的图谱：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一文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卡尼曼理论的综述性文章，比较整体性地介绍了前景理论、框架效应、性质替代等内容。
而且，这些理论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建立在一系列实验结果的基础上。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常听到的一种批评意见是：现代经济学过分注重数学的严密性，脱离了具体的社会问题的分析以及对活生生的人的研究，以至于经济学变成了当代的玄学。
这种意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另一方面，不依靠严格的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就会停留在表面化的议论层面上。
而通过实验得出一些经验性的结果，再在这些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数学分析从而得出严格的、并有实验基础的结论将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卡尼曼的理论在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能找到应用，比较常见的是在金融领域，但笔者在项目管理中也发现了一些符合前景理论的现象。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些风险事件，这些风险事件的发生往往对项目的进度、成本和质量等产生影响，而项目的管理人员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对有关风险应对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者是建立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辩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
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开始重视修正和测试上述的前提假设,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获得数据，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
这种研究源于两个截然不同但目前正在相互融合的领域：一个是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的领域；另一个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作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
卡尼曼和史密斯正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先驱。
卡尼曼因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而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发现了人类决策的不确定性,即发现人类决策常常与根据标准经济理论假设所作出的预测大相径庭。
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人类行为的期望理论。
事实上，卡尼曼理论的规范意义大于实证意义，但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后者，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卡尼曼的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经济史读后感
哈罗德·拉斯韦尔。
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
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
他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西方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美国人称其为研究领域的达芬奇。
拉斯韦尔1902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
家境优裕，藏书甚丰。
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 最先向美国学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
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
由于拉斯韦尔研究范围的广泛，所以他和以往的政治学者不同，他的著作中综合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不同观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并将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进而将政治学研究真正地转向到“人”的研究。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
何时和如何得到
》创作于1936年，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开篇著作。
就如此书的题目，本书主要围绕着在政治洪流中，谁得到什么
何时、如何得到
来进行论述的。
整本书读下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逻辑结构很清楚，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要说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内容环环相扣。
作者的分析自成体系，严密紧凑且客观。
就像他开篇说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
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诉。
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
” 本书分四篇共十章：第一篇：精英；第二篇：方法；第三篇：结果；第四篇：概论。
也就是对who，what，when，how，即政治学的研究客体、行为、时间以及如何行为进行了探寻。
第一章“精英”，阐明了拉斯韦尔所主张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全书的导言。
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
拉斯韦尔将他们称之为“精英”。
所谓价值，他把尊重、安全、收入等作为有代表性的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
他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譬如获得尊重愈多的人往往愈少安全。
他充分地注意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动向是采用传统研究中没有包括的一些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该不仅指望的助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得到帮助，而应该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等有更密切的接触。
拉斯韦尔还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是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
他相信，“权势和权势人物”能够作为政治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
第2至5章构成第二篇“方法”，在这四章里，拉斯韦尔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分别具体分析了精英是如何使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
拉斯韦尔认为，这些方法是精英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无论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还是反对派精英，都要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这些方法，而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操纵环境。
《生活中的经济学》读后感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读诗，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睿智。
当我看了《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时深深地感到，历史的车轮，势不可当，他造就了无数英雄的豪情壮志，使其为后人千古铭记……而我，也通过《大国崛起》增长了知识，拓展了智慧，有了一些收获。
大不列颠帝国的繁荣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始，但真正让这个国家走向顶峰却是从工业时代开始的。
有人评价说：牛顿发现了进入工业时代的“钥匙”，瓦特拿着“钥匙”开启了工业时代的大门，而亚当斯密却倡导了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法则。
没错，牛顿发现了“牛顿力学定律”，把人们从迷信神学转变到了崇尚科学，把我们现在认为“很弱智”的问题解决了，让人们了解了世界的运转方式，并悄悄地告诉了当时的人：工业时代将会很快来临。
而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向人民宣告了：工业时代已经来临了。
亚当斯密发现了自由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让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工业时代的本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自由的市场经济。
大国崛起》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多样化的视野，描述了自15世纪开始50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相继称霸世界，并日益成为超级强国的历程，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
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放眼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葡萄牙，这论面积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份， 15世纪时还不到100万的人口的小国，当初仅仅是为了获取香料这个简单的愿望，却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航海时代。
他的成长，如同一艘小船经历了海上的大风大浪，日益看到耸立在海中央明亮的灯塔，到了16世纪出这个人口只有150万的国家，成为了第一代世界大国。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昌盛并不是以人口、面积来衡量的，葡萄牙所展示的就是他磅礴的勇气和不屈的傲气. 再观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记得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曾说过：“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
”在这个教育普及的国家中仅柏林洪堡大学就有29位科学家加冕过诺贝尔奖。
难怪德军总参谋长毛奇早就自豪的说过：“德国的胜利早已在小学生的讲台上决定了
”所以，培育下一代的幼苗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人类不断延续，永不熄灭的香火，是世世代代国家的精神传递的骨干，德国正以这一点换来了最终的胜利。
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弊端，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是社会现实告诉我们成效微弱。
在众多国家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东亚岛国日本，这个我们中国人口中的“小日本”如今却以他强大的国力堂堂正正的屹立在我们的前头。
他曾经和我们的大清帝国一样，资源外流，文化落后，同样惨痛的遭受着西方列强无止境的入侵。
然而，面对同样的状况，他们看到中国“落后便要挨打”的局面，否定了顶礼膜拜所带来的暂时安稳，他们迅速图强振国，维新求变，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西方列强侵略并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这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始终都坚持团结，善于学习的民族创造了今日的辉煌。
一是思想要大解放。
中国改革开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是解放思想。
在《大国崛起》中，我们看到当时为什么唯独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
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教在英国确立了统治地位，解放了人们被禁锢的僵化思想，提供了相对比较开放、自由的宗教环境，为瓦特、牛顿等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的诞生营造了宽松的空间。
二是体制要大改革。
国家要持续健康地发展，其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相配套。
为此，一些大国为了强国都进行了体制改革，或者说进行了制度创新。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
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脱亚入欧”，与欧洲列强为伍，成为世界大国之一。
俄国的改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废除农奴制后，为工业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兵员，最后成为了欧洲事务的仲裁者。
三是学习始终是发展的动因。
1871年12月，日本派出48 人的“岩仓使节团” 历时两年，访问了美欧12个国家。
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使节团回国之后，编辑了长达100卷、共2110页的《美欧回览实记》，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日本政府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引着日本向强国之路迈进。
日本在二战后能迅速重新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与他们善于学习不无关系。
四是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国家兴盛，需要人才。
对于人才的重视，我们可以看英国的例子，当年牛顿去逝后，英国为这位出身低微的科学家举行国葬，皇室成员、亲王亲自为他抬棺。
这在当时其他等级森严的欧洲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余杭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大国崛起》中，让人读出余杭“崛起”的紧迫性： 首先是要狠抓机遇，顺势而为，推进余杭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机遇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大国崛起》一书中，葡萄牙就是抓住了海上航线拓展的机遇，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而率先成为第一个崛起的大国，可见机遇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对余杭而言，我们就要在“高铁时代”、“地铁时代”来临之际，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在深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战略过程中，加快余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功能布局的优化，加快建立具有余杭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其次是以“三力提升”推进余杭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蒸汽机、电的发明改写了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充分展示了创新给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
从余杭的发展来看，我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创新基础和条件。
特别是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科技强区、人才强区战略，更是为我们积累了竞争力量。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还比较薄弱，我们还需要在自主品牌创新、技术标准战略上加大扶持力度，加快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
当前，区委又提出“三力提升”建设，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全面提升党政干部的“三力”，也要提升企业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三力”，以人的全面素质提升，提升全区各项事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强的精神，才有自立的可能，才能赢得其它国家人们的尊敬。
中华民族，在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别国。
德国在二战后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行为，最终才得到了全世界的原谅与支持，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纪念地长跪忏悔,真实地展示了这样的精神,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国! 这样的总统，才能永垂史册，这样的国家，才能熠熠生辉。
那么只有正视历史，直面失败，历史才不会重演，成功才会到来。
在务实上，我们做的比起别国也差的很远，搞浮夸，搞假政绩，搞表面繁荣等等无用的行为，根本不能从本质上，从实际上提升我国的国力。
所以我们始终只能从面积和人口上说是一个大国，而从实力业绩上、效率上讲却不能说是一个强国。
因此，只有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借鉴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经验，提高国民素质，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努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强国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