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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忠不忠读后感

时间:2018-12-17 08:02

朱温是怎么灭唐的

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内容提要:孔师孟祖述忠义,自列丹青从古今。

《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起义的英雄小说,,忠、义道德观始终贯穿在轰轰烈烈的起义经过之中,而小说的悲剧结局却令人为这一百零八个好汉叹息万分,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梁山好汉为义相聚,为忠散亡,本文就《水浒传》的忠义观角度分析其思想主题。

关键词:忠义、招安、拔刀相助、平等相处 一、 “忠义”释义“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概念。

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

“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

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

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内涵。

而“义”的含义却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而“聚义”则以“义”为号召联合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

二、《水浒传》的忠义《水浒传》原名为《忠义水浒传》,记述了一百零八条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

原名冠以忠义二字,而一群好汉聚义、起义、而后招安以求能为朝廷尽忠,显而易见,忠义道德观无疑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灵魂思想。

《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

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

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

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

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

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

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

为国出力,保境安民。

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

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而纵观梁山的首领传承线索,从第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第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到第三任宋江的全忠全义,体现了忠义的发展路线,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三、《水浒传》忠义观的特点1、《水浒传》的“忠”与“义”是带着妥协性与反抗性的矛盾体。

作品里“忠”和“义”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

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

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

最能体现 “忠义”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

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

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2、《水浒传》的“忠”则是凌驾于“义”之上的。

《水浒传》以义聚梁山为起,招安尽忠为止。

作为绿林中人,梁山英雄信守“义”的价值理念。

“义”既是他们标举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准则,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虑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里忠义作为封建道德伦理是同构互补的。

对于宋江来说,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是实现忠的途径,那么对于梁山群雄而言,屈从首领宋江的招安路线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性行为则是“义”的表现。

梁山英雄之间的“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作为首领和兄长的宋江不忠。

于是,尽管梁山群雄的义、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局则是以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

梁山聚义初具规模时,乃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莽,后来挂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由“打家劫舍”向“替天行道”的转变,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

“替天”隐有“忠”的意义。

宋江成为梁山首领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和自觉,实现“忠”与“大一统”的终极目标。

梁山义军接受朝廷招安后,便受朝廷派遣去打方腊义军,这时的“义”已经臣服于“忠”之下了。

3、《水浒传》所宣扬的“义”则主要表现为拔刀相助、平等相处。

《水浒传》里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字里行间始终体现着对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行为的赞赏与歌颂,这些都是“义”的表现。

鲁智深、武松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

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拳打死镇关西。

武松性情刚强,为替兄报仇,死也不怕。

同时,梁山好汉们也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

四、结语《水浒传》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的艺术再现,其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小说中的叛逆者由叛逆最终走向招安,从聚义起义到招安一路走来,“忠”的思想逐步凸显,使作品的忠君思想凌架于义之上,实现了“道德的复归”,构成了小说独有的文化品性和存在形式。

[内容摘要]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作者施耐庵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水浒故事加工而成。

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的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它正面歌颂了敢于造反的农民起义英雄,塑造了许多不柯的艺术典型,暴露了封建地主官僚鱼肉百姓的罪行,提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根源,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是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的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宋江。

他疏材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反,这是他性格敦厚温柔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蛤也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

作品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故我认为宋江是一个忠义双全的人。

又因为宋江是梁山头领,英雄代表,故梁山好汉乃一批忠义之士,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关键词] 《水浒传》 农民起义 忠义之士 忠义思想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传奇故事。

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

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

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的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

但他却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

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这样惊心动魂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

对朋友讲义气,是“小气”,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

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

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

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

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

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

宋江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

《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

对宋江,我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1、宋江的绰号表现了英雄本色,侠义之气。

宋江,表字公明,绰号有三:○1孝义黑三郎(可现宋江外理家庭关系是孝义为本);○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3呼保义(据考证与宋之官名有关,反映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之大。

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刀笔精通。

他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

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守法习惯。

宋江到了梁山泊之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

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3、宋江上梁山前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就不顾法度了。

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4、宋江上梁山后,成了义军首领。

他自己说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首领呢

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5、宋江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

他的思想是为国出力,保境安民。

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

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

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爱国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

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6、悲剧的结局。

宋江征方腊,108位好汉还剩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

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

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三种观点:一是农民起义说。

无论认为它是歌颂农民革命,还是认为它宣传投降主义,总之都承认它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

认为它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

认为它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

这三种思想,究竟谁是谁非,实在不好定论。

因为每种都包含合理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小说的思想内容。

三者可以互为补充和包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它所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宣传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其一,作品名冠以“忠义”。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

明代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其二,“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

《水浒传》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

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

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

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

对“义”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

小说沤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总之,“忠义”以儒家论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

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

其三,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忠臣义士,尤其是宋江成为了忠义的化身。

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向了绝路。

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

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

“忠”和“义”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

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

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

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由于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经史”,加之做过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伦理思想。

于是他养成了仗义轻财、乐善好施之性,所以河北、山东闻名,都称他为“及时雨”。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

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

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

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

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

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

“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

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

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

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

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

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

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

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

”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

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

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

”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

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

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

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

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

“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

“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

“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

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

水浒传中人物的忠义和正义描写的评价

水》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传奇故事。

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

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

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的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

但他却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

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这样惊心动魂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

对朋友讲义气,是“小气”,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

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

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

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

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

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

宋江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

《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

对宋江,我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1、宋江的绰号表现了英雄本色,侠义之气。

宋江,表字公明,绰号有三:○1孝义黑三郎(可现宋江外理家庭关系是孝义为本);○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3呼保义(据考证与宋之官名有关,反映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之大。

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刀笔精通。

他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

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守法习惯。

宋江到了梁山泊之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

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3、宋江上梁山前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就不顾法度了。

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4、宋江上梁山后,成了义军首领。

他自己说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首领呢

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5、宋江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

他的思想是为国出力,保境安民。

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

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

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爱国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

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6、悲剧的结局。

宋江征方腊,108位好汉还剩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

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

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三种观点:一是农民起义说。

无论认为它是歌颂农民革命,还是认为它宣传投降主义,总之都承认它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

认为它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

认为它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

这三种思想,究竟谁是谁非,实在不好定论。

因为每种都包含合理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小说的思想内容。

三者可以互为补充和包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它所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宣传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其一,作品名冠以“忠义”。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

明代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其二,“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

《水浒传》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

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

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

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

对“义”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

小说沤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总之,“忠义”以儒家论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

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

其三,塑造了以宋江为一批忠臣义士,尤其是宋江成为了忠义的化身。

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向了绝路。

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

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

“忠”和“义”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

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

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

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由于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经史”,加之做过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伦理思想。

于是他养成了仗义轻财、乐善好施之性,所以河北、山东闻名,都称他为“及时雨”。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

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

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

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

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

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

“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

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

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

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

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

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

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

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

”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

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

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

”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

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

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

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

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

“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

“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

“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

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把《水浒传》写成了一部“忠义传”。

床榻是干什么的

床榻历史  床榻,系中国古典家具中六大门类之一,是当今古典家具收藏备受热衷、备受人们追捧的对象。

  床榻的历史可追溯至神农氏时代,《广博物志》中曾有“神农氏发明床,少昊始作篑,吕望作榻”的记载。

可是,床与榻同为卧具,却是两种既不同又相近的家具。

汉代刘熙在《释名·床篇》中解释道:“人所坐卧曰床。

”又说:“长狭而卑者曰榻。

”《说文》也说:“床,身之安也。

”而榻,则是专供休息与待客所用的坐具。

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古典家具中的拔步床、架子床、、罗汉榻、贵妃榻,都是明清,甚至是民国时期的遗存,其中尤以清代的居多。

  古代的床榻,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珍贵硬质木材所制。

如黄花梨、紫檀;另一类为白木材质,此类床榻或髹漆、或贴金、或镶嵌。

前一类因其固有的珍稀性,在市场上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床榻 ,是国际艺术品投资市场的宠物,非寻常藏家所能问津;而后一类则在民间流传不少,雅俗共赏。

亦越来越多得到收藏家的青睐。

  六朝以后的床榻,开始打破了传统习惯,出现了高足坐卧具,此时的床榻,形体都较宽大。

唐宋时期的床榻大多无围子,所以又有“四面床”的称呼,使用这种无围栏的床榻,一般是须使用凭几或直几作为辅助家具。

  辽、金、元时期,三面或四面围栏床榻开始出现,做工及用材都较前代更好。

到了明代,这种床榻已盛行,结构更具科学性,装饰手法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如①架子床。

通常的做法是四角安立柱,床顶安盖,俗谓“承尘”,顶盖四围装楣板和倒挂牙子。

床面的两侧和后面装有围栏,多用小块木料做榫拼接成多种几何纹样。

因为床有顶架,故名架子床。

②拔步床。

其外形好像把架子床安放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平台长出床的前沿二、三尺,平台四角立柱镶以木制围栏。

还有的在两边安上窗户,使床前形成一个小廊子,廊子两侧放些桌凳小家具,用以放置杂物。

拔步床虽在室内使用,却很像一幢独立的小屋子。

③罗汉床。

它的左右和后面装有围栏,但不带床架,围栏多用小木做榫攒接而成。

,最简单的用三块整木板做成。

围栏两端做出阶梯型软圆角,既朴实又典雅。

  清代床榻在康熙以前大体保留了明代的风格和特点,乾隆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清代风格。

其特点是用材厚重、装饰华丽,以致志向繁缛奢靡,造作俗气。

著名床榻收藏 1.“百子百戏”漆床   产于江南江浙地区。

该床的整体造型,为一种空灵的明代架子床和清代小开门床的混合体风格,为明末清初之作。

该床所用木料为厚实的铁力木,因而整张床框架结构显得沉稳、雍容。

顶端代表“一品诰命”的描金凤凰雕刻,极具功底,使人联想到该床的主人和皇室应有某种类似姻亲的密切关系。

黑底上描金人物的深雕精准、生动、明快,所刻工艺除深雕外,另有浮雕、阳雕等技术。

内容为近百名儿童进行着80种不同的文娱体育活动,或捉迷藏、或丢绢头、或踢毽子、或踢足球、或玩老鹰捉小鸡、或跳绳等等,稚态可掬,刻画细腻,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甚至更早的中国文娱体育活动形式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银杏围板千工拔步床   产于江南浙江天台,为清代风格。

拔步床是一种传统的大型古床,通常它被安置于一个类似建筑物的庞然大物中。

在床与前围栏之间形成一个不小的廊子,廊子两头可置放箱柜之类的小家具,廊下有踏板,围栏有门有窗格平顶板挑出,下饰吉祥雕刻物。

就像古代建筑一样,拔步床的工艺通常都采用木质髹漆彩绘,因而显得金碧辉煌。

该古床工艺繁复,综合应用透雕、阳雕与深雕的技法,四周围板为千年古银杏树材料,制作时,先要将千年古银杏抛入河中浸润数十年,然后取出晾干数年,故此围板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不破裂。

该床门榻上的贴金画着宋太祖的故事,画面人物雕刻线条粗放流畅,富有韵味,窗格花纹疏朗明快;髹漆精湛工纯。

为清代中期作品。

3.朱红“琵琶记”戏文小姐踏步床   产于江南江浙地区。

为清代风格。

该踏步床以纯正的朱红漆为基色,采用贴金箔、嵌螺细、彩绘等工艺技法,工艺考究、形体小巧精美,再配以15副造型精湛的高浮雕雕刻《琵琶记》全部人物故事,更显该古床的华丽美艳。

显示出床主人的兴趣与爱好。

“琵琶记”取材于民间传说中“赵喈贞女蔡二郎”的故事,蔡伯喈不忘前妻被民间说成是“全忠全孝”的典范。

该故事宣扬的是古人向往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精神世界。

该15幅图雕工细腻,色彩鲜艳,人物形象传神,应为清代豪门望族的小姐床。

4.朱漆金雕檐拔步床   产于江南江浙地区,为清代风格。

该张“拔步床”制作精良,体形宽广,为典型的拔步床,其制作工精,线条疏朗,朱漆金雕,门面的四根直柱上沿,用阳雕彩绘精心地镌刻了“夫妻恩爱今宵得”等几句歌颂夫妻和睦的楹联,笔法流畅,雕工娴熟。

古床的门楣及前后四块屏板上,用浮雕技法雕刻的各种图案,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典故,如“三娘教子”、“乳姑奉亲”、“负米养亲”等等。

均雕工精细,神态毕肖,细细观之,有种极强的民俗民风气息。

整张床极尽喜庆之色彩,一看就知道此床应为新婚燕尔的新夫妇所制,为清代江浙地区较殷实农家之作。

  明清时期江浙两地的古床榻,以其精致古朴、凝重华贵的艺术成就,给我们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艺术财富。

5.乾隆御诗博古描金漆榻   产于江南江浙地区,是乾隆六下江南时杭州地方长官和心腹为迎接他的到来而特制的,极具清代风格。

该榻造型卓而不凡:三块独板连绵不断的透雕灵芝和蝙蝠结合而成的屏风,床身和抛物线的华丽束腰一体,透雕灵芝和阳雕龙纹、云纹一气呵成;靠背中间是神态各异的八仙过海,上沿则以遂级而上的龙纹构成峰状,圆雕和透雕结合的榻脚踏着底端神兽。

该榻通体紫漆为底,以极细的工笔和富有层次感的写意手法,在屏板内侧描金绘满60只不同式样的祭祀器具和皇室用器,些许天禄(神兽)、神龟、花钱间杂其中,整个画面扑朔迷离,亦真亦幻。

令人称奇的是该榻后屏板的左侧两个器皿之间,画着一轮直径10多厘米的金大阳,上面是金文书写的七言古诗,落款为“乾隆御题”,诗曰:“轩辕液金作神物,德合乾坤明日月。

阴阳精气此蕴郁,万八千春岂湮没。

丁甲护持魑魅祓,中圆光外绿云蔚。

如星重轮丽天阙,四灵五岳交唯榻。

汉唐俗制气早夺,其祥应不让屈轶,以烟贤奸洞心骨。

”并附二印,其一为“德充符”,另一为“会心不远”。

整张古榻雍容华贵,尽现帝王之气,为典型的“乾隆工”杰作。

水浒传30-50每回主要内容100字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蒋门神把快活林酒店时还旧主施恩。

施恩敬重武松,重霸快活林。

张都监请武松来家,酒肉相待。

灌醉武松,设计擒拿,指使知府将武松下入死囚牢里。

施恩给康节级、叶孔目各一百两银子,以保武松性命。

武松被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

半路施恩送衣送吃,备说蒋门神复夺快活林之事,在飞云浦,武松杀死四个公人,奔孟州城里来。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武松在鸳鸯楼,杀死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连夜越城而走。

孟州知府着人缉拿武松,张青介绍武松到二龙山宝珠寺鲁智深、杨志处去。

孙二娘母夜叉教武松打扮成行者,当时来到蜈蚣岭,与庵里假扮出家与女人调笑的先生斗将起来。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在蜈蚣岭杀了王道人。

救了张太公家女儿,来到白虎山孔太公庄上,为讨酒肉,打了孔亮。

跌进溪里,醉中被孔明孔高捉拿,却被在此庄上居住的宋江搭救。

武松表示要去二龙山落草,“异日不死,受了招安。

”宋江鼓励他归顺朝廷青史留名。

宋江夜来清风山,与燕顺、王矮虎、郑天寿相会。

王矮虎,劫一妇人到自己房中,宋江问明是花荣同僚刘高的妻子,便跪拜在地,要王英放她回去,并许下日后与王英娶一个妻子的诺言。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宋江投花荣处,劝花荣与刘知寨和好。

元宵佳节,宋江月夜鳌山前观灯,刘知寨夫人指他为贼,刘知寨派人捉了,花荣带人救回宋江。

宋江当晚去清风山躲避,又被刘高所捉,青州府慕容知府派镇三山去刘高处押来宋江,黄信与刘高设计骗花荣到清风寨内,和宋江一起解青州府来。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清风山三好汉燕顺,王英,郑天寿拦路打败黄信,抢回宋江,花荣。

慕容知府派秦明来清风山,秦明跌入陷马坑被活捉。

众好汉挽留,秦明不肯背负朝廷,来到青州,慕容知府不开城门,言说昨夜秦明引人打城杀人,并把秦明老小头割了拿给秦明看。

秦明只好退回。

宋江、花荣说明这是要秦明死心塌地的计策。

宋江把花荣的妹妹许与秦明。

秦明单骑来清风寨,说转黄信入伙。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传说朝廷要来征剿,宋江要大家去梁山泊入伙。

中途宋江收到宋清家书,知父病丧,在本乡村口张社长处听到老父不死,大骂兄弟写假书信。

宋太公说明怕宋江落草,做个不忠不孝的人,因此叫石勇捎书去叫他回。

宋江拜了父亲,当晚即被新来都头赵能赵得团团围定。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宋江主动就缚,被刺配江州牢城,宋太公相送,教宋江不可入伙,免做不忠不孝之人。

不虞中途被刘唐截住,宋江借刀自刎,不愿落草,严尊父教,揭阳岭在李立酒店被蒙汗酒麻翻。

在扬子江撑船为生的李俊赶来相救,李立劝他不要去江州,宋江不肯。

在揭阳镇上资助卖膏药的薛永,被一大汉所打。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张艄公(张横)救宋江过浔阳江,在江心几乎被谋财害命,李俊赶紧来相救。

与揭阳一霸穆弘穆春相见。

宋东来江州府,蔡九知府(蔡太师第九子)当厅。

管营着宋江做了抄写文案的人。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戴宗向宋江索取常例银,宋江不给,取出吴用书信,与戴宗相认。

宋江与戴宗手下的小牢子李逵相见。

李逵拿了宋江十两银子去赌,输了不认账,抢走别人的银两。

宋江把银子还给小张乙,并给了被李逵所打之人的将息钱。

宋江、戴宗、李逵三人上琵琶亭,宋江热情招呼李逵吃肉喝酒,李逵因放走活鱼,被张顺淹得半死。

宋江叫戴宗拿出张横书信,喝住张顺,救了李逵。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宋江来到浔阳楼自饮自吃,吟反诗两首。

无为军通判黄文炳于浔阳楼上发现宋江反诗,蔡九知府下令捉拿。

宋江装疯。

蔡九知府闻知是近疯,把宋江下到死囚中,派戴宗去东京报告蔡太师。

戴宗被朱贵领上梁山泊,吴用教戴宗赚萧让(书法家)金大坚(雕刻家)上山,假造蔡京回书。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黄文炳道破假回书上破绽,戴宗被打成招,下进牢里,斩首之日,梁山好汉及李逵来救,李逵不分官兵百姓,举斧乱砍,晃盖喝止不听。

二十九条好汉在白龙庙聚义。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众好汉大败江州官军,到穆太公庄上饮酒。

宋江提议攻打无为军,派侯健、薛永、白胜去城内做内应。

石勇、杜迁扮为乞丐在城门左右埋伏。

用火烧了黄文炳的家。

拿走银钱。

黄文炳从江州回家,在船上被李逵,张顺擒拿。

李逵割黄文炳的肉给众领下酒吃。

宋江表示死心塌地入伙落草。

晃盖坐第一把交椅,李逵提出要晃盖当大皇帝,宋江当小皇帝。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宋江不听晃盖劝阴,回家搬取老父,被官军追赶,进还道村避难,在玄女庙神橱里躲避。

九天玄女用酒、枣相待宋江,又赐三卷天书,赠四句诗。

天明欲回。

李逵来救,晃盖又派人接宋太公上山,与宋江相会。

公孙胜要回家搬母,李逵也要回家搬母。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李逵回家搬母,途中遇李鬼冒名自己剪径打劫,未杀,给银十两。

后知受骗,杀了李鬼,李鬼妻逃走。

回家见娘,娘双目失明,李骗娘说做了官,接娘享受。

哥哥李达回家,揭穿李逵秘密,并去财主家要领人捉拿李逵。

李逵给他留下一锭大银走了。

李达领人亦不去赶。

背娘至沂岭,给娘取水,娘被虎吃,连杀子母四虎,被众猎户迎至曹太公庄上,被李鬼老婆认出,曹太公设计灌醉,报告知府。

朱贵朱富救得李逵性命,李逵杀了曹太公、里正及李鬼老婆。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晁、宋、吴派戴宗往蓟州探望公孙胜,中途遇见公胜推荐上梁山的杨林;在饮马川遇见邓飞、孟康。

又与铁面孔目裴宣相见。

戴宗、杨林来到蓟州城未找见公孙胜。

一日遇见杨雄与张保厮打,拚命三郎石秀助杨雄赶走张保。

二人结为兄弟,杨雄引见石回家与新娶寡妇潘巧云相见。

戴宗、杨林寻公孙胜不见,回饮马川同斐宣、邓飞、孟康等人一起上梁山。

潘公、石秀开肉铺。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潘巧云与报恩寺和尚裴如海来往。

石秀发现,与杨雄设计捉拿裴、潘。

杨雄酒醉回家大骂潘巧云,潘巧云诬陷石秀调戏她。

杨雄怀疑石秀,石秀相辞而去,住在客店,五更捉住知情的胡道人,问明底里,杀了胡道,扮做胡道杀了裴如海。

自去客店睡觉。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使三火烧祝家店 杨雄悔误,与石秀到翠屏山杀了潘巧云,和来古坟掘觅东西的鼓上蚤时迁一起,要去梁山泊。

三人来郓州地面的祝家店吃酒,听到店中小二哥介绍了祝家庄的情况。

石秀讨刀未遂,时迁又偷了报晓的鸡来下酒,小二哥发现,叫出几条大汉,被石秀、时迁打跑了。

石秀放火烧了酒店,半路被庄客追赶,时迁被挠钩拌倒擒拿了。

杨雄、石秀在一酒店遇见曾被杨雄救过命的杜兴。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杜兴介绍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三家誓盟,共拒梁山的情况及李家庄主扑天雕李应。

李应修书去祝家庄取时迁,被祝氏三杰臭骂一顿,扯了书札。

李应与祝彪在独龙冈前交锋,被祝彪射中臂膀,杨雄,石秀回梁山泊搬兵。

宋江带两路人马,到独龙山前安寨,派石秀,杨林去看路径,石秀在酒店遇到钟离老人,问了盘陀路,方知遇见白杨树便转弯才是活路,否则都是死路。

杨林因不知盘陀路被捉。

宋江不见石秀、杨林,急于救人,杀奔祝家庄来,中计被围。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五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宋江迷了盘陀路,石秀说明遇见白杨林转弯的道理,并说明烛灯为号的秘密,花荣射灭烛灯,使敌伏兵慌乱,方逃出去,镇三山黄信被捉。

杨雄出主意去会李应。

李应不见宋江;杜兴说明三庄结盟情况,讲明进攻时间宜昼不宜夜,攻门宜夹攻不宜只攻前门等。

宋江引三路兵来到独龙冈前。

两路兵把住祝家庄前后门。

一丈青扈三娘捉了王矮虎。

林冲捉了扈三娘。

晁盖派吴用前来助战,宋江表示破敌决心。

吴用献计。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毛太公毛仲仪赖解珍解宝打死的老虎,又买通了包节级,要害死兄弟二人,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及孙新、顾大嫂、邹渊、邹润等劫牢报仇,投奔梁山,适逢宋江两打祝家庄失利,愿作内应,以此功作为入伙之礼。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扈家庄扈成牵牛担酒,来讨扈三娘。

宋江、吴用要求他不要协助祝家庄。

孙立扮做对调来郓州把守的登州提辖,与栾廷玉及祝朝奉、祝氏三杰相见。

并捉得石秀,取得信任,作为内应,杀死祝氏三杰;李逵烧杀了扈家庄。

宋江谢绝了钟离老人,免烧庄院,给村民粮赏,凯歌归山。

宋江,吴用设计截李应入伙。

宋江让一丈青扈三娘与王矮虎结婚。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它的思想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下列四个方面: (一)着重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虽然没有正面从经济关系上广泛描写阶级矛盾,但对于作为起义英雄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阶级,则有深刻的揭露。

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

它预示着广大人民在以这样昏君和宠臣为代表的腐朽集团统治下,将陷入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作品中的高俅,始终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出现,是贯串全书的一根黑线。

他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受到皇帝的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从此更倚势恃强,与蔡京、童贯之流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

小说中出现的大小官吏,多是他的亲友朋党。

这里有‘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他“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有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内和弟弟高廉,他们依仗高俅的权势,或在东京“任意淫垢他人妻女”,或“在高唐州无所不为”;还有仗着蔡京“泰山之恩、提携之力”,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送给东京为丈人做寿的梁中书。

作品还写了一批处于社会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祝朝奉、毛太公和西门庆等,引外还有各级官府的差拨、役吏和各种各样的爪牙。

这一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压迫者,形成了一个黑暗势力网,残酷压榨和迫害着人民。

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上,气势磅礴地展开了。

小说不仅写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等奋起反抗,投身到起义队伍中来;同时写了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和一些原属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因遭受这样那样的迫害而纷纷参加义军队伍。

甚至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因而像害藏“丹书铁券”的世袭大贵族柴进和将门后裔杨志、大地主卢俊义等,也都先后卷进了起义队伍的行列。

这些,都说明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在那些英雄们被逼上梁上的过程中,林冲这一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的“逼”字,在他身上表现最为突出。

他有不甘屈辱的英雄本色,又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小人之下”的闷气。

但是教头的地位,优厚的请受,舒适的家庭,美丽的妻子,这种种条件,又形成了他安分守己怯于反抗的性格。

高衙内明目张胆地调戏他的妻子,他虽然感到耻辱,可是因吃着统治阶级的大请大受而不敢下手,只是冲散了事。

后来在高俅父子的多次阴谋陷害下,他被发配充军,虽感到含冤负屈,仍未能起而反抗,甚至被贬斥到大军草料场时,尚欲修屋苟安下来。

但是敌人没有因为他一再退让而相饶,竟然又从东京赶到沧州来谋杀他。

在家破人亡,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他才杀死了仇人,吐出了长期积压心头的冤气,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上梁山后,他又火并了妒贤嫉能的王伦,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他既和高太尉之间有着血海深仇,所以在招安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成为义军队伍中一个比较坚定的成员。

(二)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

小说把那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盗贼草寇”的革命者放在主要地位给以充分的肯定,并对他们所表现的强烈革命精神和光辉的思想品德作了热情的歌颂。

在这些起义英雄中间,李逵和鲁智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李逵出身于贫苦农民,因打死人,逃在江州当小牢子。

构成李逵性格核心的是他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

他是一团仇恨和反抗的烈火,是一股扫荡腐朽、黑暗势力的旋风。

他上梁山很主动,没有丝毫勉强,当宋江提出上梁山时,是他第一个热烈地响应,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罢!”他对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幻想,当柴进受到殷天锡欺负而幻想靠条例打官司时,他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大宋皇帝的宝座,都不在他的眼底。

在刚上梁山时,就提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要求;上了梁山,他又说:“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这种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使李逵成为招安的坚决反对者。

当宋江吟〔满江红〕词,流露向往招安情绪时,他便“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后来朝廷派陈太尉来招安,他便把“圣旨”扯得粉碎。

即使在宋江受了招安后,他还屡次要反上梁山,甚至在死后,大宋皇帝还梦见他“抡起斧头,向自己砍来,吓出一身冷汗”。

李逵对自己弟兄们和受苦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他英雄性格另一种光辉的表现。

宋江关在牢里,是他“寸步不离”、“早晚在牢里服侍”,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戴宗时,他第一个赤条条地抡着板斧,从酒楼跳进刑场杀将起来;高唐州救柴进,又是他第一个只身下井。

他平日最爱宋江,可是当他误听宋江强夺民女的消息后,便大闹忠义堂,砍倒杏黄旗。

这说明在他心目中,农民起义的利益是高于一切个人感情之上的。

在沂水县,当他要杀冒他的名拦路行动的李鬼时,忽听他说家有老母无人赡养,他反以十两纹银相赠。

看出他对于受苦人是怀有怎样的阶级感情。

作为一个农民英雄,伴随他的纯朴天真,李逵也有简单、卤莽、不讲策略和狭隘报复思想等缺点。

打起仗来,往往不分对象乱砍乱杀。

在三打祝家庄时,由于宋江实行分化政策,使扈家庄保持中立。

但李逵不管,排头价砍去,杀了扈太公的老小,破坏了义军的策略。

但这些缺点和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是很次要的,而且对于一个农民英雄来说,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鲁智深本是渭州经略府的一个提辖官,社会身分是下级军官,实际上却是一无所有,既没家庭,又没产业,无牵无挂。

他对社会上的压迫和不平,怀有强烈的愤懑,对各种罪恶势力采取了主动挑战的态度。

“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概括了他性格中的这一特色。

他和金氏父女素不相识,只是为了同情他们的遭遇,三拳打死了恶霸郑屠,结果被迫无地容身,只好出家当和尚。

在大相国寺与林冲不过是萍水相逢,但由于痛恨高太慰对林冲的陷害,他挺身而出,要让高俅吃他“三百禅杖”,进而大闹野猪林,粉碎了高太慰的阴谋。

为援救被欺凌者,他不惜与统治者反抗到底,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是他行动的信条。

鲁智深性格中也有单纯、朴实的这一面,有时甚至表现很卤莽。

但下级军官的生活经历,又使他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在打死镇关西后,用虚晃一招以为脱身之计,正是这种斗争经验的表现。

武松在那些出身于下层人民的英雄行列中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

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充满着英雄传奇的色彩。

他武艺高强,秉性刚烈,对于社会上的恶势力和不义行为有坚决斗争精神。

但他封建伦理意识强,私人恩仇观念重。

在景阳冈打虎后,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一心想为统治阶级效劳。

直至哥哥被害,告状不准,杀死了凶手潘金莲和西门庆后却又到官府自首。

这一方面说明他的刚强、正直,不愿连累他人;同时也表示他对官府还有一定的幻想。

醉打蒋门神一举,固然有打抱不平的一面,但主要是为了报答施恩的知遇之恩。

被张都监收为心腹后,更为小恩小惠所感,以至吃了大亏,差点把命都送了。

血的教训,使他对封建统治者的真面目逐渐加深认识,反抗也随之越加激烈,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他长期积压在胸中的仇恨全部爆发出来了。

终于走上了团结起义的道路,在日后长期的斗争中,革命意识逐渐坚定,成为坚决反对招安的英雄之一。

在那些出身下层人民的英雄人物中,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和顾大嫂等人物也是很有特色的。

他们都是些“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

正是他们这些人物组成了这支义军队伍的中坚力量。

(三)小说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农民起义如何由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过程。

《水浒传》开始写的多是个别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反对社会上恶势力的斗争。

这些斗争虽然有声有色,但毕竟还只是个人的反抗,不能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威胁。

随着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英雄们逐渐由个人反抗,进而小规模地联合起来反抗,一直形成强大的起义队伍。

智取生辰纲可以说是联合斗争的萌芽,参加斗争的有渔民、贫民、下层文人,也有道士、地主等。

他们出于对当权者的仇恨,为夺取不义之财,齐心协力,终于取得胜利,事后又一起上了梁山。

在清风寨报仇后,有更多好汉纷纷上山,使梁山势力进一步壮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

宋江上山后,更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族,出现了起义英雄武装割据政权的新局面。

此后的斗争是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大规模斗争,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峰,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梁山泊这块光明的天地,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

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

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这种政治上要求一律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理想,在封建社会里自然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对后世农民反封建斗争却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四)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出了起义投入的内在原因。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其原因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形式,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镇压;二是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三是起义领袖当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

在这三种形式之间固然有原则的区别,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也很不同,如因英勇反抗而遭镇压和向统治阶级屈膝投降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然就其结局来说,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是失败,即使最后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是胜利,但实质上也是失败,因为它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只是起了个改朝换代的作用。

《水浒传》中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

当然,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分析,义军队伍所以走上招安投降的道路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这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品中写梁山义军队伍不是在形势对他们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出于走投无路,才被迫接受统治阶级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向统治阶级投降的。

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确是和义军领导人宋江的思想、立场及其所推行的路线有直接关系;也是和小说中所宣扬的忠义思想以及作家的世界观密切关联着的。

“受招安”在前七十回故事情节里早已埋下了伏线。

伴随梁山革命事业的发展,一大批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了起义队伍。

他们的加入,虽然对壮大义军的力量、发展革命势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却使革命队伍的社会、思想成分变得十分复杂了。

这是因为这伙人里的大部分,他们上山的目的只是“暂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后招安”。

他们这种意图和义军领袖宋江的“忠君报国”和“盼望早日招安”的愿望完全合拍。

这就很自然的在义军内部出现了一条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的路线。

这条路线愈到后来势力愈大,占据了统治地位。

虽有少数出身下层的起义英雄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对它进行抵制,但终因力量单薄而未能扭转局面,致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惨结局。

据历史记载:宋江的为人是“勇悍狂侠,这和《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

小说中的宋江,显然是作者按照自己想象中的义军领袖来塑造的,使之成为引导义军走向妥协投降的关键人物。

《水浒传》里的宋江作为义军领袖,有他的特点和长处:他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疾苦。

由于他好“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称为“及时雨”。

生辰纲事发,他“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营救过晁盖;为维持和梁山的关系而杀了阎婆惜。

他为人又精明练达,懂得斗争策略,并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汉,多和他有深厚的情谊。

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汉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述这些特点,对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来说还不是最关重要的,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革命斗争时是否具备坚定的阶级立场。

恰恰在这重要问题上宋江存在着严重问题。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他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

在他看来,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圣君的缘故。

所以他一面援救晁盖等人;一面却又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他上梁山十分勉强,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

大闹清风寨后, 他率领一帮好汉去奔梁山,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书信,就使他抛下大批人马“飞也似”地回去奔丧,并服脬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断配。

在刺配江州的道上,又从忠孝观念出发,拒绝了晁盖的援救。

直到他浔阳楼题了反诗,事发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

上山后他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他甚至多次把起义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

从宋江的这种思想行动中,使我们早已预感以义军的历史悲剧。

《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追求招安的结局态度上是有矛盾的。

从道理上说,他对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颂扬的,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一再称赞宋江这样做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等等。

但从具体描写看,作品对“被招安”的结局似乎又有所批判。

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反复描写了李逵、鲁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斗争;而且也写出了义军在受招安后所遇到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小说在七十回后充满了悲剧的气氛。

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招安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和义军领袖宋江的思想立场以及小说作者的世界观有直接关系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扬的“忠”、“义”思想。

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水浒传》所一贯标榜和宣扬的,书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原来的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

宋江口口声声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

”作者还特地为宋江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书”,在这位娘娘给宋江作的指示中有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

”小说之所以指责方腊起义,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的大伦。

甚至最后写宋江被药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这种“忠君”思想当然是封建正统的思想,它给起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终于使作者甘愿牺牲艰难缔造的义军事业来接受皇帝的“招安”。

但是我们也还必须看到作者之所以这样强调“忠”的观念,也是和他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分不开。

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到文人再创作而成书的整个宋元时代,民族矛盾居于首要地位,那时社会上普遍的要求是坚决抗击侵略,反对投降。

明代进步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忠义水浒传叙》里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所谓“愤宋事”,就是愤恨宋代统治者不肯联合两河义军抗击侵略,导致亡国的惨祸。

所以在我们指出作者忠君思想的极大危害时,还应该具体考虑到这个历史的因素。

其次说到“义”。

小说中所具体描写的“义”,比之《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内容,它主要是指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

“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

从小的方面来说,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宋江,讲的也是“义”;就大的方面说,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则是表现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更是为了有力地打击封建统治者,实现“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

当然小说中的“义”,有时也被写成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之间的情谊。

这在武松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终把“义”放在“忠”和“孝”之下,使“义”服从于“忠”“服从于“孝”。

梁山泊的“忠义堂”是“忠”居于“义”之上,孝义黑三郎宋江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大闹清风寨后宋江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水浒传》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成就是主要的。

这表现在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

对历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污蔑、攻击的起义英雄作了生动的描绘。

但是由于作者未能摆脱封建思想体系的束缚,在一些根本观点上仍然维护封建制度,这又决定了他对宋江所坚持的“忠君”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作了大力肯定,从而导致义军走上了“受招安”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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