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读后感2000字
带着一种好奇和探究的心理我开始阅读鲁迅，一个伟大寻求着的心声，读到了鲁迅的思想，情感，知识，态度，言行。
了解了鲁迅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反省，更认识到鲁迅外冷内热的热烈情怀，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和挚爱。
正因为对人生，才有了对戕害人生的言行的痛彻骨髓的恨，才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写照， 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珍贵，我们的人生如果用一种健康科学的态度和思想来经营和维持的话，我们本来可以过的更加幸福和快乐。
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社会功能的不正常，导致社会家庭生活的不科学不健康，谁之过?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因为我们没有充分争取和使用我们手中的权力，缺乏对利益保护的追求认识和理解。
民主与科学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锐利武器，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财富却让我们弃之如敝履，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吗
一个缺乏有机统一组织的社会系统是不可能完全表现他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的，一个健康的生命机体，有完善的系统组织，保证了功能的健全和活动的正常，实现了生命的完美展现，这才是的人生历史。
鲁迅先生为构建新型的国民思想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样做了一个彻底的坚定革命战士。
我们却自陷在物欲横流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之余，仍然不想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那是我一生的追求，为了人生的幸福，必须像鲁迅先生一样做“韧”的努力和奋斗。
周围的人们还会沉迷在现有的唯利是图的圈子里用异样的眼神看人，但在我的好友中已经有人觉醒，趁着黎明前黑暗的掩护悄悄地向着光明的方向轻装前进了。
我要抓紧时间学习，去追赶前面奔跑的人们--------像鲁迅一样，做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当代中国社会需要鲁迅这样清醒的斗士，人们的精神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先锋。
当代青年作为文化传承者，应该把解读鲁迅作为一生的文化使命，让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影响中国、中国人，重塑中华民族之魂。
青年一直是鲁迅所关心的对象，他一生以“立人”为己任，认为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在中有这样一段深情的话：“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明日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人类，连我也在内。
”[7]这段话中包含着作者对于中国青年和社会的无尽期望。
但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环境的变化，使当代青年对于鲁迅其人、其精神在体认上存在着一种隔膜。
绝大部分青年只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以作品作为投枪、匕首，与封建社会黑暗做斗争，然而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鲁迅的作品已经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意义。
另外，鲁迅先生一生执著于中国的启蒙，要打破铁屋子的黑暗，然而自身却难以摆脱因怀疑一切而带来的“鬼气”，这使他成为中国最忧愤的灵魂之一。
如此复杂而痛苦的灵魂使很多当代青年不忍去触碰，担心在拷问自身灵魂的过程中，不堪心灵的重负，以鲁迅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人生，会让自己活得很累，因而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
又因为鲁迅文本自身的艰深，使得在快餐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很难摆脱浮躁，认真地肯噬文本当中的深刻。
那么如何打破隔膜，消除启蒙者与启蒙的对象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呢
这些任务自然落在当代青年，特别是那些爱思考，想认识社会人生的青年身上。
其实，当代青年与鲁迅沟通，接受鲁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们与鲁迅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社会、文化的转型期：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困难的歧路面前，我们自然会产生与鲁迅类似的探索与思考。
在转型时期，选择属于民族的，社会的道路。
此外，在更加合理的现代教育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受了多元化的思想。
不会再把鲁迅当作一个神、或者偶像来崇拜，也不会轻率的、偏激的去否定他，而是以更科学的态度去分析理解，与鲁迅进行平等、独立的对话，从而在内心中接近真实的鲁迅。
首先，借助媒体，广泛展开鲁迅的研讨与宣传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成为第四种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开放的时代条件下，也应当让鲁迅不断地走入公共的话语地带，使广大受众接受平民化的鲁迅，不再仅仅作为学者们的私有物。
比如的，就是从鲁迅作为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分析这个忧患的灵魂的形成过程，从而得到了很多“年轻读者的激赏”。
同时以鲁迅生平为蓝本的影视剧创作，同样激起了人们想要全方位了解鲁迅的求知欲望。
可以说借助媒体的力量是使鲁迅走出象牙塔，进而平民化的有效渠道之一。
其次，读原著，回到鲁迅那里去。
鲁迅本体意义的存在主要依赖于他留下来的全部文本，读是理解鲁迅智慧与哲学的全部基础，是获得个人体验的全部出发点。
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们：鲁迅作品本身是十分艰深的，白话文初创时期语言的生涩，造成语法以及文字阅读上的陌生。
另一面，从中学时代便开始的鲁迅作品的学习，并不是在主体阅读基础上形成的个性化体认，而是教师主观式的灌输，甚至是左的思想的影响。
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对于鲁迅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心理产生了敬畏而非亲近之感。
消除这种畏惧和隔膜的关键是克服青年与鲁迅的心理障碍，激发青年人积极主动地阅读鲁迅作品的兴趣。
在此基础上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或者自身阅读相关的书籍，从而获得个人对于先生的看法，形成自己的鲁迅观。
再次，进行文本细读，并将这种阅读作为一生的使命。
鲁迅的每个思想命题都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并且是在思想文化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
进行细读的前提，是要对鲁迅思想形成、发展、转变的背景有所了解。
在历史中解读鲁迅，不断回到历史的原点。
并结合自己日渐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搭建和先生对话的平台。
此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对于作者的观点，论述内容的总结，以笔记的形式摘录文章当中表明作者意图的话，并对一些名言名句进行必要的记忆。
只有在细读的基础上鲁迅才能径直地走入青年的心灵深处，使青年领略到他作品的风采，人格的魅力，并自觉地把作为自己一生当中重要的资源。
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恒变的，因而对于全集的阅读随着时间经历的变化，也要成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当代青年正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历，人生体验地不断加深，观察事物的角度也要不断变化。
所以应该把这种阅读当作一生的任务来看待，在成长与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去体会鲁迅思想的丰富内涵，感受伟大的人格魅力。
阅读鲁迅作品，研究不仅仅从鲁迅这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更要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来看待，从阅读的实践当中不断发现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因而当代青年更应该把解读鲁迅看成自己的文化使命，让鲁迅精神成为人生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对的社会现状，青年人要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拨开现实的黑与白，从多个方面去理解，思考当代的鲁迅，克服对于鲁迅作品理解的偏颇，不断地深入理解鲁迅其人，其思想，其当代价值，作为自己认知世界的财富。
同时，把鲁迅精神作为自身人格重塑的力量，面对各种歧路和文化危机保持个人的追求，自觉的承担青年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属于历史的，但是他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属于当代，同时也关照着未来。
他的作品和精神将伴随当代青年一路前行，青年也有把这种宝贵的财富一直绵延下去的重要使命，让鲁迅的作品随着时代常读常新。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 有那些，作者是谁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我与祖国共奋进 600字作文
时间曾凝聚在1949年10月1日，当巍峨的华表披上曙光，当雄伟的天安门迎来新一轮的太阳，当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一时刻，对于一个饱经忧患、受尽欺凌的民族来说是多么宝贵啊
古老的东方有一个全身珠光宝气，雍容华贵的女子，盘古开天辟地、四大发明、老子孔子、丝绸瓷器、威武的兵马俑使她光彩照人。
她的美让人羡慕万分。
但是掀开摞摞发黄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幕呢
指针急速飞转，时间指向了1840年，外国列强纷纷加入了掠夺中国财富的战争。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以及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贪婪的侵略者几乎掠去了美丽女子所有的珍宝。
贪婪的侵略者让她明白了落后就会挨打这个道理。
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了反抗，在这片千万年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抗敌故事。
从古至今，祖国涌现出无数爱国者，他们把祖国、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精忠报国的岳飞、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两弹一星的邓稼先等等……无数仁人志士以铁的事实抒写了一曲曲爱国之歌。
终于……终于……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了，那让人耻辱的东亚病夫的帽子终于被我们抛掉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始实现重整河山的梦想。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我的祖国开始走向繁荣，走向富强；紧接着，中国大地上又升起了另一朵美丽的白云，氢弹成功爆炸。
1978年，改革开放，我的祖国引来了全世界羡慕的目光；1997年，东方之珠香港回归了；1999年，澳门的炎黄子孙也唱着“七子之歌”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2001年，我的祖国申奥成功，并且从此加入了世贸组织；2003年10月15日，太空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这一切足以证明，我的祖国是一条正在腾飞的巨龙。
中华人民终于可以重新扬眉吐气了。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作为一名学生，我们就是未来强大祖国的建设者，总有一天，前辈们会把他们手中的接力棒满怀憧憬地递给我们，我们要有能力去接受这份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梁启超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
冰山上的雪莲教会我们纯洁；天空中翱翔的雄鹰教会我们勇敢；遨游天迹的海燕教会我们顽强、乐观……虽然今天的我们不需要经受战火的洗礼，不需要担心国土的沦陷，但是，我们却有责任，有义务，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为祖国的建设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选我吧
茅盾《蚀》三部曲的时代背景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
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
”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子夜》出版于1933年6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
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
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
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
《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
《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
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
《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
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
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
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
但一看题目。
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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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读后感
《阿Q正传》读后感 看了鲁迅先生所写的《阿Q正传》，发现他笔下所写的阿Q是旧社会所产生的堕落的中国人典型，鲁迅先生为何会写这篇文章，我想他只是为了想要宣泄对人性弱点的看法吧!所以鲁迅先生用讽刺意味的手法写出国人病态的社会和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感受最深的应该就是阿Q那被践踏的人权以及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的“精神胜利法”了，这实在是一个要不得的想法，所以我想就以这个方面来讨论。
“精神胜利法”是阿Q在遭受到种种挫折后所发明出来的东西，说好听一点是精神胜利法，其实根本就是驼鸟的心态，遇到困难只往地下钻，不会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只能够转身就跑。
如果现今社会中有人想靠着精神胜利法来存活下去，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吧!因为不可能有老板会想要用这样的员工，不要说在工作了、如果再读书时就有这种心态，我想有这种心态的人未来应该是非常的惨吧，就连在同学中也有可能站不住脚。
而在文章中阿Q为了减轻外力给来的欺压和凌辱，阿Q只能自我麻痹和自欺欺人来逃避现实，就因为这样使得阿Q以自负来安慰自己，于是愈陷愈深，也就使得阿Q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了。
也许精神胜利法是给缺乏自信心的弱者的人的人生哲学，自己明明处于劣势，但是却又因为外在种种的失落，于是只有用精神胜利法来取得心灵上的安慰，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方法罢了，它并不会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强，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自暴自弃的表现方法吧。
还由于阿Q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他只能靠出卖劳力才能生活，在文章中有写给人家作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是阿Q他连基本的人生权利也没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连一间栖身的房屋也没有，只好长年在土榖祠里落脚，然后必须强迫接受有钱人的欺负，以及村里人们的戏弄、侮辱，这个现象让我感到非常的无奈，在现今社会似乎也是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似乎有钱人在社会里就是老大、而没钱的就只能成为有钱人底下的玩具一样被玩弄。
在没有人权的社会里他的这些做法是否可以给予同情呢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体会最深和思考的一些地方，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虽然被讽刺的一文不值，但是鲁迅先生想要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不要故步自封，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要对人太过自私，不然永远都不会进步。
藏书章可以刻什么内容
一般名家也就藏”、“读”之类的字加上自己的名字号或其中的字成其他有相应含义的语句，或者是书斋的名称，一般是较简短的词组，少部分会用比较长的句子。
较正常的如：“毛氏藏书”（）、“衡芷馆夫妇藏书画记”（俞平伯）、“秋之白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一氓读书”（李一氓） 比较有个性的：“借书不孝”、“窃书非雅贼” “有钱便买，穷了就卖，下雨收好，晴天再晒。
”超长句：“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其实藏书章的本意即原意就是一个凭证，告诉别人，这本书是我私藏的宝贝，你不许拿不许偷不许借，万一拿了偷了借了得给我好好保管，及时归还不许弄坏，否则我和你没完。
后来渐发展成兼顾个性表达意趣的标识了。
你要赠送的话，如果单想用一个“浩”字放进去，我觉得下面的成语可以用，浩如烟海（浩读烟海）、汪洋浩博
古诗的由来
“古诗”的原意是代学者所作的诗。
约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人所作的五言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
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
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
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
”（《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
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
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
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
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
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
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
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了一个专题名称。
巴金的一生
巴金(1904.11.25 - 2005.10.17)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都一个官宦家庭。
自幼延师读五四运动中接受民 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 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 ，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 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 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 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 之间，著作颇多。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 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 《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 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 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
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 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
1936年与靳以创 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 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 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 《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写 作了“抗战三部曲”《火》。
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 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短篇小说以 《神》、《鬼》为著名。
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 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 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 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
1960年 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革”中，遭到了 残酷的迫害。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 录》。
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著作被 译为多种文字。
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 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 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
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 席。
巴金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
1948至1949年初，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
因此，他关注的“社会现实”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序跋集》)影响他此时思想判断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标题”；(《〈寒夜〉再版后记》) 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国革命党人和法国民主知识分子反抗王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传统。
1948年前后的上海，为读者摄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杂志编辑和校对工作时的“身影”。
他留在历史键盘上的“声音”，也是巴金所独有的，带有巴金式的姿态和气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壁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
肯出适当价钱买版税的，可说是没有。
”当年5月5日，致沙汀的书说：“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
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
《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
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
”7月25日，致信范泉说：“据寄上，请查收。
原稿收到，谢谢。
要是方便，请您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文艺春秋》。
”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
”10月26日，又告诉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
”12月21日，对来约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
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
”12月29日，接着告知敬之：“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
”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书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编辑”、“写作”与“人事”方面的苦恼。
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书：“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
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
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
”又如8月29日致友人书：“我去北平前几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
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书长。
我无权请你回来了。
”……“敬之”是此时作家沙汀在四川安县家乡隐居时的化名，他当时就用岳母黄敬之的名字与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税。
(《巴金书信集》) 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难免给人“世俗”的、同时也非常真实的印象。
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触动。
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到处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
然而，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1948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
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的。
这是他给自己、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定位”———只不过在50至70年代暂时“偏离”了一段时间而已。
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关心的仍然是：就这时巴金真实的心态和处境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是怎样安排与筹划自己的文化命运的
而这种“安排”与“筹划”，他对现实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对一代作家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意味着什么
巴金是自觉地投入大革命的怀抱，真心诚意地选择了历史的吗
如果不是，那它又显示了怎样一种思想命题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
让我们再把“镜头”摇回到1948年。
需要指出的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
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
而且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为人和作文都要“单纯”得多。
解放军进入市区之前，就有人劝他移居海外。
但当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无意之中却调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灵的“天平”：“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
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1934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
”(徐开垒《巴金传》)黄源是在抗战中参加新四军的，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的负责人。
如果说巴金对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故争、解放战争，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陌生的话，那么他却非常熟悉老朋友黄源。
在某种意义上，黄源对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是一个既具体又亲切可信的存在。
他就是一个无形的“资信”。
正如鲁迅是通过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左翼文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一样，巴金也通过文坛老友黄源认识了一个新的时代。
翻读巴金这一时期的文章，这一渐渐培养起来的“信任感”，给人留下了十分触目的“印象”。
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称那些党员作家为“朋友”，他说：“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
”他也学会了用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从中国的上海来。
上海，这个国际闻名的城市，肩人称它是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
这就是帝国主义一百年来的成就。
”(《巴金选集》第九卷)他甚至还劝老友与人谈谈自己的“思想问题”。
(《巴金书信集》)显然，在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和编辑身上发生的“转变”，的确是“快”了一点，因为它中间缺少必要的“过渡”和“铺垫”——然而，这就是巴金——一个“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的大好人。
像他笔下的觉慧一样，他胸无城府，心灵有如蓝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没有审视距离、也不懂得叙述游戏的小说，他的爱和恨，对人从来都不设防.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 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 1933，开明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 (《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 良友)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 《忆》(回忆录)1936，文生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 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 《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 《童年的回忆。
(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 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 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 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 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 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 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 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 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 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 开明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 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 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 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 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 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 1959，人文 会在台州遇见巴金先生，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那是一个在台州开始下雪的日子，北风很紧，我为借一本书，跑到一个中学校的图书馆去，意外地看到他已先在里面。
他的走到台州，是受了新从法国回来的老友朱洗君的劝诱的。
朱君经过上海时，对他夸张台州的天气怎样温和，山水怎样秀丽，引他到了台州。
谁知天不做美，欢迎他的是一天大雪和一场严寒，冻得他叫苦不迭，埋怨朱君的说谎。
他在朱君家里住了四五天，很有几个青年去找他，但他似乎不很喜欢谈话，人们问他，是必诚恳地答复的，却从不自己引起话机。
为没有很多的话可问，“废然而返”的青年，也颇不少。
有一天，因朱君的介绍，一个中学校的校董，特地设了席，“请巴金先生谈谈”，这是台州的大绅士，曾经自称为“无……主义”者，深通世故人情，主张凡事“老例莫改，新例莫增”的，他同“巴金先生”在那天“谈谈”什么呢?我很想问问巴金先生，不知怎的终于没有问成。
想象起来，该是一个很有兴味的Soène罢? * * * 就在那个中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同巴金先生谈了许多话。
我们谈到Esperanto运动，谈到他最近的长篇《新生》，批评穆时英，提起韩侍 。
我说中国的批评界实在太糟，他说中国根本无所谓批评，但有两个人很有希望，就是苏汶和韩侍 ，因而又谈到“自由人”运动和左翼文坛。
我问他在上海所观察到的文坛的趋势，凶说这倒不容易看出，因为现在的文坛实在太混沌。
最后，我单刀直入地说到他的作品。
“你的《砂丁》、《煤坑》这类作品，是有实际的观察做根据的么?”先是这样的动问。
“有的，我曾经到过矿山和煤坑，我亲眼观察过那种情形。
” 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到他的尖锐的眼光以两片玻璃为障碍蔽物，很留心地在侦察我。
我把我的眼光迎上去，他的就避开了。
“我同意于《现代》上一个读者的意见，你的作品的结局，过于阴暗，使读者找不到出路。
” “是的。
不过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宣传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论写入我的作品中去。
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哀。
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这就是出路了。
我是有一种信仰的人，我也曾在我的作品中暗示着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愿意写出几句标语来。
” “我认为自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时代以来，暴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人生的悲哀的作品，已经很多很多了，在读者的心中，黑暗感已经太浓重，此后是需要指引新的社会新的人生的光明。
” “是的，不过作家的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
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击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给我太多的悲哀，所以我自然而然写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地去写别样的作品。
” 接着，我转到另一方面： “我先前往在都会中的时候，读到你的作品，非常地受感动，但在农村中生活了两三年之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
你所表现的悲哀，对于生活在农村中的人，有许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 “那是因为我一向住在都市中的缘故。
” 这一句话，被我敏捷地捉住了：“所以，我想先生可以到农村中去住若干时候，看看农村中的情形。
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农村问题。
这方面，实很需要作家的注意。
对于封建势力之下的旧农村的描写，鲁迅曾尽了最善的努力。
近来，茅盾、蓬子等作家，则努力于最近的恐慌之下的农村的描写，我觉得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件事，你曾经自叹你的作品或将写完，也可以向这方面去找一点新的题材么?” 关于这一点的他的答复，颇出我的意外，他说： “这自然是很好，可是并非必要。
我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
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
” 但是，我还要追下去：“我所看到的情形却不然。
现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只是都会生活者的读物，在农村中很少流行，就是因为题材之故。
鲁迅的作品不能说没有艺术价值，而且也不见得十分容易理解，但他实际上获得最多的读者。
假使有两部在艺术意味上是同样伟大的作品，一定是以农村的题材的题材的一部，更易获得读者，因为中国的读者，存在于农村中的比都会中的为多。
” 而巴金先生的答复仍旧是：“这是比较好，然而并非必要”两句话。
有一天，他到我的寓所去看我所译的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的草稿。
我征求他的批评。
他给我一个很使我感奋的答复，后来，他看到我在这译稿上的笔名，若有所思地问我： “你是译过一篇高尔基的小说的罢?枣就是那《秋夜》，我在克刚处看到的。
” 这一问，使我稍有点吃惊，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
我还是一个学生，跟了吴克刚先生学法文，有一天，我偶然从法文重译了高尔基的《秋夜》，署了一个笔名，请吴先生替我校正，不知怎的却被巴金先生看到了。
我想他一定是偶然瞥见的罢。
想不到事隔五年，他还记得这种琐细的事。
这不但可见他的记忆之强，并可见其注意之深，他的作品中对于人心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对于悲哀的亲切的体验，由此可知不是无故的了。
作家巴金的具体介绍和他的代表作
当我读到邱少云这位革命时，眼前便出现他活活火焚烧的情景。
他只要几下，火苗就会被扑灭，可他没有，因为他深知，只要动一下，他们所有人都会暴露，这次行动也意味着失败。
那时，邱少云所在的部队得知日军要从这里经过，他们必须派出一部分人前去埋伏，邱少云想都没想就跟随他们去了。
邱少云他们都埋伏在日军即将通过的路边上的一片草地中，当一切准备就绪，正好从远处传来了一片“咚咚咚······”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邱少云一些人也越来越警惕起来。
当敌人快要进入埋伏圈的时候，狡猾的他们好像事先就知道邱少云会来埋伏一样，用喷火器喷出火来，用来清扫道路两边的杂草。
就在这个时候，邱少云突然被大火烧到了，一开始，只有裤腿着了，他知道，自己千万不能动，一动就全完了，所以邱少云只能忍受着熊熊烈火的残害······直到他被烧死的那一刻，他还是一动不动
埋伏成功了，胜利的果实是辉煌的，在这欢庆的时刻，每一位中国人都没忘记他们的英雄——邱少云
战争时期有多少人像邱少云一眼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自己的祖国，比如：王二小、刘胡兰······让我们一起向革命烈士学习吧
读了《革命英雄的故事》这本书，他们那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百折不挠，令我十分感动。
《革命英雄的故事》这本书主要讲了在祖国还未解放之际，一大批应用的革命烈士用热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解放，用生命换来了我们安逸的生活的故事。
百战敌胆寒的张云逸，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刘志坚，出奇制胜的“旋风”司令韩先楚，地主阶级逆子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其中董存瑞最让我感动，他为了解放，敌人还有几分钟就来支援了，而桥下有没有支点放炸弹，他为了攻破碉堡，拿自己当支架，“蹦”的一声，碉堡炸了，我方的部队像潮水一般涌入，插上了胜利的旗帜。
而董存瑞却牺牲了…… 我们要像这些革命烈士一样，有着出生入死，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今天，我读了＜革命英雄的故事＞这本书，我非常感动。
他们都十分勇敢，面对残酷的环境他们宁死不屈，其中，我最佩服的是刘志丹。
刘志丹在1903年冬生于陕西保安县。
他在青少年时期目睹了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
于是，他想改造社会，复兴中华。
通过努力，他考进了黄埔军校。
1926年他毕业了，之后随军东征，在这期间，他带领着革命军打土壕，分财物。
这时敌人带领大批部队向革命军发起了进攻。
他带领革命军英勇阻击，将敌人打了回去。
恼羞成怒的敌人组织大批部队再次攻击，这次他们因为力量悬殊而失败。
之后，他带领着部队在三交镇展开战斗，他的部队从清晨打到中午，一直不大顺利，总是攻不下三交镇。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指挥战斗。
结果，在指挥部队发起进攻时，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了左胸，伤到了心脏。
在临死前他让其他战士告诉政委，请他带兵，一定要把三交镇给攻下来。
他为了革命出生入死，百折不挠，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革命英雄的故事读后感今天，我读了《革命英雄的故事》这本书，我非常感动。
他们都十分勇敢，面对残酷的环境他们宁死不屈，其中，我最佩服的是刘志丹。
刘志丹在1903年冬生于陕西保安县。
他在青少年时期目睹了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
于是，他想改造社会，复兴中华。
通过努力，他考进了黄埔军校。
1926年他毕业了，之后随军东征，在这期间，他带领着革命军打土壕，分财物。
这时敌人带领大批部队向革命军发起了进攻。
他带领革命军英勇阻击，将敌人打了回去。
恼羞成怒的敌人组织大批部队再次攻击，这次他们因为力量悬殊而失败。
之后，他带领着部队在三交镇展开战斗，他的部队从清晨打到中午，一直不大顺利，总是攻不下三交镇。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指挥战斗。
结果，在指挥部队发起进攻时，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了左胸，伤到了心脏。
在临死前他让其他战士告诉政委，请他带兵，一定要把三交镇给攻下来。
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每天都在洁白、高大的教学楼中学习，可有些同学该学习的时候不好好学习，这样不是浪费了烈士们的一番心血吗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被外国人侵略的历史将会再次重演。
我们是祖国的新希望，我们不能辜负家长寄托在我们身上的希望。
《革命英雄的故事》读后感最近老师叫我们读了一本名叫《革命英雄故事》的书，书里有许多精彩纷呈感人至深的故事，无数的革命前辈用热血与生命换来一场场对敌斗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解放，让我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为人民服务，死比泰山重”的张思德，他不怕吃苦，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别的战士不用生命去冒险的高尚品质让人非常感动。
为了革命年仅二十九岁的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外，在这本书中还记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得一个个英雄人物，像“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这种临危不俱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
他们的精神值得我学习，我以后要鼓励自己为理想而不怕艰苦，努力奋斗，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暑假里，我看了《革命英雄的故事》这本书，书中描写了许多耳熟能详的英雄们的光荣事迹，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被捕之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面色不改，宁死不屈。
这些英雄人物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坚贞不屈，傲骨凌霜的江竹筠。
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就是她。
江竹筠十岁的时候就到袜厂当了童工，后来到一所学校边工边读，抗日战争暴发后，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48年春，她的丈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她勇敢地接替了她丈夫的革命工作，6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在一次审讯中，特务拿来一把特制的四棱筷子，用力夹在江竹筠的几个手指间。
大汗淋漓，疼痛难忍的江竹筠使尽全身力气喊道你们可以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我说出组织，永远办不到
几天后，江竹筠伤口未愈，特务分子又用竹筷子猛夹她的手指，看她还是不说，就残酷地把竹签子钉进她的指尖，竹签撕裂着血肉，可江竹筠斩钉截铁地喊道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的意志是用钢铁做的
然后就疼痛地晕了过去。
为了让江姐开口。
国民党军统用尽了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等酷刑，简直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江姐被折磨的皮开肉绽，但她坚贞不屈，正义凛然，关键时刻守住了党的机密。
voive.cn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29岁。
看到这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想到现实生活中，我们面临困难，总是没有足够的勇气，畏缩不前；面对诱惑，又意志不够坚定，犯下了种种错误。
我们都应该向这位英雄江姐学习，什么事都要坚持，不能放弃。
我读了《革命英雄的故事》知道了什么叫信念。
字典里解释，“信念”就是自已认为可以确信的称法。
一首词这样写道“信念不是铁锤下的缭乱纷飞的火花，而是炉中熊熊燃烧的烈火；不是夜空中闪瞬即逝的流星，而是彻夜不熄的明灯；信念让你为了摆脱饥寒交迫的日子，而奋发图强；让你为了免遭被俘的耻辱，而义无反顾地如俯冲捕猎的雄鹰划破夜空般纵身绝壁；信念让你在暴风雨中炼就一身铮铮硬骨，冷凝一身郎朗硬气；让你忘记疲惫与艰辛，毅然勇攀峰巅……”他们革命英雄的内心也无比蕴含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或是为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或是为人民的解放而努力。
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的革命英雄夏明翰,他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就产生了信念，就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解放全中国。
他参加了革命并立功无数，可是1928年被敌人逮捕。
最后死前写了一首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董存瑞也有信念，他的信念也是解放全中国。
为了不受财主欺负，他参加了革命，在打仗中为了胜利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用炸弹和暗堡里的敌人同归于尽……。
我被这些革命烈士的事迹深深的感动了，他们心中的信念感染了我，让我明白了信念非常重要，信念就像心中的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可以照亮前进的方向。
我要向他们学习，从小树立信念，从小有爱国思想，现在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今天，我读了《黄继光》这篇英雄故事，内心非常激动。
夜已深了，可我还未入睡。
黄继光那舍身堵枪口的光辉形象老是出现在我眼前。
黄继光1930年生，1952年逝世，牺牲时年仅22岁，是四川中江人，在1951年时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1952年10月19日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密集的火力网打得六连战士抬不起头来。
前去爆破的三个小组都牺牲了。
眼看着天亮前攻不下阵地了，黄继光带领两个战士再次前去爆破。
一个战士中弹牺牲了，另一个战士也负伤了，接近敌人火力点的黄继光已身负重伤，身边没有一样武器。
危急时刻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喷着火舌的枪眼。
敌人、战士们惊呆了时，我也惊呆了，谁又见过这等可歌可泣的事迹呢
都说人的死有两种：要么重于泰山，要么轻于鸿毛。
黄继光叔叔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而死，他死得有意义，死得伟大
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是啊，除了黄继光以外，还有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不被侵犯，为了人民不受欺辱，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是他们用忍饥挨饿换取了我们今天丰盛的饭菜；是他们用站岗放哨换取了我们今天树荫下的嬉戏；是他们用流血牺牲使我们在和平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
英雄们，我们将以你们为榜样，勤奋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告慰你们的灵魂，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