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读后感
再读说和做，认识闻一多先生前期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而潜心学术，不畏艰辛，废寝忘食，十数年如一日，终于在学术上取得累累硕果。
后期则投身于民主运动，敢于为人民讲话，面对凶残的敌人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体现出民主战士的大勇，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最敬重他的一句话，就是有的人说了也不会做，有的人做了也不一定说，只要我们去做，努力去做，不一定要说，别人也会知道，就算了我们说得天花开，地天落，天下美言都用上，也没有用的。
闻先生在前期和后期所走的道路不同，反映了他对社会认识的变化。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事迹，表现了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高尚人格，赞扬了他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主的献身精神。
《秋之末日》读后感闻一多
《秋之末日》象一幅画，它用绘画般时空定格方式，从无限妖娆的秋景中截取了一个小小的侧面，细笔重彩地加以描绘。
“和西风酗了一夜的酒；／醉得颠头跌脑，／洒了金子扯了锦绣，／还呼呼地吼个不休。
”大胆新奇的想象，将季节上难以捉摸的秋，通过拟人化手段幻化成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浪子形象。
他独往独来，随心所欲，自由挥洒。
他和“西风”酗酒，放怀豪饮，“醉得颠头跌脑”，他不吝惜一切金银富贵，狂放地“洒了金子扯了锦绣”“还呼呼地吼个不休。
”西风萧瑟，草木凋零的深秋景象，经诗人.巧妙的拟人写法，显得活泼灵动，充满了无限生机，给人以情感的愉悦和艺术的享受。
在第二节中，诗人.跳开画面，以第二人称的方式，亲昵地和秋对话，在妍丽的画面上更添几分理性思考的凝重。
诗人.以嘹亮的声音呼唤：“奢豪的秋，自然底浪子哦
／春夏辛苦了半年，能有多少积蓄，／来供你这般地挥霍呢
／如今该要破产了罢
”秋之美如此辉煌，如此绚烂，不能不引起诗人.心灵的悸动。
春夏积聚的生命力在这一瞬间急剧爆发，生命之美充溢了天宇下的一切，达到金黄灿烂的极致。
但同时，这美也如昙花一现，绚丽而短暂。
生命力的极度爆发，也是生命毁灭的前奏。
辉煌背后正矗立着死亡境界的阴影。
自然如此，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
至此，平常的秋之景色自然会引起读者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思考和感慨，而拟人化的艺术手段则更为这种类比铺设了道路。
然而，诗人.此时的心境毕竟是极为平和舒朗的，他不愿象在《秋深了》一诗中那样“追想”“堕泪”，而是故意用轻松自如、略带反讽的语调收拢全篇，“如今该要破产了罢
”前景虽不尽美妙，但巧妙的遣词造句却将悲秋思绪冲得极淡。
诗作虽只寥寥数行，但一幅辉艳生动的秋景图却活泼地出现在读者眼前，它不仅传达了自然生物的神秘，而且将笔尖接触到生命本体的奥秘。
闻一多说和做圈点批注
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
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
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
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
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
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
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
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
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
唉
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
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
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
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
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
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
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
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
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
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
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
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
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
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
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
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
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
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
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一句话》闻一多
《一句话》闻一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年没月说破， 你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妨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附赏析：其实这是一句再简单再普通不过的话了：“咱们的中国
”加上感叹号也不过就是加强了它的爱国主义情感，平心而论，在本世纪的中国，这样的感情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哪里谈得上什么“祸”，什么“火”那么危险，又有那么火爆吗
一些论者曾根据现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现实，指出，对觊觎中国这块“肥肉”的帝国主义来说，倡导爱国主义就是无法无天，就是犯上作乱的“祸”，这实在有些想当然，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渗透主要还是经济形态上的，它们毕竟没有控制我们的行政大权，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对一位宣传爱国主义理论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干预；掌握着中国人生杀予夺大权的终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准确地说，是中国人自己组成的政府。
那么，是旧中国的腐朽政权禁止爱国言论吗
恐怕也不够确切。
从本质上看，一个封建专制的政权恐惧人民的力量，害怕知识分子的自觉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这毫无疑问，因为，真正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必然引向对民族历史及现实的深刻反省，必然会将思索对准腐朽的现实统治本身（闻一多后来的确是走上了这条道路），这对他们的反动统治是莫大的威胁。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封建专制政府又往往最善于用光彩夺目的、不切实际的“爱国主义”言辞来自我打扮，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也富有利用一般的爱国情绪的本领。
──从这个意义来看，一句普普通通的感叹“咱们的中国”显然就算不上什么扰乱纲常的“灾祸”，说不定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者求之不得的“敲门砖”呢
“祸”与“火”都只能是闻一多自己的，是闻一多心理意义上的。
这又怎样理解呢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源于诗人自我的矛盾和冲突，某一种内在情绪酝酿已久，能量奇大，一旦冲破外壳爆发出来，就会大大地破坏外在的某些平衡关系，仿佛就是“祸”、就是“火”了。
闻一多是一个颇矛盾的诗人，以外表看，行为谨慎，严肃，在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以致还自称为“东方老憨”；但是，任何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此人感情丰富，热情洋溢，拥有一个诗人的灵魂。
一内一外的这不同的生存方式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尽情发展，终究会发生剧烈的冲突。
比如诗人曾对臧克家说，诗集《死水》里充满了“火气”，“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他对别人称他是“技巧专家”也很恼火，这说明，从内心情感方面讲，他是更趋向于那种外向的，冲荡的情感；但是，从整部《死水》（包括这首《一句话》）来看，他又的确是位“技巧专家”，而且特别卖力地研究和实践着他的“均齐”、“和谐”的格律化方案，这又代表了他追求客观、冷静的性格。
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结构方式，这一“矛盾”的特征在他的爱国主义问题上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美国生活给他留下的屈辱、对中国现实的感慨以及他那深厚的国学教育都使得诗人在感情世界方面不断凝聚着爱国主义的能量，燃烧着，有时真到了超乎于诗，超乎于语言艺术的局限，它似乎就要升腾起来，直立起来，逼着诗人转化为某种惊世骇俗的行动。
“咱们的中国”，韵味无穷，“咱们”一词已经生动地表现了闻一多那强烈的主人意识、个性意识，它的潜台词就是：这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不能任其衰弱毁灭，也不允许那些“行尸走肉”将它断送
结合《长城下之哀歌》、《死水》等篇章来看，诗人显然特别看重这“咱们”二字。
于是，对祖国的热爱就凝结、转移为对某种中国同胞（包括专制统治者）的愤懑与抨击，尽管这一抨击是隐晦的，但它所需要的能量已经完全贮存在了这“青天里的霹雳”里。
与之同时，闻一多实在又是一个厚道的人，往西单臭水沟里扔破铜烂铁又已经是“够意思”的了，他并没有决心努力在“咱们”一词上大作文章，他不是那种向同胞争夺地位、名份的人，至于行动上的争斗就更是不可能了。
闻一多回国以后曾有机会进入更高的政治、社会圈子，有可能真正干预“咱们的中国”，但事实上他都放弃了，并在《死水》之后转入到更沉静的书斋生活中。
压制与克制并不取消冲动，相反，越是努力在理智状态下保持外在的平衡，那日益澎涨的感情一旦冲决而出，就将彻底破坏我的心理平衡，成为个人的“灾祸”，燃烧为可怕的烈焰。
对此，闻一多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他的主观感受中，这口气在他心中游走了好久好久，足足可以与我们民族五千年漫长的历史相抵。
他压抑着，忍受着，沉默着，但毕竟是“火山的缄默”，终于有一天是会喷发而出的。
他向某种“同胞”发出了警告，即便是铁树也可以开花，当我的“火气”爆发时，你可不要害怕
就这样，在诗的“白日梦”里，憨直的闻一多完成了他复仇式的宣泄，尽管他最强烈的最忍无可忍的情感最终还是简化成一个偏正词组：咱们的中国。
就在这一短促的感叹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犹疑与果敢，现实与理想都得到了最恰到好处的表现。
从形式上讲，《一句话》也较好地代表了《死水》诗集所特有的那种“矛盾”。
诗结构整齐，十六句分为两节，节与节，行与行，对仗工整。
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至六行字数相等（九个字）；两节的最后三句用词也大致相同，有民歌式的复沓效果；就音节而言，两节中一至六句的音组结构大体相当（每句都大致分为三顿）；全诗一韵到底，这种给人整一均齐的效果，属于理性精神的产物。
不过，由于句子短，却又使人感到节奏强烈、韵律铿锵，尾韵去声字居多，这又分明包孕了一种内在的情绪冲动。
杜甫为什么要写下《赠李白》这一首诗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谊唐朝开年至天宝年间，李白家居东鲁。
东鲁其地，确指兖州。
在唐朝，兖州曾改称为鲁郡（天宝元年改兖州为鲁都，乾元元年复为兖州）。
因为李白移家于此，杜甫的父亲杜闲也正在这里做官，故李白与杜甫的多次相聚，地点主要在兖州。
对于研究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初聚，需首先弄清他们各在何时初游兖州
这是个至今尚存疑议的话题。
李白举家迁徙于兖州之前两年，约在开元二十二年（或前一年）夏天，曾经有一次兖州之行，是在一入长安辞京之后，泛黄河东至汴州，游燕赵，复南行，初到东鲁，在兖州滞留数月。
对此，在明清以迄当代诸家之《李白年谱》中，均失记，幸有此间李白在兖州写的作品，可资研究：即《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嘲鲁儒》、《寄远其十》、《初月》、《赠瑕丘王少府》等。
《五月东鲁行》一诗可见此行乃为李白独自一人初到鲁地，时白尚年轻，未曾及仕，为“举鞭访前途”，而“学剑来山东”，这里只言为“学剑”而来，无移家迹象。
诗人好学求进之年，来此逗留，复将要返还安陆并准备再次入京，即“西归去直道”云云。
清王琦《李太白年谱》谓此诗“是初游鲁地之作”。
道出其时尚未移家。
《嘲鲁儒》中的鲁儒，与前诗中汶上翁为同一人，因为前诗对于此翁之嘲讽意尤未尽，复以《嘲鲁儒》再作斥责，是前诗的延伸。
诗中展现青年诗人之言行豪爽，毫无顾忌地嘲讥这一鲁地儒生。
《寄远》十二首为李白在三十岁前后作于长安、洛阳等地的寄内诗，是许氏夫人在世时的作品。
《其十》一首，乃为游至兖州时作。
诗人离别安陆已久，思念家人，便在鲁缟上写诗寄内。
安旗先生指出《寄远其十》“作于鲁地”（见《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寄远其十》题解）。
郁贤皓主编《李白大辞典》也指出这是一首写在鲁地的作品。
《初月》一诗为诗人在兖州泗水畔望月抒怀之作，因闻尧祠亭上管弦乐舞，忆起前不久在燕赵边地所见戍边征战，而发“乐哉弦管客，愁杀征战儿”之感慨。
作于开元二十一年秋初游河北之后。
《赠瑕丘王少府》，也是一首初游兖州之作。
少府亦即县尉。
李白与王少府初交即以诗相赠，盖因即将离鲁而无缘相再会。
诗言“我隐屠钓下”，可知李白其时如姜尚未遇，名声不显。
“尔当玉石分”句，似有如汶上翁者说过有损于他的话，要求予以辨污。
诗中对并不重视李白的王少府美言恭维，知诗人还较年轻。
詹钅英 指出此诗作于“尚未得势”时；安旗指出写在尚“微贱之时”——亦即初游东鲁时。
李白既有移家于兖州的打算，不得不委曲于这一地方长官之下，或为听人劝告，而作此诗相赠。
据以上数诗，可略见李白移家东鲁之前两年的初游行踪（余另撰有《李白初游东鲁作品考略》）。
李白从五月到秋天，居于兖州，与任城六父及诸从弟相聚，并结识了杜闲、王少府、刘长史等地方长官和竹溪六逸中的孔巢父、张叔明等，也许与杜甫同住在杜闲的官邸，方逗留时间略长。
这是对李杜初遇时间最早的估计。
此行，确定了两年后的移家东鲁并作了相应准备。
这是一入长安后的长途跋涉，其路线是：安陆启程—洛阳—长安—洛阳—梁宋—燕赵—兖州。
复经梁宋，旋返安陆。
从开元十八年三十岁时辞家到返归，历时四年。
杜甫青年时代，初到兖州省亲的具体时间有三说。
清人钱谦益、仇兆鳌等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闻一多、郭沫若、萧涤非等认为在开元二十四年。
今人王伯奇撰《杜甫初游兖州时间考辨》、《李白初识杜甫时地新考》（二文并编入《李白杜甫在兖州》），认为“开元二十年春正有贡举下第，始至兖州省父，是时杜甫的父亲杜闲正在兖州司马任上”。
“开元二十二年，李杜初识在兖州，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论证“杜甫因父寓家兖州，……开元二十年春，比李白早两年有半即至兖州”。
这一论点发中以有详加论证，是有意义的。
李白诗《东鲁门泛舟二首》，作于移家兖州之翌年桃花夹岸的早春。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有“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与李白在初春时节月下泗水泛舟时地相合，透露出李杜同游的迹象。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谓“白家本在鲁郡。
公《送白二十韵》曰‘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知白游梁园之次年春，已至兖州”（《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两人在兖州相聚，当早于此时。
数年中同往来于此地，因得相识相聚。
只是尚难得查到可靠的证据。
天宝三载，李白沼许还山，出长安行至梁宋（旧说洛阳），与杜甫相遇，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有“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
未负幽期志，兼全宠辱身。
”《赠李白》中有“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
味诗意，其时已深为相知。
通常以为此时李杜初聚，恐未确。
杜甫作于这次相聚之前的《饮中八仙歌》中，生动逼真的塑造李白形象。
早于此时就结下的深厚友情，还见于杜甫的多首诗中。
杜甫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写道“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李白鲁郡送别杜甫的诗中有句，“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在兖州两人一同泗水泛舟，一同步石门、登尧祠、访范十、游甑山……携手同行，踏遍鲁城大地，当也曾同上兖州城楼。
杜甫《登兖州城楼》诗中，“浮去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句颇近李白，与李白诗句“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与“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句式像似，视野更开阔。
不由因此猜想，太白帮少陵改诗或起自此时欤
天宝四载秋，两人相聚，对坐已久，茫然兴起，策马登程，同到鲁城北访范十。
此行，李白作《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杜甫作《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陷居》。
李杜访范，遂成千古佳话。
参阅二诗，白诗有“雁度秋色远”，杜诗有“落景闻寒杵”，同在秋天，于访范，白诗有“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
满族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迟”。
杜诗有“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途中，白诗写“城壕失往路”，杜诗有“屯云对古城”。
白诗“入门且一笑，把臂君为谁”
杜诗“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
对辞官。
李白表明“不惜翠云裘”，杜甫以“不愿论簪笏”接应。
李白乘兴“自咏《猛虎词》”，杜甫则“向来吟《桔颂》……”白诗有“风流自簸荡”，杜诗有“悠悠沧海情”。
此诸多相近之处，可见是同一次郊游时的作品。
似乎杜甫有意仿效李白。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
指出“（二诗）辞意亦相仿佛，当是同时所作”。
又以天宝元年，兖州改称鲁郡，诗题中有“鲁城”二字，知为天宝四载李杜同在兖州时作。
“以兹谢朝列，长啸归故园。
”李白被放之后，由待诏翰林转为平民。
脱掉翠云锦裘，换作“角巾微服”；由当初满腔热情入京，到失意伤心而归。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心灵痛遭创伤，李白视为“失道”，以“马首迷茺陂”喻之。
以“遂为苍耳欺”，喻朝中小人如张土自 之流，如苍耳而已，当年初居兖州“行歌泗水春”，对前途怀美好憧憬。
辞别儿童，奉诏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意欲去“游说万乘”，孰知事与愿违。
“君王虽爱峨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经历由受宠到遭谗被疏的历程，当时过境迁，今昔殊异，积愤填膺，心神难宁之时，唯此清幽的田园，得“近作十日欢。
”农家小院中的温馨，抚违法伟大心魂。
这段时间，两人相处日久，情谊益深，话题放纵，以致兼带戏谑，即所谓“谑浪偏相宜”（李白访范诗句）。
这是一段“脱身事幽讨”（杜甫句）之后任情恣性的闲适生活。
访范之时，还另有唱和诗，即李白《戏赠杜甫》；杜诗《赠李白》（秋来相顾），两首真情毕现的诗，却长久不被研究家们理解。
《戏赠杜甫》一诗，因未编入唐人选本曾遭到洪迈、陈仅等人的误解，以为是“好事者所撰”，“定是伪作”。
郭沫若、安旗、郁贤皓等先生力作辨误。
细审此诗，绝非伪作，且是唱和之作，作于访范之后走出范十的村庄行经甑山（饭颗山）时。
两首七绝正引伸出一段李杜交谊的掌故。
兖州的甑山，即李杜相逢作诗的饭颗山。
对此，樊英民先生与余都曾据《滋阳县乡土志》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多方考证，撰述为文。
弄清作诗的时间，便不难解读这首诗。
两人从范氏庄返归鲁城，谈话仍兼戏谑，李白口占一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有感于此诗，杜甫以《赠李白》作答：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杜甫访范诗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开头。
将南朝诗人阴铿比拟李白。
李白便讥杜甫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因此，杜甫放言谓李白飘泊无定、愧对葛洪、空度时光、“飞扬跋扈”，似嫌过分之语，也正是两人交情笃厚的见证。
其间夜同眠，日同行，长时相聚，亲如兄弟，这两首兼带戏谑的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
以“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写李白，以“作诗苦”写杜甫，道出各自的特征，皆极真切。
此二绝，真情毕现之外，可窥得人物个性、形象、语言。
确是重要的作品。
唐人未选入集，大概因诗句率意之故。
李白杜甫在“日静无云”的秋天郊游，是“酸枣垂北郭，寒瓜蔓东篱”的收获季节。
“秋来相顾”，人世浮沉。
四十多岁的李白，渐入人生之秋。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
诗人心上的秋是璀灿的。
从入京到还山是他生活和创作道路上前后期的分野，历经波折，作用于他的精神和作品。
在《李白集》中，五分之四以上且多重大题材之作完成于后期。
杜甫从青年时代初游齐鲁，到天宝初年最后离鲁西行，他的《壮游》诗中有“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一语，“快意”者，因慢游、因省亲，尤在于与李白相聚。
在王瑶著《李白》和安旗著《李白传》两部书中，皆指出杜甫诗《赠李白》写在访范之时，那末，李白的唱和之作《戏赠杜甫》的写作时地便无疑议。
安旗《李白传》中写道：临别时，范十请他们赋诗留念，李白写了一首《寻鲁城北范居士》，杜甫写了一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杜甫和李白也要分手了，李白在尧祠石门给杜甫钱行。
他们共同感到都像飘风中的飞蓬……功业不成，丹砂未就，痛饮狂歌，视富贵如浮云把王候当粪土，只图快意一时而己。
于是杜甫口占《赠李白》（秋来相顾）一诗。
两人此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聚
且对着这石门秋光，再饮几杯鲁酒。
李白信口吟成《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一诗。
鲁城北访范十与石门饯别的时间相接，同在天宝四载秋天。
如果说“醉别复几日”意指在范十家中畅饮。
那末，“登临遍池台”句，当也含漫步饭颗山（甑山），唱和吟诗的情景。
后人注意到杜甫赠李白诗多至十五首，还有与李白有关的诗，合起来近二十首。
以为李白为杜甫写的诗则甚少，（《李白大辞典》指出仅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和《戏赠杜甫》三首），似乎杜甫更重情谊。
这倒有些冤枉了李白，窃以为李白赠杜诗，有的未被识出，如《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弧蓬万里征。
浮去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握别友人，诗人置身空旷的郊野。
挚友乍分，依依难舍。
生活动荡，前路茫茫，望长空，浮去落日也带有眷恋之情——到底与谁握别，令诗人如此惆怅
前人论及此诗，多偏重赏读，少见有人研究考证，因为诗中仅写送客，写惜别，对于写作时间、地点，几成难解之谜。
《李诗选注》谓“此诗但云送友人，不知为谁
而北郭、东城，不知为何地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谓：“此诗创作时间、地址无考。
”但也曾见有文章言及作诗地点，有南阳、宣城、金陵诸说，限于猜测，难得准确。
近年始系此诗作于兖州，李白有家在此，方有送客活动，现存李白兖州送客诗近二十首，《送友人》是不容忽视的一首。
送客地点多在城东尧祠一带，此地是水陆通衢，交通要冲，又多酒肆，便于宴饮饯别，加之景色宜人，易发诗兴。
《送友人》亦写在尧祠前泗水边的石门路上。
北望二十公里处九仙山嶂列，合“青山横北郭”。
泗水从曲阜向西流来，入兖州境即转向南，又朝西南流，是谓“白水绕东城。
”李白东鲁作品，写过这片原野上的浮云，写过这里西下的落日。
鲁郡尧祠送别窦明府诗中“山光水色青于蓝，”与此诗首联意近。
诗中班马，即《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诗中“送行驻金羁，歇鞍憩古木”的那匹马。
送窦明府诗中“朝策犁眉（WO），举鞭力不堪”，写策马从鲁门东沙丘旁中至相距三里的尧祠，这是从李白家中到尧祠的往返之路。
在相近的时间里，仍然是这匹马，送友人出走后，与孤独的诗人为伴。
李白东鲁送客诗，皆言被送行人，《送友人》别具一格。
拙作《再谈李白寓家东鲁》（《中国李白研究》）95、96年集）中论及此诗作于兖州后，指出或为另一道送客诗的续作。
因太白诗“十丧其九”，正篇何诗
一时不敢探究。
一旦著意于李白诗《戏赠杜甫》的写作地点，复诵此诗，诗中“孤蓬万里征”的“蓬”字，颇具冲击力，便与鲁郡东石门送杜甫诗中“飞蓬各自远 ”句，与杜甫《赠李白》首句“秋来相顾尚飘蓬”相联系，将蓬的意象，引伸思考，这首诗显然与杜甫有关。
李白由入京到还山，历经重大挫折，心情悒愤，感慨万千，上下求索，前路迷茫。
故杜诗谓“秋来相顾尚飘蓬”。
不久，杜甫离鲁远行，两人在鲁郡东石门分别，李白送杜诗有“飞蓬各自远”句，《送友人》中又有“弧蓬万里征”，“蓬”字的复出，可见重要。
在两人频繁相处，形影相随，心事重重之时，“飘蓬”二字。
极具分量。
萧涤非《杜甫诗注》注《赠李白》诗中“相顾”二字“见得彼此一样，时二人都流浪山东，故以飘蓬为比。
”安旗先生深知李杜，大著《李白传》中写及石门饯别，有“他们共同感到都像飘风中的飞蓬，不知何处是安身立命之所
”陈贻欣先生注意到这个“蓬”字，所著《杜甫评传》第十四章以“转蓬”二字作题。
从这“蓬”字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提供了推断《送友人》的写作时地和所送友人的依据。
这首诗，有交谊情深的背景，这“蓬”字，用于其时，意蕴深邃。
细味《送友人》一诗，通篇情感，皆缘于送别杜甫。
“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
”（《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李白初到兖州，就曾作如此表白，为实现思想，甘心于如同飘转的蓬草，浪迹四方。
《送友人》与《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为同时作，是篇续作，正篇诗题上己有“送杜二甫”，续作便径写“送友人”三字。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皆以此诗似为别友人之作。
前有送诗，继写别诗，二者关联，诗意延伸。
细审两人的往来诗，足见相处时久，相知良深。
李杜相聚，决不限于天宝三载遇于梁宋到翌年秋在石门分别这一年多时光，更早于此时的聚会却向为研究家们忽落。
据新说，李白与杜甫初聚，最迟在开元二十四年，时李白初居兖州，杜甫省亲居住其父杜闲的官舍，两人都有同期作于兖州的作品。
研究这些作品系年，因知同在东鲁。
自“行歌泗水春”，相伴漫步在鲁门东泗水畔。
以后，聚会渐频，友情递增。
李诗《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和《戏赠杜甫》；杜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和《赠李白》是两人兖州相聚的后期作品，李白在送杜诗中与出异出其他尧祠送客诗的新切情怀。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写举杯握别，《送友人》写杜甫刚刚离去，《沙丘城下寄杜甫》写思念。
三首诗中感情脉络相合，可视为组诗。
以“李白一斗诗百篇。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句，可见杜甫之推崇钦敬李白。
白诗“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句，可见思念杜甫之切。
《送友人》诗中情愫，系因与挚友分别，从诗人遥望长空挥手惜别的神态，可以推想所送友人的形象。
“落日故人情”，这“故人”是谁
是一起月下泛舟之伴，是共同狩猎孟渚之友，是同游齐州的故交，是携手同行漫步甑山的弟兄，即几天前共饮于范氏家中的杜甫。
“登临遍池台”一个“遍”字，写出相聚频繁。
于今落日时分，分别在石门路上，不由举手劳劳，两情依依，一再赋诗。
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有“故有入我梦”句，当是石门宴请景再现梦中。
如此一再互称故人，其意颇耐寻味。
《送友人》一诗，为杜甫所重，作《梦李白二首》，其二以“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开头，显系化“浮云游子意”而成。
杜甫思念李白，也怀念东鲁，怀念北郭的青山、东城的白水。
题材相近的同时之作，参照阅读，往往能得深层发现，例如将李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互参，可见情绪升华和语言形象提炼。
李诗《戏赠杜甫》与杜诗《赠本白》互参，可为唱和诗，可见情谊，并推知写作时地。
今试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和《送友人》连在一起解读。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背景]：时在天宝四载秋，杜甫将离兖州，有意与李白多番接触。
两人同去鲁城北范居士家中造坊，到尘嚣之外的北方农村，呼吸清新的空气，主人热情相待，酣饮畅叙，醉眠共被，戏谑赠诗。
几天以后，杜甫西行，两人在古门握别。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方过几日，曾经一同漫步尧祠、甑山，踏遍东鲁池台。
今日分手，期冀来日再会于石门路上。
望泗水秋波，想起竹溪六逸共隐徂徕的日子。
眼前，水上蓬草转动，人也在飘泊中。
在行将踏上遥远的旅程之际，再次举杯畅饮，寄深情于酒中。
[送友人]：稍顷，杜甫已经远去，诗人静立原地。
张望几天前同游的村庄，村子前是漫步、作诗的山岭。
更远外，青山如障，横列在鲁城北郭。
时光如流，相聚难得，只有环绕东城的泗水，漫流不息。
此别，如飞蓬飘泊万里。
天空中浮云、落日，也依依留连，好像理解离人的心境。
再次举手相招，遥祝一路顺风。
善解人意的班马，萧萧长鸣。
最为熟悉的两首李白东鲁作品，不意其意密切关联，是颇有情趣的。
姑略谈《雪谗诗赠友人》一诗。
这是一首存在争议的四言诗。
诗中所斥责的妇人是谁
向有二说：其一，认为斥杨妃淫乱误国。
洪迈《容斋随笔》、刘克庄《后村诗话》、赵翼《瓯北诗话》、詹钅英《李白诗文系年》、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等皆持此说。
或认为斥夫人刘氏，郭沫若倡此说，谓“刘氏与李白离异后，曾向李白友人处播弄事非，故雪谗自辩”（《李白与杜甫》）。
当以前说为是，则约作于去朝还山后的天宝四载。
前人据“五十知非”句系年，恐非。
“五十知非”系出自《淮南子》“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句，而非太白作诗之年。
安旗谓“（作雪谗诗）时白或遭祸，因向友人抒其觉沉忧”（《李白全集编年注释》）。
杜甫最崇敬李白，也深为了解和关心李白，对其入京、还山，知情最多，在洛阳相遇时便备述其事。
杜甫谓白“脱身事幽讨”，“兼全宠辱身”。
这类话题尤其在访范十时谈论最多，杜甫听腻了，便以“不愿论簪笏”作阻，或以屈原遭放逐相劝慰，有“向来吟《桔颂》”句可证。
“屈原憔悴滞江潭”。
此时李白的心情，确也正像流放中沉吟于泽畔的屈原。
因“失往路”而“遂为苍耳欺”，于今“不惜翠云袭”，毅然辞京还家，“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
放远目光，振奋精神，萌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之思，此与雪谗诗中之“立言补过，庶存不朽”旨意承接。
此诗以“嗟余沉迷，猖狂已久”开头，与杜甫诗中“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相接。
兼及“五十知非，古人常有”句，可见他乐于倾听规劝。
《雪谗诗赠友人》作为纵谈遭谗经历之时，当赠给最为关心和熟知内情的人。
因此便有了这首以雪谗为内容的赠诗。
在朝遭谗被疏以致罹祸，以雪谗诗表述“心切理真”。
此时，“谁察余之贞坚”
唯有“离娄自明”，“善听”（均此诗中句）以昭太白忠诚的杜甫。
《雪谗诗赠友人》可与《惧谗》一诗相参阅。
谗言可畏，向谁雪谗
是向最关心他的人。
诗赠予谁
显系杜甫。
旨在抒愤，故诗题不著友人姓氏。
初读此诗，略述浅见，聊备一说。
《秋日鲁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此诗题郭沫若释为“宴别杜甫兼示范侍御”，侍御其人，即辞京还乡隐居鲁城北的范十。
并指出”兼示”二字，抄本适缺，注以“阙”字。
后将“甫”作“补”，后窜入正文。
范氏不是宴别对象，故曰“兼示”。
最早谓此诗为送别杜甫的是唐人段成式，他见到有个本子上“杜补阙”作“杜考功”，便指出这是杜甫。
据诗意，至今尚难于认定此说之准确与否
却不妨将诗中情景，视为送杜：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
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
鲁酒白玉壶，送行驻金羁。
歇鞍憩古木，解带挂横枝。
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飙吹。
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
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送客地点同在尧祠、石门，时间亦是秋季，同为日落时分。
“相失各万里”，行程也与杜甫西去咸阳契合。
这句诗与《送友人》中“孤蓬万里征”，与《鲁郡东石门送杜甫》中“飞蓬各自远，”三者相合，足见关联。
杜甫曾向范十说过出行之日，事先有约，故赶来参与宴别。
此诗如确为送杜，那末，三诗作于同时。
郭沫若的发现，可资深入研究。
《沙丘城下寄杜甫》，是李白怀杜诗最为著名的一首，是很重要的一首。
通常系为天宝五载作于东鲁兖州：我来竟何事
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李白居东鲁沙丘家中，夕阳西下时，思念起远行之后的杜甫，心潮如汶水浩荡，便以诗寄情。
据诗题中“沙丘城下”，诗中，“高卧沙丘城”，可确知李白东鲁家居之地。
另外在《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雅子伯禽》诗中中“我家寄在沙丘旁”，并参以“我家寄东鲁”（《寄东鲁二稚子》），“二子鲁门东”（《送扬燕之东鲁》）句，其居家地点，所言甚明。
唯前人不知此沙丘在兖州，而迷茫千载。
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书中《沙丘城下寄杜甫》题解“沙丘指兖州（鲁郡）治城瑕丘。
《兖州府志》‘沙丘在东门外二里’，杜甫时在长安”。
正当研究学者著意李白东鲁寓家地之时，1993年兖州出土《北齐河清三年造像》刻石，上有“岁次实沉于沙丘东城之内”句，确证兖州沙丘的存在。
沙丘之谜，始得冰释。
以往认为李白家在任城，实误。
任城有“李白尝醉于此”沈光《李白酒楼记》的酒楼，只是他曾多次借居的贺兰氏的酒楼。
以沙丘城代指兖州县城，亦见于初唐骆宾王的文章，这是唐代人所熟知的代称。
诗中以古树、秋声喻诗人孤寂，以鲁酒齐歌写思念之苦。
又见石门秋波，将思念之情寄予南征的汶水，写来情深意切。
李白关于杜甫的诗有《戏赠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加之《送友人》和另外两人同游时所作的几首，这位年长十一年的兄长，所作也甚可观。
尤难得诗中寄以深情。
杜甫离鲁城到长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悲辛不堪，愈加思念李白，悔于没有更多时光同在一起。
严冬时，“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
”作《冬日有怀李白》。
在《春日有怀李白》中，以“白也诗无敌”评价李白，期望再见，“重与细论文”。
孔巢父谢病归江东，杜甫请他到禹穴寻李白，转致问候。
因入永王李lin幕中，李白蒙冤，杜甫尤其关心，写诗深表不平。
思念之切，以致“三夜频梦君”。
作于李白暮年时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被视为诗体小传。
李白“济苍生，安社稷”。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之志，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愿望契合。
其创作影响杜甫，其少任侠、重义气、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感召杜甫。
对人生、对诗歌艺术，两人的心灵上多有相通之处。
诗中两曜相互尊敬，友谊诚挚，对诗的缪恋，将两颗伟大的心连在一起。
李白“一生低着谢宣城”（王士祯《论诗绝句》）锤情于谢。
杜甫则尤其痴情于李白，且愈到晚岁，愈加深切。
李白杜甫聚会地点有梁宋、单父、兖州、济南等地，其初遇和最后分别却在兖州，在兖州相聚时间最久。
李白赠杜诗，均作于兖州，关于李杜交谊，兖州是最为重要的地方。
杜甫青年时代游齐赵，至东鲁，写出名篇《登兖州城楼》，诗中“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
”道出了此行之目的，从此开阔了视野。
到最后离鲁之前，有感于“山东李白”之称，自谓“余亦东蒙客”，与李白之称东鲁兖州沙丘为“家”、为“乡”、为“故园”、“故巢”有所区别。
从这些词语，可见诗仙、诗圣与这方水土的深厚情缘。
李杜交谊历来为文学史家称道。
闻一多先生在《杜甫》一文中盛赞两曜相聚：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
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
如今李白和杜甫一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端一样的神奇，一样有重大意义吗
假如关于这件事，我们能发现到一些详实的材料，那该是文学史里多么浪漫的一段掌故
（徐叶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