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有什么特点
《倾城之恋》爱玲的代表作，是她创作巅峰时期的作品。
作品，那是一种沧苍凉。
那种唯美的文字非张爱玲不能道也，有一飞冲天的灵性，有刺激夺目的色彩，有出入古今的意蕴，有缭绕不绝的美感。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不知是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述的是爱情在现实中的残酷与辉煌，是悲凄.哀怨.愁绝.无奈的恋爱.并且在恋爱之外,有许多东西左右着恋爱。
作者把这些平凡的故事，平凡的人物描写得如此动人，更是不平凡的笔法。
出入传统与现代的语言魔术，作品里充满了苍凉与无奈的人生之恋，创作了既古老又新鲜的现代笔墨。
我们不得不惊叹张爱玲的才华，这也是她对文学是史影响巨大的原因。
她是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废墟上绽开的罂粟花。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独创性和缺陷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体现出超人的灵性和对生活的敏感细腻，感悟深刻。
因为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穿衣待人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 分析她的小说特色和她独特的人生观，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中以下三点表现尤为明显。
一、 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在学生时代的张爱玲这样描述生活的本质。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
这些说法概括起来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人物形象。
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由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
“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时间，这几年里面却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起的哀乐都经历过了。
”的确，在张爱玲的笔下，故事总那么地奇曲，总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本来认为，世钧和蔓桢会如同所有旧上海的男女一样，相识，相恋，结婚，生子，一同走过艰苦的岁月。
但是，张爱玲的小说没那么平凡，在蔓桢与世钧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蔓桢的姐姐出现了，他们夫妇心生毒计，故事从此变了。
蔓桢从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单纯少女，一个坚强的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一下变成了莫名的受害者，在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的打击折磨之后，她对爱情的憧憬，对生活的热情化为乌有。
只有张爱玲这样的“旷世奇才”才会安排这样的悲剧情节。
曼桢不是绝世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旧象牙色的肌肤，鹅蛋脸，永远沉住一洼微笑的黑的眼。
将来嫁了人也许会发胖，渐渐变得开了后门与弄堂菜贩扯着喉咙争青菜茭白价钱。
这样的两个人，他们再爱都是平平淡淡的家常琐事，温和如一锅煤炉上炖着的细白小米粥，好莱坞的浓情电影模式不属于他们。
让人感动叹息的地方是他们爱情的悲剧性，得不到的才珍贵
那样平凡的感情，只有化为悲剧才会有赏鉴的价值。
试想世钧与曼桢如果真的一帆风顺的结了婚，反而无趣。
婚前那一点薄弱的感情基础很快就在柴米油盐醋茶中消磨殆尽，永远为着无数的鸡毛蒜皮事件呕气，过个三四十年，照旧是白头偕老，沦为无数普通家庭中一员。
张爱玲深谙大众心理，一支笔轻轻将他们隔开，让他们彼此对对方留住一点情，埋在心底藏起来，留作将来相见的余地。
后来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年那么多事，终于重逢，曼桢把两人分开后她的遭遇，掺着无限的苦痛，讲给他听： “那时候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见到世钧，要把这些事情全告诉他，也曾经屡次在梦中告诉他过，做到那样的梦，每回都是哭醒了的，醒来还是呜呜咽咽地流眼泪。
现在她真的在这儿讲给他听了，却是用最平淡的口吻，因为已经是那么些年前的事了。
” 世钧默默地听着。
“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这许多年来他们觉得困惑与痛苦的那些事情，现在终于知道了内中的真相，但是到了现在这时候，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 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
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
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
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
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
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二、 关注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空间及生存方式 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表现人性的脆弱与悲哀。
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她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
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难以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
她笔下女性形象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有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性。
《半生缘》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祖母、母亲和弟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家庭重担的，她只有去做舞女和暗娼，用青春和美丽作为生活的唯一成本。
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
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
像这样为了生计的女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随手就可拈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被称为情场上的赌徒和高级调情者，以神圣婚姻作谋生之道的实利者和庸俗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性变态的定格典型；《连环套》中的霓喜则在出世的当时便成为“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中的不真实存在。
她们的身份——一为社会底层的小家庭女儿，一为破落世家的大户小姐，一为麻油店里的小家碧玉，一是粗俗荒蛮的广东乡下的下等养女——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命运、性情也毫无关系及雷同之处。
但当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的区别，深入到更深一层时，我们却能在她们永远没有交点的各自命运的平行线中，嗅到某些类似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气息——那就是，同是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女性——不管她是小姐亦或是丫环——同是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仓促的、充满恐慌的时代， 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
他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
张爱玲在描述种种女性生存方式的时候，最终指归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实在的物质生活。
不管是婚姻也罢、金钱也罢、肉欲也罢，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倚靠以保障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
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意识有她自身真切的身世之感，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时代弃女”及其生存的一种独特体认和把握。
人们在给予那些被动地以婚姻为职业的女性过多的同情和悲悯的同时，却鄙夷地、冷酷地谴责如曼璐、流苏，称其为“女结婚员”，鄙视她们对婚姻的主动性。
这种因态度的被动或主动的批评仍是一套高高在上的男性话语，他们对女性的生存进行着种种的道德评判和社会评判。
这些女性多是被动地沦为生活的牺牲者，她们或沦为娼妓，或为哥哥换亲，或为婆家挣钱，或被丈夫典当，都无一例外地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存沦为了畸形婚姻中孤苦无告的悲剧典型。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总之，生命是残酷的。
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 当时的女性，在社会动乱、女子身份低下的情况，更渴望有所依附，首先是物质的、生存的，然后也怯怯地盼望着一丝爱的亮光。
可就连与张爱玲同时红于上海滩的女作家苏青这样有才气有智识的女子，在谋生之外企图谋爱却也仍是失望，她在说“没有爱”的时候，“微笑的眼睛里有种藐视的风情”。
女子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谋取生存，所以她们在发现没有爱的时候不敢有丝毫的藐视，她们必须紧紧地抓住周围可见的一切东西，“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三、 表现女性的生存价值取向 张爱玲被誉为“旷世才女”，她的作品被广泛流传，她的生平被看作另一个“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就像从旧箱子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樟脑味的锦缎旗袍，它的陈旧和奢华如此对立又融通地并列着，或许吸引人的就是她编织的那个精致的海上繁华梦。
当时的女性更是被时代抛在一个危险而又无奈的边缘。
在《半生缘》中，突出表现了一个与当时世情不大相适宜的人物——顾曼桢。
这个女子生活在繁华都市大上海，灯红酒绿，烟花翠柳应该是比较熟悉，更何况有一个在风月场卖笑的亲姐姐。
如果要让生活来得更容易一些，自己也更随意一些，那么她的职业选择可以参照姐姐的。
但是，顾曼桢的生活方向很坚定——依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绝不做男人的依附，更不可能成为男人的玩偶。
她信心坚定，虽然对姐姐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她一如既往地尊重姐姐，理解姐姐对家庭的付出，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明白世事的艰难。
曼桢在姐姐结婚以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不得不兼职，又托人找到一份打字的工作，觉得还是不行，又再兼职教书。
三份工作对一个女孩子是很难的，即使没有太多的付出，单就三处奔波也是很劳累。
由于世钧很爱曼桢，体谅她的难处，想为她分担，于是向曼桢求过三次婚，曼桢都给拒绝了，两次都是在曼桢的家里。
难道她不爱他吗
第一次：世钧道：“曼桢，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上次回去，我母亲也说她希望我早点结婚。
” 曼桢道：“不过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靠家里帮忙。
” 世钧道：“可是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 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
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
” 世钧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结婚后两个人总比一个有办法。
而曼桢不原意把世钧“拖进去”，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的，再要是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就把你的前途毁了。
” 第二次：曼桢去南京看望世钧，几个年轻人去清凉山玩回来，在世钧家的起坐间里，两人一面烤火，一面吃着煨荸荠，曼桢穿着世钧的“狗套头”，世钧“在口袋里摸了一会，拿出一样东西来，很腼腆的递到她面前”，原来是送她一颗通过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的红宝石粉做的戒指，男女之间送戒指，在当时的用意相当明显，就是求婚。
曼桢高兴而且幸福地接受了，这颗戒指也成了他们俩两情相悦的唯一信物。
第三次：世钧已经从工厂辞职，要回南京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他想方设法赶回上海，来把这些不得已告诉曼桢。
世钧道：“还是早点结婚好，老这样下去，容易发生误会的。
” 曼桢道：“我们不是早已决定了吗，说再等两年。
”世钧道：“其实结了婚也是一样的，你不是照样可以做事吗
” 曼桢道：“那要是——要是有了小孩子呢
孩子一多，就不能出去做事了，就得你一个人负担这两份家里的开销。
那还有什么前途
” 即使是在被姐姐姐夫暗算以后，曼桢一心也只想逃出去，再好的富贵繁华也留不住她。
这里尽管有她对世钧的一片痴情，不依靠男人、追求自主的思想也很重要。
曼璐在妹妹遭到自己和丈夫策划的“酒后失德”之后，带着说不清的感情来看受伤的妹妹，想劝说妹妹“依”了祝鸿才，曼桢劈手把桌上一只碗拿起来往地下一扔，碗也破了，她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道：“你去告诉祝鸿才，他再来可得小心点，我有把刀在这。
”当她从医院逃出去后，又找了教书的工作，母亲来劝她去做祝鸿才的姨太太，她照旧是态度坚定。
即使在后面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姐姐的遗愿，违心地与祝鸿才结婚，她也仍然坚持出去做事。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的女子确实少见，用自己学来的本事养活自己，绝不依赖男人。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
在张爱玲的散文《谈女人》中，这样写道：“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
”可见，张爱玲是谴责男权社会的。
书中处处有对人生无奈的讽刺与苦笑。
如果当初曼桢没有自力更生的想法，只是想到结婚后就可以靠男人生活，减轻自己的负担，那么故事可能就不会如此的以悲剧情节发展，也正是自尊自强的曼桢在表现自己生存价值取向在男权社会发生悲剧的缘由。
悲剧的背后，我们仿佛能听见张爱玲这位有着孤零身世的“旷世才女”冷丁丁的一粒粒笑声。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艰难。
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的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
”虽然这些女性并没有真正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作为一种存在的恐慌却一直在威胁着她们。
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想成为人家的太太或姨太太甚至情妇，总之是想找一个生活的依靠；二是在成为太太之后，仍然在为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着，或变本加厉地抓钱，或无可奈何地在平淡的生活中苦熬着。
曼璐正是这样的人物形象，而曼桢却成了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特别的典型。
实质上，读张爱玲的作品翻来覆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情绪，作品中表现的正是她这种独特的人生经验。
“她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的女作家。
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
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
”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
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
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
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
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
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
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 不论是《半生缘》、《金锁计》、《倾城之恋》、《沉香屑》，还是《传奇》、《流言》任何一部作品，张爱玲都仿佛站在人世的云霄间用她淡淡的眼神藐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人情冷暖，让后人永远的去想念她的容颜、咀嚼她的思想。
张爱玲都有什么小说
张的散文，一本《流言》，一本《张看》；书名就劈面惊艳。
天下的文章谁敢这样起名，又能起出这样的名，恐怕只有个张爱玲。
张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面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
一些很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这般贯通了天地，看似胡乱说，其实骨子里是道教的写法——散文家到了大家，往往文体不纯而类如杂说——但大多如在晴朗的日子，窗明几净，一边茗茶一边瞧着外边；总是隔了一层，有学者气或佛道气。
张是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
看了张的散文，就寻张的小说，但到处寻不着。
那一年到香港，什么书也没买，只买了她的几本，先看过一个长篇，有些失望，待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
——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
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
使我常常想起画家石鲁的故事。
石鲁脑子病了的时候，几天里拒绝吃食，说：“门前的树只喝水，我也喝水
”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作家，有的人的作品读得多了，可以探出其思维规律，循法可学，有的则不能，这就是真正的天才。
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
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了从哪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
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
她明显地有曹露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的切入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
与许多人来谈张的作品，都感觉离我们很远，这不指所描叙的内容，而是那种才分如云，以为她是很古的人。
当知道张现在还活着，还和我们同在一个时候，这多少让我们感到形秽和丧气。
张爱玲则是东方上海和香港都市的张看者和局外人。
在表面上，对于现代都市生活，它的丑陋，或是美好都一点一滴地在张爱玲心里清晰的呈现着。
张爱玲并且通过其表面的一点一滴渗透到了现代都市的内部，探讨其本质。
她只所以这样，因为她对现代都市有着深深的喜爱，正如现代作家对于现代王安忆所说，张爱玲是世俗的，至少她有世俗的一面，“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者一股热切的喜好。
”“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
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火炉烧东西吃；听隔壁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的气味。
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
” 张爱玲是深深的沉溺于现代都市生活的。
正是因为她的沉溺，她才对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人和事进行独到的深刻的批判，才流露出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怀疑。
使得他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悲剧感，发生了扭曲，产生了荒诞，并非荒缪。
所以她笔下的世界的人物所以她世界里的人物处处穿透着一个失落着影子。
他们无形中被时代抛弃，使得他们被旧的生活方式所封闭，按照旧的时钟生活，他们的人生世界是痛苦和不安的感悟，生命指向虚无，渺茫，琐屑，荒凉。
张爱玲是远去了，但她给世人展示的现代文明都市所遮掩下的封建意识只印在人们心里的伤疤，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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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 什么多有啊 张爱玲，笔名梁京，海派作家，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
1920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矶，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
张爱玲主要作品 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长篇小说《半生缘》、《赤地之恋》。
诗歌《雨》。
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
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
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
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
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
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
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
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
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
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
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
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有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
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
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
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
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
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卒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
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上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
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
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
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
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
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
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
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
”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间慢慢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一天天间激化。
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
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
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
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
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
……我应当有数。
”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
《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
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
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
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却恋爱了。
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
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
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
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
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
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
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
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
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
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
张爱玲三四十年代在大陆作品与五十年代去香港后作品的比较
（一）40年代 上海 张爱玲的名字与她最初发表的作品一同被读者注意，一同为文坛重视。
她是上海某些杂志的座上客，《传奇》一出版，即有活跃文人参加的“《传奇》集评茶会”。
第一篇正式评论张爱玲创作成就的论文作者，是著名的翻译家傅雷。
他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以翻译著称的傅雷，评论文字似不多见，但他以纯正的审美品味和艺术眼光，发现了张爱玲的独特价值。
傅雷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时代的重压之下，张爱玲的出现，似乎是个奇迹，人们被怔住了。
他所做的工作，正是要说明这个奇迹之“奇”和何以会发生。
紧接着，傅雷从技巧与主义的角度，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了一番检讨。
他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
‘五四’以后，消耗了不少笔墨的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
……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悉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件象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
”从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这一现代基本艺术的观念出发，他批评了新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忽视技巧的倾向，以及仅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这一单一角度评判作品的缺陷。
傅雷立意的起点颇高，且具有针对性，还涉及到对新文学的整体评价问题。
或许，触动他写作此文的思绪的，正是他对某些作家忽视技巧的流弊的反感和对张爱玲惊人才华的欣赏。
傅雷认为，文学不仅要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更应关注人的内部状态——情欲。
由此他正确评价了张爱玲创作的得失。
他充分肯定了《金锁记》，认为“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
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象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
”在对七巧性格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分析之后，指出了作品的三个基本特色。
第一是心理分析的精妙。
“她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
”第二是省略法（racconrci）的运用。
第三是风格特点，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
“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已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章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
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象在这篇里那样地尽快妙用。
” 论文对《金锁记》评价极高：“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范。
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 此外，论者对《倾城之恋》中华彩胜过骨干，对《连环套》的内容较贫弱、过分注重情节而有损人物形象的弱点进行了批评。
最后，文章认为张爱玲对目前创作的缺陷，作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傅雷之看好张爱玲，也正因她这难能可贵的弥补上。
套用傅雷评《金锁记》的话评这篇作家论，我们可以这样说，毫无疑问，这一文章是40年代张爱玲研究的最中肯之作，至少也该列为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精彩篇章之一。
与傅先生的文章相映成趣的是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②〕他将五四时代的女作家与这两位40年代的女红人作了这样的比较：“我们读了以前的冯沅君、谢冰莹、黄白微诸家的作品再来读这两位的，便生出了后来何以不能居上的疑问。
因为前者都是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后者仅仅是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是社会大众的呼声，后者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
”谭先生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
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
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
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
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不过，该文对张爱玲的技巧赞誉有加，他说：“张爱玲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
” 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传奇》初版不到五日即已售罄，《杂志》社趁热打铁，请沪上文坛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出席“《传奇》集评茶会”。
〔③〕会上，虽是即兴式发言，但也有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袁昌硕教授盛赞张的写人技巧，称小说中人物呼之欲出；苏青以“吞读”表达对张的喜爱与感服；谭惟翰指出张女士小说具有用词新鲜、色彩浓厚、比喻巧妙三个特点；吴江枫又补充了两点，一是制造氛围的手腕高，二是“凉”字用得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班公视张为一位从西洋来的旅客，观察并描绘着她喜爱的中国。
而“她的笔法在模仿着《红楼梦》或者《金瓶梅》”。
这里已初步涉及到中外文学对作家的影响问题。
他还谈到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认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
” 这些随意的发言，虽不够深入，但已涉及到张的文体特点，文学渊源和地位问题，可以看出当时文坛对张是格外注目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一篇题为《评张爱玲》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与小说家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胡兰成。
〔④〕此文对其作品的分析很空泛，但却是第一个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的。
他说： “鲁迅之后有她。
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
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
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 唐文标将这段比较称为胡乱的吹捧，〔⑤〕似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胡的表述确有未说到点子上之弊。
我认为，鲁迅与张爱玲有两点共通之处，一是皆十分注重对国民性弱点的挖掘。
张非常佩服鲁迅对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揭露，她自己亦是描绘人性弱点的圣手。
如果说鲁迅侧重对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的探索，那么张爱玲更多表现的是中外文化在“犯冲”的洋场背景下开出了什么样的奇花野果。
其二，这两位作家皆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茅盾说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种新形式，大体是公正的。
张爱玲探索过多种文体，最后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
挖掘人性，探索文体，是优秀作家的成功之路。
在这些方面，鲁迅和张爱玲都有出色的贡献。
不同之处在于，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他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
张爱玲却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更带有自由主义作家的气息。
因而在人性针砭、文体表现上呈现迥然不同的风貌。
40年代还有一些或长或短的评论张爱玲的文字，但其学术价值不太高，恕不赘述。
〔⑥〕张爱玲成名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有相持时的相对平静。
当时斗争的文学没有了持久的阵地，伪政府的和平文学无人理会，软性的消遣之作泛滥成灾，纯文学的创作几近空白。
张爱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和现代中国文坛作了一个漂亮的填空。
她的出现，是她的幸运，是文坛的奇迹。
各路人马把眼光盯上了她，因此对张爱玲的研究几乎在张刚成名就开始了，而且有着较高的起点，有着良好的开端。
（二）60—80年代 海外 50年代，张爱玲奔波于香港、美国、虽有不少创作，但如同她行居未定一样，评论界对她亦未有太多注意。
然而，张氏作品本身的魅力依然，价值既存，迟早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96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张爱玲第一次被写进文学史，且占了长达41页（汉译本）的最重要篇幅。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蔓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 夏著对《传奇》评价很高，他准确把握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
他称《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 作者还简明探讨了张爱玲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指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影响，又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出来的。
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
”“她受旧小说影响之最深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给她摸透。
”但作者在论述《金锁记》时又道：“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
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严谨。
《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
从这点来看，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两段文字有一些矛盾之处。
夏志清是第一位较完整评价张爱玲的评论家，且给她极高的文学史地位。
在一本书的序中，他还说道：“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
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
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曹雪芹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
”〔⑦〕 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尽管有时显得论断多而论证不足、枝蔓杂芜不够严谨，但闪烁着不少真知灼见。
他对张氏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尚未得到普遍赞同，但他激发了人们对这一作家的极大兴趣，台港大陆学者对张爱玲研究的热衷，莫不与夏著有关。
张爱玲两度在香港生活，前后十余年，香港读者显然十分喜爱这位擅写香港传奇的作家，她的作品多次印行，根据她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早已上映。
但更重视张爱玲的是台湾。
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品研读方面，台湾学者作了大量的扎实的工作。
唐文标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引人注目。
他所编纂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⑧〕和《张爱玲卷》〔⑨〕等书，搜列了与张有关的文字、图片、并编有作品系年，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相比之下，他的《张爱玲研究》一书并不如他的资料工作重要。
〔⑩〕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由两篇长论组成。
他说：“我认为她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
她的小说，表现出几重新旧矛盾的结晶。
”“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
”唐先生详尽分析作品，为张爱玲笔下的遗老遗少家庭画像、制表、写族谱，很有意义。
但他的划分未必精确。
《封锁》中的吕宗桢、吴翠远，《桂花蒸的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也被他划为遗老遗少系列，显然缺乏根据。
张爱玲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但没有恶意。
”唐文标先生引用这句话，并与张的小说相联系，认为二者无多大区别，因而“她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
”这一看法与其对张爱玲的总评价有矛盾。
难道鸳蝶小说也有如唐文曾肯定过的那样重要的文化历史意味吗
把张爱玲与鸳蝶派混为一谈，无疑否定了张爱玲。
另一较为重要的专著为水晶所作《张爱玲的小说艺术》。
其第一篇是作者访问张爱玲经过的实录，提供了在美国生活期间的张爱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
如张的读书、生活习惯，写作《第一炉香》等小说的经过，对沈从文、鲁迅的看法及张对自己作品的评价等。
这部论著主要讨论张氏小说的象征与意境，有不少新见。
他认为张的心理描写技巧远甚于郁达夫，后者呆板粗糙；他运用神话原型理论解析《倾城之恋》是“祸国殃民的美人”的现代版，似有些牵强；他指出《第一炉香》与亨利·詹姆斯《淑女画像》结构上的相似性，从而说明小说表现了逼良为娼的环境使纯朴少女走向堕落毁灭的过程；他认为五四以来写男性心理最成功的，当属《红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专门分析过张小说中的镜子意象，等等。
这些看法，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水晶先生对张的总评价是：粗看象章回小说，但貌合神离，精神技巧近西洋，是属于现代的。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
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还有一些论著与资料集，笔者未见其完貌，不敢妄评，特列于文后，聊以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