藕与莼菜主要内容越少越好
叶圣陶对故乡的怀念系于藕与莼菜，或者说是这两样东西勾起了他的故乡情．作者用简洁又精致的笔触，对普通的事物赋予了深情，表达了他强烈的思乡之情．
100字读后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的童年乃至生命中的许多岁月在故乡度过的。
故乡有自己的亲人、家庭很多美好的的回忆。
一个经验积累，情感与性格都与家乡的自然风貌和文化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故乡是一个人的根。
不管走到哪里，身在何方，故乡都在他的心中，都体现在他的行为方式上。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从我们学校来看，现在这个年龄的学生对于故乡的认识、感受基本是模糊不清的。
那么，要让他们对故乡的认识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故乡具体的人、事、景、物等是很好的载体。
《藕与莼菜》就是由对家乡的藕和莼菜的描写转而抒发思乡之情的。
物产具有较强的地方性，本身就是一个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写它们，故乡的个性就出来了，也容易寄托作者对故乡的思恋，对故乡的热爱。
学生可以通过文中生动细致描写故乡风物的语句来感受作者对故乡的深厚情感，进而激发对自己故乡的热爱之情。
从整体看，文章写得平和质朴。
细细品味，却发现作者在对藕与莼菜的种种谈论中，流露出对故乡的眷恋和怀旧之情。
文章开头说：“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
”由吃藕写起，实际要表现思乡之情。
“忽然”一词让我们看到了作者思念家乡的情感至深，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触引”——具有家乡特色的藕，就可以撩拨起作者的乡情。
紧接着，作者通过回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故乡清秋图：在产藕的池塘和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的映衬下，勤劳、淳朴、康健的男女藕农们，挑着“一濯再濯”的“鲜嫩玉色的长节的藕”往城里去，让“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普遍于家家且人人”。
故乡极普通的藕让作者想到“在这里”，藕成了珍品，成了“帮闲茶房”讨好“硕腹巨贾”的物品；成了被供在水果铺，“待价而沽”的高贵商品。
至于在街上叫卖的藕，“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涩得像未熟的柿子”，邻舍送的藕“满被锈斑”，索然无味，不想再吃第二片。
因为想起藕，作者又联想到故乡的莼菜。
从太湖里捞上来，很方便。
无味的莼菜要好汤烘托，故乡正是这“好汤”。
所以才有了“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的感受。
而莼菜到了上海，“非上馆子”，否则难以吃到。
故乡极平常的藕与莼菜，离开了它们的生长地，变得面目全非，使作者不禁怀想起故乡淳朴的民风，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浓重的思乡之情。
故乡不是一个抽象的语词，是由许多人、事、物、景构成的，是融汇了许多内容的情感和记忆。
所以，思乡类的作品往往都是从一些具体的东西出发，由眼前之景激起乡思之情，即借物抒情。
作者笔下的藕与莼菜因为融汇了乡思而有了特别的意味。
其次，文章语言平实朴素，亲切自然。
最幸福的时光是过去的时光，最真挚的友谊是过去的友谊，最难得的情感是已成往事的情感，最让人留恋的美食是儿时的美食，这差不多是人皆有之的一种共同心理经验和情感体验。
所以，作者无须用华丽的言辞、精巧的结构、俏皮的文风，就可以撩动读者思乡、怀旧的情绪。
语言越是亲切自然，便越能打动人，给读者留下精诚之至的印象。
文章开头写因喝酒吃藕而想到故乡，起笔自然，平实，为全文确立了朴实、亲切的基调，这种兴之所至，随物赋形的文风，给人以良朋话旧，任意而谈的印象。
又如“一濯再濯”“他们想要休息的时候，就把竹扁担横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随便拣择担里的过嫩的藕或是较老的藕，大口地嚼着解渴”中，“濯”、“横”、“坐”、“拣择”、“嚼”等平实动作的描写，一群憨厚、质朴的农民跃然纸上。
那“鲜嫩玉色的长节的藕”，没有华丽辞藻铺陈，却早已让人垂涎。
叶圣陶的散文以写实为主，很少直接抒情，也很少直接表明作者的观点。
纵观全文，作者直抒胸臆的文字很少，只是顺着他的思路，听他把一些藕和莼菜的琐事娓娓道来，细细品味，那平实的一字一句才是作者真情的流露，使整篇文章韵味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精于布局，讲究结尾，留有余味也是本文的一个特色。
作者把故乡的藕与莼菜和“在这里”的藕与莼菜做对比，使故乡的藕与莼菜形象更鲜明丰满，作者对故乡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由藕写到莼菜写到乡情，过渡自然。
文章的结尾也颇具特色，五个问句，是叶圣陶写作时少见的直抒情怀，那份乡思离情令人动容。
五个问句，意思层层递进，最后点出自己所恋为何。
结尾处的“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又与文章开头“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前后照应，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贯穿始终。
叶圣陶散文选集《藕与莼菜》有感 文章开头说：“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
”由吃藕写起，实际要表现思乡之情。
“忽然”一词让我们看到了作者思念家乡的情感至深，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触引”——具有家乡特色的藕，就可以撩拨起作者的乡情。
紧接着，作者通过回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故乡清秋图：在产藕的池塘和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的映衬下，勤劳、淳朴、康健的男女藕农们，挑着“一濯再濯”的“鲜嫩玉色的长节的藕”往城里去，让“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普遍于家家且人人”。
故乡极普通的藕让作者想到“在这里”，藕成了珍品，成了“帮闲茶房”讨好“硕腹巨贾”的物品；成了被供在水果铺，“待价而沽”的高贵商品。
至于在街上叫卖的藕，“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涩得像未熟的柿子”，邻舍送的藕“满被锈斑”，索然无味，不想再吃第二片。
因为想起藕，作者又联想到故乡的莼菜。
从太湖里捞上来，很方便。
无味的莼菜要好汤烘托，故乡正是这“好汤”。
所以才有了“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的感受。
而莼菜到了上海，“非上馆子”，否则难以吃到。
故乡极平常的藕与莼菜，离开了它们的生长地，变得面目全非，使作者不禁怀想起故乡淳朴的民风，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浓重的思乡之情。
故乡不是一个抽象的语词，是由许多人、事、物、景构成的，是融汇了许多内容的情感和记忆。
所以，思乡类的作品往往都是从一些具体的东西出发，由眼前之景激起乡思之情，即借物抒情。
作者笔下的藕与莼菜因为融汇了乡思而有了特别的意味。
其次，文章语言平实朴素，亲切自然。
最幸福的时光是过去的时光，最真挚的友谊是过去的友谊，最难得的情感是已成往事的情感，最让人留恋的美食是儿时的美食，这差不多是人皆有之的一种共同心理经验和情感体验。
所以，作者无须用华丽的言辞、精巧的结构、俏皮的文风，就可以撩动读者思乡、怀旧的情绪。
语言越是亲切自然，便越能打动人，给读者留下精诚之至的印象。
文章开头写因喝酒吃藕而想到故乡，起笔自然，平实，为全文确立了朴实、亲切的基调，这种兴之所至，随物赋形的文风，给人以良朋话旧，任意而谈的印象。
又如“一濯再濯”“他们想要休息的时候，就把竹扁担横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随便拣择担里的过嫩的藕或是较老的藕，大口地嚼着解渴”中，“濯”、“横”、“坐”、“拣择”、“嚼”等平实动作的描写，一群憨厚、质朴的农民跃然纸上。
那“鲜嫩玉色的长节的藕”，没有华丽辞藻铺陈，却早已让人垂涎。
叶圣陶的散文以写实为主，很少直接抒情，也很少直接表明作者的观点。
纵观全文，作者直抒胸臆的文字很少，只是顺着他的思路，听他把一些藕和莼菜的琐事娓娓道来，细细品味，那平实的一字一句才是作者真情的流露，使整篇文章韵味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精于布局，讲究结尾，留有余味也是本文的一个特色。
作者把故乡的藕与莼菜和“在这里”的藕与莼菜做对比，使故乡的藕与莼菜形象更鲜明丰满，作者对故乡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由藕写到莼菜写到乡情，过渡自然。
文章的结尾也颇具特色，五个问句，是叶圣陶写作时少见的直抒情怀，那份乡思离情令人动容。
五个问句，意思层层递进，最后点出自己所恋为何。
结尾处的“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又与文章开头“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前后照应，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贯穿始终。
叶圣陶小说《隔膜》的简介
作为叶圣陶的早期作品迥异于其后期的创作。
众所周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缔造者之一，叶圣陶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为人生”色彩，试看他的几部名篇、、、等，均体现了对社会的强烈关注。
和文研会的其他成员如鲁迅、沈雁冰、王统照等人一样，叶圣陶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来，极切地关注着社会问题，当仁不让地汇入早期“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队伍中，并成为“其中成熟最快且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之于叶圣陶正如之于鲁迅，它们都是“独语体”的，越过社会，越过众人，也越过自己显而易见的风格，退回到隐秘的内心深处，不求反响，不求共鸣，不求为人所知。
他们只是要单纯地记录那些困扰自己纠缠不清的思绪，让它从笔端滴落留驻纸上，作为曾经有过的记忆。
阅读，除却那稍稍带有时代特征的“蓄音片”、“令郎”、“作揖”等语词外，我们看不出它所叙述的情境离我们的遥远。
相反，拨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烟云，我们似乎能够轻易走入作家的心底，轻车熟路地洞悉其心境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我们与他之间的同感并未因为创作时代的久远而消弥。
因为那种相似的感同身受的苦恼与迷茫同样曾纠缠过我们每一个人。
《隔膜》的感觉与我们是相通的，这便是它历经八十多年仍能打动读者的深层原因。
文章不长，几乎完全是叙述者一人的讲叙，只在大体的环境概括中，简单勾勒了三个场面，以承托起短篇小说的框架。
至于具体的情节波澜则并未展开，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旁枝末节，作者一开场的自述已奠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和主题。
所以，这是一篇不太象小说的小说，若归入散文亦无不可。
因为如果大致抽空或置换文中的三个场面，抽空所涉及到的人物和对话，文章的主题和基调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依然成立，只是那样它将成为名符其实的散文，与小说这一体裁的相隔也就太远了。
这样古怪的小说，不仅在二十年代，即便整个现代文学的长河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作者截取的三个场景分别是“相逢”——亲戚的书斋、“饮宴”——朋友的餐室、“闲聚”——众人喧闹的茶馆，这便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系中提取出了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一是自己无法左右与选择的血缘关系，二是生活中接触较多可以互相照应的熟识关系，三是毫无瓜葛的陌路关系。
三种关系一是天意给予的，二是自我选择的，三是难以称为关系的关系，它们几乎可以涵纳世上的一切交往，虽然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与浓淡程度，不能绝对得同日而语，但它们给予叙述者的感觉却异常雷同、如出一辄，那就是——隔膜。
相逢如何，不过是说意料之中你应我答的话，客套的寒喧的程式化的但又不能省略的话，找一些掩饰尴尬填补沉默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说者只顾说了，似是尽了义务卸去责任，于是并不专心听答者的应对，对其几乎充耳不闻，答者也便跟着淡漠无味。
交流在尴尬中阻塞了，象中间被筑起堤坝的小河，浪花只在自己小小的范畴中盘旋。
饮宴又如何呢
与不相熟的人举杯叙情，即便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却只是言不由衷的应酬而已，依是各怀了各的心，虚情假意一番。
人头攒动吵嚷热闹的公共场合里，互相问好高声谈论，似是交情笃深一拍即合，却又毫在意对方，少了谁也不会被发现，多了谁也不会有人惊喜，大家都在热烈的无聊着。
三个场景概括要约了无所不在的隔膜，无所不在的寂寞，委实让人难以承受。
《隔膜》写了人的荒诞处境，写了人日常的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方式，隔膜也是人无法摆脱的一种无奈境遇。
尽管身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却互不了解，互不关心，互不在乎，互无意义，他人在自己眼中如同自己在他人眼中一样，仅沦为一个无足轻重单调而空洞的行动符号，人是这样群居而又孤独无助与自身绝缘的动物。
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的疏离是令人恐惧的，人活着非旦要面对扑面而来的困扰艰辛还要逃避与类群的接触，岂不是一种绝境中的绝境，挣扎中的挣扎
隔膜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墙壁，人们竞相筑起的用于自我防卫的墙壁又成为难以跨越的隔膜。
人成为彼此在世间的障碍物、累赘、或危险品。
人人设防、人人自危，在保持距离互相隐瞒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默契，自觉自愿地加深拉长着原有的鸿沟。
《隔膜》中的叙述者烦恼于那些无聊无谓的交往应付，烦恼于那些“蓄音片”式的对话交流，也烦恼于欲摆脱而不能的窘然处境，在与亲戚的叙旧中，“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相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
”在作客友人家中，“我想他们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饰着，专门用蓄音片说话
这个不可解。
”“我没有别的盼望，只盼时间开快步，赶快过了这两点钟。
”在人群川流不息的茶馆，“我欲探求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的缘故，竟不可得。
他们欲会见某某么
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里倾心地谈话。
他们欲讨论某个问题么
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
”这是无可穿透的心与心的隔膜。
人们象一个个刺猬，本欲在冬日里相互偎依取暖，然而彼此倒立起来的刺又使它们难以接近，于是只能处于一种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下，欲达不达模棱两可地延宕着，枯燥无味的心绪永不得改变。
在个人与他人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想把他人当作对象，当作客体，同时又想摆脱自己成为他人的对象，使人感到压抑的地位，于是人们不得不处在紧张乃至冲突的关系之中。
“他人是我的地狱，”我们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目光下苟活，处于从属于他人的境况之中。
这就是《隔膜》想要表现的深层含义。
作为二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宗旨是以文学干预生活的知识分子，叶圣陶的《隔膜》是一次意外的收获。
这里没有恼人的社会问题，没有底层小人物的悲哀，没有抨击批判滴血为墨的铿锵力度，但是却是绵里抽丝的缓慢而持久的钝痛，它不是为表现什么，不是为教化何人，只是单纯地记录了自我感觉，这是作家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所成就的，以它原生态的极强生命力感动了读者。
通过文本，我们理解了八十年前的作者，理解了八十年前那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空虚和痛彻骨髓的孤寂，我们不自觉得为它颤栗。
也许，在喧哗里落寞，在孤寂中陶然是人类永远无法自解的一个谜语吧
叶圣陶 （1894～1988） 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原名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
是继鲁迅之后,新文学运动初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1914年开始发表了10余篇文言小说，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叶圣陶从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学和大学任教。
1923年起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主编过、、等多种重要刊物，发现、培养和举荐过巴金、丁玲、戴望舒等作家。
他还出版不少诗集、评论集和论著，编辑过几十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叶圣陶其文：（一）创作经历1、他在20年代陆续出版了《隔膜》、、《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倪焕之》。
他的出版于1922年3月的《隔膜》,是新文学史上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第一个是郁达夫的《沉沦》）早期小说大多描写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代表作品如《潘先生在难中》等；后转向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如《夜》、《倪焕之》等，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他的小说呈现出朴实冷隽的艺术格调。
从1925年到二十年代末,叶圣陶的创作取得了全面的丰收。
叶圣陶本时期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特色。
最显著的,就是以饱满浓郁的政治热情,迅速直接地描绘革命斗争的壮烈图景,歌颂群众运动的宏伟场面。
这就使他本时期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精神被茅盾誉为“杠鼎”之作的《倪焕之》是新文学史上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名著。
“九·一八”事变之后，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发表了《多收了三五斗》等著名的短篇小说，技巧日臻圆熟。
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四川工作和生活，写作以散文和文艺评论为主。
主要散文集有《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小记十篇》等。
他的散文感情朴实，意趣隽永，语言洁净，大多具有厚实的社会内容。
《藕与莼菜》、《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牵牛花》、《春联儿》等是他散文中各具特色的名篇。
2、叶圣陶还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
童话集《稻草人》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但有时气氛显得低沉和悲哀，稍后的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着重表现人民群众团结抗暴的集体力量。
他的童话构思新颖独特，描写细腻逼真，富于现实内容。
鲁迅说，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表·译者的话》）。
（二）创作主题及其风格1、圣陶谈到他作小说的态度，常喜欢说：我只是如实地写。
这是作者的自白，我们应该相信。
但他初期的创作，在“如实地”取材与描写之外，确还有些别的，我们称为理想，这种理想有相当的一致，不能逃过细心的读者的眼目。
后来经历渐渐多了，思想渐渐结实了，手法也渐渐老练了，这才有真个“如实地写”的作品。
仿佛有人说过，法国的写实主义到俄国就变了味，这就是加进了理想的色彩。
假使这句话不错，圣陶初期的作风可以说是近于俄国的，而后期可以说是近于法国的。
因为是“如实地写”，所以是客观的。
他的小说取材于自己及家庭的极少，又不大用第一身，笔锋也不常带情感。
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物的对话及作者关于人物或事件的解释里，往往出现，特别在初期的作品中。
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
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始时的思潮；但他能用艺术表现，便较一般人为深入。
2、自由的一面是解放，还有一面是尊重个性。
圣陶特别着眼在妇女与儿童身上。
他写出被压迫的妇女，如农妇，童养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隔膜》第一篇《一生》便是写一个农妇的。
对于中等家庭的主妇的服从与苦辛，他也有哀矜之意。
《春游》（《隔膜》中）里已透露出一些反抗的消息；《两封回信》里说得更是明白：女子不是“笼子里的画眉，花盆里的蕙兰”，也不是“超人”；她“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
他后来在《未厌集》里还有两篇小说（《遗腹子》，《小妹妹》），写重男轻女的传统对于女子压迫的力量。
圣陶做过多年小学教师，他最懂得儿童，也最关心儿童。
他以为儿童不是供我们游戏和消遣的，也不是给我们防老的，他们应有他们自己的地位。
他们有他们的权利与生活，我们不应嫌恶他们，也不应将他们当作我们的具体而微看。
《啼声》（《火灾》中）是用了一个女婴口吻的激烈的抗议；在圣陶的作品中，这是一篇仅见的激昂的文字。
他憧憬着“艺术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是自由的，发展个性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却都被揿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里。
圣陶极厌恶这些模型或方式；在这些方式之下，他“只觉一个虚幻的自己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见《隔膜》中《不快之感》）。
3、圣陶小说的另一面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圣陶后期作品（大概可以说从《线下》后半部起）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写实主义手法的完成。
圣陶的生活与时代都在变动着，他的眼从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与女人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圣陶写作最快，但决非不经心；他在《倪焕之》的《自记》里说：“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深”，我们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态度。
他最擅长的是结尾，他的作品的结尾，几乎没有一篇不波俏的。
他自己曾戏以此自诩；钱杏邨先生也说他的小说，“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感。
” 4、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叶圣陶是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其骨干成员和创作上有成就的代表作家。
他强调文学必须反映人生,关心民众疾苦，同情被压迫损害者；他的创作集中地、充分地体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血与泪” 的文学宗旨。
叶圣陶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对旧中国的教育界十分熟。
在他写的近百个短篇中,与教育有关的占三分之二以上。
这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构成了叶圣陶创作的独特领域――教育文学。
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首先表现在他对封建教育有一个清醒、透彻的认识，对衰朽没落的旧教育进行了大胆的否定。
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还表现在以栩栩如生的儿童形象，展示了封建社会中少年儿童悲惨不幸的遭遇和他们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暴虐、磨难。
喊出了被束缚、禁锢在封建教育下儿童的心声和愿望，要求全社会尊重儿童、关心儿童、同情儿童、了解儿童，使他们获得发展天性的自由，这是叶圣陶民主主义教育文学另一个重要表现。
他的创作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解放、平等的要求,是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一致的,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
从总的倾向看,叶圣陶“五四”前后的创作属于批判现实主义。
（朱自清、叶圣陶语）（三）语言艺术风格：1、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叶圣陶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
细密的观察、客观的写实，亦庄亦谐、庄谐结合的笔法，平实朴素、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这一切就构成了叶圣陶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个性。
客观、冷静地谛视人生，细密、精确地观察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生活,是叶圣陶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点。
他确实重视细节的描写,使细节描写在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细节传神状物如此生动真实，是与作者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象反复深入地观察琢磨分不开的，叶圣陶丰富的生活体验为他细节描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庄严、严重与轻快、幽默兼而有之，并能使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熔铸于自己的创作中，使自己的作品亦庄亦谐、庄谐结合，这是叶圣陶艺术手法的另一个特色。
2、叶圣陶是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一直留意语言”(《〈叶圣陶选集〉自述》）,以平实、质朴、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著称。
他的语言有一种不雕凿、不做作的朴素美。
他很少用浓艳富丽、华而不实的词藻语汇,即使在“五四”前后“全盘西化”的浪潮里,他的作品也很难发现冗长拗口、曲里拐弯的欧化句子。
他特别讲究锤字炼句,自称有“斟酌字句的癖习”。
在遣词造句上,他一贯简短利落、准确贴切,精炼纯粹，达到了以少胜多、一语传神的极富表现力的境地。
三、叶圣陶其趣：（一）写童话的原由：他大力提倡白话文，是我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套通用教材--全国中学、师范学校语文课本。
叶先生是我国语文教育界的前辈，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家。
叶圣陶热爱学生、热爱教学，学子们童心的无邪、童真的灵幻、童趣的稚拙时时感染着他。
这时，他读了鲁迅《二十四孝图》一文，说有一位童年小友因为只能读“人之初，性本善”，觉得生活枯燥乏味，缺乏生气和希望，竟至死亡。
由此，萌发了为儿童写作的愿望。
他拿起笔来，成为我国近代童话创作的第一人
（二）酒：著名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爱酒嗜酒，一生留下诸多酒话。
本文向大家介绍有关他的几则饮酒轶闻雅趣。
文友酒会 三十年代，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时，其同仁中不乏好酒者。
叶圣陶和丰子恺等几位朋友便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友酒会，叶圣陶自任会长，规定只有一顿能喝5斤以上黄酒者方能申请入会当会员，每周的周末举行一次会员聚会。
当时，同在开明书店任编辑的钱君陶也想入会，但他仅有三斤半酒的酒量，能否批准入会心里没有底。
一次他问已是酒会会员的丰子恺自己能否入会，丰子恺感到说不准，表示要请求会长叶圣陶后方能决定。
当丰子恺向叶圣陶汇报此事时，叶圣陶幽默地说，君陶的酒量要打七折，就算一个预备会员罢。
事后，叶圣陶路遇钱君陶，便风趣地对他说：“你也是酒会会员了，要锻炼酒量，争取早日报‘预备’两字去掉
” 醉酒经历 叶圣陶一生好酒但自制力很强，很少有醉酒的记录。
据叶圣陶儿子叶至诚介绍，从他记事开始，叶圣陶醉酒仅有两次。
一次是1946年11月30日朱德总司令60大寿时，当时定居上海的叶圣陶受邀出席朱总司令生日午宴，因过于兴奋激动，醉酒后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两位工作人员护送回家。
另一次是抗日期间在武汉大学时，有一位武汉大学的英国教授雷纳，听说叶圣陶善饮，想与其较量一下。
他专门邀请叶圣陶到他的寓所对饮，叶圣陶欣然前往。
那次也是中午，两人如何对饮不得而知，到午后太阳打斜时，叶圣陶才踉踉跄跄回家。
叶至诚迎上前去扶他时，他还笑着说：“我呒啥（吴语意为‘没关系’）。
”后进卧室躺下睡着了。
事后叶至诚了解到，那次较量，雷纳教授先喝醉了，只是他在自己的寓所，而叶圣陶还走了一段路。
海棠雅聚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
他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海棠花盛开的4月19日，叶圣陶总要邀请朱光潜、俞平伯、王伯祥等一批挚友亲朋来家小聚。
而每当此时，俞平伯总会带上一瓶桂花酒，朱光潜则捎上一瓶白兰地，主人在准备的下酒菜中，必备一只叶圣陶自制的酱鸭。
他们赏花饮酒，促膝谈心，花香酒香，沁人心脾。
此情此景，堪称饮酒之最佳环境，超过任何的星级宾馆和酒家。
“十年内乱”中，叶圣陶、俞平伯等人均遭受迫害，“海棠雅聚”自然也就好景难再了。
叶圣陶享年94岁，堪称高寿。
除了他心胸开阔善待人生外，适量饮酒也是他的长寿原因之一。
虽然叶圣陶黄酒能喝5斤以上，但大多时候仅以一两多白酒解瘾，可见他具有极强的自制力。
叶圣陶晚年欣逢太平盛世，每天晚饭时他喜欢饮上一杯绍兴黄酒或葡萄酒，对酒的钟爱直至生命终止。
（三）叶圣陶与朱自清叶圣陶与朱自清相识于1921年秋天。
叶圣陶和朱自清志趣相同，而且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不久就成了好朋友。
叶圣陶蛰居上海，朱自清则在北平，一南一北，但鱼雁不绝。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不幸逝世。
8月30日，叶圣陶、陈望道等与清华同学会联合举行的朱自清追悼会，并在会上致词，对失去一位文坛干将和诚挚知友而痛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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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有一篇文章曾经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是什么?
语言的演变吕叔湘 一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
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
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
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
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
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的演变获得一定的认识。
为了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来看看。
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篇的头上一段：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
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忌不自信……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 把这一段用现代话来说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
不能光看字形。
光看字形，现代不用的字只有四个：昳、曰、孰、吾。
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12个字：八、我、能、城、国、不、客、从、来、坐、谈、问。
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
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
有的构词的能力还比较强，如：形、貌、衣、镜、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极少数词语里出现，如：丽 (美丽、壮丽)、朝(朝霞、朝气、朝发夕至)、窥(窥探、窥测)、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
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见于一定的文体；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原因之一”等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读者”等等；“美”现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 (“美男子”口语不说，也不能拆开)；“有余”现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现在说“八尺多”。
第三种情形是这里所用的意义现代已经不用，尽管别的意义还用。
例如：修(长)、服(穿、戴)、谓(对……说)、其(他的；“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称)、及(比得上)、君(尊称)、也(助词；现代的“啊”只部分地与“也”相当)、旦(“旦日”，“明日”，这里作“次日”讲)、之(他)、若(比得上)。
还有一个“尺”字，似乎应该属于古今通用的一类，可是这里说邹忌身长八尺有余，显然比现在的尺小，严格说，“尺”的意义也已经改变了(汉朝的一尺大约合现在七寸半，这里的尺大概跟汉朝的差不多)。
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
例如“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
”才跟现代句法相同。
“君美甚”现在说“您漂亮得很”，当中必须用个“得”字。
“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现代的说法是“邹忌不相信自己 (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搁在动词前边，搁在前边就是“亲自”的意思(如“自己动手”)，不是动作对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杀”等，是古代句法结构遗留在现代语里的合成词)。
“客从外来”现在说“有一位客人从外边来”，“客人”前边得加个“一位”，头里还要来个“有”字，否则就得改变词序，说成“从外边来了一位客人”。
“与坐谈”也是古代语法，现在不能光说“和”，不说出和谁，也不能愣说“坐谈”，得说成“坐下来说话”。
“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现代语法也是多余的。
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数的字都是现在还用的，可是仔细一分析，跟现代汉语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二 语言的变化涉及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
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著。
有些字眼儿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
例如《诗经·鲁颂》的《駉》这一首诗里提到马的名称就有16种：“驈”(身子黑而胯下白的)，“皇”(黄白相间的)，“骊”(纯黑色的)，“黄”(黄而杂红的)，“骓”(青白杂的)，“駓”(黄白杂的)，“騂”(红黄色的)，“骐”(青黑成纹像棋道的)，“驒”(青黑色而有斑像鱼鳞的)，“骆”(白马黑鬃)，“駵”(红马黑鬃)，“雒”(黑马白鬃)，“駰”(灰色有杂毛的)，“騢”(红白杂毛的)，“驔”(小腿长白毛的)，“鱼”(两眼旁边毛色白的)。
全部《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
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
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
别说诗经时代，清朝末年离现在才几十年，翻开那时候的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之类来看看，已经有很多词语非加注不可了。
有些字眼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而出现。
古代席地而坐，没有专门供人坐的家具，后来生活方式改变了，坐具产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产生了。
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字，后来才写做“椅”。
凳子最初借用“橙”字，后来才写做“凳”。
桌子也是后来才有的，古代只有“几”“案”，都是很矮的，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来坐高了，几案也不得不加高，于是有了新的名称，最初就叫“卓子” (“卓”是高而直立的意思)，后来才把“卓”写做“桌”。
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
虽然汉语对于外来语以意译为主，音译词 (包括部分译音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
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哔叽、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等，都是极常见的。
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像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爱克斯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宁、吗啡、尼古丁、凡士林、来苏水、滴滴涕、逻辑、米(米突)、克(克兰姆)、吨、瓦(瓦特)、卡(卡路里)等等，都已经进入一般语汇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许多字眼的意义也起了变化。
比如有了桌子之后，“几”就只用于“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几”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做“炕桌儿”，不叫做“几”了。
又如“床”，古代本是坐卧两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的东西，叫做“胡床”，后来演变成了椅子，床就只指专供睡觉用的家具了。
连“坐”字的意义，古代和现代也不完全一样：古代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战国策》里说伍子胥“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坐行就是膝行 (蒲服即匍匐)；要是按现代的坐的姿势来理解，又是坐着又是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举两个名称不变而实质已变的例子。
“钟”本是古代的乐器，后来一早一晚用钟和鼓报时，到了西洋的时钟传入中国，因为它是按时敲打的，尽管形状不同，也管它叫钟，慢慢地时钟不再敲打了，可是钟的名称不变，这就跟古代的乐器全不相干了。
“肥皂”的名称出于皂角树，从前把它的荚果捣烂搓成丸子，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现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碱制成的，跟皂角树无关。
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妆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异了。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
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
又如“菜”，原来只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
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
跟“菜”相反，“肉”原来指禽兽的肉，现在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肉”最初不用于人体，后来也用了，在这方面是词义扩大了)。
“谷”原来是谷类的总名，现在北方的“谷子”专指小米，南方的“谷子”专指稻子，这也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词义也可以转移。
比如“涕”，原来指眼泪，《庄子》里说：“哭泣无涕，中心不戚”。
可是到汉朝已经指鼻涕了，王褒《僮约》里说：“目泪下，鼻涕长一尺”。
又如“信”，古代只指送信的人，现在的信古代叫“书”，《世说新语》：“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默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
后来“信”由音信的意思转指书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连用，单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词义也会弱化。
比如“很”，原来就是凶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现在已经一点也不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说得特别重。
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像前边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
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
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首”变成“头” (原来同义)，“口”变成“嘴”(原来指鸟类的嘴)，“面”变成“脸”(原来指颊)，“足”变成“脚”(原来指小腿)。
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管脚叫“脚板”“脚丫子”，这又是多音化了。
动词的例子：古代说“食”，现代说“吃”；古代说“服”或“衣”，现代说“穿”；古代说“居”，现代说“住”；古代说“行”，现代说“走”。
形容词的例子：古代的“善”，现代叫“好”；古代的“恶”，现代叫“坏”；古代的“甘”，现代叫“甜”；古代的“辛”，现代叫“辣”。
字眼的变换有时候是由于忌讳：或者因为恐惧、厌恶，或者因为觉得说出来难听。
管老虎叫“大虫”，管蛇叫“长虫”，管老鼠叫“老虫”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
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恭” (明朝考场里防止考生随便进出，凡是上厕所的都要领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出恭入敬”)。
三 语法方面，有些古代特有的语序，像“吾谁欺
”“不我知”“夜以继日”，现代不用了。
有些现代常用的格式，像“把书看完”这种“把”字式，“看得仔细”这种“得”字式，是古代没有的。
可是总起来看，如果把虚词除外，古今语法的变化不如词汇的变化那么大。
语音，因为汉字不是标音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变化。
现代的人可以用现代字音来读古代的书，这就掩盖了语音变化的真相。
其实古今的差别是很大的，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
第一，旧诗都是押韵的，可是有许多诗现在念起来不押韵了。
例如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róng)。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shēng)。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chéng)。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qíng)。
”这还是唐朝的诗，比这更早一千多年的《诗经》里的用韵跟现代的差别就更大了。
其次，旧诗里边的“近体诗”非常讲究诗句内部的平仄，可是许多诗句按现代音来读是“平仄不调”的。
例如李白的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郭”“白”“一”“别”四个字原来都是入声，归入仄声，可是现在“郭”“一”是阴平，“白”“别”是阳平，于是这四句诗就成为“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了。
又其次，汉字的造字法里用得最多的是形声法，常常是甲字从乙字得声，可是有许多这样的字按现代的读音来看是不可理解的。
例如“江”从“工”得声，“潘”从“番”得声，“泣”从“立”得声，“提”从“是”得声，“通”从“甬”得声，“路”从“各”得声，“庞”从“龙”得声，“移”从“多”得声，“谅”从“京”得声，“悔”从“每”得声，等等。
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汉字的读音，无论是声母、韵母、声调，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叶圣陶的藕与莼菜
《藕与莼菜》就现代作家叶圣陶于1923年创作的一篇散文。
此文借物抒情，作者将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之情寄托在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藕与莼菜”上，借对故乡“藕与莼菜”的怀念，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热爱之情。
海燕 郑振铎 赏析
文中写了叶圣陶先生看稿一丝不不仅要改正笔误，理顺词甚至要描清标点;为普及汉语字知识和语文教育教学所做的大量工作;“文革”期间迫于形势不得不应对一些责难和压力，并深切关心朋友们的安危;给吕叔湘先生送书法作品，并为其女文章题诗，待人诚挚;和吕叔湘先生一同避暑和视察的情形等等。
本文表现出叶圣陶先生是一位躬行君子，为人师表，待人温良，倾全力专注于事业。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叶圣陶先生在普及汉语言知识及语文教育事业中的巨大贡献;对友人的关怀鼓励，充满文人情怀和雅趣;淡泊名利，不爱无谓的交际应酬，生活追求简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