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欧阳修何许人也
欧阳修（1007年－1072年）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
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
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
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早年经历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推官，已经56岁了。
3年后，父亲去世。
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
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
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3]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
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
”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4]科举之路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
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4]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
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
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
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
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
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
”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
[3]天圣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
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
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4]步入官场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予官职。
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
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
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成了他的恩师胥偃的女婿。
[3]欧阳修[5]新婚不久，欧阳修就辞别家人，到洛阳去做官。
当时他的领导是一位著名的前朝贵族，钱惟演。
钱惟演就是五代十国末代吴越王钱俶的儿子。
钱惟演对待欧阳修很好，不但很少让欧阳修等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支持他吃喝玩乐。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
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后来他被贬官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3]天圣九年（1031年），欧阳修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3]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
他在京中继续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当成座右铭。
不过，此时的欧阳修，毕竟不再是那个享受青春的少年，他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
[3]仕途崎岖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
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
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3]欧阳修高中进士时所娶的胥氏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
被贬后不久，欧阳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
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别人，就是跟欧阳修一起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
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
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3]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
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
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
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3]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写下了他的名篇《醉翁亭记》。
文艺术达到成熟。
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让自己和百姓都过得轻松。
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3]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
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
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
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
可见欧阳修很爱饮酒。
[6]做太守时，欧阳修对饮酒游山的爱好不减当年，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然后喝醉了，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玩乐。
据说，《醉翁亭记》的开头原本花了好多笔墨，描绘滁州四周的山。
最后这些描写被欧阳修改成了“环滁皆山也”5个字，简练中见隽永，成为散文史上的名句。
醉时能与民同乐，醒后能用当世一流的文笔把游玩的过程记录下来。
守旧派的压制，并没影响“醉翁”的好心情。
[3]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
在颍州，他照样寄情诗酒，自认为过得比在洛阳丝毫不差。
后来要告别颍州时，他怕送别的吏民伤心过度，写诗安慰他们说：“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仍是不改诗人酒徒的乐天本性。
[3]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
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
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
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
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
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3]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
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
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
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
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7]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
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
”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
[3]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3]主考礼部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3]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
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
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
”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
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音同“辣”，意为乖张），试官刷
”意思是这秀才学问不行，试官不会录取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较好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
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
但是，拆开“密封线”后，欧阳修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曾巩，而是一位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苏轼。
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
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3]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
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
他对苏轼奖掖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
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
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
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
”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
”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3]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
次年（1061年）任参知政事。
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
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3]晚年生活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
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
神宗熙宁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神宗熙宁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
居颍州（今属安徽省）。
[8]神宗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
2主要成就编辑文学成就文章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
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
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
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9]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
[10-11]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
[12]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13]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颇为赞赏。
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
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
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
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
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
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
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
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
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
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
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
例如《释秘演诗集序》 ，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
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
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
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
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
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
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
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
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
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1]词作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
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14]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15]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的体验。
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
他有名的《朝中普·平山堂》（平山栏槛倚晴空） 更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
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
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
[16]因而也写了一些带“世俗之气”的艳词，其中有的比较庸俗，另一些内容和情调则比较健康，如 《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
此类词作，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而另外两首《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和“荷叶田田清照水”）词，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也具有民歌风味。
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1]诗作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
他重视韩愈诗歌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
相对于西昆诗人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
欧阳修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
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
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
例如《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
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
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躁艰涩之失。
例如《再和明妃曲》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
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
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1]其他成就经学方面，欧阳修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欧阳修书法作品[17]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史学方面，欧阳修史学成就较高，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
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18]农学方面， 欧阳修曾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
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19]3主要作品编辑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
他曾参与合修《新唐书 》，并独撰《新五代史》，又编《集古录》，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仅列举代表作品如下：代表作品文章《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词作《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梅残》）《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诗作《戏答元珍》《题滁州醉翁亭》《忆滁州幽谷》《画眉鸟》 4人物评价编辑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欧阳修像[20]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
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
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
“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21]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
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
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22]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
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
[23]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
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
这也是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
[23]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是欧阳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7]5后世纪念编辑欧阳修墓陵园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
滁州欧阳修纪念馆(5张)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
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15米，并排右侧有薛夫人墓。
陵园坐北向南，在南北中轴线上建有外照壁、大门、内照壁、东西两庑、大殿、墓冢，四周建有围墙，外照壁高约5米、长6米，厚0.7米。
大门3间，门前左右修有台阶，阶旁各有一衔环石狮。
内照壁与垣墙同高，将庭院分为前后两部分。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便门，庭院中间修有南北甬道，直达大殿，甬道两旁立有石猪、石羊等石雕，对称排列，间距3米，石雕高约1米，甬道两侧各建有厢房3间。
[24]安徽滁州欧阳修纪念馆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滁州其间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这成为琅琊山文化底蕴的精髓，为了纪念欧阳修，安徽省滁州市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筹建纪念馆之初，就征集到郭沫若先生的亲笔题名。
在新落成的纪念馆内，陈列着重塑的欧阳修雕像以及欧公生平所画的30幅画。
[3]吉安永丰欧阳修纪念馆永丰欧阳修纪念馆地处江西省永丰县恩江河畔， 始建于1987年，1997年为纪念欧阳修诞辰990周年，永丰县人民政府拓宽了馆址，兴建永叔公园，占地面积达51亩，馆名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
纪念馆主体建筑有宰相府、明道阁、致用阁等， 欧阳修纪念馆(8张)在这座标准的砖木结构的仿古建筑内开辟了欧阳修生平事迹陈列室，全面扼要地介绍了欧阳修的生平、政绩以及文学、史学等方面的贡献。
欧阳修纪念馆坐落的永叔公园内，主要有醉翁亭、六一亭、至喜亭、泷冈阡表碑亭等建筑，还有欧阳修石刻雕像、“画荻教子”雕像、“文坛泰斗”两组人物青石雕像及文化长廊、纪念碑廊等，加上古朴高雅的状元楼（宋）和雄浑端庄的报恩寺塔（明）坐落其间，更显文化底蕴的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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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箸名的诗人背景
朋友，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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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泊船瓜洲中绿的故事
本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但写完后，王安石觉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什么景象，缺乏诗意，想了一会，就提笔把“到”字圈去，改为“过”字。
后来细想一下，又觉得“过”字不妥。
“过”字虽比“到”字生动一些，写出了春风的一掠而过的动态，但要用来表达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
于是又圈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
这样改了十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字。
他觉得有些头疼，就走出船舱，观赏风景，让脑子休息一下。
王安石走到船头上，眺望江南，春风拂过，青草摇舞，麦浪起伏，更显得生机勃勃，景色如画。
他觉得精神一爽，忽见春草碧绿，这个“绿”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吗
一个“绿”字把整个江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动人景象表达出来了。
想到这里，王安石好不高兴，连忙奔进船舱，另外取出一张纸，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
为了突出他反复推敲来之不易的那个“绿”字，王安石特地把“绿”写得稍大一些，显得十分醒目。
一个“绿”字使全诗大为生色，全诗都活了。
这个“绿”字就成了后人所说的“诗眼”。
后来许多谈炼字的文章，都以他为例。
王安忆 比邻而居是散文还是小说
中国古代散文在其发展演变的途程中走向骈化，并显露出种种弊端后，曾出现过两次大的反骈、复古的革新运动，这就是中唐由韩愈领导的以复兴儒道，革新文体、文风的古文运动和欧阳修主盟的北宋新古文运动。
两次运动，就其产生背景、革新对象、革新宗旨乃至“复古”口号而言，都颇为相似；两次运动的成功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但是，韩、柳及其参加者所期望的最终结果，是悲剧性的；而欧、苏及其继承者的最终结果却是喜剧性的。
韩愈面对中唐分裂势力和思想混乱局面，以极大勇气复古革新，力挽狂澜，在文坛建立起“摧陷廓清”之功，而在他身后却是骈文复炽，他的门人弟子无力抗衡，甚至学步不成，反而走上了求深而至于迂，务奇而至于怪的歧途。
欧阳修于二百年后的北宋前期主盟文坛，虽然从尊韩入手，也未遇到韩愈当年那么大的阻力，但他在反五代体、西昆体、太学体的斗争中奠定的传统散文的新的风神格调，却传承不衰；其革新成果也被继承者们发扬光大，并泽及元、明、清各代。
两次古文运动的最终结局之所以不同，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正如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关于历史事变和人物往往重复出现两次时所作的补充：“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因为，历史不能随心所欲去创造，创造历史的人不能不受到眼前的和世代留下来的传统的纠缠和制约。
韩愈和欧阳修当然都不可能超脱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思潮以及散文本体发展规律等影响和制约，本文也无意贬韩而扬欧。
但总结和探讨两次古文运动最终结局形成的原因，却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指出：“发展好象是重复着以往的阶段，但却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着以往的阶段。
”正是从这一视角考察，我认为，欧阳修虽然从学韩开始，其古文革新也是在中唐古文运动基础上起步，但他在理论导向、人才培养、创作实践等方面，有更高的起点，有别于韩愈的“另一种方式”。
这另一种方式，概而言之，就是他革新传统散文的一整套成熟的理论。
理论是旗帜，是方向，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理论从其实践中产生后要能指导新的实践，则必须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开放性，而不能是局部性、临时性或封闭性的。
欧阳修的散文革新理论属于前者，而韩愈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局限，他的继承者之误入歧途，也与此不无关系。
下面试作分别阐述。
首先是古文的“明道”与“志道”的理论问题。
韩、欧都重视“道”，但对“道”的涵义、属性、价值、作用的认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
韩愈所说的“道”，是儒家之道，六经之道，甚至包括三坟、五典所言之道。
他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
”（《答李翊书》）又说：“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
韩愈之志，就是要把孔孟的仁义道德说教和伦理、礼治秩序等传统用之于中唐，并传之于后世。
他面对当时佛老等异端思想泛滥的现实，企图使衰蹶不振的古已有之的儒家“古道”重新兴盛起来，以消除思想上的混乱，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维护统一。
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性，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韩愈轻视了“古道”的局限性。
他跳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一大的发展阶段而去求助于圣人、君子，本身就是在向后看，当然会遇到阻力；而欲后世“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就更没有实践指导意义。
因为社会思潮是发展变化的，“道”不可能不变化。
其实他本人的创作之所以“理充气盛”，“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也就与他摆脱了自己的理论束缚有关。
然而韩愈过于偏执。
他抵排异端，攘斥佛老，顽强卫道，甚至连柳宗元也有所不满。
如韩愈曾写信指责柳宗元与佛徒交游，嗜佛教之言，柳宗元则说韩愈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柳宗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与韩愈比较，欧阳修的理论、认识就通达得多。
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欧阳修，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语）；甚至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
据此，学术界有人也认为，欧阳修的“道”，“仍然是孔孟儒家之道”。
（注：《宋文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实不然。
几年前，王水照先生就指出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这句话的含义，来源于《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的古训，“其主旨在于从文人修养的角度来讲文学才能的提高、作品艺术感染力的获得。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
如果细读《答吴充秀才书》，我们还会发现，欧阳修三十四岁写这封信时，对“道”的含义就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
信中，他指出“道”不远人，而当时“学者有所溺”，“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
他所说的“百事”，即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百事”，是生活阅历。
孔子、孟子、荀卿也是关心百事，有了深厚阅历之后才写出作品来的。
他还一针见血指出吴充“终日不出轩序”，故写文章“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
可见，欧阳修在信中所说的“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道”，都是易知而近的“切于事实而已”的“道”，而不是韩愈所说的前世已有的“古道”。
欧阳修在《与张秀才第二书》里，对孔孟之道所作的阐释更是务实而近人情。
他说：“孔子之言道曰：道不远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谓道”，“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
”他强调“道”不仅要务实，而且要顺时变化，甚至剀切地指出，孟轲是最知“道”的，“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
”这就鲜明不过地淡化了儒家伦理道德说教而丰富、扩充了“道”的现实内容，贴近了实际，具备了实践的可行性。
正因为以疑古、辨伪著称的欧阳修对“道”作了前瞻性的务实而通达的新解说，所以我们认为他的“道”实际上也即是指作品内容而不再只是专指前世已有的孔孟之道。
也正因如此，他关于“道”的理论才具有开放性，能为后继者接受，能传之久远。
其次是关于“文”的理论问题。
欧阳修在这一理论领域，对韩愈也是有所继承，有所革新，并有明显超越的。
例如：在文体上，反对骈体，不作“四六”文。
在文风上，韩主张“不平则鸣”，欧主张“穷而后工”；韩“甚好其言辞”、主张“文从字顺”，欧亦“喜为文辞”，力主“斫雕为朴”、“取其自然”。
在作家人品修养上，韩强调“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答李翊书》），欧亦云“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章辉光”（《答祖择之书》）。
这些，就是欧阳修对韩愈的继承。
至于对韩愈关于“文”的理论的革新和超越，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而且更重视文。
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
可见，“文”和“道”的关系，在韩愈心目中不是并重的，是以道为主，文道合一的。
欧阳修则自称：“吾固亦喜为文辞者”（《送徐无党南归序》），“只有文字是本职”（《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
他还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事信言文乃能表见后世”；“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
在这里，欧阳修是强调“文”要讲文采，要信息量大而语词精炼。
据明人顾元庆说，欧阳修致仕后自编《居士集》，常数十遍窜定旧文，废寝忘餐。
夫人劝他：这些文稿都是你自己所写，还再三修改，难道畏先生责怪
欧阳修笑答：“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注：林纾《春觉斋论文•情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的《醉翁亭记》易数十字而为“环滁皆山也”五字，就说明这个故事并非子虚乌有。
二是主张文风平易自然。
欧阳修早年写有《斫雕为朴赋》就主张“革故取新”，“归彼淳朴”。
他曾通过曾巩告诫王安石，“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
”创作应“取其自然”（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
他严厉指责力主复古的朋友石介“好异以取高”的弊病，批评他的艰涩的“太学体”，指出：“今不急止，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
”与此同时，针对韩愈所称道过的樊宗师“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的严重弊端，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不留情面予以揭露，并写了《绛守居园池》古诗，讽刺他“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
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盘纡。
孰云己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
”虽然欧阳修对韩愈“临纸怪发”、气盛、句奇的文风和“词必已出”的理论没有直接批评，但也旁敲侧击，作了委婉或间接的评论。
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他还借教训学生徐无党，“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
”总之，欧阳修反怪异、反气盛之文而力主平易自然的文风，既是从韩愈文风及其古文运动中总结出的经验，也是自己从政和以文辅政的教训。
他告诫古文运动的参加者，担心他的继承者走向怪异歧途，确实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和可延续性。
正如他在《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中所说：“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百事难猛更张。
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行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
”欧阳修之主平易自然的文风，似亦应作如是观。
三是文主情韵，认识到“文”有独立的文学审美特质。
这是欧阳修文论思想的闪光点。
韩愈也说过：“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
但这仍是本于传道、志道的一贯思想来要求的。
欧阳修却不然。
他指出：“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答宋咸书》）。
称赞梅圣愈之文“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感人之至”（《书梅圣俞稿后》。
可见，他已看到散文情感性因素，发现了散文的审美特征；他又说：“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
即是说，文章的主旨、内容虽然一样，而自古许多作家的作品风格却从来没有雷同的。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作家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也将“文”从“道”中离析开来，指出了言语文章的独立价值。
欧阳修对散文的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的发现，他对散文指出的当“与造化争巧”（《试笔》）的审美标准，在他自己的记、序、碑、志、书、论等创作中也是可以印证的。
前人多赞颂欧文有“情韵”之美，称其散文为“六一风神”。
所谓“情”，当然是指人情味，指充溢于字里行间的能动人心魄的“感情”；所谓“韵”，则是见之于文辞的抑扬顿挫的声律格调，这与欧阳修“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的特色也有关联。
至于所谓“六一风神”，最形象、最恰切的概括，自然是非苏洵莫属了。
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对孟、韩、李翱、陆贽之文和欧文都作了审美评价，指出“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从文辞到文意，从文气、章法到风姿、神态，可以说是曲尽其妙地从整体上对欧阳修奠定的传统散文的风格的“知之特深”的概括；而这种风格，也正是欧阳修的文论思想的体现。
最后是处理骈与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
骈文的产生，是受南北朝声律理论和魏晋以来文学理论影响，再加上社会动乱分裂、佛教思想盛行、儒学统治式微等复杂因素对文人审美心态综合影响的结果。
虽然骈文在其末流出现了弊端，但散文也有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散文本体也需要革新，需要从骈文汲取营养以提高文学审美层次。
正是从这一角度审视，我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反骈复古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在于韩柳的创作成就的巨大，而善于运骈入散，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韩愈在理论上急于事功，重道为主，只倡“散句单行”，而没有正确处理好骈散互补的理论关系，也没有培养出足以抗衡骈体的大家为继承者，所以出现二百年韩文不传于世的悲剧。
欧阳修则不一样，他自己在创作中“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既摒弃骈文的多“用事”、“用典”和雕琢浮艳的弊病，又在理论上，科学地解决了骈、散互补和继承问题。
例如，重刊韩文，既继承韩愈，又不以韩文气盛为长；自及第后弃骈文不复作，但又告诫文士：“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
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论尹师鲁墓志》）。
他对后继者则多方引导，甚至对苏轼父子不用古人古语，不广引故实以炫博的骈文也予以肯定，认为“曲尽精当”，是“文章变体”（《试笔•苏氏四六》）。
此外，欧阳修对各种流派的文体，也不像韩愈霸气十足，而是重在说理，既坚持理论原则，又能兼容并包。
如他既反西昆体，而又实事求是肯定扬亿、刘筠“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六一诗话》）；他极力提携后进，一时号称“多士”，但知贡举时，却不畏舆论压力，不录取务险怪之文的举子。
正因为欧阳修注重对后继者的理论指导，所以北宋出现了曾、王、三苏等大家，能举重若轻，对付反对派的挑战；正因为欧阳修的革新理论成熟，务实而不偏执，有前瞻性而少局限，所以有宋一代虽骈文不废，而无力抗衡古文；赋不废，而渐成文赋；南宋乾淳体、道学体挑战，而其文体只盛于讲学一隅。
总之，北宋新古文运动的彻底胜利，与欧阳修的理论贡献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