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改革文风是怎样的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滁州地僻事简，又值年岁丰稔，作者为政以宽，遂放情山水之间，本文为次年所作。
文中描写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和四时景色，以及作者和滁人的游乐，表现出他“乐民之乐”的胸怀，充满了士大夫悠闲自适的情调，并从侧面显示了作者自己治理滁州的政绩.时年40岁。
醉翁亭，在今安徽滁县西南七里。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困，母亲用荻秆画地教他识字读书。
后来他考取进土，在朝廷作官，位居参知政事（副宰相），官位和范仲淹一样。
他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范被罢官，欧阳修不顾个人利害，愤然上书斥责有关的权臣，他因此也遭到贬谪。
《醉翁亭记》就是他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太守时写的。
<醉翁亭记>有这样一段话：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作亭者谁
山之僧智仙也。
名之者谁
太守（指欧阳修）自谓也” “太守（指欧阳修）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 “醉翁”是欧阳修自己给自己的号称，因为他“饮少辄醉”，说明他容易醉，突出一个“醉”字。
而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当中，“年又最高”，欧阳修年纪最大，所以得到一个“翁”字。
而欧阳修醉的目的，又似乎是醉在迷人的山水之中。
因此，“醉翁”就这样成为欧阳修的号称了。
《宋史•苏轼传》说苏轼被录为第二名，是因为欧阳修认为那是曾巩的文章，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
如果把学生录为第一，恐朝野非议，于是录为第二名。
此说不合情理，未必当真。
如果考官不作弊，并不能确认考卷属谁。
这是文人“为尊者讳”的老毛病，替名人——“六一居士”文过饰非。
倒是上面的故事符合情理，老师为了自己的面子，让学生委屈，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但是，因为上面的对话使老师无地自容，当然也就会因此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而且这负面效应，很快就立竿见影。
皇帝想起用苏轼，给他的官也不小——政治局第一秘书，不但列席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负责起草政治局重大决策文件。
但是，时任政府行政长官的韩琦不同意。
韩琦说：“苏轼这个人啊，是个奇才，志存高远，前途无可限量。
但是现在就提拔他坐这样高的位置，恐怕大家不服气，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大好。
”皇帝想，既然这样，那就给他低一点的位置，当个机要秘书，给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吧。
韩琦仍然不同意，说：“那也有问题，机要秘书与第一秘书，属于同一类，只是级别和分工不同，都能够参与政治局的活动，还是提拔太快。
应该让他在下面多多锻炼。
如是者三，皇帝只好妥协，让苏轼远离最高权利中心，到直史馆做个“清官”——清闲之官。
这就是苏轼自找的，谁让你有那么高的才干
有就不行。
你苏轼能唱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情壮志，又有“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山林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抱负。
皇帝喜欢，可同僚们不喜欢。
不但不喜欢，而且还讨厌。
所谓“是龙你得趴着，是虎你得卧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所以，非得让你那个书生意气，见识见识什么叫攻于心计。
于是，苏轼第一次在官场上亮相，就败在了老谋深算的韩琦手里。
但是，你也不能由此就把韩琦打入坏人的堆里。
看《宋史•韩琦传》上的记录，韩琦还是一个不坏的宰相。
出身世家，“端重寡言，不好嬉弄。
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而且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
只是久居相位，无甚作为，也不希望别人有所作为罢了。
韩琦当年也是以第二名考取进士，算是文人当官，自然就有文人的通病——相轻。
整治苏轼，只是文人相轻的惯性手段。
这种手段，在苏轼也是有的。
苏轼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
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诗“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 古人有句俗语，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苏轼的书生意气能成事吗
不能
对此有更精到的解释，他曾经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
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
” 所以说，苏轼晦气缠身，不如意事常八九，一生都在官场搏杀——宋朝的“朋党之争”中坎坷度过。
但是，苏东坡的晦气，似乎不能说是皇帝故意强加给他的，因为几任皇帝对他的印象都一直不错。
《宋史•苏轼传》对此有记录：“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 皇帝这样抬爱他，还能主动出击，整治他这样一介书生吗
当然不会。
可是，皇帝不想整治他，不等于同僚们不想整治他。
于是，才华横溢，又常常锋芒毕露的苏轼，就要在同僚手上栽跟头，倒大霉。
开始是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如果只是“腹议”，大概还不至于惹恼了掌权的“改革派”，但他是公开上书反对变法。
最让“改革派”难以接受的是，他公开说皇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是直接指责改革派，想断了“改革派”晋升的来路。
以今天看，就是“明火执仗”地反对改革开放，攻击“坚持改革的革命领导干部”，当然为“改革派”所不容。
于是，“改革派”开始给苏轼罗织罪名——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国家卫队，并购买家具瓷器，还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甚至说他有诱奸外甥女之嫌。
所以，中央不能不派人到苏轼运灵途经之地调查，从船夫、士兵、一般干部嘴里搜集资料。
可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苏轼给自己的小舅子写信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
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 苏轼以为雨过天晴，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但是，皇上却由此对苏轼的人品产生了疑问。
尽管有司马光出面解释，但还是没有打消皇帝的疑问。
这时苏轼才知道，官场上不见血的搏杀，比战场上见血的撕杀还厉害。
你看不见，说不清，也找不到对手的来去路。
这就叫“明枪好躲，暗箭难防”。
但是，心里不设防的苏轼，也有自己的套路。
所谓“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一看在中央机关的日子不好混，干脆主动要求下放锻炼。
于是，就坡下驴的皇帝和“改革派”，也就借此把他下放到杭州。
对宋朝官吏来说，下放锻炼，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一种奖赏。
大家不必误会，以为下放，当时叫做“贬谪”，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情。
其实不然，那是一种悠闲自得的安逸修养。
而且自己还由此换取一个好名声——为民请命，直言抗争。
宋朝因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言境宽松，所以，因“朋党之争”而上书言事，得到下放处理的干部，早已成为朝政的寻常风景。
许多人，也乐得借此到外地转一转。
这是日后的做官资本。
前面提到的“元佑党人碑”，虽然是所谓的“黑名单”，但当对手一派失利后，许多人，包括他们的子孙，都以自己或父兄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引为自豪和骄傲。
文言文 宋史欧阳修传全文翻译
欧阳修是北宋革新运动的领袖。
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也最大。
他继承了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
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
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
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
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
《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
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了腐败政治。
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
总的来看，风格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尤善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抒情。
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
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
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他勤于收集，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
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
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欧阳修的著述，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其生平事迹，宋人胡柯撰《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附录于全集。
另有清人杨希闵《欧阳文忠公年谱》、华孳亨《增订欧阳文忠年谱》
隋唐公文文风改革的原因
隋代初年，几乎完全继承了梁、陈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 文风，一些有识之士看出这种文风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影响到整个社 会风气，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建议。
首发倡议者是大臣李愕，他于开皇三年 (583年)呈《上高帝革文华书》，历陈浮华文风之害，请求朝廷“屏黜轻 浮，遏止华伪”。
隋文帝杨坚采纳了李愕的建议，于次年“普诏天下，公私 文翰，并宜实录”，违者治罪。
自此拉开了隋唐文风改革的序幕。
唐代立国之初，高祖李渊就于武德元年(618年)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 表疏不实诏》，严厉批评了“表疏因循，尚多虚诞。
申请盗贼，不肯直 陈”，“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现象。
初唐时期，唐太宗和魏徵、陈子昂等都发表过改革文风的言论，魏徵、 陈子昂还在写作实践上作出表率，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不加雕饰的公文， 对文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代中期，骈体文又有所抬头，中唐时期韩 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把文风改革推向高潮。
经过几辈人的努力， 唐代公文总体上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
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不仅从理论 上倡导文风改革，而且写作了大量文风朴实而又长于说理的公文。
宋代公文 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
给欧阳修的颁奖词
死在家的，没有什么故事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
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
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
”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
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
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
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
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嘉佑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五年，拜枢密副使。
次年任参知政事。
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
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
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
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
居颍州（今属安徽省）。
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
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
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