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矛盾有哪些散文,能提供1篇散文读后感吗?
您好您说的应该是茅盾吧
【散文】: 《白杨礼赞》、《卖豆腐的哨子》、《人造丝》、《全运会印象》、《车中一瞥》、《鞭炮声中》 、《谈月亮》 、《雾中偶记》、《大地山河》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暴风雨 疲倦 严霜下的梦 叩门 卖豆腐的哨子 雾 虹 红叶 速写一 速写二 樱花 光明到来的时候 冬天 雷雨前 戽水 人造丝 全运会印象 车中一瞥 鞭炮声中 谈月亮 黄昏 沙滩上的脚迹 天窗 从半夜到天明 炮火的洗礼 风景谈白杨礼赞 雾中偶记 大地山河 开荒 让我们时时刻刻记着 天安门的礼炮 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
可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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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故乡
冬天茅盾的答案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蚀》、《虹》《子夜》、《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篇小说《路》、《三人行》;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
其代表作《子夜》,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里程碑,显示了现代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实绩。
此外,还有大量文学评论、神话研究、散文、杂文、历史故事等。
文学论文集《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杂谈短篇小说》、《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还翻译了几十种外国文学著作。
文化大革命后写成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杰作
冬天茅盾的答案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之宗”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个新的境界。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表示关注或进行研究分析。
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原因一 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
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 桃花源记 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
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
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
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
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
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
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与世长辞。
原因二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
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
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
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
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
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
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
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
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
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
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
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
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
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原因三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
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
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
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
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
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
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
《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
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
”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
”“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
”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
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
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
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
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
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
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
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总结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
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
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曾卓《有赠》的赏析
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 我饥渴,劳累,困顿。
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 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灯。
我轻轻地叩门,如同心跳。
你为我开门。
你默默地凝望我, 那闪耀的是泪光么
你为我引路,掌灯。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你洁净的小屋, 我赤脚,走得很慢,很轻, 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血印。
你让我在舒适的靠椅上坐下, 你微现慌张地为我倒茶、送水。
我眯眼——因为不能习惯光亮, 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眼睛。
我的行囊很小, 但我背负的东西却很重,很重, 你看我的头发斑白了,我的背脊佝偻了, 虽然我还年青。
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 一口酒就使我醉了, 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 那么,我有力量承担你如此的好意和温情么
我全身战栗,当你的手轻轻地握我的, 我忍不住啜泣,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
你愿这样握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
你敢这样握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
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 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 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终于过去了, 你给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
你的含泪微笑的眼睛是一座炼狱, 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我的灵魂, 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 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 【作者简介】: 曾卓,1922年生,湖北武汉人,原名曾庆冠,曾卓是七月派重要诗人。
著有诗集《门》、《悬崖边的树》、《曾卓抒情诗选》等。
他成名于四十年代,建国后受“胡风反党集团案”牵连,失去了歌唱的权利。
一九七九年,诗人从历史的创痛中走来,他的作品《悬崖边的树》因其对苦难时代的深刻反思,引起了人们思想和情感的强烈共鸣。
八十年代以来,他出版的诗集有《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曾卓抒情诗选》等。
曾卓的诗语言朴实,感情真挚,爱和理想是他始终追求的主题。
他擅长用独特的诗歌意象,揭示人生曲折中的复杂感受,以细腻、丰富的艺术想象,刻划这一过程中抒情主人公充满忏悔和矛盾的内心世界,从而把个人的忧患上升为民族普遍的忧患,促使读者对历史作深长的省思。
说曾卓是一位感情丰富、长于抒情的“歌手”,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创作背景】: 曾卓是七月诗派的诗人,曾经经历过二十年的牢狱和劳改生涯,之后才得以平反。
当他跋山涉水,穿越了孤寂的茫茫沙漠,终于回到了家,他看到他深爱的妻子仍在等他。
这一瞬的重逢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所以,就有了这篇感情真挚而浓厚的《有赠》。
【赏析】: 《有赠》是赠给一位女性的诗。
诗歌以饱含激情的语调,借对一位女性的深情倾诉,形象地抒写了对历尽苦难之后的人间温情的真切感受,赞美了给受难者带来巨大精神慰藉和生活勇气的宽容的理解、善良的同情,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人生劫难中真挚爱情的由衷的感激和歌颂。
诗篇表达了一种既是爱情又超乎爱情的崇高情感,一种基于深切了解、信任的博大的爱,一种人间至情;同时也折射出对历史冤屈和现实不公的控诉。
简析本诗所表达情感的复杂内涵及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意义。
这首诗作表达的是一种复合的情感,既有重获自由的庆幸,又有无法消除的创伤;既有光明的预示,又有难解的隐忧,它们交织着,一时难以理清,但作者却以一种沉静的态度出之,于平缓中有跃动,委婉中有激切,因而给予读者的美感也是多重的。
真切地袒露内心世界,细腻地抒写情感活动,也是本诗一个明显特点。
在“战歌”风行,个人情感普遍受到漠视并为诗所摒弃的60年代,它的创作实属难能可贵。
(二)《有赠》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
六十年代初,作者曾被“单独看关”,与亲人和世界隔绝达数年之久。
可以说是音讯渺茫,书信断绝。
作品一开头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么一幅情景:在某个萧瑟的秋日,抒情主人公终于从流放地回到阔别的城市。
当他走上楼梯,准备轻轻叩响门时,突然间感到深深的不安。
他不知道年轻的妻子还肯不肯敞开大门,接受他这位被命运打人冷宫的所谓“罪人”。
但对生命的期盼,对亲人关爱的渴求,使他不禁从内心发出了令人颤栗的呼喊: 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 我饥渴、劳累、困顿。
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 它在招引我—我生命的灯。
在这里,需要注意“感情的沙漠”这一极具当时时代特征的比喻。
它显然暗指的是缺乏爱、关心甚至失去了人的尊严的抒情主人公的人生处境。
“旅客”是他的自喻。
在绝望的处境中,他产生了对希望、亲人之爱的强烈渴求,于是“窗前的光亮”在他心目中,在幻觉中映照出了“你”(实际是妻子的化身)的身影,在一刹那间,它像“生命的灯”一样耀眼而又温存,令主人公深深地激动起来。
第二至第六节,写的是妻子开门他走进房间后的情形。
它们是由一连串行为“动作”组成的:“叩门”、“引路,,、“坐下”、“自语”、“喝水”,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日常生活中一般性的行为举动,而是非常细腻地刻划了在压抑的时代一个被无端冠以“罪名”的人,如何既渴望得到妻子的原谅,又因牵连家庭而深觉不安,如何既对亲人充满歉咎因而显得自卑,又期冀真正回到家人的怀抱,在那里安顿布满伤痕的心灵、尽情哭诉精神郁闷的复杂而婉曲的心理过程。
让我们一起来“细读”下面的诗句: 你为我引路,掌着灯。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你洁净的小屋 我赤着脚走得很慢,很轻, 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血印。
前两句暗示了“我”的激动和不安,后两句道出了他的遭遇和处境,说明他是从遥远的路途中回到家中的,而且经历过许多屈辱、痛苦。
所以,当这种情绪延伸到第四、第五和第六节中时,人们很容易体验到,他为什么不太习惯接受妻子的“倒茶,送水”,“母亲般温存的眼睛”;他为什乡要一再诉说自己“行囊很小”,精神上的“东西却很重很重”,“头发斑白”、“背脊拘楼”这些与真实年龄不太相称的“特征”;显然,远离正常世界已经很久的抒情主人公,由于心灵被扭曲的时间太久,对爱、关心这些本属于人的正常感情领域产生了恐惧和不适之感,以至使他感到,哪怕一点眷顾对他都是奢侈的,像是天上的故事一样遥远:“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一口酒就使我醉了,\\\/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
他甚至怀疑自己,“我能有力量承担你如此的好意和温情么?”还值得提到的是,在全诗的结构上,上述几节诗是开头和结尾之间一个饱满的“过渡”。
它之所以显得充分、饱满,那些揭示人物心理过程的“细节”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它就像整个乐曲中一个最为细腻、曲折、委婉的中心部分,把作品的开头引向了开阔的审美空间,同时又为后来的抒情强度准备和酝酿了情绪。
在作品的最后三节,全诗达到了高潮。
它们是以如泣如诉、如悲如歌的形式一气呵成的。
首先,作者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使一直克制、压抑的情绪忽然像闸门放开,尽情地向外倾泻,诗的感情推进到最为饱满、强烈的程度。
其次,通过排比的句式,复沓重叠的手段,使诗的主题由浅及深,向更深邃的境界掘进,从而实现了与读者思想的热烈交流。
在这三节,不仅渲染了全诗的情绪,而且也使人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全身颤栗,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
我忍不住吸泣,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
你愿意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 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 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 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
从开头、过渡到高潮,这首诗的三个部分就像一首小型交响乐的三个乐章,前后衔接,互为呼应。
它们起伏有致,变化自然,其中,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条人的命运的情绪激流。
它用感人至深的笔触,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悲欢,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
(文\\\/程光炜)
茅盾的冬天
描写冬天的文章:茅盾《冬天》冬天作者:茅盾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岂不同罢。
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消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
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话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
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
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
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
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憎。
但寒暑数十易而后,我也渐渐辨出了四季的味道。
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
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
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
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
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
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得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弃火来烧的。
在乡下,可不同了。
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地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
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
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毕剥毕剥烧起来了。
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舐光。
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
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厝的棺木或者骨殖甏,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
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
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
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憎亦无爱了罢,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
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期爽的,而又大家都在黑甜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
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她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
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病光顾我的季节呵
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
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
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
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
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
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
“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
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希望可以帮到你,祝你好运。
沈德鸿(即茅盾)在日本的生活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汉族,浙江嘉兴桐乡人。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辞世。
到日本后,茅盾面临着生计问题。
原本想学习日文由于生计问题他只有写作。
当他提起笔来时,脑海的人物故事便一个个地跃出来,尤其是那秦女士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素材。
去日本写的第一个小说是《自杀》,时间是7 月 8日。
由于和陈启修住在一个旅馆里,二人一起谈天,一起外出,陈启修便成了茅盾的翻译。
有一次,二人去逛地摊,茅盾买了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英文书,使茅盾的孤独有了一丝慰藉——可以借此消磨岛国的寂寞
寄出《自杀》以后,茅盾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前段时间文坛上对“幻灭”、“动摇”、“追求”的批评,来个答辩,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自己创作思想情绪,和对文艺的看法。
认为革命文艺必须是革命的文艺而不是革命的标语口号;其次是读者对象问题,即阅读革命文艺的读者是哪些人
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艺技巧问题。
茅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牯岭到东京》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刻引来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们的围攻。
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称茅盾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他们也不知道此时的茅盾,已是亡命日本。
冬天来了,岛国的冬夜是何等的漫长,冬天的雾更令人愁肠百结,茅盾写了不少从秦女士那里听来的故事小说,也从地摊上抱回一些神话书籍,关上门研究,晚上请陈启修给教日文,没有多少时间,背了 50 音图,会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在本乡馆住了 5个月,“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
”在这样的心情氛围里,茅盾和 23 岁的秦德君同居了。
这时,在京都的老同事杨贤江来信,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说那里生活比较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尘嚣,附近有余屋可以出租。
杨贤江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学生杂志》,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大革命时期,被党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于上年底带着新夫人和儿子到京都,担任中国留学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
同时以研究教育,著述为主。
杨贤江十分同情茅盾和秦德君的处境,因此,热情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
茅盾收到杨贤江的信,便和秦德君商量,二人都认为还是去京都好,或许那里可以静心创作,或许那里能圆秦德君的苏联梦。
1928年 12 月初,茅盾和秦德君告别陈启修,双双坐火车去京都,在火车上,半年前的那个特高科便衣又来和茅盾攀谈。
实际上是把茅盾移交给京都的特高科监视了。
到了京都,茅盾他们才知道,在京都避难的,除了杨贤江夫妇外,还有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周宪文夫妇,四川学生漆湘衡夫妇等。
茅盾和秦女士住四号门牌的那套平房。
隔壁三号是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有一段时间三号四号合在一起开伙食,高尔柏夫人唐润英买菜,秦德君掌勺下锅。
对这个居所,秦德君和茅盾都有回忆。
秦女士的回忆说:“我和茅盾住的第四号门牌,建筑质量的低劣,看起来风吹得倒,东窗都是纸糊的,尽可夜不闭户,即使闭也无济于事。
进门走道,是厨房,有煤气设备,最后是厕所;靠近厕所的是一间光线不太充足又潮湿的六铺草席的一间房,没有什么用场,只有空着,作为去厕所的过道。
中间三铺草席的通道一小间,夜来我们把蚊帐挂在中间过道小房间的四个屋角的铁钉上,
外面一间六铺草席的阳光好一些,屋檐下是过往行人的街道,道旁是樱花园地,每逢樱花盛开时节,抬头就看见日本国花。
”茅盾对这个地方也有回忆:“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
这是面临小池的四间平屋,每间约有八铺大小;当时我与高氏兄弟为邻,各住一间,另两间空着。
房东就住在附近,亦不过一箭之遥,这里,确实很安静,从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也不是什么高山,但并排有五六个。
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光,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像钻石装成的宝冕。
小池子边有一排樱树。
明年春季,坐在屋中便可欣赏有名的樱花,想到这,便觉得我的新居确实是富有诗意;对写作十分有利。
”由于秦德君在身边照料,茅盾那苍白的脸色也红润起来,精力也十分充沛,因此,在日本期间,茅盾的小说、散文创作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浪漫的丰收季节。
其中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7 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
而且,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部分是精品,在各自的体裁中,都是有较高的品位。
茅盾在日本的散文,我们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抒情的,如《雾》、《叩门》、《卖豆腐的哨子》、《虹》等,反映了茅盾在特定环境里的特定心情,抒情性很强。
作品中暗示、象征色彩比较浓烈,文字比较曲折隐晦,但这些散文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极高。
“——因为是虚空,所以才有那样的巨声呢
我哑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睁大了眼,紧裹在沉思中。
许多面孔,错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许多人声,嘈杂地在我耳边争论。
蓦地一切都寂灭,依然是那答,答,答的水声从窗边传来,像有人在叩门。
”(《叩门》)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对革命形势的怅惘、惶惑和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文坛的“争讼”的厌烦,种种矛盾心理交织地反映在字里行间。
“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这样的 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作‘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
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的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
(《卖豆腐的哨子》)茅盾的这种情绪,似乎有一种欲掩还露的窘态。
在文字中片段流露的,是旅日的飘零感和对风起云涌大革命的怀念和痛惜情绪,茅盾这里是用否定来表达自己的肯定,卖豆腐的哨子声,太撩得令人怅惘
”这怅惘是难言的“。
”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
“”我猛然推开帐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 孤独的散文家似乎对周围事物特别敏感,连捉摸不到的自然现象,也可寄寓自己的情感。
日本,是个多雾的国度,海洋性气候带来诗一样的雾,也带来白茫茫的愁雾。
各人的心境不同,眼中雾也不同,“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
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
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
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起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
”(《雾》)作者借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从火热生活中冷寂下来的孤独,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苦闷,这又是和茅盾的生活经历有关的。
——惨云愁雾,历来是文人们比喻的一种心绪,在茅盾心绪里,雾是可诅咒的,同样,在一篇题为《虹》的散文里,茅盾把向来作为美的象征的虹,也一改常规,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
另一类散文是游记见闻,是茅盾作为旅日华人,在日本时所见所闻,主要有《速写一》、《速写二》、《红叶》、《邻一》、《邻二》、《樱花》、《风化》、《自杀》等。
这类散文同样具有较高审美认识价值。
《红叶》记叙了作者在秋色里去山上看枫叶,但茅盾没有写枫叶如何,却写了人,写了场景,也表达了“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的思想底蕴。
而《速写一》、《速写二》作者写在日本进浴室洗澡时的见闻,写得精密,写得细腻,比如在写水龙头时,“这是个擦得耀眼的紫铜质的大家伙,虽然关着嘴,可是那转柄的节缝中却哧地飞出迸出两道银线一样细水,斜射上去约有半尺高,然后乱纷纷地落下来,像是些极细的珠子。
”樱花是日本国花,大凡从日本回来或偶尔路过日本的人都要记述所见樱花或想看樱花的愿望,茅盾也不例外,在日本期间,他写的《樱花》散文,就是记叙自己结伴去岚山观樱花的盛事。
但他用经济的笔调写在岚山的游览,而大量笔墨在渲染樱花的影响、吸引力,写自己寓所门前的树,想象着这是樱花树(其实就是樱花树),春天来临,这几棵樱花树正蓓蕾着,不久便烂漫一片,在这样的基调色彩里,结伴去游山。
然而到了岚山,吸引作者的不是樱花而是岚山的自然景观,这种活泼写法,令人击节。
《邻一》、《邻二》则写出寓所邻居的孤愁美貌的少妇和活泼可爱的日本小孩,散文写得幽怨缠绵,情意缱绻。
《风化》是茅盾就在日本所闻而写的一篇散文,议论日本警察的腐败,讽喻日本军警制度。
当时日本报载一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的一桩丑闻,说那个警察半夜里抓住一对并头而睡的男女,在带往警察署的途中,那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放走男的,让女的跟他走,半途强奸了那女侍者。
报上一登载,舆论大哗。
茅盾也就此写下了这篇散文,揭露了日本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
另一篇《自杀》同样也是茅盾根据报载材料写成的一篇暴露日本社会黑暗的散文。
据不完全统计,茅盾在日本期间共创作了《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色盲》、《昙》、《泥泞》、《陀螺》等 7篇短篇小说。
这些长短不一的短篇小说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都用现代女性作主人翁(个别除外),大都偏重于情感世界的展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观照,茅盾在日本期间的短篇小说,虽然是《蚀》三部曲底蕴的延长,但无论题材和描写方法都和《蚀》相似而和《虹》不一。
这样说,并不否认茅盾在日本前所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作为茅盾思想转折点的作用——因为创作方法上的转换,似乎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即使在思想苦闷期过后,还在有意无意地起作用,制约、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如《自杀》这篇小说,是茅盾去日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自杀》里的环小姐,是一个表面为新潮女性,而本质上是一个受封建伦理思想毒害较深的青年女性,她和一个愿为大多数利益而奋斗的革命者相爱后,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那个男子革命去了。
环小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于是,苦闷、惶惑,羞愧、孤独一古脑儿地从心头涌起,不能自拔,最后以自缢来解脱。
这个环小姐没有能从革命高潮跌落后振作起来,而在跌落后失望到绝望。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女性,从大革命高潮中热烈的爱恋到大革命失败后心理负重,都得到真实的表现。
茅盾笔下的这位环女士,在《蚀》中就有踪影,但一般而言,《蚀》中的这类女性,作者是用客观笔调来写的,而《自杀》中,却带有某种批判意味、警世意味。
茅盾在谈到《自杀》创作动机时说:“我觉得‘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的青年,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
像娴娴那样性格刚强的女性。
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属于多数。
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
在这一念之下,我就盘腿坐在铺席上写了短篇小说《自杀》。
” 和环小姐不同,茅盾在《一个女性》中,塑造了另一类型的女性——琼华。
琼华出生于破落望族,但她没有“时代女性”那样追求“性解放”,放浪形骸,追花逐蝶,在大革命后自甘堕落下去。
她不卑不亢的个性,使她在小镇上成为中心,傲视那些卑琐的“小人”,后来,家庭发生变故,父亲酒后失火,葬身火海。
从此,家庭一落千丈,来琼华家的人,只有一个郎中,后来连郎中都少来了。
后来,琼华生病,奄奄一息中,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真的爱情。
最后见到心底里藏着的恋人张彦英,才“软倒在母亲的怀里了”。
这是一个悲剧。
但这个悲剧的根源在社会,杨琼华因同情同学张彦英的身世,为社会所不容,受到流言的攻讦。
张彦英被逼出走故乡后,杨琼华受到一批卑琐的人捧颂,而家庭变故后,琼华又被社会遗弃。
但好强的琼华不甘心就此败落,决意报复。
社会又不允许、世态炎凉,给琼华一副清醒剂,但毕竟迟了,待爱恋的张彦英赶到时,她已是弥留之际了。
从人物形象来说,杨琼华和《自杀》中环小姐都是在五四精神孕育下成长起来的年青女性。
但性格不同,结局却都是悲剧性的。
这种社会题材对初到日本后的茅盾来说。
确实是驾轻就熟,《蚀》中未表现的女性形象,带到日本表现,但没有日本风味,而全是中国气派。
《色盲》是茅盾 1929 年 3月初作毕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男主人公林白霜和李惠芳、赵筠秋两个女性的恋爱心理过程。
林白霜是经过大革命经历后失去方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政治色盲者”,而李、赵两位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官僚。
因而这篇小说是茅盾借恋爱外衣来揭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迷惘意识的一个侧面。
小说中大量真实的、准确的意识流从茅盾笔下汩汩而来,显得十分真实。
小说的象征手法,中国革命最壮丽的一幕落幕后的心态,曲致出来,散出无尽的韵味。
《诗与散文》这篇小说的主人翁也同样是女性,但她身处逆境却性格刚烈,无所顾忌。
故事虽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是表现同时代女性的一种类型: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一种心理扭曲的典型代表。
《昙》中的强女士却又是另一种典型。
她虽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但她依然是过去那种优柔寡断性格,她不敢爱所爱。
当父亲把她当筹码嫁给新贵作姨太太时,她只有逃避。
总之,茅盾在日本时,精雕细镂,营造了一座丰富的艺术长廊,创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一。
但似乎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激动过,参加过,面对大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她或沉沦,或奋斗,或追求,或放浪形骸,从而构成了不同性格的女性系列形象。
茅盾在日本时,除写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外(《陀螺》也如此),还写了一篇风格迥然不同的小说《泥泞》,这篇小说没有像《自杀》、《诗与散文》那样,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飘逸,芬秀的书卷气,而满篇都是泥土气,正像题目所揭示的,弥满了一种湘鄂农村的泥土气。
作品描写了一个村子里农民运动兴起时人们从怀疑到参与,以及农民运动失败后农运骨干被杀的事实。
作品是大革命时期湘鄂农村革命的一个缩影。
它把大革命从兴起、高潮、失败的过程,浓缩在几千字的短篇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革命在农民意识没有觉醒,对中国革命没有认识的情况下,难免不失败,因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同时又揭示了:革命队伍本身的不纯和单纯,又是造成农民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
因而,茅盾这个可以作为《蚀》背景看的短篇小说,基调灰暗,充满恐怖、怀疑、血腥。
这种情况,在日本写的作品中是不多冗的。
尽管这些散文、短篇小说,不减写《蚀》三部曲时的风采,但在日本时创作影响最大,也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长篇小说《虹》。
《虹》的故事主人梅行素原型,是秦德君的女友胡兰畦,在与秦德君的共同生活中,听秦德君多次讲述这位女友的坎坷经历和个性后,逐渐了解了胡兰畦的生平,了解了胡兰畦的经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在茅盾脑海中形成。
胡兰畦是 1901 年生于成都的一个反清世家,母亲粗通文墨,因而她从私塾到新式女校,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时,母亲病重,便把女儿许配给常常关照胡家的一个小商人杨固元,但杨是个没有文化、粗鲁、品行不端的人。
五四以后,胡受新思潮影响,追求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爱上表兄魏宣猷。
1920年农历 10 月,魏鼓动胡兰畦一起去重庆,当时为了能出走,胡牺牲自己,与杨固元成婚。
婚后不久,胡说服丈夫,去重庆巴县教书,实际上是去寻表兄。
不料,魏在重庆病重,正在往成都赶,而胡则往重庆赶,结果胡兰畦的轿子与魏宣猷的轿子在中途擦肩而过,致使胡兰畦与心中相爱的表兄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后来胡知道实情后,决心脱离家庭,先后在巴县女校、川南师范附小作教员,后来又曾在杨森家里作家庭教师。
不久,脱离杨森,出川到达上海,结识了陈望道、吴庶五、孔德沚、张人权、恽代英等革命者,后又到广州、武汉投身革命,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胡兰畦其人,茅盾认识,但她的经历,却是听了秦德君的叙说之后,才了解的。
于是,茅盾从 1929 年 4月到 7月间,用心写了《虹》这个长篇小说。
由于有生活原型,包括听过陈启修对三峡之险的描绘,所以《虹》无论从人物、风光上都较胜《蚀》三部曲;在茅盾长篇小说中,是成功的作品。
尤其是前七章,梅小姐的性格、环境都写得神彩飞扬,楚楚动人,成功地刻划了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猖介的性格发展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的一个革命者形象。
同时,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也倾注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因而更真实。
至于题目《虹》,茅盾认为“‘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照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
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
” 此时,一个意外,茅盾自己也没有感觉到。
当时党组织对茅盾的关注依然,组织关系也秘密地转移着。
几十年后,才发现这样一个材料: 东京市委:收到你们的来信,兹特答复如此:
四、沈雁冰过去是一同志,但已脱离党的生活一年余,如他现在仍表现得好,要求恢复党的生活时,你们可斟酌情况,经过重新介绍的手续,允其恢复党籍。
中央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但让人遗憾的是,日本经过 1929 年的大检举后,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如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反日大同盟”组织委员会主任黄鼎臣,因开展爱国反日活动被日本警视厅拘留并遣送回国。
杨贤江等也被迫回国。
在茅盾看来,恢复组织生活也都成了泡影。
但是在日本与秦德君女士同居的消息,却传到上海,夫人孔德沚和母亲也都焦虑万分,期盼着茅盾回到夫人身边,回到母亲身边。
1930年 3月底,茅盾和秦德君结束了那一段浪漫而又苦涩的亡命生涯,从日本坐船,秘密地抵达上海,茅盾回到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秦女士则回到了四川。
不尽人意,而又积极投入,其中也有积极的消极。
风风雨雨,耗去他不少精力,苦劳
功劳
是否是左翼文化人的生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