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虹》中的梅最终结局如何
《虹》以女主人公梅行素为小说推进主线; 两者所选取的事件都是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和1927 年国共分裂, 北伐革命失败, 并且着重人物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本论文想通过对《虹》的分析来说明茅盾在20 年代末期, 如何藉由小说的形式来回顾、厘清和反省五四运动之后到20年代的革命历史。
由于茅盾的《虹》和叶圣陶的《倪焕之》有许多相近之处,在分析《虹》的过程中, 将以《倪焕之》作为对照, 以此突显茅盾的特色。
二、《虹》的小说结构 《虹》是以女主人公梅行素的成长和社会经历为小说发展主线的, 茅盾借此描写了五四新女性从五四到五卅的精神历程和转变。
小说第一节描写梅行素从四川出夔门前往上海的行船路途中的感受。
这一节既是对长江巫峡险峻壮丽的自然景致的描写, 也同时透过梅行素对风景的感触, 概括地呈现梅行素的人生观和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她的已往的生活就和巫峡中行船一样; 常常看见前面有峭壁拦住, 疑是没有路了,但勇往直前地到了那边时, 便知道还是很宽阔的路, 可是走得不久又有峭壁在更前面, 而且更看不见有什么路, 那时在回顾来处, 早又是云山高锁。
过去的是不堪回首, 未来的是迷离险阻, 她只有紧抓着现在, 脚踏实地奋斗; 她是“现在教徒。
”[i] 梅行素是经过五四洗礼的新女性, 凭着勇敢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挣脱了家庭婚姻的束缚,在社会经历的冲撞中摸索人生的定位和方向, 她不能回头, 但也还没有看清前面的目标, 所以只能把握“现在”, 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一步是一步。
茅盾曾提到对巫峡的描写不仅仅是以写实的手法呈现三峡风光之险峻, 也暗喻梅的身世,当行船穿过夔门时, 同行的文太太感叹“出了川境的长江一路都是平淡无奇的! 夔门便是天然的界线”, 但梅行素的感受却是:“呀, 这就是夔门, 这就是四川的大门, 这就是隔绝四川和世界的鬼门关!从此也就离开了曲折的窄狭的多险的谜一样的路, 从此是进入了广大, 空阔,自由的世间!”[ii]对文太太来说, 这段行船的旅程纯粹是欣赏三峡美景,但对于在人生的道路上磕磕碰碰的梅来说, 三峡之旅就是她生命历程的象征。
她将远离多险的四川(过去),她将怀抱着信心和勇气投向未来广阔的世界。
第二节起至第七节开始倒叙梅行素在出川之前的经历。
第二节至第五节描述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 勇敢地挣脱传统婚姻的束缚。
这是全书中最出色的一部分。
梅是个生长在封建家庭,凭着做中医的父亲对她的疼爱而得以接受新式教育的益州女校学生。
第二节开始时, 正是北京五四运动发生后一个月,这股 “爱国运动”和“启蒙运动”结合而成的浪潮扩散到四川成都的时候。
当梅跟着同学去参加少城公园的抵制东洋货的爱国运动时, 她对所谓“爱国”并没有深切的感受, 但在此时她被父亲许配给经营苏货铺的姑表兄柳遇春。
即将成为“偷卖日货的苏货铺女主人”的耻辱反而将她推向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中。
茅盾利用这样的安排将五四“爱国”的概念和“个人解放”的概念结合起来。
梅在阅读《新青年》的过程中思考自我解放的道理, 并寻求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的方法。
她勇敢地向青梅竹马的姨表兄韦玉提出私奔的要求, 但抱持着“无抵抗主义”的韦玉却退缩了。
私奔的愿望因韦玉的退缩而破灭, 但梅却在学校排演易卜生的话剧《娜拉时, 思想有了更激烈的转变。
她崇拜剧中的林敦夫人, 认为她可以为了救人将“性”作为交换条件而丝毫不感到困难, 因为她是忘了自己是“女性”的女人。
这样的观念逐渐加深,使梅同意了父亲为她定下的婚约,她把自己的婚姻当作解救父亲债务的方法,并立志要使柳遇春成为她的俘虏。
婚后的梅,虽曾一时感到昏沉、沮丧和惊惧, 但是因柳遇春的寻花问柳而再度燃起“战斗”的意志。
她一方面努力使自己保持学生时代的坚定和勇敢,不被安稳的生活、丈夫讨好的温柔以及性欲的渴望所征服,另一方面也努力让自己和丈夫保持抗衡的姿态, 避免自己成为丈夫的玩物。
同时她也积极地向同窗旧友徐绮君求援, 盼望时机成熟可以逃脱家庭的牢笼。
一直到小说的第五节中, 梅前往重庆, 在路途中与旧情人韦玉擦身而过, 而柳遇春巧妙地阻止了梅和韦玉的重逢, 使梅下定决心离开父亲和丈夫,这时梅作为一个新女性独立自主、坚定勇敢的性格已经完全成熟。
梅从家庭婚姻的束缚中逃脱出来的过程中的挣扎可以说是《虹》最精彩的一部份。
茅盾对于梅性格的完整塑造和心情、思想转变的细腻描写是成功的主因,而茅盾对柳遇春的塑造也增强了梅这个人物在描写上的成功。
茅盾并没有把柳遇春安排成一个恶人,只是把他塑造成一个庸俗的普通男人他很会赚钱, 婚前婚后都嫖妓,和梅那种接受新式教育,具有理想性、追求精神满足的女人很不相配。
但是他的庸俗来自于他的成长环境,他是个孤儿, 出身贫苦, 从小被送去苏货铺当学徒,吃了许多苦,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爬到老板的地位。
茅盾给予柳遇春以直接引语的方式为自我辩驳的机会, 展示了他的成长经历和内心感受,也冲淡了读者对于柳遇春的恶感。
同时柳遇春很喜欢梅, 他以商人的务实观点投梅所好来讨好梅, 常常买许多有“新”字的杂志给梅阅读(如“新潮”、“新青年”,但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新思潮的意涵, 常常连“棒球新法”、“卫生新论”都包括在里面, 搞得梅哭笑不得) 。
这样一个丈夫,使得梅在追求自己理想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艰辛, 因为她的对手不是一个专制强横的压迫者, 因此她必须克服的是自己在面对丈夫的殷勤和生活的安定时所产生的松懈、软弱的心理, 锻炼自己独立勇敢的性格,她的敌人事实上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自己好逸恶劳的惰性:对于柳遇春这种殷勤,梅女士却感得害怕, 比怒色厉声的高压手段更害怕些;尤其是当她看出柳遇春似乎有几分真心,不是哄骗,她的思想便陷入了惶惑徘徊。
她觉得这是些无形的韧丝, 渐渐地要将她的破壁飞去的心缠住。
可是她又无法解脱这些韧丝的包围。
她是个女子。
她有数千年来传统的女性的缺点: 易为感情所动。
她很明白地认识这缺点, 但是摆脱不开,克制不下, 她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女主人公自我成长、自我超脱的心理描写, 可以说是这部小说最出色也最细腻的部分。
小说到第五节时, 梅逃离与柳遇春住宿的旅馆, 藏匿于同窗好友徐绮君处, 再辗转来到泸州师范学校的小学部任教。
第六、七两节描写梅在泸州任教时的社会经历。
对梅来说, 她是凭着五四个性解放的力量冲出家庭的牢笼,但是对人生却缺乏明确的目标:明白的自意识的目标并没有, 然而确是有一股力——不知在什么时候占据了她的全心灵的一股力,也许就是自我价值的认识,也许就是生活意义的追求,使她时时感到环境的拂逆,使她往前冲;现在可不是已经冲出来了,却依旧是满眼的枯燥和灰黑。
这不仅仅是梅的问题,也是泸州的同事们共同的问题,只是他们不像梅那样具有强烈的自省能力。
这些同事并不专注于教育工作, 也没有在社会经验中追寻人生的方向, 却利用个性解放之便大搞恋爱游戏, 甚至闹出醍醐阁的丑剧, 事后却担心名誉受损。
梅在这一群目光狭小、庸俗无聊的教员中显得鹤立鸡群,男同事对她的美貌的追求、讨好或觊觎,女同事因为她的出众而欣羡、嫉妒或鄙夷造谣, 她都表现得不以为意, 毫不动心。
对她来说, 真正的痛苦不只在于同事的胡闹和攻击排挤, 更在于无法找到人生广阔自由的大路。
第七节结束时,梅离开泸州师范学校小学部。
在简单地交代梅在惠师长公馆又做了两三年的家庭教师之后,梅终于踏上离开四川的旅程, 小说结束自第二章起占了六章篇幅之多的倒叙, 时序与第一章梅出三峡相衔接。
第八章至第十章写梅到了上海, 受到(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影响而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小说结束在梅参加“五卅运动”的示威活动。
第八章开始时,以“江浙战争”点明时间是1924年十月下旬。
从遥远的四川来到大城市的梅为复杂的上海感到迷乱, 如同梁刚夫对她说的:“太复杂, 你会迷路”。
五四之后在生活的历练中变得坚定而勇敢的梅面对上海复杂的社会大环境, 以及对她的美丽丝毫不假词色的“英雄”梁刚夫时, 却也不由自主地生出缺乏自信心、优柔寡断的“第二个自己”。
然而好强的她却不愿意走回头路, 她决定要像从前一样“高视阔步, 克服这新环境”。
于是她接受梁刚夫的安排参与了秋敏女士所主持的妇女会工作, 在与黄因明同住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这些书籍如同五四时期“新”字排行的书报, 给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之后她在与梁刚夫的接触谈话中, 逐渐对中国的社会局势及中外关系有所了解。
在梅被梁刚夫所吸引, 而梁刚夫却专注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 梅决定: “我也准备着失恋, 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iv] , 于是梅毫无私情地投入了热血磅礴的“五卅运动”。
《虹》以梅行素自五四至五卅的成长和思想转变为小说的发展主线,表现梅行素从五四接受新思潮而启蒙——以行动追求独立、自主的个人——度过五四退潮期的茫然苦闷——逐步了解社会情势, 并投入群众的社会运动中的转变。
如同茅盾所说:“这是我第一次写人物性格有发展, 而且是合于生活规律的有阶段的逐渐的发展而不是跳跃式的发展”。
三、梅行素人物形象分析 梅行素和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相比,作为女性的梅行素, 所走的道路与身为男性的倪焕之自然有很大的差异。
最大的差异是在五四时期,当倪焕之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站稳脚步,并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时,梅行素还在与家庭斗争,与丈夫进行角力战,这突显传统观念给予女性的限制和束缚远比男性更大。
在五四时期, 倪焕之所扮演的角色是“启蒙者”,将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以教育的方式加以实践,而梅行素则是个“被启蒙者”,在接受新思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她面对自我个人、家庭和婚姻的态度。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 最大的课题在于打破传统家庭与婚姻给女性的束缚,以及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虹》可以说是梅行素作为一个“五四女性”解决这两大课题的过程, 通过这两大课题的考验, 梅行素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个人”。
小说的前二分之一, 着重在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 努力摆脱父母之命的婚姻的束缚, 勇敢地只身在社会中闯荡, 这一部份强调梅行素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建立; 小说的后二分之一,从梅行素在泸州教书,到梅在上海受到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影响而走上群众运动的道路,参与五卅运动,这个过程是梅行素在社会上找寻人生方向的过程。
在作家的安排下, 梅行素最后确立的人生方向, 就是集体群众运动的道路。
如同《倪焕之》一样,《虹》也呈现了知识分子从“个人”到“集体”的道路, 不同的是, 对叶圣陶而言, 他着重在表现知识分子陷落在“个人”与“集体”的断层中的窘境; 对茅盾而言, 梅行素参与“集体”,不但不是丧失“个人”, 反而是成就“个人”。
这样的差别来自于茅盾对“时代性”的要求。
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强调小说的“时代性”, 而他所谓的“时代性”又包含强烈的“革命性”倾向: “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 换言之, 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
”对于“革命性”的要求,使得《虹》可以说是茅盾在20 年代末期以共产党的史观重塑五四以来的“革命历史”的作品, 而主人公梅则是“革命历史”的象征, 以她个人的人生历程规划出“革命历史”的道路。
将梅行素放在茅盾“时代女性”的系谱中, 有学者认为:以《蚀》三部曲中的静女士、方太太、孙舞阳、章秋柳、《野蔷薇》里的娴娴为序,以《虹》的梅女士为终结, 从各篇小说创作的先后时序来看, 她们呈现某种曲线的运动, 向“革命”的历史运动与方向愈益靠拢。
换言之, 随著作者描写技术的改进, 她们在思想气质上更具时代性或社会性, 她们的主体意识表达得更具革命性。
梅所展现的“革命性”,可以从《虹》这部小说“小说的倒叙结构”、“人物性格的塑造”、“面对五四新思潮的态度”、“小说的结局”等几个方向来证明。
为了突显《虹》的“革命性”, 仍然以同为“教育小说”的《倪焕之》作为参照的坐标。
首先, 在“小说的倒叙结构”方面, 虽然两部小说都以主人公的成长转变为小说的发展线索,但同样的两部小说都采用一部分的“倒叙”手法,在第一节以“乘船”的意象象征着主人公行驶在人生的河流上,并以“主人公怀抱着梦想迎接新生活”作为小说的开头: 倪焕之乘着低篷船沿着吴淞江来到新的学校,在本节结束时到达目的地, 赞叹着:“啊! 到了,新生活从此开幕了!”, 第二节起倒叙倪焕之过去的成长背景、学习过程以及产生教育理想的过程,第三节时序接上第一节,倪焕之展开实践理想的新生活。
梅行素则如前所述,乘着大轮船沿着长江出三峡,行船出夔门时, 梅满怀喜悦: “从此是进入了广大, 空阔, 自由的世间!”, 第二节起倒叙梅在四川的经历, 这个庞大的倒叙一直到第八节才接上第一节的时序。
强调这个倒叙的结构目的在于突显出两位主人公同样乘着船,期待着新生活时,他们所面对的“理想”的差异:就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倪焕之是结束辛亥革命以来的消沉,他所向往的理想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教育”;但对梅行素而言,她所要结束的是五四走出家庭之后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她的理想是走到宽阔自由的世界(社会),她即将面对的是热血沸腾的“五卅运动”。
对安排小说布局的作家而言,叶圣陶所着重的是“五四”,而茅盾则更强调 “五卅”。
“五四”的精神是启蒙运动,而“五卅”的精神是(反帝) 群众运动。
茅盾强调“五卅”,在于“五卅”是许多知识分子认识 “群众”的转折点,也是20 年代中期中国大革命的开端, 同时它能够鲜明地划出从“个人”到“集体”的“革命历史”的路线。
其次, 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 倪焕之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相当的差距,他的小家庭也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以世俗的眼光来看, 倪焕之完全没有遭遇失败, 但是倪焕之却有深深的幻灭感, 因为失败的是他的 “理想主义”。
与倪焕之的“理想主义”相对照, 梅是个“现在主义”者。
她的信念是“不要依恋过去,也不要空想将来, 只抓住了现在用全力干着。
”她靠着“现在主义”摆脱了婚约的苦恼所产生的自怨自艾, 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离开丈夫,并马上付诸行动。
她“现在主义”的决断力和行动力赋予她勇敢坚决而耀眼的“雄强美”, 使她周围的男子不论是苍白的韦玉或庸俗的柳遇春都显得胆小懦弱和平庸。
即使到了泸州, 在众多学校同事之间, 梅依然显得大方坦率, 就连行事作风大胆的张逸芳也相形失色。
第三, 在“面对五四新思潮的态度”上,同样可以看出茅盾重新梳理历史的态度。
小说的前半部描写新思潮随着五四运动扩散到遥远的四川成都, 对于《新青年》等刊物的热切期待使得梅行素和仅仅识面的徐绮君迅速地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在吸收新思潮的过程中,每一个陌生的新名词都给梅强烈的愉快和极度的兴奋。
虽然梅毫无偏见地吸收着各种驳杂的新思潮,但是小说冷静的“叙述者”却站在更高的位置,不无批判意味地点明这些思潮对梅的人生困境而言都是“架空的理想”:个人主义,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政府主义,各色各样互相冲突的思想,往往同见于一本杂志里, 同样地被热心鼓吹。
梅女士也是毫无歧视地一体接受。
梅行素的行动力使得她从五四到五卅的发展就是茅盾所谓“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地影响”和“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
五四时期的梅深受“时代”的影响成为“被启蒙者”,在五四浪潮的推动下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虽然前方的目标朦胧 但她却不由自主地被“历史”推着向前冲;而到小说末节时梅加入了“五卅”示威的行列,小说结束在“包围总商会去!”的“行动命令”中,这个命令充满着主动、积极、前进的力量,集体的人群反将时代推进了群众运动的新方向。
梅行素从五四到五卅的发展也同样展现了“个人”到“集体”的道路。
五四时期的梅行素受到个性解放的影响追求自己的前途,并且靠着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闯荡,和社会上的丑恶斗争,她将自己“个人”与环境恶势力相抗衡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她只相信自己。
如同她的自述:“什么团体, 什么社会, 这些话, 纸面上口头上说得怪好听, 但是我从来只受到团体的倾挤, 社会的冷淡。
我一个人跑到社会里, 社会对我欢迎么?”[v]她从来不曾意识到“群体”的存在, 因为“群体”对她而言只是压迫她的力量,而不是支持她的力量。
梅带着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来到上海,当她因为想探知梁刚夫、黄因明的秘密活动而不得,好强的她竟想靠自己的力量 “独立门户”来从事梁刚夫他们所谓的“活动”, 完全不了解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的意义。
即使后来梅接受梁刚夫的安排到妇女会工作,她依然只感受到腻烦和无聊,无法体会到群众运动的力量。
一直到使人激动而愤怒的“五卅惨案”发生时,事件的严肃性使梅决定放弃对梁刚夫的迷恋而投身于工作,才感受到“群众运动”的重要性, 同时强调“集体”的“纪律”。
在5月31日的游行中,义愤填膺的梅一再被热血所激动,想凭着快意行动,但她却时时提醒自己:“纪律是神圣的!”,她了解到革命运动的严肃性,如果放任自己的冲动单独行动,只会给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在“五卅运动”热潮的洗礼之下,虽然不能证明梅从此便顺遂地走上集体的道路,但是她终究认识到集体革命的重要性,同时有意识地压抑自己强大的“个人主义”。
四、《虹》的成就与意义 《虹》通过梅行素的一段人生追寻,不但真实地展现了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迷惘、痛苦与追求,而且生动地刻画了梅的性格。
“虹”这一意象,既象征着梅女士对理想的一种感觉；既美丽、又虚空,那么诱人,却又那么缥缈；同时,这一意象也暗示着作者本人对于美、对于理想的深刻的幻灭感。
《虹》的叙述,始终依循主人公梅行素的人生轨迹,但由于主人公的性格与思想始终是探索的、追求理想的,因而她的人生轨迹总是与时代大潮相追随,这就使作品的叙述始终具有一种非凡的气度与宽广的视野,有史诗的韵致。
由《蚀》到《虹》,我们看到茅盾小说的审美情趣的确是崇高的、有史诗感的。
他总是在寻求以一种美的形式,为中国现代风云变幻、可歌可泣的大时代“留一印痕”。
茅盾的时代背景和那是的年代特点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 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
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
”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子夜》出版于1933年6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
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
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
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
《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
《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
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
《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
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
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
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
但一看题目。
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