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茅盾的读后感
[关于茅盾的读后感]《春蚕》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主人公老通宝，而是他的小儿子阿多，关于茅盾的读后感。
阿多心地善良，勤劳能干，“高兴起来时，什么都肯做i，碰到同村女人们叫他帮忙，拿多重的家伙他都肯。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脊背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
但是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快活，正像和六宝调情一样。
正因为年轻所以免不了要偶尔胡闹一下，与六宝的调情也使得阿多这个人物更加鲜活，更加贴近生活，读后感《关于茅盾的读后感》。
当他发现荷花来自己家蚕房里偷蚕时，答应她隐瞒此事。
这是因为荷花的一番话打动了他。
荷花说：你们不把我当人看。
正是由于村民们对荷花的冷漠，把她当成“白老虎”，所以才激起了荷花的复仇心理。
由此也看得出茅盾这部作品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她们接受新思想的能力甚至比男性还要强。
比如在作品中四大娘主张养洋种的蚕，这与因为一个大蒜头不知忐忑了多少天的老通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通宝迷信、中规中矩，却也是中国千万农民的代表。
他的那种封建迷信思想在传统农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
当荷花家的收成不好时，全村的人都对她很避讳。
只有在阿多身上，我们仿佛能看到新思想的火花。
他不相信那些鬼禁忌，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如果《春蚕》有续集，阿多会投身革命吧。
〔关于茅盾的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茅盾的《秋收》读后感
读后感主要写到“直到旧历五月尽头，老通宝那场病才渐渐好了起来”，到六月底，“春蚕时期的幻想，现在又在老通宝的倔强的头脑里蓬勃发长，正如田里那些秧一样”；他设法赊来豆饼施肥，动员全家没日没夜地车水灌溉。
又经历了许多紧张和奋斗，到凉爽的秋风吹来时，终于见到稻穗沉甸甸下垂，又获得了一个好收成，可是结果米价飞跌，又白辛苦了一阵子，又背了一身债，希望的肥皂泡又“整个儿爆破了”
“春蚕的惨痛经验化成了老通宝的一场大病，现在这秋收的惨痛经验便送了他一条命”。
小说就在如何摆脱自己贫困处境的课题上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两代人的冲突。
而阿多一代农民的逐渐成长和老通宝一代农民的逐渐觉醒，也就成为旧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继之后的，所揭示的就正是这种趋势。
在《秋收》里，当老通宝的“大熟年”的“肥皂泡整个儿爆破”，因而送掉他一条老命的时候，最初的觉醒意识，是在他“明朗朗”的眼睛里透露出来了。
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深重苦难和他们从守旧、迷惘中觉醒，终于起来抗争的历史动向。
多多头 在破败的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多多头，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因为还没有挑起家庭担子，显的无忧无虑，是一个与老通宝既相对立又相补充的重要形象。
他不但不像老通宝那样存在着发家的梦想，而且还越来越多地滋生着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他认为单靠勤俭的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
他与老通宝之间的父子矛盾，代表着农民内部新的变化趋势。
他身上没有封建传统思想的来薄，没有封建迷信的许多禁忌。
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被人看不起的荷花。
多多头生长在逐步破产下来的贫苦家庭。
他没有老通宝发家的经历，因此他同老通宝的思想不同。
他没有像老通宝那样的忧虑，那样的迷信。
他对生活充满兴味，他是那样快活，爽朗。
的这三篇小说，从写蚕丝业萧条所引起的农村破产，到《秋收》写农民在饥饿中的抢粮风潮，到写农民在一年的生计全部都绝望以后，终于自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正好反映出了那个年代旧变化和农民觉醒的全过程，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清楚、生动的历史图画。
因此，这三篇小说是姐妹篇，合起来称为“农村三部曲”。
以三部曲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日益深化，农民迅速破产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定会走上反抗道路的历史必然。
标志着矛盾短篇小说成熟期的到来。
这些小说融外来形式技巧于现实主义的再现创作方法之中，深刻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本质和农村、阶级斗争以及农民、小商人的悲剧命运。
这样，的农村三部曲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茅盾《春蚕》读后感
春蚕》是茅盾写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的一篇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短篇小说，同《秋收》《残冬》合称为“农村三部曲”，《春蚕》是三部曲的第一篇。
这篇小说通过三十年代初期江浙农村蚕事活动的描写，展示了农村春蚕丰收成灾，经济破产的现实图景，深刻揭露了丰收成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
它的历史背景同《子夜》一样，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国民党的腐败，表现在城市既是工商业的破产，实质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
这篇小说，细致地描写了老通宝一家一村，为夺取蚕事丰收而进行竭尽心力和财力的奋斗。
结果丰收而欠债，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以及地主高利贷者重重压榨农民的罪恶。
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下中国农村加剧破产以及农民反抗性日益增长的过程。
同时，又明确指出造成丰收灾难这一现象的极流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个主题的意义，在于它是三十年代半封旧中国社会的缩影，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教材。
老通宝是小说的重要人物，他忠厚倔强，有发家的志气。
相信勤劳就有生路，因此卖尽力气,拼命挣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养蚕事业中去。
为买桑叶，他抵押了最后的田产。
为了照顾好“宝宝”，他们全家忍饿失眠几日几日得守侯在蚕房。
然而“丰收或灾”，带来的并不是富裕和幸福。
而是更可怕的贫困和灾难。
蚕丝跌价，债务加重。
他因此气得生了重病。
老通宝身上又有落后保守的一面，他相信命运和鬼神虔诚得遵守养蚕的的一切禁忌，这使他跟不上时代的变化，终于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作者通过他的悲剧命运，说明了单靠劳动要想摆脱穷困生活在旧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
开头是《春蚕》中李牛农民，他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因为还没有挑起家庭担子，显的无优无虑。
他身上没有封建传统思想的来薄，没有封建迷信的许多禁忌。
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被人看不起的荷花。
对荷花的以迷信评断进价报复的价为不予计较和声张。
句句头生长在民耕农逐步破产下来的贫苦家庭。
他没有老通宝发家的经历。
予以他永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燕。
他门就可以还清了债在有自己的，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脊梁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因此他同老通宝的思想不同。
他没有象老通宝那样的忧虑，因此迷信。
他对生活充满兴味，他是那样快活，爽朗。
在斗争又是那样猛挚、坚韧。
他之所以上武装的道路，一是总结了老通宝的惨痛经历，二是家庭贫困的促成，三是农民兄弟陆福庆等人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意义，说明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有半过的贫苦的农民已经从灾难中觉醒过来。
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并暗示着他门这些在国统治崛起的农民自发斗争必然会转向自觉的斗争。
《春蚕》艺术构思的重点放在为夺取春蚕丰收而进行的蚕事活动上，丰收成灾的结局则写的简劲利落。
在描写蚕事活动时，作者还插进了嘈杂微妙的人事纠葛。
作品半穿插的这种矛盾纠葛，并不影响蚕事丰收及成灾的结局。
但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和思想容易。
使人物和性格得到了许多方面的计划，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魄。
在描写蚕事活动中，紧张的撙战和不安的心性是贯穿全篇的基调。
但也穿插些富有乡性风味的轻松的场面。
作者精心布局，主乏突想，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夺取丰收的艰辛和丰收成灾的结局形成强些对比，产生了出人意料，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作品以典型的的细节，细致的心理描写，成功的绝望的塑造了老通宝形象。
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叙说农村蚕事活动的种种习惯，生动的描绘，具有鲜明乡土特色。
萧红作品的读后感麦场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
年轻时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
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
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
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l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
重病的萧红，陷落在九龙。
终于在最后这所临时医院里逝世。
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小说《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
它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乡村的生活。
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的第一版写了序言和后记。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看见了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用了心的激动更紧地和他们拥合。
--胡风 《生死场》是一部浸透着悲凉的小说，这种悲凉来自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灾难性和艰巨性，更来自于人们对现实的沉重的心里反应。
在黄土地里，贫苦无靠的农民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连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
九一八事变后，宣称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
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
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
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称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
多灾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
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
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义勇军去了。
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别了老山羊，跟着头领参加了义勇军。
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萧红在心灵的一隅，用生命贴近现实，以先觉者的悲凉笔触抒写人生苦难命运，展示人生的荒凉感。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萧红将悲剧的触角滞重地深入到女性世界。
《生死场》的女主人公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虐待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孩子，独自跑进关内去了。
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却病死了。
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三。
在她老年的时候，儿子因为反抗官府，被反动政权枪毙了，她觉得生活无望，愤而自杀，可是在将要埋葬的时候，又活转过来了。
另一个贫农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岁，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
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
情人很是粗暴，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
嫁过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
还有一个贫农家的少妇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后来死了。
作者通过对她笔下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展现了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的遭遇。
萧红思考关注着女性的生命形式及生存状态。
她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的灵魂，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将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与悲剧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笔下的萧红式女性充满着悲剧美，这些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
萧红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包含着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即女性应该获得人格的平等与人性的尊严。
在继承五四传统的道路上，萧红以自己创作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
《生死场》用了散文化的结构章法，书中写了季节的更换，年代的轮回，但时间的自然流转却没有提供为情节发展所需的因果关系，因而，那里的生活只是一个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场景之间的空间组合。
第一章麦场主要写二里半找羊，第二章菜圃写金枝与成业的恋爱，第三章荒山写月英的死和镰刀会。
整个小说没有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采用的是一种散点空间单元，并通过时间转换的节奏把其连缀了起来。
这种看似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正是中国散文美学形散而神聚的精髓之所在。
散文读后感~ 急求
天窗读后感 本文呈现了茅盾笔下的乡下，只有木板窗和天窗，关上就地洞似的黑屋子，孩子们每天望着天窗引发无限遐想。
天窗给孩子们带来了那么多的快乐
那秘密的欢乐让我也很向往。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 有那些，作者是谁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