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怎样做人的读后感
朱熹的祖辈为江西婺源人，不但祖坟在婺源，而且皇帝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还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
然而朱熹父亲带着祖父较早就移居了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部分岁月都在福建度过。
你说朱熹的籍贯在哪里呢
朱熹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别号晦庵，六十岁后称晦翁、晚号遁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遯翁、紫阳等。
在古代社会中，出名的文人有众多别号，并不稀奇。
奇怪的是，朱熹著述文章，往往采用不同的籍贯，作为署名时的定语：如邹县朱熹、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新安朱熹、婺源朱熹、紫阳朱熹……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疑问：朱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籍贯
尤其是邹县、吴郡、丹阳、平陵等地，宋时早已撤置，朱熹为什么将这些地方作为自己的籍贯呢
这要从朱熹的先祖说起，答案只能在其祖上不断改变的迁徙地中找到。
据考索，朱熹的始祖邾子所居邾国，就位于山东南部的邹县，“沂”通“熹”，所以朱熹时会署名“空同道士邹诉”，“邹诉”即“邹县朱熹”。
到战国末年，邾灭而迁沛，沛地属徐州，朱熹的先人移居江苏徐州一带。
后汉时又迁回山东北部的青州，然后再南迁过江至吴郡(今江苏苏州)、丹阳(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南的当涂县境内)等地，东晋时朱氏再迁平陵县(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唐时再迁至徽州黄墩，隋唐时或称新安郡。
上述朱氏先祖的迁徙情况，主要得之于族谱的记载，而族谱中采于传说、自行附会之处俯拾皆是，许多地方是不可靠的。
而朱熹将其作为籍贯别号，可见其怀祖思想之浓烈。
朱熹之宗族真有史实可考的家谱，是从唐末开始。
其远祖朱古寮当时在歙州刺史陶雅手下为将，率兵戍守婺源，遂在此安家，当地的紫阳山颇有风光，遂成为地方的一个标志。
朱氏在这里生活到第八代，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北宋宣和年间授建州政和县尉，正逢睦州方腊起义，危及家乡，便携全家寓居政和(今属福建)，其父朱森(朱熹祖父)随子赴闽，后病死也葬于政和县。
朱松调任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县尉，家又迁居尤溪，建炎四年(1130)，朱熹就诞生于此地。
朱松后又当过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诸职，性情刚直，不久辞官，退隐尤溪城外毓秀峰下。
绍兴七年(1137)，移居建州建瓯(今属福建)。
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过世，托孤于朋友、右朝议大夫刘子羽，刘在其家乡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盖房，安置朱熹母子，生活颇为安逸。
绍兴十七年(1147)，朱熹在建州(今福建南平)参加贡举考试，说明朱家早已取得当地的户籍。
朱松虽携眷长期寓居福建，但作为“婺源著姓”，在婺源老家仍有一定的产业，且还不时怀念故乡。
朱松在福建做官，曾以“紫阳”之名刻其印章，以念故土。
朱熹后在崇安寓居时，“在五夫里之潭溪，晦翁筑室于此，匾曰：紫阳书堂”(《崇安县志》)。
据《朱子年谱》载，朱熹曾两次回婺源老家：第一次是绍兴二十年(1150)春，朱熹二十一岁，回老家省墓。
第二次是淳熙三年(1176)春，朱熹四十七岁，也是回去修整祖墓。
说明朱熹与老家婺源一直保持着联系。
然而，朱熹一生七十一岁，有五十多年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及其周围的闽北地区，其中在尤溪约八年，在建瓯约七年，在崇安(今武夷山)一带生活了约三十余年，而外出为官或活动的时间合计才十三年多。
晚年根据父亲的遗嘱，移家定居于建阳县(今属福建)的考亭，约生活了五六年时间，其实此地离武夷山也很近，世称“朱考亭”，死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
后人称朱子学派也或作“考亭学派”。
从上述情况看，作为“婺源著姓”的朱家，从唐朝末年到北宋末年，在徽州婺源生活了二百余年，那么，朱熹的籍贯应该是“徼州婺源人”，《宋史》本传也如是记载。
南宋度宗曾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
元代又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
清代已形成如此观念：婺源之有朱子，犹如邹县之有孟子，曲阜之有孔子。
所以婺源是朱熹的籍贯，应无疑问。
问题是徽州处于浙江、安徽、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清康熙年间此地属安徽省，有人据此以为朱熹是安徽籍。
民国时期，婺源划归江西，故也有人以为朱熹应为江西籍。
最麻烦的是，有人提出朱熹应为福建籍，理由是朱熹出生时，其祖父、父亲两代人已移居福建。
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多数时间也在福建度过。
就以古代户籍制度而言，有正籍、寄籍、占籍之分，祖父、父亲及本人三代都居于当地，立有户籍，即为“正籍”，正籍就意味着取得了当地籍贯的法定资格。
其十八岁时在建州参加贡举考试，便是最好的佐证。
然而，朱熹出生在尤溪、户籍科举在建州，一生主要的读书写作生涯在崇安渡过，晚年及葬在考亭，其中哪一个算其区域籍贯呢
从上述情况来看，要确定朱熹的籍贯是不容易的。
问题是中国在确定一个人的籍贯方面所使用的标准还颇模糊，一遇上像朱熹这样较为复杂的人物就无能为力了。
朱熹简介
朱 熹（Zhu Xi） 朱熹（1130.9.15～1200.3.9） 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
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
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
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
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
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
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
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朱熹的资料和诗歌的创作背景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
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
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
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
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
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
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
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
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
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
”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
”其父大惊。
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
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
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
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
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
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
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
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
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
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
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
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
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
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
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
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
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
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
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
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
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
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
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
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
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
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
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
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
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
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
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
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
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
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
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
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
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
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
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
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
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
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
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
“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
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
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
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
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
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
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
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
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
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
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
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
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
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
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
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
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
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
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
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
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
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
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
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
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
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
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
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
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
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
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
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
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
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
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
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
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
“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
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
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
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
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
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
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
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
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
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
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
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
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知行合一，止于至善。
“什么意思
不知道你是要什么层次的解答
材料一说的是能知必能行，说的是意志决定行动，其主张的是意志上的必定，强调的是做事情的决心和勇气，要有了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才能把事情做好。
如我们民国时候说的“抗日必胜，建国必成”。
正是有了这种“知行合一”的勇气和决心，我国才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材料二说的是行动对意志的反馈，人如果要不断进步，必须要不断的匡正自己的行为，匡正的方法有：通过学习的结果和预想结果的比对，事情最后结果的反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让自己不断进步，材料二中所说的“惟有源头活水来”正是对自己的不断完善过程。
综上所述，材料一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说的是人去做事情之前的那个创造力；材料二强调的是受到客观制约后，人如何进一步的把事情做好。
材料一和材料二构成了一个PDCA（戴明环：P是计划D做C检查A改进）的有机的整体，偏面强调其中一条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科学的。
以上所说，非高中课本的标准答案，是对是错，请自行判断。
朱熹与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有何异同
朱熹与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朱熹的教育思想：（他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朱熹：南宋时期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他曾师从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的再传弟子罗从彦。
朱熹天资聪颖，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与理学启蒙，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
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他的理学思想直接继承了二程（特别是程颐）的学术思想。
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一）“理”与“气” A、“理”：即规律，精神。
B、“气”：即物质，是构成万事万物的材料，理是不能脱离气而存在的。
C、从根本上说，“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理”是纯美的，所以说他是唯心主义。
朱熹认为万物的最初本源首先是理（道德、真理、道理、规律），道德规范是在人类社会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理是生存万物的依据，也是一个生存的法则。
（二）“性即理”朱熹认为，理表现在人身上称为性，性与理是一个东西，即“性即理”。
可见他是以性为善的。
他认为“一理”就是“万理”。
（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天地之性”是纯善的。
“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恶的表现都是气的关系。
他认为生物的本性上来讲，它是纯善的。
理论上说人性应该是纯善的，但是具体的有肉之躯的人是有善有恶的。
（四）“存天理，去人欲”“存天理，去人欲”即“变化气质”之情。
他强调“先天性”，“必要性”，他认为要想超过禽兽必须进行道德教育，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
目前，道德教育只是宣传，他认变道德教育应先是他律，然后再是自律。
（五）“读书穷理”“读书穷理”即只重视知，不重视行。
朱熹认为读儒家经书，不必联系实际，不必联系思想，学习具体任务，通过自我反思就行了。
他认为小学学事主要是：洒扫（劳动），应对进退之节。
大学穷理。
二、王守仁的教育思想：（他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王守仁：明代中期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
一位理学家，其理学思想继承了南宋理学家陆九渊的“心学”主张，并加以发展，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说，这种学说也成为他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
王守仁认为知理存在于人的心中，朱熹则认为存在于万物之中。
他认为“格物穷理”――即通过事物的研究来弄清理，他认为，天下本无物可格，一切的知和理均在心中，他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被称为“陆王学”。
（一）“心即理”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权威，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他并不认为万事之中存在理，他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王守仁不谈性，只谈理；不像朱熹谈理与性。
（二）“致良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像上了一层灰尘。
致良知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三）“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认为知的过程就是行的过程，知行不能脱节，知行是一个过程，他认为行的开始就是知。
这与朱熹是恰恰相反的。
（四）他提出的道德修养方法王守仁强调顿悟，他做的是减法，良知本来就存在。
（1、内省：淡化了读书的作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造成了理论上的空疏。
2、事上磨练。
即在行动中学习。
他认为一切学习都是在行动中进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