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读后感
[法律读后感]大多数对于《法律的概念》的解读是带着前理解，这种前理解的来源以介绍性文章、师友的谈论等媒介为主，但是淹没在介绍性文字（或语言）当中的是文本所要针对的现实问题，哈特的观点仿佛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理论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仅仅是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教科书中并不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核心来关注，而仅仅是作为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而加以例行公事的程式化的介绍，法律读后感。
这种对理论和理论所要面对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或者说关注理论自身而轻视理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割断了理论在历史上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或者说一个历史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的联系。
所以我们可以不问哈特何许人也
也不问《法律的概念》诞生于什么样的背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更不会去思考困扰当时哈特的问题
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得到了哈特的知识成果——这个过程简洁而凝练，难道不该怀疑这一切得来的太容易了吗
哈特并没有设局让读者钻入误区，但读者也许因为过于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把自己置于似是而非之中。
按照以上的阅读方式，我逐步归纳了这样几个部分，来尝试知其所以然：WHO is Hart
在我所掌握的一点点资料里对哈特生平的记述并不是很多，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一窥哈特的世界。
哈特（H.L.A.Hart）其父是一个具有德国和波兰血统的犹太裁缝。
（我原来一直以为声名赫赫的哈特是以为严谨的英格兰绅士或者苏格兰保守主义者。
但事实是，哈特是犹太人，这也回答了哈特在晚年为什么青睐拉兹并传其衣钵，也许是犹太老乡的缘故吧。
）哈特的受教育的过程虽然没有神童边沁那样让人称奇，但绝对是一个优等生的标准履历。
他曾经在Bradford文法学校（即grammar school，主要提供知识教育，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作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在国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只有3％可以去文法学校学习）和牛津新学院（该学院虽名new college，但其实创办于1379年，以富丽的教堂和知名的唱诗班着称）就学。
这期间他对古典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乃至他二战中在英国军情五处工作时期仍不忘闲暇时与搞哲学研究的同事进行讨论。
不难推断，这种对哲学的热爱对日后哈特终成大器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二战前（1932—1940）哈特在大法官法庭充任开业律师，这期间的实务工作使得哈特知识结构在理论和实践的两极中间获得了良好的平衡，如果没有这段从事律师实务工作的日子，他不可能成为以为法学家，至少不会进行法理论和法哲学的研究。
同时，也是这个原因使哈特的法理论十分贴近法律的实践。
1945年，他成为了牛津新学院的哲学讲师，这一阶段后来风行于牛津的语义分析哲学深深地吸引了哈特，并且似乎在此时他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学者J.L.奥斯汀（并非哈特在文中批评的法律命令说提出者奥斯汀）结成好友，此人后来于1952年热心推荐哈特走上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的职位。
哈特研究语义分析哲学与其他追逐学术时髦的人不一样，他始终致力于把这门学问应用于法学理论分析当中，这也为日后《法律的概念》出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到哈特出任法理学教授这段时期，人们都会把他的名字与上世纪最伟大的几次法律理论论战联系在一起。
从学术角度讲，哈特是幸运的，同他交手的对手不乏当时学术体格强健的名家，诸如博登海默、富勒、德夫林、德沃金……他们在诸多领域展开争论，但是核心没有离开法律、道德与自由这些基本的分歧点。
这些对手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给哈特戴上了学术桂冠。
纵观哈特的学术生涯，其间没有离开过辩论，这种辩论升华了他的造诣，也使哈特的理论逐渐体系化。
这一阶段哈特终于成为西方法学世界的一代宗主，开创了其富有哈氏特色的新分析法学。
鉴于论战对于哈特思想体系的重要性，本文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这些法学高手的巅峰对绝。
1969年哈特离任法理学教授一职，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任其职位的就是曾猛烈抨击其学术观点的德沃金。
离职后的哈特开始步入了大多数学者必然经历的思想成熟期。
他开始把研究的方向逐步转向了对古典实证主义法学的追根溯源上。
由于早年在写《法律的概念》时已经对奥斯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哈特开始走近边沁。
杰米里。
边沁是个低调的学者，这个害羞腼腆的伦敦人对于出版自己的文章始终怀有一种毫不在乎的心态。
这种心态于个人来说可是一种谦卑的善德，但使得外人了解边沁的思想产生了重大阻碍。
哈特一直高举实证主义法学的大旗，那种内在的学术血统，呼唤他把一个鲜为人知的边沁推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在他的努力下，大量关于边沁的文献被整理并出版。
另一方面这种努力的结果也澄清了法学界对于实证主义法学体系传承的误解。
可以推测，这种耐心挖掘过去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哈特步入晚年的心态的微妙体现。
哈特在回忆过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继续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读后感《法律读后感》。
德沃金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哈特的死穴，尤其是关于 规则说中原则缺位的问题，哈特感觉必须予以正视。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积极回应德沃金，这些回应在他死后边入了《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附录中。
以上是哈特的个人小小的回顾，然而哈特不是孤立的一个名字，他总是和西方法学理论的流派划分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他毋宁说是一个标识。
那么在一个学术流派中的标识哈特又是怎样的呢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些必要的事实。
从不同角度看待哈特，我们会得到不同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在原来看来是没有本质上差别的。
哈特是新分析法学的创始人，或语义分析法学的建立者，或战后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一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的差别不仅涉及观察角度的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含混的指称。
这种贴标签的方法很容易让我们记住某个人，缺陷却是单一层面或路径解读了哈特。
质言之，立体的哈特被消解掉了，他的思想同时也被单线化了。
首先有必要把一些概念梳理，并进行分析以往定位模糊之所在。
概念一，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哲学公认的创立者是法国人奥古斯特。
孔德，他首次在小册子《论实证精神》当中讨论了人类思辨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实证阶段。
所谓实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与虚幻对立的真实，二是与无用相对的有用，三是与犹疑对立的肯定，四是与模糊相对的精确。
但是实证主义这个词语用法很宽泛，仅在网上搜索就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社会学、心理学实证主义……这些词汇导致这门哲学的外延经常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届分，很多人因为在其理论表现形式上接近这种哲学，就被划为此列。
同时需要质疑的是，就我所知，虽然现在不少被称为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学家，他们在其着述中却极少追溯到甚至提及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长久以来一种说法：法律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哲学应用于法学研究的体现；即使该说法成立，那么这种体现的程度又有多少呢
概念二，法律实证主义。
关于法律实证主义，在哈特看，英美学界有如下观点：（1）法律是人的命令；（2）法律与道德之间，或者实际是这样的法律与应该是这样的法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3）对法律概念之含意的分析或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应与历史考察、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以及按照道德、社会目的、作用等对法律进行批评性评价的方法区别开来（然而决非是敌对的）；（4）一个为法律制度是一个‘封闭逻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正确的判决可以仅用逻辑方法从预定的法律规则中推断出来；（5）道德的判断不可能像对事实的陈述那样，以合理的论据、证据或证明建立起来。
经过哈特的考证，我们发现了边沁早先也提出了法律命令说，而且也强调了法学分为阐释性法学和审查性法学，这为以后对应法理学和立法学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边沁已经成为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的滥觞之人。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最能体现边沁法律思想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于1789年出版，而上文提及的实证主义哲学的鼻祖孔德出版《论实证精神》却是55年之后，甚至孔德本人也是在1798年出生的。
这里遇到了一个类似因果的悖论。
应该看到边沁是在无意识之间涉及了实证主义，这部分并不是他的理论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个副产品，也许边沁本人一生都没有听说过实证主义这个概念。
或者，在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之前，我只能把这种外观的相似理解为伟大学者在学术进路上的殊途同归吧。
其实法律实证主义产生离不开英国本土的哲学，我们在边沁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英国固有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尤其是休谟的影子。
其后，奥斯汀作为边沁一脉相承的传人，把边沁的理论加以细化，而且也把讨论的范围尽量退回到法学领域。
不要小看这种归理和回缩，正是依靠奥斯汀精致的理论才在真正意义上创立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他的理论高度是前人难以企及的，因为他的工作使法学这个晚产的婴儿割断与其母体哲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的脐带走向了新的生命。
但是法律实证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
注释法学、潘德格顿学派、概念法学、机械法学、法律形式主义和分析法学都可以算做它的麾下。
所以法律实证主义强调的是主义一词，凡主义者必然是指某种思想上的倾向。
如自由主义，现代多数思想家都可以被成为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好、凯恩斯也罢他们观点上都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尊重民众的自由，承认私权。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把哈耶克尊为维也纳学派第四代掌门，而凯恩斯则被认为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终结。
概念三，社会实证。
法律实证主义的实证是一种对实在（positive）知识的向往，但是怎样达致实在知识，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这里就出现了分歧，一些人认为应该从法律是什么的角度切入，另一些人则赞成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来研究。
社会实证重视经验事实，企图通过对作为客体的素材分析像自然科学那样作出精准的预测。
采取社会实证路径的法社会学运用了大量社会学的方法，比如现场试验、问卷调查、档案研究、统计分析等等。
顾名思义可以知道分析法学主要运用的方法还是分析实证，它在法学领域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下文中分析法学研究所涉及的四个方面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概念或者逻辑的分析推理，至于经验事实，不是他们概念或者逻辑分析的主要内容。
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对于以往应然、实然的划分产生疑惑。
其实应然、实然取决于参照系的位相。
自然法学主要诉诸的是先验抽象或者自生自发的概念或者观点来说明法律应该是什么。
不难发现这些概念与神学、政治学、伦理学都是共通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启蒙时代的自然法学家本人思想里包含了诸多当今的学科理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学仍然没有独立。
自然法学在其鼎盛时代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到19世纪，西欧各国已经从动荡走向稳定大批法律颁行，其理论的强烈的批判性面对实在法律规范缺乏分析研究能力。
相对于这种评判性的应然，分析法学的描述性话语就纯粹多了，他们否弃的形而上的模式，倡导独立意义的一般法学从相关学科剥离出来，主张从规范的角度把研究的范围限于实在法（而不是自然法、上帝法或者高级法）；相对于自然法学的暧昧不明、难以考究，分析法学的主张就更接近实在世界，故称之为实然。
但是与法社会学对比，分析法学就好像玩弄的是概念间的逻辑转换游戏，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化模式，并且不排除为了陈述理论的需要而提出假设，甚至是难以最终证明的假设.他们不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最终的作为论证基点的东西往往具有形而上的特点，无法经验所证实。
所以相对于法社会学，分析法学处在应然位置。
〔法律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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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本论》有感
[我国关于实证主义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综述 读后感 黄霖 45]总的来说的，这是篇对于现代心理学中唯实证主义作风略带批判的综述类论文，不过大方向是批判的，但还是有着墨于实证主义的积极作用，此文章发表于心理科学进展2003,11（4）：475~479，下面我先总结一下文章内容，我国关于实证主义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综述 读后感 黄霖 45。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实证主义，文章提到：“我国实证心理学与理论心理学界、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界关于实证主义问题的认识，依然存在极大分歧”所以文章对国内关于实证主义的研究做了一次综合性的梳理，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揭示：葛鲁嘉认为这种科学观是科学主义文化的体现；陶宏斌、郭永玉认为实证主义在现代西方心理学中的方法论内涵主要表现为6 个方面： （1）强调科学对象的可观察性； （2）方法中心； （3）元素主义； （4）还原论； （5）描述性；（6）定量性。
梳理完实证主义的内涵后就是实证主义的积极性，嘿嘿，欲抑先扬嘛，作者很坏，积极性不多，有四点：第一，相对早期形而上学的纯粹的哲学思辨而言，实证主义科学观及其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第二，实证主义推动了心理学实证方法的完善和发展。
第三，实证主义还推动了西方心理学的实证法研究。
第四，实证主义在当时科学主义盛行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有利于心理学科学地位的巩固和发展。
接下来就是说其消极影响了，分类明细，逐一批判：单单科学观方面方面就有8点：（1）导致了心理学发展史上构造主义和行为主义两次重大的心理学危机；（2）把心理学限定在自然科学这一非常狭小的边界里，人为地缩小了心理学的学科范畴；（3）排斥除实证心理学之外的其他的心理学探索或心理学传统；（4）造成实证心理学缺乏问题的宏观透视，从而导致了实证心理学研究的问题水平的下降；（5）因为实证主义科学观重方法、轻理论，重视实证资料的积累，贬低理论构想的创造，导致其极度膨胀的实证资料和极度虚弱的理论建设之间日益增大的反差；（6）体现了它的反哲学倾向，割断了心理学与哲学之间的天然联系；（7）导致心理学与人的现实生活的疏离，造成心理学研究上的局限；（8）唯科学主义科学观对实证方法的崇拜，导致了心理学研究中唯实证方法的倾向，忽视了其它研究方法的积极意义。
科学观批完了批方法论，批了9点。
然后批学科建设方面的消极影响，总共有5点，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出处已经在上面给出了，本来前面的都不用具体介绍，只是我写批判的时候心里很痛快，就多介绍了点，读后感《我国关于实证主义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综述 读后感 黄霖 45》。
文章内容就介绍到这，读完后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爽”啊，为什么嗫（nia读第一声），我们选心理学之前以为心理学是什么样的，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觉得心理学是研究人心理活动的科学，比较注重理论，能在生活中有相当广泛的应用，所以我是满心欢喜，兴冲冲的报了心理学专业，结果来了发现，心理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的，居然全是喵了个咪的实证研究，你坑爹呐
这是原因之一，不过后来还是对心理学完全的接受了，现在还是很喜欢这个专业的，再说说第二个原因，就是在研究中唯实证，唯科学会导致上面提出的抛弃心理学传统，很多大家承认的东西因为无法用所谓的科学来验证而沦为“不科学的”，比如中医，（当然了，这是医学方面，心理学当然也有，不过一时没想到，想到的补充下哈）中医就被戴上了“不科学”的帽子，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医在研究方法上的确不是“科学”定义中所要求的，而将中医定义为不科学也是对的，但只能在大学说撒，因为大学里的人对科学是个什么东西是了解的啊，要是在社会上说就有相当大的偏颇了，一般人并不了解科学的定义与内涵，一旦被戴上“不科学”的帽子，就会全面否定一个事物，认为不科学就要怎么怎么推翻怎么怎么打击，所以在广泛群众没有认识到不科学是个什么概念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中医是不科学的做法是对中医的污蔑，是相当不负责任的，无耻的，卑鄙的，下流的，更有些人为了自己出名而说这些话更是极其不要脸的，当然了，我在这里是不会点名说出方舟子这个名字的，不过“翻”舟子在我内心是要骂一骂的，注意，是内心哦，真他妈的方舟子（我也不否定他的贡献，两面看，我不走极端）。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科学就一定最好吗，西医科学，但也有中医能治西医不能治的病啊，就一定说西医比中医好
就因为西医知道为什么能治就比中医好
不知道为什么能治就不治了
所以以后遇上中医管用西医不管用的时候，就不要有一群鸟人站出来说：“拿出证据来”，证据证据，我证你奶奶个嘴儿，世界要是全靠证据就不要前进了，心理学能真正拿出确实证据的东西不多啊，难道就不要心理学了
小峰哥（课程论老师）说得好：“科学之后是什么，是文化
”别老天天搞你丫的科学霸权主义。
好了，两点原因总结完毕，我骂的很舒服啊，不是不是，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心理学的发展路线，还是推荐大家看看这篇文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说，对于我说错了什么大家也可以对我说的话进行批判，也可以像我骂别人的理论一样骂我的话，我很乐意接受的，不过不要骂人，我也只骂了方舟子嘛，公众人物大家都可以骂，还是在心里的。
好了，说到这里，下次再找文章看，继续骂，哈哈，不是，是继续学习 〔我国关于实证主义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综述 读后感 黄霖 45〕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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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读后感
[觉醒读后感]文化的发展，文明的发生，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类精神觉醒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觉醒读后感。
对于哲学、思想、学术和文化，可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未有统一的标准。
看过刘家和的《论古代人类精神的觉醒》一文深有感触，他似乎将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加以概括，升华出了深刻的主题。
刘家和用三个部分系统论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这一问题。
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对古代人类觉醒的内涵的理解；第二部分是综合地分析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的那次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的条件；第三部分则是具体地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
通读全文，我们就会对对其观点有一定的思考与不同程度的认同。
关于 人类精神觉醒的概念，刘家和指出是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
可能很多人会将精神觉醒仅限于觉醒的层面，即简单地认为是人类的反省、反思、思考，或者说是一般的认识，至于对反省、反思、思考及认识的内容就不会太关注，也不可能思考的太深入，更不会考虑到这种反省及认识的层次感，当然也就对觉醒的内容的认识达不到一定的高度。
因而，刘家和用三个层次的反省使我们认清了这一概念。
首先，要反省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限的自觉，也就是人能将自己从自然界中辨认出来；其次，要反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也就是人要认清自身的内部结构；再次，要反省人的本质或人性问题，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
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实现前两个层次的反省，才能最终达到精神觉醒的层次——对人性问题的反省与自觉。
这就体现出一种哲学倾向，也正如文章开头作者提到的：在中国，印度，希腊等地首次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人类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其精神的潜力遂得以充分展开。
可见，作者肯定哲学在人类精神觉醒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哲学的相关概念也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哲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智慧性因而也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哲学史也就是人类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普通、最一般的规律的认识发展的历史。
正如列宁所说：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哲学笔记》）诚然，这也是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首先表现出的一个特征，即涌现出众多的先哲。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荀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注意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在伊朗，祆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提出了一种挑战性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和人世的生活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希腊也贤者如云，有诗人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
这些名字标志着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了。
哲学家首先出现在世界上，他们象征着人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最根本的源泉，人以自己内在的世界来抗拒整个外在世界，借此他可以超越自身和世界之上。
出现了先哲，有了哲学，人类精神觉醒便开始了。
此外，在第一部分中刘家和还通过分析原始时代和文明时代早期的社会条件，界定了人类精神觉醒的具体时间，即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再具体点提到：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泰利士，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孔子的出现。
这是人类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明显标志。
刘家和和雅斯贝斯都认为：原始时代无精神觉醒。
刘家和用两例来证明：一是，原始的图腾制度，它使人类把非人类的异物视为自己的同类，这说明人还没有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二是，原始的社会组织——部落，它使人类把本为同类的其他人视为异物，这又说明人对自己的内部结构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这两方面恰恰对应人类实现精神觉醒的前两个层次，既然前两个层次都没有实现，如何能达到人类的精神觉醒呢
作者同样又认为：文明早期无精神觉醒。
文明时代虽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国家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等，而恰恰这些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这一时期，生产虽有发展，但却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遂兴起了，却没有起到一定作用；国家亦产生了，但早期国家发展并不充分，血缘与地缘组织仍然并存，国家还处于一种过渡阶段；文字出现了，却没有关于人类对自身反省的记载。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原始时代（史前时代）与文明时代早期人类并没有出现精神觉醒。
正因为史前时代与文明早期不具备这样那样的条件，所以作者在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人类精神觉醒的条件。
刘家和通过具体分析比较古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的条件有三：其一，这一时期铁器广泛使用，经济空前发展，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深度和广度，也扩大了人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往来，从而使人有可能由原先的狭小的活动范围和狭窄的眼界中解脱出来；其二，约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印度，希腊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血缘关系削弱或解体的过程，血缘组织的解体，使人们得到难得的自由，从而越来越注重个人的存在价值；其三，公元前八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印度，希腊和中国都曾有过小邦林立的状态，邦与邦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争霸战争频繁不断，读后感《觉醒读后感》。
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赢得战争，各国都会不择手段，重用一切人才，当然也给了广大知识分子以难得的机会，因而相当于古代哲学家的人士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战争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为了解决各种矛盾，人们不得不注重精神上的思考，关于人性问题的探讨也就理所当然地浮出水面，成为人类精神觉醒的标志。
通过这些条件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也正如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事件事实上是一个关于人类内部的新起点，而不是关于人性整体的共同发展的问题。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它只涉及少数区域。
轴心期并非人类进化的普遍阶段，而是一支独特的历史分叉过程。
（同上）通过总结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三个古文明的共同条件，我们也清楚了为何人类精神觉醒偏偏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这些地区，而在其他地区其他时间却没有发生。
（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皆因条件不具备，且深受传统所限而与精神觉醒无缘。
）最后刘家和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分别加以论述。
在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研究上，印度形成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则形成人文研究的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研究中，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揭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仁同一起来；在人性问题上，古印度将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希腊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城邦的）动物，而古中国则将人理解为伦理的动物。
从这一部分的比较中，我们对三种古文明的精神觉醒的不同特点一目了然。
对于异地同时发生的这次突破现象，特点却迥然各异，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而作者的分析阐述，也使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这些特点，从而找到了古今的共通点，那就是古代人类觉醒带来的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在印度尤其重视宗教，不仅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在人与人关系上、人性问题上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子，因此古印度的这种精神觉醒造成的正是它的宗教性文化特征。
同理，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黑格尔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
（《哲学史讲演录》）后世的欧洲文化都是在希腊古典文化的孕育下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的精神觉醒形成的正是那种科学严谨的欧洲文化；而中国则依然继承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人文伦理传统思想，处处彰显中国特色的儒家人文文化特色。
《信仰与觉醒》读后感在《信仰与觉醒》一书中把康德列在黑格尔之后，这在中外学者中并不少见。
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康德摆到了黑格尔之上的位置。
在反形而上学的氛围中，这是很自然的。
但我却不是太赞同这种做法。
尤其当谈到信仰时，我认为黑格尔还是应当摆到康德之后，后面可以再加一个波兰尼。
康德说，我限制知识，为的是给信仰留下地盘。
但他把知识限制得太过了，以至于只把自然科学作为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全部作为准科学或次科学。
新康德主义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截然二分，就是这种做法的延续。
如果说近代经验主义（经验论）把物理学作为知识的典范，理性主义（唯理论）把数学作为知识的典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黑格尔是把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知识的典范，尽管当时作为典范被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还不存在。
狄尔泰等哲学家的贡献，恰恰在于像康德为自然科学划定范围那样，为人文社会科学划定了范围。
信仰与知识的界限，由此才获得了充分的含义。
也就是说，信仰与知识的差别，不仅是信仰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而且是信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别。
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实际上是由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造成的。
当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必然会被从属于自然科学，而当劳动起而反对资本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也会起而反对自然科学。
当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消除之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也将消失，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将成为同一门科学。
按照波兰尼的看法，不管能否消除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都应当消除。
至于信仰与知识的对立，在波兰尼看来也应当消除，因为任何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
这样，波兰尼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了黑格尔。
黑格尔把宗教和艺术都作为绝对精神的一个方面，这表明，他混淆了知识与信仰的界限，实际上把信仰当成了最高的知识类型，而知识当成了信仰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是错误的。
但实证主义者把经过狭隘理解的自然科学作为知识范式，并以此批判黑格尔，更加大错特错。
相比之下，马克思划分生活与意识，认为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然后把科学作为意识的升华形态，强调科学与生活的统一，这种批判才是真正有效的。
黄慧珍认为，马克思过分抬高了醒的作用，忽视了觉的作用。
这在终结论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在过程论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
终结论意味着，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之后的社会称为人类社会）作为醒的状态，与它之前的阶段（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作为觉的状态，两者之间有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
而过程论则意味着，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之间，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马克思一生既有终结论观点，也有过程论观点，但早期终结论色彩较浓，后期过程论色彩较浓。
表现在觉、醒关系上，马克思早年认为人可以完全进入醒的状态，后期则认为觉的状态会永远存在。
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中，马克思早期倾向于人类可以超越必然王国，晚年则倾向于必然王国永远存在。
马克思去世以后，马克思观点中的两种倾向分离开来，各自得到了片面发展。
这种分离和片面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由此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批判。
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回到马克思，而且是对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进行批判，表现在信仰问题上，是重新划分绝对知识与绝对信仰的界限。
就我本人的观点而论，我认为共产主义在终结论的意义上是不成立的，在过程论的意义上是成立的，终结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信仰，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知识。
只有过程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才能成为知识。
〔觉醒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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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谈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何现实意义
1、了解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有我们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
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你从以上方面多发挥吧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是什么
本篇着重从上述三个方面，谈点肤浅的看法。
一、熟读熟读原文，是学好《伤寒论》的基本功。
但由于《伤寒论》的文字，受到汉以前的文学影响，承袭了汉以前的“省文”、“倒装”、“插叙”和“举宾略主”等文法。
因而在阅读时，必须掌握这些文法，才能读通弄懂。
所谓“省文法”。
论中不少原文是采用省略的笔法写成的。
例如只提一证一脉，以概其余，这就应当前后文联系地读，领悟原文精神。
如“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为什么脉浮数者，还可以发汗?而且宜用麻黄汤呢?这条原文必须与第一条太阳病提纲，第三条“……名为伤寒”的提纲，以及第35条麻黄汤证的主文相互对照，才能搞清楚“脉浮数宜麻黄汤”的道理。
此类条文论中甚多，读时应一隅三反，不然则读不通。
所谓“倒装法”，亦称“倒装句”。
论中的原文多数是按主证、主脉、主方，或提示病机、转归、治疗、禁忌等依次排列，这是顺叙，可以一读便通。
但有的条文则不然，不一定是按上述主次顺叙排列的，如“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本条小青龙汤主之句，应移在“发热不渴”的句下，与全文才能衔接，论中此类条文，在理解时应将倒叙文句，按语法原理，换回顺叙的意思。
所谓“插叙法”，是在叙述中插入其他脉证，或插叙疯机．或带有鉴别诊断的作用等。
如“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本条是叙述蓄血发黄的证治，与上下文三条并列，都提出小便利与不利，以兹鉴别蓄血证。
这类条文六经皆有，应当明辨。
所谓“举宾略主”。
亦属“省文”之类。
论中六经辨证，在提纲中叙述之主证、主脉，以后的条文中则多有省略，比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尔后凡提“太阳病”三字，则包含本条的脉症。
再如“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
宜服四逆辈”。
原文中心意思是讨论太阴病的治法。
因而“属太阴”三字，则寓有“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白痛”的主证，其“自利不渴者”，即省略了主证。
这种条文必须参合太阴病提纲认识。
以上是论中几种常见的语法，应当熟练掌握。
然而，更重要的读法，还在于熟读六经总纲，各经的提纲，有方有证的条文，重要的辨证条文等，必须读到烂熟。
例如桂枝汤证的条文，应把前后桂枝汤的主证、兼证、变证的条文都列举出来；读到辨证的条文，如麻黄八证、结胸三证、柴胡四证等的辨证特点，都要读到滚瓜烂熟对答如流的程度。
同时，对方剂的组成、主治、功用、禁忌，以及重要方剂的剂量比例，特定的煎服法，都应熟记，这样才算基本读熟了。
应当明确，熟读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和继承《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的精神，掌握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从而有效地指导临床。
所以，在熟读原文的基础上，必须对论中的类病、类证、类方、变证、变法、变方等加以注意，其间所贯穿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只有在熟读中才能理解。
例如，在辨证方面，原文说：“自利不渴者，属太阴。
”“自利而渴者，属少阴”，“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等等，都是“一锤定音”的意义。
再如治疗方面的“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这里虽只举一证，但是其主证，因而“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即可以用小柴胡汤治疗。
又如在用药方面，大青龙汤中的麻黄用六两，麻黄汤中只用三两；麻杏石甘汤中的石膏用半斤，大青龙汤中的石膏如鸡子大。
真武汤中用生姜，理中汤中用干姜，同样都是姜，只是干鲜之别。
如果互换互用，那就失去了制方的原意，凡此种种，只有熟读之后，临证才能运用自如，取得读书的效益。
第一，要了解《伤寒论》的理论渊源及其与《内经》的内在联系。
因为《伤寒论》是继承了《内经》和《难经》的理论，同时收集了汉以前的方药，并联系临床实际而写成的医学论著。
所以，《内经》中阴阳学说、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的具体运用大都落实在《伤寒论》之中，如其中“病发于阳”、“病发于阴”的总纲，实则是阴阳为万物之纲纪的具体化。
在六经病变中明显地看出阴阳互根、消长、转化的道理。
六经辨证，三阴三阳分证，三阳之气盛，三阴之气衰，三阳为阳热实证，三阴为阴寒虚证，其病机皆是本源于《内经》。
同样，六经所属的脏腑生理病理，实源于脏腑学说；六经的经络循行，乃至病理变化，皆属于经络学说的具体运用。
因而学习《伤寒论》，追溯《内经》之源，对加深理解《伤寒论》是有帮助的。
第二，要加深对六经辨证的基本规律的理解。
六经辨证的基本规律归纳有二：其一是六经的主证，其二是六经的兼变证。
六经病主证包括太阳病的表寒证，阳明病的里热证，少阳病的半表半里证；太阴病的脾阳虚寒证，少阴病肾阳虚寒证，厥阴病寒热虚实错杂证。
此六经病证，必须从病因、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各方面详细弄清楚。
主证既明，理解兼变证就有了基础。
六经兼变证，是有规律可循的。
例如太阳病的转变，实证多传阳明，虚证易陷少阴。
表寒实证多向阳明发展，即表寒郁阳一表寒郁热一表寒化热一纯热证，与此相反，太阳表寒虚证则易陷少阴。
因为寒能伤阳，阳气损伤，又可招致水邪内停。
所以，表寒虚证之演变，一则为卫阳不足，在表之阳虚，如桂枝加附子汤证；一则为阳虚停水，如苓桂术甘汤证；以及真武汤证等。
由此可知，太阳经的兼变证之所以繁杂，正是仲景据六经生理病理，以及误治失治，反复议论，洞悉常中之变，示人以规矩。
还必须指出，要加深理解伤寒的本旨，应选择适当的注本，浏览各家注解，以便进一步帮助深化理解。
其次是读张志聪的《伤寒论集注》。
它采用摘其总纲，明其大旨，汇节分章，理明义了的方法研究《伤寒论》，便于初学者掌握(伤寒论》的概貌。
再次读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他主张不必孜孜于仲景旧论编次，重要的是学习仲景辨证心法，读后可加深伤寒方证的理解，于临证大有益处。
最后还可读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通过临床实践，从《伤寒论》条文中研究仲景立法和治疗。
可领悟伤寒确立治法的所以然，甚为实用。
总之，成氏溯其源，张氏综其全，柯氏察其微，尤氏析其法。
若能师其诸法，对《伤寒论》的理解必然会达到新的境界。
此外，在学习《伤寒论》时，必须结合温病学说。
《伤寒论》详寒略温，对六经的寒化证论之甚详，这是伤寒学说的特长。
但对温热病的论述殊感不足，必须结合温病学说，使寒温两说融为一体。
后世温病学家，善治伤寒之学，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是《伤寒论》的最好注本。
历代注伤寒者，多为随文衍义，囿于伤寒论伤寒，而温病学家跳出伤寒的圈子，看到了伤寒之不足，阐发伤寒之未备，这种治学方法着眼于学术的发展，难能可贵。
三、运用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落实在一个“用”字上，这是学习《伤寒论》的最终目的。
日本学者浅井侦庵在指导门人时说：“学习《伤寒论》时，要把它看成是病人，病人就是《伤寒论》，把《伤寒论》同病人看成一体来学。
”丰浦元侦强调，要在病人基础上读《伤寒论》。
日本人对《伤寒论》的学习，务求落在临床实处。
这实际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陈修园主张白天看病，夜晚读书，也是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临床上运用伤寒方，要一个一个方去摸索，掌握每一个方的病机和适应证，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比如：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据此，“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的脉证，其病机是“血虚肝寒”，常用于冻疮。
但从“血虚肝寒”的病机推论，笔者用本方治痛经、无脉证，以及脱疽等都取得较好的疗效。
特别是遇一例“乌嘴病”，患者每于寒冬季节，嘴唇四周、鼻梁、耳郭、两手指掌关节均紫黑，一直到次年春来，乌黑的皮肤才渐渐恢复正常。
病情年复一年，经用补气活血法治疗无效。
据其临床证候，冬寒发作，血虚寒滞，故用当归四逆汤原方。
服25剂后一切正常，当年即未复发。
本方之所以用于各种不同病例均能获效，病证虽殊，而“血虚肝寒”的病机则是一致的，故能异病同治。
在实践运用中，对论中之方还要一类一类比较，找出一类方中的代表方。
如苓桂剂类方中有茯苓甘草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五苓散、苓桂术甘汤等，此类方共同都能温阳利水，补脾渗湿。
而在具体运用时，应将每一方的药物组成，主治功用，结合临床反复验证，取得理论与实践相印证的资料，进而在类方中挑选出代表方。
这一类方中，苓桂术甘汤可以推为苓桂剂的首方，用其治脑积水，可配固肾药，或加泻水药；治肺心病可合二陈汤，或配真武汤；治胃液潴留，可配六君子汤；治疗肠炎，可加健脾固涩药等。
若从其组方原则来看，阳虚者加附子，气虚者加参、芪，脾虚者重用术，湿甚者加利水药，随其证加减，这样以一方为中心，权宜应变，反复验证，方剂就用得活，用得精。
再则，在运用时必须摸索其临床特征，以便掌握每个方的指征。
例如：半夏泻心汤的病机，是脾胃同病，湿热并存，气机阻滞，用其治痞满证，舌苔必然黄白相兼略腻，这是重要体征之一，因为全方辛开苦降，辛有半夏、干姜，若舌苔黄则姜夏之辛当禁；若舌苔少质偏红，寓有阴虚伏热，绝不可妄施。
所以，临床上用半夏泻心汤，多宜于消化系统疾病，病性寒热夹杂。
如胃十二指肠溃疡、肝炎、胆囊炎、慢性肠炎等。
凡呈现湿热并存，舌苔黄白相兼是用本方的特征。
还必须指出，临床运用伤寒方，剂量的比例应参照原方用量，如桂枝汤的桂枝与白芍的用量，大青龙汤的麻黄与石膏的比例，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煎服法也是很重要的，如附子泻心汤应泡“三黄”，煎附子，一者取其薄味，一者取其浓汁。
若不按其煎法，势必失去制方的意义而影响疗效。
总而言之，学习《伤寒论》，运用伤寒方，应持之以恒，反复体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俗话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因而学习《伤寒论》，密切与临床结合，边学边用，学用一致，是能取得良好效果的。
相约自杀没死的一方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也是分情况而论的。
1，如果相约自杀，其中一方受嘱先杀死对方，继而自杀未逞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是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罚。
2，如果是相约的双方，一方教唆对方自杀，同时表示自己一同自杀。
在共同自杀时，被教唆者自杀身亡，而教唆者自杀未逞的，对教唆者应按教唆自杀处理，定故意杀人罪，但这种情况同只是教唆他人自杀而自己并不自杀的情况有所不同。
如果一方为另一方自杀提供条件，例如，提供毒药，他方利用此条件自杀死亡，而提供条件的一方自杀未逞，对提供条件的一方应按帮助自杀处理，但可以比一般帮助自杀者处罚更宽一些，一般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为宜。
3，如果相约对方各自实施自杀行为，其中一方死亡，另一方自杀未逞，未逞一方并不负刑事责任，不能认定未逞一方犯有故意杀人罪。
当然，未逞一方如有教唆、帮助死亡一方自杀的行为，应另当别论。
另外，如果双方相约自杀，在一方实施自杀行为之后，另一方反悔发生思想变化而不实施自杀行为，对实施自杀的一方有作为义务和作为能力、故意不予抢救或阻拦抢救而致其死亡的，对未实施自杀的人，亦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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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生平简介
弗里德里希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著名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的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
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
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1844年 10月15日诞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Sachsen）的洛肯镇（Lutzen）。
好几代的祖父与父亲皆为路德教派的牧师。
1849年 5岁 7月30日，父亲得脑软化症病逝。
1850年 6岁 举家迁往塞尔河畔的南姆堡（Naumburg）。
1858年 14岁 10月起，在南姆堡近郊帕弗达预科学校读书。
1864年 20岁 10月，进波恩大学，修习神学与古典语言学。
1865年 21岁 10月，转入莱比锡大学。
在一家旧书店中偶然读到书本华的著作。
1866年 22岁 开始与李契门下厄尔温·罗德（ErvinRohde）交往。
1867年 23岁 10月，被征召入南姆堡炮兵联队。
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1868年 24岁 4月，因伤退伍。
11月8日初识瓦格纳。
1869年 25岁 2月，受聘巴塞尔大学，担任古典文献学的额外教授。
4月，脱难普鲁士国籍，成为瑞士人。
5月17日初次访问琉森（Luzern）近效托里普森的瓦格纳家。
5月28日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任讲演，讲题为“荷马与古典文学”。
与一生的挚友良师布克哈特（Jacob Buckchardt）缔交。
1870年 26岁 3月，升为正教授。
8月，普法战争爆发，志愿从军担任卫生兵。
罹赤痢与白喉。
10月退伍，返巴塞尔大学。
与神学家奥瓦贝克（Franz Overbeck）开始交往。
1871年 27岁 执笔。
1872年 28岁 1月，出版。
2月——3月，在巴塞尔大学演讲，发表（殁后作为遗著初次出版）。
1873年 29岁 第一篇出版。
发表中之部分文字（殁后作为遗稿初次出版）。
1873年 30岁 发表第二篇、第三篇。
初读法国作家斯汤达尔的小说，如受电击。
1875年 31岁 10月，初识音乐家彼德·卡斯特（ReterGast,本名HeinrichKoselitz）。
1876年 32岁 7月，第四篇出版。
八月，贝鲁特剧场演出第一次祝祭剧。
9月，与心理学家保罗·李（RaulRee）缔交，病况恶化。
因病，巴塞尔大学课程请假休讲。
冬，与保罗·李及梅森伯格同任于索特林。
10月11月在索特林与华格纳作最后的晤谈。
撰写了最初的备忘录。
1877年 33岁 9月，回巴塞尔，复于大学授课。
1877年 34岁 与瓦格纳的友谊关系终结。
1月3日瓦格纳赠送（Rarsifal）一书。
5月第一篇出版；给瓦格纳最后一封信，附赠书一册并扉页致辞。
1879年 35岁 重病。
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
《人性，太人性的》第二篇上半部出版。
1880年 36岁 发表，后来作为《人性，太人性的》第二篇下半部分出版。
春天，初抵日内瓦，10月，在日内瓦过乘冬。
1881年 37岁 1月完成，6月出版，7月在西尔斯·马莉亚过夏，8月，孕育了“永恒之流”的思想。
11月27日，在日内瓦初次聆赏比才的《卡门》。
1881年-1882年 37-38岁 执笔《快乐的知识》并于同年出版。
1882年-1888年 38-44岁 对一切的价值作价值转换的尝试。
1882年 38岁 3月，至西西里旅行。
四月开始与罗·落乐美交际。
5月，完成《快乐的知识》（Diefroliche Wissenschaft），并出版。
11月以后，在拉伯罗过冬。
1883年 39岁 2月，瓦格纳病逝。
执笔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6月，出版。
7月，执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
12月，在威尼斯过冬。
1884年 40岁 1月，在威尼斯，执笔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
8月斯泰因访尼采。
11月起执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1885年私家出版），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深深感动。
1885年 41岁 执笔《善与恶的超越》。
1886年 42岁 5-6月，在莱比锡与厄尔温·罗德最后一次之晤面。
7月，《善与恶的超越》出版。
续写《快乐的知识》第五部。
1886年 43岁 7月，完成《道德的谱系》，11月，私家出版。
11月11日，致厄尔温·罗德最后一封信。
1888年 44岁 1月，因丹麦文艺史家布兰斯的介绍始知有齐克果其人。
4月，第一次往在托里诺（Torio）。
布兰德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开“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讲座”。
5月-8日执笔《瓦格纳事件》，9月出版，《狄奥尼索斯之颂》脱稿。
8月-9月撰写《偶像的黄昏》（1889年出版）。
9月，撰写完反《反基督》，10月-11日撰写《瞧
这个人》，12月撰写《尼采对华格纳》《心理学家的公文书》，死后收入全集中出版。
1889年 45岁 1月初旬，在托里诺遭到最后的打击，患了严重的中风。
出现精神分裂现象，被送进耶拿大学医院精神科，母亲赶来照顾。
1897年 53岁 复活节，母亲病逝。
与妹妹福尔斯塔-尼采移居魏玛（Weimar），由其妹朝夕看护。
1900年 56岁 8月25日在魏玛咽下最后一口气息，8月28日葬于故乡洛肯镇。
死后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并列为世界哲学史上不朽的思想家。
人物生平 童年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3张)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
尼采的生日恰好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辰。
尼采的父亲是威廉四世的宫廷教师，他曾执教过四位公主，深得国王的信任，于是他获得恩准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命名。
后来，国王指派尼采的父亲到勒肯镇担任牧师，那个影响世界的天才尼采也就在这里出生。
尼采回忆：“无论如何，我选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日子。
”他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一名牧师。
幼儿时期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
Nietzsche, 1861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
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又夭折。
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个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
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
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真实的快乐。
”父亲死后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
祖母关于其波兰贵族家族史的灌输对尼采贵族情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尼采自幼相信自己有着波兰贵族血统并为此而感到自豪。
但是尼采并没有忘记父亲，父亲的身影早已刻入他的记忆当中，他希望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的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号。
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被家中信教的女人们(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团团围住，她们把他娇惯得脆弱而敏感，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尼采曾经这样讲述形容他的童年：“那一切本属于其他孩子童年的阳光并不能照在我身上，我已经过早地学会成熟地思考。
”在尼采的成长过程中，虔诚的清教徒母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后来终生保持着清教徒的本色，犹如石雕一般纯朴。
中学 10岁时他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对文学与音乐极感兴趣。
14岁时，进入普夫达中学，这个学校课程都是古典的，训练很严格，出了很多伟人，如诗人和剧作家诺瓦利斯，语言学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Schlegel，以及康德的继承者、伟大的先验主义和道德哲学的代表费希特。
可是尼采却难以接受这种新生活，他很少玩耍，也不愿意接近陌生人。
这时的他除了理智的发展并有着惊人的进步外，音乐和诗歌已经成为他感情生活的寄托。
尼采幼年曾受教于普鲁士当时最好的女钢琴家，当他的母亲为他聘请这位老师时，尼采就深感日后的生活离不开这样的精神支持了。
Nietzsche, 1864 1861年17岁尼采患严重疾病，首次出现健康恶化的征兆，被送回家休养。
3月接受基督教的按礼。
大学 1864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Paul Deussen)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便不再学习神学了。
他常听同学们交谈，有些人毫无信念和激情地重复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公式，那些伟大的体系已经丧失了激发人的力量；还有一批人喜欢实证科学，阅读福格特和比希纳的唯物主义论文。
这些都没能吸引尼采，他是一名诗人，需要激情、超常和具有神秘性的东西，他不再满足于科学世界的清晰与冷静。
尼采在修养和气质上更是一名贵族，所以他对平民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他从没想过要过一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不会对有节制的欢乐和痛苦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理想感兴趣。
尼采有自己的喜好，他热爱希腊诗人，崇尚希腊神话中各种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并把他们巧妙地同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结合起来。
尼采还在校学习时就深深体会到精通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古文字、文学，古典主义艺术的热爱。
他热爱巴赫、贝多芬，以及后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热情褒扬的那位歌剧巨人——瓦格纳。
尼采 1865年，他敬爱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谢尔思(F. W. Ritschls)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之到了那里。
当时的尼采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开始哲学沉思了。
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地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每日凌晨2点上床，6时起床，沉浸在这本书中，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
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孤立无助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几乎濒于绝望，而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
他觉得叔本华好像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
那时，尼采非常困惑：为何像叔本华那样的天才会被现世所抛弃，其伟大的著作为何只在书架的偏僻角落才找得到
叔本华是这个青年心中的偶像，他在以后也被认为是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继承者。
这时的他，此外还从朗格、施皮尔、泰希米勒、杜林、哈特曼那里汲取了传统的抽象概念。
同年因拒绝参加复活节圣餐引起了家庭的恐慌。
1867年秋，尼采在瑙姆堡服为期一年的兵役，这次服役因他骑马负伤而提前结束。
在炮声隆隆中，他低呼着，“叔本华保佑
”叔本华竟成了他的上帝。
他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瓦格纳姐姐的家里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两人久久地谈论他们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
随后的几年中瓦格纳和妻子成为尼采在艺术和理智方面的良师益友，一个家的代用品。
并且得到他的导师李契尔思向巴塞尔大学的推荐：“39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经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言学家。
他今年24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都很顽强……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青年语言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也就是个奇迹，同时既可爱又谦虚。
”李契尔是第一个向世间预言尼采是位天才的人。
教授生涯 尼采 1869年2月，年仅25岁的尼采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
此后的十年是尼采一生中相对愉快的时期。
在巴塞尔，他结识了许多年长和年轻的朋友，例如瑞士著名文化艺术史学家雅可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at)。
1869年4月，尼采获得了瑞士国籍，从此成为瑞士人。
1869年5月17日，尼采初次到瑞士卢塞恩城郊的特利普拜访了瓦格纳。
同月28日，他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演说，题为《荷马和古典语言学》。
当时，巴塞尔城里所有贵族家的大门都对他敞开，他成为巴塞尔学术界的精英和当地上流社会的新宠。
1870年，尼采被聘为正教授。
不久传来了德法开战的消息，尼采主动要求上前线。
在途经法兰克福时，他看到一队军容整齐的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穿城而过。
突然间尼采的灵感如潮水般涌出：“我第一次感到，至强至高的‘生命意志’决不表现在悲惨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于一种‘战斗意志’，一种‘强力意志’，一种‘超强力意志’
”1870年10月，尼采重返巴塞尔大学讲坛。
他结识了神学家弗兰茨·奥弗尔贝克(Franz Overbeck)，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并共居一所住宅。
发表著作 位于德国魏玛的尼采档案库 18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odie)。
这是一部杰出的艺术著作，充满浪漫色彩和美妙的想象力；这也是一部幼稚的哲学作品，充满了反潮流的气息。
但是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已经形成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
尼采哲学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
尼采并不就此止步，他毅然攻击最受尊敬的典范—大卫斯特劳斯，以此抨击德国人的粗俗的傲慢和愚笨的自得：“司汤达曾发出忠告：我一来到世上，就是战斗。
”《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思考》(Unzeitgemabe Betrachtungen)的第一部发表之后，引来了一片狂热的喝彩声，同时也遭到了维拉莫维茨领导的语言学家圈子的排斥。
教授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
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评。
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
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
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
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
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
文章写于1875与1876年间。
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对瓦格纳已经产生了隔阂。
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了一份变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的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
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
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漫游生涯 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漫游生涯，同时也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
1882年4月，在梅森葆夫人和另一位朋友雷埃邀请下，尼采到罗马旅行。
在那里，两位朋友把一个富有魅力、极其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介绍给他，做他的学生。
尼采深深坠入情网，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
两人结伴到卢塞恩旅行，沿途，尼采向莎乐美娓娓叙述往事，回忆童年，讲授哲学。
但是，羞怯的性格使他不敢向莎乐美吐露衷曲，于是他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
莎乐美对这两位追求者的求爱都没有允诺。
最后，两人只能保持着友好的接触。
然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却对他们的友谊满怀妒恨，恶意散布流言飞语，挑拨离间，使他们终于反目。
仅仅5个月，尼采生涯中的这段幸福小插曲就终结了。
尼采肖像(14张) 1883年，他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第二部分，1884年完成了第三部分，1885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
尼采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
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中的一个。
而另一个“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思，由于他的身心崩溃而半途夭折。
著名的“超人”理想和“末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
尼采评价自己这部著作：“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
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
这部著作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气息的书—人的全部事实都处在它之下，离它无限遥远—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水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放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
这里，没有任何‘先知’的预言，没有任何被称之为可怕的疾病与强力意志混合物的所谓教主在布道，从不要无故伤害自身智慧的角度着眼，人们一定会首先聆听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这种平静的声音的。
‘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飙的先声；悄然而至的思想会左右世界。
’” 1886到1887年，尼采把他浪迹天涯时写下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 1886年)和《道德的系谱》(1887年)。
在这两个集子中，尼采希望摧毁陈旧的道德，为超人铺平道路，但是他陈述的一些理由却难以成立。
此外，这两个集子中所阐述的伦理学的体系还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充满刺激性的夸张。
在尼采发疯的前夜《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看那这人》、《尼采反驳瓦格纳》一气呵成。
它们写得标新立异，很有深度。
但同时这些书也具有闻所未闻的攻击性和令人瞠目的自我吹嘘。
晚年 1889年，图林的灾难降临了。
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 生病的尼采 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
数日后，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来都灵，把他带回柏林。
尼采进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
他先是住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
1890年5月，母亲把他接到南堡的家中照料。
1897年4月，因母亲去世，尼采迁居到位于魏玛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的家中居住。
在尼采的一生中，他的家庭始终是他的温暖的避风港，作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男性，家中的五位女性成员始终围着他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精心呵护他，尽量满足他的一切愿望。
但尼采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毅然舍弃了这一切，像个苦行僧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飘泊游荡，忍饥挨饿，沉思冥想。
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享年55岁。
“银白的，轻捷地，像一条鱼，我的小舟驶向远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