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是否受孙子兵法的思想影响
这个影响不明显，与孙子兵法不是一个路数，区别很大。
详解如下：克劳塞维茨在总结前人的军事理论（特别是启蒙主义军事理论）的得失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战争本身的三大特征：敌对情感与暴力；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活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或冲撞。
以这三者为前提，他提出了战争在逻辑上的绝对暴力本性，那是他本人亲历的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哲学表述。
在其抽象的或理论的形态上，战争是就其运用而言没有逻辑限制的暴力行动，是两大活生生的武装力量之间的殊死冲撞。
在其中，每一方都竭力要完全压倒对方，由此而来的便是暴力的不断升级，直至达到最终由一方摧毁另一方的极端状况，即绝对战争，或曰绝对暴力。
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样一种形态的战争以彻底的军事胜利为目标，“以便要么在政治上彻底消灭敌方，要么解除其武装，从而迫使其接受任何和平条件”，而它的根本特征在于“毫无约束的武力冲突，不服从武力本身的规律以外的任何法则。
”1827年前后他的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在于更多地考虑到政治与军事的根本关系，注重战争可有和应有的政治目的。
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战争是达不到极端状况的有限的战争，并不导致战争任何一方的彻底臣服，更谈不上它在物质上的全盘毁灭；可以包含这以外种种有限结果的、经谈判达成的和平，才是这类战争的可行结局。
从根本上说，在此限制战争升级的是战争以外的深层因素，它们最主要地体现在从事战争的政治目的与其对战争行动可有和应有的支配作用上面。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一位解说者的说法，“有一种关于战争中暴力的辩证法，它趋于用政策目的取代彻底军事胜利目的。
”10正是有限的政治目的阻止了绝对暴力和彻底军事胜利的极大直接和间接代价，这种代价在大多数场合远超过可得的实际裨益。
11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中，尤其具有批判的准绳价值的，是他对于战争本身基本特征的认识和他的政治战争观。
在此，作为对于孙子兵法的一种批判的主题，需要着重强调克劳塞维茨战争观的上述最具根本性和原创性的核心内容，那就是：（1）战争中充满敌对情感与暴力；（2）到处存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它们是规定战争的一类很基本、而非很次要甚或无足轻重的因素；（3）战争是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或冲撞；（4）战争是（或真正准确地说，应当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它们是使战争区别于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根本特征。
“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也就是说建立一种有用的、与现实从不矛盾的作战理论。
”12换言之，一套准确和大致完整的战争理论必然包含以上四点，并且至少不与它们相矛盾。
即使在今天，即使我们仍可以批评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理解不够全面，但很难驳斥这四点当中任何一点错了或者过时了。
对孙子的理论的考察与批判 克劳塞维茨归纳的战争活动的第一大特征，在于强烈的敌对情感与暴力性。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情感与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
”13“既然如此，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情感而一味地追求绝对的结论与规则吗
”14基于这样的逻辑，他批判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
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是最为有害的。
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的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
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于极端。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批判或许可以被猜测就是针对（在其他可能的靶子之外）孙子的全胜论。
16什么是好的战略方针
孙子用了一段很有气势的排比来提出他的优劣标准：“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17“全”就是保全的“全”。
孙子的结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与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的战略主张表现出一种古典的优雅风度：在他那里，战争的主要内容是智谋，是理智的谋划与准备，是多种战略原则的艺术性运用。
激情从优化标准来看不但是多余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
在颇大程度上，孙子兵法很难让人感觉到战争的暴力本性和其中的血腥、激情、仇恨和恐惧。
克劳塞维茨透视到的战争活动的第二大特征，在于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有了“这个概念，并且将它排到战争的基本层次上，是克劳塞维茨的革命性创造。
如果将这个要素加进去，几乎就可以完全保证他的那个战争哲学是活生生的战争哲学。
”18最大的不确定性源于意志力的作用。
意志在力量的组成因素中是最难确定的。
此外还有其他一切变故、事故、错误、技术困难、出乎意料之事等等，也就是所有难以预料、有时甚或不可预料的事态，连同所有这些对于决策、士气和战争、战役及战斗的结果的影响。
“战争中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一切都仿佛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稀奇古怪。
这些由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解决问题。
”然而，孙子在这个问题上乐观得多。
如果说孙子的整个理论可以用一个字来浓缩，那么这个字就是“知”。
纵观《孙子兵法》全书，“知”字共出现79次。
还有一系列相关概念如“智”，“计”，“谋”，也多次出现，表达了类似的含义。
孙子极端重视事先周密地了解情况，对能够做到这一点有着非常充分的信心。
除此之外，他还有专门的章节论说如何获得信息。
其实，整个《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核心，就在于主张获得信息和谈论如何获得信息。
在孙子那里，可以说没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没有“战争迷雾”。
如果有，那也是己方的智谋给敌方造成的，属于精心构设的“诈”——兵不厌诈。
与克劳塞维茨的老练、务实和关于战争的某种悲剧性意识（关于战争大有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的意识）相比，孙子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过于自信，因此就不那么可信。
其实，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和战争指挥这么困难、复杂、混乱、多变的大事态的人，只要有足够的生活常识，便不难意识到《孙子兵法》的这种态度多少有问题。
因为信息的不完全，而且是决无可能根绝的不完全，是任何较有规模的人类活动现实区别于理想状态的一大根本特点。
孙子的观念，连同利德尔·哈特等人的观念，让人不由得想起亨德尔说过的那位老商人。
“从前一位老商人告诉他儿子：‘儿啊，我来告诉你生意之道，贱买贵卖，你就可以挣钱。
’这样的建议等于废话，因为问题在于知道什么是贵，什么是贱，还有如何获得高价与低价。
他的训导太模糊，以至没有实用价值。
”20克劳塞维茨推崇的“天才”是那种除势必有限的信息之外依靠直觉、经验、判断力和情感力，在混乱和不确定之中尽可能寻找和把握机遇、尽可能较大程度地克服“战争迷雾”的人；孙子那里的善战者却完全依靠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能力（包括了解敌人和欺骗敌人）而获胜。
诚然，“克劳塞维茨对欺骗和突然性的不重视，在他自己的时代是有道理的，而孙子很可能夸大了前技术时代欺骗与突然性的重要性。
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变化，如机动能力、火力杀伤力、实时通讯等。
随着突然性越来越成为战争的重要部分，欺骗也变得重要。
结果，孙子对欺骗与突然性的强调突然间具有了我们时代的适切性。
”21然而，这种适切性必须经过哲理层次上更为广泛和深入、现实层次上更为求实和精细（sophisticated）的“克劳塞维茨式”修正，才能是足够可靠的。
如果说在战争的前两个基本特征问题上，孙子有其重大失误，那么他在第三个基本特征问题上的缺陷可能会是致命性的。
战争是活生生的武装力量之间的斗争或冲撞。
用今天的社会科学话语说，战争逻辑是多主体逻辑。
22博弈论等现代理论也都是基于把握人类竞争性社会行为（包括战争在内）的这种结构性本质。
180年前，克劳塞维茨将此归纳为战争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并且由此出发建构其战争理论。
在现代的博弈论和多主体逻辑等理论认知发展起来以前，辩证法可以说是对这种结构性特征的一种最近似的描述，尽管其微观的精确性较为有限。
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在孙子那里发现的是二元论。
正如钮先钟所说，这二元论“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承认有两个独立实体同时存在，彼此虽可互赖互动，也可有先后或因果关系，但始终保持其独立和特性。
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二元论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辩证法。
” 他同时指出：“孙子在十三篇的第四、五、六、七等篇中，一系列地推出“攻守”、“奇正”、“虚实”、“众寡”、“迂直”、“利害”等相对观念，真可以说是集二元论之大全。
”23《孙子兵法》以其二元论的、对称的非线性概念，试图描述和把握多主体导致的复杂现实，然而其成效不尽人意。
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无法回答、甚至从不考虑两千多年前就以寓言形式提出的一个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换句话说，“孙子对获得突然性的可能性的乐观，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对情报的重视和．．．．．．对战场控制能力的信心相抵触，与战前的‘妙算’相抵触。
因为如果某方可以获得突然性，那么另一方也可以获得，这就大大限制了‘妙算’和情报的潜在功效。
”24 当然，孙子的战略主张没有因为忽视或轻视战争的多主体性而变得有多浅薄。
例如，“我专而敌分”，“食人一钟，当吾二十钟”，“可胜在敌，不可胜在已”等论断，都表现出相对主义思维的深刻。
可是，就总体而言，单边性的框架或信心限制了他的思考深度。
用一种或许过于苛刻的说法，《孙子兵法》的运用适合狩猎甚于适合战争指导。
狩猎中没有敌对情感，较少不确定性，而且它属于单主体逻辑，即可以通过观察、静候、迂回、逗引、威吓和预设陷阱来对付猎物，并且乐在其中，而一般毋需担心猎物会以类似甚或更高的智慧来算计猎手。
1827年以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的一大特征就是非常明确的政治战争观：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手段必须服从目的。
孙子也意识到政治与战争的密切关联，甚至还充分意识到经济因素的重要性，那是他优于克劳塞维茨的。
然而在他那里，政治以及经济因素一般是工具或手段，用以帮助“善战者”获胜。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尽管政治在诸种战略要素中处于优先地位，但它毕竟是个工具，同其他工具一样服从于制胜目的。
就政治领导者与军事领导者的关系，孙子的主张是“将听我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25 并且用较大篇幅反对君王对将领的限制和干预。
在他那里，将领是主体，战争胜利是目的，君王则如同客户，是可以选择的对象。
而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他的主张可以符合军事职业者的利益和旨趣，甚至也许可以假定在他所处的年代不无道理，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和环境当中，这如前所述至少有可能被用作单纯军事观点的辩辞，用作军事考虑压倒政治目的、军事职责规避政治控制的理由，尽管政治领导不应该在规划和指导具体作战方面取代军事领导，不能过多地取消战地指挥官的随机处置权。
将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对照，也许最重要的是记住：战争依其本性倾向于暴烈和危险；战争富有不确定性和难预料性；战争应当从属于理性的政治目的。
战争也许还有大致同等重要的基本特征有待血与火的现实去展开，有待人类智慧去洞察和总结；然而，首次由克劳塞维茨明确指出和集中强调的这么几点，在2500年前、180年前和当今都是人类社会行为方式之一——战争的基本性质。
对缺憾的另一种解释 关于孙子兵法异于克劳塞维茨观念的原因，亨德尔认为在于他俩之间的分析层次差异。
然而这种观点遭到钮先钟的否定，后者主张从他俩的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去寻求答案。
这些都有道理，但也都很不全面。
应当有一种大概至关紧要的补充性解释，那就是《孙子兵法》的著述目的决定了它的很大部分基本面貌。
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解释。
有理由推测，《孙子兵法》可能是一部首先甚或主要旨在打动读者的著作。
像约米尼那样 ，26孙子喜欢用自己的著作打动吴国的君王，以此取得赏识，以此博取仕途。
手段服从目的的需要，从其著作的内容来看，它符合写作目的的需要：其文辞与战略主张的优雅，能符合吴国君王的口味；它在信息的获取上表现出的自信、对战争前景暗示的乐观以及对不确定性或“战争迷雾”的忽略，也与此相应，因为没有人会将军事乃至国运委予一个声称没有制胜把握的人；单边框架也许是孙子思想水平的反映，27 也许是服从上述要求的一种无奈，但它无论如何构成了前面两者的逻辑基础。
可以想象，一名远道而来准备以文邀宠、以武立功的才子，不大会有别的做法，虽然这完全不排斥他可以有不少杰出和深刻的思考，可以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
总而言之，《孙子兵法》颇有可能不像克劳塞维茨写作《战争论》一样是主要为了写给自己看。
他在追求真理之外，还有一个或许更重的目的，那就是打动读者。
问题不仅仅在于思想水平，也在于性格旨趣。
后者决定能不能“像法国法典上讲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