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
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
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
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
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
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
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
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
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
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
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
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
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
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
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
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
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
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
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
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
1954年回到山西。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
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
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
(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
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
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
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
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
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
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
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
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
(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
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
’这话是对的。
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
“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
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
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
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
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
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
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
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
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
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
)。
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
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
),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
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
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
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
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
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
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
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
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
(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
)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
(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
)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
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
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
),作为结论性意见。
《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
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
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
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
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
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
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
)。
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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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一生及其作品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
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而蜚声解放区文坛,其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追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相吻合,以至于甚至产生了所谓“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建国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下乡集》、《赵树理小说选》及长篇小说《三里湾》、长篇评书《灵泉洞》(上)等。
赵树理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阅读心理、欣赏习惯相一致。
这种创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在他的影响下,马烽等山西籍作家形成了一个被列为“山药蛋派”的作家群体。
文革中赵树理的作品被批判,本人也被迫害致死。
代表作: 中篇小说 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 “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可以从哪些方面写
一、从赵树理的名字说起 命名确实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是意识形态的征候。
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文学中,“高大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美学。
而赵树理给他的人物命名的特殊方式——给人物取绰号也一直不为当时主流的文学话语所接受,以致他不得不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195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老定额》申辩:“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常常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
我自己也觉着外号太多了不好,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只是这一次还想写一个有外号的人物,好在只用一个,对其他人物一律遵照同志们的忠告。
”有意思的是,不重要的人物赵树理奉命不用外号了,可是却非要给他的主人公一个外号不可,似乎不用外号,就写不出来东西。
确实,通过外号,赵树理是在表达一种与自己的“同志们”越来越难以调适的、独特的、从农民和民间出发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
被迫放弃外号,被迫放弃自己的思维方式,赵树理的写作道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的作品从此日见稀少。
许多人往往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改名来重新确认自己,建立新的认同。
1930年,赵树理将自己的名字从“树礼”改为“树理”——“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
①通过重新命名,与封建传统决裂,并进而获得现代认同。
赵树理经过了从信仰民间宗教、吃斋念经到追求现代知识和革命真理的过程。
这也说明了赵树理在与现代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成长和精神巨变。
这种变化常常为我们所忽视。
赵树理的名字本身说明了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民间的人物,而是经过了现代洗礼的新知识分子。
不论赵树理是怎样一个乡土作家,不论他怎样站在乡土民间和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的内心仍然经过了现代的洗礼和革命的风暴。
他和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深深地卷入了现代世界的历史潮流和漩涡之中。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鲁镇”。
阿Q和闰土们是喑哑的、麻木的、被启蒙的对象,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农民才真正成为主人公。
1980年代“伤痕学术”的“重写文学史”,从来不打算去理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
袁可嘉认为新文学运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脉络和传统,这就是相互冲突的“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
②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诞生了“人民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新传统。
到40年代末,“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构成了越来越尖锐、直接的冲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人民文艺”的“新方向”。
胡风对“现实主义”和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诠释和正在开展的新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形成了历史性的冲突。
胡风固持“五四”启蒙立场,否定“人民文学”新的历史意义:“由于‘五四’运动,使五四新文艺底传统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展。
为什么只是‘进展’而不是‘否定’呢
这是因为:‘革命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底民主主义任务突变出去。
”③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思想必然构成巨大的碰撞和冲突。
不论赵树理的创作怎样一度被抬高为所谓“赵树理方向”,受到高度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从未真正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或主流,而是相反,他的写作很快受到质疑和批评,甚至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革命”的对象。
尤其是在“文革”前夕,他的创作和“中间人物论”一起受到猛烈批判。
实际上,赵树理显示了他的创作才华和构成了他的艺术高峰的是写于1943年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
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创作并不是发生于“革命圣地”延安。
他的写作和革命的关系明显地不同于延安的作家。
他也没有描绘出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整体地反映那个觉醒了的农村天翻地覆的历史图卷。
赵树理使人想起1980年代的农民作家高晓声。
高晓声说:“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
……这也许是我的长处,但我也警惕地看到自己的缺陷”。
④他的创作是拘谨、局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单调、简陋和贫乏的。
正如杰克·贝尔登所说的那样:“说实话,我对他的书感到失望。
……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
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
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
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情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
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⑤赵树理的创作看起来与“工农兵文艺”的理想相一致,实际上却貌合神离。
赵树理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他因为“工农兵文艺”的话语偶然浮出水面,但却不是一个追逐潮流的弄潮儿,他固执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体现出农民的利益、愿望、价值、道德和审美观念。
他曾经说:“《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
我是不想套的。
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
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
”⑥ 没有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工农兵文学”话语,就不会有赵树理的崛起和位置。
1946年,郭沫若、茅盾和周扬等人都着文介绍和推荐赵树理的创作。
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赵树理的创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具体实践了文艺思想。
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
赵树理是惟一同时被收入解放前后编辑出版、构造了后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野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和“人民文艺丛书”的经典作家,显示了其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人们并不真正满意和看得上赵树理的创作。
赵树理自己回忆说:“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到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
”⑦赵树理既给当时的文坛吹来了一股令人惊异的新鲜空气,但是又没有人真正感到满足。
一方面,胡乔木和邵荃麟等人都怀着强烈的不满足的心情给赵树理开过书目,异常热情地企图改造和“提高”赵树理;而另一方面,解放后,赵树理对激进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不适应感。
赵树理和张爱玲这两个在1940年代出名的作家,在当时都达到了某种辉煌;他们的创作生命都是非常短暂的。
张爱玲的出现,用傅雷的记载来说,“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
⑧而在另一片天地中,赵树理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
用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话来说,“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朱德之外最有名的人了。
”⑨赵树理和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戏剧性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尤其是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剧情中,他们的沉浮荣辱成为了标志性的情节。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其实,这样的评价套用在赵树理身上更要合适一些。
曾几何时,张爱玲已经被供上了文学史的神坛;然而,不论是“继续革命”还是“后革命”都没有赵树理存在的空间,赵树理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孤魂和野鬼。
二、在新文学发展脉络上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鄙夷不屑的口吻谈起赵树理的创作时说:“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也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
……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
”⑩ 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出现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转折。
反感“新文艺腔”的张爱玲最初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她从传统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获取滋养。
赵树理则更是自觉地反省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但是,赵树理并不是一个民间艺人,也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作家,更不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完全无关或者对立的作家:“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是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方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
”?B11他在学生时代受到了欧化新文艺的影响,热心于写作新诗和小说。
赵树理重建了写作与社会的关系,他的读者不是学生和市民,而是农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大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要把思想、感情和立场转移到人民大众这边来。
赵树理完成了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转变,自觉地为农民的需要而写作。
他的拟想读者是没有多少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农村听众。
他认为,“通俗化”并不是“通俗文艺”,而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
”B12他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
他发现父亲对他所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艺杂志丝毫不感兴趣。
他相信要把新知识灌输给广大农民群众,非通过他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
于是,他从“五四”新文学出发重新返回农村民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
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B13可以说,赵树理现象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扩张、深入和反思的结果。
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问题小说”,要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
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
胡适说:“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
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
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
”?B14朱自清说:“所谓现代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
”?B15而文艺大众化运动则是“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和新的发展阶段。
瞿秋白对白话文运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将白话文称为“白话的新文言”、“欧化的新文言”和“非驴非马的‘骡子话’”,仍然无情地将平民大众拒之于外。
?B16因此,他主张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
茶馆里,空场上……工厂里,弄堂口,十字街头,是革命的‘文学青年’的出路。
移动剧场,新式滩簧,说书,唱诗……这些是大众文艺作品发生的地方”。
他和鲁迅提出了采用“旧形式”的主张,和茅盾就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他提出:“普洛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听得懂的话来写,这是普洛大众文艺的一切问题的根本。
”?B17成仿吾早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中就提出:“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受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B18“左联”将文艺大众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动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胡风指出:“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向着两个中心问题集中了它的目标。
怎样使作品的内容(它所表现的生活真实)适应大众底生活欲求,是一个;怎样表现那内容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能够容易地走进大众里面,是又一个。
……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
”?B19今村与志雄在《赵树理文学札记》中指出:“如果我们看一看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每一次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
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
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一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
”?B20鲁迅在回答“第三种人”苏汶对于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非难和讥讽时说:“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
……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
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
”B21 赵树理对上海“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十分关注,并且写了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
赵树理回忆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
?B22到抗日战争前,赵树理共发表了二三十万字各种形式的作品,其中主要是通俗文艺。
1941年冬,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文联举行文艺创作座谈会,赵树理在会上为通俗化大声疾呼。
抗日战争时期,“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艺大众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以后,赵树理读了非常兴奋,认为毛主席批准了他的通俗化的主张。
?B23 五四“文学革命”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上释放了“民间”的力量和意义,另一方面又都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是不同的被压抑的“民间”和新的“国家”结合的方式。
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认同的分别是农民和市民两个不同的“民间”传统。
在文学上,他们一个是“说书”的传统,是农村民间的、口头的传统;一个是“传奇”的传统,是文人化的、书面化的传统,从唐人传奇直到“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
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创作的不同。
赵树理的小说承续了评书的传统,保留了传统评书的风格。
《三里湾》开篇即标明“说”的风格:“从旗杆院说起”,有头有尾,有条不紊地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中国古代有“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词话”(《金瓶梅词话》)等通俗文艺形式,赵树理则把他的创作叫做“板话”。
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并且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他不是以方言来装饰地方色彩,而是前所未有地将具有地方色彩、原汁原味的方言俗语从纯粹口语提炼成为韵味深长的“普通话”。
在白话文的创造上,胡适主张向传统的白话小说学习,傅斯年主张做欧化的白话文,赵树理则将民间口语提高为文学语言。
他说:“我写作用的语言,自然的多一点,加工的少一些。
加工在什么地方呢
加工在更合符‘说’这上头。
”?B24这是一条没有杂质、没有受过污染的清亮的语言的河流。
周扬赞扬说:“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B25同时,他在对通俗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包括了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
他在《李有才板话》中就写道:“抗战以来,阎家山有许多变化,李有才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还因为作快板遭过难。
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给大家看看解个闷。
” 赵树理说:“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
……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
”?B26黄修己说:“赵树理语言动作性强、运动感强,这很可能与学习评书有密切的关系。
赵树理也要求自己的小说能‘说’,像《登记》、《灵泉洞》就都是以评书名义发表的。
按照这种标准,他的全部小说都可以说成是评书,或评书体小说。
”?B27赵树理对于中国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
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
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
”?B28他对于传统有了新的分析,呈现为不同的脉络。
这种对于传统的不同理解,也是他对于自己的写作传统的一种辨识和确认。
赵树理写作的风格极度质朴、单纯、健康、清新和简洁,洗净了欧化和“新文艺腔”的积弊,体现了与文人创作不同的纯净风格。
董大中认为,赵树理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既不同于‘五四’以来占压倒优势的纯文学作品,也不同于我国旧时代那种说唱性的章回体通俗小说。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
它们既是纯文学,又是十分通俗的,它们是真正的、鲁迅和瞿秋白等人所说的‘大众文艺’。
……从赵树理开始,我国的文学是一直沿着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一的道路、沿着文学的通俗化的道路向前发展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
?B29赵树理创作的出现,使得《林海雪原》等小说在50年代打破了通常的“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和文学秩序。
罗兰·巴特说:“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选择的自由。
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因此存在着一种写作史。
”?B30赵树理的存在是一个征候,它吸纳了当代文学、政治、社会的各种变化。
这不仅是一种文学传统的重建,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社会和人的重建。
不论怎样,赵树理的创作在现代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并且以完全崭新的语言和面貌出现在文学视域里。
三、文学的“风景”与“装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革命根据地,就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
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使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
冯牧称赞《李有才板话》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地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翻身斗争的作品”,“一部小小的然而真实的新的农村演变史”。
?B31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历史巨变。
1946年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是第一篇全面地评价赵树理的创作的评论。
他总结说:“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
”“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
”?B32郭沫若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
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
”?B33 鲁迅和赵树理是最杰出的表现中国农民的作家;但是,鲁迅和赵树理对于农民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表现了不同的时代,而且因为他们的不同的立场。
鲁迅是从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来描写和表现农民的,他笔下的农民都是像闰土一样“沉默”和被动的。
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里,农民才成为真正的主人公,成为具有历史创造性、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物。
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以及中国农民的解放、憧憬和欢乐。
在写给《逼上梁山》的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B34因此赵树理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赵树理的作品反映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翻身解放,但是,赵树理对于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以鲜明的特色区别于其他的作家。
他对于农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不同的角度、眼光、表现内容和方式。
他很少正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描写,通常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阶级斗争。
《李有才板话》的主人公李有才并不是直接参与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艺术天才的乡间编讽刺性快板书的民间艺人。
小说开头通过李有才的独特的眼光勾勒了一幅具有特色的农村“阶级地图”:“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瓦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
地势看起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
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本村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
赵树理作品与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的异同(结合作品)
在表现农村生活,开掘农村题材的作品中,赵树理小说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们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小说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大大开掘了现代文学的主题、题材领域,推动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繁荣。
农村的现实生活,农民的疾苦与命运,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着眼于农村,注目于农民,描绘具有地方色彩的生活图景,是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的作品中,农业中国里人民生活的重要方面——农民问题,得到了多侧面、多层次的反映。
从整体上看,赵树理小说与20年代乡土小说的确具有继承关系,但二者在表现农村生活方面却形成了两种审美极致。
理论基础不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赵树理小说是对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创造性发挥,《讲话》发表后,深谙农民生活的赵树理以自己独特的观察与体会,实践了同志文艺思想。
20年代乡土小说是对文学革命后小说创作中的概念化倾向的引导,周作人等提出“乡土文学”主张,于是便有了2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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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蛋派”的概念
山药蛋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
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 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 基础。
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 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流派。
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 《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赖大嫂》、 《宋老大进城》等。
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 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 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他们笔下的 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 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
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 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 的形象。
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 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 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 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 方色彩。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 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山 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 力。
浅谈“山药蛋”派 社会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做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理应五光十色,万紫千红,各具特色。
因此,在文学艺术的花园里出观不同的流派,是规律性的令人可喜的繁盛景象;但是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多少年来,人们口不敢谈流派,作家们更不愿被人视为一流派,至于对流派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便更提不起来了。
打倒“四人帮”,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精神光辉照耀下,文学艺术界为了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把文学流派的研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出观了使人欢欣鼓舞的局面。
这个时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被称之为“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又受到全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视,在山西,讨论相当热烈,曾在《山西日报》上展开了一段群众性的讨论。
这对进一步系统总结与发展这一流派,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里我想就《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艺术特色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和前途谈一 些看法。
赵树理(1906—1970),人民艺术家,小说家。
山西沁水人,出生于贫农家庭,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剥削,从小喜爱民间艺术。
1925年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次年被捕入狱。
出狱后当农村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农村。
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
1937年抗战开始,他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区长、《黄河日报》副刊编辑、《中国人》副刊编辑等职。
40年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的创作和发表,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49年全国解放后,致力于大众文艺的研究工作,主编《说说唱唱》和《曲艺》。
他出席过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次文代会,第八次党代会,担任过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
1955年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深刻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其他如《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灵泉洞》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
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并富于幽默感。
赵树理为人民大众的创作道路,已在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领域内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马峰、西戎、孙谦、束为、胡正。
赵树理的很多作品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学,成为世界文库的宝贵财产。
1970年赵树理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年仅64岁。
“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 中国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即开始了文学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历程。
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发展,到三十年代“左联”捉出了文学大众化的课题,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作家仍被隔离在工农革命生活圈外,大众化没有能给予实践的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生活在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文学家纷纷奔到了抗日前线,他们和亿万工农兵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息息相通,生死与共。
这样,便有可能完成革命与历史向文学提出的大众化的要求。
同志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时期及时地总结了“五四”到“左联”以及苏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革命作家更为自觉地走大众化之路,写工农兵与为工农兵而创作。
产生了歌剧《白毛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散文《荷花淀》,小说《高于大》、《种谷记》等等,继承与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并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当中,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直接取材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并以那新鲜的朴实的民族形式,活泼的生动的群众语言,健康,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描绘了全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生活与斗争风貌,创造了新的大众化的形式,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的热爱,也受到了中国著名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人衷心的赞扬。
赵树理是时代的产儿,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代表,而被誉之为“人民作家”,自也属当然。
有的同志说赵树理是一些领导人“吹”成作家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毫无根据。
赵树理的出观,为太行根据地的一些土生土长的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具体指出了创作的道路:不少人就地取材,运用自己打小操纵的家乡语言写出过不少富有泥土气息的大众化的作品。
但这时尚未形成一个流派。
一九四五年,马烽、西戎同志写出了《吕梁英雄传》,这两位生活与战斗在吕梁边区的青年作家,在同志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通过他们深入农民生活的亲身体验,走上了和赵树理一致的创作道路,这时也还未被人看作派。
这一派的形成,是在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他们又陆续由北京等地回到了山西,以《火花》(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为阵地,赵树理发表了《锻炼锻炼》,马烽写出了《饲养员赵大叔》、《自古道》、《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写出,了《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写出了《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发表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写出了《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短篇小说,都取材于农村,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曰“山药蛋派”,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
这时,除了这些老“山药蛋”,山西又涌现出了一批小“山药蛋”: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杨茂林等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风格都比较接近老“山药蛋”们。
此后,这个流派并不是直流而下,顺杨无阻的发展,常常遭到低级啦,过时啦等等的非议,这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上面来的一股极左思潮,曾经几度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作家与作品进行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批判,几经沉浮,到文化大革命,简直遭到灭顶之灾。
主要的几位作家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兵”和所谓文艺黑线人物,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而赵树理更惨死于“四人帮”的手下。
但是,令人深思的事实是:“山药蛋”不但没被铲了根,绝了种,反而出观了又一批生机勃勃的新的小“山药蛋”。
突出的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田东照等人。
一九八O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得奖作品,北京的作者五人,最多;以省面论,山西三人,最多。
这三人中,马烽自不用说,青年作者张石山便也是个“山药蛋”,他那得奖作品《镢柄韩宝山》,比马烽还“山药蛋”,赵树理的味儿浓极了。
饶有兴味的是除了山西出“山药蛋”,河北也出了。
河北有两位青年作者:贾大山和赵新,自称是“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有兰股“醋味”,是“山药蛋”。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山药蛋”派的生命力。
它不因人“吹,,才生长,也不因人压制就枯蔫,它的根芽深植于历史的发展与观实的革命要求中,有着源源不绝的营养供应,焕发着茁壮的生命之力。
“山药蛋”派的特色 首先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
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
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
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
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
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
我以为这不能不说是“山药蛋”派的一种特色。
其次,“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
然而,同是革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
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金生父子兄弟姐妹都是聪明干练的社会主义带头人;在马烽笔下更塑造了一系列如田春生、韩梅梅,田局长等普通社员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然而,和这一方面的成就紧紧相联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
甲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列宁语),我们用不着再举什么三仙姑、二孔明、小腿疼、赖大嫂、田木瓜、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了,“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为实观这一主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的艺术形象,其中不少形象在山西可以说老幼毖知,家喻户晓,成为人们的一面面镜子。
这是“山药蛋”派的艺术功绩也是他们观实主义特色最为光彩耀人的表观。
第三,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
他们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
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
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
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第四,关于艺术形式的特色。
这,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的确,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
马烽、西戎、胡正等同志,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
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赵树理曾说他对民族艺术的传统是什么也继承了,什么也没有继承。
这也可以说是“山药蛋”派共同的经验概括。
除了《吕梁英雄传》,我们可以看到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模仿而外,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即看不到模仿的痕迹,显然是中国汉民族式的叙事形式,而又和旧的形式截然不同,令人感到非常新鲜。
这原因即在于他们;第一、对于民族形式不是套用,而是吸收其可为我用的精华;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注重从外国进步文学中吸收营养。
赵树理原也是个洋学生,他本是由鲁迅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著作引导而走上文学道路的。
青年时期,他曾写过欧化而充满抒情诗昧的小说。
其他作家在刚踏上文学的途径时,都有类似的经历。
束为初期的小说,颇具契诃夫的特色,胡正的第一篇小说《碑》,不论从语言到结构,都象翻译小说,马燎、西戎,孙谦都写过类似的作晶。
正是由于此,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
比如拿《登记》来说,用的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吧?可当小飞娥从地上拾起燕燕口袋里掉下的一枚罗汉钱时,一下勾起她二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便叙述她的罗汉钱的故事。
这不明朗使用了外国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了吗?《互作鉴定》以一封信开头,《锻炼锻炼》以一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开头,《套不住的手》光写陈秉正老人的一双手。
这些都融合着外国的手法。
马烽的书信体的《韩梅梅》,好几篇第一人称的小说,《结婚》的横截面写法,外国艺术手法的采用更为明显。
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了,相反是丰富了他们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每写一字一句都在考虑着他们的读者——农民的口味。
他们烹制的精神饭菜,务必要让农民吃起来香美可口,吃完后还余香满口。
因此,他们一不愿让农民老吃老陈饭,二不愿他们吃吃不惯的西餐,总是适应着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吸收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精英,并以此为基础,在不破坏农民的口味下,化入外国的艺术手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的(包括民间的)艺术传统特点呢?从艺术形式上说,可总括为一点:行动性强。
要求故事中的人物加强行动,不要中断故事;就要求融景物于叙事、画人物肖像通过另一人物的眼睛,要求人物的一抬手一动脚有心理根据,从而把心理描写体现在行动上,而不去由作者脱离人物行动作静态的心理刻画等等“山药蛋”派的作品比较强烈地显示了这个特点。
而这一特点带来的优点是:重用白描,寥寥几笔便神情毕肖,符合“一以当十”的艺术原则。
怎么竟然可以说,这样的作品是缺少艺术性的低级作品呢? 第五,语言的运用。
“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
然而,仅仅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山药蛋”派的文学语言特色。
孙谦同志谈到。
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
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
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
孙谦同志的话,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也概括了“山药蛋派”作家们运用山西群众语言的共同特点: 1.土而不僻。
山西省在全国来说属于方言复杂的省份之一。
如果让马烽、孙谦出生的孝义飞文水的农民和赵树理家乡沁水的农民坐在一起,都操地道的家乡话,彼此真会如对外国人,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
可是他们用山西群众语言写的作品,不只山西农民念了听得懂,便是其他不少省的农民也懂。
这正是由于他们十分注意以全民族的语言规范为标准,对山西的群众语言进行精选,力避地方语言的偏狭的结果。
“大姨子”“小姨子”这样的称谓,至少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农民口头是说的吧?马烽在《村仇》里换成文绉绉的“妻姐,,(‘妻妹”)了。
山西农民口头常说的“咋”飞“甚”飞“干啥”之类词,在赵树理作品里一个也找不到,他换成了“官话”:“怎么”“什么”“做什么”之类了。
那么,他们又怎样表现山西群众语言的乡土气息呢?一种是选用能为外省人所了解的山西话,如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里用的什么“柿子洼的客”,便是地道山西话,不,山西许多县称“客人”也不称“客”,有的称戚”,有的称“成人”“客人”。
上党地区称“客”,那含义也颇多,在《板话》里是指“亲戚”而言。
这个上党地区特有的称谓,由于基本上不离全民族的称谓法,本省,外省读者读起来立刻可以意会,便不觉隔膜了。
这是使他们的语言土而不僻的一种办法,但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善于掌握与运用能表现山西农民气质和心理习惯的说话方式,不用一句方言土语,也醋声醋调显出山西味儿。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举个他们作品外的例子。
马烽曾经说,在一次会议上, 就餐时他和老舍,赵树理坐在一桌。
他曾问这两位群众语言大师道:“你们两位互换一下语言来写作,行不行?”赵树理说:“我没那能耐。
”接着老舍说:“那我们俩就全毁啦!”(大意如此)这里不来讨论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探讨一下他们说话方式的差异。
老赵和老舍说的意思一样;不可能。
但老赵的话是就本身能不能直接进行回答的,于是显得直而朴;老舍则避开正面的回答就假设推论的结果言,富有想象力,就显得婉转且俏皮。
他们俩并没有用山西话或北京特有的土话,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两句话便发散出山西和北京群众语言固有的地方味儿。
人们常说要熟悉群众语言,以为就是记些土话,歇后语之类,其实那样永远不会熟悉得了,真正熟悉就要如老舍、赵树理这样,非常烂熟于他们所使用的群众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一张嘴,一下笔,就是谁都听得懂,看得懂的满口满篇的乡音土调。
“山药蛋”派作家们对于山西群众语言大都有这样深厚的功力,因而所写既是地道的山西群众语言,有着浓郁的乡土气却没有芜杂的令人费解的偏僻方言。
2,通而不俗。
文学是语言艺术,“山药蛋”派创作自己的作品自然要求语言能吸引入、感动人,就是说要有艺术表现力。
因此,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时时注意摄取活在群众口头上的优美的语言。
“看看那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那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
”(赵树理语)他们从群众语言宝藏中不断地发掘,提炼艺术的语言。
在山西各个方言区内存在花样繁多的骂人的话,有不少俗气、油滑的说法,比如歇后语之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般都摒弃不用。
他们的语言不乏幽默、讽刺,但都正正派派,体现了群众素有的乐观性格,绝无无聊的插科打诨,流里流气的贫嘴恶舌。
他们使用的是提纯了的山西群众健康的纯净的艺术语言,发挥了群众语言的形象美、灵活美、音乐美的特点,形成朴实中见文采,敦厚中含机智,庄重而又风趣,严肃却又常常闪露诙谐、讥讪锋芒的“山药蛋”派的艺术语言风格:通而不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药蛋”派为丰富汉民族的文学艺术语言做出了大可赞叹的贡献。
上述几方面,不可分割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山药蛋”派所以为一流派的艺术特色。
假若做为流派的标志侧重面在于表现形式,特别在于语言的话,那末,我们更可以概括地说,“山药蛋”派的艺术特色即是,熟练地运用山西农民群众纯净的艺术语言,善于说故事的朴实而风趣的喜剧风格。
缺陷和发展前途 同任何文学流派和有自己风格的文学家一样,“山药蛋”派除了各个作家自己存在的艺术缺陷而外,也存在着共同的缺陷。
比如描写的生活面不够广阔,反映时代的巨烈的矛盾、斗争不够直接有力;包括赵树理在内,也有重事轻人,为了照顾故事性偶有叙述拖沓之处;或强调解决问题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还未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自己的主题时匆忙动笔,以致写出过个别内容不够充实,人物性格缺少个性的作品等。
然而,是否由此可以说,如今这个流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正在走向凋落或变种呢”? 时代在前进,农民从生活到思想以及文化程度都在提高;做为时代社会生活的镜子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赵树理四十年代的作品和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而马烽和赵树理相较,更为重视发现与塑造新的革命阶段出现的新人形象,结构上也更多融入了西欧的手法等,使“山药蛋”派有所发展。
马烽自己呢?也还在发展。
如《泪痕》,由于电影和小说所使用的造型手段不同,风格随之妥有变化,更加一向善于写喜剧的作家来写悲剧,而不能不影响到固有风格的部分削弱。
可是,结构上,故事的完整性,不突断突起,忽前忽后,保持顺序发展,注意安排“扣子”,造成悬念,吸引观众等,仍不失“山药蛋”味。
特别在人物造型上,公安局长的诙谐、乐陶陶的乐观,老贫农的忠厚,会计的机智、幽默,朱克实的洞察一切复杂事物的政治敏感,敢于为党为人民承担风险的大无畏英雄气魄又和谐地统一在他那平易朴实而要和同志开个小玩笑的亲切、风趣的作风中,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在新的形势下的老杨、田局长悲剧,还是有着他们固有的风格:喜剧的色彩。
《泪痕》仍是“山药蛋”。
说是变种,自然可以,生物界本来就时时处于物种的变异之中,但问题是,变异并不意味着全是退化,相反,多数由于取得杂交优势,变种比原种还要好,生物界整个进化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逐渐吸收不同流派的优点以至国外进步文学的优点,促使“山药蛋”不断发展,常常出现新的品种,如新的小“山药蛋”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等,便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向,这是可喜可贺,符合进化律的事。
这绝不意味着“山药蛋”的“凋落”,正充分说明“山药蛋”旺盛的生命力,生机勃勃,因为虽是变种,而是更好吃的“山药蛋”,毕竟不是老白薯或地葫芦啊! 现在农村识字的人,中学生、知识分子多了,这一点“山药蛋”派的作家那一位也比我们了解得多,了解得深,因而在他们笔下早已出现了为广大读者熟悉的各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
由于知识青年增多,我们八亿农民是否已经改变了历史地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以及语言方式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谦虚点,尊重“山药蛋”派的新、老作家们,他们和农民长期在一起又为他们而写作,比我们了解得多也了解得透。
倘以人类各民族的一般历史规律来推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经过长久的历史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特别是语言方式,在短短几十年内便产生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可能。
那末,八亿农民要求文学表现他们,供给他们 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受到广大农民群众(也不止农民群众)欢迎的“山药蛋派”便不可能停止自己发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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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钱起 【题崔逸人山亭】药径深红藓,山窗满翠微。
羡君花下酒,蝴蝶梦中飞。
吕群 【题寺壁二首】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
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
戎昱 【题槿花】自用金钱买槿栽,二年方始得花开。
鲜红未许佳人见,蝴蝶争知早到来。
唐彦谦 【无题十首】 夜合庭前花正开,轻罗小扇为谁裁。
多情惊起双蝴蝶,飞入巫山梦里来。
翁承赞 【擢进士】 霓旌引上大罗天,别领新衔意自怜。
蝴蝶流莺莫先去,满城春色属群仙。
鱼玄机 【江行】 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户万家。
画舸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寻花。
李贺 【相和歌辞·江南曲】 汀洲白苹草,柳恽乘马归。
江头楂树香,岸上蝴蝶飞。
酒杯若叶露,玉轸蜀桐虚。
朱楼通水陌,沙暖一双鱼。
李白 【思边(一作春怨)】 去年何时君别妾,南园绿草飞蝴蝶。
今岁何时妾忆君,西山白雪暗晴云。
玉关去此三千里,欲寄音书那可闻。
李贺 【追和柳恽】 汀洲白苹草,柳恽乘马归。
江头楂树香,岸上蝴蝶飞。
酒杯箬叶露,玉轸蜀桐虚。
朱楼通水陌,沙暖一双鱼。
张祜 【题真娘墓(在虎丘西寺内)】 佛地葬罗衣,孤魂此是归。
舞为蝴蝶梦,歌谢伯劳飞。
翠发朝云在,青蛾夜月微。
伤心一花落,无复怨春辉。
裴说 【牡丹】 数朵欲倾城,安同桃李荣。
未尝贫处见,不似地中生。
此物疑无价,当春独有名。
游蜂与蝴蝶,来往自多情。
寒山 【诗三百三首】 三月蚕犹小,女人来采花。
隈墙弄蝴蝶,临水掷虾蟆。
罗袖盛梅子,金鎞挑笋芽。
斗论多物色,此地胜余家。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只是当时已惘然。
刘沧 【经古行宫】 玉辇西归已至今,古原风景自沈沈。
御沟流水长芳草,宫树落花空夕阴。
蝴蝶翅翻残露滴,子规声尽野烟深。
路人不记当年事,台殿寂寥山影侵。
玉楼春 沈沈庭院莺吟弄。
日暖烟和春气重。
绿杨娇眼为谁回,芳草深心空自动。
倚阑无语伤离凤。
一片风情无处用。
寻思还有旧家心,蝴蝶时时来役梦。
无名氏 满江红 斗帐高眠,寒窗静、潇潇雨意。
南楼近、更移三鼓,漏传一水。
点点不离杨柳外,声声只在芭蕉里。
也不管、滴破故乡心,愁人耳。
无似有,游丝细。
聚复散,真珠碎。
天应分付与,别离滋味。
破我一床蝴蝶梦,输他双枕鸳鸯睡。
向此际、别有好思量,人千里。
晁冲之 感皇恩蝴蝶满西园,啼莺无数。
水阁桥南路。
凝伫。
两行烟柳,吹落一池飞絮。
秋千斜挂起,人何处。
把酒劝君,闲愁莫诉。
留取笙歌住。
休去。
几多春色,禁得许多风雨。
海棠花谢也,君知否。
晏几道 虞美人 玉箫吹遍烟花路。
小谢经年去。
更教谁画远山眉。
又是陌头风细、恼人时。
时光不解年年好。
叶上秋声早。
可怜蝴蝶易分飞。
只有杏梁双燕、每来归。
苏轼 南歌子 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
不知钟鼓报天明。
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
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
求田问舍笑豪英。
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
满江红 昼日移阴,揽衣起、春帷睡足。
临宝鉴,绿云撩乱,未忺妆束。
蝶粉蜂黄都褪了,枕痕一线红生肉。
背画栏、脉脉悄无言,寻棋局。
重会面,犹未卜。
无限事,萦心曲。
想秦筝依旧,尚鸣金屋。
芳草连天迷远望,宝香熏被成孤宿。
最苦是、蝴蝶满园飞,无人扑。
蝶恋花 美盼低迷情宛转。
爱雨怜云,渐觉宽金钏。
桃李香苞秋不展。
深心黯黯谁能见。
宋玉墙高才一觇。
絮乱丝繁,苦隔春风面。
歌板未终风色便。
梦为蝴蝶留芳甸。
向子諲 生查子 相思懒下床,春梦迷蝴蝶。
入柳又穿花,去去轻如叶。
可堪歧路长,不道关山隔。
无赖是黄鹂,唤起空愁绝。
向子諲 浣溪沙 冰雪肌肤不受尘。
脸桃眉柳暖生春。
手搓梅子笑迎人。
欲语又休无限思,暂来还去不胜颦。
梦随蝴蝶过东邻。
蔡伸 风流子 韶华惊晼晚,青春老、倦客惜年芳。
庭樾荫浓,半藏莺语,畹兰花减,时有蜂忙。
粉墙低,嫩岚滋翠葆,零露湿残妆。
风暖昼长,柳绵吹尽,澹烟微雨,梅子初黄。
洛浦音容远,书空漫惆怅,往事悲凉。
无奈锦鳞杳杳,不渡横塘。
念蝴蝶梦回,子规声里,半窗斜月,一枕馀香。
拟待自宽,除非铁做心肠。
吕渭老 渔家傲 潦倒瞿昙饶口悄。
拈花冤道头陀笑。
鸡足山中眠未觉。
谁知道。
至今功业犹分剖。
唇口周遮何日了。
禅床四面藤萝绕。
有个路头君试讨。
梅花老。
南园蝴蝶飞芳草。
吕渭老 燕归梁 楼外东风杜宇声。
双枕细眉颦。
女郎番马小山屏。
金笼冷、梦魂惊。
起来重绾双罗髻,无个事、泪盈盈。
杨花蝴蝶乱分身。
飞不定、暮云晴。
蛇:杜牧 【黄州竹径斗】 竹浊蟠小径,屈折斗蛇来。
三年得归去,知绕几千回。
李白 【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 丈八蛇予出陇西,弯弧拂箭白猿啼。
破胡必用龙韬策,积甲应将熊耳齐。
岑参 【冬夕】浩汗霜风刮天地,温泉火井无生意。
泽国龙蛇冻不伸,南山瘦柏消残翠。
王建 【别曲】 毒蛇在肠疮满背,去年别家今别弟。
马头对哭各东西,天边柳絮无根蒂。
欧阳詹 【自南山却赴京师,石臼岭头即事寄严仆射】 鸟企蛇盘地半天,下窥千仞到浮烟。
因高回望沾恩处,认得梁州落日边。
元稹 【别李十一五绝】 来时见我江南岸,今日送君江上头。
别后料添新梦寐,虎惊蛇伏是通州。
【读庄子】 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
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凰终校胜蛇虫。
张祜 【鸿沟】 龙蛇百战争天下,各制雄心指此沟。
宁似九州分国土,地图初割海中流。
【有感】 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
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
陆希声 【寄光上人】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
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洴澼人。
徐夤 【偶题二首】 赋就长安振大名,斩蛇功与乐天争。
归来延寿溪头坐,终日无人问一声。
周昙 【门·陈轸】 丹青徒有逞喧哗,有足由来不是蛇。
杀将破军为柱国,君今官极更何加。
周昙 【门·再吟】 下泽逢蛇盖是常,还如山上见豺狼。
国中有怪非蛇兽,不用贤能是不祥。
周昙 【门·孙叔敖】 童稚逢蛇叹不祥,虑悲来者为埋藏。
是知阳报由阴施,天爵昭然契日彰。
吕岩 【为贾师雄发明古铁镜】 手内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艳长春。
须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
甘露寺鬼 【西轩诗】 握里龙蛇纸上鸾,逡巡千幅不将难。
顾云已往罗隐耄,更有何人逞笔端。
【旋师喜捷】 边服胡尘起,长安汉将飞。
龙蛇开阵法,貔虎振军威。
诈虏脑涂地,征夫血染衣。
今朝书奏入,明日凯歌归。
陆龟蒙 【杂曲歌辞·别离曲】 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
仗剑对尊酒,耻为游子颜。
蝮蛇一螫手,壮士疾解腕。
所思在功名,离别何足叹。
杨炯 【紫骝马】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
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秋。
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李峤 【珠】 灿烂金舆侧,玲珑玉殿隈。
昆池明月满,合浦夜光回。
彩逐灵蛇转,形随舞凤来。
甘泉宫起罢,花媚望风台。
毛滂 清平乐 雪馀寒退。
唯有青松在。
春不加荣寒不悴。
用舍如公都耐。
流肪磊硌龟蛇。
会留红日西斜。
欲助我公寿骨,蟠桃等见开花。
高观国 水龙吟 夜来曾跨青虬,海风袅袅吹襟袖。
蓬莱误入,群仙争问,刘郎安否。
玉尘冰壶,日庭星角,孕成奇秀。
看丹分宝鼎,箓传秘箧,闻重寄、长生酒。
归梦惊回晓漏。
正长庚、辉躔南斗。
祥开华旦,菊香秋杪,枨黄霜后。
笔扫龙蛇,句裁螭锦,俊才谁右。
看功勋绣衮,家声再振,数千龄寿。
夏元鼎 真一北方气,玄武产先天。
自然感合,蛇儿却把黑龟缠。
便是蟾乌遇朔,亲见虎龙吞啖,顷刻过昆仑。
赤黑达表里,炼就水银铅。
有中无,无中有,两玄玄。
生身来处,逆顺圣凡分。
下士闻之大笑,不笑不足为道,难为俗人论。
士塞命门了,去住管由君。
夏元鼎 西江月 行处青牛引道,飞来鹤顶呈丹。
谈玄玉局在西川。
此日方当龙汉。
千载寂寥吾道,可怜平叔多言。
画蛇添足悟真篇。
付与谁人修炼。
夏元鼎 三三乾妙画,佑圣诞弥尘。
北方壬癸,水生於坎产元精。
一数先天有象,元始化生相应,灵气属阳神。
寿永齐天地,万物尽回春。
说龟蛇,名黑杀,蕴深仁。
阴中阳长,要知害里却生恩。
此意宜参造化,正是金丹大道,不在咽精津。
富贵公方逼,肯问出人伦。
无名氏 鹧鸪天 象榻香篝冷宝猊。
虺蛇吉梦寤惊时。
缇萦生下虽无益,谢女他年或解围。
花骨脉,雪肤肌。
飞琼抱送下瑶池。
弄璋错写何妨事,爱女从来甚爱儿。
无名氏 清平乐 梅兄梅弟。
桃姊并桃妹。
争似月临双女位。
吉梦重占蛇虺。
小乔应嫁周郎。
云英定遇裴航。
会有九男事帝,谁夸七子成行。
无名氏 杏花天 画堂帘幕香风细。
郁郁南阳佳气。
欢传吉梦占蛇虺。
此日还当一岁。
华筵外、初随彩戏。
早已似、文姬聪慧。
伫看色动门阑喜。
便有乘龙佳婿。
张伯端 西江月 雄里内含雌质,负阴抱却阳精。
两般和合药方成。
点化魄纤魂胜。
信道金丹一粒,蛇吞立变龙形。
鸡餐亦乃化鸾鹏。
飞入真阳清境。
张伯端 西江月 牛女情缘道合,龟蛇类秉天然。
蟾乌遇朔合婵娟。
二气相资运转。
本是乾坤妙用,谁能达此深渊。
阳阴否隔却成愆。
怎得天长地远。
苏轼 西江月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
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言万事转头空。
未转头时皆梦。
苏轼 浣溪沙 雪里餐毡例姓苏。
使君载酒为回车。
天寒酒色转头无。
荐士已闻飞鹗表,报恩应不用蛇珠。
醉中还许揽桓须。
赵磻老 醉蓬莱 记青蛇感异,后日扶颠,太平人瑞。
壮岁弹冠,有经邦高志。
晚上文墀,载严霜简,便云龙交际。
紫极旋枢,金蝉映衮,乾坤开霁。
底事当时,饮江胡马,一望云旗,倒戈投贽。
此片丹心,几风声鹤唳。
烟息尘收,水明山丽,只五湖相记。
今夜华灯,火城信息,千年荣贵。
方千里 醉桃源*阮郎归 鸳鸯浓睡碧溪沙。
荷花深处家。
快风收电掣金蛇。
凉波流素华。
吴国艳,楚宫娃。
红潮连翠霞。
坐来忽忽烛光斜。
城头闻乱鸦。
晁端礼 忆昔红颜日,金玉等泥沙。
青楼紫陌,惟解惜月与贪花。
谁信如今憔悴,尘暗金徽玉轸,藓污匣中蛇。
一事都无就,双鬓只堪嗟。
恨无情,乌与兔,送年华。
不如归去,无限云水好生涯。
未用轻蓑短棹,犹有青鞋黄帽,行处即吾家。
回首人间世,幽意在青霞。
秦观 好事近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
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
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米芾 平生真赏。
纸上龙蛇三五行。
富贵功名。
老境谁堪宠辱惊。
寸心谁语。
只有当年袁与许。
归到寥阳。
玉简霞衣侍帝旁。
晁补之 鹧鸪天 吉梦灵蛇朱夏宜。
佳辰阿母会瑶池。
竹风荷雨来消暑,玉李冰瓜可疗肌。
心悟了,道成时。
不劳龙女骋威仪。
僧祗世界共游戏,贤懿光阴比寿期。
醉桃源*阮郎归 菖蒲叶老水平沙。
临流苏小家。
画阑曲径宛秋蛇。
金英垂露华。
烧蜜炬,引莲娃。
酒香薰脸霞。
再来重约日西斜。
倚门听暮鸦。
葛胜仲 临江仙 郊外黄垓端可厌,归来移病香闺。
象床珍簟共委蛇。
耆婆寻草尽,天女散花迟。
小雨作寒秋意晚。
檐声与梦相宜。
冷侵罗幌酒烟微。
试评书五朵,何似画双眉。
张继先 喜迁莺 深源密坞,问牧竖樵童,俱迷方所。
蓬藋纵横,龙蛇出没,玉峡搀空无路。
不恋雁塔荣名,解守鱼渊寒素。
这勤苦。
但坚心自有,神灵呵护。
猛悟。
无回顾。
一点虚明,万劫无今古。
胎息根深,灵泉穴秘,静里运调阳火。
莫问地久天长,管取收因结果。
休轻负。
把天谷真机,与君说破。
张继先 度清霄 三更三点三更中。
烟开雾敛静无风。
月华迸入水晶宫。
四方上下同一空。
光明遍转华胥同。
千古万古无初终。
铁蛇飞舞如流虹。
倒骑白凤游崆峒。
薛式 西江月 竹破须还竹补,人衰须假铅全。
思量只是眼睛前。
自是时人不见。
日月相交离坎,龙蛇产在先天。
长生妙药在家园。
一饷工夫便现。
李纲 喜迁莺 长江千里。
限南北、雪浪云涛无际。
天险难逾,人谋克壮,索虏岂能吞噬。
阿坚百万南牧,倏忽长驱吾地。
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
奇伟。
淝水上,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
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坐却北军风靡。
夜闻数声鸣鹤,尽道王师将至。
延晋祚,庇烝民,周雅何曾专美。
史浩 喜迁莺 凤阙朱旗展,弄罢五弦,南薰敲竹。
雨糁桃蹊,钱浮荷沼,一瞬染成新绿。
玉皇香案吏,曾是时、鹤飞江国。
对此际,每丹霄效瑞,非烟郁郁。
卜筑。
陶山曲,风榭月台,图画应难足。
绿绮春浓,青蛇星烂,肯便稳栖烟麓。
玳筵称寿,清皓齿、霏霏珠玉。
竞屈指,看芝封紫检,鸣驺入谷。
史浩 喜迁莺 凭高寓目。
爱屹起四窗,云南云北。
缥缈烟霞,萧森松竹,多少洞天岩谷。
著向十洲三岛,入海何妨登陆。
要知处,在皇家新赐,西湖一曲。
林麓。
真胜概,樊榭鹿亭,百卉生幽馥。
绿绮春浓,青蛇星烂,隔断世间尘俗。
笑呼羡门俦侣,时引宝觞醽醁。
醉和醒,但南山之寿,难忘勤祝。
洪适 满庭芳 风搅花间,雨悭柳下,人人懒拂愁眉。
年荒省事,投辖井中稀。
架上舞衣尘积,弦索断、筝雁差池。
南柯梦,转头陈迹,饥鼠穴空彝。
新年,官事少,秋蛇春蚓,重叠乌丝。
更出奇花判,百病都治。
报道行厨办也,乌鹊喜、龟鹤前知。
更书近,鵷行浸远 狐狸:杜甫 【久客】 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
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
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
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
杜甫 【舟前小鹅儿(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官池即房公湖)】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
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
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
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
钱起 【津梁寺寻李侍御】 禅林绝过客,柱史正焚香。
驯鸽不猜隼,慈云能护霜。
骢声隔暗竹,吏事散空廊。
霄汉期鸳鹭,狐狸避宪章。
绕阶春色至,屈草待君芳。
韩愈 【病鸱】 屋东恶水沟,有鸱堕鸣悲。
青泥掩两翅,拍拍不得离。
君童叫相召,瓦砾争先之。
计校生平事,杀却理亦宜。
夺攘不愧耻,饱满盘天嬉。
晴日占光景,高风恣追随。
遂凌鸾凤群,肯顾鸿鹄卑。
今者命运穷,遭逢巧丸儿。
中汝要害处,汝能不得施。
于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
丐汝将死命,浴以清水池。
朝餐辍鱼肉,暝宿防狐狸。
自知无以致,蒙德久犹疑。
饱入深竹丛,饥来傍阶基。
亮无责报心,固以听所为。
昨日有气力,飞跳弄藩篱。
今晨忽径去,曾不报我知。
侥幸非汝福,天衢汝休窥。
京城事弹射,竖子不易欺。
勿讳泥坑辱,泥坑乃良规。
杜甫 【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郭英乂)】 诏发西山将,秋屯陇右兵。
凄凉馀部曲,燀赫旧家声。
雕鹗乘时去,骅骝顾主鸣。
艰难须上策,容易即前程。
斜日当轩盖,高风卷旆旌。
松悲天水冷,沙乱雪山清。
和虏犹怀惠,防边不敢惊。
古来于异域,镇静示专征。
燕蓟奔封豕,周秦触骇鲸。
中原何惨黩,馀孽尚纵横。
箭入昭阳殿,笳吟细柳营。
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
宸极祅星动,园陵杀气平。
空馀金碗出,无复穗帷轻。
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
罘罳朝共落,棆桷夜同倾。
三月师逾整,群胡势就烹。
疮痍亲接战,勇决冠垂成。
妙誉期元宰,殊恩且列卿。
几时回节钺,戮力扫欃枪。
圭窦三千士,云梯七十城。
耻非齐说客,只似鲁诸生。
通籍微班忝,周行独坐荣。
随肩趋漏刻,短发寄簪缨。
径欲依刘表,还疑厌祢衡。
渐衰那此别,忍泪独含情。
废邑狐狸语,空村虎豹争。
人频坠涂炭,公岂忘精诚。
元帅调新律,前军压旧京。
安边仍扈从,莫作后功名。
韩愈 【谢自然诗】 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
童呆无所识,但闻有神仙。
轻生学其术,乃在金泉山。
繁华荣慕绝,父母慈爱捐。
凝心感魑魅,慌惚难具言。
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
如聆笙竽韵,来自冥冥天。
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
檐楹暂明灭,五色光属联。
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
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
茫茫八纮大,影响无由缘。
里胥上其事,郡守惊且叹。
驱车领官吏,氓俗争相先。
入门无所见,冠履同蜕蝉。
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传。
余闻古夏后,象物知神奸。
山林民可入,魍魉莫逢旃。
逶迤不复振,后世恣欺谩。
幽明纷杂乱,人鬼更相残。
秦皇虽笃好,汉武洪其源。
自从二主来,此祸竟连连。
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
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
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
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
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
来者犹可诫,余言岂空文。
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
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
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
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
噫乎彼寒女,永托异物群。
感伤遂成诗,昧者宜书绅。
吴潜 贺新郎 未是全衰暮。
但相思、昭亭数曲,水村烟墅。
只比儿儿额上寿,尚有时光如许。
况坎子、常交离午。
须信火龙能陆战,更驱他、水虎蟠沧浦。
昆仑顶,时飞度。
东皇蓦向昆仑遇。
道如今、金阶玉陛,待卿阔步。
犹恐荆人攀恋切,未放征帆高举。
怕公去、狐狸嗥舞。
江汉一时谁作者,想声声、赞祝明良聚。
天下久,望霖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