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冬天的读后感 梁实秋的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见于姜德明 编《北京乎》。
林语堂为幽默而幽默，为性灵而性灵，也为迷人而迷人。
这个“为”出来的迷人可以从《迷人的北平》一文看出来。
且看开头第一段： “北平和南京相比拟，正像西京和东京一样。
北平和西京都是古代的京都，四周是环绕着一种芬芳和带历史性的神秘的魔力。
那些在新都，南京和东京，是见不到的。
南京（1938年以前）和东京一样，代表了现代化的，代表进步，和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象征；而北平呢，却代表旧中国的灵魂，文化和平静；代表和顺安适的生活，代表了生活的协调，使文化发展到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
” 第一句话有些发虚发飘。
原因在于，当林氏写下“比拟”两个字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知道如此的“对比”不能当真。
第二句话要把中国的北平比做日本的西京（京都）。
然而二者究竟如何才算神似
林语堂说不出具体的语言图像，只好说“四周是环绕着一种芬芳和带历史性的神秘的魔力”。
在林文此段的第三句话里，林氏把南京（1938年以前）和东京归为一类，“代表了现代化的，代表进步，和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象征”。
这很牵强。
且不说南京当时的现代化和工业主义比日本的东京差得太远，南京就是跟临近的大上海相比，也被公认为“乡下”。
在一般人眼里，南京生活的宁静正好对比着上海的繁华喧嚣。
对当时南京的党国要人来说，南京是办公的地方，安稳的六朝古都；上海才是现代大都会，“东方的巴黎”。
林语堂写此文的时候应该是“一九三八”抗日战争爆发和南京沦陷以后。
这篇文章是收在一九四一年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语堂随笔》。
当时，包括北平和南京在内的众多名城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呻吟。
能“随”出这样的“笔”来，拿北平比日本京都，拿南京比日本东京，确实别具一格。
其实也不必对林语堂过于苛责。
他可能只是觉得北平南京的“南北”，正好可以配东京西京的“东西”，煞是迷人。
这种“迷人”是禁不住细看的，还是在第一段里——如果你问林语堂：文化发展“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到底是什么样子
“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他很可能也不知道。
以上是对林文第一段的分析。
林氏此文一共二十七段，每一段都是这样为了迷人而迷人。
如果每一段都分析一下，连语法带逻辑，太累。
下面就只从全文正中挑出第十三段，粗略地读一下： “这里也是多色彩的——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
有王家宏大的，历史时代的，和蒙古平原的色素。
蒙古和中国的商人带着骆驼队从张家口和南口来进入这有历史的城门，有数里相接的城墙，四五十英尺阔的城门。
有城楼和鼓楼，那是在黄昏时报告给居民听的。
有寺宇，古花园，和宝塔，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以及每一座桥都有历史和古迹的。
” 林氏在此段的第一句话里，提到了“多色彩”——“ 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
当然，这个色彩学是个比方，其实是说北京在视觉上既有历史遗存，又有现代场面。
然而，在这个主题句后面的四句话里，“新的色素”完全看不到了。
读者所看到的都是诸如“王家”、“宏大”、“蒙古平原的色素”、“骆驼队”这样的字眼，还有城墙、城门，城楼鼓楼寺宇古花园宝塔等等古老的建筑与空间。
这些“旧的色素”的运用，在风格上感觉像是意大利歌剧《图兰朵》里的北京城布景，或者像几十年前洋人观光客写给纽约时报的小文，而不像现代中国作家用中文描述的北平。
我真怀疑这篇文章本来是用英文打的底稿，原本是想投合洋人口味的。
那个时代每个对中国着迷的洋人到了中国都幻想着自己是踏上这神秘东方的唯一西方人。
于是他们眼中的北平就总也离不开马可·波罗为“汗八里”（马可·波罗所称呼的元大都）定下的“色素”。
殊不知，曾经有成千上万的洋大人端着毛瑟枪、来复枪、机关枪、拉着迫击炮、加农炮、榴弹炮，从塘沽一路杀进北京，再大包小包地把宝物都运走。
在那段时间里，这座古城是屠宰场、废墟和匪窝，一点也不迷人。
那是在1900年。
更不用说在之前四十年圆明园就被洋人烧掠一空。
“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以及每一座桥都有历史和古迹的”。
是的。
不知从咸丰皇帝以来的事儿算不算历史
林语堂没有说。
不过他也建议读者到“避暑山庄中意大利式宫殿的废墟上去凭吊古迹”。
凭吊哪般古迹
他也没说。
连带着，东交民巷的洋房汽车洋兵，六国饭店的繁华，以及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新的色素”，也都将“真事隐去”，不去说它了。
从前清的京师到民国的北京、北平，这座城市饱尝了国破家亡的味道，特别是林氏写作此文的时候，北平早已落入日寇手中。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这样的泪水不会闪烁在洋大人的眼中，在这篇以迷人为目的的随笔里也是没有的。
对林语堂来说，泪水也要溅得迷人。
于是就有了《京华烟云》。
小学生老舍读本北平洋车夫读后感
巨流河读后感（篇1）终于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巨流河》，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让人动情处很多，很难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觉得没有能力写读后感。
简单介绍并摘抄若干，聊表敬意，希望更多的人喜爱这本书。
全书按照齐邦媛先生的一生经历为线索，叙述了她前半生在战火硝烟中的大陆颠簸流离，后半生在风雨飘摇的台湾潜心治学的经历。
齐邦媛年少时跟随父母流亡，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完成学业，师从朱光潜，打下深厚的中英文学功底，也看尽国破家亡的苦难苍生。
家庭背景让她更深刻直接地面对战争带来的变革和创伤，在作者的笔下，刚强的青年学生高歌中国有我，不亡，烈士遗孤张大飞投身空军义无反顾，每一章每一节都惊心动魄催人泪下。
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动乱中仍然办杂志开书店，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育，生命不止，弦歌不辍使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不至于因时局动荡而断层，也传授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和先进科技，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复兴中华的中坚力量。
最让我以记忆深刻的还是齐先生写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南开教育的那段史实，烽火烧得炽热，炸弹伴随我们的读书声。
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
……在那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
正因为如此，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
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
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的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来你是南开的。
’每当读到这样的描写，我的内心历时充溢着满腔激情，随同齐先生一起，感受着年轻学子们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境地如何读书报国，如何舍生取义。
同时作者也用了很多笔墨向我们描述了朱光潜、吴宓等那一代文化大师的点滴风范，让我肃然起敬。
而读到当中国大陆正在土法炼钢，数百万人死于灾荒的那些年，台湾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一九七零年到一九八零年，国民中学的教育薪津是由全省的屠宰税支付的
寸有所长，蒋介石打仗打不过，但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却远非毛所能比肩，当林语堂、钱穆等在阳明山书斋中专心论述时，陈寅恪、朱光潜他们又在干什么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唉，赶得走侵略者却保不住江山，读书人一声长叹
巨流河读后感（篇2）“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大文豪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至今回响耳边。
家庭的不幸，更是个人的悲剧，而在千年之间，人世的悲喜剧交叉上演，“你方唱罢我登潮，好不热闹。
面对宇宙亿万年的沧桑变化，人类文明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瞬。
多少离合，多少聚散，多少挣扎，多少恩怨，都在这一瞬之间闪过，未留下片语唏嘘。
我们在渺小的空间与刹那的时间里，为了利益而争相杀戮，为了虚荣而放弃尊严。
与大自然的波澜壮阔相较下，人世的狭隘和局限被曝光殆荆就在这历史洪流的循环往复中，人性光辉的星点闪烁，在后代看来，最是难得和动人。
齐邦媛先生走过大半生，她的人生跌宕，不仅反映大时代下卑微生命的艰辛，也令我们对中国残酷的近代历史感到怜悯和哀恸。
齐邦媛是齐世英之女，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而时代对他们的捉弄，让齐家在东北三省都没有容身之地，从逃军阀的难，到逃日本的难，再逃共-党的难，落脚东南孤岛，了此一生。
家乡一词，从他们心中苦涩的回忆，经历大半个中国的颠沛流离，最终消逝，变得麻木。
在齐邦媛随全家逃难的半生中，生活的漂泊，亲人的哀叹，爱情的凋零， 友情的瞬变， 都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遭遇紧紧相连，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我坐在车中，望着香港繁华都市的霓虹初上，眼前闪过一幅幅书中描绘的画面，它近在咫尺，近到我感觉这不仅仅是干枯的历史文字，而是用笔写出的现实与人生。
它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活在它的当中。
这些天所见所闻，都不顺心。
这一切变故虽在预料之中，但当它们扑面而来，还是让人眉头紧锁。
但与齐先生一辈子的沧桑比，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有时我真想转过身，离开是非之地，背对着世界，拒绝它的虚伪、它的肮脏、它的沉重、它的无望。
可是有时我又不得不对它美好的一面抱有一丝憧憬。
生命可贵，不仅因为它的有限，也因为它可以承载世间的许多欢乐和悲凉。
当我们在已知的世界中，奔波又挣扎，几十年后暮然回首，会发现尘埃早已落定，一生的价值在年年岁岁中蹉跎耗荆 含泪读毕《巨流河》，掩卷长叹一声，犹如洗却了俗情，世态炎凉，已看得一清二楚。
我收拾好行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奔向前途，鼓起勇气去面对这个我宁愿背对的世界。
巨流河读后感（篇3）80多岁见识过人的老人齐邦媛以迥然不同的视角，用温和而有力的语言阐述的这段历史，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面目。
一段时间内我心情难以平静，很想说些什么，但以自已一个80后刚出学校踏入社会的人来讲，实在没勇气谈论历史中一个国家的成败得失。
只能说作者以亲身见证的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战火蔓延，及后来抗战八年这段晦暗岁月里中国教育导师所走的执著教学，学生们所走的执著求学之路，一次次让我眼眶酸涩，泪顺脸落淌。
我也为此感叹相形之下，我们这些立身在和平年代的孩子缺少的正是一种艰苦对我们的磨砺。
正因如此，我也反复想：如果我就将追求定位在平淡生活中找寻快乐，那么看了《巨流河》我是否可以将那个战争、动荡的年代里的人热爱知识、渴求中华文学不断的奋斗史，作为自己的激励呢
作者齐邦媛老师的父亲在东北失陷后，于北平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
因华北局势动荡飘摇，后中山中学从北平迁往南京，然而这只是逃亡的开始。
七七事变后2000余名学校师生从南京到汉口、从汉口到湘乡、从湘乡到挂林、从挂林到怀远到重庆，一路没车每个人破衣草鞋用脚一步步徒步逃亡，频临绝境，之中齐老师的妹妹死了，母亲死里逃生。
也就在这战争、逃亡，头上随时有炸弹抛下的环境中，齐邦媛老师除生病治疗外，她的教学链一环都不断过。
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齐老师就是以亲身经历言传将《巨流河》变成了一本博大的教材，同样与齐老师描述的赶上烽火岁月经历失去家邦之痛，经历一路游离的人相比较，在那个教育背景下的学子是现代自主或被动学习的我们所无法企及的，也同样只有将心灵融入《巨流河》，我才能舍身处地找出自己的缺点，使自己不要沉沦于现代优越生活的迷茫，从浮躁的世界走出，善待周遭的一切。
战时失利，日军可能进犯四川时，齐邦媛老师已考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教育部当时在最后紧急关头仍对各校师生承诺，安抚各校紧急时可往安全地区撤，并要求各校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齐老师在《巨流河》里说，当年几乎所有学校集会时校长和老师说的同一席话是：一个国家在困难当头，家园丧失的时候，保住了孩子们的书桌就是保住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前途。
读到这里不由不让我敬意而感动。
抗战期间，一个无意读书的孩子会被他父亲教导说：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晓得分辩对与不对
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么训练
现在历史上普遍承认，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十年”，而那段时间出现了到目前为止各学科最好的学者，他们的各类论著在那个艰苦年代达到了巅峰，那个年代出生的学者不论功底还是知识与情怀修养俱是一流。
这可以引导我跟着齐老师的求学路确认，不管历史的走向，从任何角度看待那些晦暗的时段，都是有德才兼备的导师，以关心国家命运胜于生命的行动启迪了学生一颗颗敏感的心灵，才促使中华文明经历烽烟仍得于传承一代又一代，直至5000年。
巨流河就是辽河，齐老师出生在辽宁，在她的记忆里巨流河是一个回不去的伤痛之乡，她把书名定为《巨流河》，我断章取义地讲齐老师是把巨流河当作了终其一生要实现的还乡梦。
所以，她提对她而言知识重要，教育之重要。
在《巨流河》里齐老师还讲了她在台湾的生活史，她出国、回国后的从职经历，但已不重要，因为读《巨流河》后，我已可以说出我最有幸是体会了我未经历但真切流满国恨家仇，壮怀激烈的历史，让我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年代理解在艰苦中奋发的精神。
《动人的北平》中重点表现北平什么特点
如何理解
《动人的北平》写出北平新与旧、雅与俗共存的特点。
体现了北平包容新旧、宽怀大量。
作者用对比手法，呈现北平特有的各色共存的城市景象（分析：“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与着木屐的东北老妪并肩而行”、“在高耸的背景饭店后面，一条小路上的人过着一千年来未变的生活”离协和医院一箭之地，有些旧式的古玩铺，古玩商人抽着水烟袋，仍然沿用旧法去营业）。
作者将比平比喻成“一株古木老树”。
它“根脉深入地中”。
树干枝叶“藉之得畅茂”。
把生活在此地的人比喻为“在它的树荫下与肢躯上寄生的”“数百万的昆虫”。
昆虫对于枝繁叶茂的大树实在是难以看得全，认得清。
同样，一个生活在古老而深厚的北平的居民，是很难将北平形容的全面而恰当的。
这样说是为了突出北平历史古老、内涵丰富的特点。
普通话的历史
普通话是针对规范化来说的。
普通话同时又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
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音的语言。
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原因： 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对抗，为了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语来实现不同地区的新中国国民的沟通与交流，以举全国之力对抗外敌，而普通话有清代满族人两百多年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因此继续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历史沿革 商代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
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 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
《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 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
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
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
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
”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
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蘇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後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後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
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
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是词的声音。
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
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
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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