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东西方文化的幽默中,林语堂自己的幽默感体现在哪些地方
雅人雅事 我的戒烟 坐在椅中 做文与做人 秋天的况味 我的图书室 有不为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茶和交友 家园之春 纪元旦 庆祝旧历元旦 论树与石 买鸟 阿方 看电影流泪 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 乔迁 乐享余年 读城记 动人的北平 春日游杭记 记纽约钓鱼 谈海外钓鱼之乐 论游览 说避暑之益 说乡情 大话中国人 中国人之聪明 脸与法治 染指民族 中国的国民性 思满大人 萨天师语录 巾国的悠闲理论 悠闲生活的崇尚 论肚子 中国式的家庭理想 叩头的软体操价值 杂说 论笑之可恶 人生之研究 一个准科学公式 论政治病 也说先哲 论孔子的幽默 孟子说才志气欲 谁最会享受人生 《关雎》正义 半部《韩非》治天下 茶人智语 论恶性读书 读书的艺术 论读书 读书与看书 论趣 写作的艺术 姻屑 吸烟与教育 哈佛味 从丘吉尔的英文说起 母猪渡河 失败了以后 你且能哭即哭吧
艺术家 旧时旧事 祝土匪 清算月亮 无花蔷薇 孤崖一枝花 鲁迅之死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纪念孙中山先生 思想花火 论伟大 说潇洒 论梦想 论幽默感 谈涵养 谈直觉 论灵心 说本色之美 论谈话 论买东西 论色即是空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独身主义——文明的畸形产物 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 性的吸引 女论语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心灵欢乐吗
诗样的人生 人生的乐趣 尘世是惟一的天堂 论人类的尊严 妓女与妾 人生快乐的问题 论老年的来临 据谈智识的鉴别力 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 人类是惟一在工作的动物 猴子的故事 论强壮的肌肉 论不免一死 论任性与不可捉摸 个人主义 回向常识 近情 近乎戏弄的好奇：人类文明的勃兴 以上这些都不长的，你可以自行选择
求传统下的独白1000字读后感
《传统下的独白》是李敖的作品。
此书虽名《传统下的独白》，实际上是包含了两部分“传统下的独白”与“独白下的传统”。
这两部分都是由相当数量的杂文组成，但这两部分杂文涉及的领域又各有不同。
“传统下的独白”用李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点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对他来说却又是“总觉得是个人的独白”。
这部分的杂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枣谈男人的爱情、谈女人的衣裳、谈法律的荒谬、谈新旧的交接。
诚然，在这些文章中，李敖先生表现了他异于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随手翻开一篇枣《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赫然就是“其一：不须跟人家丈夫比，不须为出息拼老命……快然独于故国山水之上，受台北市警察局管辖，不亦快哉
”、“其一：可使欲嫁我者失恋，不亦快哉
”……这些在被李敖称为“世儒”眼中“离经叛道”，甚至被斥为“A（行为不检）+B（言论不经）=C（大逆不道）”的观点，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以至于深恶痛绝，称之为“狂叛”。
事实上，李敖先生亦无愧于“狂叛”二字。
但李敖之“狂叛”并不是那种嘴上信口雌黄、笔下胡言乱语，姑且勿论其观点是否受世人认同（因为所谓的对错，很多时候是见仁见智），李氏之观点都是经过思考及研究后才提出的，决不是毫无根据的。
好像《长袍心理学》一文，从穿长袍写起，以幽默的笔法描绘了穿长袍的人们的心理枣“维护国粹”、“哗众引蝶”、“饰丑掩陋”……引经据典，妙趣横生，犹以讽刺“十里洋场派”上海帮商贾们最为精彩枣“从林语堂博士之劝告，用‘世界上最合人性的衣服’来包住他们那快挥发光的人性”。
虽然，“传统下的独白”这部分的文章多为“嬉皮笑脸”式的，但亦不乏感性的作品。
《红玫瑰》这篇描写往日情谊的作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毕竟，最令李敖深恶痛绝的还是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所以李敖写得更多的还是这方面的文章。
在我看来，孔子所提倡“中庸之道”实际是“修身”的一个标准，要求人们把握适当的尺度，就是海纳百川但又不失之偏颇，结果“中庸之道”经过二千多年的代代相传后，竟被歪曲成“不偏”“不易”，海纳百川变成了视而不见，过分的谦虚又变成了虚伪，广义的“中庸之道”终变为了狭义的“中庸之道”枣中庸无为了，就好像李敖笔下的“无为先生”一样，一生以“无”为典，最终一生无所作为，在他“无底之壑的无间地狱”做他的春秋大梦（久闻儒、道不同，想不到最终也是“殊途同归”）。
对“传统下的独白”，最后还得一提《老年人与棒子》。
这篇文章探讨了三个问题：“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老年人懂不懂交出这一棒”、“老年人交出的是一条这样的棒子”，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老年人”的“交棒”问题的担忧，亦不乏对“老年人”“晚年不及早年”的悲哀。
“独白下的传统”与前一部相比，还保持幽默的风格，但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写作目的上看，都大不相同，据作者介绍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别在误解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中国人不了解中国”。
的确，一部中国史又从何说起
当皇帝的，或忙于嬉戏玩乐，或忙于营建它的铁桶江山，哪有闲暇了解中国；当官的，或忙于媚上请功，或忙于欺压小民，哪有心思了解中国；当小民的，或忙于三餐一宿，或忙于养妻活儿，哪有时间了解中国
偶尔有几人置于此外的，亦不见得有多高明。
标准的中国人犹如此，更遑论“非中国人”了。
“独白下的传统”正是为此而来，采用了与以往史书不相同的方法写中国，“希望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
这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枣《避讳枣非常不敢说》、《新闻枣报纸像杂志》、《家族枣人越多越好》、《女性枣牌坊要大，金莲要小》……作者从编史、避讳、言论、征兆、音乐、家族等不同的方面写中国传统，写古代中国，写近代中国，的确是一部微型中国史。
“独白下的传统”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内涵丰富且有根有据的，例如《新闻枣报纸像杂志》，写的是一部报纸的发展史。
从“唐朝开始有一点模样的记载……叫做《邸报》”，一直写到“中国民国制定《出版发》”，其中提及了宋、元、明的《邸报》，到清朝的《京报》，维新派的《中外公报》，西太后时期的《政治官报》，租界的《苏报》，印证了报纸从“杂志式”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式”从手写到先进印刷的发展历程。
并且文章写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间或插入另外一些史实，内容更见丰富。
还有《喝酒枣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写的是酒的历史，也是“酒”字发展的历史，更是一部人的历史枣酒从来没有脱离于人的发展单独发展。
此文与前相比更是图文并茂，引证丰富。
于是，李敖便用他渊博的知识及幽默的笔法完成了这一“似史非史”的微型中国史。
脱离人来谈文章是不现实的，脱离李敖谈李敖的文章更是脱离现实。
因为李敖个人的性格、文风、经历已深深地嵌在本书内，《十三年和十三月》就是李敖的自传，“十三年来的深思默察转变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李敖的人生哲学就是：“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带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事实证明，李敖是成功的，文战多年，李敖始终屹立于文坛，从一九六三年的《传统下的独白》到一九七九的《独白下的传统》再到或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
而李敖自己亦被西方传媒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氏文风对文坛影响深远枣“狂判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表达作者的意思，只要能达意，‘形式’上不计较，所以嬉皮笑脸，不失为文章，亦庄亦谐，不失为巨作。
”
林语堂的社会地位
人物评价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他谈吐诙谐，热衷幽默。
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
他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
他富有创造性地把英文的Humour音译为中文的幽默，从而使幽默一词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
林语堂的幽默像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品。
林语堂抗战前寓居上海近九年，并被谑称为“幽默大师”。
林语堂在自己的《八十自叙》中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林语堂经常撰写文章，阐发幽默，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
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
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
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人物简历189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平和坂仔）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读了一年，助学金却被停了，林语堂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
先在耶拿大学攻读，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
1925年，任教育部所属“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并出版《末笔检字法》。
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
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并出版《开明英文读本》。
1929年，任中研院史学特约研究员，及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英文教授。
1930年，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于上海成立，林语堂为发起人之一。
1931年，任中研院西文编辑主任，及史语所兼任研究员。
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围与态度（翌年提出），提倡幽默文学。
1933年3月1日，林语堂抓住萧伯纳逗留上海的时机，推出《论语》专号，刊登介绍萧伯纳的文章，为社会上的“幽默热”推波助澜。
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
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
1947年，《苏东坡传》费时三年完成，是先生最偏爱的作品。
1948年，赴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
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因林语堂与南洋大学校董发生分歧，仅上任半年。
1966年定居台湾，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引发红学辩论。
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2年10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编竣出版，林语堂视此为写作生涯巅峰之作。
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出版《京华烟云》，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岁。
中国传统文化对林语堂的闲适观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林语堂的闲适观有很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将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沉睡中惊醒，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突然被完全打破，从此便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传统文化也第一次遭到异域文化的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使得自古以来有着忧患意识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
从最初的“夷夏之辨”，“中体西用”之论、到后来的“中西调和”、“全盘西化”观，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逐渐酿成了一场波及全国思想界的东西文化大论战，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正是在这样一个“无人不论文化，无人不谈中西”的历史语境中，林语堂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解读。
一、“语丝”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解构 “语丝”时期是指林语堂作为“语丝派”重要成员，与鲁迅、周作人等并肩作战的这段时间。
林语堂最初在中国思想界发出声音的时候，正值“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科学玄学论战”烽烟再起，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接过了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启蒙旗帜，发起了一场旨在以“科学”、“民主”替代封建纲常伦理的新文化运动。
以近世西方思潮为标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的精神领域，一时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抑中褒西，从传统制度、伦理道德到方法论等领域彻底革旧立新，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消除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这样一股激情多于理性，变革压倒一切的时代大潮将林语堂自然而然地也卷入其中。
1923年留学归国后林语堂成为语丝派的一员，并从思考国民性开始对反思中国传统。
这一时期林语堂先后写下的《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给玄同先生的信》、《萨天师语录》、《祝土匪》、《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讨狗檄文》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文章，抨击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痛斥“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文人，支持民众与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林语堂则是大力提倡“欧化”，反对“国粹”。
例如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林语堂痛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
”而要做到“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林语堂认为必须坚持根治民族劣根性的六项原则：“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
九t索国民性，提倡“精神复兴”成了“语丝”时期林语堂的一个基本命题。
《萨天师语录》系列是林语堂这一时期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宣言书，也是他中国文化观的具体体现。
在《萨天师语录(一)》林语堂又借萨天师之口，揭露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批判了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再次深刻反省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弊端：一是“驯服”，二乃“软弱”，三为“老化”。
《萨天师语录(二)》则集中刻画了中国文明空虚、肤浅、病态的特征。
《萨天师语录(三)》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肯定了“新时代女性”的要求。
《萨天师语录(四)》抨击了中国儒家所鼓吹的“王道”以及“不念旧恶”等处世之道，《萨天师语录(五)》揭露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特色“讲究名正言顺、分定位安”与最终基础“传家的秘宝——正名哲学”。
《萨天师语录(六)》嘲讽了“杏眼圣人”孔子“颡额的用处是磕头，足膝的用处是膜拜，喉舌的用处是要学唤主人，眼泪的用处是要泣谢天恩”一类的说教。
这样，林语堂对国民性弱点、对民族精神的负面性、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批判与解构，通过宏观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彻底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
二、“论语”阶段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大革命失败后，林语堂于1927年9月辗转来到上海，开始了他自称为大荒中“寂寞的孤游”，并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进入了他创作的“论语”时期。
林语堂一改“语丝”时期的“浮躁凌厉”和“锋芒毕露”，开始提倡和追求“幽默”、“闲适”、“性灵”。
特别是1929年《新的文评》及《美学：表现的科学》的翻译，使林语堂进一步了解了西方表现主义美学体系，克罗齐“艺术即表现即直觉”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于是现代西方的表现主义美学理论和林语堂此时极力推崇的中国的性灵文学的会通，使得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开始有了重新的认识。
正如殷国明所言：对林语堂来说，克罗齐的思想无疑开通了另一条思路，这不仅表现在个性意识方面的共鸣，而且启动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补性思考。
克罗齐不仅加强了他自己的文学见解，而且加深了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
胁的确，林语堂从克罗齐的“表现说”中，不仅吸收了西方文艺美学的长处，而且也意识到了它的弊端，并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底蕴对整个人类精神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自此，林语堂的思考越来越倾向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上，用东西方互补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化，形成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构建起了他独特的中国文化观。
1．中国文化的精神：人文主义。
1932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的演讲《中国文化之精神》可谓林语堂这一时期的文化宣言。
林语堂首先强调：“中国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具体说来，“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
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
”同时，林语堂从“劣的方面”、“优的方面”、“中立的方面”三个维度对其一一予以分析并总结到： 在这些丛杂的民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现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性之来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
接下来，林语堂继续解读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及其目标。
由此，林语堂便抓住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精神要义——人文主义精神：中国人的“人生目的与真义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且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标”，而“达此目的之方法”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或称“庸见的崇拜”。
此后不久，林语堂便从“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出发，找到了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即相同的文化价值关照客体——人，这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共同指归。
自此，林语堂始终坚持他的“人文主义精神”，直至后来提倡以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来拯救工业社会中物质主义泛滥所带来的极端危害。
从“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出发，林语堂抛弃了往日的激进，开始理智、客观地评价中西方文化。
2．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幽默智慧。
1934年林语堂在《论语》上连续发表长文《论幽默》探讨中国幽默文化的传统问题。
文中认为：“幽默本是人生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时，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
”这里，林语堂深信，幽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成熟的标志和智慧的结晶。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性灵的飞动，个性的伸张，导致了中国人幽默感的出现，接下来林语堂把幽默一直追溯到老庄，认为老庄是“中国之幽默始祖”，而孔子也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
经过一番探讨后，林语堂不但发现了中国文化有幽默，而且理出了一条较清晰的发展线索。
正如有学者说，“从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关系来看，林语堂的幽默论最能体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理解。
林氏所倡的幽默之说，并不是简单地出于文人意气与一时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察和思考之上。
”林语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幽默的根源，在“性灵文学”的基础上，他为幽默找到了源头。
林语堂把幽默看作是一种文化心理，并从兼容东西方文化的角度，把幽默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另一种便是对人生态度的认同，是一种凝聚着高级智慧与人生自觉意识之上的幽默。
林语堂认为最上乘的幽默表示的是麦烈蒂斯所谓的“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会心的微笑”。
这种智慧不是技术意义上的智慧，而是基于对人生体认上的智慧。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一文，则集中体现了林语堂成熟的幽默观。
这篇文章中，林语堂打破了幽默的民族界限，突出幽默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是文明的一项特殊赐予”后来林语堂提倡用幽默去挽救世界和平，“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正体现了他对人类幽默共性的洞见。
可以说，林语堂毕生全力倡导幽默正是有感于“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由此可见，林语堂的幽默不但是他的文学观，更是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3．中国文化的最终标准：生活的艺术与近情精神。
论语时期，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日趋客观、理性与成熟。
《谈中西文化》—文明确地表达了林语堂的文化观：“常人谈文化总是贪高骛远，搬弄名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而中国文化的特征则是“以人为一切学问的中心”，“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平上一称，才稍有凭准。
”唧之后，在《谈螺丝钉》、《再谈螺丝钉》、《二谈螺丝钉》和《四谈螺丝钉》，林语堂借柳先生、柳夫人之口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文化最后的标准，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的痛快不痛快。
活的疳决便是文化好，活的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
”而东西文化间有了这种共同的标准，就不会“因理不明，见不达，或由言语文字之障蔽，遂致不能相通”，“不复为表面上习俗不同所蔽围”。
林语堂始终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想是“近情”精神，并把近情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标准：“近情精神实在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
”“人性化的思想其实说是近情的思想，而近情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她的最好的方面。
”换言之，近情精神就是指常识或“庸见”，与逻辑相对立，“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
这里，林语堂把近情作为一种消除西方走向极端的逻辑思维和抵抗泛滥的物质主义的重要方法。
“我们如想把西方哲学变成近于人情，则我们必须先将西方逻辑变成为近于人情。
我们需回到一种对现实和生活，尤其是对于人性，急于接触的思想方式，而不单是求得不错，合于逻辑，和没有不符之处便算完事。
” 这也是林语堂不久后海外系列著译的重要创作动因。
林语堂以“近情”为理想和目标，用艺术化的眼光审视日常生活和人的生存状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和西方架起了生活艺术的桥梁，从而突破了文化表层的二元对立，超越了不同种群人性的桎梏和藩篱，成功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会通。
三、海外时期：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从1936年起，林语堂开始了他海外创作和传播中国文化之旅，同时也是他深入认识和完整阐释中国文化的过程。
从成名作《吾国与吾民》(1935)到代表作《生活的艺术》(1937)、《孔子的智慧》(1938)、《中国印度之智慧》(1942)(老子的智慧》(1948)、直到后来的《美国的智慧》(1950)，林语堂系统、全面地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形成了他较为成熟的中国智慧观。
其间，《京华烟云》(1938)《风声鹤唳》(1941)《朱门》(1953)(唐人街》(1948)(奇岛》(1955)(红牡丹》(1961)《赖柏英》(1963)等多部小说，《苏东坡传》(1947)《武则天传》(1957)《从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等多部传记，《讽颂集》(1940)(啼笑皆非》(1943)(中国的生活》(1959)(不羁》(1962)等多部散文、杂文集，以及《浮生六记》(1939)《冥廖子游》(1940)(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三篇小说集》(1951)《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52)《帝国京华》(1961)等多部译著，立体、多维地展示了林语堂眼中中国人生活的艺术与人生的智慧，同时也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特别是他的中国智慧观，从而实现了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理想，尤其是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强烈的震动，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真正的世界公民”和文化大使。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智慧，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以审美的眼光和艺术的态度去使生活艺术化，“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排除一切逻辑的、理性哲学的困惑，主张以人类为中心，以弥补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物质主义泛滥背景下的工具理性的缺失。
这既是对实证逻辑极端的反拨，又使得人们重新回归到人类文化终极问题的思索。
林语堂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机械化的心产生一个机械化的世界”，西方科学主义给人类精神生活带来的彷徨与无奈，因而提倡以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与“生活的艺术”，以拯救工业社会中人类被强权和科学理性所奴役的灵魂，使人的自由理想得到实现。
林语堂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话等层面批判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和极端的逻辑。
在他看来，走出这种误区的唯一方法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以常识、“庸见”来取代理论和逻辑，最终解构物质主义得以生长的心理基础与文化源头，从而使中国文化最终走向世界，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会通。
林语堂从道家文化为出发，融性灵、幽默、闲适为一体，熔东西文化为一炉，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个性化与艺术化的诗意解读，架设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东西文化的沟通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成功的阐释。
正如余英时所言，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中国文化观，我们都不能不承认林语堂在英文著作中所讲的正是他一贯相信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