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微因传读后感
梁思成尽管是个不乏理智的学者，但也是一个情怀博大的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富有激情，干什么事任凭性情支配，不一定时时事事深思熟虑，凭借激情，往往能够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干出出人意料的伟业。
梁思成对自己从事的建筑事业和中华古建筑怀着深深的情与爱，为保卫北京古城墙，他敢冒大不韪，与当权者争执；他对祖国和人民忠贞不贰，吃多少苦也初衷不改，九死而不悔；他关爱妻子林徽因和孩子，关爱学生，这在很多文章中屡见，在此就不细述了。
梁思成的童年是极为幸运的，他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得以在大自然中畅游。
幼时，梁家居住在日本横滨，他经常跟随姐姐思顺到有着长长石台阶的小山上去玩耍，读后感《《梁思成传》读后感》。
在幽默乐观的父亲梁启超的鼓励下，他们游泳、爬山、郊游、野餐，7岁时，梁思成就学骑自行车，这在当时可是十分超前和时髦的事情。
爱眉小扎读后感2000字
看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
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
在这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
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
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
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
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
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
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
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
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
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
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
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
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
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
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
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
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
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走狗”的小儿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
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
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
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
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
1946年，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
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
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
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
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
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对于林徽因的评价。
6月10日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降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
其父林长民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降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
其父林长民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
14岁的时候，林徽因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她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识。
16岁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欧洲，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
在英伦期间，他跟随父亲进入了一个当时包括H.G威尔士、E.M.福斯特、A.韦利、T.哈代、B.罗西尔、K.曼斯非尔德的社交圈子，并在这儿认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
一年后回国，与梁思成交往渐渐密切。
1923年，徐志摩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与梁思成均成为该社团的参与者。
1924年，可以说是林徽因在上流文化社交圈开始崭露头角的一年。
那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与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文学界在天坛草坪上举行欢迎会，林徽因任泰戈尔的翻译。
当时媒体报道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 更让林徽因与徐志摩成为公众视点的是，当年5月8日，新月社为了庆贺泰戈尔64岁生日，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行晚会，由林徽因主演泰戈尔的抒情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法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设计。
第二天《晨报》报道演出盛况空前，“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 这样的经历，使得浪漫气质的徐志摩将原先在英伦时就保有的对林徽因的美好印象，发酵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恋情。
林徽因选择哪一个，在当时大概是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也是小报花边所热衷侦探的结果。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
林梁都选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因为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主修的还是建筑。
1927年，林徽因以学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美术系，梁思成以硕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建筑系。
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室学舞美设计，而梁思成则在当时美国的一个著名建筑事务所实习。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
现代大家闺秀与普罗新女性之间的差别，光看表面都是相似的，但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尤其是在平凡而漫长婚姻生活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一些不同。
她们或许都不缺乏激情，但前者隐忍，后者张扬；她们都渴望浪漫，但前者将浪漫蕴含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后者的浪漫往往伴随更冲突强烈的戏剧性。
如果林徽因是后者，难以想象她会不会在泰戈尔离开之后卷入一场三角恋情，会不会演绎一场琼瑶式狂风暴雨般的情爱悲喜剧。
然而她是林徽因，家庭的背景以及教养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云游的诗人与未来脚踏实地的建筑学家之间，她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在享受即时的虚荣与追求学问理想之间，她选择学业和理想。
她很清楚，“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这样的选择，让她没有成为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或庐隐那样以写作为生又为写作痛苦，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困厄的新女性。
她步入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生活，却成为京派文化圈中最不平凡的一个女性。
太太的客厅：京派知识群的情景剧 几天后，我接到沈先生(沈从文)的信，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
星期六……我羞怯怯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林徽因。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
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
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面边叭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
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
那以后，我经常在朱光潜先生家的“读诗会”上见到她，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批评家。
以上选自萧乾为《林徽因》所作的序中提到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的情景，由于这种闲适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中太过个人化、小众化，难免感觉像一出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情景喜剧。
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
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
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
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是建筑学家，她的丈夫梁思成曾经对学生说，自己著作中的那些点睛之笔，都是林徽因给画上去的。
但她又不完全是诗人，不完全是建筑学家。
这样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她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风景。
太太的客厅中当时经常聚会的人员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学界的亲朋好友。
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知识，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
这个古今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对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
他们所谈的无非是学问和艺术，跟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适。
但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
那种宠辱不惊的淡泊，让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凌厉浮躁、金刚怒目的精、气、神，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梁从诫曾经回忆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跟着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景。
梁从诫和母亲聊天，问：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
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
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实际上她是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
梁从诫后来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而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中的描述更体现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坚忍： 昆明遭到敌机轰炸，林徽因一家与中国营造学社人员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
此时已是抗战的中后期，物价昂贵，物资匮乏。
林徽因肺病复发，不但连药品都买不到，甚至还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
她的健康严重地被损坏了，经常发烧卧床不起，但林徽因并没有怠惰，她躺在病床上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成的自己国家的建筑史。
事业梦想与夫妻情感同路前行 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这是林徽因第一次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双峰的和单峰的，赭色的和白色的，一队队涌进来，一队队开过去。
天很低，骆驼高大傲岸，颈下硕大的铁铃，苍凉、悲壮地响在九月的斜阳里。
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选自《林徽因传》) 这是1933年，一心想建立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梁思成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林徽因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刚出大同火车站时的情景。
场面的动感被描写得像好莱坞经典西部大片。
想来，画面的色彩应该是金黄色的。
而这恰恰是林徽因人生中最精彩也是最有质感的部分。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
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
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
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林徽因对古建筑的雕刻、纹饰、线条、图案观察细致，心有灵犀。
她对古建筑上的纹饰、线条、图案的研究，在她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发挥了作用。
结语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
妇女的解放，比起母权制的丧失——女性世界性的失败来，要漫长得多。
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中国比西方又晚起步了200多年。
但这丝毫不影响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的自醒深度以及自我实现的质量。
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
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
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
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优雅以及知识女性不忍抛却的小小自我，那么留在萧乾记忆中也留在冰心小说里的那间太太的客厅永远是一个充满适度联想的舞台。
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为那些亲朋好友的离世而歌哭的眼泪也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1.“家的故事”征文。
以老劳模的先进事迹、老照片引发的回忆、老物件背后的故事等为创作源泉，以“讲故
数学家小故事—— 华罗庚从小聪明好学，念初中时，一天王维克老师给全班出了一道数学题，这是一道出自《孙子算经》的题目：“今朝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
读完题目后，王老师把目光扫向全班同学，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这物品是23个。
”这个最先说出答案的同学就是少年华罗庚。
华罗庚在解这道题时是这样想的：从“七七数之剩二”开始，就是说，七数余二，那么七的倍数再加二定是这个数，这个数是7×3＋2=23。
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于进攻西西里岛的罗马敌兵之手（前他还在主：“不要弄坏我的圆”。
）后，人们为纪念他便在其墓碑上刻上球内切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他发现球的体积和表面积均为其外切圆柱体积和表面积的三分之二。
德国数学家高斯在他研究发现了正十七边形的尺规作法后，便放弃原来立志学文的打算 而献身于数学，以至在数学上作出许多重大贡献。
甚至他在遗嘱中曾建议为他建造正十七边形的棱柱为底座的墓碑。
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精力，把圆周率算到小数后35位，后人称之为鲁 道夫数，他后别人便把这个数刻到他的墓碑上。
瑞士数学家雅谷·伯努利，生前对螺线（被誉为生命之线）有研究，他之后，墓碑上 就刻着一条对数螺线，同时碑文上还写着：“我虽然改变了，但却和原来一样”。
这是一句既刻划螺线性质又象征他对数学热爱的双关语 —————————————————————— 周恩来总理——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
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
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
”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
”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
”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
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
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 劳模小故事—— 工人 军人 很多职业都有了 有一次，肖长功因腹疼到团部卫生连开了些药回来，见本溪路小学的大楼正施工，便推起一辆小车帮着运砖。
当市二建公司敲锣打鼓送来感谢信时，部队领导才知道这件好事。
肖长功是孤儿又是单身汉，在工厂有工资，入伍时有200元的积蓄。
后来，他把100元钱捐献给公社，辽阳地区遭受水灾时，他又将100元寄给了辽阳市委。
肖长功入伍当年每月有6元钱的津贴，全用于做好事。
自己的袜子补了又补，平时舍不得喝一瓶汽水。
2005年，当90多岁的苏广铭走完他“奋斗、奉献”的人生路程时，很多人在回忆里都对这位老劳模贯其一生的执著精神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曾10余次采访苏广铭的哈报记者慕及春总是讲起在“文革”中受批斗的老苏：“他白天默默扫厕所，晚上偷偷地到车间帮人搞革新
” 老劳模宋洪才忘不了随苏大哥先后到10个地市、32个县、100多个单位进行技术攻关的岁月：“他领我们经常吃住在车间，最长的那次竟待了20多天啊
” 苏老的女儿苏凤琴记得父亲八九十岁高龄了还整天想着要为哈尔滨设计高效率的除雪机：“他双目失明后，仍坚持由自己叙述，由别人画图……” 正因为充满不懈的激情，在后人眼中，哈尔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会是一个“劳模”频出的不平凡年代，才会有那么多艰苦创业的故事流传。
当多数人在不安和惶恐中度日的时候，焊接工梁彦德却始终沉浸在自己那片花火灿烂的焊接世界里。
从1956年到1973年，2500多个日子大部分都奉献给了机床，他痴迷于对焊接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从“双手焊接法”到“无焊条头焊接法”，他让焊接工人们的工作变得简单而迅捷。
工友们听说，小梁甚至还在写一本书
这对文墨有限的焊接工人来说可谓是一个巨大挑战啊
几乎没有人会对这本书寄予太大的希望。
但有谁能想到，正是这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电孤气刨》一书，后来让全国焊接界为之震动和改变——电孤气刨代替了风炉，焊接生产效率普遍提高15倍
从为国家创造数亿元效益的“刀具大王”孙茂松，到被扣上“修正主义黑典型”帽子却依然推进企业技术革新的顾凯；从造就“两毫米精神”的瓦工班长王发祥，再到用真情和赤诚谱写“东莱”精神的好民警尹燕珩，我们看到，困局往往也会催生出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在危难时刻，以劳模为代表的哈尔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对祖国的忠诚，对工作的热爱，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那份使命感则越发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