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读后感1000字
自古已有许多文人墨客钟情于‘志怪’类文学并留下脍炙人口的鸿篇，但真正将这类文学推向顶峰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空前绝后”之美誉。
他将古代小说中的‘志怪’、‘传奇’和‘人情’融于一体，吸收了古代白话小说的长处，形成了独特的简洁优雅的文言风格。
聊斋中将世界分为仙界，冥界，妖界。
传说中的仙界或在天上，或在海中，或在幽远之名山洞府，是不老不死的乐园。
那里有奇树珍果，香花瑶草，美人仙乐，玉液琼浆，有永远的享乐和永恒的生命。
而聊斋中的仙女有平民色彩，她们跟凡人成亲，养儿育女，为夫君道德完善恪尽职守，追求道德完善、追求真正幸福，《翩翩》是代表。
前人小说里的观世音总是手执柳枝，点洒几点救命水，到了蒲松龄的《菱角》里边，观世音变成了凡人的母亲，在人间吃苦耐劳，亲手给儿子做衣服和鞋子。
真正成了跟黎民大众共甘苦的平民观音。
前辈作家创造了星汉灿烂的神仙世界，蒲松龄让紫气仙人向人间回归，和世间的凡人一起过上了平平常常的生活。
冥界的鬼混早在先秦典籍中出现过，前人认为人死为鬼，鬼形成阴界。
但在《聊斋志异》中，鬼世界和人间的世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鬼界成了人间的虚幻倒影，是人世间种种现象的折射反映。
凡是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器物变化成人，或者虽然没变化成人却能像人一样说话，跟人交往，便为妖。
这是妖的宽泛定义。
《聊斋志异》中，千姿百态的精灵都来和人交往。
蒲松龄神鬼狐妖画苍生，驰想天外的志怪，是沧海桑田的人生。
《聊斋志异》虽然讲鬼、狐、仙、怪的故事，其实字字都是人、情、世、态，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生的丰富体验和深刻智慧，从书中不难发现，作者是通过一个个美丽奇异的故事将他对漆黑如墨的现实的不满，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及对贪官们狼狈为奸的鞭挞展现在我们眼前。
它的内容广泛，并以此来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
从书中我能时时提醒自己，往往那另人看不起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洁、美好般钻石般透明闪亮的心灵，比海还深比宇宙还广阔的心灵。
正如俗话所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百度知道还有很多:
聊斋2000字读后感
〈聊斋志异〉读后感 但是面对黑暗的现实，作家在书中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确实不现实的。
他在《促织》中提出了请天子关心民命，在《席方平》中请二郎神主持公道，在《红玉》中请侠客义士救困扶弱，另外再一些公案故事中，想靠清官来除暴安良。
这些又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还存在着幻想。
《聊斋志异》广泛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批判了科举制度。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考弊司》《叶生》《王子安》等等。
这些作品对考场的黑暗、考官的混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考生的变态心理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
《考弊司》写阴间主管考试的靠弊司司主虚肚鬼颁下定例，凡考生初次谒见，要先割脾肉一块孝敬司主，但贿赂丰者可以免割。
可是他在堂上悬挂的楹联却是“孝悌忠信”“礼仪廉耻”。
这正是对人间黑暗的考场和寡廉鲜耻的考官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
作者不仅写了科举制度的黑暗，而且揭露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副食和精神摧残。
王子安因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而失去理智，自以为中了进士翰林，大摆进士翰林的架子，闹出了许多悲剧性的笑话。
叶生因屡试不第竟一病不起。
在《王子安》中作家对考生们的心理和神态，作了穷形尽相的描绘，他们入场考试，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他们盼望喜报，坐立不安，如痴如狂，对秀才士子灵魂的这些刻画细致入微。
作品通过对知识分子变态心理的描写，告诉人们科举制度是怎样侵蚀人们的灵魂的。
所以《聊斋志异》的更深刻之处，是它揭示了腐败制度对民族精神之摧残。
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歌颂纯真爱情，也是《聊斋志异》的重要内容。
这方面的著名作品有《阿宝》、《连城》、《莲香》等等。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小说有它鲜明的特点：作家多通过非现实的幻想的世界的人与事来表现强烈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来表现他的爱情理想。
再作家笔下，那些花妖狐魅所幻化的少女，尽管性情各异，但大多美丽聪明，善良无私，不图富贵，不慕权势，以才德取人，爱的忠诚，爱的坚贞，历经祸患而不渝。
她们来去自如，离合随心，不受封建戒律拘束；不矫情，不虚伪，生气勃勃，一往无前。
她们再没有恋爱自由的封建社会，获得了幸福的爱情。
例如：《婴宁》婴宁是一个狐女，在坟墓里长大，他能摆脱人世间任何的束缚，不受封建礼教的规范，不受庸俗的世间人情污染，天真无邪，纯洁透明，，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新人。
王子服同样是一个思想单纯、感情真挚的男子，作家让着两个人自由的结合，曲折的表现了他对世俗婚姻的不满。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人们都能寻着故事发展的线索，窥见其中包含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深刻的社会矛盾斗争。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小说提出的新的爱情观。
《阿宝》和《连城》是在爱情观上别开声面的作品。
《阿宝》写的是一个迂讷的孙子楚，不顾门第悬殊，迷恋着富商大贾的女儿阿宝。
女戏曰：“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
他果真用斧头砍去枝指，虽“大痛彻心，血溢倾注，滨死”而不悔。
后又魂托鹦鹉，飞达女室。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孙子楚与阿宝终于结成了美满婚姻。
这个故事写的是痴情，全篇笔笔写痴，字字关情。
它鼓励读者：在男女之间要的是真心，有至情，就可以冲破一切阻力，实现婚姻的理想。
这种爱情观，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带有强烈的市民意识，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
《连城》写孝廉之女连城诗求偶，乔生的诗受到它的赏识，但他的父亲以乔生贫穷不许，女又赠金助乔生学，于是乔以女为知己，“倾城结想，如饥似啖”。
但史孝廉终于将女儿嫁给了盐商的儿子王化城。
不久女病，需男胸肉一钱，捣合药屑，王化城不肯献肉，乔生竟“自出白刃”割肉做药引。
后来女并负发而死，乔生进魂随地下。
再阴间他们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复生，终成夫妻。
《连城》给了人一个全新的观念，那就是要男女双方互相知心。
乔生爱连城，是因为它赏识了自己的诗。
连城爱乔生，是因为他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处境。
这样他们的基础便十分牢固，可以冲破任何障碍，终成眷属。
出上述的三类作品外，《聊斋志异》还队当代社会进行里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或讽刺事态的庸俗，和刻画人心得险恶，或描写统治者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心理，或歌颂劳动者的正直勇敢。
总之，《聊斋志异》所战士的人生画图是十分广泛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
但是《聊斋志异》中也有相当多的篇幅宣扬了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思想，就是在那些优秀的篇章中，也常常夹杂着封建性的糟粕。
例如：有些篇章敌视和丑化农民起义，有些篇章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有些篇章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还有些篇章美化了一夫多妻制或羡慕功名富贵。
此外，猥亵的语言和淫秽的描写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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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有没有交作业，如果已经交了，以下的资料也不算浪费，因为既然是中文系或选修中文系的课，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作业。
本人也是中文系毕业，《太平广记》已经读过，并写过类似的读后感，提供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提示一下，《太平广记》作为古代的小说全集，虽是古文所写，但并不晦涩难懂，无聊的时候作为消遣读一下也是件有趣的事，先秦汉魏的志怪，唐传奇等等大都被搜集其中，是中文系，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学生应该要读的一本书。
1，书名：太平广记 作者：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
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时间：1962年9月。
2，概述：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馀细目。
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
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
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
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 9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於本书。
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现存最早的本子。
《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
书中引文比较完整，不象其他类书引文多加删节。
分类较细，也便於按题材索检资料，因而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
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
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於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
”(《破〈唐人说荟〉》)他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也充分利用了此书。
3，读后感想：《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
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
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
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
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
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
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
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
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
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
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
《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
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
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
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
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
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
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
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
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
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
《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
但它到底是古代的作品，文字障碍很多，还不便于向广大读者推荐。
现在高光、王小克、汪阳等同志发愿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扫除障碍，架设桥梁，费了很大工夫，把全书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为什么说唐朝是中国最繁华的时期
的前朝由于没有外患，其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自贞观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
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
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
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
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总体比较，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
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
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
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
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
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宋朝到底富裕到什么程度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是中国历最糟糕的王朝之一“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
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
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
要宇宙可汗才爽
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
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ZF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
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
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
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
“不抑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ZF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ZF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ZF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
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
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ZF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
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
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
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 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
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
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
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
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促织，读后感，600字左右
写读后感要注意首先要设置一个境界 把你读的文章引出来 后面加一句 读了之后深受感触等话语再把文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出来然后把你的想法另起一段写出来 要是自己的真情实感然后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谈谈你对这个文章的观点最后升化主题简单说就是四个步骤：引,议,联,结.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开始有太监，第一个太监是谁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 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 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唐甄解释道： 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 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 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 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 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 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 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 “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
”在那被贾元 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 权力欲、贪欲。
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 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
而魏 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 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 空。
”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
让人同情，是 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 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 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
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 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 的凡人，那还了得
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 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 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公元十世 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
那是唐末封 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
他有一套神 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 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 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
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 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 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
刘 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 太监王朝产生了。
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 之见。
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 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 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
据《?山堂别集·中官 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
”一个小村子， 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
整个国家呢
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 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
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 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
即使 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 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 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
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 太和殿重要。
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 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 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
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 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
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 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 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
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 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
”那么犯了政治 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
”一 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
阉割是文 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 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 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
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 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 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 一步之遥。
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 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
装在瓶子 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 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 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帝 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 理论的太监。
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 监”。
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 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
那些状元们， 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
中国温文尔雅的 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
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 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
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 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 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
高蹈如李白， 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 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 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 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 人所能抗拒的。
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 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 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
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 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
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 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
”看来，从教育到行政 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
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 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 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
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 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 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 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
先秦子学、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 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 质的区别。
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 为帝王师的模式。
“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 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
所谓学富五车、德行 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 呻吟，自矜有学”。
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 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 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
龚 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 “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 心。
”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 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
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 格呢
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
由华 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
而当时的皇帝 是谁呢
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
状元郎却不管三七 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
如果 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 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
依据当时规定， 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
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 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
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
《明 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 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 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 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 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 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 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 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
自我阉割 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 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
中国哲学玄之又 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 《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 生。
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
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 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
尽管人人都直咽唾 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
一 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 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 时苍白无人色。
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 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 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 没了他的份。
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 蹶不振，性情大变。
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 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 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 产性。
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 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
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 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 来源。
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 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 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
杰出的生理学 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 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
赖希研究的对象是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
就整个 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 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 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
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 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 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 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
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 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 自发作用的障碍”。
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 融端。
为什么要弄太监
可以找女的或者男的
为什么要用太监呢 古代的一些奴隶主和君王、贵族，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
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关于太监起源的时代，无法准确确定，但据传是亚述的一位美丽贤妃所创，而东方则是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时期大致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
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说过，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已有此风俗习惯，波斯人认为太监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同时对太监的忠诚大加赞扬。
由于太监的广泛使用，需求量很大，古希腊人就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少年，将他们阉割后加以贩卖。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古都亚非沙斯，也就是圣经上所称的那披索及利吉亚的首都沙鲁德斯等地，将阉人高价卖给波斯人，所以沙鲁德斯以出产阉人而著名。
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阉人都大量使用，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
阉割是十分残忍、危险和不人道的。
古埃及的阉割手术都是由僧侣执行，阉割的死亡率达60％；但据传印度的阉割手术则较为进步，死亡率不高。
古代使用阉人是为了对女性实行性压迫和性禁锢而以摧残一部分男性为手段，但是有时效果也适得其反，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比平民百姓中严重得多的淫乱丑闻。
例如在波斯，由太监监守的后宫，不仅重门紧锁，而且连面色白皙的太监都不准与后宫接触，能进入的只是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又老又丑而又特别忠心的太监。
但是，被监禁得比囚犯还严厉的妃妾们照样能把她们的情人藏在后官，性活动更加大胆。
妃妾们能从囚笼般的后宫逃出来的记载也不绝于史。
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阿拉伯各国的宫廷秽闻。
在中国的史书上，对“宦寺宣淫”、“宦寺乱政”的记载也是很多的。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
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
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
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
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
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
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
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
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
我却注意到了。
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
”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
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
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
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
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
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
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
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
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
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
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
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
据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
”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
整个国家呢
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
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
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
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
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
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
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
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
”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
”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
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
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
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
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
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
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
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
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
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
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
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
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
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
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
”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
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
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
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
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
“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
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
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和，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
龚自珍在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
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
我在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
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
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
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
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
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
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
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
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
《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
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
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
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
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
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
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
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
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
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
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
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
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
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
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
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
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
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
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
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
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
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
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
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
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
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
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
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
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
各局长官称令或丞。
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
太宗死后，制度渐弛。
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
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
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
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
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
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
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
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
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
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
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
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
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
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
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
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
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
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
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
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
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
此后，宦官之祸迭起。
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
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
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
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
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
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
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
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
尤禁其干政。
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
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
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