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专科怎么样.有本科么.续本有多大希望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
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
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
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邓稼先制造“两弹一星的故事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
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
抗战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
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
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
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先生》纪录片读后感500字
《先生》纪录片读后感《先生》十集系列纪录片片段的光盘，时长36分钟。
光盘中是几集纪录片的节选。
这几集纪录片，记载着十位从民国时期精挑细选出来的“先生”。
细看两遍，深受震撼，故拙劣地模仿马可·奥勒留的笔触，写下这篇胡言乱语。
时刻提醒自己。
从先生蔡元培身上，我领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对政治敏感。
面对上任后的赞誉，必须头脑清醒，考虑最坏的结果。
即使尽管失败，也要尽了心。
平等对待每个人。
重视真正有学问，有想法的人才，不管其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
从先生胡适的行动中，我了解到把古文改良成现代文的重要性。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有些时候，“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先生马相伯虽然到了九十六岁，还可以凭着对国家的使命感发表“一日一谈”。
他面对现实。
反对专制。
要学习他的爱国精神，有奉献精神。
先生张伯苓教会我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粪水也可浇鲜花”。
实体会被摧毁，但精神不朽。
人从事什么职业，就要知道自己的天职。
尽管面对巨大的悲恸，也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看问题。
先生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作为一名校长，他“一、无党派色彩。
二、学识渊博。
三、人格高尚。
四、确能发展清华。
五、声望素著”。
从先生的经历，我要学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
为人风格寡言温和，处理大事时果断。
不能退却，畏缩。
要有勇气，坚忍前进。
从竺可桢先生身上，我学习了求是精神。
三十八年每天写日记是个好习惯。
在压力下才能展现一个人的真性情。
对任何事的表现欢腾都可能是种假象。
社会与自然都一直发展。
把自己的学问与政治觉悟融会贯通起来。
先生晏阳初的著作促使人在农村做实事。
一种公共精神。
强调平民教育的重要性。
除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先生提出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教育者同时需被教育。
应知道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
追求梦想的途中不是什么都会一帆风顺。
长处应尽量延长，短处要及时解决，直到可以忽略不计。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在先生陶行知身上，我了解到从小就要开始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终身使命的重要性。
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民主。
为了国民的教育，对现实要有批判精神。
写文章的标题要适当吸引人。
教育需人本位。
有能力的人才能狂傲，我从先生梁漱溟身上可以看到。
人不应属于哪个标签体系，只属于自己。
特立独行。
主动。
有主见。
归于佛教。
有怜悯之心。
东方宗教与西方科学的贯通。
先生陈寅恪博学，学贯中西。
人称教授的教授，读书人的老师。
他倡导并坚守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先生甚至说道，没有自由的思想，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
先生用一种理科思维，一种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来研究历史，精确推导，对学问追求精确性，彻底性。
在各位先生面前，深深地鞠个躬。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记书与《围 -------------------------------------------------------------------------------- 一 钱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 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 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 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 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 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 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
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 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 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 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 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 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 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 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 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 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 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①参看《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页）。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 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
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
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
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
”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 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 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 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 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 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 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 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 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 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 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 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 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 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 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 “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 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 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 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 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 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 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 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 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 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 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 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 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 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 “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
那时候我们住在 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
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 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 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 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 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钟书 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 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 人。
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
”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 不光是方鸿渐一个。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 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
我们 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 人。
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
牛津有个研究英国 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
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 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 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
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 个；这人可一点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 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 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方鸿渐， 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 都“对号入座”了。
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 未及其他。
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
褚慎 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
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 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 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
我知 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
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 “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 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 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 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
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 他惊喜说：“真的吗
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 另一人喝的。
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 美”，不爱“妖精的美”。
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 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 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 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
”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 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 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
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 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 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
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 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
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 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
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
可是，如说方 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 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
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 的表情我们没看见。
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 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方鸿渐 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
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 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
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 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
王美玉 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 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 过。
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 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
那 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
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
钟书到湖南去， 一路上都有诗寄我。
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 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 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 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 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
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 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 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
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 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
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 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 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
她头发枯黄，脸色苍 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
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 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
汪太太 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 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
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 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
她受过高等教育， 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 “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
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 内外。
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她最大的成功是 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 型的大妇。
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 唇。
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
但这点聪明还是钟 书赋与她的。
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 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 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
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 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 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 穿你的西洋镜”。
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
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 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二 写《围城》的钱钟书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
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 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
他 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 是长孙，出嗣给长房。
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 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
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 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
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 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
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 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
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 书居长。
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 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 的奶，有“痴气”。
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稚气、呆气、 淘气等等。
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呒著呒落”（“著三不著 两”的意思——我不知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
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 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
也许钟书的“痴 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
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
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 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
想来那时候的“痴气”只是稚气、呆气，还不 会淘气呢。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
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 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
可是周岁有了“钟书” 这个学名，“仰先”就成为小名，叫作“阿先”。
但“先儿”、“先哥”好像“亡儿”、 “亡兄”，“先”字又改为“宣”，他父亲仍叫他“阿先”。
（他父亲把钟书写的家信 一张张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帖上题签“先儿家书（一）（二） （三）……”；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
）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 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钟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哲良’， 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
”这也许因为 他思念伯父的缘故。
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 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
“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
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 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
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 霸。
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
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 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 个秀才。
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
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 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 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
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
伯父 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
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 子送入小学。
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
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 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 挨了老师一顿骂。
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 家。
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 《尔雅》。
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
”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
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 的文笔不顶好。
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 教。
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
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 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
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
他 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
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
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
钟书总跟着去。
伯父化一个铜 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 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
家里 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
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 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 子”读如“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 就是猪八戒。
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的， 家里不藏。
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
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 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我记不清）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 曲曲等等。
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
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 青龙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 《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我们在牛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 使哪种兵器，重多少斤，历历如数家珍）。
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 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
钟韩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伯父和钟书却是 “老鼠哥哥同年伴儿”。
伯父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教钟书上、下、左、右打那 四棉花，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
伯父爱喝两口酒。
他手里没多少钱，只能买 些便宜的熟食如酱猪舌之类下酒，哄钟书那是“龙肝凤髓”，钟书觉得其味无穷。
至今 他喜欢用这类名称，譬如洋火腿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
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 伺机把钟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钟书哭。
钟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
钟书和我讲起旧 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 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
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 把窍门拧塞了。
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
钟书小时候最乐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阴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堂姊已出嫁）。
他们 往往一住一两个月。
伯母家有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跟着庄客四处田野里闲逛。
他常和我 讲田野的景色。
一次大雷雨后，河边树上挂下一条大绿蛇，据说是天雷打死的。
伯母娘 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烟，后来伯父也抽上了。
钟书往往半夜醒来，跟着伯父伯母吃半夜餐。
当时快乐得很，回无锡的时候，吃足玩够，还穿着外婆家给做的新衣。
可是一回家他就 担忧，知道父亲要盘问功课，少不了挨打。
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钟书，可是抓到机会， 就着实管教，因为钟书不但荒了功课，还养成不少坏习气，如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等。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无锡。
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
亲友介绍 了一处，我父母去看房子，带了我同去。
钟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
那是我第一次上 他们钱家的门，只是那时两家并不相识。
我记得母亲说，住在那房子里的一位女眷告诉 她，搬进以后，没离开过药罐儿。
那所房子我家没看中；钱家虽然嫌房子阴暗，也没有 搬出。
他们五年后才搬入七尺场他们家自建的新屋。
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 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 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
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 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他说，和我母亲说话的大约是婶母，因为叔父婶母住在最外 一进房子里，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间一进，他父母亲伺奉祖父住最后一进。
我女儿取笑说：“爸爸那时候不知在哪儿淘气呢。
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 女孩子，准抠些鼻牛来弹她。
”钟书因此记起旧事说，有个女裁缝常带着个女儿到他家 去做活；女儿名宝宝，长得不错，比他大两三岁。
他和钟韩一次抓住宝宝，把她按在大 厅隔扇上，钟韩拿一把削铅笔的小脚刀作势刺她。
宝宝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
兄 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肩上刻了“刺宝宝处”四个字。
钟韩手巧，能刻 字，但那四个字未经简化，刻来煞是费事。
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 现。
后来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主提出赔偿损失，其中一项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个不成形 的字，另一项是钟书一人干的坏事，他在后园“挖人参”，把一棵玉兰树的根刨伤，那 棵树半枯了。
钟书十一岁，和钟韩同考取东林小学一年级，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
就在那年秋 天，伯父去世。
钟书还未放学，经家人召回，一路哭着赶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 已不省人事。
这是他
有关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的内容与资料
最后一次演讲 目录原文文章背景作者简介主旨感悟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
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 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
有事实拿出来说啊
（闻先生声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
（鼓掌）这成什么话
（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
你站出来
是好汉的站出来
你出来讲
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 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
无耻啊
（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
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
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现在李先生为了争 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
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 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
（捶击桌子）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
在害怕啊
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 怖啊
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
你们完了，快完了
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
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
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
告诉你们， 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
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
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
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 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
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
你们完了，快了
快完了
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
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
我们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
（热烈的鼓掌）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
他住在中国的时间 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
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
“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
（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
（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
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属于云南人民的。
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
（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
特务们
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
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长时间的鼓掌）[1]编辑本段文章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内外勾结，疯狂策划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妄图使中国永远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这种倒行逆施，自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主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方面撕毁政协会议，派兵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另一方面，在他们暂时统治的区域制造白色恐怖，甚至采取暗杀手段疯狂镇压人民。
1946年7月11日，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遇害。
7月15日，云南大学召开追悼李公朴先生的大会，闻一多先生主持了这次大会，会上由于混入了国民党分子，在李公朴夫人血泪控诉的过程中，他们毫无顾忌，说笑取闹，扰乱会场，使人们忍无可忍，李夫人刚刚离开讲台，闻一多先生就拍案而起，满腔悲愤的发表了这一篇演讲。
会后闻一多先生又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在他离社返家途中，被特务分子暗杀了。
这篇演讲就成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讲。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闻一多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汉族，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
湖北浠水人。
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新月派代表诗人，代表作有《红烛》、《死水》、《唐诗杂论》、《楚辞校补》、《古典新义》等。
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原名闻家骅.男.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国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长。
出版书籍《闻一多全集》 。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闻一多之子闻立鹤也身受重伤。
台湾学者陈永发表示：“闻一多遭暗杀事件，是国共内战转折的重要关键。
当时国民政府处理不当，被批为法西斯独裁，让红色政权赢得知识分子、学生支持，甚至连国际舆论、支持也开始转向。
”。
闻一多被暗杀后，举世震惊，当时在庐山的蒋中正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唐纵彻查，暗杀事件很快就破案，李文山和汤时亮由宪兵司令部举行公开军法审讯，两人经审讯后被枪决。
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也因此被撤职。
事实上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安排了两名死囚充当凶手被枪决，真凶早已逍遥法外。
陈永发表示，整个暗杀事件前後浮现出特务严重的问题，蒋中正已无法精准的掌控整个特务情报系统。
代表作有《红烛》、《死水》等。
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编辑本段主旨感悟 众 所周知，在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殉难的追悼会上，面对反动派的无理取闹，肆意捣乱，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作了一次震憾全国的即席演讲。
演讲结束后，闻一 多先生也不幸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害，那一次演讲也就成了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
虽然闻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但其浩然正气激励着无数爱国志士与后来者， 使他们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奋力拼搏，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一样的敢为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和平的新中国。
演讲中，闻一多先生在严厉声讨反动派的无耻罪行和卑劣行径的同时，也高度颂扬了李先生为民主与和平而献身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而且还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站起来，一起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其无论是在演讲的思想内容还是在演讲的语言技巧上，都可以说是一次杰出的演讲，是值得探讨的。
下面是我对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的一些感想。
开篇，开门见山，别致新奇。
既然是悼词，一般来说，开始是致哀或者述亡者的生平。
但闻先生却别出心裁，一反常规，采取“开门见山”的手法，先声夺人，直趋 主题。
“这几天，大家都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演讲者一开始便义正辞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罪行。
“最卑劣最无耻”、“失掉 良心的中国人”、“偷偷摸摸地来暗杀”更是表现演讲者当时义愤填膺的愤怒，表明了立场和所持的态度，是支持革命的。
内容表达形式多变，各个小节都以其各自的形式为主题服务，思路清晰，脉络分明。
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避免了繁杂拖沓之感，而且另有新意。
一、对比手法的应用演 讲者把不同的人物置于明暗对比鲜明的角度，故意拉大两者距离，并赋予不同的情感色彩，从而达到更佳的表达效果。
如在第二节中，“这是某集团的无耻，却是李 先生的光荣
”把反动派与李公朴置于对比的立场，以反动派的“耻”衬托李先生的“荣”，又以李先生的“荣”反衬反动派的“耻”，两者互为作用。
在强烈的对比中，表现对反动派愤怒与蔑视，和对李先生的赞扬，充分表达出闻一多先生大义凛然，爱憎分明的爱国主义感情。
二、心理的描述通过心理的剖析，往往可以知道某些行为举止的 真实意图。
心理战术的抨击，往往也是最直接、最有杀伤力、最易致敌人于万劫不复的战术。
演讲者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点。
如在第四节中：“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 他们的心理的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
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
在害怕啊
所以他们在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有恐怖啊
”他们“制造恐怖”，根本原因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心理的剖析，一针见血地戳穿敌人的虚弱本质，向时代证明敌人不过是只“纸老虎”，给敌人予压力，给人民予动力。
三、举例引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
用事实说理，可以让反动派的把戏不攻自破，加强说服力。
文本第三段中列举了“一二一”事件和李公朴被害惨案，赞扬李先生和昆明青年的伟大献身精神的同时，揭露反动派反革命、反人民、搞谋杀的险恶企图。
第五段中，列举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例子，证明反动派必败、人民必胜的真理。
除此之外，这篇演讲还运用了丰富的语言的表现手法。
例如： 一、感叹句的运用。
闻一多先生的这次讲演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多用感叹句。
用感叹句表达强烈地感情，是对反动派的无耻和卑劣行径的怒不可遏的血泪控诉，是对李 先生殉难的悲痛和对李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的赞扬，是情感的喷发，是心灵的怒吼。
感叹语句，短促而有力，表达效果强烈。
二、反诘句的运用。
例如：“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
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
”“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
”运用反诘句，加强了肯定的语气，使感情表达更强烈、更震憾人心。
文本的结语写得锵铿有力。
古人写文章都讲究“凤头，猪肚，豹尾”，所以，一般说来，好的文章必然会有好的开始和好的 结局。
闻一多先生在结束语中，把主题升华到另一个高度，“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 门
”以发出号令的形式向敌人发出一战到底的挑战，也在向世人宣告，不仅他闻一多，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将会站立起来，与反动派决一雌雄，同时表达了广大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纵观全场演讲，可谓感情强烈，到了激昂之处，其感情以肢体语言进行表达和发泄——捶击桌子（这是无声语言表达的一种 方式，这是一种情感愤怒到极点的声音），可以说，闻一多先生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表达一种感情，一种思想。
而且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多用口语，但又没有使演讲流于空乏、累赘。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
是一篇激厉的战斗檄文
是一个换起人民觉醒的施号令，同时也是爱国民主人士的战斗宣言
演讲稿的一开头，闻一多先生便直截了当地连连发问：李先生遭此毒手究竟犯了什么罪，那些刽子手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而只敢偷偷摸摸地搞暗杀。
其中接连的发 问，问句中又夹带着感叹句，如山崩水泻，势不可挡，一开始就把演讲推向了高潮。
又如： 诸位要请我辩论一下，人类已获得自由了吗
要辩论人走他自身的合法 所有者吗
你们已经宣告了这一点。
我还要为奴隶制是 不正当的进行辩论吗
对于共和党人这难道还是问题吗
难道送个问题还要作为极难解决的问题，而不得不运用令人怀疑且艰涩难懂的正义原则来解决吗
今天在众 多的美国人面前，把演讲划成A、B、C、D，再分成1、2、3、4，从相对、绝对、否定、肯定各个方面来证明人人都享受自由的天赋权利。
那在人们眼里我将 成为什么样子呢
这样做将使我显得十分滑稽，并将使你们的悟力蒙受奇耻大辱。
苍穹之下，无人不晓：奴隶制于人类走不适当的
（《应用写作》(月刊)《如何写好演讲稿的开头》2004年第3期） 最后一次演讲的文本并不完整，真正的演讲全文并不是这样，这只是演讲的的前段。
字词释义 卑劣：卑鄙恶劣。
诬蔑：诋毁和破坏名誉。
蛮横：强横而不讲道理。
赋予：给予。
挑拨离间：搬弄是非，使别人不团结。
刘绍唐 什么时候出生
刘绍唐：记文学》之父 《传记文学》创办人、社长、发行人刘绍唐(192110月14日——2000年2月12日)，原名宗向，笔名李光裕、吴中佑，辽宁锦州人，原籍河北芦台。
“九·一八”事变后，刘流亡山东、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入西南联大，后由北大毕业；曾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
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被美国新闻处译成16国语言出版。
刘绍唐到台后，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社”和“中央党史会”，与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触，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的现状，于1962年创办了《传记文学》。
人生简历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夏，毕业于沪北中学初中部；七月，抗战军兴，旋在上海考入时迁南京、为收容东北流亡学生而设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九月二十父亲病逝上海，年六十岁；秋，独自由上海前往南京板桥镇报到；冬，南京告急，由校长王先青（宇章）率领先后撤至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备尝艰苦。
二十七年春，学校在湖南湘乡县永丰镇复课，师生以校为家，课余任“墙报”编辑，兼画刊头、插图、漫画，以“她四岁了
”、“那山好比这山高”两张漫画闻名全校，后以战火南移，学校再经广西、贵州播迁四川，先在重庆上课，继迁往自流井新校址，课余以各种笔名向陈纪滢（寄瀛）主编之“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投稿。
三十年夏，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设于云南昆明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济系，课余仍向文艺刊物投稿，以稿费帮补生活费。
三十一年，母亲病逝辽宁锦州，年五十八岁。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十五，八月，抗战胜利，三校纷纷计划复员平津；九月四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介石）〕任胡适（适之）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未回国前由傅斯年（孟真）代理。
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学生依志愿分发三校肄业，计愿入北京大学者七百四十三名，刘绍唐名列其中；九月，胡适抵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十月十日，北大举行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入学后（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曾在图书馆工作，对近代史和民国人物传记有浓厚兴趣。
三十七年，在北大大四补修未完之几个学分，半工半读，在大学秘书处任兼职职员，在此之前，“自己有机会干过报人，也曾出过报纸，我的报纸曾拥有不少的读者”（“红色中国的叛徒”），同年修毕所有学分，自言：“从西南联大到北京大学，作者确是一个受过多年自由主义教育的人。
”（“红色中国的叛徒”初版代序“作者的几点说明”）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北平沦共，旋接到北大“暂予停职”通知，于失业后为求生活，参加“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由于是时该团“只是一个空架子，干部正在遴选中，我们已被集中在一个曾为‘帝国主义兵营’的地方体验生活”，稍后“南下工作”变成“志愿参军”，成为“人民队伍”一分子，于经过“体验生活”、“学习”后，编入“南下工作团”先遣工作队第三小组；四月，于（润之）、朱德（玉阶）颁布“渡江命令”之时，随南下工作团由北平经天津、郑州、许昌南下，任“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随军记者；五月，于共军攻占武汉后，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司令员林彪（毓容）〕政治部〔主任谭政（举安）〕宣传部，任秘书工作；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立于北京。
三十九年，年三十，夏，于对“革命实际”之“失望已忍无可忍”之时，决定“蓄意求去”，自言：“一年多的时间，我有如被嵌在一个不能稍作伸缩的机器里边，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我绝不能主动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动地接受配给。
我，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踏进‘革命实际’，我们都被迫而失去了有关个人的所有。
在‘革命实际’中，我看到许多企图调换工作而遭拒绝的人，许多不满意配婚而被惩处的人，许多企图脱离‘革命’而再被‘集中学习’的人，许多溜走而又被抓回，经过一次‘斗争大会’便不明下落的人。
正因为我知道得太多，我与处理这些工作的支部与首长接触的机会太多，纵然我自己的失望已忍无可忍，但我从未在行动上、语言上，流露一点久已蓄意求去的迹象。
”（“红色中国的叛徒”），于决心“背叛革命”后，伺机窃取“四野”两张“军用护照”，故意布下乘车北上疑阵，然后秘密由汉口出走，乘粤汉铁路火车经岳阳、韶关南下，再由广州乘广九铁路火车逃离“铁幕”，安全抵达香港，“我背叛了‘革命’，内心的兴奋与愉快是无法描摹的，像经过持续年余的阴雨天，第一次见到阳光”，由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所学识之第一句广州话歇后语为：“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历久不忘，意谓没有鼻梁承着眼镜，“冇”，没有也，“冇得顶”，无与伦比之谓也），局处斗室，在斗室中铺纸，奋笔直书，将一己在共区年余之所见、所思、所闻，陆续写成六十篇短文；冬，只身“避秦”来台。
四十年（一九五一）二月，将前撰之六十篇短文汇刊为“红色中国的叛徒”〔出版前曾在台北“中华日报”（社长叶明勋）发表，以报导真实可信，文笔清新幽默，见报后轰动一时，美国新闻处特加转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四十五年十二月印行五版〕，卷首冠以“作者的几点说明”（初版代序），说明共六点，其（四）云：“我自信，这本书的报导，绝无任何夸大意味。
我认为唯有这样，才更能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共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
不然的话，任何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敌人，都将会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损失。
”出版后大受欢迎，并由美国新闻处购得译文版权。
四十一年下半年，胡适为“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撰序，其中提到：“读者应该记得刘先生笔下所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 ○年间的情形，那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征服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正是他们的‘蜜月时期’，可是年轻人的失望却已经渐渐的开始了。
……本书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一位角色曾经这样的说过：‘要想改造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件终身的工作。
’我们这位年轻的作者已经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明了红色的罗网已经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所谓‘洗脑’运动还没有发动以前，就逃了出来。
以后就在一九五二年发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
”四十二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英文译本（胡适撰序，贾德超、华尔德·亨利合译，译本由美国纽约、波士顿及加拿大三大出版公司同时出版）。
四十三年六月，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稍后任为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编辑，曾主编“国魂”月刊；七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泰文译本（内添大幅精美插画十余幅，曼谷印行）；十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阿拉伯文译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版）；同年蒋经国为国防部“青年战士报”社长唐树祥夫妇证婚，以介绍人身分在婚礼上致词，语多诙谐，其后获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简称“设考会”）主任委员崔书琴师任为该会编审，后升总干事，“以属员身分追随他工作过几年”（“永念书琴老师”）。
四十四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日文译本（日文译名为“北京的落日”，又名“新闻记者所见之中国革命”，村石利夫译，东京“国际文化协会”版）；八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印度 Urdu 文版（印京新德里版，另有四十四年五月印度 Malayalam 文、四十四年九月印度 Hindi 文译本）；同年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韩文译本（韩文译名为“北京的黄昏”，李相昆译，南韩首都汉城“中央文化社”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德文译本（德文译名为“我来自红色中国”，西德首都波昂版），又“红色中国的叛徒”尚有葡萄牙文译本（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计共译成十三国、十六种文字，并经联合国采为数据；同年以此获蒋中正总统单独召见，慰勉有加。
四十六年七月十日，崔书琴师病逝台北，年五十二岁。
四十七年，敬撰“永念书琴老师”一文为悼。
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榆林王爱生在台北结婚〔两人由查良钊（勉仲）师介绍认识，刘绍唐“是他赏识的学生，因此对他的婚姻大事也特别关心”（王爱生“纪念查良钊先生”）〕，胡适师手书“墨子”鲁问篇语“钩之以爱，揣之以恭”为贺，婚后育一子（嘉明）、一女（嘉文）。
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十二，二月五日，时值春节，春节期间去向老校长胡适拜年，其“漫谈传记文学”记云：“我很荣幸的有一次和胡先生讨论创办‘传记文学’杂志的问题。
……我说，胡先生您提倡传记文学，但是您是以单人匹马方式来提倡，为何没有想到办个刊物来推动呢
假如您三十年前（从写‘四十自述’算起）办个月刊，甚至于季刊；如果您太忙，可以请朋友学生协助来办，那么这三十年来的累积成绩一定非常可观，到现在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宝库；也没有人再不承认传记文学这门学问了。
当然这是一个假定，胡先生也不可能在七十高龄的时候再创办刊物。
但他对我这一假定很感兴趣，他表示很遗憾没有这样做。
最后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正在计划筹办一个‘传记文学’月刊。
没想到胡先生的反应，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成，他说这事谈何容易，每月需要十几万字至几十万字，哪里去找那么多信而有征的稿子。
最后，我了解胡先生年老气衰（时已患有严重心脏病），不复有当年的锐气了，另一方面他晚年受了乾嘉学派考证癖的影响，不大相信人家写的东西，他认为每一期十五万字也好，二十万字也好，如何能够使它成为信史
当时我就跟他辩论，我说我有几个原则（也是我后来“传记文学”创刊时稿约所定的原则，后详），可以使它尽可能的成为可信的史料；如果二三十万字，字字句句都经过‘考据’才发表，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胡先生当时点点头，不过他举了个例子，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刊登‘许世英回忆录’的期刊，他说：静仁（许世英字）先生这篇回忆录，其中就有许多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
……他说，你要办个刊物的话，将来难免有这类错误。
我并不因为胡先生不热心帮助的态度而气馁，我认为胡先生是受了考据癖的影响。
”前引“后详”所指者为“三不主义”：“第一：不登以化名或用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发表时必须署真名。
第二：是不刊登当事人健在（自写回忆录或自传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酬的诗文。
第三：是‘不炒冷饭’，也就是不刊登在其它刊物上发表过的旧文章。
”二十四日，胡适病逝台北，年七十二岁；六月一日，“传记文学”杂志创刊于台北，每月一册，由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孟邻）题写刊名，任发行人（实则集发行人长、主编于一身，由邀稿、审稿、校勘、考订，从不假手他人），撰发刊词“我们的想法与作法”，强调“传记文学”不仅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也必然创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新风气”，同时于创刊伊始之时，“谨愿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两语而自勉”，创刊号先声夺人，作者阵容鼎盛，均一时之选，计有：毛子水（准）、蒋复璁（慰堂）、吴相湘（良善）、沈刚伯、陶希圣（汇曾）、梁寒操（均默）、秦德纯（绍文）、李朴生（沃龄）、苏雪林（梅）、邹文海（景苏）、戴君仁（静山）、吴延环、浦薛凤（逖生）、刘崇鋐（寿民）、张秀亚，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之喜爱与支持，属手作式、夫妻档、自耕农、个体户之“传记文学”，创办初期，筚路蓝缕，实行“苦干实干，一部六成新的脚踏车，骑着四出奔波，拉稿、跑印刷厂。
每逢出刊之日，全家总动员，帮忙封装杂志，然后再送邮局。
”（吴相湘“创业维艰 期再创新”），以广交游，加上人缘甚佳，经常到处拜访党国要人邀稿，“猛稿”源源不绝，此后一直视一手创办之“传记文学”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蒋永敬语），常言：“有这个杂志，我的生命才有乐趣。
”五十二年九月，黄郛（膺白）夫人沈亦云（景英）首次莅台，以沈云龙（耘农）之介，以所撰之“亦云回忆”分期交“传记文学”按期发表，“她对绍唐兄特别器重，有时竟称之为‘野史馆’馆长，乃至径呼他‘刘馆长’而不名”（沈云龙“‘野史馆’与‘后野史亭’），人称“刘传记”。
五十四年十一月，于全国各界隆重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时，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发表“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一文。
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八月，“传记文学杂志社”由台北和平东路二段七十六巷四号之一迁往永康街七巷十八号之三（六十八年迁至信义路二段二三○号“信义华厦”四楼之一自置现址），在此前后于“传记文学杂志社”外，加设“传记文学出版社”，编印：1. “传记文学丛书”〔为三十二开本，由数万字至十数万字不等，截至七十九年（下同）共刊有一百零四部，第一部为刘绍唐等着之“什么是传记文学”，2.“传记文学丛刊”〔为二十四开大本，容纳二十万字以上之著作，共刊有一百四十部，第一部为王云五（岫庐）之“谈往事”〕，3.“传记文学集刊”〔共四部，其中包括由蒋复璁、梁实秋（治华）主编之“徐志摩全集”（每部六辑），由蒋复璁、薛光前（桂生）主编之“蒋百里全集”（蒋中正题签，每部六辑）〕，4.“民国史料丛刊”（与吴相湘主编，十六开大本精装，第一辑共二十二种，三十八册；以上四大类丛书、丛刊之书目详载“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二期）。
五十六年一月，在“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发表“关于传记文学丛刊、丛书与集刊”，同月“中华文学协会”成立，为中华学术院〔创办人兼院长张其昀（晓峰）〕二十分科协会之一，加入为会员；同年中华学术院传记学研究所成立，任为所长，后兼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董事长张其昀）华冈教授；六月，值“传记文学”创刊十五周年，张佛千制联嵌“宗向”及“传记文学”六字，由台静农（伯简）书之同贺，联云：“多士所‘宗’，史乘重立‘传’，高‘文’皆锦绣；一时称‘向’，言行宜作‘记’，后‘学’有楷模。
”九月，出版“崔书琴纪念集”（题张其昀等着，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二十四），卷首冠以以编者名义撰之“崔书琴先生略历”，内收刘绍唐（用名刘宗向）“永念书琴老师”一文。
五十七年十一月，黄季陆（学典）继罗家伦（志希）为党史会主任委员，稍后由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调为党史会纂修〔此据蒋永敬“绍唐先生走了”；卜少夫（润生）“敬佩刘绍唐的敬业精神”作：“他的老师崔书琴先生推荐他到党史会工作。
”〕，与蒋永敬、李云汉在党史会有“三老纂”之称〔传主于六十五年秦孝仪（心波）接任党史会主任委员后申请退休〕。
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所编著之“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传记文学出版社”版，列为“文史新刊”之一），“文史新刊”（四十开本）第一辑共一百种（包括收购已停办之“文星丛刊”及其它著作多种），同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六期发表“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一文。
五十九年（一九七○），年五十，九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发表“百期纪念号敬告读者”，是时喜见“由于‘传记文学’创刊的影响，社会上对传记文学已日渐重视，许多读者开始对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认为“百期纪念号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过去辛劳的纪念，也是未来工作的起点”。
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第四期辟“民国人物小传”专栏，任主编，在“写在前面”中，刊出撰稿原则八项；六月一日，撰“‘民国大事日志’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七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三十年，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沈云龙、吴相湘撰序；六十四年出版第二册（民国三十一年至六十年），七十七年十月出版第三册（民国六十一年至七十年），八十四年四月续出第四册（周培敬撰序，民国七十一年至八十年）〕；同年任“中华民国出版界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欧洲、美国，在此之前曾出席“亚太地区出版会议”，多次率团或随团前往香港参加中文图书展览，并每年至港三数次，每次逗留三数天，终日忙于购书、访友、搜集史料。
六十三年四月，出版与沈苇窗（惠苍）主编之“平剧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平剧史料“富连成三十年史”、“京剧二百年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谭鑫培全集”等十二种，精装十四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版）；七月“传记文学”为纪念创刊十二周年，发起“推荐好书一百种运动”。
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蒋中正总统病逝台北士林官邸，九日，移灵至“国父纪念馆”，三次前往瞻仰遗容；五月九日，梁实秋续弦，与韩菁清在台北“国鼎川菜馆”举行婚礼，柬邀少数亲友观礼，筵仅三席，与夫人前往致贺；六月一日，撰“‘民国人物小传’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六期），同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卷首冠以“编者的说明”，第一辑共十二册，八十八年十月出至第二辑第二十册），“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两套专书，不啻为研究民国史之左右手；七月十日，应英国“国际传记中心”之邀，前往美国参加该中心假纽约“华尔道夫旅馆”举行之“国际传记会议”，在会上作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报告，介绍中国传记之历史与传记文学之兴起，以及“传记文学杂志社”十四年来之简要工作概况，其英文稿除在会议上宣读外，并印发与国际人士参阅（中文原稿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二期，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为参加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在纽约举办之国际传记会议而作”），会后旅美学术文化界设宴欢迎，与顾维钧（少川）、张公权（嘉璈）、程其保（稚秋）、薛光前、董霖（为公）、姚崧龄（仲年）等聚首一堂，访张大千（爰）于其“环荜庵”，至圣若望大学（副校长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参观访问，“本校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物委托‘传记文学’在台总代理，故一面聚餐欢迎，一面举行座谈会”（薛光前“困行忆往”）；十月一日，应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之邀，在“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主讲“漫谈传记文学”（由纪录卓遵宏记之纪录稿收入该中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六辑，并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一月，“传记文学”由第二十八卷第一期元月号起，别开生面，增辟“每月人物座谈会”专栏，逐月邀请该月专题人物之戚友、故旧及其它有关人士与会，共同追忆与论述其生平事迹，包括其家世、家庭、为人、治学、治事、著述、交游、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对社会国家之贡献与影响等，并特邀一位或数字与该月专题人物有特别关系之戚友或有特别研究之学者为主讲人，主讲人备有讲稿，与会者之发言由纪录即席纪录，或自撰讲稿，元月号之专题人物为傅斯年，专题座谈会之主讲人为傅乐成（秀实，伯父斯年），主持人为刘绍唐，与会人士有：毛子水、王世杰（雪艇）、李济（济之）、李方桂、屈万里（翼鹏）、查良钊、陈盘（盘庵）、陈雪屏、张子文、陶英惠；每月专题人物止于第三十一卷第六期，共二十四期，继傅斯年之后，各期之专题人物依次为：黄郛、张君劢（嘉森）、陈布雷（畏垒）、胡适、胡汉民（展堂）、顾孟余（兆熊）、曾琦（慕韩）、陈果夫（祖焘）、吴铁城（子增）、蒋廷黻、朱家骅（骝先）、罗家伦、谢寿康（次彭）、段锡朋（书贻）、连横（雅堂）、陈独秀（仲甫）、张季鸾（炽章）、宋哲元（明轩）、蔡元培（孑民）、张自忠（荩忱）、张作霖（雨亭）、阎锡山（伯川）、林语堂（刊毕，汇刊为“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专辑”第一、二辑）；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蒋总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三次召见”一短文，略云：“我没负责过任何行政工作，但在民国四十二年至五十年的八年间，有幸蒙故总统蒋公单独召见三次之多。
第一次是与我的一本报导大陆的书，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有关。
蒋公除深表嘉许外，并以慈祥的口吻问我：‘你的国文是跟哪一位老师学的
’……一时竟举不出一位国文老师的姓名以对。
记得还是当时坐在蒋公右侧的参军长（编者按：疑为侍卫长）皮宗敢将军看到我苦思的窘状，而以其它的话题解了围。
第二次是蒋公指示党政军负责人‘保举人才’（那时还没有‘青年才俊’的名词），规定每人每月要保举一人，我是被业师故崔书琴教授保举而晋见的。
最后一次是蒋公垂询我对于敌情研究方面的意见，我一边说，蒋公一边用红蓝笔记录要点。
”十二月二十一日，“传记文学”获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丁懋时）授予首届“优良杂志金鼎奖”。
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传记文学”复获“国家文艺基金会”（主任委员吴俊才）授予首届“优良文艺杂志优等奖”。
六十七年一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继“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告一段落之后，新辟“民国史事与人物专栏”，使读者看完每一期杂志，不仅对该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有一较全面而翔实之认识，并且等于保存此一段历史之数据，聘沈云龙以编辑顾问主其事，是期之主题为“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自撰“主题说明”，沈云龙为撰专论“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继“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之后，各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依次为：“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台儿庄大捷四十周年纪念”、“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北京搜查俄使馆事件”、“北伐统一五十周年纪念”、“八二三炮战廿周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之回顾”、“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孙中山先生逝世与奉安大典”、“从联俄容共到绝俄清党”、“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续）、“国共商谈之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回顾与评估”、“政治协商会议的面面观”、“少年中国学会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参政会之由来及其成果”、“广州非常会议与宁粤沪和平会议”、“金门古宁头大捷三十周年”、“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宋教仁与民初国会”、“三个中俄友好同盟条约的历史教训”、“舟山胜利回师三十周年”、“韩战三十周年纪念特辑”、“七七对日抗战的一笔总帐”，每期自撰“主题说明”，画龙点睛，使读者明其来龙去脉；三月三十一日，兄宗晏病逝台湾恒春，年六十岁，灵位安奉于台北松山寺；六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六期发表徐自强撰之“刘宗晏先生事略”；七月，出版“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着，陈香梅译〕，在此之前曾重编重排重印陈香梅著作“一千个春天”、“谜”、“半个中国人”、“陈香梅时间”、“陈香梅通讯”、“陈香梅短篇小说选”、“陈香梅中篇小说选”、“张岳公闲话往事”、“陈纳德将军与我”九种〔尚有“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英文）一书在翻译中〕。
六十八年八月，主持第一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致开会词，主讲人李璜，讲题为“官方修史与民间修史应该齐头并进”，发言者有沈云龙、张玉法、蒋永敬、李云汉等人。
六十九年（一九八○），年六十，三月，主办“黄膺白（郛）百岁冥诞纪念会”；六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列为“远景新刊”(1)，书末殿以编辑后记“‘不误正业’的卜二哥”，七十一年十二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续集，列为“远景新刊”(10)，书末刊有编辑后记“毁誉参半‘卜少夫这个人’”，七十七年六月，八十五年六月续出所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第三、四集，香港“新闻天地社”版，第四集为“挂名”主编，内收刘绍唐“问鼎金氏纪录”一文）；七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发表沈云龙“变节投降者谁曰不宜编列小传
”（书简），对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副刊冯去疾“不宜为变节投降者立传”一文（冯文不满“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刊出关志昌“傅抱石小传”、关国煊“陈望道小传”），不敢苟同，除于六月十日致函“中副”外，复申大义，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栏诸位执笔者秉春秋之笔，援正史“贰臣传”、“逆臣传”之例，为晚近已故变节投降者立传，以彰其丑，以昭炯戒，谁曰不宜
（其后“传记文学”续刊出伪府汪兆铭、温宗尧、曾仲鸣等小传，“红朝”、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宋庆龄、叶剑英、等小传）。
……具体查询
《百年孤独》讲的是什么?
下面是我自己写的读后感，我的微博名#陈盈策划# 可以交个朋友。
这是一个使他们生命终止的时代，一个将他们置于死地的不可抗拒时代，这个时代正在竭尽全力的把这一对情人引到他们灭绝的沙漠中。
——题记。
Per omnia secula seculorumo 是拉丁语“永远永远”的意思。
怀着极大的热情来读这本《百年孤独》，之所以记读书心得，只因《百年孤独》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震撼。
大家应该了解《百年孤独》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没有西班牙语直译，我读的是版本是高长荣老先生参照英文版《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以及俄文版本而译出的，先说说高长荣，他专修过俄文，毕业于西南联大，翻译过夏伯阳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翻译文风老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本，封面素雅，内页书香十足。
这本书开始写拓荒者如果翻山越岭去寻找世间的伟大发明，吉卜赛人如何把“文明”世界的玩意带到沼泽地带这个偏远的马扎多村镇。
接下来写阿拉伯的商人以及外国垄断资本家如何侵入这个盛产香蕉的地方，在疾行的节奏中完成了政权勾结帝国主义者屠杀大批工人，人们如何流血抗争，最后写的是洪水，飓风和蚁群如何把小镇化为乌有。
大意如上，马尔克斯希望通过这个小镇来反映拉美100年来的历史。
所以小说的主体极力地接近当时拉美的历史。
这本书很多地方写的特出彩，小说带有极强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接下来，我把我读到的有意思的地方写下： 1）在第三章，一个混血姑娘说自己和男人睡觉为了偿还房屋的损失，她说自己一夜要接待70个男人，要做十年才还清。
奥雷连诺想自个儿享受他给70个男人的欢乐，所以想去娶她，结果第二天早上姑娘不见踪影。
2）邻居对叫声惊愕，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3）她不够雅致，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
4）原始的朴素的感情叫爱情，哪儿有贫穷，哪儿就有爱情。
5）取得胜利和遭到失败都因名副其实的，罪恶的虚荣心。
6）重新合好的一分钟，比友好的一生还宝贵。
7）她把他的怜悯和两人在贫穷中建立的友情当成了爱情，现在他们恋爱用的旧床已破得摇摇晃晃，逐渐变成了他们秘密谈心的地方，那些照出他们每个动作的镜子已取下来卖掉，那些旧布被单和能激起情欲的绒已被骡子嚼坏。
8）失眠时，想：为什么世界牲畜繁殖不像早先那么多，为什么握在手的钱会贬值。
9）餐桌边的相爱比床上的做爱毫不逊色。
10）学识上的一致是伟大友谊的开端。
11）当时的生活，开头是阅读手稿，终点是在床上。
12）人的爱情是高于一切的，不可抑制的，他俩重又感到无比幸福，他俩坚信自己将要继续相爱，坚信在他们变成逃犯时，仍将久久的爱下去。
13）他们生了孩子，孩子将驱除家庭中固有的致命缺陷和孤独性格。
因为他是百年里诞生的所有唯一由于爱情而受胎的婴儿。
14）炽热的激情耗尽之后，他们在疲倦中得到了所能够得到的一切，一对情人沉浸在不顾无人的世界中，对她们来说，每天唯一永恒的现实就是爱情。
15）他们最后生的孩子，长了个猪尾巴。
（够魔幻的） 16）朋友都是狗崽子
17）爱情的创造能力，经过战争，他说：谁能料到，咱们最后竟会像野兽一样活着
18）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小说的节奏时快时慢，时而说爱情，时而说战争，时而把事件浓缩在一个家族，时而把事件转移到整个国家，时而混乱，时而有序，时而让人惊叹，时而让人伤感中带一丝笑容。
马尔克斯就是这么一个小说家，他的文字很容易触动一个人心底。
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还是要生活下去。
这本小说不仅写过去的时代，而且放在当下也不过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也总在复制着过去的一些经历和事件。
马尔克斯是伟大的，他时而把爱情说的那么激荡，时而把爱情描述得那般生活化，甚至全是劝慰，争吵，责怪，无法休止的性爱，纵容和追逐。
能把这样的内容写得如此棒的，在中国的文学中，曹雪芹的“抄检大观园”“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可看到，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思想和叙述的角度上和《百年孤独》又相差甚远。
有个小插曲：阿玛兰塔乌苏娜在战争后只收到自己男人的一个邮件声明和过去用的自行车，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对她的劝慰以及竭力表明他们能成为同甘共苦的好丈夫，最后两个人在一起，这是爱情吧
毁灭的爱情
这是男人在面对灾难后对爱情的旁观，而在倾城之恋中，最后白流苏范柳原的爱情又是真的吗
张爱玲用女人的眼光来分析：他们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难。
这个也让我思考。
灾难面前的爱情。
爱情永远永远，孤独永远永远，新生永远永远，马尔克斯永远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