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1、天生我才 李约瑟本身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在研究中国问题之前，已经是国际知名的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
虽然他不是汉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但良好的科学素养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
美国科学促进会于上世纪提出了“2061”计划，是为了提高全体美国人科学素养而制定的一个计划，他把生物和保健、科学与技术、数学、物理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社会知识等八个方面的才能确定为科学的基本素养。
具备了这些基本素养的人就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根据需要进一步的自学科学知识，掌握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科学技能。
我们的教育也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不断的改进，使更多的中国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2、英雄本色 李约瑟是一个很另类的人，他曾经是一个裸体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有着很强的“婚外恋”偏好。
他在结婚以后，依然有婚外的情人，对此，他的夫人是认可的，因为在他们在结婚之前，他们就有一个约定，双方在结婚以后，只要有生理需要，他们都可以寻找其他的性伴侣。
其实，很多政治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也都有这方面的偏好，只是表现和隐蔽的方式不一样。
也许这和男人的本性有一定关系，对于男人来说，也许年轻的女子更能激发他们的斗志和激情。
从进化论上讲，优秀的男人可以获得更多女人的爱，其子女也更加繁多。
话说回来，正是这个偏好，使李约瑟在1937年，爱上了刚刚从中国来的年轻女学者鲁桂珍。
鲁桂珍和其他两位中国学者是专门来剑桥投奔李约瑟夫妇学习生物化学的，她没想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竟然这么年轻，一种仰慕与爱顿时从心中萌发，而李约瑟也被眼前这个来自古老帝国的东方才女迷住了。
就这样，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情人。
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高校师生之间的性贿赂，这份情感，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奇迹。
3、爱屋及乌 两个人成为情人以后，就开始经常的秘密约会，在双方释放完激情之后，鲁桂珍总喜欢吸一支中国香烟，在她的影响下，李约瑟也开始喜欢一起吸一支烟。
偶然的一天，李突然对香烟盒上的中国汉字产生了兴趣，他让鲁桂珍教他写，就这样，他平生第一次学会了写汉字——“香烟”，随后，他开始迷上了汉语的学习，鲁玉珍还给他起个中文名字——李约瑟。
从此，李约瑟与鲁桂珍的交流更加密切，交流的内容也不只是汉语，还有这个古老国家的文明。
他不但被眼前这个东方女性所倾倒，更对诞生这个女人的古老文明产生浓厚的兴趣。
事实证明，李约瑟不仅在爱情上有“婚外恋”偏好，而且在学术上也有着更强烈的“婚外恋”的倾向。
后来，他把原配夫人“生物化学”放在一边，开始专心于“中国科学技术史” 这个情人来
一个在“婚内恋”非常专业的人才，在“婚外恋”上也注定要创造更大的辉煌。
4、文化苦旅 如果只是在英国研究中国文化，就算再认真，李约瑟也只能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爱好者。
因为任何的闭门造车都很难取得伟大的成绩。
但是，李约瑟非常幸运。
就在他学习了三年的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后，一个历史的机遇光临了。
这期间，抗日战争爆发了。
整个世界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中。
世界各国对日本侵华的多数都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这使深爱中国的李约瑟非常愤怒，他开始积极的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反对战争的看法，批评英国政府的态度，呼吁各国关注中国人民的苦难。
随后，许多关心中国的人士呼吁英国派一个组织去中国，调查那里的情况，并给予支持，而李约瑟正是大家公认的最合适人选。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英国政府的态度开始转变，最终，他们决定派李约瑟以英国文化参赞身份去中国。
同时，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李约瑟从1942年到1946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为战时中国科学家提供了大量仪器和资料，并为优秀学者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中国学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
他以超人的意志进行了4次考察，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未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和即将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在敦煌、云南、福建等地获得了大量文化资料。
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收集了大量文献。
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有极大帮助。
其间，他和许多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成为他终生的朋友。
他还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建立长期的友谊，读后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
5、仕途坎坷 二战结束后，也许是他的亲共身份太敏感，他结束了中国的任务，并被老朋友邀请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并积极投身到自己的工作之中。
但是，好景不长，随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越来越严峻，整个世界被两大阵营的阴霾所笼罩。
李约瑟的社会主义倾向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别重视，他们不能容忍一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工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向美国政府提供了报告，随后，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李约瑟不得不选择辞职。
孔子曾说：“吾不试，故艺”。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人物，也都是在受到不公平的打击之后，才开始自己的学习与研究，结果创造出了许多伟大的奇迹。
正如司马迁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 命运的打击，往往更能使我们浮躁的心平静下来，并产生以一种背水一战的勇气。
这种勇气将促使我们把所有精力集都中到一个可以发泄的方向上去，这个时候，往往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仕途梦想破灭的李约瑟决定回到剑桥大学，把所有精力用在他所喜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上。
6、剑桥圆梦 回到剑桥大学以后，李约瑟开始了的宏大写作计划，并将方案报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社最后同意了他的计划，并确定该书规模必须限定在7卷。
但实际上，这套书的规模最后演变成的越来越大，到25卷还没有出完。
他的计划也得到了剑桥大学的支持，他可以只教生物化学课程，不指导研究生。
这使他可以把更多时间用在写作上。
后来，大学又传来更好的消息，他可以不教任何课程，把全部经历都用在他的中国问题研究上。
因为大学也意识到，如果这个超群脱俗的人完成他的鸿篇巨制，势必会给大学带来光彩，如果让他把时间浪费在普通课程的讲授上，那将是鼠目寸光的。
对于剑桥大学来说，一个能写出划时代作品的人，比一个普通的教授更有意义。
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大学给那些具备天才智慧的年轻学者们又提供什么样环境支持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内许多优秀学者整天被各种无聊的授课和评级等压力所困扰，把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大好年华都浪费在繁杂琐事之中
近几年人们总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
其实，不是华人没有才华，而是我们的环境还远远不行。
华人在美国能拿诺贝尔奖，为什么在国内就不能呢
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随后，李约瑟又请来了中国学者当助手，开始了他漫长的中国文化研究与探索。
7、无私援助 虽然李约瑟在中国时，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文献资料，但这些资料对于他的课题研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期间，他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大力支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竺可桢是李约瑟在中国时认识的，李对他的印象其实不是很深，但竺可桢在当时听了李约瑟的有关计划后，留下了深刻银洋。
身为一个科学的竺可贞，他认为自己是最能帮助李约瑟完成这一伟大计划的人。
于是，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有目的的帮助李约瑟收集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资料。
其中一部《古今图书集成》的翻印本就有1万卷，一亿七千万字。
这些资料对李约瑟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李约瑟后开感慨说，这份感激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8、政治风波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和朝鲜指控美国在朝鲜使用了生物化学武器。
苏联主导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组成了一个事件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在中国的真诚邀请下，李约瑟参加了这个异常敏感的小组，并成为组长。
经过中国之行的考察，他得出了“97%肯定”美国使用了生物化学武器的结论。
在冷战笼罩世界的日子里，这一举动无意向捅了马蜂窝一样，是李约瑟成为西方世界的众矢之的。
西方各类媒体和舆论的批判接踵而来，美国把他列入黑名单，不需入境，英国和欧洲很多人也对他发起了猛烈的人身攻击。
这种打击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人才的摧残比起来，也许还算是宽容的。
应该说，冷战意识虽然使西方人民也陷入了一种疯狂状态，但还是保持对知识分子的一点起码宽容。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恐怕李约瑟有十条命也活不下来。
幸运的是，李约瑟当时生活在英国。
我们天天讲“文明”，文明的基本标志是什么
我想，那就是宽容，作为一个曾经辉煌，并即将崛起的民族，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好好的反思
9、一鸣惊人 面对打击，李约瑟没有失去自己的目标，他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写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套书的第一卷终于在1954年8月14日出版了。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本书竟然受到了各方的好评，就连当年的敌人也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一卷首次印刷5000册，全部销售一空，此后，剑桥大学一再重印，知道现在，从未绝版。
此书在李约瑟生前陆续出版了17卷，后来，成为西方学术界一座无比重要的学术丰碑。
在西方学术界完全可以与《牛津英语词典》和《英国名人词典》的影响相媲美，成为人类伟大的知识成果。
紧接着，各种赞美和荣誉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向李约瑟飞来。
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在有生之年得到如此认可，真是一种幸运。
10、人去留影 李约瑟和夫人李大斐，还有他的情人鲁桂珍，一起分享着这份荣誉。
李大斐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鲁桂珍后来也从美国回到英国剑桥，成为李约瑟的助手，并工作他的隔壁，与一起编写他们的巨作。
他们三人的关系一直保持的很好。
李大斐1987年12月去世，享年92岁。
1989年9月李约瑟与鲁玉珍正式结婚，这对相恋51年的恋人终成眷属。
鲁桂珍于1991年11月去世。
之后的岁月里，李约瑟一直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正点。
1994年3月的一个早晨，李约瑟在朋友的问候中，没有痛苦、没有呻吟，安详的走了。
在他不远处的墙上，挂着一副鲁桂珍当年前往美国时留给他的字，上面用中文写着——人去留影。
三、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李约瑟
李约瑟走了，留下的却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他用一生在寻找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迷”，他自己虽然尝试着找了一些答案，其他很多人也在尝试解答他的这个谜题。
但我想，他的价值,不仅在于整理中国科学技术史料本身,更宝贵的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视野，并为后人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他不平凡的一生也为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迷题——为什么是李约瑟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李约瑟
李约瑟没有留下孩子，但鲁桂珍说，《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他们的孩子。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李约瑟的国际地位如何
对李约瑟的评价：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
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
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
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樱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
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的天赋才智。
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
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的影响。
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
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
（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
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
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
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
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作。
后来，我认识到，在这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
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
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
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
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
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
机械钟的发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
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为例子。
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
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
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
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
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
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
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
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
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
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
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
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
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
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
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
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一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
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
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
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
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
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
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
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
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
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
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
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编辑本段]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研究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
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认为是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大成就享誉国际学术界，1968年在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1974-1977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
李约瑟博士的治学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国际大协作。
一 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搜集有关资料，做卡片索引，建立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
李约瑟在37岁以前对中国一无所知。
他自己说：“我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并无家庭方面的联系，也无传教活动的联系。
”当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在冈维尔—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
1936年，三位年轻的中国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李约瑟与他们朝夕相处，开始从身边的中国同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科学文化背景、中国语言文字传统。
这些成绩优异、聪明机智的中国学生使他发现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些与西方相似，中国人不象某些西方人所说的属于“不开发人”之列。
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从37岁起决定学习中文，以便阅读中国原著。
他每周抽出时间，单独跟著名汉学家夏伦教授（Gustave Haloun）学习汉语。
他读的第一部中国原著是《管子》。
扎实的古汉语知识，为李约瑟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约瑟着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现代计算机尚未开始利用，因此，他特别重视编排卡片索引。
他根据学科范围，编辑资料文件夹、照片资料夹、附属文件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
由于这是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多卷本著作，因此每卷必须列出庞大的各种参考书目，他还特意编排了参考书目卡片索引，以备长期查证。
此外，还编有其它专门卡片索引，如中国技术术语卡片索引，还有一个包括古代数千名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的人名索引。
这些资料，后来构成了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馆藏。
李约瑟博士重视对中国古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和考证。
他除了参考各个学科历代相传的重要图书外，还从有关词典学文献中发现许多重要资料，从历朝历代的正史中搜集天文、历法和声学方面的资料，并参考数以千记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有成就的人物传记资料。
他非常重视对古文献资料的考证。
李约瑟说：“我们总有这样一个经验，每当开始写新的一章时，我们就面临术语混乱的局面。
过去存在这么多的曲解和误译，这么多以假乱真的传说，这么多写错的日期和误解。
再则，还有表示某一专门学科或技术术语方面的困难，即所谓必要的行话。
在现代科学的西方语言中有，在古代及中世纪科学的汉语中也有。
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术语是相当难办的，例如在中国医学方面，翻译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
” 李约瑟博士善于利用第二手资料，即从已经出版的各个专门学科史的著作中寻找利用文献资料的捷径，如参考已经出版的数学史、天文学史、昆虫学史和医学史著作。
李约瑟博士还强调参考非中文文献，主张在做出结论前，还应该考虑非中文文献。
这些文献不仅包括日文、朝鲜文、越南文及东亚其他文字的文献，而且包括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后起语言的文献。
为了掌握全部上述文字，常常需要参考译本。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不仅仅限于文字证据。
他认为，无论是刻在墓石上和庙宇里的各种图象和图片，还是绘在墙壁上的壁画，或插在书中的木版画插图或其他复制品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
考古学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图象。
他曾经与王铃根据图象实物提出一个论点：船尾舵一定是三国时期（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一项发明。
后来，他与鲁桂珍在广州发现了一只从汉墓出土的装有船尾舵的明器船，从而纠正了原先的论点。
另一个例子是：敦煌石窟中有一幅画，现在保藏在法国巴黎基迈博物馆（Musee Guimet A Paris）。
画中，佛在打坐，群魔正在打扰他，有的全副武装。
其中一个魔鬼头上饰有3条蛇，手中握着一个火焰发射筒，火焰向前直喷。
这是喷火枪的最早图片。
他据此得出结论，喷火枪不比投射炸药包的火炮早，但肯定早于火箭。
二 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二个方法是：注重实地考察，实际感受传统工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理解中国古籍中描述的科学技术，而且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获得启发。
李约瑟博士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于重庆，1943年 他说：“为了研究生活传统问题，很有必要在中国长大，或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否则，就难以真正懂得书中的许多东西。
一个人必须受过专门训练才能自己去搞真空蒸馏，或是去完成滴定。
一个人必须乘坐中国船去航行，才能真正了解头篷帆。
同样必须熟悉中国小小的豆腐厂和酱油厂，才能知道如何制作豆腐和酱油。
” 1942年，李约瑟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前往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
李约瑟最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为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提供援助，包括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科学信息和沟通中国与外国（尤其英美）之间的科学交流。
在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实地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
这些学者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
他们同他讨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等一系列学术问题。
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每门学科史中的关键问题。
李约瑟逐渐积累了足够数量的中国典籍。
李约瑟考察了中国的科学现状，并对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有所了解。
他认为，中国人一点也不亚于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在许多领域甚至远在欧洲人之上。
有些成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中国古代科学是世界科学的一部分。
他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中阐述的各种基本思想差不多在这时已经形成。
四年援华任务结束后，他想到今后唯一要做的紧迫工作是，撰写一部西方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著作。
三 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三个方法是：注重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了一些火药，以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
李约瑟通过对整个火药史的研究，得出结论：火药中硝的成分是逐渐增加的，很可能最初硝、硫、炭的比例相等，或硝的比例还少一些，越到后来，火药的威力越强，燃烧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硝的成分逐渐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
这是理论上的最佳数量。
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与他的合作者说服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专门配制了一些火药，含硝量由百分之二十到九十不等。
有一天，他们去研制局所在地肯特郡的海思戴德堡（Fort Healthstead of Kent），把这些火药逐个点燃来进行观察。
李约瑟设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火药不同成分整理出来，用图表进行比较观察。
从《武经总要》、《火龙经》及十四、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古籍记载中发现，硝、硫、炭的成分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表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试验，后来的配方也围绕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从早期阿拉伯及欧洲记载中，发现这种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心附近，似乎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一开始就知道该怎样配制最佳的火药了。
火药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的知识也同时传入了欧洲。
四 中西比较研究科技成就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四个方法是：站在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的高度，把中国科学文明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地位，从而纠正了西方过去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各种错误看法、误解和严重低估。
他所做的中西对比重要发现如下： [1] 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是法国数学家霍纳（W.G. Horner，1786-1837）于1819年建立的，但是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实际上与霍纳法一致，却早于霍纳572年。
[2] 当西方人争论谁在1615年左右最先发现太阳黑子时，中国早在公元前18年以来便系统记录了太阳黑子，比欧洲早了1500年。
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间，中国有90项超新星记录，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电天文学家感兴趣的蟹状星云的残迹，而西方过去对此闻所未闻。
中国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间有581项彗星记载，公元前467年记到哈雷慧星。
[3] 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的发明。
中国在723年僧一行已制出这种装置，1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构造中便有机械钟。
这种中国时钟由英国人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复原后，每小时误差仅在20秒以内。
[4] 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及磁感应性了。
在英国人尼坎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于1190年在欧洲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之前，沈括（1031-1217）已于1080年对磁针作了描述并指出磁偏角。
欧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十五世纪。
指南针知识是在十二世纪通过西辽经陆路传到西方的。
[5] 西方人在十三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记载以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1044年的《武经总要》更给出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
[6] 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一小块铸铁，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1500年。
他还根据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冶炼炉与后来西方的冶炼炉作了对比，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7] 在植物学方面，明代朱橚于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举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种，对其生态特征、地理分布和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并附有精美的植物插图。
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布雷安特（Charles Bryant）才开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价值，比中国晚400年。
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图出现于1475年德国人康拉德（Conrad）的《自然志》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69年。
[8] 中世纪中国从人尿中提制性激素，是一项最大的生物化学成就。
西方认为尿为污秽之物，直到1927年阿什海姆（S. Aschheim）和宗德克（B. Zondek）才从尿中获得性激素。
在中国，叶梦得（1077-1148）在《云水录》中已描述了从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9] 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一个学科——免疫学，产生于人类为预防天花而进行的种痘实践中。
葛洪于300年最早记载了这种疾病，在1000年已经发明天花预防接种，1500年中医已公开著书介绍这种疗法。
这时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许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
中国种痘法西传后，1700年经土耳其传到英国（1722年，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兰堡朝廷大使夫人沃尔斯莱·蒙塔古夫人-Madam Mary Wolseley Montagu-让自己的孩子们全种上痘，并把种痘术带回英国，在欧洲广为宣传）。
十九世纪初，爱德华·真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现了牛痘苗可安全预防天花。
[10] 中国至迟在公元前200年的汉初，就有了有效的胸带挽具，公元六世纪有了更进步的颈圈挽具。
这两种有效的挽具直到公元1000年欧洲才开始出现。
西方过去用颈肚带挽具，拉力来自颈部，极易使牲畜窒息。
五 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五个方法是：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论证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源。
李约瑟博士是一位有科学哲学头脑的科学史家。
早在三十年代，他不仅是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的一流生物化学家，而且对哲学、宗教和伦理学感兴趣，并开始涉足科学技术史。
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 Riddick Partington，1886-1965）教授对李约瑟博士产生了影响。
帕廷顿教授的名著有《应用化学的产生和发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希腊火和火药史》（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er）和四卷本《化学史》（A History of Chemistry）。
他通过帕廷顿认识了伦敦著名科学史家桑格尔教授（Charles Singer， 1876-1960），经常与其讨论科学史问题。
他还读过福斯特（Michael Foster）的《生理学史》（History of Physiology）和丹皮尔-怀特海姆爵士（Sir William Danpier-Whitham）的《科学史》。
他还喜欢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早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前，他就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
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出关于科学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李约瑟第一次听到有关科学与生产实践、社会经济背景及其他意识形态关系的论点。
他开始发表一些科学史方面的文章，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于1932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历史的奠基之作。
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
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
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
在内史与外史结合研究时，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
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西方所经历过的封建主义和中国、印度的封建主义，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过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
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西方现代科学的崛起是和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是改革运动，第二件是资本主义的兴起。
资产阶级取得国家领导权，近代科学也就同时崛起。
资产阶级在十六、七世纪确实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他们确实在发动科学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
他说：“我们不接受任何先人之见，然而我们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重要性。
这种方法已经普遍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
即使他们发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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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是，书只是一个模板，是著者的灵感产物，所以书不等于灵感。
请问制度为什么重要
“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结论，目前已经被认为是制度分析最大的成就。
尽管，仅从社会变革中的制度变迁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现实，人们就可以得出制度对经济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但关于“”这一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仍然是个苏格拉底式的或带有逻格斯诉求的问题。
因此，分析和研究“”这以命题，仍然是也只能是制度分析或制度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所有人际交往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当且仅当人们的行为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时，个人行为和决策才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就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而言，人们也需要制度来秩序化经济生活，经济交易和行为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作用。
制度和规则，包括群体习俗与惯例的存在，对于形成稳定预期和维系社会的经济行为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在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共同体成员满足其经济目标的程度上，制度的类型和品质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差异。
如果试图揭示这一命题，我们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寻找证据
因为，制度演化分析认为，制度和制度理论都不是一种先验的、观念的、和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复制品。
它反对那种将制度视为出自上帝之手，出自社会正义或者出自完全理性的产物。
它将通过把先验的社会正义以及完全理性从制度的特定领域中排除出去，而明确区别先验的制度和经验的制度。
制度演化分析也不认为制度是超人的权威体现，却坚持认为制度不过是以人类经验为基础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技术（social technique）。
纯粹制度理论拒绝成为一种关于制度的形而上学和机械主义的逻辑学，它是从关于制度的假设中，从对实际制度思想的逻辑分析所确立的基本规范中来寻求制度的基础，即制度的效率理由。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理性最大”的假设认为，每一种经济行为的根源都在于利益驱动和效率诉求，而否定主体意识中客观存在的情感、兴趣、偏好和个体的价值多样性。
在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假设下，它对经济现象中源自于有限理性和非对称信息所导致的不确定性采取了回避。
由此产生的一个使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矛盾是：科学的基本原则即真理的一元性，与经济主体价值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正是这一矛盾，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在揭示“”这一问题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制度分析则从人的多样性和主体相关性这一现实出发，试图解释在资源稀缺和存在利益冲突的条件下，社会秩序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以及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扩散，制度分析试图揭示个人行为在社会中的形成依据，并解释社会秩序形成和演化的内在逻辑。
人际交往的一个前提是存在某种“共同的知识或信息”。
如果缺失了这种知识和信息，社会中的任何交往和交易行为都不可能发生。
例如，个人通过诚实劳动获取的财产应当受到保护，而他人无权通过非正当手段侵占。
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性的规则对抢劫和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和非道德行为进行约束，个人经济行为就不具有稳定的和可预见的决策依据，从而导致交易无法发生。
其实，我们所提到的“正当”和“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共识性的知识和信息，而这两者都是社会信任赖以存在的前提。
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各类交易行为，都依赖于某种信任、共识和惯例。
信任以某种价值观作为支撑秩序的基础。
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日常生活中，我们与熟悉的人进行交往的前提是信任，但我们都无法避免与陌生的个人或组织进行交易。
例如，我们将钱存入一家不熟悉的银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病后到当地医院看病，并允许一位不认识的医生为你实施手术；被歹徒抢劫后，你会报警寻求帮助；你会委托船运公司将货物发给地球另一端的客户等等。
所有这些行为之所以发生，简单来说是因为：这些人都具备某种社会规范所认可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但同时他们都受制于社会法律制度和行业规范的约束——对欺诈和暴力以及机会主义行为施加的惩罚性约束。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缺失了这些带有针对机会主义和不可预见行为进行约束和惩罚的制度，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同样，一个社会中，如果社会规则得不到普遍的遵守——例如战争和内乱时期社会濒临崩溃的情形——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正常的交易和交际行为就无法展开，整个社会也必然陷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中。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特定的共同体而言，防止无序混乱的制度型构就成为保障人们的生活、价值追求、安全感和构筑共同体的基础。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一种失败了的制度体系混乱中转向一种新的秩序状态的过程，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协调经济和社会博弈行为的规则和制度的建立。
安格斯·麦迪逊（1995）通过对长期经济史（1820年－1995年）的考察发现，经济停滞和负增长与封闭经济、国内和国际冲突、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对私人创造性和私有制的严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续的、秩序化的增长和发展则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Fraser Institute）。
[1]这一发现引起了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理论家在解释经济增长问题时，吸收了约瑟夫·熊比特和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观点。
他们研究了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竞争作为发现有用知识过程”的重要性。
此外，诺斯等人通过对长期经济史的考察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并非纯粹是个技术和分工的进步以及资本积累的结果，而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交易制度的逐步演化。
他证明，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早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必须完全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赖相互信任并利于形成稳定预期的有力的制度框架。
制度分析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解释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中，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简言之，缺乏一定的制度。
换言之，在亚洲，制度发展的不足导致技术进步成果和潜在的巨大市场无法发挥作用，技术进步无法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诺斯则对此给出了一个更为鲜明的结论经济学00 Institute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明人类的实际行为的：“对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就是对制度创新的研究。
这种制度创新能减少交换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
（North, in James and Thomas, 1994, P258）” 奥尔森（1996）也认为，如果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上的持续 差异。
约翰·鲍威尔森也揭示了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只有借助于某种特定的制度规则，协调才能得以实施，经济效率和生活水平才能提高。
新奥地利学派则通过强调知识扩散和传播的经济效用，发现在调配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原材料，以及由此创造出不断增长的产出方面，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必需的；而对于企业家精神来说，制度则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
此外，哈利勒（参见Voigt, 1993, p23）指出，从长期来看，在人们的基本价值和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
如果制度能实现财富创造，人们就较可能形成对这种经验的体验，而如果他们经历了增长和改善，他们就会高度评价增进信任和稳定预期的制度。
柯武刚和史曼飞指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制度方面，很多研究导致了对苏格兰社会哲学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等早期思想家的先见的再发现。
即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Hume,1965）。
”[2]近来，演化性复杂系统理论再次证明，对于亚当·斯密所说的“管理有方的社会”而言，制度对协调复杂的动态经济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通过将数学和物理学关于“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都可能产生难以预测的巨大效应，并随后引起整个系统的重大冲击”这一混沌理论方法和累积因果原理引入社会系统分析中发现，同样的方法可以解释在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网络中演变的经济生活以及商务活动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演化逻辑。
复杂系统理论主张，人类在经济中的相互交往要极大的依赖于人们可信赖的、相当规律性的行为模式，如果共同体内部特定行为模式受到外部干扰（如政府政策），就会出现预料不到的后果，可能导致产出预期发生变化。
相反，协调活动要求具备关于人际关系和交往协调的较为一般的、抽象的和具有主体适应性的规则，即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总体而言，制度对于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目标具有重大的影响，人们通常对能改善和增进其选择自由和经济福祉的制度存在明显的偏好。
然而，制度史的分析表明，制度品性和制度演化的方向并不总是有助于主体的以上愿望和目标。
相反，某些特定类型的制度可能对个人和组织的物质福利、行为自由、财产保障以及其他的价值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导致其恶化。
因此，制度分析所承担的任务就是，在告知人们制度的重要性之后，进一步探索制度对于行为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涵义和影响。
它试图通过对制度起源及其演化逻辑的探索和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揭示制度重要的根本原因。
[1]参见：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 第13－15页。
[2]参：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页。
中国人所讲的风水有科学依据吗?为何从古到今都有人相信风水?
1、 风水是迷信 《辞海》把风水解释为一种迷信，是正确的。
这不是一个“给风水定了性”的问题，而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李约瑟采用了查利特的定义，认为风水是一种“调整生人住所和死人住所，使之适合和协调于当地宇宙呼吸气流的方术”。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风水学”或许包含过一些现在看来正确的知识，然而这些正确的部分完全是经验的，根本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
倘若巫医的某些做法有科学的成分（说不定用的什么草药真的对症嘛），我们是否有大力推广巫医的必要
风水真正能解决的问题很少，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它更无力解决。
2、 请游教授澄清，李约瑟到底把风水归为“伪科学”还是“准科学” 据我所知，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第14章“伪科学与怀疑主义传统”中，明确地把“风水”归入了伪科学——占卜的一类。
如果游教授觉得中译本有错误，或者甚至英文原版也错了，那么请提出证据。
3、“燕子也具有风水的本能” 游教授说动物筑巢也是风水，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态学其实就是风水学，生态系统就是风水系统。
游教授在这里说的“风水”，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风水，不仅我们感到不满，真正的“风水先生”也会感到不满。
4、“我从来不看风水方面的书，一是不相信，二是没有时间。
” 游教授在《说“风水”闯祸了》中的这句话让我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
因为游教授明明这样说： 奇怪的是，风水也似“六十年甲子团团转”一样，居然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
从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则迟至文革以后，风水这个古董，又慢慢地得到国内外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拨云雾而见青天，发现它还有未被认识的科学内含，而且这种内含还远未得到发掘和研究，还是个有待开发的宝藏。
在选择风水环境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累积起许多的经验体会，于是产生了抽象的理论认识，以后又慢慢形成体系，这就成为风水或堪舆的理论，以及它们的流派。
清乾隆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专辟《堪舆部》，收集了历代有关风水的各种文献，达30卷之多，可谓集中国堪舆文献之大成，里面充满了从阴阳五行八卦所演绎出来的风水理论和操作要领，并附有大量的图解说明，现代人看来，会觉得不知所云，难以理解。
主要是现代人生活在科技知识的环境里，对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很难理解的《易经》、《河图》、《洛书》、 阴阳、八卦、五行及其大量的阐释文献，非常陌生了。
这两段让包括我在内的读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游教授是研究风水的行家里手，在游教授看来，风水来了个咸鱼翻身，真是“风水轮流转”。
既然游教授“从来不看风水方面的书”，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游教授的这篇“序言”不负责任呢
5、“越来越深入地理解‘气’的本质”
这是附带的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问“气”的本质是什么，那么答案也非常简单：“气”是一个已经死亡的概念，无论汤川秀树、李约瑟、钱学森是否（真的）说过什么。
6、“科学技术双刃剑”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这样一个反科学文化人特别喜爱的反科学口号，也出现在了游教授的序言中。
游教授认为“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有助于弥补西方还原论的不足，其中也包括风水的考察理解在内”，也有点这种味道。
不过游教授和“西方学者”大可放心，所谓的“天人合一”从来就没有成功地解决过什么问题。
它的唯一价值，就是让人处于一种莫名奇妙的陶醉状态。
7、“风水科学”与鬼话 让我感到不安的并不是有人研究风水。
事实上，风水当然是可以研究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风水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文明的窗口，让我们能够理解过去人们的行为和某些还没有解开的问题，例如某些古代建筑的布局。
这如同商博良解开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
让我感到反感的是，有人要把风水上升到“风水科学”的高度。
鲁迅的一段话颇值得回味：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
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随感录三十三》） 风水其实可以和占星术、炼金术类比：它们都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
但是今天我们只学习天文学和化学，而不学习占星术和炼金术，因为它们是那样的粗陋，即便其中有一些朴素的实践知识，也已经完全没有学习的必要了。
现代天文学从知识的丰富程度到预测的精确度都要远胜于占星术所能提供的同类部分。
在一个已经能用物理学的知识计算简单体系的化学反应的时代，我想不出炼金术还有什么价值。
风水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称之为环境科学的知识，已经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的、精确的知识，而不是如同游教授说的那样。
今天，如果要让我们生活的更好，让这个地球能够更长久的延续下去，那么我们只有求助于现代科学——也就是在吴国盛教授号称要“拯救”的那个“西方科学”。
真抱歉，科学就是科学，没有什么“东方科学”，更谈不上什么“风水科学”。
把风水上升为“风水科学”，除了让科学带上一点鬼气，还能带来什么呢
8、还是请游教授谈谈实质问题 科学时报的编辑在我看来确实是有水平的，因为这位编辑对游教授文章的节选恰恰代表了一些人典型的想法：1）西方科学过时了，或者“面临着危机”。
2）“过去的好时光”也会咸鱼翻身，风水、“天人合一”等等陈词滥调也有再度登台的可能。
3）“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等等。
这些所谓的主张都已经有很多批驳文章，如果游教授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就请提出证据。
“风水阻止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尽管有很多人喜欢引用李约瑟的一句话“总的看来，我认它（指风水）体现了一种显著的审美成分”，但是传教士麦高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话仍然值得我们牢记：一种自大而怀旧的心态，是多么的有害。
游教授年龄大了，我总是有一种担心，害怕出语不慎伤害到游教授。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游教授仍然有继续谈“风水”的权利，我完全支持这种权利。
然而有一个前提，无论年龄，无论学术头衔，唯一值得相信的只有一个：证据。
另：我对于王深法先生的这本“风水”书很感兴趣，确实很想知道王先生是如何“重新认识风水、评价风水的风水回归热，还给它以应有的地位”的。
阴阳风水学，是《周易》信息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社会实践中的智慧结晶，是我国科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外国的建筑学家称我国的阴阳风水是古建筑学，又称为最完美而具有奥秘的环境学。
因此，不仅我国出现了风水热，而且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
美国前总统里根·布什等高级官员、金融界银行行长、钢铁大王、著名影星等，在购买房屋时，都得事先请风水师考察后再买。
美国不少大学设立风水专业课，哈佛大学的风水系独揽了全国的风水经营权。
我国是风水的故乡，近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照耀下，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我国的阴阳风水这门科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是由于我国阴阳风水学的门派多，又加之有的人一知半解，近年来不少人出版的阴阳风水方面的著作，但不知《过路阴阳》秘决，多为古老之法而误导，因此，在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极为严重，这就是有的人，不仅不能为民众造福，而且埋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造成这种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学术上技术上不能把各门派之精华应用于社会是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
《玄空学》《八宅法》……等古著，是我国风水学的基础，积累不少的宝贵经验，在应用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但是，这些风水学，在立向，不论是阳宅还是阴宅方面，不分方位，都强调宅前、坟前明堂宽广有水为吉，古今的大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如有的单位用高价请台湾、香港风水师为写字楼看风水，把坐西向东、坐西北向东南、坐东北向西南，坐南向北的大厦门前建一个广场，设计一个大喷泉池或鱼池，或挖一个露天的地下商场，结果是这些高大的写字楼和商场建成后，不是破财败财无人问津就是打架吵架疾病不断，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造成严重的损伤。
《玄空学》等门派，在阳宅上是如此，在阴宅上也是如此。
大家知道，陕西的秦始皇墓，坐南向北，背靠骊山，面得渭河，居高临下，前面明堂（北边）既低又是平原和渭河，真可谓是明堂宽广，渭河巨龙护之，结果秦始皇葬下之后是国破家亡，十八个儿子无一存活。
又蒋介石的母亲之墓也是坐南向北，背靠南边高山，面向北边低而宽广的明堂，所以蒋家一败再败。
《过路阴阳》是我国风水学的集大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科学财富。
这部风水学经典为皇宫少数人掌握，从不外传，清朝末期失落于民间，成为个人私藏秘决，一九九七年才被挖掘，才初露头角，这才引起风水界，特别是我国南方省市甚为轰动。
《过路阴阳》是易学、易记、易掌握，规律条理清楚，应用方便、断事准而快，是我国风水学上的一颗明珠。
《过路阴阳》注重四沙四水和周围的环境形势，即沙者有沙，水者为水则吉，反之者为凶。
所谓四沙四水，即坎、巽、坤、震四方为沙则吉，乾、艮、兑、离四方为水则吉，反之则凶。
如深圳市的五州国宾馆坐西南向东北。
西南无沙，无靠山，东北低，又有水本不错，但是风水师只知东要低有水，但他不懂《玄空学》的卷帘水，在宾馆门前设计的流水池，是由门口向外流，而且是台阶式，足有几十公尺长，水是财，向外流，所以，五州国宾馆建起来后是月月亏，年年赔，幸好此宾馆是国营的，否则老板早就亏得跳楼了。
《玄空学》等书，学起来很吃力，繁杂难掌握，我应用《过路阴阳》为人调整风水，不论阴阳宅都得到了显著的效果。
我在阴阳风水学的应用中，坚持把《玄空学》《八宅法》等书中的精华与《过路阴阳》秘决和四柱中的用神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进行风水调整，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 为了把阴阳风水学更好的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我建议运用《玄空学》《八宅法》等流派的朋友们好好学学《过路阴阳》等著作的基础理论应用知识。
长期研究阴阳风水学的朋友也应该学学命理学方面的知识，这样命学、风水学两者结合起来，才算是一个真正合格的风水师。
如一个风水师不懂四柱喜用神的取舍，怎能做到彻底地调整好风水
将三位一体结合起来，是运用风水调整的最好方法。
邵 伟 华
三宝太监下西洋是怎样的典故
社科文出版联合体将推出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获得者许小年博士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由与市场经济》。
国内首部百万大奖互动寻宝图书——《天道密码》首发也将亮相上海书展。
“天道”系列作品由三部分组成：主作品《天道密码》是一部独立完整的探秘小说，与之配套的两部外传《天道手札》和《天道秘本》则提供了小说中的部分延伸资料和寻宝解密工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磅出击440万字的《夏鼐日记》叙述一代考古大师夏鼐的传奇人生；《人类性幻想》是继弗洛伊德，金赛之后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性学著作；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和国际汉学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施蛰存全集》；中文版《杜威全集》早期著作1－5卷上市，38卷即将出齐；吹响西方中心论最强的号角——《统治史》；保罗·策兰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版——《保罗·策兰诗选》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推出由著名科技史家柯林•罗南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缩写而成的《中华科学文明史》，该书从根本上解决了李约瑟的巨著无法走向大众的难题，被学界誉为“目前为止面向公众普及中国科学史最好的读物之一”；美国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为我们全方位观察冷战发展提供了权威视角。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萧功秦先生读后感觉类似《歌德谈话录》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格致出版社推出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杰罗姆·凯根著《三种文化》，该书第一次系统地对这三种文化的特点及其关系加以讨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易中天教授的最新力作《中国智慧》和《易中天文集（16卷）》；世纪文睿公司推出了《周国平语录》，让你同哲学家一起体悟人生；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的《上海的外国文化地图》丛书，通过8个国家的人和他们的故事，为上海做了一次全面细致的文化扫描。
上海书店出版社品牌丛书“海上文库”又新添黄裳《门外谈红》、梁小民《走马看商帮》、吴晓东《废名·桥》、李天纲《历史活着》4朵“新花”。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点推出中国迄今第一部以影印方式出版的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总集《清代诗文集汇编》（全套800卷）；中西书局将推出从英法联军视角描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资料性丛书《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世纪文景公司将推出台湾当红作家骆以军“最悲伤的一部小说”《遣悲怀》，香港最重要的中生代作家董启章，此次携“自然史三部曲”之一《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亮相书展，世纪文睿公司将台湾“男人中的叛徒”张国立的《男人终于说实话》和《偷眼泪的天使》首次引进大陆 日本第一型男的著名作家、芥川奖评委岛田雅彦的《徒然王子》，渡边淳一继《钝感力》之后推出最新力作《幸福达人》和自传体小说《魂断阿寒》，春上春树在中国推出关注现实题材作品《地下》，还有意大利80后青春小说代表作《质数的孤独》等；喜欢破解悬疑之谜的读者可以分享到日本“妖怪型”推理作家京极夏彦“涂佛之宴系列”的第二部《涂佛之宴——宴之始末（上、下）》，英国女作家斯嘉丽·托马斯的《Y先生的结局》，还有《我烧了大文豪的家》、《英伦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传》等。
为教师提供了有《教育心理学(第四版)》、《心理学导论》、《现代学校心理辅导丛书：学习心理辅导》、《数学教育研究基础丛书》等数百种教育教学图书；为学生提供了《感动共和国的小英雄》、《理想在我心中》、《西柏坡》（同名电影动漫）、《太空对接故事》、《传播，以思想的速度——爱因斯坦与引力波》、《大众科学指南——宇宙、生命与万物》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普教育图书，以及大量的高质量的学生课外读物和教辅读物。
今年恰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周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她笔下的《男生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全传》、《贾里日记》、《贾梅日记》等十七本经典校园小说集合成系列，隆重推向市场，让喜爱她的小读者们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她博大的爱心、永远的童心及浪漫的情怀。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汉俄大词典》、《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4卷本《牛津美国文学百科全书》、4卷本《美国文学百科辞典》（修订版）、14卷本《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第2版）、《中国译学大辞典》、《英汉·汉英世界贸易组织术语词典》《汉英中国哲学辞典》等多部国内原创语言类工具书。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名家三十年集”、“好书库”系列丛书、《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推出的《市场与阶层》，是威廉姆森的主要著作之一。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评论》是索洛的代表作。
全书从构造完全预见和完全竞争的基本模型出发，提出了创造性的意见。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大养生经》：生，养生，大养生，大养生经。
藏，珍藏，得珍藏，值得珍藏。
本书作者结合中医、西医及日常生活等知识，浓缩提炼出一部家庭必备的养生保健之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