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变化中的文学环境90年代中国作家的生存方式以及作品的生产和流通，与国家机制仍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2年，中国社会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文学体制的改革也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开始施行。
作家和文学刊物、出版社等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而进入市场。
作家的生存方式因为市场化而改变，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移民文学”热，《废都》、《白鹿原》等小说的出版所形成的“陕军东征”等。
文学作品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成为受到市场选择的集体行为。
在8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历史暴政”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发展方案，在知识界的想象中，是充满希望的乐观前景。
80年代整个文化氛围的理想主义情绪大体是建立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想象的基础上的。
但在具体的实践真正降临之后，人们却发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偏差；随着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成熟，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了“边缘化”。
他们开始对自身的价值、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了怀疑。
因而，在90年代文化意识和文学内容中，80年代那种进化论式的乐观情绪受到很大的削弱，作家们变得迷茫困惑，作品中批判和反省的基调大量凸现。
90年代的文学环境公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
与80年代不同，90年代，更多地却是对“多元化”、“个人化”等的提倡。
对于原先那些被理解为集体性或统一性的观念，例如“发展”、“历史批判”等的认识，趋于分化。
这种分化不仅是一种描述性的认识，而且有其社会实践的依据。
自1992年市场经济政策提出后，文艺政策上也作出了调整。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使得文学作品可以通过“第二流通渠道”（即非官方的出版和销售渠道）传播。
同时，在90年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基本发展成型。
“大众文化”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需求，因而，90年代的文化分化更为明显。
对于这种分化的描述有多种方式。
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区分为三种形态，即“主流文化”（又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官方文化、正统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又称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又称流行文化、通俗文化）。
各种文化形态之间常常是互相交叉、渗透的。
文化的分流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进一步分化。
这种分化并不是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不断的文化争论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
其中最为重要，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1993~1995年间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
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从对社会和文学中的一些现象的批判中提出问题，从而引起争论。
争论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问题展开。
什么是“人文精神”，如何看待消费性文化现象以及90年代的社会现实等，是其中主要的话题。
90年代文学的主要冲突，从80年代提倡文学的“独立性”，更多地转移到文学创作与商业操作之间的冲突上来。
“雅”与“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也被重新提出。
但在市场体制下，即使是“雅”或“纯”文学也无法离开出版运作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选择。
因此，“雅”与“俗”的区分也变得含混起来。
文学现象90年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发生很大的改变，一些评论家提出了“新时期”结束话和“后新时期”概念。
他们在将“新时期文学”看成一个整体的同时，认为到了90年代，文学的主题、总体风格、读者与文学的关系都因为社会”转型“而开始转变”，因而，“新时期文学”“结束了”。
他们把“新时期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政治形态的文学，而90年代文学则是“商业社会”的写作形态。
对于“后新时期”的概念则未得到普遍认同。
“9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延续性”要大于两者的“断裂性”。
这是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文化并没有作有意识的全面调整。
在90年代，文学作品与发展着的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制约力量逐渐体现，并构成了文学的“实体性”的内容。
文学潮流的淡化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之一。
在“新写实”小说之后，文学界又提出过一些潮流性的命名，如“新历史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
从90年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难以看出类似于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前中期）那样以潮流的方式推进的痕迹。
在一个已逐渐失去单一“主题”并呈现“多元化”的社会，对于文学的基本想象和要求已发生了变化。
而对于历史的反省，也使得要求历史发展和文学新潮对应的文学史观受到怀疑。
在文体样式上，作家们热衷于创作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的数量在90年代大大增加，而且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在90年代较为活跃的小说家几乎都创作了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
王蒙、王安忆、贾平凹、张伟、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刘震云、苏童、格非等，在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是长篇。
长篇小说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作家和文学“成熟”的某种标志。
作家针对更为广泛、复杂的问题而长时间地关注于一部作品的创作，有利于更好地表现时代主题。
王安忆、张承志、余华等作家都在他们的长篇小说中显示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但长篇小说的兴盛与商品化文学市场也有密切关系，而且长篇小说的出版往往能形成较大的影响。
从阅读上看，读者只要弄清了人物关系，对于一部长篇就可以不断地看下去，而不需要像读中短篇小说那样，每次阅读都必须从头开始。
从改编影视作品考虑，需要的也主要是长篇。
90年代文学的另一个现象是，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具有独立性。
如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关于“后学”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等。
90年代的文学批评由于引进了欧美6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日趋理论化，文学批评已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作出评价，而是寻求自身理论的完整性，是在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新批评、叙事学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诸种理论，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都有表现。
理论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批评的认知前提，也使得批评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也对文学的阐释和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90年代由于文学在生产、传播方式上的变化，以及文化立场分化的显现，相应地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被称为“文化批评”的形态。
这种批评并不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作出判断，而关注作品的文化性质和它如何被生产、被接受的过程，因而对文学的市场化作出了更为有效的解释。
但是，由于这种批评越来越与文学创作脱节，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文学研究者的质疑；而作家从一种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出发，对90年代批评状况也发出许多责难。
90年代文学状况在90年代，大多数文学作品重点表现内容，不太重视文学形式的探索。
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以及一些“先锋”诗人对“叙事”和语言的自觉意识的强调，在90年代基本上已作为一种文学的“常识”被接受，融会在普遍的创作追求之中。
也有一些作家，如小说领域的韩东、朱文、鲁羊、述平、东西、李冯等，诗歌领域的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孙文波、臧棣等，对文学的形式作了新的探索。
只不过，他们在文学界受到的关注，远不如80年代先锋实验那样热烈。
90年代文学创作仍然把反思历史作为主题，但在反思的立场和深度以及历史的指向上，却有了不同。
从90年代初期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写作。
例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边缘》，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和《1937年的爱情》，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池莉的《预谋杀人》、《你是一条河》，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等。
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以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为题材，在“正史”的背景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有的小说（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历史只是一个忽略了时间限定的与当下的现实不同的空间。
所有这些历史题材小说中，都弥漫着一种沧桑感。
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
这些小说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的经验和命运。
因此，有些批评家将之称为“新历史小说”。
在90年代的作品中，也包括有“反右”、“文革”等事件的反思性主题。
如李锐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
在散文领域，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50~70年代历史的纪实性回忆录。
主要的如“火凤凰文库”中收入的巴金的《再思录》、李辉的《人生扫描》等。
在批评领域，也有关于反思20世纪的“激进主义”等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50~70年代重要小说如《红旗谱》、《浩然文集》的重版和一些过去未能发表的《从文家书》、《无梦楼随笔》、《顾准日记》等的发掘。
这些都是对世纪末人民要求反思历史的不同的呼应。
90年代商业社会中的消费取向，使得一部分作家更急迫地关注生存的精神性问题。
这些作家在80年代就已经确立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文学地位，大多有“知青”生活的背景。
他们90年代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关注精神问题和现实批判的主题。
这方面的创作有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和散文《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张炜的小说《家族》、《柏慧》和散文《融入野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散文《夜行者梦语》，史铁生的小说《务虚笔记》和散文《我与地坛》，王安忆的小说《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和散文《重建乌托邦》。
这些作品往往保持一种“精英”立场，试图寻求反抗商业社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资源。
因而，在这些作品中，强化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等主题。
在90年代，文学作品着重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由于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同步”关注，这些作品往往重新被“现实主义”理论整合。
例如“新写实”在90年代的发展，“新状态”、“新体验”、等命名，都显示了这种取向。
文学在表现“现实”时的基本方式和内容都有一些变化。
与此同时“个人”经验在文学中具有了新的特别的含义。
一方面，意味着脱离80年代的集体性的政治化思想的独立姿态，另一方面，个人经验成了作家据以描述现实的主要参照。
前者更多地体现在诗歌写作中，通常从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如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以及以“亲历者”的身份切入小说的“新状态”、“新体验”小说，都是如此。
因此，“个人化写作”（或称“私人化写作”）是90年代作家和评论家谈论较多的话题。
张旻的小说可以看作是这种“个人化写作”的一例。
他的《情戒》、《情幻》、《自己的故事》等小说，多取材于校园人物的生活，以第一人称的视点展开主人公对自己故事的叙述。
主要内容往往与人物的个人情感经历与欲望体验相关，着意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体验。
张旻的叙述委婉平静，能比较精确地把握细节和感受。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日益突出的“新”现象，如都市生活，市民趣味等，成为了90年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
80年代“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体制之内的人和事。
但在90年代，一些体制外的人与事，如都市白领，个体户，普通市民等，也迅速成了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
由于作家无法准确地把握这些现象，因此，他们一般会倾向于从物质存在对个人生存的巨大影响去考虑。
例如朱文的《我爱美元》、《单眼皮，单眼皮》，何顿的《弟弟你好》、《生活无罪》，邱华栋的《都市新人类》、《手上的星光》，张欣的《绝非偶然》、《首席》等。
这些小说尽管在内容上有新的开拓，但是缺乏思想深度。
朱文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他着重于描写个人欲望的展开和表现形式。
所处理的题材往往带有某种“道德”反叛性，事件和叙述语言有粗俗化的特点，但是在叙述上却能够冷静地控制节奏，因而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活力。
何顿擅长于写以“个体户”为主的城市小市民，表现这些由“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人群的生活经历。
他发展了王朔小说表现的市民生活内容，通过生动的故事具体地展示人物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
他的小说以湖南方言作为讲述语言，更增加了故事的“原生态”色彩。
李锐的获奖作品
媒体报道，李锐是被瑞典著名汉学家看中的，少数几个可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
李锐自己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唯一的汉学家是马悦然教授，这位教授一直在翻译李锐的作品，《厚土》、《旧址》、《无风之树》已经翻译成瑞典文出版，现在正在翻译《万里无云》，也准备翻译李锐新出版的《银城故事》。
据称，包括思想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在内，已经被翻译成英、法、日、德、荷兰等多种文字。
关于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只有见报道某某某曾被评委会考虑过，又因某某某原因未被提出。
在下孤陋寡闻，不大知道时事，如今，在中国多如牛毛的作家队伍中，李锐突然脱颖而出，要正式向诺贝尔文学奖冲刺了，这不是可喜可贺吗
于是，笔者赶快查阅媒体对作家李锐的介绍。
李锐，一九五零年九月生于北京，一九六九年到山西插队，一九七七年调入文学杂志社工作，一九八八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
显然，这样的介绍太简单了。
如果说，从一九八八年从事专业创作到今年，不过是十三年多一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作为一个知识青年，能做出如此显著的成绩，不能不引人关注，需要刮目相看。
遗憾的是，李锐的小说，本人既没有听说过，也一部都没有看过，如今，读到一篇介绍新作《银城故事》的梗概，说这部小说是说1910年同盟会的事，不免就扫了兴。
因为李锐自己说：“真正的文学可以解放人，它使人接触现实，使人看到事实真相，使人接触自己的时代……”但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又怎么使人接触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呢
我断断不希望再看到拿中国的长辫子、小脚和高梁地里的苟合等革命前的玩意儿，去换来洋人感兴趣后给予的奖牌。
李锐又说：“现在的文坛非常浮躁、混乱，各种原因各种力量使文坛陷于混乱之中，现在的文坛是污泥浊水、鱼龙混杂的地方，最肮脏最腐败和最杰出的同时存在……实际上，在人人讲多元化的时候，人的最基本的良知，最基本的道德，却淹没在残酷的自私和血腥之中。
”当今中国的文坛是否混乱，是否是污泥浊水，是否是最腐败最肮脏，是否严重到淹没在残酷的自私和血腥之中，我不太清楚，但也不敢轻易苟同，因为文艺事业仍然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运转，而改革开放的这个新时期，举世瞩目，都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李锐的话至少让人感觉，他对百花齐放多种流派共存的局面是看不惯的，有点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味道，而且，最肮脏与最杰出的同时存在，最杰出的又是谁呢
显然只能是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了。
我对李锐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写以上这些文字，是我想到了早些时候的2008年“申奥”成功，如果中国文联作家协会及有关方面，确要使中国作家争取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话，就要像申奥那样，花大本钱，组织一个班子，既有形象大使，也要公关先生，更要把李锐的作品，继续用最快速度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让外国人像熟悉中国饮食那样熟悉中国文学…… 总之，只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了万难，就一定能争取到胜利。
<<沁园春-长沙>>的全文:?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1925年 【译诗】 我独自面临苍茫的深秋， 看湘江向北逝去， 在橘子洲一隅， 群山已是火红的色彩， 那是层层叠叠的枫树林染红的呀； 江水已全面碧绿， 大船争相畅游。
雄鹰振翅于高天， 鱼群在水中滑行， 天地万物都在深秋竞赛着自由。
广大无垠的天地呀， 请你告诉我，谁能主宰你的命运
我曾经与朋友们结伴游历于此， 内心忆起多少不屈而非凡的岁月。
那时正当青春少年， 身心蓬勃向上， 我们一群书生的英俊神气， 姿意刚健，正派大方。
品评祖国河山，勾画宏伟蓝图， 用的全是慷慨热烈的言辞， 那独霸万户的地主弃之若粪土。
记得吗
朋友们， 我们曾奋勇地游到江心， 我们击出的波浪阻止了飞驶的船只。
【赏析】 一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主宰，一场富有诗意的革命，一个美丽的新中国在这首诗中激荡着，凝视着，飞越着向前进。
时间是1925年，这一年正值32岁，刚过而立之年，就在这一年深秋，他在湘江之畔写了这首洋溢着青春、理想和大无畏的诗篇。
作者一面感怀了他于1911年至1923年在长沙求学的生活及各种热情澎湃的经历，一面激励自己对改造未来祖国的雄心壮志，要么独善其身，要么兼及天下，但更重要的却是后者。
他在江畔徘徊，伫立，沉思，面对壮丽秋光慷慨发问：谁是这片大地的主人
情怀溶于青天，一个年轻的导师，一代青年的精神之父，他从风景中走来了，他在回忆长沙，或者在回忆1911年，要么是1920的，新世纪带着它的激动，曙光与意志在锻炼和抒发一群年轻书生的抱负，他们在湘江之畔、橘子洲头、岳麓山巅热情地长谈着各自的理想及祖国的未来，他就是他们之中年轻而激烈的核心。
他知道他应该为自己的一生的斗争贯注长生不老的青春热血，那时是1925年，但还有多少岁月在等待着他，他需要的正是他所实行着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他没有通常诗人们的伤春、悲秋，也没有感叹年华流逝，人生短促，他内在的精神力太强大了，他要冲出束缚，“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不是吗，他游泳的身体在凉快激越的水流中，阻挡了飞舟；不是吗，他于1966年在武汉畅游长江，仍以他年轻时代独立寒秋、中流击水的书生意气再显他青春的激情。
而这种理想与激情有时几乎到了不食人间烟火般的纯粹。
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诗人自己对他和长沙岁月的一些回忆吧：“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即：新民学会。
笔者按）。
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女人或私人的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14岁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
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过她。
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
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
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练。
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这是日光浴。
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项目。
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
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
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转引自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中第123页——124页。
） 从以上的诗人的回忆中，我们更能理解《沁园春·长沙》一诗中的二句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诗人在年轻时代就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关心祖国的命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立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宏大志愿，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救国救民这一伟大的历史责任。
正因为有这种责任感，诗人从青年到老年都一直在热烈地追求着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这一理想，激情从来没减弱过一丝一毫。
的诗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尤其是这首诗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青春的座右铭，或许我在9岁时第一次读到这首诗还不能深悟其意，但它的音调、它的文字的天然之美曾照耀过我对于文学的最初萌动，也照耀过我对于即将来临的火热青春模糊的悸动。
而且让我的青春以“沁园春·长沙”的形式提前到达了，它是一次超凡脱俗的青春体验，而且同时也是对一个人绝对意志的灼热考验。
游泳、畅谈、无穷的夏天和红卫兵，从朝阳初升到夜色渐浓，从课堂到简单朴素的街道，然后是中学毕业，然后是上山下乡，我所闻到的，呼吸到的，周身为之激动的都是这首诗的气息。
同时，也是李锐所写《的青年时代》的气息，因为整本书就是这首抒情的叙事曲，而通过这首叙事曲我开始逐渐理解了这首诗。
时至今日，我看到过多少过去岁月的照片，60年代，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毕业了，在临别前夕都通常要举行集体照相，而相片上大家都要题这首诗其中二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即将奔赴乡村的青年也都要在照片上题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看过自己初中毕业时的照片，我站在后排左二与一位戴眼镜梳短辫的年轻女教师站在一块，我身穿厚厚的中山服歪着头凝视着远方，相片上的每个人似乎都是纯精神化的，严肃、简朴，拒绝了半点贪图享乐，而且天生好像就是那个样子。
我知道我们血液里都流淌着的精神之光，崇尚革命理想，保持艰苦朴素，而青春和斗争才是首要的，照片上正好也印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