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对进化论的质疑阅读答案
等我，我好好写一篇，孙中山是我最尊敬的人。
第一，履历我就不写了，大家都写的很多，我主要写一些个人认识第二，我写的简练些，也更能明确表现出自己的意思1.革命目的。
历史上有许多革命家，不过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少之又少，其实当时我党的革命军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革命很好理解，官逼民反耳，不过有一些人确实不一样，他们是出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个人，记得走向共和里面这样一个镜头，清王朝各地揭竿而起，军机处正在处理这些起义，其中一个官员说孙文起义需要注意，另一个官员哈哈一笑，说各地起义多得是，什么王二麻子起义，张二狗起义，规模都要大许多呢，这些都还管不过来。
另一个官员马上犀利的指出，不一样，其他人起义都是在挣钱，但是孙文的起义确实在赔钱。
的确如此，孙中山先生是为了天下大同而奉献，奋斗，但其余许多农民起义其实更多的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这样的人还有一些，比如恩格斯，莱茵河两岸的企业多半都是他的，但是他却一心要推翻资本主义。
2.功成不居。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他愿意放下个人的名利，这样的人，另一个就是华盛顿了，美国的国父，美国人最尊敬的人。
3.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先生全力投身实业，希望为中国的工业化贡献自己的力量，随后袁世凯倒行逆施，孙中山先生掀起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保卫革命果实。
虽然屡败，却从未放弃，生命的后期，与共产党合作，为北伐运动奠定了基础，即使在重病在身的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北上为中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病逝于北京。
写了这么多才发现，原来我读工科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了，已经不是很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感情了，不过基本方面就是这些，希望对你有一些启发吧。
最后，向孙中山先生致敬。
硫球群岛属于日本领土吗
公元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琉球三国明确表示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
几年之后，中山国灭了其他两国完成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成立了历史上的琉球国。
1879年，日本增派了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镇压了琉球“藩王”，并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
琉球国从此变成日本政府直辖下的冲绳县。
日本看上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王国 据《古春风楼琐记》记载，琉球国位于福建以东的海上，《隋书》中称为“流求”，《元史》中写作“瑠求”。
据说该岛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包围着，最初有一对夫妇住在岛上。
他们搬土运石，种草植树，繁衍后代。
后来岛上的人多起来，人们就选出了第一位领袖“天帝子”。
相传天帝子育有三男，长子天孙氏被立为国君，传国二十五世后被叛臣利勇所杀。
后有尊敦起兵诛灭了利勇，被拥立为君，称舜天王。
这一事件大约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宋朝。
元朝末年，琉球分裂为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中山、山南和山北。
其中，以中山国的势力最为强大。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琉球三国都是与日本历代政权平等交往的国家。
公元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明政府派杨戴出使琉球三国，分别册封了三国国王。
琉球三国也明确表示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
几年之后，中山国灭了其他两国完成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 1873年日本使者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来到中国，他们本是来换取3年前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文件的。
但到达北京后，副岛种臣前往礼部商讨觐见同治皇帝的礼节，而副使柳原前光则前往总理衙门，拜见了办事大臣毛昶熙和董恂。
他分别与两位大臣谈起了不久前发生的台湾土著杀死琉球人的事件。
毛、董二人在谈话中无意流露出“杀人者皆属‘生番’，系化外之民”的意思，结果被日本人抓住了话柄，强词夺理地说这些“化外之民”不归中国政府治理，进而表示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为“代表”琉球出兵台湾找借口。
就在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意图疏于防范的时候，日本人的侵略行动已经开始了。
日本先派海军将领桦山资纪和水野遵到台湾秘密考察，后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大藏卿大隈重信为侵台军政长官，出兵台湾。
此时的日本毕竟还是羽翼未丰，因此向美国寻求帮助。
而刚刚从南北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美国也正伺机向外发展。
与日本一拍即合的美国，派遣驻厦门兼台湾领事李仙得等人为顾问，租借美国邮船“纽约号”，随同日军出兵台湾。
不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得知了此事。
他担心美国卷入中日冲突会打破力量平衡，破坏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向美日两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迫于英国的压力，美国只得宣告中立。
但日本政府仍派兵3000人，伙同美国顾问于1874年四五月间在台湾琅峤登陆。
此时，清政府从威妥玛口中得知了日本侵略台湾的消息，但仍未对台湾局势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以夷制夷”上，寄希望于外国干涉。
由于清政府的消极防御政策，日军在琅峤登陆得逞，15天后进攻了牡丹社，杀死台湾同胞30余人，并将社内房屋全部焚毁。
李鸿章在相继得到英、德、美等国的报告后，才确信日本已出乎他的意料进犯台湾，遂大骂日本人背信弃义。
但由于此时西北有浩罕国(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军官阿古柏侵略新疆，沙俄又乘机出兵占领伊犁，清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日军侵台之事。
因此，李鸿章决定使用和平手段处理台湾事件。
不过，与以往历次与西方列强屈膝妥协的屈辱外交不同，这次使用了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外交手腕。
《北京专条》给琉球亡国埋下祸根 1874年5月，清廷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率兵到达台湾，企图在悄无声息间解决问题。
随后，清政府又派福建布政使潘霨协同沈葆桢处理台湾事务。
沈、潘二人到达台湾后，在军事上展开了部署。
此时，在台清军共有一万余人，但由于李鸿章一味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但使清军丧失了战略主动，而且使得日军得寸进尺，攻破了18个番社。
早已到达上海的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为了等待前方消息，以日本政府的台湾问题全权大臣是在台湾的西乡从道为理由，拒绝与清政府谈判。
其实，在台驻军良久的日军，因水土不服，经常遭受高山族同胞的突袭，伤亡已达全军的1\\\/3。
但西乡从道仍不示弱，一再宣称还要派大部队来；而李鸿章也丝毫没有退缩，宣布打算增兵两万，迫使日本不得不转向与清政府进行谈判。
9月1日，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来到中国。
大久保利通向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美国驻华公使忻敏求助。
在他们的调停下，清政府答应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在台建筑费40万两，先付10万，其余40万在12月20日日本退兵后支付。
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3条，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敲诈清廷的阴谋得逞。
但李鸿章为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北京专条》却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承认了日本为被杀的琉球人出兵的合理性，这就等于隐约承认了琉球是属于日本的，将琉球这个一直依仗中国扶持的小国推到了日本的魔爪之下
另一个害处则是使得西方列强更加蔑视中国，将洋务运动在列强心目中建立的自强形象损失殆尽。
最大的受害者则是琉球。
琉球王国变成日本的冲绳县 《北京专条》签署后的第二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并命令琉球尊奉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
眼见形势不妙，琉球国向宗主国清政府告急，派遣尚德宏到中国求助。
尚德宏到达福州后，向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说明此事，又通过他们向清廷急报。
但清政府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是给驻日公使何如璋下了个命令，命他调查此事。
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
虽然何如璋对此事尽心竭力，但由于清廷在对日交涉时过分注重情理，没有适时炫耀武力，反使日本摸清了清政府的懦弱本性，变本加厉。
1875年9月，日本派遣军舰侵入朝鲜领海，逼迫朝鲜政府与其在次年签署了不平等条约。
日本在朝鲜尝到甜头后，便加紧“处置”始终不肯归顺的邻邦琉球。
1878年4月，日本政府悍然决定废琉球为郡县。
虽然琉球上下并不甘心亡国，但囿于国力弱小，无力抗衡日军。
日本政府令琉球国王尚泰到东京听候处置。
当时他正身染重病，所以派王世子前往东京，亲自哀求日本政府暂缓国王赴日的行期，以为缓兵之计。
此时的琉球一心巴望清政府能够救其出水火。
8月30日，日本政府在何如璋按照清政府旨意的喋喋不休的交涉声中，正式宣布改琉球为郡县，声明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由日本外务省处理，琉球终于没有逃脱被日本吞并的命运。
此时，身在中国的尚德宏赶紧向李鸿章呈上了一封求助信，表示日本要“灭数百年藩臣之祀”，琉球上下正是“主忧臣辱”，“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厉鬼”，恳请清政府“威惠于天下”，希望能“速赐拯援之策，立兴师问罪之师”，救琉球国于水火。
但琉球问题又正好跟此时阿古柏侵扰新疆的事件碰到了一起，清廷当然无法倾注全力拯救琉球。
面对尚德宏的哭泣，清政府在犹豫不决之中让日本占了先机。
但清政府毕竟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听任琉球灭亡。
1879年3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到中国。
在与格兰特的会谈中，李鸿章详细介绍了琉球一案的来龙去脉，并希望利用格兰特的特殊身份从中斡旋。
但格兰特一直弄不懂儒家色彩浓厚的“册封”、“藩属”等概念，调停始终不得要领。
在调停时，日本人拿出了清廷在《北京专条》中埋下隐患的条款，使格兰特哑口无言。
1879年4月，日本派出了一支由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了已有200年不设军队的琉球“藩王”，不容分说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了东京，并废除藩政改为由日本政府直辖的冲绳县。
日本废琉球为县后煞费苦心，极力淡化琉球人的民族意识，尤其避免“中山”的出现，企图使琉球人忘却本国历史。
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
独立的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此后，琉球国一直按照明朝的典章制度隔年进贡，谨守臣节。
明朝灭亡后，琉球继续与清政府保持了藩属关系。
清军入关不久，琉球国王尚贤就派遣使者金应元前来请求册封。
由于琉球使者没有携带明朝政府的册封印信，因而请封未成。
此后恰逢尚贤去世，于是改由其弟尚质继续上表请封，后来琉球国王被清廷册封为琉球国中山王。
康熙元年，又改封琉球国王。
此后百余年，琉球不断遣使进贡，历任琉球新王即位时都要遣使请封，从未间断。
但是，明朝册封琉球200多年后，日本看上了琉球王国。
160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派萨摩藩诸侯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
岛津氏遂率军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
日本将历史上的侵略视为“上贡”，并以此证明琉球一向是日本的“藩属”。
1868年，日本维新政府的“太政官令”传达到了琉球，将琉球王国置于日本鹿儿岛县的管辖之下，随后又将其改为政府直辖地。
1872年10月，借明治天皇亲政之机，鹿儿岛县秉承明治政府的旨意，令琉球王子伊江等人进宫朝拜。
伊江等人从鹿儿岛乘船出发，先抵达品川，后进宫朝拜。
当时，琉球的贺表上写的本是“琉球国王尚泰”，而日本外务省擅自去其国号，改为“琉球尚泰”。
明治天皇下诏将琉球王室“升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
第二年，又下诏书命琉球受内务省管辖，租税上缴大藏省，将其纳入日本内政的轨道，而这一切都没有获得琉球国的同意。
日本借琉球事件出兵台湾 就在日本加紧控制琉球的时候，“牡丹社事件”为日本人彻底占领琉球并染指台湾找到了借口。
1871年11月27日，66名前往中国进行朝贡和贸易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因遇到大风，船舶漂流到了台湾，被不明就里的台湾土著牡丹社民误认作敌人，杀死54人，另外12人被清政府护送回国。
“牡丹社事件”的当事人一方是中国子民，一方是中国藩属国的臣民，本与日本无关，但日本却蓄谋吞并琉球，并借机插手台湾
论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一 前言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外国侵略者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华民族的危机逐渐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慢慢觉醒，寻求救国救亡之道，而西方先进文化与思想的传入也使传统的僵硬的思想和社会出现松动人们开始向西方学习，以期能实现富国强兵。
最初的人们仅以为西方的先进是由于器物的先进，故而由统治阶层内部兴起了洋务运动，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的刺激了中国人，使中国人明白单纯器物层面的学习与模仿不足以改变落后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的变革。
而宪政作为制度之要津，便被视为天降神器，认为实行宪政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拯救民族于危亡。
自戊戌变法至今日，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宪政的追求与信仰。
回顾历史既是对先贤的缅怀与纪念，也要我们以史为鉴，不使后人复以当代为哀
[ 转自铁血社区 ] 二 戊戌变法 中国的宪政运动发韧于戊戌变法，虽然此次变法持续仅百日，以顽固派的凶残反扑，光绪帝滴血瀛台，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而宣告失败，但他的伟大意义却不容抹煞。
此次变法维新开始于公车上书，当时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5月2日清政府批准了条约。
此消息传回北京，举国为之震惊，当时各省举人云集京城参加会试。
他们听到消息后，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绝议和，并于书中提出了“伏先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等四项政治主张。
这次上书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当时并没有送达光绪帝。
虽然这次上书的直接目的没有达到，但它的意义是巨大的。
清政府一向禁止士民上书言政，更不许政治性的集体活动。
这次上书使民风渐开，知识分子逐渐转到思索救亡的道路上，也开始全面学习西方。
公车上书之后，维新派人士在各地创学会，办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康有为在北京创立《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记闻》），后组织强学会。
与此同时天津严复与王植，夏曾佑等创办《国文报》；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在强学会的基础上，创办了风行全国的《时务报》。
在1895—1898年3年间，全国发展起来的私人创设的维新机构，即学会，学堂，报馆等，共四十九个。
这些机构的创设有力的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在当时维新也得到大一部分人的支持，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汉族大官僚也曾赞助过强学会，湖南巡府陈宝箴，盐法道黄遵宪在湖南实行新政。
光绪帝本人还使庆亲王告诉慈禧说：“朕不能为一国之君，若不予我以权，宁逊位而已” 而在这时，德国进驻胶州湾，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在这种紧要关头，开始了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开始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历时一百零三天。
在这百日中光绪帝共发了二、三百道政改诏令，力图自强。
从政治、经济、文教各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
这是一次全面深刻的变革，涉及方方面面。
它对行之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舆论评论说“维新党在各个部门中都实行了大刀阔斧的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惊，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维新速度也瞠乎其后” 。
从制度上变起是戊戌变法的根本。
康有为早在《上清帝第六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开制度局而定宪法”。
变法以后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拟定了《请订立宪开国会折》。
并建议光绪帝“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列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并坚信“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可待”。
虽然开国会，立宪等目标均未实现，但为中国以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清政府在以后也是沿这条路往下走的。
在经济方向提倡民办企业，宣告国事的第二天，就颁布上谕，“商务为富国要图，自应不时举办”， 并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并令地方设立商务局或民工商局。
除此以外，变法也提出了专利制度，鼓励发明。
光绪帝非常重视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培养维新人才，另一方面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上谕中规定“兼学中学西学”，并要求各督抚将陋规滥费省下来，尽数提作各学堂经费，鼓励民间捐助。
[ 转自铁血社区 ] 宪政是这次变法的追求，虽然还很微弱，有些欲说还羞，但是毕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就像黎明前的那一缕微弱的阳光。
康有为在他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代拟《清订立宪开国会折》，《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都提出定宪法，开国会，行三权鼎立之治，并且主张立即执行，提议“预定国会之期，明诏布告天下”。
而且光绪帝也决定开议院，对此大学士孙家鼐劝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回答：“朕但欲救中国，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
” 梁启超非常看重分权与自由，因为他认为政府滥用权力会使国家致衰致乱，会不能保民之自由而又自侵之；而自由又能使国人摆脱奴性，使中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严复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 这应当是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对宪政民主最深刻地解释了。
这位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思想家，在英国留学两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而且亲身体会到西方制度的文明与先进。
对西方的认识自然要更加深入。
他认为民主制度源于人的“自营”“自私”的天性，通过立宪民主制度能合私为公。
即自由有利于力的释放，而民主有利于形成公心。
虽然这个时代对宪政民主的理解有差别，也并非以追求他们内在价值为第一位，而是为了富国强兵，但这并不影响宪政内在价值的实现，因为制度设立了以后有它自身的生命与功能。
通过此次变法也为中国指明了以后的道路，即实行宪政
虽然此次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并不能证明中国不适合走这条路，它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慈禧太后不甘心大权旁落，在国家灭亡，民族前途与个人权力面前，她选择了后者。
国家大事对这个女人来说只是微末小事，正如李敖所言是一种自私而低能的统治。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缺乏社会基础和强大的主导力量。
从客观方面看，戊戌运动的发生是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内忧外患问题频发、朝野上下感到前途幻灭的刺激下发生的，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缺乏经济基础和广大民众支持的基础。
而戊戌变法又是一场貌似改良实则革命的政治运动，世界经验表明，这样的政治革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民众基础，才能水到渠成。
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资本主义工商经济的发展和第三等级的支持基础，美国的独立革命有资本主义殖民经济的发展和移民资产阶级的支持基础，而戊戌运动就缺乏类似的社会基础。
当时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十分微弱，处在官僚经济、买办经济、士绅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根本不可能充当支持的社会基础。
加上没有强大的变法主导集团，有的却是远比变法集团强大的反变法联盟，所以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当然，变法操之过急、打击面太大、希图毕其功于一役也是失败的原因。
可从另一方面看，戊戌变法所以能在主导集团软弱、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掀起狂澜效应，也恰恰是得力于大刀阔斧的改革。
继明定国是诏之后，光绪帝在短短百日内颁布了280余件除旧布新的喻旨，废八股、裁衙门、办学堂、兴民权交并而发，大有风鼓雷动、排山倒海之势，使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声震当时，影响弥远。
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我国现在走的是一条渐近式的道路。
通过渐近改革，使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有了很大变动，市场主体及其市场化的公民群体逐渐形成，为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新旧体制长期并存，特别是******延滞滋生了大量的社会弊病，渐近式改革的弊端已越来越突出。
这次变法本身的闪光之处值得今日中国学习。
例如，“大变”，“全变”是康有为的观点，他认为非此不足改变中国落后的状态，而中国现在的改革也面临是否全变和怎样实现全变，面临着裁撤旧机构还是根本改革的问题。
历史证明了单纯经济改革而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行不通，没有制度的保障，不能形成正常的经济秩序，经济不能良性发展，而且经济改革的成果为当权者所获。
在这次变法中康梁均主张温和渐进的方式，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梁启超说革命只能使“群雄乘势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国以裂矣，为最下策”。
民初的宪政遭遇不幸被言中，皇帝被赶走，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当今的改革也要避免出现极端的情况。
三 预备立宪 在血腥的镇压了维新运动之后，慈禧又重新掌握了统治大权，但这时她的统治的合法性却遭遇了各方的质疑，各国列强也要求她归政，更让她震惊的是她听到列强支持光绪复辟的传言，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她不惜支持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打杀外国人，引来外国干涉后又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八个国家同时宣战。
结果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流落西安，签订了《辛丑条约》。
当时已是内忧外困，不得已的情况下，慈禧在西安发布第一道变法上谕实行新政。
在推行新政后不久便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传统欧洲国家俄国竟然败于东方小国日本之手，许多人从中受到启示，纷纷认为日俄之役是立宪与专制政体之战。
许多人感到立宪可以救中国。
中央集团，地方大员，以及社会上的开明之士纷纷上书要求立宪。
而且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宣布预备立宪，进一步激起了国内要求立宪的力量。
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的1904年2月19日，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府林绍年首先联电奏请变法。
日俄战争一爆发，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翎，赵凤昌和张鹤龄以及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等就进行了积极磋商，开始奔走立宪，并首次提出遣使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的问题。
四月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又奏请立宪。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又奏请“变法大纲，似宜仿效日本” ，定为立宪政体。
此时军机大臣兼外务尚书瞿鸿暨对立宪越来越感兴趣，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电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
周馥单独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
在这种形势下，立宪已是大势所趋，慈禧太后被迫同意立宪。
[ 转自铁血社区 ]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年7月16日）下了一道上谕，宣布派员考察各洋政治。
待考察政治大臣回国后便实行立宪。
上谕颁布后，袁世凯请派遣官绅考察日本，开启明智，为将来自治打下基础。
御史顾瑗，刑部侍郎沈家本和出使朝鲜大臣曾广铨又奏请实行地方自治，1905年8月朝廷令奉天和直隶试办。
考察政治的上谕一颁，预示着清政府的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准备由政治上闭关转向开放，由恪守祖制转向改革，由“中体西用”转向“效法西体”。
九月十八日，朝廷谕令出使各国大臣会同考察大臣悉心考求，以便取得良好效果。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五大臣（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肩负着改革中国的使命登上火车，火车正欲开动，忽然一声巨响，革命党的恐怖分子吴樾制造了炸弹爆炸事件，当场炸死炸伤十余人，五大臣载泽，绍英受伤。
结果第一次由清政府派出考察宪政的活动就被恐怖活动打断。
革命党人的恐怖活动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也更加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
同月改派山东布政司尚其亨和新任出使比利时国大臣李盛铎代之。
设立了考察政治馆，这是一个在政务处直接领导下的机构，目的是选编，研究各国宪政资料，供朝廷参考。
它的设立表明清政府的改革意图和方向，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迈出的又一实际步骤。
五大臣出访时间为半年左右，他们考察了十四个国家，除李盛铎外，其余四人均未曾出过国门，通过此次出访，才开始对国外有所了解。
他们通过亲眼目睹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和政治民主制度，眼界为之大开，每出访一个国家，都从内心发出感叹，觉得别国的经验有许多可取之处，他们开始认识到专制封闭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同各国作横向比较，不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近代中国朝廷内部以及民众之中，也曾多次就富强之术进行过争论，至五大臣考察各国之后才算得到了一个总结。
中国落后的原因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专制与立宪两种制度的不同。
这是五大臣考察外国的最大收获，也是他们考察得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正是由于他们的考察结论，清政府才开始实施“预备立宪”，他们堪称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为中国带来了宪政民主。
出国后不久，戴鸿慈，端方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这是他们设计的正式立宪之前****的总体方案。
他们说，中国最弱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制，若想富强，只有“采用立宪政体”。
但今天还非颁布宪法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制度与立宪制度相去太远，贸然仿行，国事更见混乱。
只有仿行日本预定立宪之年，先定下国事之诏，使官员和人民预为准备。
国事诏中应该明白显示：（一）“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即宣布在法律，权利，义务面前平等；（二）“国事采决公论”，国家先设临时议政机关，地方酌行议会；（三）“集中外之长，以谋国家人民之安全发达”，在学术，教育，法律，制度各方面都要采取外国的长处；（四）“明宫府之体制”，宫廷与政府体制划清楚；（五）参考各国政治体制，“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并“先行演习”地方自治；（六）作好实行预决算的准备。
这六件事必须作为方针确定下来，“宣示天下，以定国是，约十五年或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 实行立宪意味着政体的改变，而政体改变必将使权力资源重新划分。
一些人将失去手中的权力，为此立宪遭到清廷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纷纷指责立宪之弊。
载泽针对反对派的指责，毅然于八月二十三日单独上奏，载泽在晚清的最高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不但是皇室宗亲，世袭为镇国公，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
而且他本人也是清末皇族中比较能干的人，因而深得慈禧信任，他在《镇国公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于无形。
彼其心非利有所受于朝廷也，保一己私权而已，扩一己之私利而已”。
接着反驳反对派的几个说法。
有人说立宪有损君权，他指出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三大利；有人说人民程度不足，他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
至于实行之期，原可立年限”；有人说立宪利汉不利满，他指出“方今外强逼迫，合中国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
”“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家之私有”，“忠于谋国者决不出此。
” 慈禧看后大为感动，时人评论说：“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实以此折为枢纽”，可见此折对于朝廷决定预备立宪所起的作用。
经过多次深入地讨论，朝廷内部多数同意改为立宪政体，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
1906年9月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
这道上谕是预备立宪的总纲。
预备立宪原则为“大政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也就是说宪政改革是以国家为指导。
从改革步骤来看是先从改革官制入手。
清政府确立了师法日本的指导思想，明治维新从改革官制入手，清政府也是如此。
官制改革借鉴了西方“三权分立”的主张和文官制度的某些经验和做法，对旧有官制作了较大调整和改变。
调整了国家机关，明确职责。
根据“三权分立”思想，“分权以定限”，设立资政院。
在议院设立之前由资政院代行立法权;行政权属内阁和各部大臣；司法权属大理院，不受行政方面节制。
大理院内设总检察厅。
地方也依照“三权分立”，以省咨议局暂代议会之职，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
此次官制改革由于反对派压力巨大，还没有根本全面地执行改革，但是已对原有政体作了巨大的改变。
这表明清政府对立宪改革准备具体实施和推行。
[ 转自铁血社区 ]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和对中央官制改革后，所进行的改革之一是在各省建立咨议局。
各省咨议局的成立标志着清廷推行地方宪制进入了一个实质阶段。
当时的咨议局也是具备各种章法的健全立法机构。
以江苏咨议局议事细则而论，从议事日表的安排，到审查提案，从议员提议，到讨论表决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重要议案采取三读会的方式：从审议会，审查会，特别审查会的设置，选举，分类，议事，到书记长等内事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职能，基本精神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地方议会没有什么两样，有一套比较完备，严格，固定的规范化的立法程序。
议事录速记录和议场秩序也大体相同。
地方咨议局的设立，限制了地方长官的专制权利，它标志着人民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生活的开始，对人民进行了一次民主的训练，也是清朝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一个起点。
资政院的设立是预备立宪的重要改革措施。
它并不是立宪国家完全意义上的议会，他既有咨询的性质，又有议会的性质。
尽管如此，它也表现出许多议会国家的议会特色，如拥有议决国家财政预决算，税法和公债的权力，拥有制定修改除宪法外其他法律的权力，此外它还有质询行政部门，弹劾军机大臣的权力等。
这表明它已是一个带有较多民主性质的议会组织。
资政院在会议期间讨论许多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议案，核议了一些地方督抚与咨议局争议的事件，向政府提出定向书几十件。
其中有三件重要议案，一是速开国会案，二是弹劾军机大臣案，三是赦免国事犯案。
尽管这三个议案最后未获得通过，但是对此等重要议案的讨论已说明咨议院已在不同程度上发挥议会的作用。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9月2日）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
它明确规定了“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保护臣民者也。
” 建立了责任内阁，撤销了军机处。
并筹办议会。
此外司法独立被作为立宪政体之要素，一直积极试办。
三权分立确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权。
通过这个宪法人民获得了诸多权利，包括参政，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以及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等权利。
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仍坚持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立宪派人士大为不满，他们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请愿，要求召开国会，组织内阁。
在立宪派和武昌起义的双重压力下清廷只好接受了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
于十月三十日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要“誓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为表决心开始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在颁布宪法前线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于太庙。
并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
《十九信条》虽然是非常时期的产物，但是它比《钦定宪法大纲》有较大进步。
可以这么说它是有清一代唯一一部真正的宪法，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十九信条》采英国宪法“虚君共和”制，以代议机关为政制中枢，若它能够实行，则民治的目标也许能够实现，可惜它出现的太晚。
倘如早十年宣布实行，清朝或许不会灭亡。
这次预备立宪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的宪政改革，也是专制向宪政的和平过渡。
单纯的封建专制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的制度正按照改革所确定的目标逐步的改变。
，若中国不再经历暴力夺权和农民革命，也许可以缓慢的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
这次改革中清廷内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诚意，积极而又稳妥地推动着改革，从前期的准备工作到改革计划的确立，都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进行详细的考察，博采列强，融汇中西之制。
这次改革已经不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且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制度。
虽然预备立宪准备在中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但君主立宪也是宪政制度。
有人认为这不如共和宪政那样完全，可是制度的建立要符合本国的国情与历史，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适应了日本的国情。
而且君主立宪制与民主立宪制的区别不在君主与民主，而在宪制与专制。
当今以民主共和为名行专制之实的国家就是例证。
四 结语 [ 转自铁血社区 ] 晚清时期是千年未有之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逐渐开放，走向世界，开始了对宪政的追求。
但是宪政与民主自由息息相关，建设宪政意味着对专制的否定，对皇权的限制，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需要民众的宪政意识。
而在晚清时期，特别实在戊戌变法时期这些条件还不完善。
宪政还没有作为内生的要求出现，是在外敌的入侵，受压迫的环境下为求救亡而开始的运动。
虽然后来商人阶层的出现给宪政运动注入了一支新的力量，但是晚清的商人阶层是生活在帝国主义，官僚主义与小农经济的夹缝中，力量还是很薄弱，不足以改变当时的整个社会力量对比。
而且当时更为严重的矛盾是满汉矛盾，人民反对满族的统治的意识不可遏止。
最终的革命使中国的宪政改革夭折。
百年前梁启超评价自己所处的时代时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期之中国也”“举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之过渡时期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新学思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期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繁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之过渡时代也”。
我们现在又何尝不是面临这些问题啊
现在我们又一次处在这个变革时代，宪政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话语中，这表明我们又一次的开始走向宪政，虽然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充满着各种困难。
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只有这条路可走。
这是一条活路，其余的全都是死路。
实行宪政上可秉先贤遗志，下可为我们及后世子孙奠定自由，幸福，安全的坚实基础。
为此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首先合法的公共权力根基必须建立,必须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政权基础转变为以民意,宪法为基础。
使宪法和民意成为政治权力的源泉，任何权力的运作必须恪守宪法与法律。
分权必须确立，使权力制约权力。
因为不是天使统治人间，权力是必要的恶，所以必须使权力能够受到制约。
真正做到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
第二代议制必须确立。
通过代议制，使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在博弈中达到利益的均衡，避免因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丧失所带来的制度性的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事情发生。
代议制的确立需要普选，使每个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投票权是相同的，不满与差异可以通过民主缓冲，不至于危及制度的根基。
穷人与富人之间要有一种沟通与理解的机制，民主、平等的投票权很重要，因为它平等地对待穷人与富人的尊严和人格，它降低了富人对穷人的歧视，也降低了穷人对富人的嫉妒。
如果没有民主，没有人权，这种贫富之间对立只可能产生贵族政治或暴民政治。
[ 转自铁血社区 ] 第三基本的自由与权利必须保障，国民的自治能力必须得到提高。
人性必须恢复，良知必须唤醒，个人尊严必须捍卫，言论与人身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义务教育必须落到实处，底层百姓的不公平负担必须彻底取消。
政府必须恪守有限政府的精神，凡是能由社会解决的事情，就必须放开，必须形成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
第四司法必须独立，违宪必须审查。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法官必须依照法律，良知来审判，必须排除领导意志，意识形态的干扰。
司法独立是司法审查的基础。
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实质是对民主的限制，也是对民意的一种过滤。
宪政的核心是通过限政来保障个人自由，如果说宪政主要通过分权的方法去限制政府权力，那么宪政主要通过司法审查的方法去限制议会的权力，避免多数人意志所造成的暴政。
求几个中国人为国争光的故事
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
到了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
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
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
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
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
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
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
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
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
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
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大陆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
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
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
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
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
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
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以下关于洋漆：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
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
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
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
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
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
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
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此外还有中国船王卢作孚等就不说了。
我最后要讲的是，中国以前是穷，但不白。
而且我们当时有比得上日本美国的工业产品。
这些比较要横比，不要纵比。
现在我们广东人还叫香皂叫“番碱”，不管洋碱国碱一律叫番碱，只是习惯问题。
马尾造船厂建于1866年12月23日，是我国晚清产生的第一家机器造船厂，时任总理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力排阻力，改革旧制，大胆引进欧洲先进的造船技术、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任用洋人传授造船、造机技艺。
1869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 1871年，诞生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82年，制造了我国最大吨位铁肋木壳兵船；188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艘钢壳网甲军舰。
从建厂至1907年，马尾船政经历了从跟洋人学造木壳蒸汽兵轮到1875年辞退外籍技师，自行设计建造舰船，实现了自主建造木壳—铁木合构—钢制舰船的质的转变，共制造出大小船 40余艘，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造船最多的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
辛亥革命后，马尾船政改为福州船政局，又创设了飞机制造工程处。
毕业于航空工程系的巴玉藻、王助、曾诒经等中国年轻科技人员，经一年多努力，于1919年8月，制造成功了中国第一架“甲型一号”双翼水上飞机(1910年法国的费勃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起降问题,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
)，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 17架飞机，并培养了我国自己的飞行员。
这使福州船政不仅是舰船的发祥地，还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
汉阳兵工厂 (本文只引轻兵器有关资料，汉阳兵工厂尚生产其他大小火炮及炮弹，均略去．) 1890年9月6日，张之洞在大别山下找到厂址，长600丈，广100丈，南枕山，北滨汉，西临大江，与省城对岸。
惟需筑地基9尺，并增高堤防以防水淹。
即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1895年8月开始小量生产，冬季重建完成，开始生产，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应是 CommissionRifle，与毛瑟无关)，因为是仿德M1888式，所以定为88式，其全称为7.92厘米88式毛瑟步枪。
使用圆弹头。
同时生产子弹，每月能生产十三万粒。
德国定制八八式委员会步枪及汉阳造 1896年开工生产。
第一年生产1300枝步枪 1901年，生产步枪2,500枝，马枪316枝。
抬枪53杆。
徐建寅试制棉质无烟火药成功. 1904年9月26日，张之洞奏请将湖北枪炮厂改名湖北兵工厂。
当时可以日产步枪50枝。
子弹12000颗。
1904年，湖北枪炮厂又对88式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88式步枪与德M1888式不同点有：德M1888式枪管外部有一套筒，俗称老套筒， 1907年陆军部通令各省采购湖北兵工厂枪械。
除特殊需要外，不应向外洋采购，一律向汉阳厂购买，并依期付款。
该年生产步枪9,000枝 1916年9月8日，陆军部军械司在南苑试放汉阳兵工厂厂长刘庆恩(发明国造半自动步枪第一人)所制造的新枪，名为自装枪。
毛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
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
分别命名为“官府号” （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
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
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里，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记得上学的时候地理老师可是说旧中国“没有一滴石油”，是李四光在新中国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 近代开采延长石油，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延长油矿是中国石油工业之母。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陕西巡抚曹鸿勋奏准朝廷，拨银8100两为资<屯垦经费)，开办延长油厂，并令知县洪寅为总办。
经武汉化验油质，成分特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五日开钻，在延长县城西门外打出第一口油井，初日产量1.5吨。
这是中国陆地中第一口油井，史称老一井。
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从此揭开了中国石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
独山子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曾与甘肃玉门、陕西延长同称为中国最早的三大油矿. 1935年，有“中国甘蔗制糖之父”之称的原顺德糖厂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厂，这个中国最老、也是最大的甘蔗制糖厂后来发展成现在的顺糖集团 薛广森，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顺德龙江。
17岁去香港在船厂做工，学成一手出色的机械技术。
薛氏借为停泊珠江的英国油轮“青龙号” 检修机械的机会，设法将船上的柴油机全面拆卸，绘出图纸，测得数据，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在1915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柴油机，不久就成批投产，引起国外工业界人士的惊异。
十九世纪清朝末年的1898年，第一台美国“老狗”牌（NEWHOME）缝纫机输入中国；1910年，美国胜家缝纫机从上海、广州等口岸大量输入，很快垄断了这些地区的缝纫机市场。
1928年，上海龙华人计国祯力求改变这种局面，他曾预言：“将来有一天，每家女儿出嫁，都要有一台缝纫机做陪嫁
”于是他开设了胜美缝纫机厂（取名“胜美”是要胜过美国，胜过“胜家”），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台国产家用缝纫机，开创了中国家用缝纫机工业的起点。
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成果，袁隆平试验杂交水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