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边城》《呐喊》《子夜》《雷雨》《茶馆》读后感（5选3）
1。
《边城》读后感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
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
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
“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
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
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
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
“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2.呐喊
呐喊
中国人民站起来啦
一本《呐喊》，曾经激励了多少旧社会的年轻人。
出自鲁迅之手的《呐喊》，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是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人民的真实写照。
“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解除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
”鲁迅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
它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尽管，那个时代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但看完这本书，我心情也不禁沉重下去。
书中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
这个可怜的人儿啊，深受封建礼教和制度的迫害，对社会甚至是自己身边的人都有一种恐惧感。
它总认为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认为封建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
尽管，那个社会是不会真的吃人的，但那句“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这篇文章是作者对吃人社会发出的勇敢挑战，是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枪。
而《孔乙己》则又是一篇抨击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文章。
孔乙己，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落魄的读书人。
在封建统治的毒害下，他只会满口“之乎者也”，一无所能，不得不做了梁上君子，并在生活的折磨下慢慢的死去。
可怜的他，因穷困成了人们的笑料，因偷窃被打断了腿，尽管他心地善良，可又有谁会去同情他呢
在茫茫人海中，他就只能这么走下去。
“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是啊，他的债谁帮他来还呢?封建社会欠下的债，又有谁帮它去还呢
辛酸的故事，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使人不禁心中一沉。
《呐喊》所包含的，还有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小说，他们都引人深思。
鲁迅就是怀着“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心情写下了这些文章，描写出一段段社会风貌，塑造出一个个人物，展现出一种性格。
鲁迅的小说，有思想，耐人寻味，他让迷陷于封建制度的人们都清醒起来。
那么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就让我们跟着鲁迅一起呐喊，呐喊吧，珍惜现在，珍惜美好的生活，为了祖国更美好的明天努力努力
3。
子夜 读书 灯，灯光依旧亮着，不能熄灭。
几只小虫围绕着灯光。
对于那些小虫来说，一切发出耀眼光芒的东西都是它们的理想乐园，也是它们的神明。
简单的崇拜，以致奋不顾身。
如果可以我倒很想做一只小小的飞虫，每个夜间飞向最吸引我的某个光源。
在那里玩乐，在哪里祈祷，在那里奔向另一个世界。
从遥远的梦幻回到现实，摆在我面前的还是堆积如山的资料与星罗满布的习题。
熬过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
在书海里漫游，达到幻灭的程度，才能从书中抽出思绪，让呆滞的大脑休息片刻。
我，我不明白。
在现在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只要读好书，就会发财。
这种想法让我感觉好呆。
难道只要读好了书，就一定能发财吗
那全世界的人都会去读书的，我相信。
爱我的爸爸，疼我的妈妈，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对我好。
我说了那么多，你们都明白了吗
我不是要反抗什么，只是要你们看，我不满的地方。
别只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思想，你们认为的一切都是对的吗
你们所想到的都是最好的吗
别再互相争吵，似乎和文革那会一样，谁没有心机，就会被铲。
难道不觉得累吗
我觉得好累、好累… 我读，我会读书，会读好书，但那不是被逼出来的，那样会让我感觉想吐，好想哭。
我怕，怕什么，怕老是背书，怕别人说我好白痴。
你，你们，只会说“你要第一，没第一也要上班里前十名。
制定好计划，编排好剧本，我成为里面的主角儿。
我想告诉你，我就快要发羊颠疯。
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读书不厉害也不一定就会输，我并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
我只希望你们能够清楚，我不是你们的玩偶，请别为我编织自己的人生。
4。
茶馆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
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
除非有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
而那个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
父亲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
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
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到良好教育。
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
他渐小有成就。
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
而《茶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
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这部巨作。
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
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
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件阿婆人还真不容易。
听听
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
我虽不知老舍塑造如此的人物性格有何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使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
发人深思。
其三，子承父业。
这是几句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
剧中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衣着也跟着前卫起来，客人的思想呢
简直是幻包装不换内容。
例如，原先看相面的糖铁嘴养一儿子，现竟“升级”为大师。
刘麻子那说媒拉线行当竟让他儿子“发扬光大”变为“花花联合公司”（专给洋人、官员提供女招待与吉普女郎）。
而吴祥子这老式特务到了儿子这辈儿竟改个名儿叫世袭特务。
人哪
为何总在这方面“遵规守矩”呢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予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匪浅。
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剧你面前，我只有说声：“谢谢
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 5。
雷雨》 从《雷雨》诞生的那一天始，周朴园作为专制蛮横的封建家长。
虚伪矫情的资本家的角色形象就已经定位。
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周朴园诚然不是善性的人格化身，然而鄙弃式的大批判又是否完全合理呢
笔者愚见，不要把人物的生成完全推给“阶级地位”，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典型形象，自然有其生成的文化背景。
因此从文化背景来解读周朴园，也许更能理解他的性格特征。
首先，封建文化传统要求赋予男人以绝对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性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认可。
男人获得承认的第一步来自社会，而要获得社会承认就必须有其业绩，“立业”是男人安身立命的首要任务，因此留洋的周朴园回国开矿修桥，聚资敛财，残忍剥削以求迅速暴富发家。
他选择以资本积累奠定人生的第一块基石，由财富而得到社会的认可，尽管这一血腥的积累过程让他迷失了良知。
社会地位的巩固有待于下一步家庭地位的确认，因此周朴园要“成家”。
全剧中周朴园还未出场时，就已经造成了先声夺人的气势。
剧中安排了三次关于周朴园的议论，大致勾勒出他的家庭地位：鲁贵最怕的主子，周冲畏惧的父亲，繁漪觉得压抑自己的丈夫。
他们三人的叙述分别在主与奴、父与子、夫与妻三个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作出确认，及至剧情的发展再一步确认他至高无上的唯一家长身份。
周朴园家庭统治者的权力延续着其社会地位的权威。
因此，周朴园对于社会与家庭权威地位的追求是封建文化所异化的男人成家立业的责任，他正是在这种对内对外的统治中完成封建文化道德下男人的价值确认。
然而这一确认必然潜伏着危机。
因为他的剥削近无人性——故意淹死两千多小工；他的压制毫无理由枣限定任何家庭成员的自由；他不择手段地取得权威——企图掩盖罪恶。
所以他所赢得的社会与家庭统治权都是岌岌可危的。
封建文化所异化的对绝对权威的追求，使周朴园在自我攀升过程中肆意践踏人性乃至生命，这一切造就了那个十恶不赦的周朴园。
然而，这却不能解释对着照片发呆的那个周朴园。
其实文化总是戴着两张面目的怪物，封建文化一方面宣扬男人的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以诗礼教化人伦情感，使一切异化了的人又能暂时回归到人的本位。
其一，文化主张“守理”，一切都要合乎人伦天理。
这就可以理解当侍萍身份最终被揭穿，周朴园无奈让周萍认母，而周萍惊恐于与四凤的乱伦而坚决否定时，周朴园厉喝：“混帐
萍儿，不许胡说。
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甚而指责周萍忘了“人伦天性”。
对于基本人伦道德的尊崇，周朴园并不是虚伪的，文化的潜移默化召唤着统治者周朴园人性的暂时回归。
其二，文化推崇“守清”，顺乎人情，合乎人的天性。
因而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乃至于一切照旧的家居布置、生活习惯也并非矫情。
因为青年时代的周朴园毕竟与侍萍热恋过，他保守的性格倾向也使他恋恋不舍旧情，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孤独更促使他以追忆这段感情自慰。
总之，周朴园暂时的人性复归并非虚伪矫饰，乃是传统文化的情感熏陶。
合理的人性人情也能给予他一时的精神寄托。
他与所生长的文化环境一样具有“温柔敦厚”的另一面。
因而，我所理解的周朴园在文化传统塑形下有着双重人格：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
笔者在此并非替周朴园翻案，只是陈述我视野中的人物。
尽管他的罪恶远远超过暂时复归的善性良知，能够还他一个生成的文化背景也许会更有意义吧
求作文读后感[呐喊][边城][雷雨]
1。
《边城》读后感《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
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
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
“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
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
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
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
“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2.呐喊
呐喊
中国人民站起来啦
一本《呐喊》，曾经激励了多少旧社会的年轻人。
出自鲁迅之手的《呐喊》，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是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人民的真实写照。
“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解除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
”鲁迅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
它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尽管，那个时代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但看完这本书，我心情也不禁沉重下去。
书中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
这个可怜的人儿啊，深受封建礼教和制度的迫害，对社会甚至是自己身边的人都有一种恐惧感。
它总认为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认为封建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
尽管，那个社会是不会真的吃人的，但那句“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这篇文章是作者对吃人社会发出的勇敢挑战，是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枪。
而《孔乙己》则又是一篇抨击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文章。
孔乙己，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落魄的读书人。
在封建统治的毒害下，他只会满口“之乎者也”，一无所能，不得不做了梁上君子，并在生活的折磨下慢慢的死去。
可怜的他，因穷困成了人们的笑料，因偷窃被打断了腿，尽管他心地善良，可又有谁会去同情他呢
在茫茫人海中，他就只能这么走下去。
“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是啊，他的债谁帮他来还呢?封建社会欠下的债，又有谁帮它去还呢
辛酸的故事，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使人不禁心中一沉。
《呐喊》所包含的，还有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小说，他们都引人深思。
鲁迅就是怀着“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心情写下了这些文章，描写出一段段社会风貌，塑造出一个个人物，展现出一种性格。
鲁迅的小说，有思想，耐人寻味，他让迷陷于封建制度的人们都清醒起来。
那么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就让我们跟着鲁迅一起呐喊，呐喊吧，珍惜现在，珍惜美好的生活，为了祖国更美好的明天努力努力
3。
子夜读书 灯，灯光依旧亮着，不能熄灭。
几只小虫围绕着灯光。
对于那些小虫来说，一切发出耀眼光芒的东西都是它们的理想乐园，也是它们的神明。
简单的崇拜，以致奋不顾身。
如果可以我倒很想做一只小小的飞虫，每个夜间飞向最吸引我的某个光源。
在那里玩乐，在哪里祈祷，在那里奔向另一个世界。
从遥远的梦幻回到现实，摆在我面前的还是堆积如山的资料与星罗满布的习题。
熬过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
在书海里漫游，达到幻灭的程度，才能从书中抽出思绪，让呆滞的大脑休息片刻。
我，我不明白。
在现在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只要读好书，就会发财。
这种想法让我感觉好呆。
难道只要读好了书，就一定能发财吗
那全世界的人都会去读书的，我相信。
爱我的爸爸，疼我的妈妈，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对我好。
我说了那么多，你们都明白了吗
我不是要反抗什么，只是要你们看，我不满的地方。
别只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思想，你们认为的一切都是对的吗
你们所想到的都是最好的吗
别再互相争吵，似乎和文革那会一样，谁没有心机，就会被铲。
难道不觉得累吗
我觉得好累、好累… 我读，我会读书，会读好书，但那不是被逼出来的，那样会让我感觉想吐，好想哭。
我怕，怕什么，怕老是背书，怕别人说我好白痴。
你，你们，只会说“你要第一，没第一也要上班里前十名。
制定好计划，编排好剧本，我成为里面的主角儿。
我想告诉你，我就快要发羊颠疯。
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读书不厉害也不一定就会输，我并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
我只希望你们能够清楚，我不是你们的玩偶，请别为我编织自己的人生。
4。
茶馆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
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
除非有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
而那个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
父亲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
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
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到良好教育。
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
他渐小有成就。
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
而《茶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
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这部巨作。
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
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
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件阿婆人还真不容易。
听听
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
我虽不知老舍塑造如此的人物性格有何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使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
发人深思。
其三，子承父业。
这是几句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
剧中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衣着也跟着前卫起来，客人的思想呢
简直是幻包装不换内容。
例如，原先看相面的糖铁嘴养一儿子，现竟“升级”为大师。
刘麻子那说媒拉线行当竟让他儿子“发扬光大”变为“花花联合公司”（专给洋人、官员提供女招待与吉普女郎）。
而吴祥子这老式特务到了儿子这辈儿竟改个名儿叫世袭特务。
人哪
为何总在这方面“遵规守矩”呢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予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匪浅。
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剧你面前，我只有说声：“谢谢
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 5。
雷雨》从《雷雨》诞生的那一天始，周朴园作为专制蛮横的封建家长。
虚伪矫情的资本家的角色形象就已经定位。
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周朴园诚然不是善性的人格化身，然而鄙弃式的大批判又是否完全合理呢
笔者愚见，不要把人物的生成完全推给“阶级地位”，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典型形象，自然有其生成的文化背景。
因此从文化背景来解读周朴园，也许更能理解他的性格特征。
首先，封建文化传统要求赋予男人以绝对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性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认可。
男人获得承认的第一步来自社会，而要获得社会承认就必须有其业绩，“立业”是男人安身立命的首要任务，因此留洋的周朴园回国开矿修桥，聚资敛财，残忍剥削以求迅速暴富发家。
他选择以资本积累奠定人生的第一块基石，由财富而得到社会的认可，尽管这一血腥的积累过程让他迷失了良知。
社会地位的巩固有待于下一步家庭地位的确认，因此周朴园要“成家”。
全剧中周朴园还未出场时，就已经造成了先声夺人的气势。
剧中安排了三次关于周朴园的议论，大致勾勒出他的家庭地位：鲁贵最怕的主子，周冲畏惧的父亲，繁漪觉得压抑自己的丈夫。
他们三人的叙述分别在主与奴、父与子、夫与妻三个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作出确认，及至剧情的发展再一步确认他至高无上的唯一家长身份。
周朴园家庭统治者的权力延续着其社会地位的权威。
因此，周朴园对于社会与家庭权威地位的追求是封建文化所异化的男人成家立业的责任，他正是在这种对内对外的统治中完成封建文化道德下男人的价值确认。
然而这一确认必然潜伏着危机。
因为他的剥削近无人性——故意淹死两千多小工；他的压制毫无理由枣限定任何家庭成员的自由；他不择手段地取得权威——企图掩盖罪恶。
所以他所赢得的社会与家庭统治权都是岌岌可危的。
封建文化所异化的对绝对权威的追求，使周朴园在自我攀升过程中肆意践踏人性乃至生命，这一切造就了那个十恶不赦的周朴园。
然而，这却不能解释对着照片发呆的那个周朴园。
其实文化总是戴着两张面目的怪物，封建文化一方面宣扬男人的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以诗礼教化人伦情感，使一切异化了的人又能暂时回归到人的本位。
其一，文化主张“守理”，一切都要合乎人伦天理。
这就可以理解当侍萍身份最终被揭穿，周朴园无奈让周萍认母，而周萍惊恐于与四凤的乱伦而坚决否定时，周朴园厉喝：“混帐
萍儿，不许胡说。
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甚而指责周萍忘了“人伦天性”。
对于基本人伦道德的尊崇，周朴园并不是虚伪的，文化的潜移默化召唤着统治者周朴园人性的暂时回归。
其二，文化推崇“守清”，顺乎人情，合乎人的天性。
因而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乃至于一切照旧的家居布置、生活习惯也并非矫情。
因为青年时代的周朴园毕竟与侍萍热恋过，他保守的性格倾向也使他恋恋不舍旧情，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孤独更促使他以追忆这段感情自慰。
总之，周朴园暂时的人性复归并非虚伪矫饰，乃是传统文化的情感熏陶。
合理的人性人情也能给予他一时的精神寄托。
他与所生长的文化环境一样具有“温柔敦厚”的另一面。
因而，我所理解的周朴园在文化传统塑形下有着双重人格：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
笔者在此并非替周朴园翻案，只是陈述我视野中的人物。
尽管他的罪恶远远超过暂时复归的善性良知，能够还他一个生成的文化背景也许会更有意义吧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帮助，祝好
关于曹禹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雷雨》有关的东西
曹禺(1910～1996)，中国剧作家、戏剧教育家。
本名万家宝，字小石。
祖籍湖北潜江。
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
童年和学生时代 曹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
父亲万德尊曾任镇守使，都统和黎元洪秘书。
曹禺生母早逝，继母酷爱戏剧，常携曹禺观看戏曲和文明戏。
曹禺没上过小学，延师在家，诵经读史，但常偷看《红楼梦》、《水浒》、《西厢记》等书。
曹禺青少年是在天津度过的。
天津是个商业发达、水陆交通便利的北方重镇。
曹禺在这里目睹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也看到了许多“高级流氓、高级恶棍”及“苦力”的劳动，听见了深夜小巷传来的卖儿卖女之声。
这对曹禺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他一生创作的思想倾向，起了巨大的作用，也为他的一些作品提供了素材和人物原型。
1922年秋。
曹禺进入南开中学。
这是一个有民主精神的学校。
学校的南开新剧团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学校演剧团体。
1925年曹禺加入南开新剧团，并成为重要骨干，一方面演出古典名著，如莫里哀的《吝啬鬼》(一译《悭吝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另一方面编演时事新剧，进行民主宣传鼓动工作。
在此前后，他阅读了大量“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
他曾说，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使他“激动”，超过了他喜欢的易卜生。
因为这些作品“启发他必须关心中国的社会问题”。
1928年曹禺升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和书库里，贪婪地研读着世界名著，特别是希腊悲剧及莎士比亚、奥尼尔、契诃夫等人的戏剧作品。
同时他也时常和朋友去广和楼欣赏京戏名家的表演，到天桥去听曲艺。
曹禺还涉猎了东西方的一些哲学著作。
他“读老子、读佛、读圣经”，赞美柏拉图的“神奇的‘理想国’”，“同情叔本华对生活深沉的忧郁”，也热爱过“尼采丰盛的生命力与超人的思想”，而“所罗门的智慧”、“耶稣对人类所寄予的真诚热爱”，都曾使他“仰叹”、“折服”。
但是，他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被这些先哲们的精神所感动，却没有成为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俘虏。
他感到“这个社会非改变不可”，于是想“搜寻出一条大道”来解决他所感到的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
但是读了这些哲学著作之后，答案仍“苦思不得”。
而他那种执着地、热诚地求索精神，却熔铸在他早期的创作里，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感染力。
“三部曲”创作时期 1933年，曹禺完成了第一部多幕话剧《雷雨》。
1934年7月发表在《文学季刊》1卷3期。
他从自己青少年时期熟悉的社会圈子里，提取了《雷雨》的题材，通过周鲁两家8个人物的历史与现实纠葛，反映了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20年以后约达30年的复杂社会生活和冲突。
故事写某矿董事长周朴园，年轻时遗弃了为他已生二子的婢女侍萍，长子周萍留在周家，侍萍携次子投河遇救，离乡远走。
周误以为她已死。
后周家亦北迁，与侍萍再嫁的鲁家共居一地，互不相知。
鲁家父女皆在周家为仆，次子大海在矿上做工，周妻繁漪与长子周萍有私情，后知周萍爱鲁女四凤，繁漪欲遣去四凤乃召来侍萍，两家关系始被揭开。
周萍与四凤知为异父同母兄妹，双双自杀。
繁漪之子周冲为救护四凤也触电身亡。
大海为罢工代表在周家受辱被殴，逃奔而去。
侍萍与繁漪不堪重压，一呆一疯，只剩下周朴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作者在这常见的“始乱终弃”和“乱伦”的社会现象中，开掘出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悲剧。
他在剧中写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阶级压迫与斗争，但主要是描写新旧交替时期3个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对命运所做的抗争和她们走向毁灭的悲剧结局。
《雷雨》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尖锐的戏剧冲突，严谨的结构，浑厚凝重的格调，浓重的悲剧气氛，深受希腊悲剧和易卜生、奥尼尔剧作的影响。
但曹禺写的是地道的“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
他是把民族的内容和外来的艺术形式结合得最为熨贴、最有光彩的一个。
因此《雷雨》把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雷雨》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美学价值。
《雷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人物刻画的成功是其生命力所在。
也是曹禺戏剧的共同特点。
1935年4月，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首演《雷雨》，由杜宣、吴天等导演。
国内首演的是天津的孤松剧团，接着上海复旦剧杜、中国旅行剧团演出了此剧，引起轰动。
《雷雨》不仅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清华大学毕业后，曹禺短期到河北保定明德中学教英文。
未几，又回到清华研究院专门研究戏剧。
不久因经济困难辍学回天津，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1935年，曹禺开始构思和写作《日出》。
曹禺自幼生长在天津，1934年，他第一次去上海。
当时这两个殖民地化的城市，正经受着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折磨，民族工、商，金融企业大批倒闭，失业的下级职员和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
农村则因遭受着连续不断的内战蹂躏，无以为生的农民流入城市，加入失业大军，妻女沦为娼妓。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暴发户、“高级流氓”和“高级恶棍”却在吮吸着人血，滋养它们荒淫无度的生活。
年轻的曹禺在这里看到了许多“梦魇一般可怖的人事”，于是他决定以此为素材写《日出》。
《日出》没有传奇性的故事。
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住在大旅馆里，靠银行家潘月亭的供养过着夜生活。
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
但对社会和恋爱家庭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
此时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房间，她虽全力救助，但终于还是被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不堪凌辱而死。
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
陈白露慑于黑暗之浓重，看不见出路，黯然自杀。
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迎着日出而去。
《日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雷雨》更成熟，更显露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
作者利用陈白露的“休息室”和翠喜的“宝和下处”有限的空间，召来了三教九流，全声色地表现了魑魅魍魉盘据的旧世界，揭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剥削制度的本质，因而使《日出》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深广的历史内容。
在艺术上，作者“试探一次新路”，他舍弃了《雷雨》中“太象戏”的结构和“用的过份”的“技巧”。
采取了与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横断面的描写”。
用“片断的方法”，用“色点点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的技法，写出“社会的真实感”，因而《日出》具有纪实性的特点，开放，真切、自然。
人物形象的刻画，仍是《日出》最成功之点。
对于陈白露和李石清，作者主要是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内心的激烈冲突和他们被室息被毒化的心灵历程。
而对胡四、顾八奶奶、张乔治，福生等形象的刻画，则是着眼于他们性格的主要特点，用夸张、重复、强调的手法，使它更突出，更鲜明，如：胡四的“贱”、顾八的“俗”、张乔治的“洋奴相”。
翠喜的刻画体现了作者主观的感情与客体描写高度有机的融台。
他写出了一个老妓女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人生哲学和感情表达的方式，没有人为美化她，但却写出了与粗俗的外表形成对比的“一颗金子的心”，使这个悲剧形象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1937年2月，《日出》由复旦大学学生和毕业同学组织的业余演剧团体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次演出，导演欧阳予倩。
凤子扮演陈白露。
同年3月，中华留东同学话剧协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公演《日出》，凤子应邀赴日饰演陈白露。
接着曹禺自任导演，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在南京中正堂演出了《日出》，叶子主演陈白露。
1936年8月，曹禺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之邀，前往南京该校任教，教授《剧作》和《西洋戏剧》等课程。
在南京任教期间，曹禺住在第一模范监狱附近。
犯人服劳役的景象，勾起他童年的记忆：宣化府“大堂”看军法官严刑拷问“土匪”；听奶妈讲血泪身世和铤而走险的农民故事。
于是曹禺开始构思和创作《原野》。
民国初年的北方农村，既是军阀混战的战场，又是军队兵源和粮草基地。
一些流氓地痞，跟着“大帅”就是“兵”，携枪回乡就是“匪”。
兵匪一家，抢男霸女。
占田夺地，使农村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曹禺把握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了连长出身的焦阎王回乡后，勾结绑匪，活埋了仇虎之父，把其妹卖与娼门，又诬仇虎是土匪，关进大狱，夺了仇家的土地。
8年后，仇虎越狱回来，欲报两代冤仇，却得知仇人焦阎王已死，而曾经“许给了”他的姑娘金子，也被焦阎王生前“押来”做了儿子焦大星的媳妇。
大星与仇虎自幼就是好友，对焦阎王的罪恶一无所知，这次见到仇虎仍待之如兄如友。
但是仇虎两代冤仇难以泯灭。
经过内心激烈冲突，终于在“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的观念支配下，杀死了大星，使大星之子小黑子误死在欲杀仇虎的焦母之手。
大星父子之死，使仇虎内心情与理的冲突达于沸点，陷于迷惘、惶惑、半疯狂之中，在携金子外逃时，迷路于“黑林子”，被侦缉队包围，不屈自杀而死。
《原野》是曹禺在戏剧创作上的一次新开拓。
他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表现了这个传奇故事。
他没有更多地描写农村生活和斗争的现实。
而是借鉴了传统戏曲有戏的地方大力渲染，无戏一笔带过的手法，集中刻画了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活动，把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结合在一起，写情，写戏，把人的生活伸延到鬼的世界，以揭示天上、地下、阳世、阴曹都没有“公道”和“天理”。
《原野》中的人物造型、民俗风情、服饰色彩，都深受民间传说和戏曲的影响，鲜明，浓烈。
《原野》发表于1937年《文丛》1卷2～5期。
同年8月7日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在卡尔登大戏院首次公演。
应云卫导演，由赵曙、魏鹅龄、舒绣文、吴茵主演。
1939年秋昆明的戏剧工作者联合演出了《原野》，由曹禺自导，著名教授闻一多亲自参与设计，特邀凤子主演金子。
此次演出被誉为云南话剧运动三大里程碑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开始。
曹禹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里。
1938年1月，曹禺随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西迁，一路跋涉，一路宣传。
还亲自导演了街头剧《疯了的母亲》、《觉悟》等，在湘鄂川一带演出。
1938年春抵重庆。
为了参加第一届戏剧节的演出，曹禺和宋之的改编了宋之的等人集体创作的《总动员》为《全民总动员》(《黑字二十八》)，旨在动员全民抗战，反对败类、汉奸。
此剧于10月29日在重庆上演，导演应云卫，主演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等人，曹禺扮演其中金店老板。
1939年春，曹禺随剧校再迁川南江安，完成了构思已久的《蜕变》。
该尉描写一个省立伤兵医院，在腐朽的官僚和发国难财的群小统治之下，伤兵无法救治，正直爱国的大夫也无法救死扶伤，到处一片混乱。
后来来了一个“梁专员”，朴素清廉，一心抗日。
他团结全院爱国职工，整顿了医院，使医院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模范战地医院。
此剧于1939年冬由国立戏剧学校师生在重庆正式公演。
此后，曹禺又先后完成了剧本《正在想》的编写、《北京人》的创作和《家》的改编。
《北京人》写的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封建世家的败落。
虽然曾老太爷还梦想家道中兴，逼着儿子出去谋事，管教孙子夜读诗书，但最后这个家还是溃散了，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曾老太爷连自己的漆了十几年的棺材也没保住。
这是一个描写“家庭琐事”的剧本，却寓意深沉，富于哲理，在鲜明、生动的形象里，流露着对几千年来封建“礼教”“文明”的彻底否定。
《北京人》的艺术创造，进入了一个高境界。
戏里没有“技巧”的痕迹，其风格也由以前几部剧作火辣辣的浓烈转为淡远和隽永。
但人物形象仍然生动鲜明。
1941年10月在重庆中央青年剧社首演此剧。
导演张骏祥，由张瑞芳、江村、沈扬、赵蕴如等主演。
l942年初，曹禺辞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职离开江安。
盛夏，在重庆附近唐家沱的一艘停泊的轮船上，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巴金原著长篇小说《家》的改编。
剧本以觉新、瑞珏、梅表姐、鸣凤为主角，着重写旧礼教对青春和爱情的摧残。
全剧是以觉新与瑞珏结婚开始，而以瑞珏夭折，觉慧出走结束。
中间写了觉新、瑞珏与梅表姐在战乱中相遇和互诉衷肠以及鸣凤对觉慧倾心而无望的爱情。
曹禺为了表现自己的主题，对原著做了增删取舍，使话剧《家》的情节更为单纯、集中。
虽然他对“家”中的群丑和道学家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但全剧主要笔墨还是对青春和爱情的颂歌与挽歌。
《家》的一个显著艺术特点是它浓郁的诗情。
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善于洞察人物的心曲，善于把握和传达人物内在的诗情。
他们的台词都是诗化了的，因而“洞房”独自是诗，鸣凤说“梦”和“诀别”是诗，觉新、梅与瑞珏三人的“倾诉”与“话别”也是诗，而瑞珏、梅、鸣凤本人也各是一首温婉、凄清、哀怨的诗。
《家》的改编得到了原作者巴金的“欣然肯定”。
因为两位作家心灵相通、爱憎与共。
《家》于1943年4月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首演。
导演章泯，张瑞芳饰瑞珏，金山饰觉新，凌琯如、舒强等参加了演出。
《蜕变》、《北京人》、《家》是曹禺抗战时期的3部力作，也是曹禺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其中《北京人》则是他戏剧艺术发展到炉火纯青时的标志。
1943年1月曹禺应重庆怒吼剧社之邀参加了焦菊隐翻译，张骏祥导演的《安魂曲》的演出，饰演莫扎特。
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柔密欧与幽丽叶》，又把已经多次演出的根据法国作家腊皮虚的《迷眼的沙子》改编的《镀金》定稿发表在1943年11月《戏剧时代》1卷l期上，并开始了多幕剧《桥》的创作。
但直到1946年4月在《文艺复兴》1卷3～5期发表时，只完成了两幕三场，终未写完。
这个时期，曹禺除应邀讲学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
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曾参与联名发表保障剧作家权益的“宣言”和反对审查制度的活动。
在重庆他结识了周恩来，这对他政治思想有很大影响，他曾说是周恩来使他在这个时期没有失掉对国家和自己前途的信心。
抗战胜利后 1946年2月曹禺回到上海。
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
3月初和老舍一道离沪去美，开始为期一年的参观、访问、讲学和戏剧考察。
在美期间，他结识了正在美国的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并到加拿大作短期游览观光，1947年1月回国。
1947年2月应熊佛西校长之聘，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同时开始构思创作电影剧本《艳阳天》。
它通过一个律师申张正义的故事，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黑暗，呼唤艳阳天。
1948年，由文华影业公司拍成影片，曹禺自任导演，由石挥、李丽华等主演。
1949年初，曹禺接受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由沪去香港。
2月28日离港北上，3月18日抵达北平。
1949年以后 曹禺进入北平以后，即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随郭沫若一起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召开，曹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大会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协、全国剧协等相继成立，曹禺均被选为常务委员或理事。
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负责政协的外事活动。
1950年、1952年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后又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2年当北京展开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后，曹禺决定以协和医学院为“故事情节背景，写一个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
这就是《明朗的天》的创作。
作者虽满怀热情努力表现新的生活和他对生活的新认识。
剧本也受到了欢迎和好评，但在艺术上没有突破和超越以往的创作。
1954年9月，《剧本》和《人民文学》同时发表了《明朗的天》，同年1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导演焦菊隐，刁光覃、叶子、董行佶、杨薇、童超等参加了演出，并于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的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
60年代初期，他目睹了人民的灾难和国家面临的考验，和梅阡、于是之一起，借古老的“吴越之争”的故事，写了历史剧《胆剑篇》，发出了“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的正义呼声，激励人们“个个执剑，人人扶犁，就在这方圆不满百里的疆土上，也要兴起一片腾腾的王气”。
《胆剑篇》不囿于史料，它是从历史生活中引伸出于今天有益的教训。
《胆剑篇》气魄宏大，场面雄伟，有一种悲壮的美。
《胆剑篇》发表于1961年《人民文学》7、8两期，10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梅阡导演，刁光覃、苏民、周正、郑榕、童超、狄辛等参加演出。
1966～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曹禺遭到迫害，被迫搁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曹禺马上拿起笔来，于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了历史剧《王昭君》，并于1979年7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导演梅阡，主演狄辛、蓝天野、田冲、董行佶等。
观众从戏中看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为胡汉和好自愿请行的“笑嘻嘻”的王昭君。
王昭君虽史有其人，但史书记载很少。
曹禺的构思颇为独特，他借宫廷之地实际上表现的是两个有抱负的孤寂的心灵，“长相知，不相疑”的爱情之歌。
《王昭君》中神来之笔是孙美人的创造。
这个白发红颜的美人，已被深宫锁住了岁月，锁住了心，一生等待着皇帝的宣召和恩宠。
她不是死于阴郁，不是死于绝望，而是死在盛妆凤辇、满心欢悦去会“皇上”的路上。
作者用喜剧形象，写出了后宫美人的千古悲剧。
这是一个诗的形象。
成就和影响 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
在他之前的话剧先驱者们，大都是以话剧作为宣传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工具，因此没有机会更多推敲话剧的艺术问题。
曹禺继承了先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同时广泛借鉴和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现艺术，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因此，他的《雷雨》成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其后的《日出》、《北京人》、《家》也都是公认的杰出之作。
曹禺的作品，不但提高了戏剧文学的水平，对导、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话剧成为真正的综合性艺术。
曹禺的作品，为话剧争取了更多的观众，并使职业剧团得以存在，从而发展提高了剧场艺术。
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和《日出》，是50年来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一直是各剧团的保留剧目和院校的实验演出剧目。
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上演。
1988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曹禺被选为文联执行主席。
看了沈从文的《边城》有何感想
我们人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
绿树、大地、和蓝天，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画面：“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一只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短篇小说，是著名作家先生写于1933年的一篇作品，这座，最为浓郁地飘绕着先生的湘西风情。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
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
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
“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
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
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
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
“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描述的类似于笔下的现代“”，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
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
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
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 。
“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 ，“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
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
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场悲剧。
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保在漩涡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
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爷爷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碧溪岨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
翠翠在杨马兵等人述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歌的岁月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先生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挂期盼。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
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
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先生将这么一个善良的童话描画的这么悲伤，先生出生在20世纪初， 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了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
《边城》作者在给我们展现这一幅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图画的同时，却又流露出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
先生描述的边城在书中那么动人，而我们心中的边城呢。
在我看来，那其实就是一份宁静。
一份心安。
或者说是一份感动。
守住心中的这份宁静，我们也便找到了我们心中的边城。
人美 景美 情美作文怎么写
先说六十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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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急啊
关于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
听听那冷雨》叠字叠句的用法在余光中笔下出神入化了，让人一看便不禁吟哦。
余氏对李清照的词风是偏爱的，“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则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这句话显然师承《声声慢》，但他更注重的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这句，“譬如凭空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沦沦，浙沥浙沥浙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叠字连绵，表态、动态、声响三番俱出，把“雨”字的质感写活了。
文章虽说通篇写雨，写愁，写离怨，但决不惜那朦朦的愁云蒙蒙的雨幕来晦涩自己的观点，他勇敢地涉足以让庸人却步的政治湍流，有意让作品的社会意义、美感价值经历洗礼和考验。
此文开篇，作者便将在凄风冷雨中产生的单调感顺势行延为对历史与现实的喟叹：“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
想这们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
”这妙喻准确、简赅、新鲜，下笔时全然不想着会开罪于何人，只是让艺术把真情实感馈返给现实——它的母体。
大凡真爱，便不必讳言，无须粉饰，且读这一句吧：“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据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声音来自台北，1974年。
不是“箴言”，却是“真言”
想当时，正统作家群中诗以“莺歌”，文以“燕舞”不乏其人，愧杀，愧杀
用艺术伪装现实，艺术只能沦落。
余光中正视现实的勇气还表现在他不沉洒于历史的“杏花春雨”，也不轻信来自官邸或酒肆的传言。
他思索、辨析：“日思夜梦的那片究竟在那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
还是香港的谣言里
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
难怪他要写冷雨，听冷雨，嗅冷雨——“淋淋漓漓”的雨丝能清醒头脑， “渐渐沥沥”的雨声能增聪听功，“爽爽新新”的雨香则沁心润脾。
冷雨，冷语，冷静的肺腑之语。
行文中，作者决不忽略文字的美感价值。
冷雨中诱出了祖宗的诗韵，君不见“渭城朝雨邑轻生”、“清明时节雨纷纷”都以“变奏曲”形式流韵在字里行间。
作者的“情丝”与雨丝绐终交织着，在冷雨中忆起了初临孤岛时的“凄迷”，也忆起了初恋时的温馨。
他相信“商略黄昏雨”的意趣，只有在中国方可尽享，也讲在基隆的港堤上，也许在四川的池塘里。
他想起辞书中“雨”部字块的繁坛，米家山水画的云情雨意，王禹冉为听雨而造的竹楼以及现金雨城中千个万伞的奇观。
雨连着台岛与大陆，连着悠悠的历史与难尽人意的现实。
尽管为文的契机是感慨于海峡两岸“参商太久”，但此文的审美对象是雨、所以作者一直是用来濯涤自己的愁绪，用雨来勃发读者的情趣。
至于载什么“道”，完全没必要让艺术去屈就。
真正的艺术，本身自有扬善祛恶，昭示美于光明的功能。
关键是那艺术要真，不要伪，每个艺术品种都要遵从自身规律去反映现实。
唯其如此，也就必定能和当代生活节奏同步了。
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实践对我们上述的分析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文坛宿耆柯灵说：《听听那冷雨》“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光影，密密麻麻，纵横交织而成。
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字和现实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也应该承认这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是别辟一境。
”这评论有深刻的见解，也很公道，会引起作家与散文爱好者的思考。
读《听听那冷雨》还可以感受到余光中对散文艺术的多方面探索。
他努力开拓散文“可读性”的范围。
所谓“读”，不仅染人以目，感人于心，还讲求易诵之于口，悦之于耳。
为此，他十分注意词语的音韵美，化古求新，别具一格。
善用叠字，“诗化”散句，似乎也可称作 “余光中现象”，读起来有醉人的韵味，那巧构的谐音辞格又毅出一连串的遐想。
再如“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个万伞”一句，“山”、“伞”湘谐，借喻妥帖，寄寓着无尽的忧思与遗憾。
桐城文人“因声求气”的观点，在余光中的散文里得到的印证和发展。
有时，作者也排出个把长句，但不累赘，仿佛如歌的行板。
他拿手的还是让短语、短句参差跳跃产生出珠落玉盘的效果，读这句便知此说不谬：“听听，那冷雨。
看看，那冷雨。
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
”不仅可诵简直可唱了。
我们得到了启示：诗句要有节奏，散句也要有节奏；而这节奏千变万幻，调度得当便是艺术。
同类语或近义词的连用在文中也不乏见。
“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
”一下子扫过万千山水，大陆风情，如数家珍。
再看这句；“大陆上的秋天，天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
于今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
一字之别，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