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读书笔记
摘抄书中的内容，难免断章取义，抄写以便记忆之用。
第一部分：中国近代史讲义自中国通欧洲陆道凡四，北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如欧俄，一也；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咸海、里海），二也；自天山南路逾葱岭，三也；南经前后两印度西北行，四也。
北道最荒凉，直至俄人据西伯利亚筑铁路而大开。
蒙古迄两海间为游牧人种荐居地，匈奴、蒙古侵略欧洲实自此道。
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天山北路，既阻之大沙漠，川边海藏又为世界第一高原。
中国文化，古来迄今在北方至南方渐即开明。
海道自地中海、黑海出波斯湾，或自埃及出红海为自古贾舶所由，然是时航海之业尚未大盛，至近世此道沿岸悉为土耳其所据，西人之航海转于此时勃兴，遂不得不舍旧有之道，而另觅新路，海路之新通者有二，一绕非洲南端入印度洋，一则经西半球东来。
中国政治疏阔，武备废弛，但求与天下安，实只可处闭关独立之时，而不宜于列国竞争之世也。
清代内治可分数期：自顺治入关至康熙平三藩灭郑氏为勘定之期；圣祖世宗整顿内治，至高宗遂极盛；高宗（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秉性夸大，文治武功，皆近文饰，末年更用一黩货无厌之和珅，吏治大坏，民生日蹙；遂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嘉道以后，日入于艰难之世矣。
满洲兵力本极强悍，用能以一隅之众抗天下之兵，然其衰弊亦极速。
禁烟活动，鸦片战争，江宁议和，五口通商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
1、朝政之非，朝令夕改，中央亦无能主持大局之臣矣。
2、兵力之不振。
3、士大夫之虚娇，不能知己知彼，勤求敌情，又不能实事求是，尽其在我，而徒放高论，轻佻强敌。
此为自宋以来士大夫之积习，道咸之时，亦复如此。
4、民心之不靖，前后各役汉奸为外人效力，国民性丧失如此。
——第二部分 中国近世史前编人必有其所处之境，与其所处之境适宜则兴盛，不适宜则衰亡。
文化本是控制环境的工具，不同的环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
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对付各种不同的环境。
但是环境不能无变迁，而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却变迁得没有这么快：（一）大多数人，总只会蹈常习故。
审察环境的变迁，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随之而变迁的，总只有少数人。
（二）而我们现在社会的组织，没有能划出一部分人，且拣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来，使之研究环境的变迁的情形。
制定人类控制的方法，而大家尊而行之。
误谬在于：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万古不变之道，此道昔人业已发现，我们只要尊而行之，遂不复从事与研究；处事之时，亦不肯注重于研究。
即或迫于事势，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数，既苦于不足，其人选又不适宜。
制度二字，旧时多就政治方面而言，此处所用，兼该社会的规则。
所谓环境，实有两方面：一为自然，一即社会，可谓人类的自身。
制度即人类所以控制自己的。
近代史以前中国的情形， 从政治社会两方面：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
“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天下安。
”中国政治上的治者阶级，在封建时代，为世袭的贵族。
封建即废，则代之以官僚。
所谓官僚，一为官；二为士（官的预备军）；三、辅助官的人：幕友、吏胥、差役；四、与官相结托的人，绅士、豪民。
生物学上的公例，好的和坏的，都是反常现象，只有中庸是常态。
官僚政治的情态是1、不办事；2、但求免于督责；3、督责所不及，便要作弊。
用人方面：取材之途是学校与科举。
学校在官办的情形下，自然不会认真。
倒不如科举，还有一日之短长可凭。
科举遂成积重之势，流俗看重它，朝廷亦特优其出身。
然科举则所学非所用。
文官考试，唐朝为诗赋和贴经、默义，宋朝则废贴经而改墨义为大义。
专重记忆的考试；明清以来，遂专注重于几篇四书义，而其余都不过敷衍了事。
而四书义的格式，又经明太祖和刘基制定，是要代圣贤立言的。
八股文，段段相对，而且不准自己说话，而要代书中的人立言。
天资中等的人，就可以穷老尽气了。
唐朝的进士试诗赋，其性质多近于浮华（空疏）。
明清的科举，重四书义，四书注则采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质，多近于迂腐。
空疏则不知官吏的职责，迂腐则成为改革的阻力。
清朝的所谓绅士，多成为顽固守旧之魁。
财政，由于政治的放任主义，财政更是混乱。
全国最主要的赋税是地丁。
地即田税，丁乃身税，本指力役。
全为农民负担，其伸缩之力极小。
财政困难，加赋往往召乱。
但不加赋，又无以应付事情。
兵刑，在历史上，往往内乱猝起，外患猝至，国家竟无一兵可用，新的可用的军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从一面打仗，一面训练中，发生成长起来。
这亦是是政情所规定。
刑法，则向来维持秩序的，是习惯而非法律。
换言之，即是社会裁定，而非法律制裁。
中国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民的知识，大概是从经验得来的。
中国的农民是困苦的，1、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滥伐，时而不免于天灾。
2、因田主及高利贷的剥削，商人的操纵。
3、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
所种之田，因分析而面积变小。
工业：大抵是手工。
工人无甚智识，一切都照老样子做，所以改良进步颇迟；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
商人在闭关时代，可谓最活跃的阶级。
农工商三种人，都是直接生利的。
士则否。
士人：1、最得意的，自然做官去了；2、次之则游幕；3、因做官的人，生活宽裕，往往可以支持数代，又读书，纯粹成为有闲阶级；4、大多数无产的，则以教馆为生，握有全国文字教育之权。
从前的读书人，知识大体是浅陋的。
因1、中国人的读书，一部分系受科举制度的奖励；又一部分，则因实际应用的需要，如写信、记账等。
士人而外，还有一种不事生产的人，此等人，在乡里则称为无赖，成为地痞，成为棍徒；出外则称江湖上人。
一般的风气，家族主义颇为发达。
乡土观念亦是习惯所重的。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不甚迷信宗教。
其故：因自汉以后，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现世，都可以人力致之。
别种宗教在中国不甚占势力。
道佛弥补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希望。
人生必看的十本书
教育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禁忌、很多注意事项。
会育儿的父母一定要懂下面列举的8个教育理念，一起来看看。
一、 家庭教育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其一，我们的父母大多没受过专门训练。
无论是小时候，还是长大恋爱成家，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很少有人对我们说怎么做父母。
即使有人说过，也只是长辈们。
他们或许会说“棒打出孝子”、“不打不成长”……这些在生活中流传的观念对吗?这需要我们去反思。
要做驾驶员需要到驾校学习3个月才能拿到执照，而要做父母3个月能学会吗?父母不同的语言、行为、教育会在孩子的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父母们难免会出错。
其二，父母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易使家庭教育偏离方向。
父母与孩子间有天然的感情联系，特别是母子一体，自然产生期待，把自己没实现的，没做成的都转而寄期望于孩子来完成，难免不切实际。
一本《哈佛女孩?q刘亦婷》卖了几百万册，正是父母们这种心理的反应。
父母的过度关心，过度照顾剥夺了孩子成长的空间。
《扬子晚报》的记者调查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不知道怎么安排生活，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从小到大不要考虑任何事情，怎么会有成长呢?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过多限制、过多干涉也会阻碍孩子潜能的释放。
我们常常居高临下地待孩子，以“家长”自居：“你是我生的，我让你听，你不听，找揍!”如此家庭教育缺失了“人格平等”――《联合国儿童宪章》规定的根本精神，怎能使孩子健康成长?其三，很多父母忽略了自己的教育职责。
由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学校教育，父母更多的考虑也是学校教育，忽视了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教育基础，才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
俗话说：三岁看老。
孩童时代所受的教育影响着人的一生，儿童对世界的最初认识源于父母，家庭教育的影响对人刻骨铭心。
父母们惯有的家长概念在英文中其实是个贬义词，含有“家长制”、非民主的意思。
而要孩子完成一件事必须有真正的理解、接受，才能去做好。
对教育职责的漠视，教育理念的偏颇自然导致家庭教育易出错。
二、没有父母的成长，就没有孩子的成长。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榜样。
通常优秀孩子成长为优秀人才的背后，总能找到温馨和谐家庭的影子;同样，一个人形成不健全的人格，也可以从其家庭中找到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因素。
父母们把孩子送到小学、中学时，总喜欢说：“老师，这孩子全交给你啦，拜托啦!”其潜台词是“与我”无关啦。
其实，绝对不是如此就行的。
撬动地球的手，就是推动摇篮的手。
好的家庭往往伴随着父母与孩子的共同成长;坏的家庭往往给孩子负面影响。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印证。
张家港×校一位初二的孩子星期日晚在家复习迎考，他父母邀了几个朋友来家搓麻将，其响声搅扰了孩子，孩子无奈说：“11点多了，还打，我明天怎么考试?”麻友们正在兴头上，对孩子的话不予理睬。
孩子生气了，就将电视打开，并把音量调大，弄得左邻右舍上门抗议，他父母觉得丢了面子，将他打了一顿。
孩子连夜出走……朋友们常问我每周有多少时间与孩子在一起?我说由于工作忙，我与孩子相互交流并不很多，但只要孩子看到，我一定是在看书，写作，不需要讲话。
身教远大于言教吗。
父母有多少工夫在家读书，家中有多少书，培养出的孩子境界是不一样的。
2004年，中国出版社协会做了一项调查：我国有45%的家庭无一本藏书，无一个书柜;韩国有 96.8%的家庭平均有500本以上的藏书。
没有书香家庭，哪有书香校园，书看社会?父母不进步又怎指望孩子成龙、成凤。
学习型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是共同成长，甚至相互影响的。
他们往往有一些成功的影响方式，如亲子共读，亲子通信，讲述成长故事等。
父母的成长和孩子的成长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过程。
父母的不断进步、不断学习，其影响是无形而深刻的。
三、品德重于学问，状态大于方法。
1、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筑人格长城。
生活中看人常常是一俊遮百丑。
有了高分数，好成绩就被看作好孩子。
事实上，影响终生发展的因素中，分数并不是最重要的，起着制约作用的是品德、品格，是做人的快乐，是受人欢迎、尊重，而不是知识学问。
点点滴滴的影响，将会对人格的健全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不少父母过多关心学习，只要考出好成绩，什么要求都答应，什么愿望都满足，什么承诺都兑现。
品德低下却不被关注，有些孩子说谎，拿家里东西或别人东西，自我中心，不考虑别人感受。
这样的教育理念、方式令人忧虑。
我的孩子小时候也拿过家中东西，但我们让他知道犯这种错误受到的处罚远远胜过考试学习知识的失败，让他知道了爸爸、妈妈不是很看重分数，而很重视品德，使他成为了一个谦和的人。
行为习惯的养成也是很重要的。
我的孩子小时候整天丢三落四，今天买的尺子明天丢，到三年级骑车上学，钥匙也常丢，常要我们送。
怎么行!后来我们决定：钥匙再丢得自己跑回来拿备用钥匙。
四年级还这样，他自己把车扛回了家。
那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呀!但换来的是钥匙再也不丢了。
所以，父母们应充分重视品德习惯的养成教育。
2、生活毁灭人是无声无息的，有如滴水穿石;同样，生活成就人也是无声无息的。
只有关注生活的细节和进程，只有成为生活的主人，才能被生活所成就。
新教育实验有句口号：“状态大于方法，方法大于苦干。
”现实情况恰好相反，是“苦干大于方法，方法大于状态”。
实际上，人与人最大的差距是状态。
有了状态就有了方法，有了状态就想做事，就有可能成功。
前不久，复旦大学一位研究生跳楼自杀，他曾是某省的文科高考状元，应当说学习成绩是出类拔萃的，可又怎么样呢?父母白养了他，还不如考上大学留在身边的子女，对社会也没有贡献可言。
一位学者说过，哲学家与普通工人的差距远小于野狗与家犬的差距。
哲人与工人的差距是分工造成的。
一个单位里同工种的人其差距是状态造成的。
有些人聪明，但他无所事事，怨天尤人，他就无所成。
所以说，最重要的是状态，是精神方法。
凡有助于精神状态培养的，就要去做;凡无助的，就要少做或不做。
四、把童年还给孩子大家经常感慨：现在的孩子没有童年、没有快乐。
只要进了学校就没有好日子。
在入幼儿园前，父母们怀着许多梦想，让孩子弹琴、画画、唱歌、跳舞……一进学校，进了考试圈，很多父母就退出先前的游戏。
当然学习也不是为了给孩子快乐，而是寄托了许多幻想。
逐渐地，现实让他们梦破，到了初中，那些美丽的幻想中的爱好便被斩尽杀绝。
剩下的是“苦”。
正如孩子们所说：“起得最早的是我，睡得最晚的是我，最苦的是我，最累的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
”是的，每天早晨天没亮就匆匆赶在路上的是孩子，每天夜晚熄灯最晚的还是孩子(可能还有搓麻将的)。
现在的孩子真比农民还苦啊!他们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幸福!幸福是一种体验，享受着教育的幸福，这是教育的一种境界。
追问孩子幸福吗?答案是不。
可孔子《论语学记》首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应当是快乐的呀。
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在游戏、活动、玩耍中学习呢?为什么关在书房才叫学习呢?我们的父母，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快乐指数啊!别让范进重现!五、无限地相信孩子发展的潜力1、赏识导致成功，抱怨导致失败。
先让我们从男孩、女孩身上说起吧。
我们给女孩的玩具是布娃娃之类的，给男孩的玩具常是各种模型、而且是活动型的。
那里面含着我们希望女孩温柔、文静，希望男孩勇敢、活泼的意思。
女孩子打架的结果会是挨训：现在就这么疯，以后怎么办呀?男孩打架的结果是被赞赏：调皮的孩子聪明。
孩子长大了，人们说：女孩到了中学就不行了，男孩子到了中学就好了。
要知道谎言重复千遍成真理。
女孩子受到的暗示是“不行”，男孩子受到的暗示是“行”，这就使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状态，于是就如笔者在《享受幸福》中写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倘若你要孩子行，那就要珍爱孩子每一次的成长机会，欣赏他们的成长，欣赏他们的言行;倘若你要孩子不行，那就抱怨，指责他们吧。
2、孩子的潜力恒大于已经实现的一切。
现代科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人的潜能是具大的。
残疾人周舟不也成为很棒的指挥吗?聋哑女孩周婷成长为美国著名大学的高材生，正是其父周洪赏识教育的杰作。
让我们无限地相信孩子发展的潜力吧!六、让孩子有一样属于自己的东西父母在培养儿童智力的同时，切不可忽视非智力的培养，应该使年轻一代具有远大的目标、广泛的兴趣、热烈的情感、坚强的意志、独立的性格。
人最幸福的事是让他喜欢一件事情，哪怕是种花、养小动物，使业余时间、精力有所寄托。
每个孩子，在家庭中、学校中都应使他有个兴趣爱好。
什么最好?特色。
现在分数最好，其它人都是失败者。
其实，孩子学的太难了，有的是一辈子都用不上的知识，有什么价值?教育应该让孩子有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他即使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名牌，也会有健康人生，幸福人生。
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价值。
复旦那个自杀的研究生有什么价值?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并没有接受正规大学的教育。
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学到的诸如善良、勤勉远远超过大学的收获。
每个孩子可以有不同的成长道路，让他喜欢一样，会影响孩子一生的生活质量。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否快乐，这很重要。
七、让读书成为孩子的生活方式读书，是孩子们净化灵魂，升华人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主要任务就是读书。
但现在学生除了读教科书之外恰恰很少读书。
凡是读书多的孩子，一般来说，其神野必然开阔，其精神必然充实，其志向必然高远，其追求必然执着。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就是这个人的读书史。
读书对于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
世界上那些生命力旺盛的民族一定是爱读书的民族，如犹太人。
近代史上三个最伟大的人物均来自犹太民族：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改变了人类对社会的看法，爱因斯坦以相对论确立了崭新的宇宙观，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法让人更准确地了解自身。
全世界富有者中，40%是犹太人。
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最多的也是犹太族人。
他们读书态度近乎宗教。
孩子刚生下来，就用蜂蜜涂在书上，让孩子舔，意思是读书才能甜蜜。
他们也绝不允许把书踩在脚下。
他们每人年均读书60本，中国人均只有5本。
一个不读书的人是走不远的。
是否读书跟他是否大学毕业没有关系，书才是真正的大学，才是让人精神成长的乐园。
宁静才能致远。
读书的人生活不一定富裕，但他可能是精神富翁。
八、让日记伴随孩子成长写日记是个好习惯。
通过写日记，可以让孩子对自己的学习、生活进行总结和深化思考;可以锻炼他们观察生活的能力和驾驶语言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可以让子女倾诉自己的情感，调节自己的情绪;可以培养他独立的个性和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可以锻炼他的意志，开阔他的心胸，净化他的心灵。
不仅孩子写、老师写、父母也可以写，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
有的甚至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一位家长，一个学校的状态。
因为要想写得精彩，就必须活得精彩，做得精彩。
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正因为父母觉得自己不是天才，所以，特别期望自己的孩子是天才。
一个命题肯定是正确的，只要父母们与孩子一起成长，尽管我们不是天才，但我们完全可以成为天才的父母。
《素质教育在美国》读后感
诗歌的由来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
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
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
志就是诗。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
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
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
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
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
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
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
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
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
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
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
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
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
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v诗歌何时称之首 在古代，诗歌最初称篇或章，而不称首。
例如我国最早的，叫三百篇，屈原的诗叫九章，诗歌称首，最早出现于东晋初年。
当时有个名叫孙绰的诗人，在中写道：不胜哀号，作诗一首。
一个名叫支通的人，在中写道：聊箸诗一首。
从此，人们普遍称诗为首。
v诗人的来源 诗人一词，战国时就有了，何以为证，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
注释说：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
这便是诗人后一词的最早提法，从此以后，诗人便成为两汉人习用的名词。
辞赋兴起之后，又产生辞人一词。
杨子云说:诗人之赋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用则和淫来划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足见现汉代是把诗人看得很高贵，把辞人看得比较低贱。
六朝以后，社会上很看重辞赋，认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以此又创立了骚人一词。
从战国而至盛唐，诗人、骚人的称号受人尊敬。
v古诗二言至十一言之始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
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
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
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
《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
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
《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
《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
《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
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
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
苏东坡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诗之始。
v题画诗之考 我国题画诗的产生、历来被认为始于唐代，创始者为杜甫。
这里首先应该说明什么是题画诗
如若说题画诗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以现有的资料看，那是唐代才有的事。
若不是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而是把不直接题在画面上的吟画、题画、论画以及题扇画、题壁画、题屏风画都看作是题画诗的话，那么，从现有资料看，在六朝时已经有了题画诗。
如《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就收有东晋桃叶的《答王团扇歌》三首，其一是：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
与郎却喧暑，相忆莫相忘。
虽说比较简单，但确实是对画扇的歌咏。
特别是由梁至北周的杰出诗人庾信，在梁朝时，曾作《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生动地描绘了屏风上的各优美画面，在题画诗创作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我国的题画诗，六朝时已经产生。
诗歌的起源 [原创 2006-01-26 16:13:46 | 发表者: 俺样] 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说法众多，如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心理表现说等等。
其中劳动说最为人们所认可。
而诗歌又可以算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开路先锋。
在人类社会出现文字之前，就已经有了口头创作的歌谣了。
鲁迅先生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原因有二：其一,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其二,原始民族对于神明由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
诗歌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在《淮南子》里有过比较具体的描述：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
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当然，由于那时生产还处于原始阶段，语言也不发达，人们在劳动中发出的“邪许”的声音还比较单调，既没有歌词，自然也没有表达具体的思想内容，因此我们还不能认为它是真正的诗歌，只能算是原始的歌谣。
从仅仅有表声的歌谣发展到同时也表意的诗歌，这中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
《吕氏春秋》的《音初》篇记载了一首《候人歌》，歌词是： 候人兮猗
可以看作是表意诗歌的一种最简单的雏形。
这里的兮猗二字，如同“邪许”一样，只起表音的作用，而侯人二字，就表达了作者的一定意愿，而具有虽然简单却比较具体的思想内容了。
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多样化，诗歌的表现形式自然也更加完善，内容也更加丰富。
这时期，诗歌不仅可以表达个人的的某种愿望，而且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了。
《吴越春秋》里记载了一首《弹歌》，歌词是：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在这短短的八个字中，反映了原始时代我们祖先打猎的全过程和生动的场面。
这首歌谣不仅内容完备，情节生动，而且句式整齐，逢双句押韵，大体具备了诗歌的一般要求。
其次,谈谈诗歌起源于宗教.在原始的歌谣,我们能找到很多祈天一类的作品,例如《礼记·郊特牲》里就记载了一篇相传是神农时伊耆氏的《蜡辞》：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勿作。
草木归其宅。
照字面意思看来，这首歌谣显然是当时劳动人民因无力战胜水旱虫灾而向“天帝”发出的祈求，希望不要降灾祸来危害庄稼，让大家能过上安逸的生活。
卜辞是刻在甲骨上的殷商时代的文字，因为它是通过宗教巫术占卜吉凶祸福的，所以叫“卜辞”。
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卜辞中，也有酷似诗歌一类的记录： 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这几句卜辞，从内容看，不仅文字完整，而且意义非常明显。
从表现形式上看，也基本上具备诗歌的形式了。
如果对照一下汉代的乐府民歌《采莲曲》，就更有理由说它是一首诗了：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说诗歌起源于生产劳动，起源于宗教，并不是说这二者是相互脱离、各不相关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这样的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里所提的八阕诗歌，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是从这八部诗歌的名称来看，既直接与生产劳动有关，又跟当时的宗教迷信关系密切。
特别是“敬天常”、“依地德”这类名称的歌词，很明显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条件（如气候、土壤等）的重视，又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中西方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同，越多越好
中美两国文化历史背景不同，教育也有所差异。
很多人认为中国基础教育扎实，美国一些教育学者也在呼吁向亚洲包括中国学习基础教育。
笔者就此做一点剖析。
“数学神童”与“数学白痴” 先看中国人怎样教育小孩。
很多人认为，小孩像个空瓶，吸收能力特别强，于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往里灌输知识。
教其背唐诗、诵古训，尽管他们不一定理解，但先让其被动吸收，然后慢慢消化，最后将这些知识融汇贯通。
美国人尽量让小孩多玩，提倡利用幼童的探索天性，通过让其接触大自然、认识真实世界，建立认知基础。
多让幼童用五官感觉大小、形状、颜色、质地，用心去体会数字的意义，而不是只获得正确答案。
他们认为幼童不能像大孩子或成年人一样抽象地学习，只有用真实世界的印象建立逻辑思维。
中国孩子可以不加理解地知道3+4=7，将乘法表背得滚瓜烂熟，但那只是鹦鹉学舌。
也许有人要问，小孩在玩中能学到什么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观察他10 个月大的儿子时，发现孩子老是把面包撕成碎片往地上扔，并且非常专注地观察面包的落点，小孩丢东西的行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很多父母在拣起这些东西时，会告诉小孩你不可以再乱扔东西，却很少去想小孩扔东西的动机。
皮亚杰发现那可能是小孩在探索和学习万有引力的过程。
为什么面包会落下去
气球会浮起来
牛奶会流出去
小孩都在认识、体会这个世界。
在美国小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可能会上演这种情景：当老师发问“7+8等于多少
”时，中国小孩马上可不加思索地回答“15”，天才啊
而美国小孩可能手指不够数，还要把鞋子脱掉，手脚并用，简直笨得一塌糊涂
美国学生数学成绩差出了名，似乎中国教育培养的是“数学神童”；而美国教育培养的是“数学白痴”。
然而那些“中国神童”长大后都到哪去了
纵观近代世界科学史，西方尤其是美国教育造就大批顶级科学家。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学习到底是为分数，还是为应用和创新
当然，今天在北美的华人第二代，虽然多少受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影响，但也不不亚于老美，工程师、博士后及专业人才比比皆是。
强调结果与重视过程 还有人认为美式教育注重广博，中式教育窄而深。
笔者觉得这种评价不够准确。
没有深度的学习，美国人怎么能包揽大多数诺贝尔奖
美国教育重视阅读而不要求背诵，因为广泛阅读可增加宽广的背景知识，开拓视野，丰富想象力；而背诵可能被前人思维所束缚而难有创新。
美式教育让学生做课题，通过探究性学习，对某个主题做较深入的学习。
当学生对一个课题深入研究时，他需要翻阅大量资料，学习相关知识，思考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做实验，写论文，应对质疑和答辩。
回过头来，不但经过阅读、写作等综合训练，而且所学的知识大大超出教科书范围。
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不可能对所有主题都做深入探究，重要的是通过探究，深入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得到锻炼和培养。
有广博的知识，又有深入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博大精深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教育是全社会都要支持的事业，美国高中生进入英特尔科学奖竞赛决赛者的很多实验都在大学实验室里完成，指导老师多是大学教授，成果有一定分量，不是小儿科，而这些获奖者的考试成绩同样也很优秀。
美国还把很多大学基础课程下放到高中，给有能力的学生选修，成绩可以被大学承认。
但美国基础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水准也参差不齐，在快乐童年观念主导下，小孩没学习压力，过度放任而导致很多学生不刻苦用功，这对教育资源是极大浪费。
有的在小学四五年级还记不住九九乘法表，高中毕业还离不开计算器，如此种种与素质教育差很远。
中式教育多以应试为目的，强调背诵和记忆，仅在考试范围内反复练习，达到熟能生巧。
但是否真能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值得探讨。
把高中的最后一年作为复习迎考的冲刺，是有效率的学习
那或许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
学生学习是在练兵，结果不应该看得过分重要。
如果不注重了解过程，很难对所学知识应用自如，更难有所创新。
美国学校讲综合评价学生，高考状元被名校拒绝，并非新鲜事。
想想今天世界顶尖的大学，美国占了多少
他们的生源绝大多数来自美国高中生。
一流的大学如果全是二三流的学生，一流能维持多久
相信权威与追求真理 这几年笔者回中国多次，许多亲朋好友的小孩都天资聪明。
但从他们父母眼神中透出的期望，从学校里的分数所折射出的残酷，也使小孩的心灵充满忧伤。
这些孩子的好奇心在流失，自信心在减退，创造力没有得到培养。
被动的学习和主动的探索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前者在寻找标准答案，后者在追求真理。
我的女儿现在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但她在中学时所掌握的某些学科的知识没有中国国内的学生深入和熟练。
今天的世界不是以你记忆多少知识论英雄，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的训练和批判性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美国顶尖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并非都智力超群，大学不仅是在选拔聪明学生，更重要的是寻找卓越的年轻人。
我女儿的一篇论文质疑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教授的论点，她的思路就是想证明那位教授的假想不成立。
她在期末把论文交给了哈佛大学心理学大师史蒂芬?品克，品克很感兴趣，给了她A的成绩。
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教会了学生相信权威，揣测领导。
像我女儿那篇论文是黄毛丫头挑战名校教授，岂不是不知天高地厚
而美国的教育让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去探索追求真理。
中国人常说老师是一根蜡烛，燃烧自已照亮别人，而教育更重要的是点燃孩子心中的火种。
有人说近代科学家以爱因斯坦为代表，近代发明家以爱迪生为代表，近代艺术家以毕加索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他们小时候都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
不管这些大师是因他们的思维早已飞出学校的框框，还是因后天努力，他们都做出伟大成就。
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埋没多少，又有谁知晓
东方和西方，中国和美国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多了解，多借鉴，多思考，才有益于发展。
中国教育重于培养考试型的，西方着重培养能力型的，中国需要的是全能型的，西方则是注重专业性，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去发展。
中国对有些偏才、怪才可能不太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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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章读后感都很好写，基本上都感慨完了，往里面找写句子抄一抄就可以当成一篇不错的读后感哦。
例如：《风雨天一阁》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 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 而入。
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 法把我弄到天一间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 书的心绪，只得作罢。
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 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 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 阁，实在说不过去。
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 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
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 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
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
第二 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
打落 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 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
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 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
本来浑身早已被 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
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 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
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
明明 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
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
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枪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
这一切，本该迅 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
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 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一个为 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 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 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 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
“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逞论区区几箱书
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
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
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 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 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
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
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
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 小小的栖脚处。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 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
最后做 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
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
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 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
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 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 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 少。
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
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 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 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
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 这样。
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 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 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
然而 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 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 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 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延杖之罚，并下过监狱。
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 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
”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 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 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 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
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 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学， 他太激动，大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
起先他也曾狠下一 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 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 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 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 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 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
相 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
太纯粹的 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
范大澈从小受叔父 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 集到一些重要珍本。
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
据说有 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 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 随意取阅。
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
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 差别就看出来了。
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 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 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
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 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 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 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
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 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 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 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 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
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 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 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
为什么他不 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
为什么他要把权利 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
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 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 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
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 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 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
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 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 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
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 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
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 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 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
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 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
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 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 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
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 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 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 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
不难想象，天一阁 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 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
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 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 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 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到底有哪些书，能 不能借来看看
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 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 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
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 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 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 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 姓者，罚不与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 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 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 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 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 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 在当时已属于旁支。
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 目光。
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 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 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只要开放一 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
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 的意义又何在呢
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
阁门的 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 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
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 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 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 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
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 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
他 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19 岁的黄宗羲在廷一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 大铖，一时大快人心。
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 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 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他在 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 叩天一阁之门了。
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 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 读楼上的全部藏书。
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
他们是 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 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 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
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
铜锁在一具 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 阁藏书记》留世。
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 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 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
封 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 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
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但 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
乾 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
天一阁进呈珍 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
乾隆 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 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 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
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 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
藏书的意 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
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 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 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
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 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 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
这一次几乎把 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 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
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 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
把保护藏书楼 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 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
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 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 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里。
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 过营养。
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
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终于失效。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除了张 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 成为废墟。
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 事。
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 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 的一个处所。
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 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 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 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 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了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 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
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 地问自己：你来了吗
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
阁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
由此 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 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博、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 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
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 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
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 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