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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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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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的读后感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 暑假在家闲来无事，就把以前在上学买的书整理一下，发现有好多书自己竟然没有好好的读完，都是听老师说要看什么书自己去买来了，结果随便翻几页就扔在那里。
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就决定在这个假期里好好弥补一下。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哲学启蒙书，她用深入浅出的文字想我们每个读者展示了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
从苏菲在信箱中取出的一封写着：“你是谁
”的信开始，在艾伯特的指点下，苏菲从哲学的摇篮雅典出发，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有了初步了解。
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包括达芬奇的绘画、莎士比亚的戏剧、古登堡的印刷机……涉及艺术、科学、建筑、数学等许多方面。
至于近现代，艾伯特的“哲学函授课”包含了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乃至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看这样一部作品，让我看到了全人类的文明。
在苏菲的所到之处，到处都凝结着文明的精华。
看过之后，我已经不仅仅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震撼。
“我思故我在” 可读完全书的我却很茫然，我存在吗
不过是在这个时段、在这个特定的空间的相对存在罢了。
试问，多年以后，一切都归于湮灭之中，我会存在
渺小的我会存在过，或曾经存在过
真不敢相信“恐惧”竟是我读完书后的第一感觉。
我不知道他人读此书的过程中是否会有这荒谬的感觉。
这是我真实而自觉荒谬的心灵体验。
讫今为止，《苏菲的世界》是让我感觉最奇特的书，真的，在以往没有任何一本书会这样让我沉迷其间而深感“恐惧”，读后对这“恐惧”深感荒谬。
要解决这种恐惧这中荒谬就只有通过自己的思考，通过思考来更加清楚的认识这个世界，这大概也是作者的最终目的吧 我原本以为哲学是一门不切实际的学问，但当我读完全书后才发现哲学其实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哲学是“关于天底下每个人都关心的一些问题的学科”。
哲学所要解决的都是还没有科学方法可以证明的问题——诸如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
我认为哲学不是科学，因为它没有什么精确的公式来计算、来衡量。
哲学是对未知事物或不确切认识的事物的假设性解释，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锋。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洞察力和价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
科学给予我们知识，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
心里面想的还有很多，但不知道怎么来更加明白的表达，也许只有我们自己亲身读了此书后才能和我一样感受到《苏菲的世界》带给我们的震撼
「三国演义」是由明朝文学大家罗贯中根据当时所流行的话本收集而成的，主要是介绍东汉末年，群雄四起，争霸天下的野心为背景，故事是由魏、蜀、吴这三国交织而成，其中，以蜀汉为主体，所以，作者对蜀汉中的主角包括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则是赞赏有加，对魏中的主要角色，「曹操」，则是以贬居多。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奇书之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亦是章回小说之一，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多的评价，其中，有许多故事都使很多人拍案叫好，包括：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死孔明吓退活仲达等……，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有。
一、「过五关斩六将」：当时关羽因为要保护二位嫂嫂及侄儿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屈服于曹军之下，但关羽虽处在曹营下，却无时无刻地挂念的大哥，时时打听大哥的下落，直到有一天关羽终于知道大哥现处在河北袁绍那里，他赶快提刀跨马护送着两位嫂嫂及随行的女眷们乘车，到了东岭关口，因偏将孔秀执意要请示曹丞相之后，此时，关羽已怒火上升，就把孔秀劈成两半，消息传到洛阳 ，虽洛阳守将韩福和孟垣商量对策，但哪里是关羽的对手，两人都被关羽所劈死，像这样，关羽一连闯过五个关口，杀了六员守将， 才渡过黄河，他虽然感到有些愧对曹操，但此时的他只想赶快和大哥碰面，杀了这么多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二、「的芦救主」：此时，刘备虽然对刘表的召请，心里感到疑惧，但又不得不去，所以，刘备便带着赵云，跨着的卢，向襄阳出发，蔡瑁装得非常恭谨，到了第二天早上，荆襄九郡四十二州县的文武官吏，开始参加刘备代替刘表主持的「丰年大宴」，赵云非常小心的跟在刘备身旁，于是，蔡瑁又设下计策，把赵云支开，等到酒过三巡之后，伊藉执着酒杯，个人总结走近刘备席前，悄悄地向他说过：「蔡瑁想要杀你，你赶快从西门逃走吧
」于是，刘备立即跨上的卢向西门逃出去，但没想到走不到几里路，前面有一条又深又急的河，此时，刘备只好向急流中跨下去，这时，刘备嘴里喃喃地念道：“的卢，你要救我
”的卢好像是听懂他话似的，奋力窜起来，使刘备脱离了险境。
这二则故事使我受到了启发，（一）是让我感受到关公的重义气，即使大哥在天涯海角，只要有消息，也要把两位嫂嫂平安的送到大哥手上，把自己的生死置之身外，一切以两位嫂嫂的安全为重；（二）是让我感受到人不可只注重外表，认为它是坏的而舍弃它，就像是的卢一样，纵使它是会克主的，但刘备却不在意它，可能是刘备的仁心感动了的卢马，所以，在主人最危急之时，它无克主反而是救了主人一命。
看完三国演义，才感觉到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也感受到作者的写作能力，罗贯中把所有人物都描述的栩栩如生，如：关羽的义、张飞的直、诸葛亮的忠及曹操的奸等……，让读者都与故事的剧情融合为一体，随着故事剧情的高潮而起伏，「三国演义」因为属于章回小说，故事具有连续性，让人有一直想看下去的心理，而且不会觉得枯燥乏味，故事编排得宜，紧张刺激，使人有一种深陷其中，好像自己也处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乱世之中，「三国演义」不仅是在当时有一种象征的功用，也是令一种体制的创新，更是研究明清小说的典范之一，所以，「三国演义」真是一本值得在再看的好书，每阅读一次，就感觉多了一次不同的体验，文学素养也提升了许多。
尼采的生平简介
弗里德里希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著名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的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
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
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1844年 10月15日诞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Sachsen）的洛肯镇（Lutzen）。
好几代的祖父与父亲皆为路德教派的牧师。
1849年 5岁 7月30日，父亲得脑软化症病逝。
1850年 6岁 举家迁往塞尔河畔的南姆堡（Naumburg）。
1858年 14岁 10月起，在南姆堡近郊帕弗达预科学校读书。
1864年 20岁 10月，进波恩大学，修习神学与古典语言学。
1865年 21岁 10月，转入莱比锡大学。
在一家旧书店中偶然读到书本华的著作。
1866年 22岁 开始与李契门下厄尔温·罗德（ErvinRohde）交往。
1867年 23岁 10月，被征召入南姆堡炮兵联队。
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1868年 24岁 4月，因伤退伍。
11月8日初识瓦格纳。
1869年 25岁 2月，受聘巴塞尔大学，担任古典文献学的额外教授。
4月，脱难普鲁士国籍，成为瑞士人。
5月17日初次访问琉森（Luzern）近效托里普森的瓦格纳家。
5月28日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任讲演，讲题为“荷马与古典文学”。
与一生的挚友良师布克哈特（Jacob Buckchardt）缔交。
1870年 26岁 3月，升为正教授。
8月，普法战争爆发，志愿从军担任卫生兵。
罹赤痢与白喉。
10月退伍，返巴塞尔大学。
与神学家奥瓦贝克（Franz Overbeck）开始交往。
1871年 27岁 执笔。
1872年 28岁 1月，出版。
2月——3月，在巴塞尔大学演讲，发表（殁后作为遗著初次出版）。
1873年 29岁 第一篇出版。
发表中之部分文字（殁后作为遗稿初次出版）。
1873年 30岁 发表第二篇、第三篇。
初读法国作家斯汤达尔的小说，如受电击。
1875年 31岁 10月，初识音乐家彼德·卡斯特（ReterGast,本名HeinrichKoselitz）。
1876年 32岁 7月，第四篇出版。
八月，贝鲁特剧场演出第一次祝祭剧。
9月，与心理学家保罗·李（RaulRee）缔交，病况恶化。
因病，巴塞尔大学课程请假休讲。
冬，与保罗·李及梅森伯格同任于索特林。
10月11月在索特林与华格纳作最后的晤谈。
撰写了最初的备忘录。
1877年 33岁 9月，回巴塞尔，复于大学授课。
1877年 34岁 与瓦格纳的友谊关系终结。
1月3日瓦格纳赠送（Rarsifal）一书。
5月第一篇出版；给瓦格纳最后一封信，附赠书一册并扉页致辞。
1879年 35岁 重病。
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
《人性，太人性的》第二篇上半部出版。
1880年 36岁 发表，后来作为《人性，太人性的》第二篇下半部分出版。
春天，初抵日内瓦，10月，在日内瓦过乘冬。
1881年 37岁 1月完成，6月出版，7月在西尔斯·马莉亚过夏，8月，孕育了“永恒之流”的思想。
11月27日，在日内瓦初次聆赏比才的《卡门》。
1881年-1882年 37-38岁 执笔《快乐的知识》并于同年出版。
1882年-1888年 38-44岁 对一切的价值作价值转换的尝试。
1882年 38岁 3月，至西西里旅行。
四月开始与罗·落乐美交际。
5月，完成《快乐的知识》（Diefroliche Wissenschaft），并出版。
11月以后，在拉伯罗过冬。
1883年 39岁 2月，瓦格纳病逝。
执笔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6月，出版。
7月，执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
12月，在威尼斯过冬。
1884年 40岁 1月，在威尼斯，执笔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
8月斯泰因访尼采。
11月起执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1885年私家出版），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深深感动。
1885年 41岁 执笔《善与恶的超越》。
1886年 42岁 5-6月，在莱比锡与厄尔温·罗德最后一次之晤面。
7月，《善与恶的超越》出版。
续写《快乐的知识》第五部。
1886年 43岁 7月，完成《道德的谱系》，11月，私家出版。
11月11日，致厄尔温·罗德最后一封信。
1888年 44岁 1月，因丹麦文艺史家布兰斯的介绍始知有齐克果其人。
4月，第一次往在托里诺（Torio）。
布兰德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开“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讲座”。
5月-8日执笔《瓦格纳事件》，9月出版，《狄奥尼索斯之颂》脱稿。
8月-9月撰写《偶像的黄昏》（1889年出版）。
9月，撰写完反《反基督》，10月-11日撰写《瞧
这个人》，12月撰写《尼采对华格纳》《心理学家的公文书》，死后收入全集中出版。
1889年 45岁 1月初旬，在托里诺遭到最后的打击，患了严重的中风。
出现精神分裂现象，被送进耶拿大学医院精神科，母亲赶来照顾。
1897年 53岁 复活节，母亲病逝。
与妹妹福尔斯塔-尼采移居魏玛（Weimar），由其妹朝夕看护。
1900年 56岁 8月25日在魏玛咽下最后一口气息，8月28日葬于故乡洛肯镇。
死后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并列为世界哲学史上不朽的思想家。
人物生平 童年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3张)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
尼采的生日恰好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辰。
尼采的父亲是威廉四世的宫廷教师，他曾执教过四位公主，深得国王的信任，于是他获得恩准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命名。
后来，国王指派尼采的父亲到勒肯镇担任牧师，那个影响世界的天才尼采也就在这里出生。
尼采回忆：“无论如何，我选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日子。
”他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一名牧师。
幼儿时期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
Nietzsche, 1861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
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又夭折。
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个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
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
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真实的快乐。
”父亲死后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
祖母关于其波兰贵族家族史的灌输对尼采贵族情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尼采自幼相信自己有着波兰贵族血统并为此而感到自豪。
但是尼采并没有忘记父亲，父亲的身影早已刻入他的记忆当中，他希望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的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号。
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被家中信教的女人们(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团团围住，她们把他娇惯得脆弱而敏感，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尼采曾经这样讲述形容他的童年：“那一切本属于其他孩子童年的阳光并不能照在我身上，我已经过早地学会成熟地思考。
”在尼采的成长过程中，虔诚的清教徒母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后来终生保持着清教徒的本色，犹如石雕一般纯朴。
中学 10岁时他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对文学与音乐极感兴趣。
14岁时，进入普夫达中学，这个学校课程都是古典的，训练很严格，出了很多伟人，如诗人和剧作家诺瓦利斯，语言学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Schlegel，以及康德的继承者、伟大的先验主义和道德哲学的代表费希特。
可是尼采却难以接受这种新生活，他很少玩耍，也不愿意接近陌生人。
这时的他除了理智的发展并有着惊人的进步外，音乐和诗歌已经成为他感情生活的寄托。
尼采幼年曾受教于普鲁士当时最好的女钢琴家，当他的母亲为他聘请这位老师时，尼采就深感日后的生活离不开这样的精神支持了。
Nietzsche, 1864 1861年17岁尼采患严重疾病，首次出现健康恶化的征兆，被送回家休养。
3月接受基督教的按礼。
大学 1864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Paul Deussen)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便不再学习神学了。
他常听同学们交谈，有些人毫无信念和激情地重复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公式，那些伟大的体系已经丧失了激发人的力量；还有一批人喜欢实证科学，阅读福格特和比希纳的唯物主义论文。
这些都没能吸引尼采，他是一名诗人，需要激情、超常和具有神秘性的东西，他不再满足于科学世界的清晰与冷静。
尼采在修养和气质上更是一名贵族，所以他对平民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他从没想过要过一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不会对有节制的欢乐和痛苦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理想感兴趣。
尼采有自己的喜好，他热爱希腊诗人，崇尚希腊神话中各种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并把他们巧妙地同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结合起来。
尼采还在校学习时就深深体会到精通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古文字、文学，古典主义艺术的热爱。
他热爱巴赫、贝多芬，以及后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热情褒扬的那位歌剧巨人——瓦格纳。
尼采 1865年，他敬爱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谢尔思(F. W. Ritschls)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之到了那里。
当时的尼采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开始哲学沉思了。
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地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每日凌晨2点上床，6时起床，沉浸在这本书中，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
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孤立无助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几乎濒于绝望，而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
他觉得叔本华好像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
那时，尼采非常困惑：为何像叔本华那样的天才会被现世所抛弃，其伟大的著作为何只在书架的偏僻角落才找得到
叔本华是这个青年心中的偶像，他在以后也被认为是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继承者。
这时的他，此外还从朗格、施皮尔、泰希米勒、杜林、哈特曼那里汲取了传统的抽象概念。
同年因拒绝参加复活节圣餐引起了家庭的恐慌。
1867年秋，尼采在瑙姆堡服为期一年的兵役，这次服役因他骑马负伤而提前结束。
在炮声隆隆中，他低呼着，“叔本华保佑
”叔本华竟成了他的上帝。
他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瓦格纳姐姐的家里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两人久久地谈论他们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
随后的几年中瓦格纳和妻子成为尼采在艺术和理智方面的良师益友，一个家的代用品。
并且得到他的导师李契尔思向巴塞尔大学的推荐：“39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经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言学家。
他今年24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都很顽强……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青年语言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也就是个奇迹，同时既可爱又谦虚。
”李契尔是第一个向世间预言尼采是位天才的人。
教授生涯 尼采 1869年2月，年仅25岁的尼采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
此后的十年是尼采一生中相对愉快的时期。
在巴塞尔，他结识了许多年长和年轻的朋友，例如瑞士著名文化艺术史学家雅可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at)。
1869年4月，尼采获得了瑞士国籍，从此成为瑞士人。
1869年5月17日，尼采初次到瑞士卢塞恩城郊的特利普拜访了瓦格纳。
同月28日，他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演说，题为《荷马和古典语言学》。
当时，巴塞尔城里所有贵族家的大门都对他敞开，他成为巴塞尔学术界的精英和当地上流社会的新宠。
1870年，尼采被聘为正教授。
不久传来了德法开战的消息，尼采主动要求上前线。
在途经法兰克福时，他看到一队军容整齐的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穿城而过。
突然间尼采的灵感如潮水般涌出：“我第一次感到，至强至高的‘生命意志’决不表现在悲惨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于一种‘战斗意志’，一种‘强力意志’，一种‘超强力意志’
”1870年10月，尼采重返巴塞尔大学讲坛。
他结识了神学家弗兰茨·奥弗尔贝克(Franz Overbeck)，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并共居一所住宅。
发表著作 位于德国魏玛的尼采档案库 18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odie)。
这是一部杰出的艺术著作，充满浪漫色彩和美妙的想象力；这也是一部幼稚的哲学作品，充满了反潮流的气息。
但是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已经形成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
尼采哲学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
尼采并不就此止步，他毅然攻击最受尊敬的典范—大卫斯特劳斯，以此抨击德国人的粗俗的傲慢和愚笨的自得：“司汤达曾发出忠告：我一来到世上，就是战斗。
”《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思考》(Unzeitgemabe Betrachtungen)的第一部发表之后，引来了一片狂热的喝彩声，同时也遭到了维拉莫维茨领导的语言学家圈子的排斥。
教授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
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评。
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
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
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
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
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
文章写于1875与1876年间。
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对瓦格纳已经产生了隔阂。
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了一份变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的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
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
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漫游生涯 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漫游生涯，同时也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
1882年4月，在梅森葆夫人和另一位朋友雷埃邀请下，尼采到罗马旅行。
在那里，两位朋友把一个富有魅力、极其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介绍给他，做他的学生。
尼采深深坠入情网，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
两人结伴到卢塞恩旅行，沿途，尼采向莎乐美娓娓叙述往事，回忆童年，讲授哲学。
但是，羞怯的性格使他不敢向莎乐美吐露衷曲，于是他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
莎乐美对这两位追求者的求爱都没有允诺。
最后，两人只能保持着友好的接触。
然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却对他们的友谊满怀妒恨，恶意散布流言飞语，挑拨离间，使他们终于反目。
仅仅5个月，尼采生涯中的这段幸福小插曲就终结了。
尼采肖像(14张) 1883年，他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第二部分，1884年完成了第三部分，1885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
尼采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
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中的一个。
而另一个“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思，由于他的身心崩溃而半途夭折。
著名的“超人”理想和“末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
尼采评价自己这部著作：“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
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
这部著作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气息的书—人的全部事实都处在它之下，离它无限遥远—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水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放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
这里，没有任何‘先知’的预言，没有任何被称之为可怕的疾病与强力意志混合物的所谓教主在布道，从不要无故伤害自身智慧的角度着眼，人们一定会首先聆听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这种平静的声音的。
‘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飙的先声；悄然而至的思想会左右世界。
’” 1886到1887年，尼采把他浪迹天涯时写下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 1886年)和《道德的系谱》(1887年)。
在这两个集子中，尼采希望摧毁陈旧的道德，为超人铺平道路，但是他陈述的一些理由却难以成立。
此外，这两个集子中所阐述的伦理学的体系还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充满刺激性的夸张。
在尼采发疯的前夜《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看那这人》、《尼采反驳瓦格纳》一气呵成。
它们写得标新立异，很有深度。
但同时这些书也具有闻所未闻的攻击性和令人瞠目的自我吹嘘。
晚年 1889年，图林的灾难降临了。
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 生病的尼采 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
数日后，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来都灵，把他带回柏林。
尼采进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
他先是住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
1890年5月，母亲把他接到南堡的家中照料。
1897年4月，因母亲去世，尼采迁居到位于魏玛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的家中居住。
在尼采的一生中，他的家庭始终是他的温暖的避风港，作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男性，家中的五位女性成员始终围着他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精心呵护他，尽量满足他的一切愿望。
但尼采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毅然舍弃了这一切，像个苦行僧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飘泊游荡，忍饥挨饿，沉思冥想。
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享年55岁。
“银白的，轻捷地，像一条鱼，我的小舟驶向远方。
”
<<沁园春 长沙>>的原文及鉴赏
沁园春.长 一九二五年 寒秋, 湘去, 橘子洲头。
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题解] 1925年1月，回到湖南，组织了农民协会前身—雪耻会；是年冬天，反动势力有意逮捕；南下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首词作于离开长沙前夕。
[注释] （1）寒秋:深秋,晚秋。
（2）橘子洲:长沙城西湘江中一沙洲。
（3）舸：船。
（4）万类：指一切生物。
（5）霜天：秋天。
（6）百侣：形容伴侣之多。
（7）恰：正当，刚好。
（8）挥斥：奔放。
（9）遒：尽头。
（10）激扬：激浊扬清。
（11）万户侯：个人的功名富贵。
（12）中流：水流之中。
沁园春长沙》赏析 万山红遍 一派壮丽秋景 从美学上讲，崇高美表现于外在方面，体现为高大、辽阔、巍峨、宏伟等壮丽景象。
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数学的崇高，如高山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
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
”孔子也把“大”与崇高联系起来，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这种巍峨、博大、壮阔的崇高美，在毛主席诗词中，以对山川景物的描绘体现得最为鲜明。
《沁园春长沙》就是其中最优秀的篇什之一。
这首词上半阕着重写景。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一开始，作者便把自己置于秋水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
同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
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麓山的枫林，也可能联想到了北京香山的黄栌，和祖国无数山岳中由绿变红的乌柏、水杉、槭树、槲树、黄连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笑放的春花还要艳丽，比六月飘舞的彩霞更加瑰奇。
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下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
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
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由飞翔。
俯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鱼群摆动鳍尾，任意遨游。
作者以短短四句诗，描绘出一幅立体的寥廓万里、绚丽多彩的江南秋景，宛如当代著名的岭南画派大家关山月浓墨重彩的彩墨山水图。
不愧为“驱山走海置眼前”（李白《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咫尺应须论万里”（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的大手笔。
它与作者的另一首词《沁园春雪》所描绘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均是古典诗词中前所未有的雄奇伟丽的全景式风景画。
风华正茂 一段峥嵘岁月 崇高美表现于内在方面，则为伟大高尚心灵的反映。
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就提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这首词的下半阕着重抒情，正是这种伟大心灵回声的抒发。
这种抒发，首先是通过回忆引出的。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作者想起曾和当年的同学和朋友，在橘子洲一带散步，游泳，畅论天下大事的情景，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这首词写于1925年深秋。
大约是在同志离开湖南前往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时所写的。
同志从1911至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
这期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影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革。
这样的岁月，如历史群山中耸峙的一座又一座峥嵘的高峰。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在这峥嵘岁月里，作者和他的同学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热情奔放。
诗人巧妙地化用了《庄子·田子方》中“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 的意境，来形容新时代的青年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奔放的胸襟。
（挥斥，自由奔放的意思。
方遒，正当旺盛有力的意思。
过去有人解释“挥斥”为批判驳斥，“方遒”为专家权威，是不准确的。
）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这是对“峥嵘岁月”“挥斥方遒”的进一步具体化。
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
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
在这一时期，同志在长沙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开办了平民夜校、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领导了驱逐张敬尧等军阀的活动。
特别是创办《湘江评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湖南地区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这些既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具体内容，又是写作这首词的时代背景。
了解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体会词中闪耀着的革命者崇高心灵的美的光芒。
中流击水 一腔拿云心事 “少年心事当拿云。
”（李贺《致酒行》） 诗人和同伴们的拿云心事，从“携来百侣曾游”到“粪土当年万户侯”，可说是直抒胸臆，尽情倾吐，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气势磅礴，痛快淋漓。
在结尾时“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则是采取象征手法，形象地表达了一代革命青年的凌云壮志。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一种解释认为“击水”为游泳，在激流中奋臂划水，掀起的浪花甚至阻挡了飞速前进的船舶。
我总感觉这一意境与作者赞扬“百舸争流”的精神不太符合。
我倾向于“中流击水”即“中流击楫”的转化。
《晋书·祖逖传》：祖逖“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后来“中流击楫”就成了立誓复兴祖国的代词。
在这里正表示诗人要在新时代的大潮里，乘风破浪，鼓桨前进，立誓振兴中华的壮志豪情。
使人读后仿佛听到了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心，在怦怦跃动，从而感受到一种伟大胸怀所反映出的崇高美。
我国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很讲究情与景的交融。
刘勰说：“繁采寡情，味之必淡。
”（《文心雕龙》）谢榛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
”（《四溟诗话》）这首词较好地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前半阕虽着重写景，却处处景中寓情。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既是四周枫林如火的写照，又寄寓着诗人火热的革命情怀。
红色象征革命，象征烈火，象征光明，“万山红遍”正是作者“星火燎原”思想的形象化表现，是对革命与祖国前途的乐观主义的憧憬。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则是作者对自由解放的向往与追求。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叹，则由写景直接转入抒怀，自然带出下半阕的抒情乐章。
下半阕虽着重抒情，但也不乏情中含景之处。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以峥嵘形容岁月，新颖，形象，将无形的不平凡的岁月，化为一座座有形的峥嵘的山峰，给人以巍峨奇丽的崇高美。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幅奋勇进击、劈波斩浪的宏伟画面。
可以说，《沁园春长沙》的崇高美，是以情为经线，景为纬线，交织而成的。
它不仅使我们得到欣赏壮丽秋景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从诗人昂扬炽烈的革命情怀中，汲取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有什么关于科技类的书。
最好有读后感
大科技,探索与发现（这绝对是书）,飞碟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