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为什么王岐山书记会推荐这本19世纪的名著呢，经过阅读，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大革命的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
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
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为什么王岐山书记会推荐这本19世纪的名著呢，经过阅读，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大革命的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
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
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
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
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
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
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三、中国应当何去何从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
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
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
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
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
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
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为什么政府高层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不论什么社会体制，即便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依然不敢撼动的一点是尽可能的维护公平，公平和平等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前提，一个是结果，平等这个结果其实是表面化的，虚假的。
而公平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的前提，是一个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石。
即便是万恶超级有钱的乔布斯，去医院等肝脏移植的时候依然没有特权插队。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体系的不完善也就突出体现在了这一点。
问题不在于发展的顺不顺，而在于这种顺越来越将体系难以维系公平这个问题暴漏了出来，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们国家这三十年是发展的很快很顺，这并不是特别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只是政策的改变带来的红利。
这种红利式的发展，很快就会在社会本身体系构架的缺陷中举步维艰到难以持续。
这些年我们走的顺，到现在难以持续、问题暴露了出来，我们更应该看到自身先天的系统架构的不足，而不应该将矛头对准这次红利式的发展。
毕竟美国的发展也很快，也算是顺利，他们做的是在不断的调整自身的姿态，而不是去压制舆论以及改变群众的观念从而让自身的姿态得以周正，谁都知道这两个方式哪个是我们的初衷。
美国崇尚自由，保持这种自由背后的强大的权力作用并且面向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他们对公平尽最大努力的追求。
美国繁荣发展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对公平的持守。
为什么政府高层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
热衷读这书无非就是政府的当政者想找到方法解决和减少与民众的矛盾
谁知道为什么要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高毅：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及其现实意义第1编 文本：解析《旧制度与大革命》李宏图：封建权利与大革命的爆发——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一李宏图：从改革到革命——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二薛理禹：自由意识的失与得——品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庞金友：后革命时代的理性反思——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议题第2编 肖像：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崇 明：托克维尔的焦虑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任 玥：托克维尔笔下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政治文化的内容
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
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hardware）和“软件”（soft-ware）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构成“软件“的东西则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
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
由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关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政治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体系的特点，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
政治文化是一个非常近期的概念，它的提出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
但是，政治文化研究却历史久远。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专门研究政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心理因素。
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等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起始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Almond）。
1956年，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比较政治体系”，首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
在以后的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S.Verba）应用行为分析方法，采用民意调查的手段，系统研究和分析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国民的政治态度，并于1963年出版《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该书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此后，许多政治学家转向政治文化研究，他们通过社会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访谈、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展开更加广泛的比较研究。
在20世纪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与现代化理论相结合，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为跨国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政治文化作了定义。
根据阿尔蒙德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
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派伊（Lucian Pye）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
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
根据他们的解释，我们可以为政治文化做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包含着广泛的内容。
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认知或意识（awareness）、政治价值观念（values）、政治（beliefs）、政治情感（feelings）、政治态度（attitudes）等形式表现出来。
政治文化不同于公众舆论或民意（public opinion），前者具有稳定性，反映的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后者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务或问题所产生的一时性的反应。
政治文化具有延续性，它通过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得以传播和沿袭。
政治文化的延续性使一国文化有可能代代相传，也使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呈现出长期的差异性。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它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将现实政治生活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下来，并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
进一步而言，政治文化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同时，政治文化的变化最终又可能带来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变迁。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软件”部分，一般与政治制度性结构安排相匹配。
跨国性比较研究和现代化研究显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