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0字，不要纯抄过来的，自己改一些，急
近现代史学得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
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
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
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
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
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
谁能告诉我
”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
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
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
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
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
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
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
“落后就要挨打。
”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
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
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
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
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
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
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
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
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
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 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
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
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
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
”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
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
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
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
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
”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
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
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
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
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
”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
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
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
”（《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
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
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
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
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
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
”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
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
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
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
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
[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其实，将《大变局》一书置于我的读书笔记系列的第一篇，其思想性、启示性等方面都是难堪其位的，很多观点均不敢苟同，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
然而，我把他细读了两遍，对其兴趣主要有三：一是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文化强国战略，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正巧本书主要是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兴起和西方的衰落这一正在改变世界的大变局的。
二是文化崛起是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全球瞩目的焦点，是个大课题。
三是带着批判的态度去阅读，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想一一辩驳下。
本书先较为详尽的介绍了世界以及中国的变局来临，把东西文化差异作为大变局的主因，并提出中国儒家文化将取代西方野蛮低俗文化，进而为中华崛起找到了根源，那就是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化，特别是其力量最先进的儒家文化。
书中的过于自信让我担忧，结合其他所读书籍及自己的感受，谈谈以下几点体会： 1、中国现实=>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不断增速，国际影响逐步扩大，引起世界侧目。
西方惊呼：中国要崛起了
。
西方认可了中国，好事啊，于是很多国人也真信了，迷醉于大国表象之下。
略加思索便知，此词汇极含政治意味，纵观美对华策略可知大概，其变化历程大致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特点有四：一是树强敌，冷战后后不见来者，美国急需潜在对手激励其忧患意识。
二是将华纳入西方体系，受其规则和体系制约，三是夸大强盛，懈怠中国国民。
四是企图让中国承担与之能力不符的更多的国际义务，各种下小套使中国吃亏。
吾辈当明，中国之发展欠缺尚多，威胁更多，洋务运动之教训不可不察，切莫被人养肥了再杀。
然崛起之路，势在必行，只要迈好经济、军事两条腿，把握正确的方向，是可以稳步前进大踏步在崛起之路上的。
2、何为崛起
崛起=称霸
对于中国这样具有人口众多，民族、领土关系复杂，发展不均衡等特殊国情的国家来说，崛起一词不好界定。
西方世界所称的崛起，有强烈的称霸意味，而中国一再宣称的不称霸原则在其看来为掩耳盗铃，这本质上是由东西方文明的核心不同造成。
西方文明大都是野蛮型的，西方的崛起也建立在侵略扩张、资源掠夺的基础上，故其国际行为，皆以利益为重。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本也无可厚非，只是莫忘了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中国文明，是一种防御的、守成的文明，强如盛唐，对周边小国也只有结交之心，尚无吞并之意；大明水师睥睨天下，郑和下西洋也不过是一场豪华的环球旅行而已，其意也只在显示国威，引万邦来朝，睦邻友好而已。
中国文明是缺少称霸因素的，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确实是让中国在近代遭受巨大屈辱的一个本质原因，以至于近代众多革命者对其大批痛批，甚至骂儒家为贱儒。
然观今日，不称霸的文明反而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而和平崛起又实为今日之中国实现复兴的唯一之路。
窃以为，从文明发展史思考，中国文明当高于西方文明，更契合人类、自然的发展规律，只是在当代严重缺乏现实基础，如同生产力不适应生产关系一样，从而并没有可见的优越性。
结合时代思维，我们的核心文明当固存，但是观念当更新，防范当重视，实践当多样。
中国的崛起，无论内因外素，都只有和平崛起一途，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新一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制衡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进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均衡发展。
3、如何崛起
此书主论文化、只重文化，但是我们须知，文化者，文治也，文治先需武治奠基。
无强盛之国力军力，文治乃空谈尔。
和平崛起当为全面崛起。
我总结为：之本在国体，是为体制保障；之基在经济，是为国力保障；之实在国防，是为军力保障；之势在文化，是为制道德；之核在技术，是为制产业。
对应的，一是适应时代的体制建制，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
二是GDP，当重质量而非数量。
富民为本，撇开人民基数空谈GDP排名无任何意义，读后感《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
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改革开放等，数措并举。
三是新军事变革，国防观念、作战思想、体制编制、技术装备、人才队伍等，皆当顺时顺势而变。
四是繁荣文化，影响世界。
文明传播并非文化扩张，而是长期的渗透感染，先进性取代落后性。
中国文明有着兼容并蓄的沃土，除了焚书坑儒罢黜百家文字狱等为数不多的文明惨剧外，大体上中国文化还是处于百家争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繁荣活跃氛围的，这也是文明进步、思想先进的重要来源。
先秦诸子时期，仿佛成为了今古文人的梦里圣地，心向往而已不可寻。
我甚至有种感觉，自诸子以降，华夏文明已无寸进，已经没有了超越性的突破，今之道理皆为古之戒训，不亦悲乎
此论先不表。
其实文化产业也是战略产业之一，然浩浩汤汤不如细水长流，作为长期的战略举措。
五是自主创新，科技突围。
凡世之强国，其支柱产业大都为战略产业，如纺织业、钢铁业之于近代列强，如信息技术、制造业、航天业、金融业之于当代西方，而现今中国，支柱产业居然是房地产、煤等原料资源、玩具及小电子产品等，战略产业严重空心化，岂不危哉
当前紧迫之任务，当以战略产业为龙头，自力更生，自主突破，并以此拉动相关产业迅猛发展。
历史教训单纯的靠买和进口，只会落入敌人圈套，受制于人，现今之中国，亟需发扬核战略时代自力更生的两弹一星精神。
4、文化地位论及轴心文明说。
民族之生存、传承，在乎文明，然文化之地位是否就超然于经济、政治、军事之上呢
恐不尽然。
窃以为，可比于人体，文明为血液，经济为体格，军事为力气，科技为思维，政治则为人际关系（当然比喻欠妥，权当试论之而已）。
保持新鲜活泼的血液对人体的作用不言而喻，然时代有异，主次有别，好比坏血病人，当以疗血为第一要务；体弱病夫，则当以强身健体为要；莽撞壮汉，则又须以提升思力为主。
轻重缓急，孰轻孰重，洞察时势，知己知彼，无须再论。
说到轴心文明，人类发展史上，总会有一些思想上的大觉醒，这是人类对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自然、哲学、科学、艺术等领域的深刻的本质的大探索、大革新、大总结，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基石。
中国的轴心文明当始于先秦诸子百家，奠基以来，历经五千余年，虽历惨剧，却也未曾断代，文化传承稳健平和，几乎未有出现过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之类的强烈的变革运动。
一直以来，华夏文明都是全面领先于世界的，直至近代，天朝梦被打破，连带很多人对传承之文明也产生了怀疑，如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五四运动全盘西化，都是在否定批判传统文化。
在此借辜鸿铭一言以蔽之：五千年前之孔子，何罪于今人耶
。
很多人把中国人的中庸、胆小怕事、没有血性等奴性归结为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传统文明和封建文化是完全不同的，统治阶级将文化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过于教化人民的顺从观念以奴化人民。
而传统文明中的墨家则极富侠义精神，儒家孟子也极力提倡民贵君轻思想。
我们需要认清和传承的是轴心文明，而不能将其与封建文化混为一谈。
近代中国的屈辱史，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文明是有失偏颇的，相反，众多古训于今亦多借鉴启示意义。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矫枉当须过正，这样方能最大限度的唤醒民族意识、激发国人潜能，促进作出深刻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回归，更是说明了对轴心文明的传承、发扬才是主流。
中国轴心文明或许可以分为以下主要思想：一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且不论迷信成分，和可持续发展是相当契合的，然我们却是在环境、资源大幅破坏之后才觉醒的。
二是和平包容，主张和而不同，加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今天，我们要兼容并蓄，取精去粕，保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创造性。
三是重道德礼仪，道义为上，小悦悦事件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自省吗
四是民贵君轻思想，这难道不是民主、人权的思想源泉吗
比于西方的假民主，我们的孟子不是更为激愤、更为可爱吗
西方不同于东方，中国的主流历史是统一、融合、发展，而西方更多的则是战乱、竞争、掠夺，其文化也相应的具有侵略性。
中国的强盛是源自治世，源于自给自足的和平发展，而西方的强盛是再对资源的掠夺上。
14世纪以来，大航海时代让西方尝尽了甜头，坚船利炮获得的殖民地和航线，不断的将资源和财富输入，侵略文化更是蒂固于心。
反映在当今政治上，西方处理国际事务奉行划分势力范围、经济封锁、武力干涉等手段，而中国则更多的是和平共处、友好协商，甚至南海都可以和平发展，领土也可以一国两制。
有人认为是中国弱小、怕事，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中国国力还很弱小不足以形成均势制衡，一方面也由于中国的文明传承本质决定的，即使强盛了也不会奉行西方的一套。
其实，这也正更符合人类的发展不是吗
（当然，当前时期中国的和平行为却适得其反，君子能忍，但是亦应该有君子之怒）。
两种轴心文明明争暗斗，将决定着未来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我们应该自信，和平发展是主流，也是人类的最终希望。
但是我们并不能沉醉于和平崛起的愿景中，而要认清现状、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特别要注意两个方面：一在外，防止西方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的渗透，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重视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要长久的多、深刻的多，问题不在于西方思想先进我们思想落后，而在于体制及领导阶层的实施。
二是内，自身问题复杂。
文明具有生机、活力，才会被认可，传播开来。
加强先进性文化建设，不是一句口号，也不以国家意志为转移，它是广大知识分子引领人民深入研究各学说、各思想，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完善自己的轴心文明，以使其适应不同时期的发展潮流和趋势。
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丰富多彩，整个人类唯此一家，敢不珍惜
和平崛起是个大课题，和平崛起为什么是中国的唯一选择、和平选择的可行性如何、战略层面的应对策略等，都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以后结合其他阅读感悟再表。
〔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每一章的读后感,要速度,超急的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作者陈旭麓，这本书主要描写了近代中国1840年至1949年中前80年的历史，以“新陈代谢”一词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百年历史“变”的特点。
正如作者所说：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的冲击，又经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转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
所以，本书着重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各方面做了具体深入的说明。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300字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谥号文忠。
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
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
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历任旅、师、军长，军团司令、东北保安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绥靖主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等职。
1936年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193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