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式教学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香港是一个空间狭窄、自然资源贫乏的港口。
150多年来，它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人们也总是在探讨：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处于特定条件下的地区资本主义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
在探讨“香港奇迹”产生的原因中，学术界给予了多种答案。
有人认为是地理环境使然，有人认为是历史背景产生的结果，还有人认为港英政治制度是香港繁荣的根本。
不少学者更一致认为，以上各种内在、外在因素共同作用，才产生了香港奇迹，使之以独特的风貌屹立于世界之林。
夏书章先生在《香港行政管理》中介绍了黄钜鸣先生对港英政府管理模式的探讨。
黄先生认为“金耀基提倡的‘行政吸纳政治’模式表示出港府害怕不稳定，希望有共识；黄宏发的‘无目标的适应’行政模式主要是说港府倾向于通过不断摸索来适应形势；刘兆佳的‘功利家庭主义’，主要是指政府施政刚好和冷感的市民相吻合，因而带来稳定。
本书吸取了以上几种对港英政府管理模式的归纳，并着重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于港英政府的管理模式进行再探讨。
从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我们认为香港奇迹产生的深层次的因素，在于港英政府、港英政府的管理制度体系、以及由它塑就的港英政府以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不平衡为主要特点的管理模式。
这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采取的一种使其所辖居民在政治上欠民主，经济上却获得充分民主的管理模式。
在这一管理模式中，虽然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却能够长期共存于一个管理体系中，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调整比重关系，从而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总体的不平衡状态下，达成了香港人能够在政治上不民主而经济上享受最大民主的情况下，发挥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了香港自由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创造出令人瞩目的香港奇迹。
香港的实践证明了，以不平衡民主为特点的港英政府管理模式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
本书对港英政府管理模式基本特点的分析，从哲学和经济学的根源分析，是受到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启发。
2001年10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01年的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的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史宾斯(Michael Spence)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商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他们三人的贡献是提出了当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应用非常广泛，从传统的农业市场到现代的金融市场均有涵盖。
他们的理论是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修正。
在传统经济学来看，只要消费者的偏好和生产者的技术具有某些合情合理的特性，那么，主要依靠市场的调节功能和规律，就能使社会的资源达到最有效的使用状态。
但是，传统的理论却有一个盲点，就是假设信息是完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拥有充分的信息。
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
如何找到那些遗失的信息
那些隐藏的信息真的那么重要
它如果有价值，那么它的价值有多大
传统经济学在这些看来很简单的问题面前却步了。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奠定了信息经济学基础。
正是受到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方法的启示，当我们观察在中国的土地上港英政府如何实现对香港资本主义的有效管理时，并没有陷入传统政治和经济理论中关于政治管理制度与经济管理制度具有一致性的基本出发点，而是从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政治与经济管理制度的不同特点，来揭示港英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模式。
这种研究方法是符合香港社会实际的。
因为这里充满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所无法同时存在的各种矛盾现象。
而在这些矛盾现象的背后，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包含的不对称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及影响。
正是这些矛盾因素，共同在这块特殊的土地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与磨合，使香港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几乎世界各种力量或成分都能在这里找到立足点的独特社会。
从哲学上说，不对称是事物关系推理中的一种性质，它指一个事物具有而另一个事物不具有的状态。
在实际生活中，不对称问题远不只是在信息拥有量上存在，在人们拥有的政治自由度、财产数量、生活质量以及知识和能力上都存上不对称的现象，而且正是这种种不对称，引起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不平衡问题。
我们认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正是在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成份不平衡的条件下获得的，而其中港英政府在管理香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不平衡的民主管理制度和模式，就是适应这种社会多种成分的不平衡状态，使得他们能够各自相安无事地同处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形成一种暂时的有条件的平衡，从而促使社会生活正常运作，并为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香港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状况如何
港英政府以不平衡民主为特点的管理制度和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根源是什么
它在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创造了什么样的经济效率
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在本书一一展开。
这里我们先要将港英政府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一阐述。
本书认为，港英政府的管理模式包含了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不平衡。
这就是说，在香港实行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港英政府对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进行的安排，是一种有限度的配合方式，是一种与西方先验式的民主管理模式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香港居民享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民主，但在政治民主上却受到极大的限制，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民主可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经济民主特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具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和拥有私人财产和受到私人财产保护的自由。
这是港英政府对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的殖民地实行自由港政策的必然结果。
因为它一方面要通过自由港政策吸引世界各种资源，以及发挥香港居民的最大生产积极性，为自己获得最大利润；另一方面，它必须维持自己在香港的作为宗主国的独裁统治。
这是港英政府在实践自己的历史使命时采取的一种世界上独有的管理模式。
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证明，这种政府管理制度模式是有效的，它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既稳定又充满活力，既和平又鼓励竞争的的社会条件，在减少因社会重大转型引起的巨大震荡的同时，使得经济发展能够高速度地顺利进行。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1需要指出的是，香港，作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结合点和历史痕迹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它的发展经验又体现出多种文明交叉发展后的许多特点，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并折射出人类社会发展中某些带有本质性的制度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香港的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议，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模式提供一个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尤其是这种不平衡民主的政府管理制度和模式，或许可以为缺乏政治民主训练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如何创造实现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社会稳定，提供有益的帮助。
本书实际上是在作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又将研究目光移向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香港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从而对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中的有限民主制的现代化过程、发展模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书认为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造的经济奇迹，虽然是以在特殊条件下的港英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性为前提的，却同时暗合了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中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也说明，一个社会的管理模式，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但必须符合自己本身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只有适合本国或本地条件的、吸纳了世界管理经验和本国管理经验的管理模式，才真正能够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和创造出制度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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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式教学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香港是一个空间狭窄、自然资源贫乏的港口。
150多年来，它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人们也总是在探讨：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处于特定条件下的地区资本主义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
在探讨“香港奇迹”产生的原因中，学术界给予了多种答案。
有人认为是地理环境使然，有人认为是历史背景产生的结果，还有人认为港英政治制度是香港繁荣的根本。
不少学者更一致认为，以上各种内在、外在因素共同作用，才产生了香港奇迹，使之以独特的风貌屹立于世界之林。
夏书章先生在《香港行政管理》中介绍了黄钜鸣先生对港英政府管理模式的探讨。
黄先生认为“金耀基提倡的‘行政吸纳政治’模式表示出港府害怕不稳定，希望有共识；黄宏发的‘无目标的适应’行政模式主要是说港府倾向于通过不断摸索来适应形势；刘兆佳的‘功利家庭主义’，主要是指政府施政刚好和冷感的市民相吻合，因而带来稳定。
本书吸取了以上几种对港英政府管理模式的归纳，并着重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于港英政府的管理模式进行再探讨。
从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我们认为香港奇迹产生的深层次的因素，在于港英政府、港英政府的管理制度体系、以及由它塑就的港英政府以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不平衡为主要特点的管理模式。
这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采取的一种使其所辖居民在政治上欠民主，经济上却获得充分民主的管理模式。
在这一管理模式中，虽然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却能够长期共存于一个管理体系中，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调整比重关系，从而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总体的不平衡状态下，达成了香港人能够在政治上不民主而经济上享受最大民主的情况下，发挥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了香港自由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创造出令人瞩目的香港奇迹。
香港的实践证明了，以不平衡民主为特点的港英政府管理模式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
本书对港英政府管理模式基本特点的分析，从哲学和经济学的根源分析，是受到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启发。
2001年10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01年的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的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史宾斯(Michael Spence)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商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他们三人的贡献是提出了当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应用非常广泛，从传统的农业市场到现代的金融市场均有涵盖。
他们的理论是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修正。
在传统经济学来看，只要消费者的偏好和生产者的技术具有某些合情合理的特性，那么，主要依靠市场的调节功能和规律，就能使社会的资源达到最有效的使用状态。
但是，传统的理论却有一个盲点，就是假设信息是完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拥有充分的信息。
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
如何找到那些遗失的信息
那些隐藏的信息真的那么重要
它如果有价值，那么它的价值有多大
传统经济学在这些看来很简单的问题面前却步了。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奠定了信息经济学基础。
正是受到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方法的启示，当我们观察在中国的土地上港英政府如何实现对香港资本主义的有效管理时，并没有陷入传统政治和经济理论中关于政治管理制度与经济管理制度具有一致性的基本出发点，而是从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政治与经济管理制度的不同特点，来揭示港英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模式。
这种研究方法是符合香港社会实际的。
因为这里充满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所无法同时存在的各种矛盾现象。
而在这些矛盾现象的背后，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包含的不对称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及影响。
正是这些矛盾因素，共同在这块特殊的土地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与磨合，使香港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几乎世界各种力量或成分都能在这里找到立足点的独特社会。
从哲学上说，不对称是事物关系推理中的一种性质，它指一个事物具有而另一个事物不具有的状态。
在实际生活中，不对称问题远不只是在信息拥有量上存在，在人们拥有的政治自由度、财产数量、生活质量以及知识和能力上都存上不对称的现象，而且正是这种种不对称，引起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不平衡问题。
我们认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正是在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成份不平衡的条件下获得的，而其中港英政府在管理香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不平衡的民主管理制度和模式，就是适应这种社会多种成分的不平衡状态，使得他们能够各自相安无事地同处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形成一种暂时的有条件的平衡，从而促使社会生活正常运作，并为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香港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状况如何
港英政府以不平衡民主为特点的管理制度和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根源是什么
它在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创造了什么样的经济效率
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在本书一一展开。
这里我们先要将港英政府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一阐述。
本书认为，港英政府的管理模式包含了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不平衡。
这就是说，在香港实行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港英政府对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进行的安排，是一种有限度的配合方式，是一种与西方先验式的民主管理模式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香港居民享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民主，但在政治民主上却受到极大的限制，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民主可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经济民主特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具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和拥有私人财产和受到私人财产保护的自由。
这是港英政府对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的殖民地实行自由港政策的必然结果。
因为它一方面要通过自由港政策吸引世界各种资源，以及发挥香港居民的最大生产积极性，为自己获得最大利润；另一方面，它必须维持自己在香港的作为宗主国的独裁统治。
这是港英政府在实践自己的历史使命时采取的一种世界上独有的管理模式。
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证明，这种政府管理制度模式是有效的，它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既稳定又充满活力，既和平又鼓励竞争的的社会条件，在减少因社会重大转型引起的巨大震荡的同时，使得经济发展能够高速度地顺利进行。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1需要指出的是，香港，作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结合点和历史痕迹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它的发展经验又体现出多种文明交叉发展后的许多特点，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并折射出人类社会发展中某些带有本质性的制度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香港的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议，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模式提供一个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尤其是这种不平衡民主的政府管理制度和模式，或许可以为缺乏政治民主训练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如何创造实现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社会稳定，提供有益的帮助。
本书实际上是在作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又将研究目光移向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香港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从而对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中的有限民主制的现代化过程、发展模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书认为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造的经济奇迹，虽然是以在特殊条件下的港英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性为前提的，却同时暗合了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中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也说明，一个社会的管理模式，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但必须符合自己本身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只有适合本国或本地条件的、吸纳了世界管理经验和本国管理经验的管理模式，才真正能够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和创造出制度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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