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精彩段落和读后感
美国首都华盛顿广场的杰斐逊纪念馆大厦年久日深,建筑物表面斑驳陆离,后来竟然出现裂痕.虽然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无法遏制.后来专家调查发现：冲刷墙壁所含的清洁剂对建筑物有酸蚀作用,而该大厦墙壁每日被冲洗的次数,大大多于其他建筑,受酸蚀损害严重.但是,为什么要每天冲洗呢?因为大厦每天被大量鸟粪弄脏.为什么这栋大厦有那么多鸟粪?因为大厦周围聚集了特别多的燕子.为什么燕子要聚在那里?因为大厦上有很多燕子爱吃的蜘蛛.为什么这里的蜘蛛多?因为这里有很多蜘蛛爱吃的飞虫.为什么这里飞虫多?因为飞虫在这里繁殖得特别快.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尘埃最适宜飞虫繁殖.为什么?尘埃本无特别,只是配合了从窗子照射进来的过于充足的阳光,形成了特别适宜飞虫繁殖的温床.大量飞虫聚集在此,以超常的速度繁殖,于是给蜘蛛提供了大量的美餐,于是燕子飞来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拉上窗帘,挡住过分充足的阳光.
说说鲁滨逊经历了哪些磨难,怎样克服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英国的水手因船沉了而流落到了无人的荒岛，度过了26年，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他开始想办法自救----做木筏、造房子、种粮食、养牲畜……竭力投入到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去。
他靠自己的双手，凭着自己的智慧，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个荒岛变成了“世外桃源”，还勇敢地救了一个土著人“星期五”，和他共同生活，就在他快要放弃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却得到了离开荒岛的机会，经过重重困难，鲁宾孙最终离开了荒岛…… 人物分析：首先，鲁滨孙是一个不安分的冒险者。
在家中，父辈所有的希望全都放在了鲁滨孙一个人身上。
父亲要求儿子老老实实地靠自己的勤勉和努力挣一份家财，过一辈子安适而。
但是这个孩子遨游四海的念头从没有改变过。
于是，他背着家庭，私自出海，尽管道路坎坷，可是最终一种“神秘而有力的天数经常逼着我们自寻绝路，使我们明明看见眼前是绝路，还是要冲上去。
”情感战胜了理智。
在鲁滨孙看来，没有比冒险和开拓进取更刺激和好玩的事情了。
骤然成为巨富，和妻子、孩子的家庭之乐，岁月催人老的无情，这一切依然难以阻挡鲁滨孙的步伐。
侄儿的劝说，不过是鲁滨孙的诱因，真正的原动力仍然是他不习惯平凡生活、无意安适生活的所致。
这样，鲁滨孙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历程。
第二，鲁滨孙是一个勇敢的实践者。
中最精彩的一段莫过于他在岛上生活的日子。
人们常言，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
若我们有机会置身于几近与世隔绝的孤岛，那么就可以体验生存的极限究竟有多大，自己承受的压力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
鲁滨孙不是一个幻想家，也非在困难面前消极作为的懦夫。
他注重的是实际，关注的是自己的生存。
于是，在28年的孤岛生活中，生存成了他整日整夜“劳心劳力”的主题。
搬运船上用品、营造住处、驯养山羊、种麦植稻、置办桌椅、烤制面包等等，都在他的手脚并用中施展开来。
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在为满足的愉悦而努力、而奋斗。
苦变成了乐，艰辛成为了享受，有什么不能克服的，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
仔细读读鲁滨孙制作面包的情节吧，在那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类的精巧，人类的智慧和人类的创造，可以证明“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故而，在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奋斗者的拼搏心声，看到的是一个开拓者的奋斗足迹。
第三，鲁滨孙展现了一个的大写的人。
如果说用第一人称“我”来称谓鲁滨孙是一种写作手段的话，那么在这部小说里要表现的人物形象则是一个艺术和思想合一的。
在家里，鲁滨孙置父亲的劝诫于不顾，私自出海，体现的是一个不同于父辈的“叛逆者”的角色。
而在孤岛上——一个完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地方，仅有的就鲁滨孙一人而已。
想要在那里生存下去，需要展现的是乐观进取的个人主义精神。
鲁滨孙正是这一舞台上的成功演员。
但是应该看到，塑造的这个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
比如，鲁滨孙在海岛生活的日子，实际上就是早期资产阶级殖民史的缩影，是为追逐利润，为扩大市场向全世界进发的历史。
它并非春风化雨、和风送暖，而是伴随着血与火、刀与剑。
鲁滨孙去非洲搞贩卖贸易，既是证明。
又如，我们赞赏否定教会禁欲主义的历史意义，但是作者似乎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鲁滨孙眼里，一切可用的标准在于有用，包括上帝在内。
人类情感中相当重要的亲情关系在他那里并不占重要地位，三个孩子的诞生和妻子的去世也没有让他有什么激动之处。
他最关心的，仍然是向殖民地的进军和对财富的强烈占有。
克服过程： 听从坏主意，人就会倒霉。
我们的船在南美洲北岸一个无名岛上触了礁，所有的水手及乘客全都淹死了，上帝保佑，只有我一个人被高高的海浪卷到了岸上，保住了一条命。
当时我所有的只是一把刀、一只烟斗和一个盒子里装的一点儿烟草。
待到我的体力恢复，可以走路了时，我就沿着海岸走去。
使我大为高兴的是，我发现了淡水。
喝了水后，又拿一小撮烟草放在嘴里解饿。
我就在一棵树上栖身，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振作了精神，海上风平浪静。
但最叫我高兴的是我看见了那艘船，待到潮水退下，看到它竟离海岸很近，我发现可以很方便地游到船上去。
船上只剩下一只狗和两只猫，再没有别的生物。
不过船上有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这样，我就干了起来。
为了把那些东西运到这个岛的一个水湾里，我专门制造了一只木筏，还把岛上有淡水而且比较平坦的一块高地作了我的住所。
面包、大米、大麦和小麦、干酪和羊肉干、糖、面粉、木板、圆木、绳子——所有这些，再加上几支滑膛枪、两支手枪、几支鸟枪、一把锤子，还有——那是最没有用的——三十六镑英币。
所有这些东西我都一天又一天——在两次退潮之间一一从船上运到了岸上。
到了第十三天夜里，我的搬运工作做完了，我躺下来时，虽然像平常一样害怕，但我心里对上帝也满怀感恩之情，因为我知道，我已为以后对付这个荒岛作好了准备而心里感到踏实了。
岛上有不少野果树，但这是我过了好久才发现的,我把它晒成葡萄干。
岛上还有到处乱跑的山羊，但是，要不是我从船上取来了枪支弹药，它们对我又有何好处呢
因此，我有理由感谢仁慈的上帝，让船搁在海岸边，直至使我搬来了对我有用的一切东西。
要想确保我能在这个岛上生存下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尽可能地相继办了几件我非办不可的事。
但是我的努力并非总是交上好运道。
我在第一次播下大麦和稻子的种子时，这些宝贵的存货就浪费了一半，原因是播种得不是时候。
我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工夫，挖了几个地窖以备贮存淡水。
花了四十二天时间，才把一棵大树砍劈成我的第一块长木板。
我起劲地干了好几个星期，想制造一个捣小麦的石臼，最后却只好挖空了一大块木头。
我足足花了五个月工夫，砍倒一棵大铁树，又劈又削，让它成了一只很像样的独木舟，以备用来逃离这个小岛，可结果却因为怎么也没法子使它下到海里去而不得不把它丢弃了。
不过，每一桩失败的事，都教给了我以前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至于自然环境，岛上有狂风暴雨，还有地震。
我那时也对一切都适应了。
我种植并收获了我的大麦和小麦；我采来野葡萄，把它们晒成了很有营养的葡萄干；我饲养温驯的山羊，然后杀了吃，又熏又腌的。
由于食物这样多种多样，供应还算不差。
如此过了十二个年头，其间，岛上除了我本人之外，我从来没见到过一个人迹。
这样一直到了那重大的一天，我在沙滩上偶然发现了一个人的光脚印。
我当时好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
我侧耳倾听，回头四顾，可是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
我跑到海岸上，还下海去查看，可是总共就只有那么一个脚印
我惊吓到了极点，像一个被人跟踪追捕的人似地逃回到我的住处。
一连三天三夜，我都不敢外出。
这是人怕人的最好说明
经过十二年的痛苦和苦干，十二年跟自然环境相抗争，竟然会因一个人的一只脚印而恐怖不安
但事情就是这样。
经过观察，我了解到这是那块大陆上的那些野人吃人的一种习惯。
他们把打仗时抓来的俘虏带到这个岛上我很少去的那个地方，杀死后大吃一顿。
有一天早晨，我从望远镜里看见三十个野蛮人正在围着篝火跳舞。
他们已煮食了一个俘虏，还有两个正准备放到火上去烤，这时我提着两支上了子弹的滑膛枪和那柄大刀往下朝他们跑了去，及时救下了他们来不及吃掉的一个俘虏。
我把我救下的这个人起名为星期五，以纪念他是在星期五这一天获救的，他讲话的声音成了我在这个岛上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听到的人声。
他年轻，聪明，是一个较高级的部族的野蛮人，后来在我留在岛上的那段时间，他始终是我的个可靠的伙伴。
在我教了他几句英语后，星期五跟我讲了那大陆上的事。
我决定离开我的岛了。
我们制造了一只船，这次不是在离海岸很远的地方造。
正当我们差不多已准备驾船启航时，又有二十一个野蛮人乘着三只独木船，带了三个俘虏到这个岛上来开宴会了。
其中一个俘虏是个白人，这可把我气坏了。
我把两支鸟枪、四支滑膛枪、两支手枪都装上双倍弹药，给了星期五一把小斧头，还给他喝了好多甘蔗酒，我自己带上了大刀，我们冲下山去，把他们全杀死了，只逃走了四个野蛮人。
俘虏中有一个是星期五的父亲。
那个白人是，是我前几年看见的那艘在我的岛上触礁的船上的一个幸存者，当时我还从那艘船上取来了一千二百多枚金币，但对这些钱我毫不看重，因为它们并不比沙滩上的那些沙子更有价值。
我给了那个和星期五的父亲枪支和食物，叫他们乘着我新造的船去把那艘西班牙船上遇难的水手们带到我的岛上来。
正在等待他们回来时，有一艘英国船因水手闹事而在我的岛附近抛了锚。
我帮那位船长夺回了他的船，跟他一起回到了英国。
我们走时带走了两个也想回英国去的老实的水手，而让闹事闹得最凶的一些水手留在了岛上。
后来，那些回来了，都在岛上居留了下来。
开始时他们双方争吵不和，但定居后，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兴旺的殖民地，过了几年，我有幸又到那个岛上去过一次。
我离开那个岛时，已在岛上呆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此处作者计算有误，根据的来岛时间，应为27年）。
我总以为我一到英国就会高兴不尽，没想到我在那里却成了一个异乡人。
我的父母都已去世，真太令人遗憾了，要不我现在可以孝敬地奉养他们，因为我除了从那艘西班牙船上取来的一千二百个金币之外，还有两万英镑等待着我到一个诚实的朋友那儿去领取，这位朋友是一位葡萄牙船长，在我去干那项倒霉的差事之前，我委托他经营我在巴西的庄园。
正是为了去干那差事，使我在岛上住了二十八年。
我见他如此诚实，十分高兴，我决定每年付给他一百葡萄牙金币，并在他死后每年付给他儿子五十葡萄牙金币，作为他们终生的津贴。
精彩片段：1.我完全不顾父愿，甚至违抗父命，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阻。
我的这种天性，似乎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
2.我这个不孝之子，背弃父母，不尽天职，老天就这么快惩罚我了，真是天公地道。
3.唉
人在恐惧中所作出的决定是多么荒唐可笑啊
凡是理智提供他们保护自己的种种办法，一旦恐惧心占了上风，他们就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办法了。
4.尤其是，在这种不幸的境遇中，上帝指引我认识他，乞求他的祝福，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这种幸福足以补偿我曾经遭受的和可能遭受的全部不幸还有余。
5.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若不是预先计算一下需要多少代价，若不是预先对自己的力量做一个正确的估计，那真是太愚蠢了。
6.我经常怀着感激之心坐下来吃饭，敬佩上帝的好生之德，因为他竟在荒野中赐以我丰富的美食。
我已经懂得去注意我的处境中的光明的一面，少去注意它的黑暗的一面；多去想到我所享受的，少去想到我所却缺乏的。
这种态度有时使我心里感到一种衷心的安慰，简直无法用言语表白。
……我觉得，我们对于所需要得东西感到不满足，都是由于人们对于已经得到得东西缺乏感激之心。
7.……可见，我们一般人，非要亲眼看见更恶劣的环境，就无法理解原有环境的好处；非要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不懂得珍视自己原来享受到的东西。
8.我在海上漂流了这么多天，实在够了，正好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天，把过去的危险回味一下。
9.一个人时时期待着祸事，比遭遇到祸事还要苦些，尤其是当一个人无法摆脱这种期待，这种担惊受怕的心情的时候。
10.在人类的感情里，经常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一旦被某种看得见得目标吸引，或是被某种虽然看不见，却想象得出来的目标所吸引，就会以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推动着我们的灵魂向那目标扑过去，如果达不到目标，就会叫我们痛苦得受不了。
11.一般人往往有一种通病，就是对于上帝和大自然替他们安排得生活环境经常不满。
照我看来，他们的种种苦难，至少有一半是这种通病造成的。
12.造物主在统治人类的时候，把人类的认识和知识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实在是无上的好事。
13.“当我们遇到坏事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其中包含的好事。
” 14.“一个人只是呆呆地坐着，空想自己所得不到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这是个。
” 15.“在最不幸的困境中。
我们也可以找到聊以自慰的事情，把好处和坏处对照一下。
” 16.我心里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我曾经后悔过出海，后来又定下出海的决心，这种害怕十倍于对丧命的恐惧。
17.世界上一切好东西对于我们，除了拿来使用之外，没有别的好处。
18.一个人在明白事理以后，就会觉得，被上帝从罪恶中救出来，比被上帝从患难中救出来，幸福更大。
19.事情总是这样的，对危险的恐惧，比起亲眼所见的危险本身来，往往要吓人万分。
20.我现在开始觉得，我如今的生活，虽然是简陋不堪，而与以前的那种邪恶可鄙的生活相比，却已不知道强多少倍，我现在不以过去之忧为忧，也不以过去之乐而乐了。
读后感 读完《鲁滨孙漂流记》这本精彩的小说后，一个高大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就是勇敢的探险家、航海家鲁滨孙。
他凭着顽强的毅力，永不放弃的精神，实现了自己航海的梦想。
我仿佛看到轮船甲板上站着这样的一个人：他放弃了富裕而又舒适的生活，厌恶那庸庸碌碌的人生，从而开始了一次与死神决斗的。
种种的不幸与困难并没有压倒鲁滨孙，反而使他更加坚强。
上苍给予鲁滨孙的困难，对于他也更具有挑战性
风暴海啸，全船除鲁滨孙无一幸免，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流落孤岛，他为了找到合适的住所，在岸上跑了一整天，在一个山岩下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
鲁滨孙在小山下搭了一个帐篷，而且尽量大些，里面再打上几根木桩来挂吊床。
第二天，他把所有的箱子以及木板、做木排的材料，堆成一个临时性围墙，作防御工事。
但只过了十几天，突然发生塌方。
鲁滨孙不但把落下来的松土运出去，还装了天花板，下面用柱子支撑起来，免得再次出现塌方的灾难。
永不放弃，鲁滨孙奠定了生活的基础。
一次，鲁滨孙无意中掉在墙角的谷壳，竟然长出绿色的茎干，不久，长出了几十个穗头，这真是老天的恩惠。
从此，鲁滨孙一到雨季就撒下半数种子来试验，以得到更多的粮食。
最糟糕的一次试验，大麦与稻穗的收成仅获了半斗而已。
但是，经过这次试验，使鲁滨孙成为了种田高手。
知道什么时候下种，现在他知道播种两次，收获两次。
永不放弃，鲁滨孙有了生活的口粮。
造船回乡，鲁滨孙又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无数的心血。
光砍树就是数月。
但由于事先没有考虑周全，船离海边太远，他怎么也无法让船下水。
这下，数年的心血白花了，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直到星期五的出现，这个希望才重新油然升起
鲁滨孙是个伟大的人，坚毅的人，孤身一人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活了28年。
他敢于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勤奋劳动，把小岛经营得有条不紊。
他在逆境中锻炼了自己，成就了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这本书教会我们只有坚持才能胜利，只有实干才能让我们摆脱困境，实干比信念更重要…… 我的人生也会随着这本书而起航，在人生的航海中，勇敢前进，永不放弃,永不抛弃，坚持到最后一刻
《一面》的读后感，给我全文，我要参考
内容提要】政策制订者们很少关注国际关系中大量的理论文献，许多学者似乎也没有兴趣去从事与政策相关的研究。
这些趋势是不幸的，因为理论是治国之道的基本工具。
许多的政策辩论最终依赖于相互竞争的理论视角，而依赖于某种伪理论或有缺陷的理论，则会导致重大的对外政策灾难。
就诊断事件、解释其原因、做出回应以及评估不同政策的影响而言，理论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不幸的是，当前主导学术界的诸规范和动力使得许多学者不愿从事有用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只有学术共同体开始更加重视与政策相关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才可能缩小。
【关键词】政策相关性 学术界 政策评估 预测 社会科学【作者简介】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关系教授一、引 言假如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尤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政策制订者来说具有很大的价值，那么，那些因对外政策行为失误而受到指责的人，也许现在的处境要比以前会更好一些。
更多的学者正在研究这一课题，更多的理论被提出来接受检验，学术成果的出路也在不断拓宽。
[1]对能够帮助政策制订者设计有效解决方案的强有力理论存在需求，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单极世界出人意料的出现、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迅速扩张、由失败国家和全球恐怖主义所构成的挑战、人权议程的演变、民主的传播、对全球环境的关注、非政府组织地位的日益突出，凡此种种，给政策制订者们带来了诸多的难题，并由此呼唤着新思想的出现。
这些现象——还有其它许多现象——都是学术探究的持久课题，人们也许期待着政策制订者们会怀着渴望和欣赏的心情去利用这些研究成果。
然而，尽管存在着对当代国际难题提出卓有见的建议的需求，而且也存在着倾注精力去研究这些问题的努力，但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贡献表示不满的情形也长期存在着（Morgenthau 1958, Tanter & Ullman 1972）。
根据前外交官戴维·纽森（David Newsom）的看法，“当今大多数（有关国际问题的）学问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说要么无关紧要，要么难以理解……它们大多还局限于深奥的学术讨论范围之内”(Newsom 1995-1996, p. 66)。
另一位观察者称，“对国际关系有更多的了解并不能显示出知识的深厚。
它的从业者不仅被从事对外政策的官员们所完全忽视，而且还常常遭到学术同行的轻视”(Kurth 1998, p. 29)。
经验丰富的美国政治家保罗·尼采（Paul Nitze）把理论和政策描述为“一个整体的不同和谐方面”，不过他也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政治学’的名目下由美国人所撰写作和传授的东西……在对实际的政策行为进行指导方面，如果说没有产生副作用的话，也是价值有限的”(Nitze 1993, p. 15)。
类似地，乔治指出，“当我使用‘理论’这个词的时候，政策制订者们会露出疑惑的目光”(George 2000)。
这种难题并非仅仅存在于美国，正如一位英国外交部门的首席检察官评论道：他“不能肯定国际关系学科——如果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学科的话——对制订和管理对外政策的实际日常工作有什么帮助”(Wallace 1994)。
对理论的轻视也反映在那些执行对外政策的组织部门中。
在许多国家,尽管的确有学者在对外政策制订圈子里工作，但是精通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几乎算不上是供职的一个先决条件。
比如在美国，没有像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均由经济学博士所组成）那样的对外政策机构，一名有造诣的国际关系学者，既不一定也不足以被提名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其它类似部门工作。
[2]相反，资深的对外政策制订者更有可能因为其个人的才智、忠诚以及\\\/或者熟悉某个特定地区或政策领域的知识而被选用。
也没有很多证据表明，政策制订者们会系统地关注有关国际事务的学术著述。
对这种国际关系学科影响有限表示不满的情形，刺激产生了一些为数不多但日渐增加的文献，这些文献谋求把理论世界和政策世界重新联系起来(George et al. 1971; George & Smoke 1974; Feaver 1999; Hill & Beshoff 1994; Kruzel 1994; Zelikow 1994; Lepgold 1998; Jentleson 2000, 2002; Lupia 2000; Nincic & Lepgold 2000; Lepgold & Nincic 2001; Siverson 2001)。
总的看来，这些著作强调了以下几个核心主题： 首先，这些文献发现，在国际关系的学术理论和对外政策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大多数这方面的著作对这种状况表示惋惜，并且提出了各种补救措施去纠正这种状况，当然，也有少数作者警告说，过多地强调“政策相关性”可能是有害的(Hill & Beshoff 1994, Stein 2000)。
其次，这些著作把存在着这种鸿沟部分地归咎于政策制订者工作的复杂性以及现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局限性，而且也归咎于学术界的激励机制和职业性格。
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学者们没有什么动力去开发可能有用的思想。
第三，这些文献倾向于用一种渗透的方式把理论和政策联系起来。
一般的(或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论看起来过于抽象，以至于不能直接地影响政策，尽管它也能提供一些基本的思维框架，对从事特定区域发展分析或从事实用的、“以议题为导向的问题” 分析的学者产生影响(Lepgold 2000, Wilson 2000)。
这些后者的著作会对具体的政策难题分析有益，从而帮助推动就具体行动或决策而展开的辩论。
从这种观点来看，通过强化联系这些不同活动之间的纽带，当前的鸿沟可以被缩小，如此一来，学术思想便可更容易地到达政策制订者的案头前。
本文要更加详细地考察这些主题。
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明确并实现具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吗
制约其发挥作用的障碍是什么
假如存在着这些障碍，那么，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二、理论能够对对外政策行为做出什么贡献
政策制订者需要何种类型的知识
决策可能受到几种类型知识的影响。
首先，政策制订者总是依赖于纯事实性的知识（比如，对手的军队有多少
当前的贸易差额是多少
）。
其次，决策者有时会利用“经验法则”（rules of thumb）：根据经验而非系统研究去掌握简单的决策规则(Mearsheimer 1989)。
[3]第三类是由分类学所构成的知识，它根据一些特定的属性将现象分门别类。
政策制订者也可以依靠经验上的法则。
经验法则是指通过系统探究被证明是可靠的、可观察到的两个或更多现象之间对应状况。
这类法则（比如，“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或者“人类更倾向于回避损失而不是收益”）可以成为有用的指导，即使我们不知道它们为何这样，或者即使我们对它们的解释是不正确的。
最后，政策制订者也会利用理论。
一种理论乃是一种因果解释——它明确着两个或更多现象之间反复出现的关系，并且解释这种关系为何出现。
理论为我们提供一幅图画，指明对现实世界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核心力量是什么；为了让人易于理解，理论不可避免地把现实加以简约化。
在最为一般的层次上，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是由“社会科学家……从一般的因果关系角度，努力去解释国家间或跨国家的进程、议题或结果”所构成的(Lepgold & Nincic 2001, p.5; Viotti & Kauppi 1993)。
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解释包括：国家之间安全竞争的程度（包括特定国家之间战争的可能性以及特定国家的战争倾向）；国际合作的水平和形式（比如，联盟、机制、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等）；观念、规范以及制度的扩展；特定的国际体系转型，以及其它方面的话题。
在构建这些理论方面，国际关系学者利用同样多种的解释变量。
一些理论处于国际体系层次，使用的变量包括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Waltz 1979, Copeland 2000, Mearsheimer 2001)，贸易额、资本流动和国家间交往(Deutsch 1969, Ruggie 1983, Rosecrance 1986)；或者国家之间制度化的程度(Keohane 1984, Keohane & Martin 2003)。
另一些理论则强调不同的国家特征，比如政权类型(Andreski 1980, Doyle 1986, Fearon 1994, Russett 1995)，官僚和组织政治(Allison & Halperin 1972, Halperin 1972)或国内凝聚力(Levy 1989)；或者特定的观念或学说的内容(Van Evera 1984, Hall 1989, Goldstein & Keonane 1993, Snyder 1993)。
还有一些理论则体现在个人层次上，关注个人或组织心理、性别差异以及其他人类特征(De Rivera 1968, Jervis 1976, Mercer 1996, Byman & Pollock 2001, Goldgeier & Tetlock 2001, Tickner 2001, Goldstein 2003)。
与此同时，还有第四种理论，它强调集体观念、认同和社会话语(比如， Finnemore 1996, Ruggie 1998, Wendt 1999)。
为了发展这些思想，国际关系理论家们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比较案例研究、形式理论、大数量统计分析，以及解释学或诠释性研究路径。
其结果便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相互竞争的观点(Viotti & Kauppi 1993, Dougherty & Pfaltzgraff 1997, Walt 1997a, Waever 1998, Baylis & Smith 2001, Carlsnaes et al. 2002)。
有这么多可供选择的理论，当我们遇到某个理论时，我们怎样知道它是一个好的理论呢
何谓一个好的理论
首先，而且最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好的理论必须在逻辑上一致、在经验上有效，因为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与可获得的证据相一致）更有可能给影响事件的因果联系提供一种准确的指导。
第二，好的理论是完备的；它不会让我们对起作用的因果关系产生疑惑(Van Evera 1997)。
比如，某个理论陈述：“国家领导人会发动战争，只要这样做的预期效用超过所有其它选择的预期效用的话”(Bueno de Mesquita & Lalman 1992)，这个陈述在逻辑上可能没有什么缺点，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领导人何时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类似地，如果某个理论指出了某个重要的因果要素，但是并没有指出在决定结果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的那个要素，那么，它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人性导致战争”，或者甚至说“氧气导致战争”，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这些要素战争就不会发生。
但是，这类知识无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即什么时候战争的可能性更大或更小
完备性还意味着该理论没有“致命缺陷”，比如一个被缺损的变量要么导致其理论预测不准确，要么导致对其它要素的偏见推理(Nincic & Lepgold 2000, p. 28)。
第三个要求是解释力。
一种理论的解释力是指它能够说明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
如果能够把一系列原本看似不相关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种行为揭示出来，那么，理论变得尤其具有价值；如果能够使似乎杂乱无章、令人惊讶的事件变得易于理解，那么，理论将变得更具有价值(Rapaport 1972)。
在物理学中，光线会因引力而被弯曲的认为似乎与常识相背离，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了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经济学中，如果国家废除贸易壁垒、不谋求囤积货币（就像重商主义学说所倡导的那样），那么，国家就会变得更加富裕，这种信念似乎违反直觉。
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经过了几个世纪他们的观点才被广泛接受(Irwin 1996)。
在国际政治中，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能力威胁其对手的核力量，那么，这个国家将更加安全，这种观点似乎是奇谈怪论，但是，威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彼此的脆弱性有利于各方，各方具有强大能力去威胁对方力量(Wohlstetter 1957, Schelling 1960, Glaser 1990, Jervis 1990)。
这便是我们所认为的强有力理论：一旦我们理解了它，先前毫无关联、令人费解的现象变得可理解了。
第四，我们更喜欢那些解释重大现象（比如，有可能影响许多人命运的事情）的理论，这样说似乎有废话之嫌。
每个学者可能会对不同议题的相对重要性持有不同意见，但是，相对于成功地说明了某个不太令人感兴趣的难题而言，一个涉及某种宏大难题的理论更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或重视。
于是，相对于解释国歌中音乐特征的完美理论而言，对大国战争或种族屠杀给予有力但有瑕疵的解释，则会在该领域中占有更主要的位置。
第五，如果一种理论的指导性更加丰富，也就是说，如果它提出了有用的建议，那么，这种理论将是更有用的(Van Evera 1997)。
出于这个原因，乔治（George）建议学者们“把那些对政策制订者有用的变量纳入他们的研究设计中” (George 2000, p. xiv; also Glaser & Strauss 1967, Stein 2000)。
不过，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说，一个没有含可操作变量的理论也许仍然是有用的。
比如，一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一项既定的政策目标是不可实现的，如果它能说服政策制订者打消追求这种虚无飘渺的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理论也算是非常有用的。
类似地，如果一种理论准确地预测到战争的危险，即使其中的变量无法实际操作，那么，这种理论也会给政策制订者提供有用的警示。
最后，如果理论被清晰地加以阐述，那么，它们将更具有价值。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种难以理解的理论用处不大，原因很简单：它会让潜在的使用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掌握它。
尽管学术有时候看起来晦涩难懂（因为艰涩难读既可以显得学识更深厚，也可以使得一个错误观点更难以被识别出来），但是，不透明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而且它也不是理论研究应有的品德。
一种晦涩、艰深的理论更加不可能影响忙碌的政策制订者。
理论如何（从理论上）对政策提供帮助尽管许多政策制订者排斥学术理论活动，也有许多学者批评政府官员的行为，但是，理论和政策还是难以摆脱地联系在一起。
政策制订者每天不得不竭力盘算哪些事件值得关注、哪些事项和议题可以忽略，他们也必须选择目标和挑选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工具。
不论对错与否，他们的所作所为总是以某种理论作为基础的。
此外，国内及对外事务的政策辩论，经常是围绕争论中的理论主张而展开的，每一个参与者都相信自己所偏爱的政策选择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比如，在制止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种族冲突问题上，那些彼此竞争的方案部分地依赖于有关战争根源的不同理论。
那些支持通过干涉在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建立多种族民主制度的人，倾向于把战争归咎于米洛舍维奇等独*领导人的诡计多端；那些支持种族分立的人，则把冲突归咎于人口杂居而导致的安全困境(cf. Kaufmann 1996, Stedman 1997, Sambanis 2000)。
最近，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部分地围绕着有争议的事实看法而展开（伊拉克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也围绕着对战争的长远影响进行不同预测而展开。
支持者认为，战争很快就会取得胜利，它刺激周边的政权“追随”美国，在该地区加快推广民主，并最终粉碎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力量。
他们的反对者则认为，战争会带来完全相反的后果(Sifry & Cerf 2003)，这些分歧的出现，部分的原因是它们在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动因上存在着根本不同的观点。
历史也表明，糟糕的理论会直接导致对外政策灾难。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冯·提尔皮茨（Von Tirpitz）海军元帅臭名昭著的“风险论”（risk theory）提出，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将对英国的海军优势构成威胁，从而防止英国反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事实上，舰队的建造只是加速了英国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对手进行结盟的步伐(Kennedy 1983)。
冷战时期，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看法，即发展中的世界正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会自然而然地使这些国家与苏联结盟。
这个合作理论在两个方面都错了，它有助于解释为何苏联在第三世界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既代价高昂又令人沮丧(Rubinstein 1990)。
类似地，美国对印度支那和中美洲的干涉，部分地依据了所谓多米诺理论，尽管支撑这种理论的逻辑和事实都是值得怀疑的(Slater 1987, 1993–1994)。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糟糕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将政策制订者引入歧途。
不过，反之亦然：好的理论有时也会产生好的政策。
如上所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重商主义思想，并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的迅速扩张打下了基础，由此推动了全球财富及福利的巨大增长。
同样地，1940年代和1950年代所提出的威慑理论，为冷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和对外政策提供了指导，它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
[4]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
理论指导政策，政策难题也激发理论创新(Jervis 2004)。
譬如，官僚政治范式的发展和核威慑理论表明，新的政治议题如何能够激发理论发展的火花，其意义远远超过激发理论创新的那个具体难题(Trachtenberg 1992)。
近年来，分析苏联帝国的解体(Kuran 1991, Lohmann 1994, Lebow & Risse-Kappen 1995, Evangelista 2002)、单极世界的动因(Wohlforth 1999, Brooks & Wohlforth 2000–2001)或者种族冲突的根源(Posen 1993, Fearon & Laitin 1996, Lake & Rothchild 1998, Toft 2004)的努力均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正在提出新的理论去回应新的关注。
理论和政策构成了一张网，即使这张网上有不少缝隙和残缺。
尽管存在着这些缝隙，但是，理论上的学术研究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帮助：诊断、预测、指示以及评估。
诊断 理论能够做出的第一个贡献是诊断(Jentleson 2000)。
与我们所有人一样，政策制订者面临着大量困惑不解的信息，其中大部分难以捉摸。
当他们试图处理一个重复出现的难题或某个特定的事件时，政策制订者们必须弄清楚他们所面对的究竟是哪种现象。
扩张主义行为受驱使于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还是个人的狂妄自大，还是说它扎根于合理的安全恐惧
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它是因为参与者的偏好不相容，还是因为他们彼此互不信任
通过扩展出一系列可能的解释，理论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一系列广泛的诊断可能。
然而，诊断并不需要一种成熟的理论。
即使是简单的分类法也能帮助政策制订者设计出针对某个难题的合适对应方法。
在医学中，即使我们不知道某种疾病产生的确切机理，但只要诊断正确，我们也能将其治愈(George 2000)。
类似地，即使我们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有些国际事件会发生，但是，一旦我们确定了症结所在，我们同样可以配制出某种良方。
理论也指导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对历史的认识常常影响着政策制订者后来的行为(May 1975, May & Neustadt 1984)。
冷战结束是因为苏联经济“自然原因”（比如固有的中央计划经济缺乏效率）而导致垂死挣扎，是因为苏联精英受到西方输入的规范和观念的劝服，还是因为美国对其被打败的对手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学术性的；它也影响着今日美国应该如何利用自己权力的态度。
持强硬路线者倾向于把苏联解体归结为美国的压力，他们认为，类似的政策在对付当前敌人（比如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和未来的“同等竞争者”方面也能奏效(Mann 2004)。
相反，如果苏联解体是因为其内部矛盾或西方观念影响的结果，那么，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应该考虑，对于未来的同等竞争者，是否更应该加以拉拢，而不是遏制(cf. Wohlforth 1994–1995, Evangelista 2002)。
最近围绕伊拉克战争而展开的辩论，提供了一个同样恰当的例子。
一些分析家主要关注萨达姆·侯赛因的个人秉性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权性质，认为侯赛因过去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一个非理性的、不断滋事的侵略者，这样的人会不听从威慑，因此也绝不可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Pollock 2002)。
相反，那些关注伊拉克外部环境的学者们，则倾向于把侯赛因看作是一个甘冒风险、但毕竟理性的领导人，他从未在面临明确的威慑性威胁情况下使用武力，因此未来也会受制于来自更强大力量的威慑(Mearsheimer & Walt 2003)。
由此可见，对伊拉克过去所作所为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彼此对立的理论观点的左右，并且对当前的政策建议产生明显的影响。
一旦做出某种诊断，理论也会指导对附加信息的搜索。
如上所述，政策制订者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包括纯粹的事实信息——但是，理论帮助他们确定哪种类型的信息是相关的。
举例而言，政策制订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知道权力是一个重要概念，尽管没有一个精确的公式去测定不同行为体的相对权力。
我们判断国家的权力，不是凭借考察这些国家的歌剧创作质量、国民头发的平均长度或是国旗的颜色数量。
为什么
因为没有哪个理论会把这些尺度与全球影响力联系起来。
相反，政策制订者和学者通常利用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等综合尺度，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特征能够使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Morgenthau 1985, Moul 1989, Wohlforth 1993, Mearsheimer 2001)。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及亚洲的政策制订者们担心中国经济增长——而不会对泰国或文莱表示类似担心——的潜在原因。
预测 国际关系理论也能有助于政策制订者对事件做出预测。
通过对特定时期起核心作用的因果力量进行识别，理论提供出一幅关于世界的图画，由此让政策制订者更好地认识到他们遇事所处的广阔背景。
这类知识能够使决策者更明智地做好准备，并在某些情况下，使他们能够阻止不希望看到的事态发生。
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对冷战的结束提出了相互对立的预测。
自由主义理论的预测从总体上讲是乐观的，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西方式制度及政治形式的扩展预示着前所未有的和平时代到来(Fukuyama 1992, Hoffman et al. 1993, Russett 1995, Weart 2000)。
相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预测，苏联威胁的消失将会削弱现存的联盟(Mearsheimer 1989, Waltz 1994–1995, Walt 1997c)，促使反美同盟的形成(Layne 1993, Kupchan 2000)，并且从总体上导致国际竞争的加剧。
其他的现实主义者预测了一个建立在美国优势基础上的“美国治下的和平” (Wohlforth 1999, Brooks & Wohlforth 2000–2001)，而来自其他理论传统的学者，他们要么预测正在出现“文明的冲突”(Huntington 1997)，要么认为发展中世界的失败国家正导致“无政府状态的来临”(Kaplan 2001)。
这些研究中有些显然比另一些更具理论色彩，但是，为了描绘一个正在出现的世界的真实图画，每个理论都强调了特定的趋势和因果关系。
理论也能帮助我们预测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比如，大量掌握某个国家目前对外政策偏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发生变化，那么这种掌握就不大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将会如何行为。
于是，我们需要有一种理论，它可以解释偏好（以及行为）如何随着环境改变而发生变化。
例如，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肯定会随着它的权力增长以及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强而发生变化，但是现存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对中国未来走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预测。
现实主义理论预测，得到增长的权力会使中国变得更加武断，而自由主义取向认为，得到增强的相互依赖以及\\\/或者民主过渡，有可能会极大地削弱这些倾向(cf. Goldstein 1997–1998, Mearsheimer 2001)。
类似地，目前正在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竞争的市场、法治、不分性别地教育以及政府透明等会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套理论就可以识别出哪些地区或国家有可能快速发展。
同样地，哈德逊和邓·博尔关于“剩余男性”（“surplus males”）影响的研究也会对特定的地区或国家提供早期预警(Hudson & Den Boer 2002, 2004)。
[5]对于相对权力急剧转变影响问题，权力平衡的动态理论提供了类似的预警，因此可以被用来发现潜在的不稳定地区(Gilpin 1981, Friedberg 1993–1994, Copeland 2000)。
从这些例子来看，一个理论观点对未来事件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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