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敏洪是江阴哪的
姓名: 出生年月:1962年10月15日生 生肖:虎 星座:天秤座 身高:1.77米 籍贯:人 汉族人 毕业院校: 西语系毕业 有限公司 职位:董事长兼总裁 联东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职位:董事长[编辑本段]创业经历 出生于1962年10月,在接受。
于1980年考入西语系。
期间患病()休学一年,1985年从毕业,留校担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师。
1991年9月,俞敏洪从北大辞职,进入领域,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办学校从事工作。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创办了北京市,担任校长。
从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开始了新东方的创业过程。
截止到2000年,已经占据了北京约80%,全国50%的出国培训市场,年培训学生数量达20万人次。
方孝孺有后裔吗
方孝孺是明代建文帝朱允炆朝的翰林侍讲,颇受建文帝信任。
方孝孺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文名甚盛,甚至敌对阵营、阴谋篡位的朱棣的谋臣僧人道衍(姚广孝),也一再嘱咐朱棣,打到南京时,其他人可杀,唯独方孝孺不可杀,因为他是“天下读书种子”,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就绝了。
尚未夺得帝位的朱棣自然点头称是。
还是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推到当年的南京城吧。
公元1402年,明朝首都应天(今南京)城内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屠杀事件。
这一年,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攻陷京师。
城破后当朱棣命建文帝遗臣方孝孺草拟继位诏书时,遭到方氏的拒绝与痛骂。
朱棣恼羞成怒,不顾道衍的嘱咐,竟下令灭掉方门九族,方孝孺时年46岁。
为泄私恨,朱棣又荒唐残忍地将方孝孺朋友、门生凑成一族磔于市,史称“诛灭十族”,7天内共杀873人,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株连之最。
方孝孺老家浙江宁海县上方村也被朱棣派兵血洗,生生将这个村从明朝版图上抹掉。
时间至今已600余载,当年方氏家族聚居地仍冤魂不散,阴气沉沉,无人敢在此村居住。
一、方氏殉难600周年纪念日,前来祭扫的忠臣后人竟有四姓之多 2002年6月24日,是方孝孺殉难6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南京城细雨霏霏,似乎老天也在垂怜这位忠臣的惨死。
是日,南京市政府文史委、南京市社科联、南京市文物局和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在雨花台风景区联合召开了纪念方孝孺殉难6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方孝孺铜像揭幕仪式。
笔者有幸应邀参会,不想到会的方氏后人竟有四姓之多,此事大大出于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的意料之外。
出于职业习惯,为了搞清方氏后人之谜,笔者一一采访了这些方氏后裔,获知其中许多史籍未载的家庭史实。
据《明史》记载,方孝孺惨死后,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廖镛、廖铭等人冒死暗中将方孝孺尸骨收葬于聚宝门(今中华门)外雨花台梅冈北麓,剧作家汤显祖曾在南京为方孝孺修墓、立碑、建祠。
其后,战乱频仍,只留下了同治五年李鸿章所立残碑及荒冢一穴。
但是南京人并没有忘记方孝孺,新中国成立后,将中华门外到雨花台南麓的一条街命名为“正学路”(方孝孺书斋原名“逊志”,后蜀王赐新名为“正学”,所以方孝孺又被称为方正学、正学先生)。
纪念活动期间,其有四个姓氏的方氏后人前来祭扫。
人们不禁要问,方孝孺当年不是已被朱棣诛灭十族了么,怎么还有后代
二、“六”姓客人南京寻祖,“十族殉忠天遗六氏”恢复原貌 2001年9月,第六届世界华商会在南京召开之际,雨花台风景区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他就是现住江阴的六以方先生。
六以方先生声称,自己是方孝孺的后人。
六先生说,方孝孺共有四子,二子殉难,一子流落江阴,一子避祸松江,现家中有家谱可资佐证。
来者言之凿凿,南京方面遂派人前往江阴。
在江阴,六以方的父亲81岁的六铭洪老先生介绍:我家姓的“六”(此处“六”读Lù,为古汉语入声之读法,如南京江北之“六合”,安徽之“六安”等皆读此音),是明朝人从“方”字改成的,所以在《百家姓》上是没有的。
方孝孺十族全诛时,幼子方朗被义士冒着生命危险悄悄送到江阴陆姓外公家抚养,故依外公家姓“陆”,长大得知身世后将“陆”改为“六”,以示不忘方姓。
因“六”与“方”字笔划相同,形状相似,故有此良苦用心,所以一直延续至今。
万历年间朝廷为方孝孺“平反”时,因当时的江阴地处偏僻,消息蔽塞,音信难通,并不知晓方家“平反”之事。
况且即便听得一星半点动静,也是且信且疑,所以未能归宗,现在传到我已是21世了。
据六铭洪老先生回忆,他在上世纪60年代参加江苏省各界政治学校学习时,曾到南京雨花台寻找方孝孺墓,见水泥柱上有一副楹联写着:“十族全诛天遗六氏,埋骨聚宝地接孝陵。
”此为民国初年担任江苏教育厅厅长的韩紫石(韩国均)所书。
现在上联变成了“十族殉忠无遗方氏”,应是“天遗六氏”之误。
因为“无”字当时没有简化,不会与任何书法中的“天”字相近似。
这也可作为六氏为方孝孺后人的证据之一。
六氏为方孝孺后人的证据之二便是家中的宗谱。
江阴六氏现存《江阴六氏宗谱》六册五卷,木制封面。
宗谱为清乾隆辛卯年(1771)孟夏方孝孺15世孙六英辉、六宗绩、六英开修订。
该宗谱卷三“祖茔穴位全图”载有“金陵雨花台墓图”,其中牌坊写着:“十族遗骸埋聚宝,千年古冢表长干“。
此处的“聚宝”即“聚宝门”(中华门)外之聚宝山(今雨花台),而“长干”则是“古长千里”(亦在今中华门附近)。
这里牌坊上的联语与上述韩国均所书的联语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纪念方孝孺殉难600周年系列活动征稿活动中,浙江宁海张立平先生寄来的一封信及附寄的《宁海漫记》复印件,不仅证实了江阴六氏确为方氏后裔,还清楚地记载着当年韩国均题联全文:“十族殉忠天遗六氏,一抔埋血地接孝陵。
”至此,牌坊联语的错讹之迷破解。
为了纪念先祖,江阴六铭洪父子慷慨解囊,捐资人民币10万元,为方孝孺雕塑青铜胸像一座,诗文碑刻12方。
青铜胸像为中国著名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刘焕章教授创作,人物儒雅生动,塑造出了方孝孺刚正不阿、矢志不移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象。
三、方氏后裔子孙繁盛,各地各支得姓来历 据浙江宁海作家、电影文学剧本《方孝孺传说》作者石墨先生及有关专家称,方孝孺后人除方姓、六姓、何姓、才姓外,还有余姓、亢姓等姓氏,除生活在中国大陆外,还有一些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朝鲜、中国台湾等地,总数达数万之众,可谓光旺发达。
宁海方姓这一支,据崇祯十四年夏卢演的记述及《松江府志》等史籍载,是当年被谪在宁海任职的刑部尚书魏泽所救。
魏泽藏匿方孝孺之子德宗后,在一次出巡时交给佯狂行乞的天台人余学夔,余氏遂将德宗潜送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方孝孺门人俞允家中,冒充俞姓生活下来,后改俞为余。
方德宗这一支在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为方孝孺冤案平反后恢复了方姓。
据宁海方孝孺第22世孙方功胜讲,如今浙江宁海尚有方氏后人四房三代300多人。
据《逊志斋集》外记、《江阴六氏宗谱》等载,当年魏泽冒死救生的应为两个孩子,一为三子德宗,一为四子朗,方朗当时4岁。
德宗被送到松江避难,4岁的方朗则被一个叫袁柳庄的人藏于箱子里,辗转送到江阴外婆陆氏家收养,以缺方字末笔之“六”为姓,这就是六铭洪、六以方这一支。
现在江阴方氏后裔尚有数十人。
安徽省庐江县的一支姓何,人数最多。
据方氏后人何国权说,庐江方氏后人多达2万左右。
方氏后人为什么姓何呢
何国权说,方氏被灭十族时,方孝孺第三子(应与上述方氏之子不为一房)方圣侥幸脱逃,后其长子方通迁至庐江繁衍至今,现有《方何宗谱》为证。
这支方氏后人迫于形势,不敢以方为姓,那么以何姓为姓呢
因此就以“何”字作为姓氏,死后则归姓方。
南京雨花台区某公司副总经理才伟健,老家在河北昌黎县才庄。
数年前在北京有一位教授听说他姓才遂告之才姓乃方孝孺后人,他这才知道自己姓氏的来历。
为浙江省宁海作家石墨先生《方孝孺传说》作序的才广仁说,当年方孝孺被杀之际,其子方忠宪在忠仆方良的护侍下逃亡,以父名方孝孺(又名方子才)最后的“才”字为姓,以“隐士”为名,逃到湖北茉花村渔岗后娶妻生子。
事隔21年,当朱棣得到密报后派官兵前往捉拿。
才隐士妻子、四个儿子以及方良皆被害,只有才隐士及长子侥幸逃脱,迁到河北永平府昌黎县河泥庄,即现在的河北省昌黎县沙井镇才庄。
有些人曾对方孝孺数姓后人的真伪提出质疑,但多数人认为在那种封建统治动辄杀人的危险情况下,冒充方氏后人无疑是自寻死路;即使在万历年间平反以后,因天高皇帝远,加之方氏后人都是隐姓埋名,朝廷就是想通知也能通知不到;即使得知一星半点信息,焉知其中真伪
因此没能恢复方姓是很正常的。
而伪造方孝孺后人除了落一个名声之外,政治上、经济上也无任何实惠之处。
至于伪造宗谱,也不是一代两代所能办到的,谁还去干这种事呢
至于方孝孺后人侥幸逃出灭门之灾为什么有几个不同版本,笔者认为这也是很正常。
因古代男子所娶并非一女,往往有妻有妾,即所谓大房二房等。
一般人们讲所谓的后裔大多指长房所出者,实际二房及其他房所出一样是某人之后。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如今的方氏后人有着豁达的境界;不管姓方、姓六,还是姓何、姓才,都是方家的血脉;也不管你是长房后人,二房后人,还是哪房后人,反正你是方孝孺后人。
四、篇后余绪:辽宁海城也有方氏后裔 2002年笔者将方孝孺后人之事撰文披露于学术刊物《寻根》,其后的春节期间,央视10套关于百家姓的大型多集专题节目播出时,专家即引用了“六”姓之例。
2005年7月,笔者突然收到一封从东北辽宁鞍山市寄来的挂号信。
寄信人与笔者素昧平生,是一位名叫才振兴的老者。
阅完信件后得知,原来这位老者也是方孝孺的后人。
他是从朋友那里看到笔者撰写发表在《寻根》杂志上关于方孝孺后人的文章后辗转与笔者取得联系的。
才振兴老人在信中叙述,他们这一支才姓方孝孺后人也是源自于河北昌黎县沙井镇才庄的,只是他们的祖上贺美公在清顺治八年(1651)从河北省昌黎县迁往辽宁海城居住谋生的。
才振兴就是在海城出生的,1937年他们家迁到了现在的鞍山市至今。
辽宁才姓这一支从贺美公迁辽已有350余年,传13代,现已繁衍才姓族人1000余人。
才振兴老人说,海城才姓历来传说,才姓为方孝孺后人。
2002年9月退休后,才振兴老人受才姓家族委托踏上了寻根之旅,发现河北昌黎才姓也有和他们一样的传说。
河北昌黎与东北辽宁海城相隔千里,两地才姓族人素无通信往来,可见相同传说事出有因,只是苦于没有凭据。
才振兴老人受才姓族人委托,又到河北昌黎才姓老家寻根,目的是想为海城这一支才姓家族编一部《才氏家谱》以传后代。
在苦无历史根据之际,才振兴老人无意间在友人处发现了笔者发表在《寻根》杂志上的《方孝孺后人之谜》一文。
目前,年近八旬的才振兴老人正在以方孝孺一生经历为素材,编写一册《昌黎才姓认祖归宗集》,以实现辽宁海城才氏族人达到认祖归宗的愿望。
“灭门十族”的方孝孺后裔宗谱惊现北京柳哲 2005年7月17日,方孝孺22世孙何俊带着一大叠方孝孺研究资料,从黑龙江专程来笔者寻根工作室作客,与笔者谈起关于方孝孺后裔研究的系列话题。
明代著名学者方孝孺因忠于明皇朝建文帝而忤明燕王朱棣,最终遭灭门之灾,听说是灭十族(包括他的学生和朋友也一律问罪。
)方孝孺有否留下直系后裔一直是个历史谜案。
最近,笔者看到一本《上海著姓望族》和安徽庐江《方何宗谱》(28卷)后,终于揭开这一历史谜案。
方孝孺在上海南汇和江西庐江都留下了后裔,不过南汇方氏曾改姓余,后复姓方,庐江方氏后裔现已改姓何氏,不姓方了。
现将有关资料整理出来,供对此感兴趣的专家和学者参考。
其中《上海著姓望族》《南汇县方孝孺后裔方德宗家族(余氏家族)》记载:“据《松江府志》载,明初建文朝忠臣方孝孺遇难时,其幼子德宗被浙江海宁丞魏泽匿藏之。
托余学夔携避松郡华亭俞允所。
俞允者,方孝孺门人也。
德宗遂冒俞姓,后欲入赘为婿,又改姓余。
子姓繁衍,至万历17年(1609)己酉督学杨廷筠令复本姓,建‘正学书院’云云。
及考明史,方孝孺传有异,又朱国桢《逊国名人传》载始末颇晰,未知孰是。
余环,为方孝孺7世孙。
其先避乱隐居松郡泖上。
余环复迁南汇县十九保大凫泾南村。
余采(环子,方孝孺8世孙),字元亮,号竹癯。
余采刚毅不能容人,有志操,不妄取。
尝与婺源士子同舟,后该士子卒,余采出资含殓还其丧。
晚岁以明经教授江右、闽粤,多所造就。
余采子道南、道东,皆方孝孺9世孙,复方姓入学,重刻《逊志斋集》行世。
” 另笔者在北京发现的安徽庐江《方何宗谱》(28卷),清何盛财等修。
何乘骧等纂。
清光绪27年二友堂木活字本。
该宗谱《处士通公像》的《序文》写道:“先生始来潜指邑为姓,卜居于县东里居宅兆咸在焉。
余谬揣先生之意,以忠良孑遗托迹兹土,旭日之始升于东而冀其后之当午于庐也。
”另对通公介绍说:“圣公长子,由歙县迁庐,因郡更氏,易方为何,遂为庐江何氏始祖。
娶张氏,生三子:彦清、彦梁、彦澄。
”
“复兴中华,从我做起”主题征文,字数要求在500~800字之间,体裁不限,急需啊拜托了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
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
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
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
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
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
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
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
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
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
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
允禛篡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暴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暴君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暴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暴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暴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暴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暴君荒淫无道,什么酷刑都想得出。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暴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暴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暴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暴君的重臣,没有他二人,暴君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暴君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暴君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暴君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暴君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暴君,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暴君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暴君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暴君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暴君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暴君“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暴君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暴君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暴君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暴君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很好的摧残,暴君政绩斐然。
雍正十一年(1733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
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
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
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
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
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
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
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
到此无人再敢劝阻。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
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
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
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
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
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
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
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
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
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
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
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
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却说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州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
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
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
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
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
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
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
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
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
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
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
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
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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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说你提到的皮革城,说实在的,一点也体现不出无锡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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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无锡改革开放后变化的作文
我的家乡是太湖之滨的一颗明珠——无锡。
他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东邻上海,西望南京,南接浙皖,北临长江,中抱太湖,全市总面积4788平方公里,人口近440万,其中市区面积1659平方公里,人口215.9万。
现辖江阴、宜兴两个县级市和崇安、南长、北塘、锡山、惠山、滨湖、新区七个区。
无锡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5C,年平均降雨量1000毫米,全年无霜期230天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2000 小时左右,水美土肥,物产丰富,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
无锡是著名旅游胜地,无锡犹如太湖之滨一颗璀灿的明珠,著名的旅游胜地美不胜收。
碧波荡漾太湖水,悠悠流淌古运河,太湖佳绝、人文荟萃,浓缩成“无锡旅游十八景”: 鼋渚春涛、寄畅清韵、灵山胜境、锡山晴云、中视影城、运河古风、二泉映月、泰伯遗迹、善卷洞天、霞客故里、蠡湖烟绿、鹅鼻揽江、梅园香雪、宜兴竹海、薛家花园、太湖仙岛、东林书院、龙头马迹等。
无锡是江南历史名城,它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巨匠,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唐代大诗人李绅、元代大画家倪瓒、明代旅游家徐霞客,近代有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现代有科学家周培源、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国学大师钱钟书,美术大师徐悲鸿,民间音乐家华彦钧等。
目前无锡籍两院院士有近70名,在全国各城市中名列前茅。
无锡是区域性交通枢纽, 境内京沪铁路、新长铁路、沪宁高速公路、京沪高速公路、沪宜高速公路、宁杭高速公路、沿江高速公路等纵横交错,是上海到成都、黑龙江至海南、上海到北京三条高速公路的交汇点,是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节点。
京杭大运河在无锡穿城而过。
江阴港是长江出海口的重要换装港之一。
随着无锡机场的通航,宁杭、沿江高速公路的建成以及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无锡的交通枢纽地位将更为明显。
无锡是经济中心城市,19世纪中期无锡已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也是闻名遐迩的“丝市”、“布码头”。
20世纪初,无锡诞生了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一批工商业巨子,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一,获得了“小上海”的美称。
七十年代初,无锡的乡镇工业在全国率先崛起。
改革开放后,无锡的经济总量始终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成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和13个较大城市之一。
目前,无锡以约占全国万分之五的土地、千分之四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6%的经济总量。
无锡更是对外开放的先行区,1985年无锡就被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对外开放起步早、进展快,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无锡开放型经济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一批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无锡投资兴业。
“日资高地”、“韩资板块”、 “台资团队”、“港资群体”竞相涌现。
无锡原何有如此之盛况呢
纵观近几年,不难发现,无锡市的各级党政领导,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指引下,鉴往事,策来兹。
团结人民大众,群策群力,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方优势,昌其所善,兴其所宜,创其所无,奔其所向,才之所以谱写出了无锡如此壮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一.关于环境 大家都知道,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环境,且核心是水环境。
水是环境的核心,水是环境的灵魂。
而我们无锡人更是以太湖水为傲,一曲《太湖美》更是唱遍了大江南北。
然而,上世纪60年代末,一场围湖造田运动无情地改变了它的模样。
围湖,围出了土地,产出了粮食和鲜鱼,代价却是大量积聚淤泥,抬高了湖底,减少了水容量,降低了湖水自净能力,造成湖水的二次污染,加之工业的发展,又接纳入湖河道的大量污水,湖水水质长年劣于五类,太湖水一度发出阵阵恶臭,鱼虾差不多绝迹了。
水环境恶化让无锡经济和社会发展蒙受了巨大损失。
由于水污染,无锡水源地梅园和五里湖取水口被迫关闭。
梅梁湖每次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造成经济损失都在数十亿元,水环境恶化,还大大降低了市民的生活质量,严重影响了旅游环境、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
外地的客人和客商来到“江南水城”,无锡人竟羞于带他们到河畔、湖边。
针对日益严重的水污染,水利局按照“以人为本、尊重规律、人水和谐”的治水新理念,把水环境整治作为当前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
蠡湖综合整治工程、城市防洪及调水工程、城区河道整治工程等项目的一步步实施,城乡水环境面貌大为改观。
现在人们可以在河里钓鱼、可以在水边休闲场所闲庭漫步……正如诗中所写:“长长的柳堤,一年一度春风,芳菲总是绿色的相思;满湖的火树银花,在洗涤后的红雨中绽放……” 太湖水变清了,锡城之魂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净化,给这座湖滨之城增添了不少灵气。
无锡人眉头开始舒展了,自豪的微笑又回来了,今年“五一黄金周”竟出现了日均4万人争睹五里湖美景的场面。
无锡人更是坚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水利建设要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按照“以人为本、尊重规律、人水和谐”的治水新理念,立足防洪保安、水资源供给、水环境保护三大基本任务,从根本上解决水多、水少、水脏三大问题,确保饮水安全、防洪安全、粮食生产用水安全、经济发展用水安全和生态用水安全的需求,为全市实现全面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良好水服务,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水环境。
二.经济建设发展方面 二十多年来,无锡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下,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抢抓机遇,创新发展,使无锡城乡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综合实力实现重大跃升。
1978年至2003年二十五年间,全市经济总量翻了6番,2003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901.2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9位,人均达到5200美元,总体发展水平正率先向着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对外开放取得突破进展。
坚定不移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三外”工作全面推进,经济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已发展成为我国最具开放活力的地区之一。
全市累计批准利用外资项目8300多项,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49亿美元。
体制机制活力得到根本增强。
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焕发新的活力,民营经济快速成长,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力得到充分激发。
城乡建设展示全新形象。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基础设施体系日益完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迅速提高,城乡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现代化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得到增强,初步形成了梯度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提高。
城乡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根本改善,教育、就业、医疗等水平不断提高,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1647元和6329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达到2.4万元。
详细的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有四次认识上的飞跃和实践上的突破: 第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和实践上的突破,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开创了一条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路。
无锡是我国乡镇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无锡的干部群众大胆冲破“两个凡是”束缚,破除传统计划经济框框,以“农民办工业”这一伟大创举,推动我市乡镇企业实现了异军突起。
1992年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我市乡镇企业进入了“跳跃式”、“超常规”的快速发展阶段,以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涌现出了华西、阳光、红豆、远东等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成为支撑农村乃至全市工业化的主导力量,也带动了上个世纪整个无锡经济的快速发展。
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不仅成功地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而且通过“以工建农”、“以工建镇”,使得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农村区域竞争力迅速增强。
依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无锡农村经济长时期保持快速发展,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区域城乡统筹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次认识上的飞跃和实践上的突破,是积极呼应浦东开发开放和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加快了无锡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一项基本国策,要“抓住机遇,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在对外开放思想理论指导下,无锡人民始终把扩大对外开放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紧紧抓住浦东开发开放的发展机遇,牢牢把握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有利契机,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一步步推动对外开放向更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市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迅速提升。
目前,无锡利用外资已进入质量、水平、规模、效益同步发展的新阶段,许多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纷纷落户无锡,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58家在无锡投资兴业。
2003年,外资工业占全市工业总量的比重已达到25%,成为无锡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自1992年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始建设以来,无锡各类重点开发开放园区蓬勃兴起,成为全市最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和平台,最富吸引力的产业集聚地和科技成果“孵化器”。
目前,全市85%的利用外资落户在开发开放园区,三分之一的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来自园区,园区经济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一批骨干企业走出了跨国经营新路。
第三次认识上的飞跃和实践上的突破,是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不断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同志这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论断的鼓舞和指导下,无锡人民大胆冲破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束缚,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从本地实际出发,大力推进所有制改革,极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在农村,积极引导乡镇企业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进行资产重组和制度创新,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针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努力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在推动乡镇企业“二次改制”、增强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率先进行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促进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辟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路子;在城市,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加快国有企业体制创新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使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形成了新的发展竞争优势。
大力开拓资本经营,威孚、小天鹅、阳光、三房巷等一批企业先后成功上市,形成了在资本市场有较大影响的“无锡板块”。
在加快国有、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六放”方针,毫不动摇地支持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积极扶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去年,民营经济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经济的比重已上升到31.2%。
城乡企业的改革深化和制度创新,极大地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推动无锡经济综合实力迈上了一个个新的台阶,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条件。
第四次认识上的飞跃和实践上的突破,是紧紧抓住新世纪初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突出新型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互动并进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加快推进“两个率先”的进程。
党的十六大作出了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
对于我们无锡来说,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关键是要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要求,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创新发展动力,提升发展水平,推动无锡经济社会在更高层次上加快发展。
党中央对东部地区的发展高度关注,寄予殷切期望。
中央两任总书记明确提出江苏要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无锡作为江苏的重要板块、苏南的重要一极,为全省“两个率先”勇挑重担责无旁贷。
面对新的发展任务和要求,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争创全省“两个率先”先导区、示范区的奋斗目标,力争在全省率先建成高标准、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围绕这一目标,我们制订实施了《无锡争创全省“两个率先”先导区示范区行动纲要》,全面推进科教兴市、经济国际化、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四大战略”,相继推出“三化互动”、“三沿开发”、“三个集中”等重大举措,“两个率先”先导区示范区建设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近两年来,全市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开放型经济、民营经济齐头并进,各项改革纵深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整体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城乡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建设加快推进,城市功能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得到加强,整个城市的环境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富民工程得到有力推进,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完善保障的各项措施得到较好落实,城乡人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富民成效日益显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
我市相继荣获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称号,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实现“四连冠”,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实现“两个率先”奋斗目标前景喜人。
实践证明,强烈的发展意识、机遇意识、争先意识和实干意识,是我们二十多年改革发展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实现“两个率先”目标最重要的精神动力。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在不断地强化这个重要的思想共识。
大家始终坚持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不竭的生机和活力。
二十多年来,无锡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前进,不断研究新情况,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依靠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束缚,赢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先优势。
三.科教文卫方面 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进一步扩大,各级各类教育进一步发展2003年末拥有各级各类学校761所,在校学生77.03万人,增加1.04万人。
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
2003年,全市拥有卫生医疗机构1387个,其中综合医院37家,专科医院18家,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6家,乡镇卫生院114家,疗养院5家。
文化设施继续完善,2003年,艺术、文化馆(站)127个,公共图书馆9个,博物馆(文化系统内)5个。
文化事业精彩纷呈。
成功承办首届“中国无锡•太湖国际民乐展”,举办各类广场文艺140场,组织公益演出50多场等等。
综上所述,改革以来,无锡日新月异,我们亲眼看到了,也深刻感受到了,体会到了。
我们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切巨变,我们更体会到了党的伟大。
所以在今后的日子,我们更要坚持改革的步伐,提高无锡市城市综合实力: 我们要以提高人口素质为突破口,高效开发人力资源;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以大幅度提升经济综合竞争力为目标;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夯实综合实力崛起的基础;还要完善社会发展体系,促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我们坚信,无锡的明天会更美好. 如今,求学在外,每有家乡人谈及当地建设发展的情况,间或在报上读到有关的消息报道,都使我兴奋,倍感亲切。
我衷心祝愿无锡凭借有利的主、客观条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取得新成绩,谱写新篇章,开创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