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为什么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3年马克思与世长辞。
恩格斯立即停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主要精力用于整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完成战友的未竞之业。
1885年出版第2卷，1894年出版第3卷。
这两卷《资本沦》的完成，为自己的战友树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也为各国无产阶级作出宝贵贡献。
1884年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重要著作，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早期发展的历史，分析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过程，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途径和形式，阐明了国家的实质和国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这部著作对研究古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1886年他还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名著，系统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唯心史观，第一次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了经典概括，提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科学标准。
晚年他又在一些重要书信中进一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强调指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指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批判了把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倾向。
他在逝世前一年还写了一篇重要著作：《法德农民问题》。
文中深刻地论述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
恩格斯晚年在完成繁重理论工作的同时，还挑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担。
1889年，在他直接关怀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成立第二国际。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病逝。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主要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下面参考资料有链接，比我自己的理解更深刻，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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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权制的争议 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权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也向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妇女理论经典作品的观点作出修正和补充。
恩格斯在《起源》中表述了人类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关系组织。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早期的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社会是财产公有制和群婚制的社会，在家庭之前存在过一种“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随着部落中女子的逐渐稀少，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的对偶家庭开始存在。
恩格斯认为此时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
因为妇女劳动对于部落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她们生产了绝大多数物品，如衣物、家用物品及工具等。
母系血统制度和母权制是早期对偶社会的特征，妇女拥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
妇女的统治地位来源于家庭——原始的生产中心；假如生产的场所改变，她就将失去她的统治地位。
在“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下，“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 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
”男子控制了部落的畜群，能“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
”在男子劳动领域内出现了剩余产品，形成财富的积累，这就加强了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
”而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之时，“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
” 随着家庭外生产胜过家庭内生产，两性间的分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
男子劳动和生产变得重要起来，妇女劳动和生产及社会地位随之下降。
“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
”“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
”这样一夫一妻就产生了。
恩格斯认为这个转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丈夫凭借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恩格斯称“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男性统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财产的事实。
妇女压迫将伴随私有制的解体而终止。
在恩格斯看来，妇女的服从地位、私有制的出现和向父系社会的转变与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的产生紧密相联。
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
男性统治，首先以父系然后以父权制的形式，仅仅是在有财产的男子与无财产的妇女间阶级分裂的结果。
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
”只有妇女对男子经济依赖的消失，才会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爱情基础之上。
因此，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因为在前阶级社会，家务劳动有一种“公共的性质”，而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后，“家务的料理…不再涉及社会了。
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
”最终，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受到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批判。
凯琳·萨克斯在她《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一文中，修正了恩格斯《起源》的结论。
她根据最新的民族志发现，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不一定是性别压迫的根本条件。
她提出“社会性成人”这一新概念，也就是说，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成为社会性成人是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
凯琳·萨克斯的观点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压迫根源问题的探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然而，凯琳·萨克斯关于“社会性成人”问题在恩格斯《起源》中已经作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被充分论述过。
事实上，凯琳·萨克斯没有冲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局限。
首先，凯琳·萨克斯没看到恩格斯的《起源》仅以非常笼统的方式简称“妇女”。
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分析主要适用于资产阶级妇女。
对工人阶级妇女来说，情况有着很大不同：“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 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妇女比工人阶级妇女遭受更多的压迫。
因为进入劳动市场的工人阶级妇女在某种程度上不再依赖于工人阶级男性，而资产阶级妇女没有独立于资产阶级男性。
因此，工人阶级妇女不但没受到本阶级男性压迫，反而与其在推翻资本主义方面享有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很少能吸引她们。
资产阶级妇女更有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妇女的阶级地位给了她们较强的洞察社会现实的能力，使她们看到大多数女权主义的观点是统治阶级思想的描述。
女权主义者大都假定一切阶级的妇女在消除男性特权上享有共同利益；由于混淆了阶级差别，她们实为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女权主义者必须看到妇女与工人阶级的天然联系。
为了共同、长远的利益，妇女应该联合工人阶级男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是集中抨击所有男性的表面特权。
其次，凯琳·萨克斯没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提供克服所有压迫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再有一个为了自己利益而使压迫永久化的资产阶级存在。
社会主义革命将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工人阶级在组织生产、生产什么、生产过程及产品如何分配上起主要作用。
恩格斯看到，妇女在负担家务劳动的同时又要充分参与公共生产是十分困难的，她们不得不在完成家务工作和参加社会生产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家庭是人们生儿育女，满足食物、住房、休养等直接需要的场所。
如果这些职责总体上由社会来承担，家庭内的关系将发生转变，家庭内男性统治的基础将会消失，而妇女将成为这场转变中的主要受益者。
妇女不再被迫因经济原因而结婚或维持一个不满意的婚姻。
社会主义为配偶双方真正自由、平等关系的建立提供一个物质基础。
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
到那时候，除了互相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 与凯琳·萨克斯不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都承认恩格斯《起源》对论述家庭和财产关系的贡献，但是她们也认为其有不充分之处，这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首先，恩格斯《起源》没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去分析妇女解放。
在《起源》一开始，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但是恩格斯后来没有对这个观点作进一步阐发。
关于再生产方式的讨论常见于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著作中。
1966年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 ）发表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首次从理论上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妇女理论。
她指出，在《起源》中，“对于妇女地位的讨论与对于家庭的讨论是相互脱离的，或者，前者只是后者的补充，而家庭则仅仅被视作私有制的前提。
”至七十年代，盖尔·卢宾（Gayle Rubin）在她的《女人交易》中指出：“在恩格斯的书里，‘物质生活的第二个方面’的概念总是趋向于消失在幕后，或是被合并在惯常的‘物质生活’概念里。
”简·弗拉克斯（Jane Flax 1981）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恩格斯一开始强调了生活的再生产，然而他很快地改变了方向去分析生活的生产，并把它作为理解阶级斗争和历史发展的主要方法。
著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阿莉森·杰格尔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集中在生产上，它确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务劳动是存在于生产之外的。
而家务劳动又是再生产即人类劳动力的再生产。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 恩格斯的矛盾在于他既承认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重要性，却又彻底地把它纳入生产及与生产有关的范畴的分析之下。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研究妇女压迫，必须同时涉及性的和物质经济的条件，如果人们要理解压迫而不是仅理解经济剥削，因为压迫并不等于剥削。
其次，恩格斯《起源》从未讨论过性别分工的起源问题。
简·弗拉克斯认为，比恩格斯轻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因素更今人沮丧的是恩格斯相信有一种最初的性别分工。
恩格斯没有解释它产生的原因，而声称早期人类社会也存在性别分工，妇女照着孩子并操持家务，而男子打猎成为主要食物的提供者，并负责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假定性别分工起源于“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它是“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
然而，阿莉森 ·杰格尔说：“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以上观点，它暗示出，无论社会如何消灭分工，只要性行为的分工继续存在，分工总是可能重新出现。
” 阿莉森·杰格尔进一步具体分析：事实的、逻辑的漏洞，未经证实的假设等。
比如，当代人类学最新资料质疑恩格斯的关于以母权制为特征的早期人类社会的假设；质疑恩格斯的性别分工存在于人类社会早期并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几乎没有变化的假设。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恩格斯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妇女最终没有统治男人
毕竟财富的积累为妇女提供了与男子同样获取生活资料的可能性。
如果财产由氏族占有而氏族是母权制的，为什么在向阶级社会转变时，男子成为了牲畜和奴隶的拥有者
如果妇女是族长，为什么她们没有占有新的生产资料
为什么是妇女要负责某些工作而男子又负责另外的工作
所有这些问题都削弱了恩格斯的观点。
不过可以说，妇女在前阶级社会没有被有组织地剥削和奴役，这一剥削和压迫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形成；在此意义上，杰格尔认为恩格斯的阐述是正确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具体论点已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怀疑。
但是，他的一般的思想倾向性对研究妇女地位的人们具有启发意义。
因为马克思本人没有着手对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地位进行全面调查研究。
因此，恩格斯的《起源》被传统社会主义者当作分析妇女压迫现象的经典理论而接受下来。
什么是封建土地私有制
土地私有制时，封建王朝对丁口耕地摊派征粮苛重，耕地包括官田、屯田(屯军逃亡，被豪家抢夺出租)、民田，除征粮、征银外，还有“夏税钞”、“秋税钞”、“食盐钞”等税目。
一部分“官学田”、“废寺田”均为农民分担种植。
大部分耕地为豪家吞并，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耕地，拥有封建公田。
农民多数租田种植。
民国21年(1932)，《安溪县政概况及计划》记述“本县在昔平静，乡民尚以农是务。
近数十年来，因兵匪交加，不安于业，大多逃亡，一面无田可耕者，概须转田佣或借贷以度生，此种农户，全邑统计，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一旦收获，则田主可得百分之六十，佃户只得百分之四十。
或估定硬租，无论收获几敛，均当于授田时议定租额，及时纳租，不得减少。
具借贷现金者，利率又当在三、四分之间，因而卖妻卖子以偿租者比比皆是，故一般农民，多由自耕农转为佃农。
”“致全县粮食每感不足……”。
安溪土地改革以前，占人口2.28%的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及拥有的公田为耕地面积的5.2%，而占人口38.85%的贫雇农，仅占有耕地19.98%。
农村耕地占有极不合理，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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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清算了以往的主流哲学思想，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其中也阐述一些伦理学的思想,例如经济伦理中的分工原则,在这里就得到了较细的阐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做了于分工及其作用的分析。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
分工只是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
分工是私有制、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前提。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分工是异化存在的前提。
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
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再举办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
一是“没有财产”（无产阶级）同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关于“分工”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由此摆脱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经济开始腾飞。
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其中，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无疑是最令国人担忧的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他们的“分工”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是联结生产力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的中介和纽带。
一方面，生产力决定分工,分工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合理逻辑结果, 分工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 分工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发展, 制约着所有制形式的更替, 而生产关系又对分工起着反作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分工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女儿是丈夫的奴隶。
”正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使每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必然要产生差异，贫富差距不可避免。
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差异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了过去相对平均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私有制引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当中，虽然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但它是与当今中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
换句话说，当今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的能够消灭那种“异化”所要求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水平。
因此，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要彻底地消除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
相反，由于“分工”所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能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能够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然，这种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会引起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
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强调的是“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
我们要采取消除那些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把社会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相信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异化”的分工和私有制的消失，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会随之消失，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
解释一下什么是私有制和公有制?
复制在这，很乱没排版怕你分不清楚公有制：私有制：点开来看吧以上是详细版本一下是简单版本公有制： 生产资料属于大家 产品统一分配 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 是以社会没有贫富之分 贵贱之别 私有制：生产资料属于私人 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 贫富分化
所有制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制度”，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比如机器，工厂）就是资本家拥有的。
它是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
左右一个国家兴衰更迭的主要原因
左右一个国家兴衰更迭的主要原因第一．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17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在西欧，1640年的英国革命，导致后来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建立。
在东亚，1644年满州兵占领北京，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
俄国彼得大帝在这个世纪末叶开始执政（1689－1725），锐意革新和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这三个国家中，大清帝国和沙俄都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都在20世纪初灭亡。
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自由。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必须先说一点常识：人类社会与规则密不可分，从一定角度看，人类文明就是规则；我们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受文明进展程度制约的。
对现代公民而言，自由、公民权利、法治是三位一体的。
以大清帝国来说，除掉元朝，它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
可是，它继承中国传统制度，以宗法专制为基本框架结合为一个大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
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
清帝国继承的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
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
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
鸦片战争后朝廷上下朝夕盼望富国强兵，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不惜投入巨资，从外国购进机器，开办各种工厂。
可是，事与愿违，30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的一败涂地
原因无他，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制肘
与此同时，学术和思想自由也被剥夺，知识阶层只能以熟背所谓经典去谋取上进，有谁敢说句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比专制的大清帝国先进，立即视若汉奸、卖国贼
如此状况，现代经济和现代学术文化怎么能够发生和发展
有些学者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
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
学者们早已指出，要是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在许多民族中已经屡见不鲜。
这些所谓萌芽能不能发展壮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端赖国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制度性的保障。
对中国人说来，实质不过是承认历史事实还是迷恋无根游谈。
俄罗斯的命运比中国稍好一点。
彼得大帝冀图以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带领俄罗斯走出野蛮、落后状态。
他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
”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
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此外，他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
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
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
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他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中国统治阶层那样画地为牢，固守传统文化。
他们学习西方，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在政府组织上他们也努力向西欧学习。
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
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
这一切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
可是，他们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又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
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限制了经济发展。
知识阶层没有言论自由，整个社会没有政治自由，堵塞了国家的安全阀。
东正教本来倡导个人为教会和国家吞噬的集体主义，彼得大帝又取得牧首的任命权，使东正教变为沙皇手中的工具；加上他所建立的开明专制制度，致使“在彼得时代，为国家服役是唯一的晋升阶梯……同服役相比，财富本身算不了什么……结果国家与君主取得了控制等级社会的绝对权力”。
在这样的制度下“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
”公民个人的独立自由无从保证，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法诞生。
后来的苏联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变本加厉，终于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
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
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
在17世纪兴起的三国中，只有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
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曲折历程，在1688－89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
这是18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英国扮演这样的脚色不是偶然的。
在它的历史传统中蕴涵着好些推动它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因素。
其中主要有： （1）神权和王权分立，王权又和贵族、领主、臣属和佃农等等层层分割权利与义务，形成了契约社会的雏形，使各个群体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
（2）城市自治，农庄自治，行会自治，大学自治……又给人们包括学术和思想在内的自由增添了一重屏障。
（3）领主法庭、王室法庭并存，互相牵制；教会和教士较早退出世俗的司法活动；以案例为基础演化出习惯法系统和陪审团制度；从而培育了司法独立的传统。
这又给人们的权利（自由）增添了保障。
（4）以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为标志，议会制初见端倪；几经反复，经过光荣革命终于建立了现代议会民主制度。
《大宪章》是在贵族兵临城下迫使国王颁布的宪章。
在它的63条条文中明确规定：1．宗教自由。
“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2．城市自治与自由。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
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3．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3．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4．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
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
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5．法治。
《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
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
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首先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日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WTO的规则和联合国的几个人权公约就是这个模式的国际化。
这个模式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有待解决。
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南美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他们的状况如此悲惨
有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
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
诺斯认为造成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第二个是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
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
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形态，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最后，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
费正清和Mokyr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
Mokyr在比较18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
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1688年)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自由和法治是否足够与健全。
难怪对英国文明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严复，面对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的惨不忍睹的祖国，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
而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 第二．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个一切国家走向兴盛的模式，伴随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角逐。
这个角逐的过程往往非常残忍，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权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
于是，不少人正确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这些残暴的同时，却忘记穿透现象的迷雾掌握其中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是反全球化运动至今还不乏追随者的重要原因。
应该提醒人们记住： 1．这些残暴后面蕴涵着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
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以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名义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值得同情，但它是与经济、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2．这些残暴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
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有待完善之处随处可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也逐步摆脱野蛮，逐步告别残暴。
3．任何国家的盛衰决定性因素都是内因。
世界上原生的现代化国家极其稀少，一批又一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成功了，而相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还在苦苦挣扎。
主要原因是愿不愿意向欺凌过自己的那些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勇敢地移植他们的制度，而不是拒绝学习或学习那些枝节的东西。
第三．正确认识各国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文化多元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
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是：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说文化是多元的，这是毋庸争辩的常识。
可是后面的推论却十分可疑了。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
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
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文化的基本架构是思想、学术、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传承和创造。
说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教育系统、研究和发展系统与落后国家没有高低之分，有谁愿意相信吗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满足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虚幻的心理满足，后果是引导他们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
这是一颗用蜜糖裹着的砒霜
这个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
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建构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现代文化。
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例如风俗习惯即文化学上说的小文化，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
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
至于制度性的文化，它关系国家兴亡，世界各国或迟或早总要大体趋同，而小有差别。
第四．正确处理夺取政权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有些志士仁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武装革命改变国家现状。
可是，一再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专制政权推翻后冒出来的还是专制。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他们过于关注政权的夺取，所谓革命理论成了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
另一种情况是理论家们热衷于批判旧制度，而对自己憧憬的新世界只有模糊、笼统的影像。
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
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第五．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回顾这四百年的国家兴替，无论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后发展国家，都走过不少弯路。
总结历史经验，有三个观念一再导致有关国家走上歧途，是人类前进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1．片面的福利观念。
曾经领导时代潮流的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步履蹒跚，整个西欧发展也缓慢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观念，致使政府和个人都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费用，从而使投资者裹足不前，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损害。
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目前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而在1913年只占大约13％。
美国经济的活力比西欧各国和加拿大好得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近年英国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工党也摆脱极端，向经济自由主义靠拢。
但是，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在选票决定政治家命运的国家里，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问题的实质又一次回到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自由和公平的关系
是不是自由度大就是不公平
2．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类问题。
受欺压的情绪，容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甚至走向拒绝学习先进国家的错误道路。
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又容易把他们推向革命万能的极端思潮泥淖中去。
在中国，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的风波，就是极端思潮肆虐。
一些少不更事的文人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