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鸡鸭名家的读后感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出生,1980年他60岁。
这一年他在《北京文学》发表了风格奇异的小说《受戒》,引起文坛震动。
此后他更是杰作连连,发表了如《大淖记事》、《异秉》、《故里三陈》等一系列迥异于同时代作品的有鲜明汪记特色的风俗画作品,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小说从思想的教化向艺术的诗化回归的开始”①,也从此奠定了他诗化风俗小说家的地位。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汪曾祺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这几乎也成了评论界的一个定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其实早在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成为沈从文的学生时代,他就写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灯下》,几经修改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异秉》。
此外,汪曾祺于1947年发表的小说《鸡鸭名家》几乎在各方面都和他晚期的杰作如出一辙,可以说汪曾祺在《鸡鸭名家》中已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顶峰。
可惜评论界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后期的作品上,对他早期的作品关注有限。
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汪曾祺早期小说《鸡鸭名家》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唤起学界对他早期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发现和挖掘,从而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汪曾祺的艺术世界。
《汪曾祺自选集》好词好句好段
一、回答： 1、《水蛇腰》简介：《水蛇腰》：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感情来写的。
我的家乡曾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小城。
这里还保存着很多苏北的古风。
我并不想引导人们向后看，去怀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伦理道德观自然会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有一些传统道德，是有好处的。
我希望我的小说能起一点微薄的作用。
2、好词好句： 崔兰是个水蛇腰。
腰细，长，软。
走起路来扭扭的。
很多人爱看她走路。
路上行人，尤其是那些男教员。
看过来，看过去，眼睛很馋。
崔兰并不知道有人看她。
她只是自自然然地走。
崔兰还小，才读小学五年级，虽然发育得比较快，对于许多事还有点朦朦的，感觉并不大懂。
她还不知道卖弄风情，逗引男人。
可是江南地暖，虽已至“相逢不出手”的时候，身体各处却还觉得舒舒服服，饶有清兴，不很肃杀，天气微阴，空气里潮润润的。
新麦、旧柳，抽了卷须的豌豆苗，散过了絮的蒲公英，全都欣然接受这点水气。
人多以为鸭子是很唠叨的动物，其实鸭子也有默处的时候。
不过这样大一群鸭子而能如此雍雍雅雅，我还从未见过。
它们今天早上大概都得到一顿饱餐了吧
——什么地方送来一阵煮大麦芽的气味，香得很。
两副鸭掌白白净净，妥妥停停，排成一排。
四只鸭翅，也白白净净，排成一排。
很漂亮，很可爱。
甚至那两个鸭肫，父亲也把它处理得极美。
他用那把我小时就非常熟悉的角柄小刀从栗紫色当中闪着钢蓝色的一个微微凹处轻轻一划，一翻，里面的蕊黄色的东西就翻出来了。
洗涮了几次，往鸭掌、鸭翅之间一放，样子很名贵，像一种珍奇的果品似的。
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
鸭掌、鸭翅是刚才从鸡鸭店里买来的。
这个地方鸡鸭多，鸡鸭店多。
鸡鸭店都是回民开的。
这地方一定有很多回民。
我们家乡回民很少。
鸡鸭店全城似乎只有一家。
小小一问铺面，干净而寂寞。
二、扩展知识： 1、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为鸡鸭名家，异秉，岁寒三岁，王四海的黄昏，故里杂记，故乡人，晚饭花，鉴赏家，八千岁，故里三陈，故人往事，桥边小说二篇，黄开榜一家，小姨娘等。
包括了：两副鸭掌白白净净、妥妥停停、排成一排、异秉、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岁寒三友、这三个人是、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四海的黄昏、王四海站起来，沿着承志河等内容。
2、作者简介：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
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值得看的是哪些啊
纯粹文人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
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
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
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
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
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
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
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
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
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
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
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
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
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
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
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
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编辑本段]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
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
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
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
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
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
味极似虾”。
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
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
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
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
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
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
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
作品就是作品。
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编辑本段]汪曾祺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 《大淖记事》 《鸡鸭名家》 《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 《晚饭花集》 《茱萸集》 散文集《逝水》 《蒲桥集》 《孤蒲深处》 《人间草木》 《旅食小品》 《矮纸集》 《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作者）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 《汪曾祺文集》（共四卷，1993年） 《汪曾祺全集》（共八卷，1998年）[编辑本段]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
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
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
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
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
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
”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
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
“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
早几天。
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
”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汪曾祺作品中有哪些人物具有悲剧性
汪曾祺是二十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
他一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
我们综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对故乡及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绘，是其创作的主要部分也是其成就最大的部分。
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
汪曾祺自己也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情感是忧伤的，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快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
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1］。
如《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徙》中的高北溟，《八千岁》中的米店老板“八千岁”，以及《陈小手》中的妇科医生陈小手等人。
他们都是勤劳于本、无取于他人的小人物。
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
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机只不过是想让女儿穿上雨鞋、儿子穿上球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是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累点来实现自己的两个愿望；“八千岁” 似乎想拒绝各种人际关系，通过自己一家人勤勤俭俭、本本份份，来发家致富,但是当“八舅太爷”一出现，“八千岁”勤俭致富的的美梦也随之破灭；陈小手是一位医术精湛、救人于危险之中的男性妇科医生,他救活了团长的妻儿，却命丧观念封建落后的团长枪下，让人一阵痛心。
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但是他们也有悲哀，这些悲哀来自于理想与命运、现实的冲突，使理想在现实和命运中破损。
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我们作为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
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
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
为什么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大多能从其笔下得到了“超脱”呢
文学博士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曾祺具体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2］。
因此我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悲剧内涵为什么没有“爆发”而是走向了“沉默”，是因为汪曾祺对其小说中的“小人物”的成功描写而体现出来的。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
作者有很多小说其实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3］。
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
下文主要以汪曾祺《自选集》中的小说来感受其小人物的悲哀。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都是身怀高超技艺的小市民，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实现发家致富。
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王瘦吾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草帽厂廉价的卖给了竞争对手，陶虎臣却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丧心的军人。
最后他们仅能靠朋友把惜之如命的田黄卖掉的钱来维持生活。
《八千岁》中的“八千岁”是开米店的，他以两块七角钱起家，想靠自己的勤俭节约发家致富，但是当一方恶霸“八舅太爷”一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以勤俭致富的美梦也就破灭了。
《珠子灯》中的孙家大小姐孙淑芸是一个熟习中外文化的才女，但是却逃不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她一个人默默的守节十年，最后忧闷而亡。
《陈小手》故事中提及的李花脸是一个传其父业的女医生，由于地方封建观念的笼罩，她一直没有婚嫁，成了一个老姑娘。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很悲哀和凄凉的，其中我认为《陈小手》中陈小手的命运是最有代表性的。
陈小手是一位有名的妇产科医生。
他很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而是因为他又是一名极少见的男性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腻。
他专能治难产。
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
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
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
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① 但是陈小手这样一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并且看不起他，看内科的，外科的，都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
陈小手去为团长夫人接生，团长在陈小手让他的夫人“母子平安”后，却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夫人，一枪把他打死于马下。
陈小手这样一位有责任心、医术精湛的妇科医生，却被团长这样轻易的杀掉了。
难道团长可以这样随意的杀人吗
而且陈小手是他的大恩人，救活了他的夫人和儿子。
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大恩大德，况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人之子，这本是一种中国传统思想中认可的大恩大德，涉及到了血缘的维系，涉及到了人性中的至深至爱的亲情［4］。
团长为什么还要杀他呢
其实这里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团长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傀儡。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一层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江南水乡是深受中华传统思想和习俗影响的地区。
陈小手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这种传统封建思想的笼罩。
我们那地方，过去很少有产科医生。
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有固定的。
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
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手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
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
——老娘家都共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
……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
…… ……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时，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② 其次，团长说的“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
她的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
这小子，太欺负人
日他奶奶
”这里已经指明了谋害陈小手的真正元凶是——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最后，陈小手是一个彻底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没有任何的社会背景，在社会上没有丝毫的威望。
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骑着白马到处去治病救人的男性“老娘”。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团长才会没有丝毫的顾虑就把他杀掉了。
高北溟、孙淑芸以及“八千岁”，他们在生存的道路上，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有的甚至还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都是很平静的对待这样的结局。
虽然这些小人物的失败和死都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悲剧色彩，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提示我们应该去细细品读汪曾祺的小说，去发现他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内涵及表现方式。
二 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
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5］。
汪曾祺的这个自我辩解，已经说明他其实对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
他的这个辩解也指明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细读他的小说。
因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他的小说都是“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
［6］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触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给了自己，而不是把这些感触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倾泻在小说中。
汪曾祺在对待他小说中的小人物时，始终如一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边默默地注视着小说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触，倾泻出来，就如《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一样，在街边不露声色地机警地观察着每一个过路人。
……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
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
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
……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
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
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
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告的新闻记者。
他那从眼镜框上面流露出来的眼神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
③ 作者的这种机警说明他是很会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的，对社会生活有着很深的感触和见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对生活的沉痛感倾泻进自己的小说中。
汪曾祺说：“我有一个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7］。
所以作者很机警的，不露声色的，就把自己对生活的沉痛感从自己的小说中过滤去了，呈现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
因此他的小说常常给人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阅读感觉。
《受戒》写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纯情爱情。
小说中的和尚们是可以杀猪的，吃肉的，他们还打牌、搓麻将，给人呈现了仙境一般的生活。
《大淖记事》了写了巧云与十一子的恋爱故事。
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但她“并没淌眼泪，更没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一心想和十一子好，并悉心照顾受伤的十一子。
《八千岁》就像是作者坐在其米店对面的茶馆对八千岁的生活进行观察一样。
八千岁被八舅太爷敲了一杠子，打破了他想靠勤劳发家致富的美梦。
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是给自己和儿子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老蓝布二马裾换下，在晚饭时候也大声要了一碗自己从前从不问津的“三鲜面”。
《异秉》中的王二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靠一个熏烧摊子而发家致富的。
汪曾祺力图给读者塑造旷达超脱、适性随意的小人物形象，也力图通过描写健康、自然的人性美，给人呈现出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生活。
但是作者在创作时，难免有激动的时候，没有把文中的“感伤之气”完全除净。
因此小说中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凄凉的。
《徙》写的是高、谈两家的败落。
高北溟是一代宗师谈甓渔高徒，他一直想如北海之鹏展翅高飞。
他发愤勤学，准备考取功名，但是突然间时代发生了巨变，已经废科举，兴学校了。
心存大志的他忽然一下没了前进的方向，生活的压力也压的他踹不过气来。
正当他囊空咄咄，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的世家朋友沈石君给他指了条“明路”——读师范，去教书。
这看似一条平坦的路，实则是充满了各种欺压，排挤倾轧，勾心斗角。
面对这样的环境，高北溟试图以断绝各种社会关系来逃避——不宴请客人，不参加同事的聚会，不和同事聊天，全身心的投入了教学工作中。
当教学有成之时，他又以为自己可以展翅高飞了。
这时他的靠山被排挤走了，理想的工作也随之旁落。
随着女儿、女婿的死，高北溟终于承受不住打击，郁闷的死去。
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
一是，把老师谈甓渔的诗文刻印出来；二是，送女儿高雪上大学。
小说的结尾：“墓草萋萋，照落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恰如一首挽歌来描述高北溟的一生，让人感到悲哀不已。
《关老爷》中的岑瑾因为在新婚之夜没有验证到那点女儿红，跪在床前被丈夫没头没脸地鞭打、怒骂。
《郁症》中的裴云锦因为嫁过来三年没有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和家庭的经济重担终于压垮了她，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上吊死了。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们并不是悲剧人物。
悲剧人物往往都是为着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去与阻碍他们实现理想的黑暗势力去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多挫折和磨难，但是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和激情却预示着胜利和成功的到来。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就是悲剧。
”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 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
所以说这些小人物说不上是悲剧人物。
而且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
三 汪曾祺本来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说里却很少流露出对社会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
他始终如一个旁观者给读者在讲述一个个平淡的小故事，刻画一个个小人物。
汪曾祺一生都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长期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小说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思想。
我认为正是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小说人物描写的重点和写法。
其一、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
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散文诗：“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
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
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8］。
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
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
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
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9］。
这样，他笔下的小人物就不是叙述的重点了，人物命运前因后果的追问就被文体创新所省略了。
所以陈小手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也没有了悲的感觉。
其二、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认同感，是一个主张弘扬民族性中的互尊互爱，相濡以沫传统美德的人，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
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
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0］。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
《虐猫》写的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期间虐猫的故事。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
文革期间，大人们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就只有一起虐猫。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到。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
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
什么‘一只猫七条命’
一个人才一条命
”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
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
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
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
猫在空中惨叫。
他们拍手，大笑。
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
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什么事了
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
他们把猫放了。
④ 文中一开始指明他们本来是一群活泼可爱，顽皮淘气，尊重生命的小孩子。
“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
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
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
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
捞蛤蟆骨朵，粘知了。
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
”他们为什么会“虐猫”，去做这种残酷的事呢
这与他们小小年纪是极其不相符的。
“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
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街。
”很明显，他们是受了大人们的影响。
大人们的行为给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因此他们小小年纪就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情。
《虐猫》中蕴藏了几条悲剧内线。
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楼身亡；三是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
但是这篇小说却没有给人以悲的感觉。
因为作者并没有去发掘这些悲剧内涵。
他把悲剧内涵都隐藏在小孩虐猫的事件中， 只用几句平淡的话提了出来。
正是汪曾祺对悲剧的这种处理手段，没有让人物直接面对残酷的悲剧结果。
所以李小斌悲惨的命运就不能让读者直接体会出来。
其三、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创作思想会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
当然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中也会吸收其他作家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思想。
董瑾认为汪曾祺小说继承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和呼唤［11］。
我们可以从《受戒》与《边城》的对比看出，他受其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是很大的。
《边城》沈先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茶峒，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
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
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船总顺顺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
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
此时，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
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
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
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
傩送因为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无心留念儿女之情也驾船出走了。
外公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去世了，留下了孤独的翠翠。
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民情风俗，讲述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湘西的自然、民俗和人性美，给人呈现出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
其实小说也隐藏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翠翠、傩送、天保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导致天保外出闯滩身亡，傩送驾船出走而失踪，翠翠爷爷经受不住打击而归天，顺顺家人及亲戚整天忧心忡忡，翠翠独自一人等待傩送的归来。
这个爱情故事让两个人丧身，一个人失踪和两个家庭破裂，这应该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了。
但是沈从文无意去开掘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刻画悲剧性格，而是意在创造出一支理想的人性美的田园牧歌［12］。
为了继承老师对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恋爱故事。
小说除了写了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还写了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以及他们偷情世俗生活，描述了江南水乡和谐温馨、幸福美满的田园生活。
和尚们的生活可谓冲破了人与宗教之间的隔膜，真挚感人，充分地显现了作者对于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13］。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他的影响。
“外国作家中，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14］。
对契诃夫的喜欢，让汪曾祺喜欢写说不上是悲剧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结语 总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虽然读者常常看到很悲伤的结局，但是这些结局并不能给读者以悲剧感。
这是因为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小说的审美内容进行了处理，过滤掉了沉重的悲剧色彩和成份。
这样小说中余留下来的悲伤结局，就不能让读者感到悲剧的氛围。
这就是汪曾祺小说悲剧不悲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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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书
汪曾祺（192O～1997） 现、当代作家。
江苏高邮人。
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
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
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昆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
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
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
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编剧。
著有小说集《邂逅、《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
另有一些京剧剧本。
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
作品被译成文字介绍到国外。
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
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我喜欢他的短篇，讲西南联大的最有意思，比如《跑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