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风云读后感
云组成哪些：过眼云烟、天高云淡、云霄、风起云涌、拨云见腾云驾雾、密布、风卷残云、叱咤风云、风云突变、烟消云散、九霄云外、人云亦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耕云播雨、壮志凌云、不知所云、闲云野鹤、平步青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吞云吐雾、义薄云天、拨云雾见青天、云程发轫、响遏行云、云涌风飞、云蒸龙变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近现代史学习心得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
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
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
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
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
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
谁能告诉我
”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
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
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
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
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
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
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
“落后就要挨打。
”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
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
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
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
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
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
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
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在这里叙述一个长征故事——“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 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
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
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感到无比沉重
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二万五千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走了一圈。
我们红军历尽艰难，突破重围，翻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还要飞夺泸定桥。
从 1934年秋开始到1936年10月，这段历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
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
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
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
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历史，给我的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长征，还有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
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如何的感受了。
知史可以明得失。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他人意见 仅供参考 望有帮助
观【云南陆军讲武堂】有感 300字 在线等，急
纵观中国的现代史，伟大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可歌可泣的台儿庄血战和催生了无数中国将领的黄埔军校，无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绽放出璀璨的星光。
而在这些风云岁月的背后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个地方--云南陆军讲武堂，一所坐落于春城翠湖之畔的中国最早的现代军校。
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我身临其境，感受着历史的还原。
说到军校，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黄埔军校及以罗卓英、杜聿明、陈赓为代表的黄埔系将领。
其实早在清朝末年，清廷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仿效西方军队打造现代新军，在云南昆明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培养适应现代战争指挥人才的陆军官校。
学校共设置了步兵科、炮科、工兵科和骑兵科等四个陆军学科，仿效西方军队的课程设置，以德械武器为装备，按照日本军队的训练模式训练学员，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武装力量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革新和进步，从而开创了中国军队建立现代武装的先河。
即便若干年后师从日本和苏联而建立的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也深深地留着云南讲武堂的烙印。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挽联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
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
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
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
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
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
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
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
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
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
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
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
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
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
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
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
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
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
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
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
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
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
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
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
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
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
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
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
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
“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
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
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
“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
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
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
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
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
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
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
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
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
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
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
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
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
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
”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
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
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
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
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
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
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
令人不得而知。
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
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
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
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
”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
”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
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
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
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
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
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
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
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
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
“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
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
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
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
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
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
“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
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
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
真忙
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
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
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
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
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
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
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
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
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