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事故案例读后感
案例分析很多内容，举例一个案例：肯德基及理苏事件2005年3月15日，上海市相关部门肯德基多家餐厅进行抽捡时，发现新奥尔良鸡翊和新奥尔良鸡腿堡调料中含有“苏丹红一号”成分.16日上午，百胜集团上海总部通知全国各肯德基分部“从16日开始，立即在全国所有肯德基餐厅停止售卖新奥尔良鸡翅和新奥尔良鸡腿堡两种产品，同时销毁所有剩余调料。
” 3月16日下午，百胜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新奥尔良鸡翅和新奥尔良鸡腿堡调料中含有“苏丹红一号”，并向公众致歉。
百胜表示，将严格追查相关供应商在调料中违规使用“苏丹红一号”的责任。
肯德基中国公司的部分产晶，含有苏丹红事件在经历了近两周的检测和调查后，肯德基所属的中国百胜餐饮集团总裁苏敬轼2004年3月28日正式公布调查结果：经过各级政府在不同城市对不同原料进行抽检，确认所有问题调料均来自扛苏宏芳香料（昆山）有限公司供应给广东中山基快富公司的两批辣椒粉。
中国百胜餐饮集团向全国消费者保证，肯德基所有产品都不含苏丹红。
肯德基公司此次由于苏丹红问题遭受了重大打击。
苏敬轼称，针对苏丹红事件的教训，中国百胜餐饮集团决定采取三项措施防范部分食品生产供应商不能严把食品安全关带来的隐患：一是将在过去的基础上加强原有的检测能力，投资200万元建立一个现代化食品安全检测研究中心，对所有产品及使用原料进行安全抽检，井对中国食品供应安全问题进行研究。
二是要求所有主要供应商增加人员，添购必要的检测设备，对所有进料进行食品安全抽检。
三是强化选择上游供应商的要求标准，严防不能坚持食品安全的供应商混入供应链。
请认真阅读上述资料，回答以下问题
1.面对“苏丹红一号”事件给肯德基带来的环境威胁，百胜集团都采取了哪些对策
试用市场营销学的有关原理评价这些措施。
2.通过这起事件，你认为企业的营销活动在与其营销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回答本题应包含一下要点： 1.环境包含机会和威胁两方面的影响作用，分析环境的目的在于发现机会，避免和减轻威胁。
2.企业对于环境不是无能为力的，企业在分析环境的基础上，可以增加适应环境的能力，避免威胁，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环境 3.本案例中，百胜集团面对威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停止销售含有苏丹红的产品，销毁剩余调料； （2）公开致歉，追查责任； （3）公布检测结果，并保证其所有产品都不含苏丹红， （4）制定措施，消除隐患。
上述措施均属于减轻策略的范畴，通过这些措施，企业逐步消除了事件的影响，重新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4.在错综复杂、动荡多变的营销环境中，企业必须不断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应变力，随时把握环境动态，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妥善地解决问题，才能够避免和减轻环境威胁，使企业健康发展。
希尔顿的微笑服务 美国“旅馆大王”希尔顿于1919年把父亲留给他的12000美元连同自己挣来的几千元投资出去。
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经营旅馆生涯。
当他的资产从1500美元奇迹般地增值到几千万美元的时候，他欣喜而自豪地把这一成就告诉母亲，想不到，母亲却淡然地说：“依我看，你跟以前根本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你必须把握比5100万美元更值钱的东西：除了对顾客诚实之外，还要想办法使来希尔顿旅馆的人住过了还想再来住，你要想出这样一种简单、容易、不花本钱而行之久远的办法去吸引顾客。
这样你的旅馆才有前途。
” 母亲的忠告使希尔顿陷入迷惘：究竟什么办法才具备母亲指出的“简单、容易、不花本钱而行之久远”这四大条件呢
他冥思苦想，不得其解。
于是他逛商店、串旅店，以自己作为一个顾客的亲身感受，得出了准确的答案：“微笑服务”。
只有它才实实在在地同时具备母亲提出的四大条件。
从此，希尔顿实行了微笑服务这一独创的经营策略。
每天他对服务员的第一句话是“你对顾客微笑了没有
”他要求每个员工不论如何辛苦，都要对顾客投以微笑，即使在旅店业务受到经济萧条的严重影响的时候，他也经常提醒职工记住：“万万不可把我们的心里的愁云摆在脸上，无论旅馆本身遭受的困难如何，希尔顿旅馆服务员睑上的微笑永远是属于旅客的阳光。
” 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希尔顿“帝国”除了到处都充满着“微笑”外，在组织结构上，希尔顿尽力创造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系统，以便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机构。
因此，希尔顿饭店除了提供完善的食宿外，还设有咖啡厅、会议室、宴会厅、游泳池、购物中心、银行、邮电局、花店、服装店、航空公司代理处、旅行社、出租汽车站等一套完整的服务机构和设施，使得到希尔顿饭店投宿的旅客，真正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当他再一次寻问他的员工们：“你认为还需要添置什么
”员工们回答不出来，他笑了：“还是一流的微笑
如果是我，单有一流设备，没有一流服务，我宁愿弃之而去，住进虽然地毯陈旧，却处处可见到微笑的旅馆。
” 请认真阅读上述案例，回答下面的问题： 微笑服务体现了一种什么观念
希尔顿之所以能留住顾客仅仅是靠微笑服务吗
简要回答： 体现了顾客为中心的市场营销观念。
微笑服务吸引了顾客，但之所以能够留住顾客决不仅仅是靠对顾客微笑。
微笑只是一种形式。
其含义是非常丰富的。
它体现了一种观念、一种心态。
一种把顾客利益置于中心位置的经营理念。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希尔顿“帝国”除了到处都充满着“微笑”外，在组织结构上，希尔顿尽力创造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系统，以便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机构。
饭店除了提供完善的食宿外，还设有咖啡厅、会议室、宴会厅、游泳池、购物中心、银行、邮电局、花店、服装店、航空公司代理处、出租汽车站等一套完整的服务机构和设施，使得到希尔顿饭店投宿的旅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才是留住顾客的根本原因。
强生公司如何应对危机 强生公司生产的泰乐诺胶囊是一种止痛药，1981年就销售43.5亿美元，占强生公司总销售额的
%，占总利润的17%。
1982年9月末的一天，一位叫亚当·杰努斯的患者服了一粒药后当天死亡；同一天，另一对服了泰乐诺的夫妇，也在两天后死掉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美国。
强生公司在止痛药市场上的份额一度从35.3%下跌到不足7%，公司面临巨大危机。
强生公司迅速做出反应： 第一步，调查并澄清事实。
（1）公司迅速收集了有关受害者的情况、死因、有毒泰乐诺的批号、该药的零售点、药的生产日期、送往分销网的途径等，为此，公司特别请了100名联邦调查局和州的侦探，追查了2000条线索，研究了57份报告。
（2）求助媒体，希望他们提供准确及时的消息，以避免恐慌。
通过调查，得出报告：有毒的胶囊是有人从药店买了成品后掺入硫化氢又退回商店所致，并不是强生公司生产中出的问题。
强生公司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客户和媒体，仅电报费就花了50万美元。
第二步，评估并遏止事件的影响。
“泰乐诺中毒事件”使强生公司损失过亿美元，但最主要的是对其商标本身的影响。
强生公司事后进行民意调查，发现49%的人回答他们仍会使用这种药，于是，强生公司又把药摆到了货架上。
第三步，使泰乐诺重振雄风。
强生公司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稳住常客，渗透新顾客群”的策略，具体步骤如下： （1）请开发此药的麦克奈尔实验室的药学博士托马斯.盖茨在广告中向使用该药的美国人民致谢； （2）鼓励胶囊的使用者去试用泰乐诺药片； （3）公司承诺在“中毒事件”发生后扔掉泰乐诺的客户，只要打一个免费电话，就可得到2.5美元的赠券； （4）公司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防破坏的包装，增强人们的信任感。
强生公司通过一系列周密的计划和行动，仅用了8个月就使公司重新赢得了35%的市场份额，并一直维持到1986年，为强生公司赢得了巨额利润。
请分析： （1）强生公司遇到如此严重的环境威胁，却能在短短的8个月后就将危机化解，重新赢得市场。
请用有关企业对环境营销的对策的原理对此作出分析。
（2）从这起事件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
本题分析应包含以下要点： 环境包含机会和威胁两方面的影响作用，分析环境的目的在于发现机会，避免和减轻威胁。
企业对于环境不是无能为力的，企业在分析环境的基础上，可以增加适应环境的能力，避免威胁，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环境。
本案例中，强生公司面对威胁，采取了减轻策略，重新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市场营销案例分析题的模板。
案例分析很多内容，举例一个案例：肯德基及理苏事件2005年3月15日，上海市相关部门肯德基多家餐厅进行抽捡时，发现新奥尔良鸡翊和新奥尔良鸡腿堡调料中含有“苏丹红一号”成分.16日上午，百胜集团上海总部通知全国各肯德基分部“从16日开始，立即在全国所有肯德基餐厅停止售卖新奥尔良鸡翅和新奥尔良鸡腿堡两种产品，同时销毁所有剩余调料。
” 3月16日下午，百胜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新奥尔良鸡翅和新奥尔良鸡腿堡调料中含有“苏丹红一号”，并向公众致歉。
百胜表示，将严格追查相关供应商在调料中违规使用“苏丹红一号”的责任。
肯德基中国公司的部分产晶，含有苏丹红事件在经历了近两周的检测和调查后，肯德基所属的中国百胜餐饮集团总裁苏敬轼2004年3月28日正式公布调查结果：经过各级政府在不同城市对不同原料进行抽检，确认所有问题调料均来自扛苏宏芳香料（昆山）有限公司供应给广东中山基快富公司的两批辣椒粉。
中国百胜餐饮集团向全国消费者保证，肯德基所有产品都不含苏丹红。
肯德基公司此次由于苏丹红问题遭受了重大打击。
苏敬轼称，针对苏丹红事件的教训，中国百胜餐饮集团决定采取三项措施防范部分食品生产供应商不能严把食品安全关带来的隐患：一是将在过去的基础上加强原有的检测能力，投资200万元建立一个现代化食品安全检测研究中心，对所有产品及使用原料进行安全抽检，井对中国食品供应安全问题进行研究。
二是要求所有主要供应商增加人员，添购必要的检测设备，对所有进料进行食品安全抽检。
三是强化选择上游供应商的要求标准，严防不能坚持食品安全的供应商混入供应链。
请认真阅读上述资料，回答以下问题
1.面对“苏丹红一号”事件给肯德基带来的环境威胁，百胜集团都采取了哪些对策
试用市场营销学的有关原理评价这些措施。
2.通过这起事件，你认为企业的营销活动在与其营销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回答本题应包含一下要点： 1.环境包含机会和威胁两方面的影响作用，分析环境的目的在于发现机会，避免和减轻威胁。
2.企业对于环境不是无能为力的，企业在分析环境的基础上，可以增加适应环境的能力，避免威胁，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环境 3.本案例中，百胜集团面对威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停止销售含有苏丹红的产品，销毁剩余调料； （2）公开致歉，追查责任； （3）公布检测结果，并保证其所有产品都不含苏丹红， （4）制定措施，消除隐患。
上述措施均属于减轻策略的范畴，通过这些措施，企业逐步消除了事件的影响，重新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4.在错综复杂、动荡多变的营销环境中，企业必须不断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应变力，随时把握环境动态，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妥善地解决问题，才能够避免和减轻环境威胁，使企业健康发展。
希尔顿的微笑服务 美国“旅馆大王”希尔顿于1919年把父亲留给他的12000美元连同自己挣来的几千元投资出去。
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经营旅馆生涯。
当他的资产从1500美元奇迹般地增值到几千万美元的时候，他欣喜而自豪地把这一成就告诉母亲，想不到，母亲却淡然地说：“依我看，你跟以前根本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你必须把握比5100万美元更值钱的东西：除了对顾客诚实之外，还要想办法使来希尔顿旅馆的人住过了还想再来住，你要想出这样一种简单、容易、不花本钱而行之久远的办法去吸引顾客。
这样你的旅馆才有前途。
” 母亲的忠告使希尔顿陷入迷惘：究竟什么办法才具备母亲指出的“简单、容易、不花本钱而行之久远”这四大条件呢
他冥思苦想，不得其解。
于是他逛商店、串旅店，以自己作为一个顾客的亲身感受，得出了准确的答案：“微笑服务”。
只有它才实实在在地同时具备母亲提出的四大条件。
从此，希尔顿实行了微笑服务这一独创的经营策略。
每天他对服务员的第一句话是“你对顾客微笑了没有
”他要求每个员工不论如何辛苦，都要对顾客投以微笑，即使在旅店业务受到经济萧条的严重影响的时候，他也经常提醒职工记住：“万万不可把我们的心里的愁云摆在脸上，无论旅馆本身遭受的困难如何，希尔顿旅馆服务员睑上的微笑永远是属于旅客的阳光。
” 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希尔顿“帝国”除了到处都充满着“微笑”外，在组织结构上，希尔顿尽力创造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系统，以便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机构。
因此，希尔顿饭店除了提供完善的食宿外，还设有咖啡厅、会议室、宴会厅、游泳池、购物中心、银行、邮电局、花店、服装店、航空公司代理处、旅行社、出租汽车站等一套完整的服务机构和设施，使得到希尔顿饭店投宿的旅客，真正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当他再一次寻问他的员工们：“你认为还需要添置什么
”员工们回答不出来，他笑了：“还是一流的微笑
如果是我，单有一流设备，没有一流服务，我宁愿弃之而去，住进虽然地毯陈旧，却处处可见到微笑的旅馆。
” 请认真阅读上述案例，回答下面的问题： 微笑服务体现了一种什么观念
希尔顿之所以能留住顾客仅仅是靠微笑服务吗
简要回答： 体现了顾客为中心的市场营销观念。
微笑服务吸引了顾客，但之所以能够留住顾客决不仅仅是靠对顾客微笑。
微笑只是一种形式。
其含义是非常丰富的。
它体现了一种观念、一种心态。
一种把顾客利益置于中心位置的经营理念。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希尔顿“帝国”除了到处都充满着“微笑”外，在组织结构上，希尔顿尽力创造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系统，以便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机构。
饭店除了提供完善的食宿外，还设有咖啡厅、会议室、宴会厅、游泳池、购物中心、银行、邮电局、花店、服装店、航空公司代理处、出租汽车站等一套完整的服务机构和设施，使得到希尔顿饭店投宿的旅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才是留住顾客的根本原因。
强生公司如何应对危机 强生公司生产的泰乐诺胶囊是一种止痛药，1981年就销售43.5亿美元，占强生公司总销售额的
%，占总利润的17%。
1982年9月末的一天，一位叫亚当·杰努斯的患者服了一粒药后当天死亡；同一天，另一对服了泰乐诺的夫妇，也在两天后死掉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美国。
强生公司在止痛药市场上的份额一度从35.3%下跌到不足7%，公司面临巨大危机。
强生公司迅速做出反应： 第一步，调查并澄清事实。
（1）公司迅速收集了有关受害者的情况、死因、有毒泰乐诺的批号、该药的零售点、药的生产日期、送往分销网的途径等，为此，公司特别请了100名联邦调查局和州的侦探，追查了2000条线索，研究了57份报告。
（2）求助媒体，希望他们提供准确及时的消息，以避免恐慌。
通过调查，得出报告：有毒的胶囊是有人从药店买了成品后掺入硫化氢又退回商店所致，并不是强生公司生产中出的问题。
强生公司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客户和媒体，仅电报费就花了50万美元。
第二步，评估并遏止事件的影响。
“泰乐诺中毒事件”使强生公司损失过亿美元，但最主要的是对其商标本身的影响。
强生公司事后进行民意调查，发现49%的人回答他们仍会使用这种药，于是，强生公司又把药摆到了货架上。
第三步，使泰乐诺重振雄风。
强生公司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稳住常客，渗透新顾客群”的策略，具体步骤如下： （1）请开发此药的麦克奈尔实验室的药学博士托马斯.盖茨在广告中向使用该药的美国人民致谢； （2）鼓励胶囊的使用者去试用泰乐诺药片； （3）公司承诺在“中毒事件”发生后扔掉泰乐诺的客户，只要打一个免费电话，就可得到2.5美元的赠券； （4）公司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防破坏的包装，增强人们的信任感。
强生公司通过一系列周密的计划和行动，仅用了8个月就使公司重新赢得了35%的市场份额，并一直维持到1986年，为强生公司赢得了巨额利润。
请分析： （1）强生公司遇到如此严重的环境威胁，却能在短短的8个月后就将危机化解，重新赢得市场。
请用有关企业对环境营销的对策的原理对此作出分析。
（2）从这起事件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
本题分析应包含以下要点： 环境包含机会和威胁两方面的影响作用，分析环境的目的在于发现机会，避免和减轻威胁。
企业对于环境不是无能为力的，企业在分析环境的基础上，可以增加适应环境的能力，避免威胁，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环境。
本案例中，强生公司面对威胁，采取了减轻策略，重新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恐同即深柜什么意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同性恋早已洗清了“精神疾病”的污名（1973年从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中被删除），人们也开始真正地了解、研究并慢慢肯定了同性恋者的存在。
然而，排斥甚至厌恶、仇视同性恋者的群体——恐同者——依然没有消失。
反对同性恋歧视的人们常会义愤填膺地驳斥恐同者的观点，但却很少会关注“恐同”现象产生的原因。
恐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心理学又能给我们怎样的答案呢
恐同，不只是否定同性恋否定同性恋的常见理由可能会是认为他们“不自然”或者“不合理”，而恐同者对同性恋的态度还包含着更多的情绪反应。
他们不仅会反对、排斥同性恋，还会产生更多厌恶、恐惧甚至仇恨的情绪。
在同性恋平权运动的数十年里，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已经证实了“同性恋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性恋者从未被演化淘汰”、“同性恋家庭抚养的孩子同样可以健康成长”等观点（更多阅读：同性恋：一直在演化，从未被淘汰）。
但是，这些分析依然无法消除恐同者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厌恶，而其负面情绪的存在又使人对同性恋产生更大的偏见。
因此，了解恐同情绪的来源，也是消除同性恋歧视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为什么会“恐同”
与单纯的偏见相比，恐同者的情况似乎更让旁人感到难以理解——同性恋群体通常对他们并不构成什么实质的威胁，为什么他们还会产生如此明显的负面情绪呢
“恐同”产生的机制也一直困扰着心理学家们，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
不过，这其中有一些观点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论点一：“别把我当女人对待”虽然“同性恋恐惧”并不是一种正式受到认可的诊断，但它与其他类型的恐惧症的确存在一些共性。
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判断恐惧症的重要标准之一是“个体产生的恐惧感远远大于事物对其实际的威胁”，正如害怕蛇的个体即使隔着玻璃窗也相信蛇有致命的威慑力，恐高症患者站在防护完备的天桥上也会害怕桥毁人亡一样，恐同者也对同性恋群体持有一些不合理的信念（cognitive distortion）。
基尔马丁教授（Prof. Kilmartin）在《论男子气概本身》（The masculine self）一书中提到，男性恐同者无论从数量还是程度上都要超过女性恐同者，而男性恐同者对男同性恋的恐惧可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性别刻板印象。
换言之，对于一些男性而言，与男性同性恋者的交往会让他们感觉自身的“男子气概”受到了威胁[1]。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男性和女性依然被禁锢在性别刻板印象中。
男孩们从小被灌输着“男儿有泪不轻弹”、“男性要独当一面”、“男生不能感情用事”、“男生要传宗接代”等等思想。
独立、理性、有进取心、肩负繁殖大业都是男性不能轻易撕下的标签，否则就要承担被当作异类的风险[2]。
同时，社会也对男性同性恋群体有着特定的偏见。
他们常被认为是“娘娘腔”的，被贴上类似女性刻板印象的标签[1]。
有研究显示，男性遵守刻板印象之严格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程度。
不少男性已经习惯将女性刻板印象的对立面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而忽略了不同性别之间本可以存在的共性。
而当他们与男性同性恋接触时，他们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进而产生不安全感，以及焦虑、恐惧、愤怒等负面情感。
同时，男性恐同者也害怕自己被同性恋者“像女人一样对待”，无论是从友情角度或是爱情角度都是如此[1]。
恐同的态度可以“保护”他们不被“同性恋式的行为”威胁，从而保全自己的“男子气概”。
从这个角度来看，消除性别刻板印象也就成了减少恐同负面情绪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下次当听到“男人不像个男人的样子
”等评论时，不妨试着追问一句“都是人，男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论点二：“恐同即深柜”，是真的吗
另外一种对恐同者的常见解释被称为“恐同即深柜”。
这种观点认为，很多恐同者实际上具有同性恋倾向，只是他们否定并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看，“恐同”又与一般意义上的恐惧症不同。
这样的观点估计会让恐同群体感到相当愤怒，不过与之相符的事例似乎确实时有发生。
在2013年，美国最大的“同性恋治疗组织”Exodus International宣布关闭，其原因就是该组织主席艾伦·钱伯斯（Alan Chambers）终于无法压抑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宣布出柜，并解散了该组织[3]。
高调宣称反对同性恋的牧师被爆与牛郎共赴欧洲休假[4]；北加州共和党恐同政要被爆10年前曾公开做过同性俱乐部中的“变装皇后”（drag queen）[5]；此外还有参议员、著名律师、施洗师等公开反对同性恋的公众人物纷纷被爆出具有同性恋倾向[5]。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一种潜在的规律呢
为了确认“恐同即深柜”是否真实存在，研究者们也消耗了不少脑细胞。
支持这一观点的一项重要研究发表于1996年[6]，亚当斯（Adams）等研究者用问卷区分出了35名男性恐同者和29名男性非恐同者，让他们分别观看同性和异性色情影片，并在被试观看影片时测量了阴茎的勃起程度。
结果发现，恐同者在观看男同性恋影片时的勃起程度要大于非恐同者。
研究者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的表现，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同性恋倾向不断寻找机会怒刷存在感，以减少个体的焦虑，而个体采用的方式就是将其真实的想法伪装起来，变为相反但更能被接受的想法和行为——恐惧和排斥同性恋。
2012年，另外一项研究也对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恐同者提供了一些解释[7]。
他们通过实验找到了那些潜在性取向与主观报道的性取向存在差异的个体，并对他们儿时的家庭教育环境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那些隐藏、否定了自己真实性取向的被试，他们更有可能处于严厉的家庭教育环境当中，并且父亲多是恐同者。
而那些内心具有同性恋倾向，却宣传自己是异性恋的人，也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恐同”倾向。
权威性的父母比较不支持儿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想法，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当作“绝对正确”的观点灌输给孩子。
当儿童自己的想法不被支持时，为了继续得到父母的爱，他们不得不选择隐藏真实的自己（true self），接受父母的想法（更多阅读：为什么有些同性恋者反对同性恋
）。
然而，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恐同即深柜”的观点。
2006年，迈耶（Meier）等人指出了1996年实验的不足。
他们认为，男性在焦虑的状况下也会导致勃起，因此用勃起程度来衡量性唤起和性取向并不是那么可靠。
这组研究者最先提出了用阈下刺激（被试不能感觉到的刺激）测量被试潜在性取向的方法，结果显示，恐同被试主观报告的性取向和潜在性取向是一致，并没有发现什么“潜在的性唤醒”[8]。
在此之后，后续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但至今依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12]。
总的来说，同性恋者排斥同性恋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恐同即深柜”并不能看作所有恐同者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们离消除恐同还有多远
直到现在，传统的婚姻与性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许多人，而它的影响之下，对同性恋者的排斥甚至厌恶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难以完全消除。
人们都害怕与别人不同，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
被歧视、被冷落、被指指点点，这些代价导致了人们或主动、或被动、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了死板的性别设定，诬蔑其他一切可能性。
现在，我们对于恐同者产生种种偏见的原因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当我们认清人们为什么会恐同时，同性恋平权才会真正地开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案例
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
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
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
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
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
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
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
……”〔2〕 人质这是怎么了
恐惧能够产生爱
伤害能够带来依恋
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
”“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
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
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
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
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
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
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
”“他们只是要点钱财。
”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
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
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
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
”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
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
”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
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
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
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上。
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枪、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
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
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
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
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
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
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
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
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
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
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
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
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的第几个变种
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
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
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
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
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
”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
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
”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
”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
”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
”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
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
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
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
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
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
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
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
”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
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
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
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
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十九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
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
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
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 这又是的哪种变型
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一幕悲剧。
1949年，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阵线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级干部一起被判处死刑。
中国学者赵启强在其报告文学《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写道：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
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袖……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到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
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谜。
1987年7月3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
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
”〔7〕1987年12月20日，苏联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
……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
”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数字。
参加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劳改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8〕。
列宁逝世前曾力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中风、瘫痪、失语症却阻止了他的“最后的斗争”，而今历史留下的资料却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都看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因为这个数量太庞大了，他们已经受尽冤屈而死，谁能忍心再说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他们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也极其可怜。
季诺维耶夫曾违背列宁的遗愿，阻止列宁遗嘱在党代会上宣读，从而保住了斯大林。
十多年后，他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反复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
”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绘声绘色地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9〕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
可是我们确实在苏联的数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纪“传奇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语）。
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迷失。
岂止迷失，简直丧心病狂。
他两度沦入“地狱”，却在“地狱”中萌发出热情，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一个“壮丽”的事业——为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而“斗争”
其原创性的“革新”数不胜数，深得领袖赞赏，最后官升克格勃中将。
1958年，因长期积劳积瘁，死于莫斯科。
盖棺论定，他是二十世纪最特殊的（或许也是最坏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乐此不疲），一会儿清查“沙赫特”分子，一会儿大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中央局”，一会儿又是清查所谓“劳农党”，最后大抓什么梁赞采夫“联合组织”。
几年下来，几十万人被逮捕，几千人被枪毙，大量辛勤工作在苏联生产建设一线的专业人员死于非命。
这些案件多年后证实纯属捏造的假案，此处不赘述。
在这些假案中，有个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苏联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连克尔。
土耳其人跑到苏联去干什么
原来，在布尔什维克闹革命的时期，援助俄国革命的外国人有不少，这些外国人长期与俄国来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国，他们援助革命有些是纯粹出于道义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虑道义也考虑经济利益的，如美国百万富翁哈默；还有一些是因为喜欢冒险，如土耳其百万富翁弗连克尔。
弗连克尔具有经商天赋。
从商学院毕业后，他先是从事木材贸易，迅速成为百万富翁，被称为“黑海木材大王”；接着搞运输，很快拥有一支近海船队；然后投身出版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其风格接近通俗文学；还开了一个专栏专门挖苦、嘲笑自己的商业对手。
总之那个时候弗连克尔是个精力旺盛、热爱生活、活泼风趣的人物。
弗连克尔早年援助俄国革命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革命前曾贩运武器给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是革命后苏联经济困难时，他赶到苏联，运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帮助苏联进行黄金交易，阻止了苏联黄金外流，并使大量黄金由境外流入了苏联国库。
如果他仅限于在这样的水平援助苏联，“君子之交淡如水”，说不定若干年后，苏联史书会记载：“弗连克尔同志，土耳其人，不远千里，来到俄国，长期无私援助俄国革命，是俄国人民的老朋友……”错就错在有一天弗连克尔心血来潮，头脑一热，把家从土耳其迁到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说：“某种宿命的力量招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
”〔11〕）他不但加入了苏联籍，还把数百万资产交由苏联处理。
而他自己作为专家，去管理部门工作。
几年后弗连克尔被捕，被打成与国外勾结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间谍，家破人亡
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兹劳改营长期服苦役。
而当地劳改营死亡率极高，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很难活过三年…… 弗连克尔却活下来了。
他的生存天赋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他的阴森森的神情吓退了不少狱卒（营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间娱乐”（殴打政治犯）不会找上他。
终于有一天……弗连克尔对劳改营运作系统发生了兴趣，开始“解剖麻雀”。
数月后，他向索洛维兹管理局递了一份报告，对劳改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指出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进，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头头们脸红一阵、白一阵，惊呼：“人才
人才
” 报告很快地转上去…… 1929年的一天对索洛维兹是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
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
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
……”〔12〕 按照弗连克尔方案推行的劳改营四级登记制度、琐细的伙食热量计算及再分配制度、刑期折减计算新方法等，苏联劳改营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
例如，白海运河是运用弗连克尔方案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工期缩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万，弗连克尔却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勋章。
白海运河建成后，斯大林任命弗连克尔为贝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处长。
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没有
似乎获得了。
他先任劳改营工地主任，后任劳改营工程处长，其身份多么“荣耀”。
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离开劳改营系统的任何尝试（比如说打报告要求做个平民），都会导致他立刻丧失性命；他成了“留场就业者”，已经成为“人质”。
弗连克尔不管这些。
“学海无涯勤为舟”，劳改营将他迷住了。
他在各个劳改营考察，不断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对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实判十年与判二十年的意义相差不大。
又是伟大领袖救了他
1939年苏联侵略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苏军与芬军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重量级拳手和幼儿园小孩的搏斗，却不料接连失利。
领袖震怒了。
追究责任，原来“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重武器运不上去。
谁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北极圈冻土层上筑出两条铁路
除非神仙
斯大林想到了弗连克尔。
服苦役的弗连克尔又一次被召见。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话就要求：三个月内，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与前线垂直。
没有条件，惟一的是拥有足够充足的人力：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采掘机械四无汽车运输，一切靠人力。
“能做到吗
”领袖问。
弗连克尔冷冰冰地回答：“能
放权
” 弗连克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全苏联只有这样一个人敢跟斯大林讨价还价）：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苏联劳改营）系统，另成立铁路拉格系统——全苏铁路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为局长；国内一切资源供他调拨使用，只要他需要；铁路劳改系统的一切规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订。
领袖同意了。
全苏联的“犯人们”，痛哭吧
不管你是工人、农民、教师、技术员、军人、专家、学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铁路线如期完成，接下去还有沿伊朗边境铁路、沿伏尔加河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弗连克尔得了一枚又一枚勋章（凭良心说，弗连克尔也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没有弗连克尔建的铁路复线，远东部队赶到莫斯科的时间就要延迟），他把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
他的官职越升越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中将）。
没有什么同僚（包括贝利亚）会蠢到去妒忌弗连克尔。
他一不恋权，二不贪财，三不近女色；所谓无欲则刚
他只对一个事业感兴趣——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
他智力超群，其“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
他喜欢夸口说，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罪名）和刑期”〔13〕。
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
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
索尔仁尼琴写道：“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
”“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
”“他从来没有结过婚。
”“从脸上明显看出他充满了憎恨人类的凶恶意向”……他这不是有病吗
任何现代社会的心理医生都可以指出，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属于只有恨没有爱的那类患者。
只是不能确定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又一变种——为虎作伥的变种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
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
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
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
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
错了
邪教在后面等着哩。
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
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
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
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如何在医学中体现人文精神
如何在医学中体现人文精神历史上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传统的一门科学，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迅 速发展，人们在享受医学技术提供服务的同时，却对医学的非人性化趋势提出越来越多 的批评。
文章认为在医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兴起的技术至善主义是导致医学人文传统断裂 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换，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呼声已 开始被医学界重视。
但是，人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两者既不可 或缺也不能相互替代，而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和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医学；人文精神 20世纪医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
现代医学已成为囊括探 索生命奥秘、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的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
然而，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当人类在享受现代医学技术提供日益增多的保健服务的同时，人们却对医学 的非人性化趋势产生疑惑并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呼唤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和价值，期 盼医学人文关怀传统的复兴。
一、 医学人文精神：传统的断裂 由于医学的目的是救治在病痛中挣扎、饱受躯体疾患和精神痛楚折磨的病人，因此 ，医生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 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不迷信。
”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 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
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 “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 想途径之一。
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 的”。
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 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是主张机体的整体性康复。
他们相 信“人体是由其本身的各个部分的一致而又交流着的知觉环构成的，当其中任何一部分 受到侵袭时，整个身体都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即使人的很小部分受伤，全身就感到 疼痛，因为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
” 所以，医生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的治疗，而且也 应当关爱病人。
病人躯体上的不适往往也导致精神上的痛楚，更何况疾病有时被视为上 苍对人类不良行为的惩戒，病人从而遭受到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所以医生舒缓病 人的精神压力也有益于躯体疾病的康复。
古代医生强调对医疗技术的热爱与对病人的热 爱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医术的目的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或者 至少减轻病人的痛苦。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缺乏有效的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手段，于是 他们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措施的同时，更注重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 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
医学人文精神传统不仅在医生的治疗活动中延续，也凝结成稳固地体现慈善、博爱 精神的医学建制——医院。
在医学史上，无论中外，医院的兴起无不与仁爱、照顾和关 怀相关。
古罗马时期的一位慈善家，为护理贫病交加的患者，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创办 了第一家医院。
我国北宋时期文学家苏轼，在疫病流行期间，为照顾无家可归的病人， 创办了“安乐病坊”。
还有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医院”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兴办的“ 普通医院”，都以照顾和医治贫困病人为己任，充溢着人道主义的关爱之情。
20世纪以前的医学，在疾病诊治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即便是在医院，也只不过是 一种规范化的照顾程序。
在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 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 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
医生们凭借这些仪器设 备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
肾透析机、心肺机、 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 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
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 意力从关注病人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偏离正常值的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 和功能变化上。
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 科和亚专科纷纷建立，在此病人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 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
为了便于现代化医院的管理，病人的姓名也被半军事化的番号所 取代，病人的个性化被疾病分类的统一化所溶解。
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导致了医疗保健程 序的分解，在现代医学的词汇中病人一词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 素，病人的痛苦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
于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病人 就这样逐渐地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
尽管对病人的关照依然被提及，但 那已是现代医学技术范畴之外的事情了。
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 下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二、 技术至善主义：医学的异化 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医生们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实践中摸索 的经验，为病人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
在20世纪，这种局面发生了更本性的变化，医学 不仅获得了消灭、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 速发展而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将人们锁定在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 中：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
新技 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了医生花费更 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与病人交谈。
医生更加关注的 躯体问题而忽视病人的情感，因为躯体问题能被测量，情感问题则不能，而且医生们相 信如果躯体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简而言之，现代医学试图以技术去消解 医学的非技术维度。
现代化医院的环境也似乎很难有助于重视精神的价值。
日常工作由机械性的拨号、 按钮和计算机统治着，所有操作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诊断治疗的机械化 、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了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 线化、超市化。
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 。
医院的操作程序很少关注病人的感觉，这或许应归结为尚未发明出对恐惧、苦恼和不 悦检验的有效仪器。
由于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病人个人的 时间被压缩到最少。
在强大时间压力下，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病人而感到精疲力竭的医务 人员不可能是同情的来源。
此外，还有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医源性和药源性疾 病――由于药物或诊断治疗过程而导致的疾病的增加。
重视药物治疗，轻视其它控制疾 病环节的管理，导致人们把全部信赖寄托在依靠药物和手术治疗上，以致于造成以药物 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
美国有人报道，有30～40％的手术是不该做的。
在成千上万种药 物中，确切有效的仅占10％，可有可无的占30％，根本无效的占60％。
英国的类似研究 表明确实有效的药物只占15％。
盲目地依靠诊断仪器数据而不全面询问、检查病人也导 致了临床误诊率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张扬技术至善主义背后的潜在动力是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毫无疑 问，高技术将带来高利润，在此医学界与药厂和生物技术公司分享共同的喜悦。
自从十 年前开始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以来，基因治疗的功效被广泛鼓吹，但在数百个基因治疗 试验中，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例毫不含糊地证明具有临床疗效。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探 索并非坦途，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失败的代价，然而也应当警惕高技术的负面影响 ，警惕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会对所有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们产生的消极作用，并导致做出 有悖于科学、患者和社会最好利益的决策。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客 观性缺乏，不仅牵涉到个人，也牵涉到学术机构。
例如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科学》杂 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因治疗者们，先治治自己》的社论。
社论的作者是普林斯顿 大学的医学教授、前任美国人类基因学会(ASHG)主席Leon E．Rosenberg。
他对于最近广 为报道的几起基因治疗试验中患者死亡的事故极为关注，并且对于基因治疗中的急功近 利，以及诱导公众对基因治疗产生过高期望的倾向提出警告。
虽然我们不能由此全盘否 定基因治疗这一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它提醒我们应当以更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审 视它。
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前某些倍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或许只 是费用高额而已。
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称之为“半吊子技术”(halfway technology) ，如冠状动脉搭桥术后常出现再狭窄，病人的生活质量也不高，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 (PICA )也是如此，此外还有重症监护病房（ICU）中那躺在病床上戴着人工呼吸器、身上插满 各种管道的濒死病人。
美国学者报告，他们的卫生经费有一半用于挽救仅存活半年的病 人身上，而目前尚有4000万人，特别是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
由 此可见，医疗费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命存活时间成正比，但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改善 生命质量和健康状况。
临床医学强调广泛而昂贵的治疗虽然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 ，延缓了死亡的进程，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健康问题。
随着时间的进展，人们开始认识到 ，单纯无条件地依靠医疗技术来保护和延长生命是有欠缺的，这种脱离了病人去治疗疾 病，将病人视为“肉体物质”或“生命机器”的倾向，可能导致医疗保健的畸形发展， 给病人和社会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
医学的异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专科化消解了 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
如何解决发展高新技术与 适宜技术之间的矛盾；协调关心病人与治疗疾病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 题。
三、 医学人文关怀：急切的呼唤 尽管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当下人们对医学技术进步的回应却 是“做的越好感受越坏”。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不再盲目乐观地为医学技术的成功 而摇旗呐喊。
人们开始关注人工肾、心脏移植等高技术应用带来的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 公正问题，开始担忧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开始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 术发展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表示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 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提出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通过发展医学技术来提高 和改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承诺感到失望，对于现代医疗保健制度的效益和公正性提 出怀疑。
有学者指出：“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 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
” 也有学者感到，“ 正如我们不相信军火工业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一样，我们也难以相信医药保健产业的 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
” 他们批评现代医疗保健体系已演变成为“医疗产业复合 体”（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批评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高技术—高费 用—高利益”已成为“医疗产业复合体”的目标。
因此，毫不奇怪，自20世纪70年代以 来，公众日益增加对“医疗产业复合体”的反感，而乐于接受更人道地对待他们的传统 医学或自然疗法。
为此，医学界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急切地呼唤医学需要新的转向，需要重新定义医 学的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病人权利运动、自我 保健运动、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70年代后期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都充分地显示出医学已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即从在 生物学因素方面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倾向，向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地审视健康 和疾病问题转向。
与此同时，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 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有机联系。
医学界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 ，强调医学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医学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治疗（cure），而且更需要对病 人的关怀和照料(care)。
然而，要扭转长期以来生物医学模式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并非易事。
即使到目前，许 多医生并未充分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不理解医学本质和价值。
在技术社会中 ，人们强调硬科学的定量资料，回避模糊性和多元化，对生命的价值和疾病的意义等哲 学问题感到窘迫。
但就医学而言，由于它经常面对病痛与死亡，若医生忽视病人的价值 、不探求生命的意义和医学的目的，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好医生是承诺对病人实施最好的保健的医生。
现代医生面临的挑战是在科技知识和 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一步是强调成为一个医生不仅需要自然 科学知识，而且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说 ，你对待人的最好方式是你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
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 主义者奥斯勒（W. Osler）指出，“作为医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 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医生愿意花时间 对他的病人有兴趣。
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
” 目前，欧美各国已深刻认识到加强医学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的必要性，许多大学的医学院和临床医院都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和实 践训练，以促进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我国传统医学是人文主导型医学，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
如它十分重视医疗实 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 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 间的合作关系，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
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 现代社会闪耀出诱人的光芒。
遗憾的是，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也表现 出类似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甚至在传统医学的临床实践中也出现了忽视人文关怀的 倾向。
如何在现代社会重建科学的医学与人文的医学的平衡也是中国医学界面临的难题 。
为什么医学中人文问题的重要性说的多而变化的少呢
可能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检验 医学人文教育的标准。
“软学科”性质是难以测量的，尤其是培养一个既有科学头脑又 满怀人文精神的医生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并非象学习专业技术那样能立即见效，更何 况人文精神并非是简单地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而主要是从生活的经验和临床过程中感 悟和体验的。
四、 医学人文关怀：科学的回应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医学各学科间以及医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 学间的整体联系，更加明确医学的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是密不可分的。
正如德国著名物 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朗克所指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 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
实际上存在物理学到化 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 在机械唯物论影响下，近代医学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
许多医生认为在 诊断疾病上，客观指征，如找到病灶、发现异常比病人的主观感受更为重要，X线、心电 图、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激素、化疗、抗抑郁、CT是高度有效的工具，不需要更多的语 言。
医生们认为语言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价值不大，已习惯了不使用语言作为治疗工具。
普通公众也相信那些技术设备。
虽然有些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也认识到他们的话语对某些 病人有治疗作用，但他们决没有想过这是科学的事情，也没有想将语言作为治疗手段。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话语的治疗价值，尤其是诊断治疗中与病人的交谈应当引起临床医 生的重视。
临床医生应当了解使用语言作为治疗工具的价值，避免其副作用，有时甚至 是毒性作用。
早在荷马时期就有关于语言有益于病人的应用：如祝愿语，讲话者鼓励病人，提供 人道支持；祈祷上帝恳求干预病痛；魔咒，以驱赶恶魔。
亚里士多德认为，宣泄压抑的 情绪是治疗性的。
在我国古代医学经典《灵枢•师传》对语言的治疗作用也有精辟 的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 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随着现代神经科学、免疫学和内分泌学的 进展，许多研究已涉及到情感状态对某些化学物质的产生和某些激素分泌的影响。
例如 ，脑内啡呔是内源性吗啡样物质，其产物或分泌事实上可能被各种外在因素所影响。
人 们通过对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认识，更深入 地理解了人体整体性以及人体的机能状态与抗病能力之间的有机联系。
因此，医生使用 语言作为治疗成为科学上容易理解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影响病人的情 绪状态。
在此，科学再次带给我们一些新概念，并对医生讲话的治疗意义作出了合理的 解释。
实际上，许多高年资的医生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哈佛心脏病学家Bernie Lown说，最 重要的治疗开始，可能是医生在急诊室里见到心脏病发作病人时，告诉他一切事情都在 控制中，他将会好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作为信任关系被用于治疗。
对安慰剂的研 究也提示医患之间的信任联系可缓解疼痛或减少止痛药的需要。
事实证明，在癌症治疗 中那些有勇气面对癌症的病人比那些持消极态度的癌症患者效果更好些。
在此并非是让 医生应获得信仰疗法者的技巧或指望出现话语治疗的魔力，而是强调使医生手中的巨大 医学科学技术力量与治疗中的人文情愫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
医生的医疗实践必须立足 于科学基础，但他们可以学会似乎只是非正统医生具有的一种治疗情感。
话语治疗需要 探索和研究，使之成为医学科学与艺术的综合部分，在21世纪显出更为诱人的魅力。
五、 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必要的张力 既然医学是与人类生命直接相关的科学，医疗技术是增进健康、减少疾病的艺术， 卫生保健是关系到人类幸福的事业，医学理当是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融合的最好结合点 。
“天人合一”，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渗透与融合是现代医学的理想目标。
然而，在 实践中人们却发现，实现这种理想的融合是并非易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人们不得不 承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依然会面临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不断冲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医学技术 的发展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保健需求提供了保障，因此，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与人类的根 本目的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必将不断对人类的精神生 活、传统道德规范提出挑战。
我们已经遭遇了现代医学技术无节制地应用给个人、家庭 和社会带来了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也将面对克隆人、人工大脑等对人类社会产生的 尚难预料的潜在影响。
生命维持系统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转基因动物器官移植将突破 种间屏障，当“只剩下脑袋的霍金” 面对由老鼠体内培育的精子和卵子经体外受精再经 胚胎移植而孕育出生的婴儿时，他或许有冲动要写“生命简史”了。
一方面人类需要大力发展医学技术以保障和促进自身的健康，不得不突破传统观念 ，重建价值观、道德观，如生命质量观、生命价值观、脑死亡观的提出，充分反映出人 类社会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来。
另一方面，人类又警惕着高新技术带来的不利影 响，设法确保使之为人类利益服务，避免其消极作用。
认识到医学技术是既能造福人类 ，也可能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双刃剑，保持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这种张力将有利于 医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
在此，以人文精神确保技术应用的正当性是十分 重要的。
科学医学指导什么是正确有效的治疗，人文医学指导什么是好的治疗。
在这种 情况下，医生将对病人说，我有知识，我会用我最好的知识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最好的 服务。
医学发展到21世纪已不再只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庞大 的社会服务体系。
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意味着对病人个体的关照，而且还 蕴意着群体的关照：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分享医学技术的成就。
尽管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医 疗服务上是有限的，但它体现了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公平原则追求和起码的社会良知 ，确保医学技术沿着造福全人类的道路前进。
因此，提倡医学的人文关怀是21世纪医学 发展的主旋律，它不仅是对医生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卫生保健服务的期望。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案例
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
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
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
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
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
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
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
……”〔2〕 人质这是怎么了
恐惧能够产生爱
伤害能够带来依恋
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
”“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
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
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
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
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
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
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
”“他们只是要点钱财。
”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
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
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
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
”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
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
”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
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
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
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上。
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枪、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
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
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
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
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
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
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
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
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
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
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
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
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的第几个变种
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
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
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
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
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
”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
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
”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
”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
”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
”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
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
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
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
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
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
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
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
”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
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
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
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
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十九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
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
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
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 这又是的哪种变型
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一幕悲剧。
1949年，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阵线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级干部一起被判处死刑。
中国学者赵启强在其报告文学《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写道：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
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袖……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到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
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谜。
1987年7月3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
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
”〔7〕1987年12月20日，苏联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
……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
”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数字。
参加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劳改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8〕。
列宁逝世前曾力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中风、瘫痪、失语症却阻止了他的“最后的斗争”，而今历史留下的资料却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都看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因为这个数量太庞大了，他们已经受尽冤屈而死，谁能忍心再说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他们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也极其可怜。
季诺维耶夫曾违背列宁的遗愿，阻止列宁遗嘱在党代会上宣读，从而保住了斯大林。
十多年后，他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反复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
”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绘声绘色地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9〕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
可是我们确实在苏联的数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纪“传奇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语）。
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迷失。
岂止迷失，简直丧心病狂。
他两度沦入“地狱”，却在“地狱”中萌发出热情，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一个“壮丽”的事业——为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而“斗争”
其原创性的“革新”数不胜数，深得领袖赞赏，最后官升克格勃中将。
1958年，因长期积劳积瘁，死于莫斯科。
盖棺论定，他是二十世纪最特殊的（或许也是最坏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乐此不疲），一会儿清查“沙赫特”分子，一会儿大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中央局”，一会儿又是清查所谓“劳农党”，最后大抓什么梁赞采夫“联合组织”。
几年下来，几十万人被逮捕，几千人被枪毙，大量辛勤工作在苏联生产建设一线的专业人员死于非命。
这些案件多年后证实纯属捏造的假案，此处不赘述。
在这些假案中，有个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苏联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连克尔。
土耳其人跑到苏联去干什么
原来，在布尔什维克闹革命的时期，援助俄国革命的外国人有不少，这些外国人长期与俄国来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国，他们援助革命有些是纯粹出于道义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虑道义也考虑经济利益的，如美国百万富翁哈默；还有一些是因为喜欢冒险，如土耳其百万富翁弗连克尔。
弗连克尔具有经商天赋。
从商学院毕业后，他先是从事木材贸易，迅速成为百万富翁，被称为“黑海木材大王”；接着搞运输，很快拥有一支近海船队；然后投身出版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其风格接近通俗文学；还开了一个专栏专门挖苦、嘲笑自己的商业对手。
总之那个时候弗连克尔是个精力旺盛、热爱生活、活泼风趣的人物。
弗连克尔早年援助俄国革命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革命前曾贩运武器给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是革命后苏联经济困难时，他赶到苏联，运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帮助苏联进行黄金交易，阻止了苏联黄金外流，并使大量黄金由境外流入了苏联国库。
如果他仅限于在这样的水平援助苏联，“君子之交淡如水”，说不定若干年后，苏联史书会记载：“弗连克尔同志，土耳其人，不远千里，来到俄国，长期无私援助俄国革命，是俄国人民的老朋友……”错就错在有一天弗连克尔心血来潮，头脑一热，把家从土耳其迁到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说：“某种宿命的力量招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
”〔11〕）他不但加入了苏联籍，还把数百万资产交由苏联处理。
而他自己作为专家，去管理部门工作。
几年后弗连克尔被捕，被打成与国外勾结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间谍，家破人亡
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兹劳改营长期服苦役。
而当地劳改营死亡率极高，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很难活过三年…… 弗连克尔却活下来了。
他的生存天赋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他的阴森森的神情吓退了不少狱卒（营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间娱乐”（殴打政治犯）不会找上他。
终于有一天……弗连克尔对劳改营运作系统发生了兴趣，开始“解剖麻雀”。
数月后，他向索洛维兹管理局递了一份报告，对劳改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指出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进，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头头们脸红一阵、白一阵，惊呼：“人才
人才
” 报告很快地转上去…… 1929年的一天对索洛维兹是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
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
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
……”〔12〕 按照弗连克尔方案推行的劳改营四级登记制度、琐细的伙食热量计算及再分配制度、刑期折减计算新方法等，苏联劳改营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
例如，白海运河是运用弗连克尔方案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工期缩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万，弗连克尔却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勋章。
白海运河建成后，斯大林任命弗连克尔为贝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处长。
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没有
似乎获得了。
他先任劳改营工地主任，后任劳改营工程处长，其身份多么“荣耀”。
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离开劳改营系统的任何尝试（比如说打报告要求做个平民），都会导致他立刻丧失性命；他成了“留场就业者”，已经成为“人质”。
弗连克尔不管这些。
“学海无涯勤为舟”，劳改营将他迷住了。
他在各个劳改营考察，不断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对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实判十年与判二十年的意义相差不大。
又是伟大领袖救了他
1939年苏联侵略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苏军与芬军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重量级拳手和幼儿园小孩的搏斗，却不料接连失利。
领袖震怒了。
追究责任，原来“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重武器运不上去。
谁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北极圈冻土层上筑出两条铁路
除非神仙
斯大林想到了弗连克尔。
服苦役的弗连克尔又一次被召见。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话就要求：三个月内，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与前线垂直。
没有条件，惟一的是拥有足够充足的人力：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采掘机械四无汽车运输，一切靠人力。
“能做到吗
”领袖问。
弗连克尔冷冰冰地回答：“能
放权
” 弗连克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全苏联只有这样一个人敢跟斯大林讨价还价）：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苏联劳改营）系统，另成立铁路拉格系统——全苏铁路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为局长；国内一切资源供他调拨使用，只要他需要；铁路劳改系统的一切规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订。
领袖同意了。
全苏联的“犯人们”，痛哭吧
不管你是工人、农民、教师、技术员、军人、专家、学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铁路线如期完成，接下去还有沿伊朗边境铁路、沿伏尔加河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弗连克尔得了一枚又一枚勋章（凭良心说，弗连克尔也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没有弗连克尔建的铁路复线，远东部队赶到莫斯科的时间就要延迟），他把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
他的官职越升越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中将）。
没有什么同僚（包括贝利亚）会蠢到去妒忌弗连克尔。
他一不恋权，二不贪财，三不近女色；所谓无欲则刚
他只对一个事业感兴趣——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
他智力超群，其“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
他喜欢夸口说，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罪名）和刑期”〔13〕。
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
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
索尔仁尼琴写道：“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
”“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
”“他从来没有结过婚。
”“从脸上明显看出他充满了憎恨人类的凶恶意向”……他这不是有病吗
任何现代社会的心理医生都可以指出，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属于只有恨没有爱的那类患者。
只是不能确定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又一变种——为虎作伥的变种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
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
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
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
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
错了
邪教在后面等着哩。
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
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
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
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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