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已是什么意思
己是的。
翻译出是“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而现在的人学习是为别人看”。
--出自《大学-中庸》。
肯定古代人的学习，所谓“为己”是说学习的终极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做一个真正的人，为了自己德行的提升。
所谓“为人”是指学习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取悦于人或追名逐利。
后来这个观点后来在儒家的一个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整个的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的人做学问为什么
就像近的读书，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
今天，孔子这句话还有很强的时代意义，这一语道 尽当今许多学习的人身心俱疲的根源。
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美女香车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都会使读书变成一件悲壮的事情。
应该为读书而读书，不迎合不功利，读书是为了自我提升，自我娱乐，自建筑心灵自由长堤。
百年电力发展史
这是一个令世界惊异的“速度之变”：不到5年的时间，中国电力装机连续实现4亿千瓦、5亿千瓦、6亿千瓦、7亿千瓦四次大的标志性跨越。
这更是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深刻变革：30年，一个庞大的电力巨人，完成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到一个市场为导向的电力体制新格局的重大转变。
无论是规模速度的迅猛增长，还是深刻的体制之变，都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电力工业所实现的巨大跨越，不仅创造了自身的发展奇迹，更成为中国30年非凡巨变的一个缩影。
发展速度的“惊人一跃” 随手打开电视与空调；在夜色中尽情欣赏都市的霓虹璀璨；乘坐快捷的电气列车进行一次放松之旅…… 在享用充足电力的惬意中，人们也许只会在突然之间，才会感受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变化和速度——一个国家，在126年漫长电力历史中的一段“惊人一跃”
起始于1882年的中国电力工业，至1949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仅为185万千瓦和43亿千瓦时。
从185万千瓦，艰难地攀升到1978年的5712万千瓦，中国用了整整29年的时间。
历史，记载下了真实的蹒跚，也同样纪录下一段翻天覆地式的巨变
1978年至今，在几乎同样的时间跨度中，“速度、对比、巨变”，成为异常醒目的突出主题： 2007年底，中国发电装机规模已达7．18亿千瓦——这个数字是1978年的12．6倍。
激荡的岁月，辉煌的巨变中，数字的强烈对比几乎无处不在： 1987年，我国发电装机首次达到1亿千瓦——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用了38年。
但从1亿千瓦发展到2亿千瓦，已大幅度缩减为8年时间……而从5亿千瓦发展到6亿千瓦、7亿千瓦，都分别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 从1996年起，中国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连续十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 1978年，全国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仅为23．05万千米，到2007年底，已达110．63万千米；除西藏、新疆、海南及台湾外，全国性的互联电网已初步形成…… 持续、快速、稳定的电力增长和电网建设，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更为中国经济列车的飞快前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据统计，全世界只有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达到过年投产装机容量近5000万千瓦。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部负责人薛静说，“中国的年投产装机容量和增速，创造了世界电力发展史上难以逾越的记录。
” “体制之变”影响深远 令人惊异的发展速度背后，是中国电力巨人深刻的“体制之变”。
“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没有坚持不懈、不断探索的市场化改革，电力工业要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国家电监会总监谭荣尧说。
历史，清楚地刻下了中国电力巨人不断变革、去旧履新的足迹： 1981年12月，山东龙口坑口电厂正式开工兴建，这是全国第一座中央与地方集资兴建电厂； 1993年，国务院证券委批复同意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到美国发行股票。
次年，两公司成为中国内地在纽约上市最早的企业；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方案明确：撤销电力工业部； 2002年6月，最后一个跨省电业管理局——华中电业管理局被撤销，标志着我国承担电力行政管理职能50多年的五大电业管理局，实现了政企分开； 同年12月，国务院电力体制改革小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大唐集团、国电集团、电力投资集团等——厂网分开、发电侧充分竞争的格局正式形成； 2004年底，国家发改委《关于建立煤电价格联运机制的意见》出台，标志着备受各界瞩目的电煤问题朝着市场化方向迈出一大步…… 电力投资体制改革、电价制度改革、电力资产重组、政企分开改革……不断的变革中，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府调控、机构监管、企业自主经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和服务”的电力体制格局展现在世人面前。
深刻的体制机制之变，清除既有“积弊”，更催生出无穷的活力：从组建至今，5大发电集团装机容量翻番增长，国网、南网等迈入世界500强企业。
实力之变：在世界舞台崭新“亮相” 2008年3月14日，中国华能集团全资拥有的中新电力公司与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正式签署协议，收购大士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
这次3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使作为中国5大发电集团之一的华能集团，一举拥有新加坡电力市场26％的市场份额。
这并非中国电力企业的首次海外收购——此前的2003年，华能集团以2．27亿美元中标，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OzGen公司50％的股权。
从改革初期的电力投资匮乏，到实施跨国境外收购，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电力工业的整体实力在30年中所完成的非凡巨变。
截至目前，我国电力工业已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程承包、委托运营等境外业务。
2007年，电力行业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逾155亿美元；国家电网公司的境外企业达到12家，累计投资额达6770万美元。
事实上，海内外人士已经清晰地注意到：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实力，中国电力与周边国家的跨国能源合作，工程项目合作、流域资源开发合作等正接连展开。
在国际电力事务中，中国正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发展模式之变：一个电业大国的崭新起点 与装机规模的突飞猛进相比，近年来，中国电力工业日益清晰显现的“发展模式之变”无疑意味深长。
2008年8月，中国最大的“风电巨子”国电龙源集团风电装机成功突破200万千瓦——这一风电规模，在亚洲同类企业中排名第一，在世界排名第六。
值得注意的是，从风电装机44万千瓦，到突破200万千瓦，这一企业仅用了3年的时间。
几乎在同一时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透露，世界上首台使用AP1000技术的核电机组——三门核电站1号机组将于2013年11月投入商业运行。
无论是龙源集团引领的“追风时代”，还是“国家核电”成立所折射出的崭新核电方略，都是中国电力工业能源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缩影。
一组引人注目的数据是：2007年，全国风电装机达到605万千瓦，跃居世界第5位；水电装机1．48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不仅如此，在节能减排、上大压小的行动中，仅2007年，全国共关停小火电机组1438万千瓦，远远超过原定1000万千瓦的计划。
目前，30万千瓦、60万千瓦及以上大机组已成为“绝对主力”，10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投运。
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供电标准煤耗为356克／千瓦时，比1978年下降了115克／千瓦时。
“从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到着力发展‘清洁电力’，发展模式上的深刻变化意义深远。
不仅将有效改善我国电源结构，更将为保护碧水蓝天、实现电力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龙源集团总经理谢长军说。
经典中国·辉煌30年：电力工业三十年大跨越 人民日报 发展速度创下世界电力发展史纪录 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电力工业走过了一条辉煌的改革发展之路，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
请看这样一组数字： 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电力装机总量只有5712万千瓦，这个数字只相当于2007年全国新增机 组的一半左右；全社会一年的用电量仅2566亿千瓦时，这个数字仅仅是现在全国一个月平均用电量的90%，或只相当于2007年山东省一年的用电量。
而30年后，我国装机总量已达到7.18亿千瓦，发电量达到3.26万亿千瓦时（2007年底数字），分别是1978年的12.6倍和12.7倍。
截至2007年底，我国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和变电设备容量也分别是1978年的4.8倍和19.3倍，绝大多数省、区、市行政村通电率都已达到99%以上，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38%。
从1996年起，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水电装机容量已跃居世界首位。
2007年底，我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已大致相当于世界前10位电力大国中的日本、德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5个国家发电装机容量的总和。
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到，我国电力发展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1987年，全国发电装机达到1亿千瓦，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共用了38年时间；从1亿千瓦发展到2亿千瓦，用了8年时间；从2亿千瓦到3亿千瓦，缩短到5年；从3亿千瓦到4亿千瓦又缩短为4年；从4亿千瓦到5亿千瓦，则只用了19个月；而发展到6亿千瓦和从6亿千瓦发展到7亿千瓦，我们都分别用了不到12个月的时间
据统计，全世界只有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达到过年投产装机容量近5000万千瓦的速度。
因此，我国年投产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电力发展史上的新纪录。
电力工业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 30年来，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质量也在不断提升，电力结构不断优化，电力工业装备和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大国行列。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20万千瓦火电机组。
10多年前，30万千瓦火电机组尚需进口。
而到2007年底，30万千瓦、6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已分别占总装机容量的50.15%和21.53%。
目前，30万千瓦、60万千瓦及以上大型发电机组已成为电网的主力机组，并逐步向世界最先进水平的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机组发展。
到2008年9月底，全国已有10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投运。
大机组的广泛应用使得我国火电的发电效率大大提高。
到2007年底，我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从1978年的471克\\\/千瓦时下降到356克\\\/千瓦时，按照目前的年发电量计算，仅煤耗下降一项每年节约的电煤就多达7亿吨左右。
同时，随着产业的进步，电力减排也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火电烟气脱硫机组投运容量已占全国煤电装机容量的一半左右，一批电厂已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为全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电网技术等级也不断提高，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形成了500千伏为主（西北地区为330千伏）的电网主网架。
除西藏、新疆、海南及台湾外，全国性的互联电网已初步形成，跨区跨省送电稳步增长。
750千伏输变电线路投入运行、±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和1000千伏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的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更高等级输电发展阶段。
在电力工业全面升级的同时，我国电力装备制造业也取得长足进步。
比如超超临界机组技术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型空冷发电机组的开发应用居国际领先地位，并成为世界上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应用最多的国家；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大型水电机组的制造能力和水平迅速崛起，水电站控制自动化水平、大坝建设等重大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核电等其它领域也同样取得突破。
核电已经从最初的完全靠技术引进，到目前已经掌握了30万千瓦、初步掌握了10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设计和建造技术；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也发展迅速，技术开发取得实质进展，产业建设初现规模； 电网技术也跨上新的台阶，超高压交流输电、高压直流输电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和1000千瓦特高压交流输电试验示范工程在工程设计、施工、调试、运行维护等各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不仅在装机总量和发电量上是世界大国，而且电力装备业也已经全面崛起，并已经跻身世界大国行列。
改革开放是电力工业高速发展助推器 电力行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无疑是最重要的推动力。
回顾电力工业30年走过的改革路径，大致经历了集资办电、政企分开、厂网分开等几个关键步骤。
可以说，每一步改革都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都激发了行业的活力。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电力行业一直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投资主体单一，运行机制僵化，投资不足，效率低下。
上世纪80年代初，山东龙口电厂集资办电的突破，为电力工业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当时，为加快电力行业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集资办电、多家办电的政策，推动了电力投资体制改革。
通过集资办电、利用外资办电、鼓励地方政府办电（征收每千瓦时2分钱电力建设资金交由地方政府投资电力）等措施，充分调动了全社会办电的积极性。
到90年代中期，各类独立发电企业拥有的装机容量已接近全国总装机容量的一半。
而集资办电热潮导致了电力工业快速发展，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电力供需的基本平衡。
到1996年，全国缺电局面已得到扭转。
在电力投资体制改革的同时，电力工业按照“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因网制宜”的思路，逐步推进政企分开等各项改革，电力企业不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
此轮改革的标志是撤销电力部，按照《公司法》和现代企业制度，重新组建国家电力公司，并按照公司化要求，开始自主经营。
同时，电力市场建设试点工作也有序展开。
从2002年底起，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体制、构建政府监督下的公平有序的电力市场体系为目标的新一轮改革再次拉开序幕，我国电力工业开始实施厂网分开，并重组国有电力资产。
此轮改革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新组建的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大电力辅业集团正式登场。
这一竞争格局，进一步提升和发挥了市场机制的推动作用，激发了企业发展的活力，使得电力行业迎来了又一次快速发展的新机遇。
以五大发电集团中的国电集团为例，2002年集团组建初装机规模为2213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151亿千瓦时，而目前装机规模已经达到6340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2283亿千瓦时，分别增长了近两倍和一倍。
也是在此轮改革的初期，由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我国再次出现的新的电力严重短缺局面。
但是五年后，改革成果再次显现。
到2007年下半年，全国缺电局面得到扭转，电力供需再一次实现了基本平衡。
（记者 冉永平）
求居里夫人名人传记 读后感 1500字
在我隐隐约约的记忆中，有无数伟人的事迹与我做伴：在课堂中，从书本上总能接触到他们用勇气和毅力谱写的伟大的、里程碑式的璀璨篇章。
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无异于那颗光芒四射、璀璨耀眼的巨星——居里夫人。
每当提到这个响当当的名字，我的心灵都会为之震撼，理由很简单，她对全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偶然的机会，我得以翻开《居里夫人传》一书，得以更加细致的了解她那我自认为辉煌的一生。
但是，我可能错了。
居里夫人的一生充满了奇异的经历，但无论如何我不想把它形容成一种辉煌。
我忘不了她的童年生活：她自幼就有着过人的天资，加上适宜的家庭背景，塑造了一个具有令人羡慕优秀的她。
可是，命运不愿成全这个小女孩：她的祖国被侵占，受着外族沙皇统治。
她的童年充满了忧患，这也渐渐形成了他理想的初衷。
她拼命教书攒钱帮助姐姐，为的是实现自己的愿望。
终于有一天凑成了可以入学的几百法郎——终于能自己去巴黎大学求学。
进入了巴黎大学，她一刻也不停歇的求学。
她租了一间简陋的阁楼，那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家具都成了奢侈品。
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她为着探索那她热爱的科学，忘记了多年来的艰辛，忘记了多次倒在书桌前，忘记了她那日益憔悴的、苍白的面孔。
太多太多的无奈、太多太多的艰难，可她?用她那坚定固执的灰色双眼告诉了人们一切——她从未屈服。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多少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多少年艰苦生活的压迫，她从未屈服!这就是她那艰苦的巴黎生活，是最令我感慨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巴黎生活。
她邂逅了皮埃尔·居里，她的生活从此变化了，变得更加充满激情!她的丈夫同样是位忠于科学研究的“梦想家”。
他们有了共同语言，他们的结合是两颗高尚心灵的碰撞，这碰撞摩擦出耀眼的科学成就。
她发现了镭以后，更加有激情做科学研究，甚至获得了第一项诺贝尔奖!可悲哀的是，她正被镭为人类带来的巨大用途捧成名人。
她不愿做名人，她对那些成天来骚扰的记者感到厌恶，这不是她要的生活!这不是她要的生活?这与当今的社会景象与人民思想有着极大地反差，更是一种对大红大紫、闲逸奢侈生活的讽刺啊。
她是个“梦想家”，是个永恒奉献的人，这一点是我最最看重与钦佩的。
她一生淡泊名利，不接受财富，不接受名望，“两袖清风”。
在她心中，总有一个使命叫她完成一项又一项科学研究，让他不断崭新科学的远景，那是不知从何而来的坚定信念，是一个“梦想家”的原则。
我记得那句“即使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也必须继续工作下去”。
这是皮埃尔的名言。
居里夫人她做到了，她的一生，为工作付出的太多太多。
八年屋棚下，她与丈夫搞放射学研究。
皮埃尔死后，他又忍住哀恸，用这句话激励自己，努力工作，勇敢生活。
她既挑起一个当母亲的责任，又不忘她的科学使命。
晚年的她，比原来更加艰苦!亲人们一个个要么远在他乡，要么哀伤离去，她孤单地做着工作，终于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她依然淡定，她作为一个女性给了那些保守势力重重一击。
此时又一阵轩然的荣誉大波向她袭来，她没有被打到，俨然像个风浪中归来的英雄。
她以其雄厚的实力来完成自己看似不可能坚持下去的一生。
他甚至经历了世界大战的考验!但并没有倒下，真令人惊愕和叫绝!但总有她倒下的时刻。
直到她倒下时，她仍未忘记自己的使命。
在这一刻之前，她已预兆到自己生命的终结，似乎可以想象她生前为科学事业做出的辉煌灿烂，她舍得抛弃这一切么?命运不给她疑迟的机会。
居里夫人走了，完成了她的使命，一个在全世界都刻有深刻印记科学事业，终结了。
她的一生很长很长，很是深奥，很是神秘，我无法一一叙述，但可以细细品味、感悟。
我回想到了许许多多疮痍的画面：祖国波兰被沙俄痛苦蹂躏时的无奈、失去姐姐与母亲时的悲恸、六年过着家庭女教师生活的艰难、巴黎大学夜以继求学的劳累、夫妇二人四年屋棚下的简朴、母亲撑起女儿们教育事业的重任、对荣誉波澜的厌恶……我不禁想起，居里夫人的时代是在近两个世纪前的19世纪，而当今的21世纪与其大不相同，那时艰苦卓绝的名人事迹，载入了现在安逸生活中学生们的教材。
我深有感触，居里夫人如何做到这一切?那真是一个神话!渐渐的想起现在的我，深感自惭形秽!早就没了居里夫人当年生活的艰苦，但为什么也没了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的精神呢?那种精神哪去了?迷失了么?时代的发展啊，社会的进步啊，人民的富有啊，都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精神食粮——短缺!我不希望这社会这样下去。
也可能我的感慨万千只是空乏议论与无病呻吟，但我还是作为一个中学生真诚的希望再有人能踏上居里夫人的路，用毅力劈荆斩棘，临摹这个世界楷模的辉煌，将科学的远景继续崭新下去!我自己当然想这样，不隐瞒地说，我与之相差甚远。
设定学习计划的激情，换来的仍是虎头蛇尾——它退却的太快。
我现在不敢求像伟大的居里夫人那样名声显赫，只求不违背自己的信念，做自己理想中的事情。
每当觉得自己的好行为与居里夫人的信念有几分相似时，就会有几分自豪感。
但现在，我只求从点滴做起，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下力求完成创造与奉献。
《居里夫人传》一书，读后真是令我感慨万千，居里夫人的精神也令人难以忘怀。
这伟人的一生，绝不白白浏览，她在书中记载的一切将是我生活中的楷模，助她重振精神的名言也是我的左右箴言。
我是一个高中生，要写一篇研究性学习报告，想不好课题。
跪求有创意创新的课题。
先谢过~
目前还是，如果实行警员制了都不好说了。
但如果编制属于中央政法编制，即使不执法，身份还是应该保留的。
李约瑟的国际地位如何
对李约瑟的评价：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
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
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
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樱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
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的天赋才智。
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
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的影响。
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
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
（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
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
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
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
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作。
后来，我认识到，在这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
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
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
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
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
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
机械钟的发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
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为例子。
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
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
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
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
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
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
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
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
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
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
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
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
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
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
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
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一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
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
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
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
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
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
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
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
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
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
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
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编辑本段]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研究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
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认为是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大成就享誉国际学术界，1968年在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1974-1977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
李约瑟博士的治学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国际大协作。
一 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搜集有关资料，做卡片索引，建立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
李约瑟在37岁以前对中国一无所知。
他自己说：“我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并无家庭方面的联系，也无传教活动的联系。
”当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在冈维尔—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
1936年，三位年轻的中国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李约瑟与他们朝夕相处，开始从身边的中国同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科学文化背景、中国语言文字传统。
这些成绩优异、聪明机智的中国学生使他发现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些与西方相似，中国人不象某些西方人所说的属于“不开发人”之列。
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从37岁起决定学习中文，以便阅读中国原著。
他每周抽出时间，单独跟著名汉学家夏伦教授（Gustave Haloun）学习汉语。
他读的第一部中国原著是《管子》。
扎实的古汉语知识，为李约瑟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约瑟着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现代计算机尚未开始利用，因此，他特别重视编排卡片索引。
他根据学科范围，编辑资料文件夹、照片资料夹、附属文件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
由于这是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多卷本著作，因此每卷必须列出庞大的各种参考书目，他还特意编排了参考书目卡片索引，以备长期查证。
此外，还编有其它专门卡片索引，如中国技术术语卡片索引，还有一个包括古代数千名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的人名索引。
这些资料，后来构成了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馆藏。
李约瑟博士重视对中国古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和考证。
他除了参考各个学科历代相传的重要图书外，还从有关词典学文献中发现许多重要资料，从历朝历代的正史中搜集天文、历法和声学方面的资料，并参考数以千记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有成就的人物传记资料。
他非常重视对古文献资料的考证。
李约瑟说：“我们总有这样一个经验，每当开始写新的一章时，我们就面临术语混乱的局面。
过去存在这么多的曲解和误译，这么多以假乱真的传说，这么多写错的日期和误解。
再则，还有表示某一专门学科或技术术语方面的困难，即所谓必要的行话。
在现代科学的西方语言中有，在古代及中世纪科学的汉语中也有。
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术语是相当难办的，例如在中国医学方面，翻译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
” 李约瑟博士善于利用第二手资料，即从已经出版的各个专门学科史的著作中寻找利用文献资料的捷径，如参考已经出版的数学史、天文学史、昆虫学史和医学史著作。
李约瑟博士还强调参考非中文文献，主张在做出结论前，还应该考虑非中文文献。
这些文献不仅包括日文、朝鲜文、越南文及东亚其他文字的文献，而且包括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后起语言的文献。
为了掌握全部上述文字，常常需要参考译本。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不仅仅限于文字证据。
他认为，无论是刻在墓石上和庙宇里的各种图象和图片，还是绘在墙壁上的壁画，或插在书中的木版画插图或其他复制品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
考古学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图象。
他曾经与王铃根据图象实物提出一个论点：船尾舵一定是三国时期（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一项发明。
后来，他与鲁桂珍在广州发现了一只从汉墓出土的装有船尾舵的明器船，从而纠正了原先的论点。
另一个例子是：敦煌石窟中有一幅画，现在保藏在法国巴黎基迈博物馆（Musee Guimet A Paris）。
画中，佛在打坐，群魔正在打扰他，有的全副武装。
其中一个魔鬼头上饰有3条蛇，手中握着一个火焰发射筒，火焰向前直喷。
这是喷火枪的最早图片。
他据此得出结论，喷火枪不比投射炸药包的火炮早，但肯定早于火箭。
二 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二个方法是：注重实地考察，实际感受传统工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理解中国古籍中描述的科学技术，而且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获得启发。
李约瑟博士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于重庆，1943年 他说：“为了研究生活传统问题，很有必要在中国长大，或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否则，就难以真正懂得书中的许多东西。
一个人必须受过专门训练才能自己去搞真空蒸馏，或是去完成滴定。
一个人必须乘坐中国船去航行，才能真正了解头篷帆。
同样必须熟悉中国小小的豆腐厂和酱油厂，才能知道如何制作豆腐和酱油。
” 1942年，李约瑟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前往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
李约瑟最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为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提供援助，包括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科学信息和沟通中国与外国（尤其英美）之间的科学交流。
在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实地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
这些学者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
他们同他讨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等一系列学术问题。
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每门学科史中的关键问题。
李约瑟逐渐积累了足够数量的中国典籍。
李约瑟考察了中国的科学现状，并对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有所了解。
他认为，中国人一点也不亚于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在许多领域甚至远在欧洲人之上。
有些成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中国古代科学是世界科学的一部分。
他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中阐述的各种基本思想差不多在这时已经形成。
四年援华任务结束后，他想到今后唯一要做的紧迫工作是，撰写一部西方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著作。
三 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三个方法是：注重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了一些火药，以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
李约瑟通过对整个火药史的研究，得出结论：火药中硝的成分是逐渐增加的，很可能最初硝、硫、炭的比例相等，或硝的比例还少一些，越到后来，火药的威力越强，燃烧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硝的成分逐渐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
这是理论上的最佳数量。
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与他的合作者说服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专门配制了一些火药，含硝量由百分之二十到九十不等。
有一天，他们去研制局所在地肯特郡的海思戴德堡（Fort Healthstead of Kent），把这些火药逐个点燃来进行观察。
李约瑟设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火药不同成分整理出来，用图表进行比较观察。
从《武经总要》、《火龙经》及十四、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古籍记载中发现，硝、硫、炭的成分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表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试验，后来的配方也围绕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从早期阿拉伯及欧洲记载中，发现这种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心附近，似乎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一开始就知道该怎样配制最佳的火药了。
火药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的知识也同时传入了欧洲。
四 中西比较研究科技成就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四个方法是：站在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的高度，把中国科学文明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地位，从而纠正了西方过去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各种错误看法、误解和严重低估。
他所做的中西对比重要发现如下： [1] 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是法国数学家霍纳（W.G. Horner，1786-1837）于1819年建立的，但是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实际上与霍纳法一致，却早于霍纳572年。
[2] 当西方人争论谁在1615年左右最先发现太阳黑子时，中国早在公元前18年以来便系统记录了太阳黑子，比欧洲早了1500年。
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间，中国有90项超新星记录，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电天文学家感兴趣的蟹状星云的残迹，而西方过去对此闻所未闻。
中国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间有581项彗星记载，公元前467年记到哈雷慧星。
[3] 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的发明。
中国在723年僧一行已制出这种装置，1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构造中便有机械钟。
这种中国时钟由英国人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复原后，每小时误差仅在20秒以内。
[4] 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及磁感应性了。
在英国人尼坎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于1190年在欧洲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之前，沈括（1031-1217）已于1080年对磁针作了描述并指出磁偏角。
欧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十五世纪。
指南针知识是在十二世纪通过西辽经陆路传到西方的。
[5] 西方人在十三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记载以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1044年的《武经总要》更给出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
[6] 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一小块铸铁，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1500年。
他还根据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冶炼炉与后来西方的冶炼炉作了对比，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7] 在植物学方面，明代朱橚于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举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种，对其生态特征、地理分布和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并附有精美的植物插图。
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布雷安特（Charles Bryant）才开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价值，比中国晚400年。
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图出现于1475年德国人康拉德（Conrad）的《自然志》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69年。
[8] 中世纪中国从人尿中提制性激素，是一项最大的生物化学成就。
西方认为尿为污秽之物，直到1927年阿什海姆（S. Aschheim）和宗德克（B. Zondek）才从尿中获得性激素。
在中国，叶梦得（1077-1148）在《云水录》中已描述了从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9] 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一个学科——免疫学，产生于人类为预防天花而进行的种痘实践中。
葛洪于300年最早记载了这种疾病，在1000年已经发明天花预防接种，1500年中医已公开著书介绍这种疗法。
这时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许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
中国种痘法西传后，1700年经土耳其传到英国（1722年，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兰堡朝廷大使夫人沃尔斯莱·蒙塔古夫人-Madam Mary Wolseley Montagu-让自己的孩子们全种上痘，并把种痘术带回英国，在欧洲广为宣传）。
十九世纪初，爱德华·真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现了牛痘苗可安全预防天花。
[10] 中国至迟在公元前200年的汉初，就有了有效的胸带挽具，公元六世纪有了更进步的颈圈挽具。
这两种有效的挽具直到公元1000年欧洲才开始出现。
西方过去用颈肚带挽具，拉力来自颈部，极易使牲畜窒息。
五 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五个方法是：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论证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源。
李约瑟博士是一位有科学哲学头脑的科学史家。
早在三十年代，他不仅是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的一流生物化学家，而且对哲学、宗教和伦理学感兴趣，并开始涉足科学技术史。
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 Riddick Partington，1886-1965）教授对李约瑟博士产生了影响。
帕廷顿教授的名著有《应用化学的产生和发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希腊火和火药史》（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er）和四卷本《化学史》（A History of Chemistry）。
他通过帕廷顿认识了伦敦著名科学史家桑格尔教授（Charles Singer， 1876-1960），经常与其讨论科学史问题。
他还读过福斯特（Michael Foster）的《生理学史》（History of Physiology）和丹皮尔-怀特海姆爵士（Sir William Danpier-Whitham）的《科学史》。
他还喜欢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早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前，他就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
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出关于科学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李约瑟第一次听到有关科学与生产实践、社会经济背景及其他意识形态关系的论点。
他开始发表一些科学史方面的文章，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于1932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历史的奠基之作。
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
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
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
在内史与外史结合研究时，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
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西方所经历过的封建主义和中国、印度的封建主义，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过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
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西方现代科学的崛起是和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是改革运动，第二件是资本主义的兴起。
资产阶级取得国家领导权，近代科学也就同时崛起。
资产阶级在十六、七世纪确实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他们确实在发动科学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
他说：“我们不接受任何先人之见，然而我们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重要性。
这种方法已经普遍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
即使他们发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
国外大学的语言课程和大学预科课程有什么区别
一般来说 预科课程就是上正规大学课程之前的课程（就是浅一点的） 是为上正规课程作准备的 等你的能力足够了以后就可以上正规的大学课程了 而语言课程是怕你语言还没过关 训练语言用的 所以去美国之前考的托福就是证明你的语言过关了 不用上语言课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