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最近，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工作任务要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为此，我又重新查阅了同志于1927年3月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在中学时期便被老师推荐为调查报告的范本，今日读来依然风采不减。
《报告》很长，但是逻辑清晰、亲切自然、说服力强。
读完后有了一定的收获： 一是调研主题如何确定。
笼统地说，调研要围绕你感兴趣的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确定。
具体一点，就是。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时候调研的主题不一定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要根据矛盾的关联性，清晰地排出调研主题的主次顺序来。
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调研主题似乎领导已经确定，但是在具体调研的环节，还是要尽量突出一个主题，旁及及其问题的。
调研主题确定了，就要围绕调研内容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查阅相关的资料，调研活动具体的组织方案的拟定及抽调合适的人选等。
二是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读后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社会调研的方法有很多，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现场调研。
包括查阅资料、数据分析、软件模拟、电话抽样访谈等。
另一类是现场调研。
如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服务对象走访等。
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取决于你的调研相对方和调研主题，总的原则就是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取最真实有效的信息。
当然，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往往需要事后的评估确定，所以，调研的经验在这里便具有特殊的价值。
1927年3月，同志回到湖南老家，为了了解中国革命农民运动的阶段性情形，选取了有代表意义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了32天的实地考察，主要采取“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的方法，再与自己以往的革命经验相比较分析，指出了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中，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都是可以依靠的革命重要力量，最后得出中国共产党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站出来领导他们的结论。
三是分析问题的方法。
如时间序列分析、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个案分析等等。
四是如何撰写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的写法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有的欣赏八股式的调研报告，现状、问题、分析、建议或结论逐一展开；有的习惯观点对比式的调研报告，通过的一定的情形下比较两种甚至几种观点的效果，结论立现；有的擅长案例分析式的调研报告，解剖麻雀，小中见大，偏中概全，建议往往很有针对性；有的追求反证式的调研报告，开篇提一个相反的论点，通过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层层反驳得以立论。
同志的这篇调研报告范文，既有观点对比，又有案例分析，还有逻辑归纳，在我看来是一篇比较综合的写法，说实话不易模仿，但是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也足以借鉴应用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
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在32天里，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
在乡下和县城，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月5日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在湖南区委几次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
2月12日，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
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
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
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
”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
”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
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
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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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本诗名为，有传闻为梁漱溟所作，后曾遭到否认。
本诗是说郭沫若趋炎附势，先是国民党，后是共产党。
说他研究甲骨，又注释诗词。
民间的百姓疾苦那么多，可是郭沫若不去说，却做这些政治投机，真是辜负了大好的文笔。
郭沫若，早期曾被鲁迅讥讽为流氓才子。
后来在我辈人成长时代，堪称文坛泰斗。
长期以代表的身分，从事政治活动。
像他这等文化巨匠，无奈也沦为了奴才学者和马屁文人，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和人格。
如此看来，我辈人等纵有惊天的思想和铁铸的人格，也只不过是一粒健康的卫生物而已。
从诗的最后两句可以看出，梁对郭的文采还是很佩服的，就是不替黎民百姓说话罢了。
此诗在文革中已经流传开来，其真实作者无从查考，但人们一直传说是梁漱溟先生所作。
梁老在世的时候曾予以否认。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首诗是不是梁漱溟先生所作，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表达出了民众的心声，发泄出了民众的情绪。
在上个世纪，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梁漱溟先生敢说话，孤胆傲世，是一位国共两党都不太喜欢的人物。
三十到四十年代，已经发表了，在老区农民运动中“打土豪，分田地”已经是一种热潮，但梁漱溟、晏阳初等却热衷于乡村建设运动。
1936年上半年，朱其华在上海出版，代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痛批梁、晏的乡村建设运动为“改良主义”，说“乡建”既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也难以达到驱逐倭寇的目标。
建国以来的五十多年，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梁、晏的认识变得中和了一些。
特别是通过许多风浪的考验以后，一些不偏不倚的知识分子开始受到人们的好评。
正如李兴濂之介绍，梁漱溟所做评论郭沫若的诗，是相当够意思的。
我们不知道梁漱溟是什么时候做的这首诗，也不知道当年郭沫若在世时是否见到这首诗
但我们清楚的是，1927年失败后，郭沫若虽然在南征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一直是一个待价而沽的角色，说好听一点叫做择善而从。
遗憾的是给他的位子小了点，只有到了共产党建国以后，郭沫若才扬眉吐气，和茅盾（曾被追认为1921年的共产党员）、巴金（无须另外提名的党外）等，成为中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另有一篇文章给你参考—— 黄波 郭沫若、梁漱溟都是现代中国的著名人物，有一种说法把两人联系了起来，即传说文革中梁漱溟针对郭氏的某些举动，曾作诗评论。
此论流布甚广，近期就有某先生大作《吾爱梁漱溟》，对此发了些议论，持论颇高，可惜论据有误，颇值一辨。
说来这是一件文坛老公案了。
几年前《中华读书报》曾刊发过一篇《梁漱溟作诗否》的短文，其中引了文革期间流传且传为染漱溟作的两首旧体诗，同时又指出，这两首诗在《当代诗词》杂志上发表时，熟悉诗坛掌故的编辑为两首诗加了句小注，称梁先生“从不作诗”。
那么“梁漱溟作诗否
”相信读毕此文，读者都会发出此一疑问了。
先说说这两首诗。
其一是：九儒十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其二是：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掌中笔一枝。
这两首诗都很有意思，尤其是后一首稍知建国后文坛状况的人对诗的本事一望即知，读后都会拍案叫绝。
这两首诗均作于文革中，针对性极强，也的确符合梁漱溟先生为世人所熟知的那种耿直、狷介的性格，这也许是诗作者和流传者将它托名为梁先生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敬重梁先生的后辈，从感情上当然希望这两首诗的作者确系梁先生，然而感情终究不能代替理性。
近日机缘凑巧，北京友人赠我一册《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其中两封信分别从正面和反面说明了以上所引的诗实非梁先生所作。
一封写于1977年，旧友陈仲瑜“嘱写旧诗”，梁氏书旧作一首后写了段“否识”：“1935年赠陈仲瑜诗，是我一生中惟一的诗词之作，前此未之有，后此亦未之有……”另一封是梁氏回答友人的询问，据梁漱溟之子也是《梁漱溟书信集》的编者梁培宽为此信所加的注，友人在来书中给梁氏抄寄了一首七律，“该诗有‘淡抹浓妆务入时’、‘辜负掌中笔一枝’等句，诡称为‘梁漱溟作’”，梁先生在这首七律旁写了句话：“我一生至今天，从来不会作诗词韵语，此诗当然不是我作的。
”梁漱溟先是自承平生只作过一首赠友人陈仲瑜的旧体诗，后又说那首七律不是自己所作，而且这是在几十年老友之间的私人通信中透露的，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以梁先生的个性，如果他是诗作者，他也断断不会曲为掩饰的。
梁漱溟不曾作诗，说他写诗评论郭沫若更无从说起了。
也许有人会稍感遗憾吧
宋时古文家曾巩不会作诗被人指为一大煞风景事，而梁漱溟先生是思想家，能不能作几首旧诗实在算不得什么，至于他是否写过那样一首尖锐犀利的诗评论郭沫若，也无碍于今人对这两位前贤作出自己的评价，我们还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