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 班超传中涉猎什么意思
回答你,汉书是班超的父亲班彪和哥哥班固父子二人所编写的,没班超的事,之所以文章差不多,是因为他们父子和司马迁都生活在汉代,看的史料都差不多,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出入而已,汉书其实是接续史记.主要完成史记中所没有涉及到的西汉武帝之后的西汉史,汉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和史记一样都是中国二十五史中的
本文是怎样刻画班超这个人物形象的
公元33年---基督巡游传教并上十字架那一年，一个男婴班生在关西地区一者之家。
这一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
在楚语中，“班”这个字的本意是“老虎”，传说这个家族的始祖子文是被一只母虎喂养大的。
这也许暗示了这一族人内在的勇猛弘毅的素质。
秦灭楚后，子文的后代迁往北方的边境晋、代之间，从此以班为姓氏。
这一家出过很多“任侠雄边”的人物，后来，班固因此不无自夸地说自己的家族“家本北边，志节慷慨”。
然而到了此时，这种素质已被掩藏在修身养性的儒家礼仪之下。
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而他的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以书香门第著称，其父班彪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大师。
这种差异在班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也被培养成一个儒生，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诲，饱读诗书，但相比他那天才早慧的哥哥班固及妹妹班昭，他被称道的美德只是对长辈孝敬恭谨和不辞劳苦，在学问方面似乎乏善可陈。
而他的不修细行、疏朗豪迈更使他成为家族中的另类。
父亲死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潜心修业，而养家的担子落到了班超的身上。
突然降临的灾祸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
班固被人诬告，以私修国史的罪名逮捕进京。
班超随之进京营救，他向皇帝上书鸣冤，并得到召见，他的胆略和口才使汉明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也是因此，明帝亲自审查了那些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著作。
由此，班固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兰台令史，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日后，他以一部《汉书》回报了这个王朝。
后来明帝召见班固时，问起了他那个侃侃而谈的弟弟，听说班超只是靠为别人抄书为生，明帝也让班超充任了兰台令史。
这个职位对班固可以说适得其所，但对班超而言，抄书修史却不能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
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的文牍工作，一天突然投笔而起，发出大丈夫当效张骞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的感慨。
然而他却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嘲笑。
在一群书生中间，这个“燕颔虎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的关西大汉就象羊群里的骆驼般格格不入。
没多久，他受别人的牵连被免了官——可能这又是他疏放的个性造成的后果。
这段短暂的文官生涯对他来说远非愉快，失去了也并不遗憾。
可是，此时他已经人到中年，还是一事无成。
希望的落空，年华的流逝，未来的渺茫，这些不可能不使他苦闷。
当他在洛阳繁华街道上徘徊时，一个相面师预言他将封侯万里之外，在那个崇信命运的年代，这给了他一点安慰，可他却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一定有很多人生不逢时，在平庸中碌碌无为度过一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班超要比他们要幸运多了。
在他满四十岁时，机会终于敲门了。
秦始皇扫平关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以后，立刻兴建了一项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万里长城，这道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围墙既是划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军事分界，同时也是一道心理分界。
它是这个“中央帝国”的院墙，而对墙外的蛮荒之地，这位千古一帝并没有兴趣。
秦帝国很快就崩溃了，继承了它全部遗产的汉帝国，也继承了它的自满，这是一片辽阔的文明的乐土——东南临大海，西北极大漠，甚至可说，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对于中央帝国的人们来说，除了不时来侵扰的游牧民族，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
然而匈奴人的兴起和不断侵扰，使汉王朝有了了解外界的要求。
汉高祖刘邦曾亲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却险些全军覆没。
此后的数十年，汉朝只能通过和亲和防御抵挡匈奴人的汹汹来势。
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这种被动的形势才有了根本改变。
在出动大军向匈奴发起反击的同时，汉武帝派出张骞，向未知的西方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盟国---大月氏。
张骞历经艰险，十几年后才回到国都，他未能完成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使命，但带回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消息。
中原人从此知道大漠的另一边有一片辽阔的土地，那里城邦林立，民族众多，那里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风俗和信仰，不同的特产和宝藏。
从此，汉人将这片土地称为西域。
汉武帝击败了匈奴，在匈奴故地上建立了州郡，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
西域成了冒险者的乐土，他们成群结队西行，去博取功名和利益。
然而匈奴人并不甘心放弃这片过去的属地，各国叛降不定，西域大地百年间闪耀着剑与火的光芒。
西汉王朝最终获得了胜利，建立都护，将这块陌生而辽阔的土地划入帝国的版图。
但这种统治还并不牢固，随着西汉王朝的很快衰落，中原陷于一片战乱，西域再次落入匈奴的役使之下。
光武帝刘秀恢复了汉王朝，立都洛阳，史称东汉。
但他关注的是扫灭各处的割据势力，对经营远在天边的西域即无力量也无兴趣，他给予前来朝拜、并要求保护的西域各国使节丰厚的赏赐，但告诉他们：汉王朝无法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保护，如果他们不能抗拒匈奴，那么可以选择臣服。
又过了几十年。
终于，匈奴人的一再袭扰使汉明帝忍无可忍，况且，国力的强盛已经为攻击匈奴提供了条件，他任命两位功臣之子----窦固和耿秉担任这次大反攻的正副统帅。
班超加入了远征军——他的先父班彪曾长期为窦氏家族出谋划策，这种特殊关系使窦班两家缔结了长期的渊源。
他的官职是假（代理）司马，一个参谋副官之类的角色。
这种身份所能得到的表现机会是不多的。
但他抓住了机会：在追击西撤的匈奴时，他获准率领一只小部队攻击伊吾----这是一个汉朝与匈奴曾反复争夺达百年的战略据点——斩俘极多，这次胜利显示了他的勇敢和才能。
匈奴远遁，汉军转而争取西域各国脱匈属汉，班超成为使节之一，被派往鄯善。
这是一项充满艰辛的使命，他们跨过天山，穿过千里无人，现在以“雅丹地貌”闻名于世的死亡沙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风蚀现象使这里的地貌呈现出千奇百怪、阴森可怖的形态，犹如一具具巨龙的骨架，因此，这片沙漠被汉人敬畏地称作白龙堆。
他们除了要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酷，还要对付匈奴残余力量和当地强盗的不时袭扰，而他们要去拜访的是一些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感的国家-----这些国家动荡不宁，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
他的下属又是一群桀骜不驯的战士和戍边抵罪的罪犯，想赢得这些人的爱戴和绝对服从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使团的首脑似乎不是班超，而是从事郭询——在建立大功之后，班超还是要看此人的脸色，事后，公认的第一功臣班超晋升为军司马，而郭询却成为东汉王朝首位西域副校尉，后来死在三国叛乱中。
从这些证据看，当时，班超的身份只是带队武官。
在这种环境下，他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鄯善（古称楼兰，2000年后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古城遗址，轰动世界）他们与匈奴使团遭遇了。
匈奴人显然比他们更有影响力，鄯善人更惧怕更近、更残酷的匈奴人，这个国家一直在汉与匈奴的夹缝里艰难的生存，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可是局势已经由不得他骑墙了。
他正在向匈奴那一边滑去。
一切似乎已不可收拾，汉朝使团的性命也危在旦夕。
班超做出了冒险的决定。
尽管他的部下把这视为自杀，但他激励起他们的勇气，他告诉他们：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男人最大的耻辱，就是死得毫无价值，而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前进攻。
在月黑风高之夜，他率领部下突袭了匈奴人并将其全歼，尽管他的兵力还不足对手的三分之一。
血腥的胜利震摄了鄯善国王，他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忠属于汉朝的道路。
这一行动同样震动了汉军统帅部和汉朝皇帝。
皇帝亲自下令嘉奖班超，晋升他为军司马，并指示他继续完成使诸国归附的使命。
他谢绝了增派给他的部下，因为他知道陌生的异域，靠的是威信、智慧和果敢，如果这些不能奏效，一旦遇到危险，的人数只能意味着的牺牲。
他仍旧率领着经历激烈战斗而毫发无损、已经完全诚服的三十六名部下继续西行。
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了这里，但还是有人发出挑战，于阗国师要求以他的坐骑祭祀神灵。
班超再次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作为回应：砍下国师的头摆在国王面前。
于阗国王并非甘心做匈奴的忠实属国，他只是缺乏抵抗的信心，现在，班超给了他信心。
在疏勒，他派外表文弱而精明干练的军官田虑劫持了敌国龟兹扶持的傀儡国王，并立旧王室的一个年轻人为王，这个新国王被命名为忠。
他不吝于显示铁腕，更懂得如何争取人心，相对匈奴人的残酷和贪婪，他表现出仁慈和宽容。
他没有杀被废掉的疏勒王，而只是把他逐回龟兹。
刚柔并济的手段增添了他的威望。
于阗和疏勒都是天山南麓的大国，他们投向汉朝使周围其它国家也都归于汉朝的管辖之下。
安定并没持续多久。
汉朝大军班师后，匈奴人卷土重来，他们的三个仆从国也加入了战争，新任西域都护被杀，残余的汉朝留守部队被围困在最后的据点里。
恰在这时，汉明帝驾崩使王朝陷入慌乱，大臣们为该不该出兵救援而争吵不休。
一个英勇的将军苦守西域最后的据点半年后才得到援救，只率领十三名幸存者撤回玉门关，通往西方的道路再次断绝了。
被隔绝在疏勒的班超得到撤退的命令。
他刚刚收服的国家顿时陷入绝望，可以想象，匈奴人一定会严厉惩罚他们的不忠。
他们挽留班超和他的部下，这个人代表着唯一的希望。
面对着亲自拉住他马缰的于阗王，班超决心留下。
在以后的漫长征战中，于阗成了他最忠实的同盟。
他回到疏勒，这里一片混乱，几个城邑已公开背叛，他迅速召集一支军队消灭了叛乱者，使这个国家安定下来，以后的四年，他与年轻的疏勒王忠艰难抵抗着敌对国的进攻。
并抓住机会，击破匈奴的仆从国宿墨。
这一胜利使他看出匈奴的力量已经衰弱，于是向遥远的汉王朝上了一份奏章。
在这份致皇帝的报告中，他没有过多提及固守四年的艰辛，而是分析了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西域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出只有坚持西汉取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方针，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为了坚定皇帝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他掩盖了他所面临的的困难，这使他在未来付出了代价。
隔绝五年后，这份奏章使王朝知道班超还在坚持并控制着相当大的地域，汉章帝感到鼓舞，派出一千名援军支援班超，这些人由班超的同情者徐干率领，有些是义勇兵，有些是罪犯。
援军壮大了班超的军力，这是他所获得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此之前，他只能依靠西域各国的军队打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现在他可以拔除插在疏勒和于阗之间的钉子——宿敌莎车了。
可是，正当他率领各国联军向莎车进攻时，他一手扶植的疏勒王忠在康居的诱惑下背叛了。
葱岭之外的康居人也前来援助叛军。
三面受敌，班超面临着十年来最大的危机。
这一次他又使用了外交手腕，重金贿赂大月氏出面，说服康居退兵，忠的部队也随之退往康居。
几年后，忠回到疏勒，企图夺回王位。
为除掉班超，他设计了一个圈套，可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圈套在等着他，忠输掉了这场游戏，被班超杀死。
忠的背叛使班超明白他的功业只是建立在流沙之上，他缺少可靠的同盟，缺少足够强大并服从的军队，唯一的指望是汉朝皇帝的信赖——而这一希望也正在受到威胁。
一个胆怯的使节为了躲避危险，编造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不思报效国家的谣言。
（这倒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深入一些了解班超的感情生活——显然，这个“爱子”就是后来他事业的继承者班勇，而“爱妻”很可能不是汉人，而是疏勒或于阗人，或者是那些被他征服国家的战争俘虏。
）幸好，当朝天子章帝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位贤君，他驳斥了这个使者的谣言，并把他派到班超手下效力。
班超并没有惩罚这个谣言制造者，而是又把他送回京城。
他对属下解释：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而如果留这么个败事有余的人在身边，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尽管他以宽容解决了这次危机，但是为了堵住朝廷内部对他的的诽谤，他不得不赶走了妻子，他生活中极少的温情也被剥夺了。
他只能是战无不胜，令人生畏和无懈可击的。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苦闷。
即使在那个崇尚边功的时代，班超也是孤独的。
后人评论：其用兵倚重谋略，善于利用矛盾，因势利导，以弱胜强。
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
他的汉人直属部队最多时也不足两千人，他只有依靠西域各国对他的信赖，这种信赖不会是永久的和无条件的，他不能失败，甚至不能为胜利付出惨重代价，他必须凭借计谋而不是武力，因此他很少通过惨烈的战斗打击敌人，而是不惜屡屡使用诈术，但他又必须在欺诈与诚信之间找到平衡。
在战争中他和他的骨干部队冲锋在前，而在分配战利品时对各国十分优厚，这使他的勇猛、智慧和公正赢得各国军队的尊敬。
现在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征服和胜利。
他巧妙地设计打败强大的敌人联军，攻陷莎车，威震西域。
班超的胜利使一直与汉王朝保持友好的大月氏感到不安，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要求迎娶汉公主。
在班超看来，和亲是一件屈辱的事，他甚至没有请示朝廷就回绝了要求，大月氏以此为借口，出动七万大军向班超发动攻击。
与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国结仇并不符合汉朝的利益。
班超没有正面迎战，而是坚壁清野，并出奇兵截断了龟兹支援大月氏的粮道。
得不到给养的大月氏军陷入困境，只好谢罪请归。
这场不战而屈人的胜利使班超的声望达到顶峰。
一直与汉朝作对的龟兹难以继续抗拒，向班超投降。
班超因其平定西域的功绩被任命为新的西域部护。
他将都护设在龟兹，命令他的助手长史徐干镇守疏勒，使这两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安定下来。
现在，他终于可以着手消灭匈奴的最后三个仆从国——焉耆，危须和尉犁。
二十年前，正是这三个国家杀死西域都护，使汉王朝蒙羞。
到了它们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班超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联军，浩浩荡荡开向焉耆。
联军涉水突破三国的沼泽地带的防御阵地，包围焉耆。
为了避免惨重的伤亡，班超再一次使用诈术，俘获三王，将他们押到过去都护罹难处斩首，人头送往洛阳报捷。
联军在三国掠抢十天——这是史籍中记载的班超部队的唯一暴行，这不太可能出于班超的本意，我们只能猜测：这也许是对三国为敌多年的惩罚，也许是他必须以此作为对各国的酬劳。
等这场浩劫终于结束，班超在此驻留半年，直到秩序恢复。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已经全部在汉王朝的统率之下。
第二年，汉皇帝下诏表彰班超“出入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益易］宿耻”的丰功伟绩，封班超为定远侯，“封侯万里”的预言成为现实。
班超的雄心未必至此为止，他把目光又投向了远方。
他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向远在天边的大秦——古罗马帝国派出自己的使节。
使节甘英跋涉万里，穿过中亚辽阔的土地，直至地中海东岸。
可是，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这位勇敢的旅行者退缩了。
在听取安息人关于航行的巨大困难和不可预知的危险的报告后，甘英决定返回。
这次失之交臂的邂逅成为现代学者们不休的话题。
也许是安息人为了垄断丝绸之路巨大的中转利益而故意设置障碍，也许是漫长的跋涉使甘英感到厌倦，也许是久居中原的汉人对海洋的天生隔膜，也许大秦真的太远了，以至于他不再相信真的可以到达……人们设想，如果东西两大文明在那时相遇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局面，会给历史带来怎样的改变，然而，这一切都被一片现代人看来只是一个“洗澡盆”的并不宽阔的海阻挡了。
也许甘英在归途中会为自己未能完成使命而忐忑不安，然而此时班超已经不会怪罪他了。
他已经七十岁了，衰老和多年征战的伤痛正在摧毁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变得疲惫和柔弱，一直渴望远方的眼睛开始回望故乡。
他再次向皇帝上奏，说衰老和病弱使他已无法履行职责，他还表示了对中原和亲人的思念。
他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前回到故土，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求生入玉门关。
在奏章的最后，他请求允许幼子班勇随外国使臣入京，让这个生长异域的年青人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国是什么样子。
对于朝中的君臣，班超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离开洛阳已经太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没见过他。
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就是西域的一部分，就像雪山或沙漠那样，理所当然地将永远存在下去。
现在，他们才醒悟到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也会衰老，并且已经衰老。
年轻的皇帝很受感动，但他害怕没有班超的西域又将陷入混乱，于是班超不得不又等待了两年，在他和家人一再请求下，他终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
班超告诫他的继任者任尚——一位在与羌人作战中功勋卓著的将军——西域民情复杂，易散难聚，而他能依靠的部下又往往是些道德并不完美的人，不要过多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制造矛盾，苛刻和严厉不如公正和宽容更有效。
他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
三十年前，他就是从这条路开始他的奋斗。
那时这条路荒凉冷寂，到处隐伏着战乱和危险。
而现在，兵营、驿站和烽火台守望着的大道上，商贾络绎，一片和平景象。
昔日随他西行的部下已经消靡殆尽，归途上只有他一个人。
他不仅如愿进入了玉门关，而且回到了京城洛阳。
这里繁华一如昨日，然而却不能不让他感到物是人非——他的大哥班固已经成为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死于牢狱，妹妹班昭也寡居多年，而当朝天子已经换了两个。
他得到英雄的礼遇，被任命为射声校尉——禁卫军弓箭兵团司令官。
但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荣誉而已。
他已经病入膏肓，在回到洛阳一个月后，班超去世了。
继任者任尚把班超的忠告当作老生常谈，这个迷信武力的将军，很快就为他的贪暴（这位败军之将后来因为贪污过甚掉了脑袋）蒙受了耻辱。
短短五年内，西域全境叛乱，玉门关的大门再次关闭，西域又一次失去了。
班超之子班勇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继承了他的刚强勇敢的品质，他曾经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
保证了丝路的畅通，“至此西域遂不复绝”。
然而他得到的同情和信任却比他的父亲更少。
在一次冤狱中，班勇被罢免职。
西域的局面变得不可收拾。
从此之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直到强大的唐朝军队再次将红旗插上天山，重新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而这已经是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整整五百年之后。
班超在生前和死后都是孤独的，他的功业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气、坚韧和智慧。
没多少人理解，除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是什么推动了他远在天边的绝域长达三十年的奋斗。
他的儿子仍然要面对用兵西域有何益处的质问。
在中原人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丝毫用处，只意味着没完没了地花钱，无穷无尽的麻烦，“夷狄之民”毫无信义可言，在这个国用日促，危机四伏的年代，“威德遍于四海”简直就是好大喜功和痴人说梦。
后世的文人墨客更是把班超作为舍本逐末、求名忘生的嘲讽对象——如晁补之词“……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似乎可怕的不是庸碌一生，而是不能寿终家宅。
作了亡国奴的王船山，则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班超肆意辱骂，称之为吹牛大王和野心家。
在日益因循苟且、精神萎顿、信心衰退、思想封闭的漫长历史中，班超的身影越走越远。
这里是丝绸之路。
这条连接欧亚的长路见证了两千年历史的沧桑之变，多种文化在此交汇，无数活剧在这里上演，这条路经过多少胡商贩客，驿马戍卒，弘法的僧侣，求道的信徒。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道路，独一无二的道路。
班超只是这条漫漫长路上一个匆匆而过的独行者。
后汉书的特点
《后汉书》传记人物时，缘于史书性质，基本上还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的，不再赘述；然其中亦大量地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概括起来讲，有序旨提要、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和侧面描写等。
《后汉书》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
例如，《严光传》描写刘秀称帝后，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然严光召至而不就。
刘秀去看望他，他却躺着不起来，叫他，不应，当晚，二人同床共枕，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
这些细节的描写，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
《梁鸿传》中写梁鸿少时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邻居，赔不起人家，便给人家作奴，足见其耿介旷达的隐士风范。
又如《光武皇帝本纪》中写道：刘秀的亲叔伯兄长刘演（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刘玄）忌恨而受害，他听说后，“自父城驰诣宛谢。
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
”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了刘秀隐忍、狡诈的性格特征。
再如《刘玄传》中写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
”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
当然，上述等等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
《后汉书》还常用侧面描写——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谣等以记传人物。
如《李膺传》载：“荀爽常就谒膺，因为其御。
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若此”；李膺遭党锢之祸死后，“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不及于谴。
毅乃慨然曰：‘本为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
’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借别人的言行以见李膺的节烈高义、德高望重。
再如，欲着郑玄的学问品德，便借助名流马融、何休的喟叹赞美；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水利，兴垦殖，着有政绩，时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汉元帝时为南阳太守，有政绩），故南阳为之语赞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一段话，可视作他为《后汉书》作的序：“详观古今着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
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辩，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
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
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
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
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
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文中可见范晔对《后汉书》自视颇高，显现了他对自己着作的历史、思想及文学价值的认识，尤其中意于其文学价值。
客观而论，《后汉书》的确也是富于多种文化价值的史学名着。
，《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
《后汉书》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贬责。
《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
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着；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
《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
《党锢列传》中写李膺受陷害，遭党锢之祸时，拒不逃避，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
”从容就死。
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
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及遭党祸，亦慷慨就死：“其母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
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
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这是一幅舍生取义、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
显然，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
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
东汉中叶，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
如桓帝与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计议杀了梁翼，五人俱被封为侯。
于是，他们居功自傲，把持朝纲，穷奢极欲，祸国殃民。
《后汉书》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范晔在《后汉书》中，承袭了《史记》中的《滑稽》、《日者》、《龟策》而创制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并首创了《列女传》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拘于正统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等等，足见范晔着史书的科学态度和才华胆识，非班固等所能比拟。
至于后世史家承袭《列女传》体例而将其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比范晔的编着思想正统却逊色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