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的生平事迹
卒于福建省泉州市。
原籍浙江平湖，从祖辈起移居天津。
李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之人，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的口碑。
李筱楼晚年喜好内典（佛经），尤其耽爱禅。
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尤其是李叔同）影响极大。
童年时，李叔同常见僧人来家中诵经和拜忏，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做袈裟，扮成和尚，口诵佛号。
他儿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
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
虽只有八九岁光景，他居然能理解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悟性已赶上了二十岁的贾宝玉。
李叔同五岁失怙（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俞氏（津门茶商之女）结婚。
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
因此在当局者眼中李叔同乃是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他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
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
但由于校内新旧思想相争激烈，校方禁止学生阅读莫部分杂志、报纸，激起学生的愤怒，与校方发生了冲突，蔡元培先生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但无效果，于是带领学生和积极教师毅然离开南洋公学，李叔同也在离开的学生之中。
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10年李叔同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
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
1912年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并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
同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
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美术主任教习。
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
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另据余秋雨《庙宇》，李叔同曾经居于五磊寺。
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 号，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困难于万一”等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
出家后(15张) 李叔同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
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
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
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
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
从留存的《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可窥见一斑。
《自画像》估计是出国前所绘，画风细腻缜密，表情描写细致入微，类似清末融合中西的宫廷肖像画，有较高的写实能力。
《素描头像》是木炭画，手法简练而泼辣。
《裸女》受其师黑田清辉影响，造型准确，色彩鲜明丰富,有些接近于印象主义，近看似不经意,远看晶莹明澈。
书法是李叔同毕生的爱好，青年时致力于临碑。
他的书法作品有《游艺》、《勇猛精进》等。
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
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
李叔同创作的《送别》也广为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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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祖籍浙江，客居天津。
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
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号弘一。
李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清光绪六年（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天津，父亲李世珍是名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
李世珍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
李叔同为其三姨太所生。
在李叔同5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了。
他是在长兄文熙和母亲教导、关怀下成长的。
李叔同7岁就有日诵五百，过目不忘的本领。
9岁学篆刻，就在这一年，他看到一个戏班演出，激起他对京剧的兴趣，当李叔同长成青年，他在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方面，已经有了广博的知识。
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极人生之路，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做了一个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
一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动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割舍，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
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
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
由此可见，书法在他心目中占有的地位了。
弘一习书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
有人将弘一书法风格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初由碑学脱胎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后肉渐减，气渐收，融入楷意；再后来字变修长，呈瘦硬清挺之态。
其实，从大的审美风格来审视弘一的书法，分为出家前和出家后两个阶段，即劲健与平淡两种格调，似乎更为恰当。
为僧以前，弘一书法有绚烂之致，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书风突变，弃之峥嵘圭角，行之以藏锋稚拙，转入禅境的雅逸恬淡，枯寂孤清。
这种巨变，来源于观念上的变化，亦即是人的变化，在俗是李叔同，离俗则是弘一法师，书写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
隔断尘缘的弘一，不再自视为艺术家，作为“写心”的书法艺术，在其观念中自然亦异于以往；握管写字，首先是一种“广结善缘，普传佛法”的宗教活动和需要，而作为艺术的书法已退居其次，书法不再是艺术的自觉产物，而是宗教中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是作者的不自觉表现而又经后人的审美接受才得以实现的。
纵观弘一遗墨，清静似水，恬淡自如，实是禅修的结果。
“刊落锋颖，一味恬静”，清逸的线条泯灭了个性，是禅心的迹化，是期于一种宗教式的“大我”的永恒之境，是造“平淡美”的极致。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宗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
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
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宗教家。
书法是心灵的迹化。
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
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
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
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
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
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
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
……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
这样的欣赏，已经超越了书法的一点一线，而是深入书法的本质——文化观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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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容是著台湾女诗人。
1943年生于四川，1981台湾其首部诗集《七里香》，文坛震动。
其诗作少风云之气，多儿女之情，气息晴朗，情愫纯然，被称作新诗中的“婉约派”。
这首《山月》是感旧伤怀之作。
如她的许多诗作一样，这首诗中流动着一种情绪记忆的色彩，就像古人所说的“睹物思人”、“触景伤情”，诗中充满看似极淡但细品极浓的感伤情调。
这种感伤如似水年华，不经意间触及人心中最隐秘的角落，拨动起灵魂深处的琴弦。
诗的第一节里，“我”踏月入山，为的是什么
为了追忆往昔的情感。
清凉的山风轻拂肌肤，月亮的月华照在身上，感觉是美好怡人的。
在诗的第二节，美好的感觉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看到月下树林隐约的绿色，不觉想起青春的美好。
朦胧的月色下，一切似乎都在林间模糊了，而唤起的是那“可隐、可尽、可别离”、“透明如醇酒”的青春韶华。
山风清冷，而青春如酒，岁月如歌，不禁让人涌起“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感慨。
山中的景致依旧，山月的清凉未改，“我俩多少物换星移的少华”虽然已经变化，但那如醇酒般的青春记忆却不能被忘怀。
月亮是中国人情感寄托的象征，从古至尽，月亮被文人墨客赋予了多样的深情，李白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逸兴，苏轼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感怀。
在诗的第三节，诗人也借助月的意象将自己的情感进一步拓展。
青春不能忘，那一轮月更不能忘，不仅因为那一轮月“照了长城，照了洞庭”，更是因为它在那个特别的夜晚，照进了特别的山林，成了诗人美好记忆的见证，成为记忆往昔的线索。
在最后一节，诗人的情感达到顶点。
往昔是美好的，但终究是不能再得到的“过去”，青春的逝去、美好往昔的消亡令人悲哀。
诗人每每因目睹四月春回的月轮而感时伤怀，而在朦胧的月光照耀下，这种悲哀仿佛被粉碎了，记忆的痛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无数音容笑貌的甜蜜、四月夜里的郁香和次次春回的怅惘。
诗人心中郁结着繁复的情感、无法诉说的思恋，在淡淡的几笔中就被勾勒渲染而出，是喜悦，是悲哀，还是像弘一大师所谓的“悲欢交集”
诗人并没有明确告诉读者答案，而诗作也在情感高潮之外骤然落幕，留给人几多思量、几多怅惘. 从整体结构上看，这首诗用四节分别勾画出游山、青春、月照、怅惘的情绪过渡。
而情绪意念的转换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尤其是空间的大幅度移动，从长城到洞庭再到山林，透过无限感怀与情绪，既展现了诗人丰富的想像力，又揭示出诗人独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人生体验。
这首诗的语言也是很有特点的。
既不刻意制造音尺的等距离划一，也不追求诗行的整齐排列，更不割裂民族语言的完整性。
加之“以”、“可”个别文言词语恰倒好处的运用，使整首诗一如行云流水，行止自如，无勉强雕琢之痕迹。
同时。
此诗创作深受古典词曲影响，韵律和美，各节之间过渡的回环递进技法精进自然，使整首诗笼罩在淡淡的月色之中，读之令人心清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