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律诗排名第一的是哪首
中华文字最大的特点就是简洁而意韵丰富，最能将这种特点发挥到极至的就是中国古诗中的五言绝句，它们每一首都是千古名篇，每一首都美得令人心醉。
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当数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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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
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
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
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
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
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
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
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
有许多东西是好的。
有许多东西是糟粕。
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
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
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
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
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
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
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
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
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
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
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
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
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
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
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
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
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
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
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
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
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
不过是男人附庸。
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
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
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
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
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
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
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
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
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
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
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
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
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
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
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
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
闭关自守，夜郎自大。
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
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
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
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
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
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
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
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
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仁者爱人”。
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
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
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
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
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
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
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
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
试概括出几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
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
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
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
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
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
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
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
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
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
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
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
以权力代替法律。
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
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
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
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
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
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
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
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
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
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
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
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
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
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
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
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
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
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
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
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
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
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
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
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
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
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
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
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
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
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
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
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
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
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
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
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
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
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
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
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
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
但要反对无限拔高。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
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
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
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
还要虚心学习。
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
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
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
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
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
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
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
这是肯定的。
不同在哪里
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
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
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
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
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
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
害了谁
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
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
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
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
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
关于创新。
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
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
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
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创新不易。
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
根深叶茂。
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
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
二要明确方向。
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
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
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三要有宽松环境。
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四要有勇气和意志。
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
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
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
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
总的印象，是太慢了。
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
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
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
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
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
时代不同了。
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
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
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
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
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
有人把千古罪学当成国学，其实把自己也变成了千古罪人。
谈谈你对人类文化传承的理解
人类文化的传承，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人类文化总是适应人类社会的需要，不同的人类社会会需要不同的人类文化。
而人类社会，一定会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
谁知道周作人的生平啊
麻烦告诉我一下
周作人（1885.1.16～1967.5.6），浙江绍兴人。
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
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
“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1939年成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建国后重新从事写作工作。
晚清以降，国势陵夷，内忧外患频仍，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沉重的道义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性质。
同时，又由于受到西方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和“非功利”美学思想的影响，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也受到了重视。
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现代文学观念迁衍的一条基本的线索。
周作人的文学观无疑是矗立在功利主义对面的一个重镇。
他的文学观明显可以分为留日时期、五四文学革命前期和二、三十年代三个时期。
在这几个时期中，其文学观都与功利主义存在着对立、依存和对话的复杂关系。
本文从这个角度着眼，力图凸显周作人文学观的主要品格，并对其作出新的历史评价。
一 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以对晚清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挑战者和批判者的姿态出现，指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根本出路所在。
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他们把人的精神个性看作中国落后的症结。
发现病根，自然就要对症下药，寻求医治的药方。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唤醒国人的觉悟，改造国民的精神呢
他们都强调了“心声”或“精神”的重要性。
在他们看来，最能表达一个民族“心声”的莫过于文学，因此他们要借助文学来改革国民精神。
然而他们又接受了与科学、道德分治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文学观念和“非功利”美学思想的影响，没有急近功利，而是强调文学的“不用之用”。
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写道：“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
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
”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明确提出“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
关于“不用”，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
”所谓“用”，他说：“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 这样，他们的“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就把民族主义的诉求与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结合了起来。
周作人从自己接受的纯文学概念和文学功用观出发，对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进行批判，认为他们不了解文学的真义。
这显然与传统的文学观有关：“古者以文章为经世之业，上宗典经，非足以弼教辅治者莫与于此。
历世因陈，流乃益大。
”像《文心雕龙》本是中国最杰出的文学理论的著作，但还是拘于成见，强调“原道”、“征圣”、“宗经”。
刘勰在序言中说，他过了三十岁，曾经梦见自己拿着朱红漆的祭器跟着孔子向南走。
并且说：“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
近时文论，他不点名地以陶曾佑的《中国文学之概观》、京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靶子。
认为它们的错误有二：强调治化而导致文学评价标准的失衡，如《中国文学史》言必宗圣，强调文学不能离治化而独存，指译小说为诲淫诲盗。
就是那些提倡新小说的人也中了实用之说的毒：“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
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
”另一错误是持传统的杂文学观，或不能正确认识现今的文类，或贬低小说、词曲等文体。
尽管如此，“二周”与梁启超之间在文学功用观上也是有继承关系的。
周作人后来把话说得很明白：“《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
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思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
不过这只是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
” 周氏兄弟用非功利的文学观念修正了梁启超的观念，表现出了更彻底、更全面的现代性，尽管他们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夸大了文学的作用。
在周氏兄弟以前，王国维率先在中国提倡纯文学和“非功利”的文学观念。
周作人也曾谈到他们与王国维的关系：“王君是国学家，但他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并不是专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们对于他是很有尊敬与希望” 。
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27年，“二十年前”正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应指王氏那些当时堪称空谷足音的哲学、美学论文。
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指责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唯实利之是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
”“吾国论文，久相沿附，非以文章为猥琐之艺，则或比之经纬区宇、弥纶宪彝，天下至文必归名教，说之不衷，姑不具论。
”我们很容易由此想到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中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抨击。
王国维的“非功利”的文学功用观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中以儒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及晚清文坛以文学为新民之道的主流文学观念。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以主要的篇幅批判了中国“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以哲学、艺术为“道德政治之手段”——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
…… 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
“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非杜子美之抱负乎
“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
”非韩退之之忠告乎
“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
”非陆务观之悲愤乎
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
至诗人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娼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娼优蓄之。
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
呜呼
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
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
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他把是否以文学为工具看作文学盛衰的原因。
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攻击晚清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工具论倾向，并指斥把文学视为政治、教育的手段：“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
” 王国维坚决反对功利主义，在中国率先旗帜鲜明地倡导建立现代知识制度上的与科学、道德等分治的“纯文学”观念。
从表面上看，“二周”的“不用之用”与王国维的“无用之用” 差不多，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王国维强调的是“无用”，而“二周”更强调“用”。
尽管二者都深受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和非功利美学思想的影响，对文学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但我认为相比较而言，周氏兄弟更多的是梁启超文学观念的继承者。
他们与王国维对文学有着根本不同的诉求，这种不同来自于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观和民族国家观。
可以说，周氏兄弟的文学功用观是对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双重超越，对梁启超的超越使他们的文学观念摆脱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掣肘，对文学作用的理解更贴近了文学自身，为文学深刻地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对王国维的超越是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回应了文学与救亡图存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要求，把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结合起来。
没有这两点，中国现代性的文学观念都无法真正确立。
在周氏兄弟那里，我们清晰地听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二 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们看到晚清以来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并没有带来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到更有必要通过思想启蒙来改造社会意识和民族心性，建设全新的意识形态，从而完成建立独立、统一、富强、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
而文学被认为是进行思想启蒙的最好的工具，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序》中说，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路径是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的，“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
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
” 胡适即从思想启蒙的立场来倡导文学。
他在作于1922年5、6月的《我的歧路》中，叙述过自己在文学革命最初两三年时间里集中精力提倡思想、文艺的原因：“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 1919年7月，他有感于国内一些新潮的知识分子高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而不谈面临的具体的政治问题，便忍不住开始发表谈政治的论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可他仍然坚持启蒙主义的文学主张—— 我们至今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
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
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
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
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
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
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陈独秀更是从政治革命的立场来倡导文学革命的。
面对晚清以来几次大的政治变革的失败，陈独秀认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动也。
……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
” 伦理思想深刻地影响于政治，如儒家的三纲之说，为中国封建伦理、政治的基础，而自由、平等、独立的学说为西方伦理、政治的基础；因此他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 他正是着眼于精神的革新，来从事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的。
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得十分明白——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
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
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
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进行文学革命就是要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的自觉，为政治革命准备基础。
周作人同样从思想革命的视野提出他的文学革命主张。
1918年12月，他发表论文《人的文学》，揭橥“人的文学”大旗，倡导人道主义的文学。
接着，他又提醒道：“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他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
” 他又站在启蒙的立场，从内容方面着眼，提倡“普遍”、“真挚”的“平民文学”。
在这些文章中，周作人明确地把思想革命的要求与文学革命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对文学革命的思想基础进行了更高、更具理论涵括盖力的理论概括，把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新文学明确了与旧文学在基本的思想原则上的歧异。
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观念表现出了功利主义倾向，似乎只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学观念的发展，实际上两者之间有了质的区别。
首先，在思想基础上，梁启超倡导文学改良的目的是“新一国之民”，没有把建立在个性解放基础上的人的觉醒视为根本；相对而言，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学观念是以人为本，其思想基础是周作人所说的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人道主义。
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受到了建立在知、情、意三分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注意到了文学的独立性的问题。
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就是文学革命中第一篇论述纯文学与杂文学不同的专门论文。
他区别了“文字”与“文学”，把纯文学与杂文学区别开来，同时也是把文学从杂文学担负的各种职能中解脱出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
由于“文以载道”妨碍了文学的独立性，贬低、压抑了作家的自我，是中国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最大阻力，故在文学革命中受到广泛的批判。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批评韩愈“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
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
余尝谓唐宋八家之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指出，“文以载道”之说，“不知道是道，文是文。
二者万难并作一谈。
若必如八股家之奉《四书》《五经》为文学宝库，而生吞活剥孔孟之言，尽举一切‘先王后世禹汤文武’种种可厌之名词，而堆砌之于纸上，始可称之为文。
则‘文’之一字，何妨付诸消灭。
” 尽管如此，从思想革命的要求出发，把文学当作传播新思想的工具，这种文学观念仍然是功利主义的；并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些弊病，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中存在的观念化倾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文以载道”这一命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求载封建之道，二是把文学看作一种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学倡导者们反对的主要是载封建之道，并没有真正反对这一观念中的把文学当作解决思想文化问题工具的文学精神，虽然他们由于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也不无几分犹豫。
甚至可以说，他们把文学视为思想启蒙工具的本身仍体现着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
不过，他们的文学观与传统的功利主义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其要求传载的新思想不像“文以载道”的“道”那样是超验的，而是一定要经过个人的体认。
这个不同来自他们普遍接受的个人主义观念。
刘半农说得明白：“尝谓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
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
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
” 周作人毕竟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提出对文学革命的要求的，也很容易导致忽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特点。
不过，在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中，他是唯一的一个始终注意维护文学自身独立性的批评家。
在与《人的文学》同作于1918年的《平民的文学》一文中，他把自己称为“人生艺术派”，“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所以有别。
”其目的，“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
“人生艺术派”与“人的文学”相比，便明显地多了“艺术”的标识，表明他注意到了“人的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的局限。
在稍早发表于1918年5月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他称二叶亭四迷为“人生的艺术派”，砚友社为“艺术的艺术派”。
由此可见，他提出“人生艺术派”的主张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启示。
1920年1月，周作人在北平少年学会发表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演讲，正式对“人生派”的功利主义倾向提出警告，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
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
艺术家的全心只在制作纯粹的艺术品上，不必顾及人世的种种问题：譬如做景泰蓝或雕玉的工人，能够做出最美丽精巧的美术品，他的职务便已尽了，于别人有什么用处，他可以不问了。
这“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固然是许多学问进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艺上，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
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
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
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
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
表面上看起来，他对“人生派”和“艺术派”都打了板子，其实他的话主要是针对“人生派”的。
因为“人生派”是当时新文学的主流，他说这样的话是出于对“人生派”功利主义倾向的警觉的。
在文学革命的最初几年中，由于过分强调“为人生”，初期的新文学创作——如“问题小说”——中，已经出现了忽视情思和艺术表现的倾向。
周作人开始与新文学主流的功利主义倾向分道扬镳。
三 以《新文学的要求》为标志，周作人开始由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人的文学”走向“个性的文学”。
“个性的文学”是我借用他的一篇同名的随笔的名字，指称其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文学观。
《个性的文学》发表于1921年1月，他认定文学首先应该表现作家自己的个性，他的结论是：“（1）创作不宜完全抹煞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
（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
” 从本体论上来说，“个性的文学”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文学观。
把文学看作作家内心真实而自然的流露，那么在文学功用观上自然就会强调“非功利”，至少也会大大淡化功利性的要求。
周作人试图通过坚守“个性”，反对“工具论”来抵制功利主义文学。
二十年代周氏的文艺思想主要反映在《自己的园地》和《谈龙集》两个集子里，他在《文艺上的宽容》（1922年）一文中正式提出：“文艺以自我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的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
” 他继续对新文学中日见抬头的功利主义倾向表示不满，在《〈自己的园地〉序》中他说：“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
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
” 他的文艺观的理论原型，是蔼理斯（Havelock Ellis）自我表现的文艺本体论与托尔斯泰“情绪感染说”的文艺功用观的联合 ，不过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自在主导倾向上的意义。
这样既实现了“自己表现”，又给文艺的社会功用留下了一定的位置。
他强调，“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在“自己的园地”里，“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
他否定“为人生的文艺思想”：“‘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
”认为文艺以“个人为主义，表现情思而成为艺术”，而读者“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他把自我表现作为建设文艺“理想国”的准则。
正是因为个性各异，他要求“文艺上的宽容”，说“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
反对主张自己的判断而忽视他人的“自我”的不宽容态度。
由此，他进一步主张文艺批评是“主观的欣赏”、“抒情的论文”，要“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
在他看来，人们凭着共同的情感，可以理解一切作品，但是后天养成的趣味千差万别，无可奈何。
故他说文艺作品的“绝对的真价我们是不能估定的”。
从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学观与革命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为了密切文学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使文学成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从而把五四新文学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发动了文化批判，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把文艺视为政治革命的工具，为此高度强调世界观的作用，甚至要求作家放弃自己的个性去表现既定的政治观念，大大强化了文学的功利主义色彩。
连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都被讥为“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的落伍者，那么作为弟弟本人的周作人更是落伍的活标本了。
栖身于艺术之塔，写一些以趣味为主的小品文，似乎更是玩物丧志的证明。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受到了几次来自左翼文坛的直接攻击。
周作人则通过建立系统化、有序化的文艺思想来为自己辩护，同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给左翼的革命文学以回击。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是周作人表明自己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他自我表现的文学观。
他宣称：“文学是无用的东西。
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
里面，没有多大的鼓动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
” 任何一种文学观都要接受文学史的检验。
那么，如何解释文学史上那些具有鼓动作用的文学作品呢
他解释道：“欲使文学有用也可以，但那样已是变相的文学了。
椅子原是为写字用的，然而，以前的议员们岂不是曾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
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
文学亦然。
” 他区分了文学上的“言志”派和“载道”派的对立，并以此来评判新文学。
那么，自我表现的文学自然是“言志”派的文学，是文学的正宗。
他把左翼革命文学看作是八股文和试帖诗之类在现代的翻版。
他努力沟通古代文学和新文学之间的联系，把新文学的发达归功于对公安派、竟陵派“言志”传统的继承，把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视为自我表现文学的标志。
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抄录了他一系列文章的要义，讽刺了那些现代“载道的老少同志”。
周作人特别喜欢骂韩愈，批评韩文的纰缪和八股腔，讽刺韩文为滥调古文的楷模，原因就在于韩愈喜欢在文章里讲道统，把自己当作“正宗的教长，努力于统制思想”，他的势力影响深远，至今弥漫于全国上下。
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自从韩愈好在文章里面讲道统而后，讲道统的风气遂成为载道派永远去不掉的老毛病。
文以载道的口号，虽则是到宋人才提出的，但他只是承接着韩愈的系统而已。
” 周作人在《瓜豆集》的《题记》中明确指出自己骂韩愈是因为觉得当时“读经卫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韩文公的伙计也” 。
他引用《草木虫鱼·小引》中的话：“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边还有一对蜡烛，左派和右派。
……文学无用，而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
” 他用“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的格言，说明文学是不革命的，能革命的就不必需要文艺或宗教。
他旁敲侧击地把左翼文艺界对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讥之为古已有之的“文字狱”、“官骂文章”之新的发展。
革命文学与文学革命之间是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的，它们都把文学看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
如果像革命宣传所说的，革命和政治能够更好地为人生，那么自然就有权力来要求文学为革命和政治服务了。
然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受到了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注意到文学的独立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的个性，载的是自己之道。
而很多革命文学论者急近功利，把文学看作是特定的集体事业的一部分，高度强调世界观的作用，淡化作家的个性。
因此，从二十年代末期以降，公式化、概念化一直是革命文学难以祛除的顽疾。
周作人这时的文论大都带有和革命文学作家论争的色彩，他不免抬高自己的嗓门，并语含讥讽，把文学的“非功利”说得有些过火。
其实，他并不是要排斥功利，他曾修正其对“言志”与“载道”的分别：“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
” “载自己的道”的重要意义在于超越了“功利”与“非功利”的简单对立，把“功利”与“功利主义”区别开来。
从留日时期以来，他一直坚持“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
尽管1928年以后更多地退回书斋，他依然坚持了启蒙主义的创作道路。
赋得永久的悔好词好句都有哪些
朱自清在《哪里走》一文中的基本态度是：他当时考虑得最多的不是社会政局问题，而是首要考虑他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及个人的“逃路”问题。
他说他既不能走革命和反革命的道路，只能采取“超然”的态度，“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于是他选定了一条研究“国学”之路。
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使他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而能让他的家境得以维持但又不受良心的谴责，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布尔乔亚”的选择。
《哪里走》原文：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
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
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
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常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
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
但哪里走呢?或者，哪里走呢!......我们的路活在这时代的中国里的，总该比四万万还多——Bourd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人数，总该也不少。
他们这些人怎么活着?他们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觉的，暂时还在跟着老路走。
他们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遗老，绅士等;或是还没有发现新路，只盲目地照传统做着，如穷乡僻壤的农工等——时代的波浪还没有猛烈地向他们冲去，他们是不会意识着什么新的需要的。
但遗老，绅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时代的洪流终于要泛滥到淹没了地上每一个细孔;所以这两种在我看都只是暂时的。
我现在所要提出的，却是除此以外的人;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
他们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这相反的两面实以阶级为背景，我想不用讳言。
以现在的形势论：一方面虽还只在零碎Strugdgle，却有一个整齐战线;另一方面呢，虽说是总动员，却是分裂了旗帜各自拿着一块走，多少仍带着封建的精神的。
他们战线的散漫参差，已渐渐显现出来了。
暂时的成败，我固然不敢说;但最后的运命，似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如上文所论。
我所要申述的，是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
这文化不用说是都市的。
说到现在中国的都市，我觉得最热闹的，最重要的，是广州，汉口，上海，北京四处，南京虽是新都，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月来的南方政局可知。
若容我粗枝大叶地区分，我想说广州，汉口是这时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虽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时却代表着这时代的文化，便与广州，汉口不同。
它们是这时代的两个文化中心。
我不想论政治，故也不想论广州，汉口;况且我也不熟悉这两个都市，遗迹都还不曾一到呢。
北京是我两年来住居的地方，见闻自然较近些。
上海的新气象，我虽还没有看见，但从报纸，杂志上，从南来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点儿。
我便想就这两处，指出我说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
我并不是板起脸来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虽然简陋，或者也还不妨的。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
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
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
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
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
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
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
这样，对于实际政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
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究竟，理乱总有使你不能不闻的一天;但总结账的日子既还没有到来，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搁着，又算什么呢?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
这种情形是历史的事实;我想我们现在多少是在给这件历史的事实，提供一个新例子。
不过我得指出，学术，文学，艺术，在一个兴盛的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的，那是个顺势，不足为奇;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交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
它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说是Bourgeoisie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交通的关系，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
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新月异。
这是向来的情形。
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
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见Bourgeoise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疯狂;贿，假使我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
他们似乎在提供着这种享乐的风气。
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
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
但懂得这道理的，能有几人?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级味?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
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时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
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
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
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
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
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
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少的新作家。
所以颇有兴旺之象。
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
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撑这个场面。
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大长远的势力。
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
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下去。
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
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
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
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
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
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
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
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
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这自然也有辩解。
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
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
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
而Petty Bourd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
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
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
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
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
因而文学书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
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
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
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
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
陈西滢先生在他的《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
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
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
但这原是我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
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
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不以为然。
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
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
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
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史的偏见。
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最是明白。
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
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运动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
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
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
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
所以我猜，此后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
这就是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
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
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
而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
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
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例。
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些，因之，更为安静些。
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
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
可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
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他的洋画去收藏的。
(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
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
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
自然，科学，艺术的范围极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
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
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
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
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
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
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
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
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
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
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
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
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
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
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
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
”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
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
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
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
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哪里走?”“哪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
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烦闷”吧。
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
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
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1928年2月7日作作者简介：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
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
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9年开始发表诗歌。
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
193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
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
1948年8月12日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
《上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书》全文
莫教授道席钧鉴:昔汉武帝《求茂异等诏》尝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近人吴雨僧先生亦尝言：“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尓不羣之人才尤为不易得。
”是故虽贤如周公，尚有吐哺之情；纵圣如宣尼，亦发才难之叹。
昔陈仲则为豫章太守，至即问徐孺子之所在，而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
此皆古之仁人礼贤下士，深知人才之不易得也。
然自古华夏神州即多龙蟠凤逸之士，怀瑾握瑜，具一世之才而不得用武之地者亦时有之。
故杨朱遂有歧路之泣，阮籍乃成穷途之哭。
失意左迁，贾长沙始有吊屈原之赋；落魄飘蓬，温飞卿乃作悲陈琳之诗。
若人果有鲲鹏之志，超世之才，而空抱荆山之玉，和氏之璧，老守穷卢，终不接世，不亦悲乎
沧海汤汤，常有遗珠之恨；乾坤朗朗，岂无饭牛之悲
盖三千宾客之中必有毛遂，百万王土之上定生奇才。
然纵如东方朔之能，直作《上书自荐》；即似李太白之才，亦有《与韩荆州书》。
余因有感于古人怀才不遇而上书自荐之遗意，乃有此书作焉。
昔李斯进谏，论逐客之议为过；蘇君上书，曰：“文者气之所形”。
余一介书生，年将弱冠，本是天公度外之人，而非葛天无怀之氏，今兹上书，血泪成之，词气通脱，亦非小眚。
销愁舒愤，强遣平生有涯之日；论诗谈艺，竟成於时无用之功。
余昔年常怀北窗之思，而今日却成《北门》之叹，人事变化，如海扬尘
匡鼎说诗未尽，戴生解经不穷，切磋拂拭，犹仰昔人，每思先贤，忧伤不已。
钱钟书《谈艺录》序谓：“古人固傅心不死，老我而扪舌犹存。
方将继是，复有谈焉。
”不啻为我而言
呜呼
吾国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古即傅灯不绝，泻瓶有受。
然自清道光之季以还，天下动荡，征战频繁；海水羣飞，神州沸腾。
有识之士或恪守先哲之遗范，思集古今於一身；或放眼世界之文化，欲熔中西为一炉。
一时之间，大师巨子辈出，既承先哲之遗命，又拓学术之新区，其中海宁王静安先生尤具慧眼，独辟蹊径，首以西人之观念研治吾国传统之文化，创获特大，影响甚巨，允为近代学界转旧为新关键捩点之人物。
义宁陈寅恪先生又继观堂而後起，早年以殊族异域之文字考塞外及华夏之历史，中年又深究中古政治制度文化之变迁播演，晚年更创诗史互证法考释明清红妆之生平事迹，均足以开一代之风气。
然龚瑟人《己亥杂诗》尝谓：“祗今绝学真诚绝”（见《龚自珍全集》第十辑），讵料近世大师之後再无大师，前辈之学真成绝学乎
余每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立独行，卓尓不羣，常以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见《孟子集注卷六·滕文公章句下》)之信念自勉，少时即博览诸子百家，如《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正义》、《老子道德经注》、《庄子注疏》、《列子集释》、《楚辞洪兴祖补注》等皆有所览，然惟守先哲“不知为不知”之古训，故不敢妄论先秦典籍。
後余笃志文史，尤好中古已还之文化。
即以词学而论，余尝读王力《诗词格律》、龙沐勋《词学十讲》等以入门，又籍陈亦峯《白雨斋词话》、况夔笙《蕙风词话》、王静安《人间词话》、吴瞿安《词学通论》等以深究历来词家之得失。
同时博览历代名家词集，诸如罗忼烈笺注之清真词、徐培均笺注之淮海居士长短句、夏承焘吴熊和编年笺注之放翁词、邓广铭笺注之稼轩词等是也。
至於零散所读之词话词作更不可胜计矣。
词学如此，诗、散文、杂剧、小说等亦然，举一或可以概其馀，兹不赘述矣。
此外，余亦笃好近世大师名家之著述，诸如钱钟书之《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及陈寅恪之《金明馆丛稿》、《元白诗笺证稿》、《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是也。
至於王静安、章太炎、梁任公、刘师培、鲁迅、闻一多、朱光潜、冯友兰等诸名家之著述亦多有涉猎，兹不具述矣。
呜呼，昔陈寅恪先生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尝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又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呜呼，余少时即怀守死善道之精义，後又抱河汾续命之遐想，仰古圣先贤之高风，慕大师巨子之遗范，纵不自量力，亦毕力学问，愿为吾国一代学术所托命之人
然余岂料心守伧僧之旧义，竟转如枯槐之蚁聚，独索冥行，渺渺无依，其中所经之痛苦、所遭之非议虽千言万语亦难道得十之一二。
而今忧伤憔悴，栖栖遑遑，目力渐衰，形单影只，纵治学有心，恨求学无路，徒以诗词遣愤，强於病榻缠绵耳
略附拙词《贺新郎》二首，病中呓语，草草成章，纵不足以言词，亦庶几可知心中之一二痛苦也。
拙词如下：我欲佯狂走。
痛悲歌，江湖落拓，醉他杯酒。
往事悠悠弹指过，转眼形容消瘦。
记不起、从前师友。
一笑东坡还为口，问平生，事业荒唐否
时日尽、滴残漏
诗词湖海飘零久。
叹年年，悬梁刺股，岂知昏昼
纵使病愁难豹隐，那忍牛衣湿透，徒泣血、空文何有
黄卷寒灯思破牖，怅人间，辛苦谁甘受
风雨夜，卧龙吼
浩叹千秋後，哭穷途，神仙姑射，欲攀难够
不会余心曽九死，寒雨凄风杯酒。
歧路泣、杨朱吾友。
泪眼天涯无去处，问人间海岛从何走
辛苦尽、断肠否
制鲸碧海空闲手。
怅平生，飘零万事，那堪回首
纵使杜陵肝胆在，终古词人消瘦。
对落日，悲凉依旧。
文化中兴徒寄梦，想湘潭、寂寞灵均久。
多少恨，析心剖
呜呼，昔王观堂先生《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尝谓：“窃又闻之，国家兴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
天不欲亡之中国之学术，则於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
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
”余尝纵观吾国百馀年来学术之发展，其中笃守学术矢志不渝者颇不乏人，然而成就大小不可以一概论。
考其因由，则知此非惟学力，亦关天意
观王静安受罗雪堂之资助东游日本求学，陈寅恪得吴宓之举荐入清华任教，钱钟书得罗家伦之赏识入清华求学之例庶可知也。
今诵“独为神州惜大儒”之句不禁潸然泪下矣
余尝效钱钟书《谈艺录》之体，以文言行笔，作《白雨斋词话论》、《蕙风词话论》、《人间词话论》、《清真词论》、《纳兰词论》、《人间词论》、《宋元戏剧史论》、《西厢记论》、《中国小说史略论》、《谈艺录论》、《管锥编论》，又仿陈寅恪《论韩愈》之体作《陈寅恪论》，并质之於某大学古典文学教师。
其与同事共读罢，觉余之学识不在硕士生之下，又激赏余之心志抱负，因告余曰：当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南京莫砺锋教授、北京袁行霈教授及傅璇琮教授三子允为一代大家，以君之才学若能随此三子求学，自当前途无量矣
呜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於是乎，及至高中肄业，余遂负笈南京，走访南大文学院，敬扣先生办公室，惜乎，竟未得一面之缘
後余与南大文学院毕业生谈论良久，其人自愧不如，但觉年华虚度，光阴蹉跎，并告余曰：“以君之才学，余於南大四年亦不曾见矣。
”乍闻此语，不禁悲欣交集。
余毕力学术，专心求学，终稍有所得，此为欣也；然治学之心有馀，求学之路无从，岂不悲哉
余尝读先生《唐宋诗歌论集》一书，高文卓识，目光如炬，叹服不已。
然余所至感者则在《後记》中一小节，先生记曰：“岁月不居，我已年过知非，而思师千帆先生则已于今年六月遽归道山。
追思往日承训之乐，百感交集，不知所言。
”呜呼，千帆先生公推为当代国学大师，先生尚有承训之乐，反思我辈，冥行独索，偶有疑惑，不知从何人求教；偶有所得，亦不知与何人商榷，涕泣更不知何从矣
至此，恭祝先生安康，盼祷拔冗见告。
先生茍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晚生：某某 顿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