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总书记提了哪些要求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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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面有哪些意见建议
每个企业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即使相同的问题对不同的企业也会有不同的对策，为您转载下面资料，仅供参考： 一、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改制和发展，特别是在产权多元化的趋势下，企业党建工作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党建工作软化。
有的企业认为抓党建应该以经济利益为主，有时间抓一抓，没时间放一放，没有精力抓党建，基础建设薄弱；有的企业组织活动无经费、无场所、无器材、无内容，活动难开展；有的企业经营状况不佳，职工思想缓散，组织功能弱化，党员作用难发挥，优秀青年等待观望，党员的培养发展出现断层，甚至存在多年不发展党员的现象；有的企业行政领导兼任党委（支部）书记，主抓生产经营，对党建工作既无经验，也无精力，组织意识不强；有的企业既不开党委（支部）会，也不开董事会，主要领导说了算，组织机构濒临瘫痪；有的企业党务干部政工职称不享受待遇，酬薪明显低于同级别的经营管理人员，致使部分优秀党务人才流失，即使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也不安心，不尽心；有些企业改制，机构精减，人员分流，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成为重点，党务干部“兼职化”、“业余化”问题突出。
二是组织功能弱化。
党的基层组织应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员应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但是企业改制后，特别是企业性质改变后，企业只注重在“做大做强”上做文章，却不愿在党建工作上下功夫。
有的认为企业应以经济利益为主，党建工作要服从于经济建设，党组织成了企业的附属机构，党建工作变“矮”了；有的认为企业重大问题应由董事会决策，而忽视了组织的存在，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领导分工负责制难以实现，党委（支部）职能变“瘦”了；有的认为企业抓党建与抓经营相冲突，重生产，轻党建，党课教育难落实，党内活动难开展，党组织变“虚”了；有的认为企业设了组织就得设职位，政治工作是虚的，经济效益才是真的，党建工作变“多”了，等等。
这些消极思想、模糊认识的存在，极易形成党政关系不顺、组织功能弱化、党建工作无力等问题，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不顺，党建务“虚”，行政务“实”，党组织从事的是“软”工作，经营部门创收是“硬”指标，组织活动与行政管理两夹皮，导致组织参与决策难、监督难、活动难。
三是党性观念淡化。
随着国有企业的逐步发展和改制力度的不断加大，下岗分流、自谋出路的流动党员和退休党员数量不断增多，教育管理难度增大。
有些企业尤其是困难企业因受教育经费、活动场所的限制，组织活动难开展；有些企业根据下岗分流党员分布情况，动员他们将组织关系转至党员居住地，但由于企业党组织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协调衔接不到位，有些街道、社区不愿接纳 “外来党员”；有些企业的党员分流后，外出务工地点不确定，随意流动性大，党组织难以形成科学有效的管理；有些企业的下岗分流党员长期外出务工，不与组织联系，党组织不好管理；有些企业的党员下岗分流后，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对组织失去信心，党性观念淡薄，不愿参加活动；有些企业的组织部门教育管理滞后，没有及时调整组织设置，导致下岗分流和退休党员没了“家”，成了“三不”党员。
四是处理问题简化。
在国有企业改制进程中，由于部分党员因岗位调整,个人利益发生变化,下岗分流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事关个人生活的重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聚众上访，给企业和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有的企业管理层实行年薪制，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多万甚至几十万元，而一线员工工资较低，收入差距拉大；有的企业改制重组或变相入股，国有资产流失，职工分流下岗；有的企业重要岗位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复杂，利用职务之便捞取好处；有的企业在重大工程招投标、大额度资金使用、大宗物资采购、产品销售等重大问题上搞“个人说了算”，兹生腐败问题等等，职工群众对此反映较大。
二、主要对策 （一）不断强化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充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
国有企业一般设有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等领导机构，作为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国有企业，党组织虽不是以经营管理为主的行政领导核心，却是政治领导核心，起着把握大局、统领全局、指航引路的作用，如果没有组织的把关与监督，就容易形成“集权领导”、搞“一人说了算”，领导班子就握不紧拳头，拧不成绳，组织没有凝聚力，工作没有战斗力，说话没有感召力。
因此，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合理编配班子成员和党务人员，把政治觉悟高、党性观念强、思想道德纯、自身形象好的干部调配到党务部门工作。
党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做到活动有场所，经费有保障，组织经常化，形式多样化，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使命感，激发广大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做大做强企业。
建立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定期组织，多方沟通，加强团结，增进友谊，提高组织领导能力和班子的团结协作能力；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班子成员找查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意见，加强党内监督，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力。
坚持党组织“三会一课”制度，使党员管理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员素质。
落实党员对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保证党员始终在组织的管理监督之下，认真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及时发现和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不断强化国有企业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国有企业党组织不同于地方政府党组织，地方政府党组织是组织领导核心，而国有企业党组织是政治领导核心，这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和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决定的。
因此，国有企业党组织注意处理好党组织与董事会的关系，发挥重大问题决策的“参与者”职能；处理好党组织与经理层的关系，发挥决策执行的“监督者”职能；处理好企业内部各种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发挥党群部门的“协调者”职能；处理好党组织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发挥政治核心的“领导者”职能。
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关键：一是管方向。
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党组织的书记是由董事长或总经理或经理兼任的，在行政上是最高领导，在组织生活中，他又是书记，要管好方向掌好舵，在企业中承担着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责任，在重大问题决策中要把好政治关、导向关。
二是管思想。
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与发展，职工的身分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思想比较活跃，聚众上访人员增多，书记要领导党群部门共同负责做好职工的思想稳定工作，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的素质建设。
三是管培训。
党群部门要负责企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工作，创造拴心留人“软环境”，吸纳、培养和留用优秀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和智力保障。
四是管协调。
负责协调企业各方利益，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统筹各方力量，化解利益矛盾，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三）不断强化国有企业党员管理，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国有企业党员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是下岗分流党员和离退休党员，这部分党员，有的尚未找到新的岗位，待业在家，不好管理；有的就地打零工，职业不固定，流动性大，不好掌握；有的自谋职业当老板、干个体，对原单位怨气较大，不好交流；有的远赴他乡，长期外出务工，不好联络；有的离退休党员年长体衰，行动不便，活动不好组织；有的离退休党员异地居住，长期不联系，党费不好收交等。
要加强这些党员的管理，发挥好党员带头作用，一是要管好预备党员。
预备党员刚步入党员行列，干劲大，热情高，有朝气，好管理，只要加强教育培养，提高思想觉悟，加深对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就能够健康成长，做出应有的成绩。
二是要管好在职党员。
在职党员是企业的主体，是先进性的代表，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巾帼建功示范岗”等岗位，争先创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三是要管好待岗党员。
由于待岗党员容易产生“无人管”、“没人要”思想，党员不服管、单位不想管的问题比较突出。
要管好待岗党员，就必须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经常走访慰问，建立相应档案，思想上常帮助，组织上常关心，生活上常照顾，积极为他们推荐就业岗位，解决现实问题。
四是要管好流动党员。
流动党员因外出时间、地点、职业不确定，流动性较大，利益上不受单位约束，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如果党员外出时间、地点、职业相对固定，且所去单位党组织健全的，应将组织关系介绍信转入所去单位党组织；流动党员所去单位党组织不健全的，应将组织关系开转到单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党组织。
异地自谋职业、定居、外出培训学习连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可由所在党组织出具党员证明信，交所去单位党组织；外出时间超过6个月、暂时不能开转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应到所在单位党支部领取《流动党员活动证》。
广泛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活动，使流动党员异地有“家”，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
五是要管好离退休党员。
离退休党员因年龄偏大，自理能力较差，需要人员照顾，有的投靠子女，异地居住；有的年长体衰，行动不便，无法参加组织生活；有的生活困难，不能按时交纳党费等。
对离退休党员和分流下岗党员流动到社区的，实行社区管理；加强企业党建与社区党建的协调衔接，街道、社区居委会要主动接纳流动党员，履行好教育管理职责，党组织要经常登门走访，及时了解掌握党员生活情况，从思想、生活和学习上给予帮助，让他们在精神上感受到党的温暖。
（四）不断强化国有企业处事能力，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企业党组织的形象好不好，党员的身影正不正，关键还要看党内民主监督的作用强不强。
反之，组织的处事能力就弱，形象就差，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就不能发挥。
一是要加强反腐倡廉工作。
要通过企业改制、机制转换、制度规范、管理创新等，建立健全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良好机制。
二是要增强民主监督意识。
充分发挥经营管理人员、科技人员、营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机关、基层设立由各阶层普通党员兼任的民主监督小组，全方位的实施民主监督，尊重职工党员在企业发展中的首创精神，采取有效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引导和发动职工党员在《公司法》、《劳动法》和《工会法》等法律框架下，真正成为企业改革发展的支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
三是要提高扶贫帮困能力。
切实关注特困职工、双下岗职工以及老、弱、病、残、遗属等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努力做到精神上给予慰籍、感情上给予关怀、生活上给予照顾。
四是强化职工技能培训。
筹措培训资金、建立培训基地、加强人才培养、组织技能考核等措施，向下岗职工发布、传递就业信息，帮助职工提高竞争能力，使之竞聘能上岗、在岗能增收、转岗能适应、下岗创业能成功。
改革共识基本破裂读后感
一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这包括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
二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
要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逐步实现以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为基础，重点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划清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
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
重点是合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研究将部分高能耗、高排放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三是进一步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
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逐步将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四是进一步理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深化社会领域改革。
这包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在国企改革中的意义
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其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工行方案显然更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4月21日，新华社公布了经国务院批准后的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家支持与自身努力相结合，改革与管理、发展并重的原则，稳步推进整体改制工作。
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使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
国务院同时对工行的改革提出了三点要求：实行更加严格的外部监管和考核，确保国家资本金的安全并获得合理回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内部改革，全面加强风险控制；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要严肃追究银行内部有关人员的责任，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不法行为。
方案公布后，评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注资规模。
由于工行的资产几乎是中行和建行的总和，而后二者在去年初分获225亿美元注资，因此市场普遍预期工行的注资将在300亿美元以上，如今工行只获150亿注资，不免让市场观察人士大跌眼镜。
数字的变化映射出决策层关注点的变化。
一年前，中、建两行的注资模式是：财政部对两行的所有者权益全部用来冲抵两行的损失类贷款，中央汇金公司再另行注资225亿美元作为资本金。
这意味着原来的单一股东财政部退出股东行列，而汇金成为新的单一股东和股权多元化的对象。
此种设计，一次性将中、建两行的损失类贷款清零，再继之以对可疑类贷款的再度剥离和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两行的不良贷款率如过山车般下滑，整体财务报表也随即容光焕发。
这对于两行吸纳新股东和上市意义重大，丑女变成靓女是出嫁的前提，获得的嫁妆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于，银行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改革三步曲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本身
就改革设计者而言，答案当然是清楚的，去年1月注资中、建时，国务院明确宣布：加快深化内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是这次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关键。
本次注资工行，国务院再次重申：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但在实践中，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视远逊于对财务重组和股改上市的倾心，这不免给人以本末倒置之感。
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职后，《财经》杂志对建设银行一年多来的公司治理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读后着实令人唏嘘。
这里仅举一条——从去年9月建设银行股份公司成立后到今年3月张恩照去职，公司只开过三次董事会，而党委会却开会多达几十次，因为建行明文规定董事会要向党委会汇报，实际运行中则是所有事情都在党委会研究确定，专职董事均不是党委成员，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一无所知。
去年9月建行股份公司成立时，人们对该公司的公司治理颇多期望，对当时两名独立董事（一为资深金融学者、一为外籍金融名宿）的作用也寄予想象，但现在看来，建行在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总体而言步子迈得似乎还不够大，正如中、建、工三大国有银行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所言，张恩照事件暴露的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操守问题。
其实，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银行改革思路本身亦有值得检讨的地方，通过引入海外战略投资人和上市来倒逼国有银行改革的想法现实性究竟如何，亦需重新考量。
事实上，在国有银行改革三步走战略启动之前，这种倒逼思路已经在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实践，但是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巨头上市经年，其公司治理到底改善了多少，相信市场人士心中自有判断。
去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去年10月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闪电互换”事件，显现出的不仅是海外上市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苍白，而且引起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结构等问题的广泛争议。
而此前的移动资费事件、BP清空中石油股票事件，则说明境外投资者，无论是散户还是所谓的“战略投资者”，看中的其实都是上市国企及其所在行业的垄断利润，对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看来他们不是不感兴趣就是有心无力（因为持股太少）。
从以上背景出发来审视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我们感到决策层对金融改革的规律性已有了较深入的把握。
为什么注资金额是150亿而不是300亿美元或者更多
因为决策层意识到财务重组和上市只是手段，目的是建立以规范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特征的现代金融企业。
由是，工商银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像中、建两行那样由公共资金冲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经营利润逐步核销，政府的注资只是帮助其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及格线。
这样一个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工行的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显然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工行方案与中、建方案的另一个不同是财政部的角色变化。
注资工行后，财政部由单一股东变为与汇金公司各持50％股份，共同影响工行此后的命运，而注资中、建后，财政部股权清零，汇金成为两行的单一股东，此后的股改由汇金操持。
以上变化意味着什么
由于目前披露的信息实在有限，我们无法对此作出更多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工行是拥有中国金融资产总和近1／5的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决策层对工行的改革将比中、建两行更加谨慎。
当然，市场对150亿美元的注资金额和工行股改方案有着多种版本的解读，我们也并不排除政府再度注资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1998年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再造的成功与否，决定性的力量只能来自内部，而最需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就是银行高管的身份认知问题。
银行家和政府官员遵循的完全是两套规则，如果银行的每一个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由政府来任命的话，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恐怕就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这也是张恩照事件最值得吸取的教训。
怎样理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事关利益群体和社会公平效率,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和措施得当,取得了积极成效.与会代表认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从企业打破铁饭碗开始,着眼调动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竞争力,引入市场观念和机制,向管理人才、关键岗位和特殊人才倾斜,向劳动力市场接轨.二是实行业绩与年薪挂钩,规范分配和激励制度,减少了人才流失,创造了企业的活力.三是基本形成了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收入能增能减机制、行业差距在缩小的局面.尽管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都是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可以在改革中探索,在发展中完善.四是企业由单一的按劳分配逐步向按生产要素分配健康过渡.二、正确理解和认识央企同地方企业收入分配的差距、行业之间的差距、企业内部的差距,对于消除社会各界的不必要的误解至关重要.研讨会分析并强调了有关分配差距与平均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是社会分配结果.不同的劳动具有不同的价值,知识经济突出了知识的价值,市场经济要求各种要素要参与收益分配.二是收入分配差距不等于分配不公.分配不公是违反了市场规律,造成分配秩序的混乱.由于国家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同,各阶层之间的差异、职工队伍的构成不同等原因,行业存在差距是合理的可能的,但是要坚持市场的标准才能判明行业差距的合理性,减少认知的盲从性和偏见性.三是坚持十七大的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分配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正确的公平观应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强调起点和规则公平,要纠正过程的不公平,不能强调结果公平.四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五要清醒认识到,劳动、知识、技术、专利、经营、管理和资本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对收入分配制度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新矛盾.比如,无形资产如何作价入股,年薪的基础年薪与效益年薪的比例,股权激励的份额等问题,企业年金的运营与监管.三、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有待深化,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形成部门联合协调机制.研讨会认为,要继续进行企业的人事、劳动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人事、劳动制度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收入分配制度重在构建人才留得住,冗员流得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研讨会建议,一要完善岗位工资制,优化岗位设计、明确岗位职责、明确岗位待遇,以岗定薪,竞争上岗,岗变薪变.二是重在构建一个合理的工资结构,这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又是一项当务之急的改革工作.三要完善薪酬福利制度,严格控制薪酬增长比例,扩大董事会试点,逐步形成由董事会决定经营者选聘和薪酬激励.完善监督制度,加强监事会的监督工作.三要认真遵守劳动合同法,加强国家层面的劳动协调三方机制运行,全面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设立不同行业的工资指导线,建立国有企业工资稳定增长机制,落实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四要改革工效挂钩制度,实施工资总额预算机制.五要加强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进一步规范经营者年薪制,确保社会透明度和员工知情权.六要探讨央企年金税收政策优惠措施,减少企业成本支出.四、企业年金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企业应据实启动和完善,受托机构应规范和提高运营水平.与会代表认为,企业年金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企业年金是一项利国利企又利民的重要制度安排.要形成政府与市场、单位与个人的责任分担机制.因此,一是确保国企尤其央企将原有的职工补充养老保险转换到企业年金制度上,并推动中央企业年金的规范建立和完善.允许国有企业结合企业的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在移交进度、方式等方面有一定灵活度,切实做到依法规范、平稳衔接,有利于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二是受托机构应完善管理制度和提高经营水平,禁止任意压低或者不收管理费用,严禁不正当竞争以争夺年金合同,市场参与各方应共同维护市场秩序.进行优势集中的制度安排,形成规模效应,降低管理成本,努力提高企业年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