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贪污套现的文章后,读后感怎么写
我们这个世是越来越花世界了，经济的发展、科步、物质文化的花样，令人眩晕，而自己做为一名党员干部如何做到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提高理论和党性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党员的高尚品格、秉公用权呢
最近抽空阅读了《反腐倡廉教育读本》一书并做了自我反省和沉思，得到了以下四点体会。
一、坚定理想和信念，抵制各种诱惑 在这个千变万化的缤纷世界，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力无处不在，我们如果不能确立明智健康的生活原则，就很有可能被诱惑所俘虏，成为物欲的奴隶，严重的还可能滑向罪恶的深渊。
书中描述了南雄市林业系统的刘云剑、刘建光和广东市东建事业公司原总经理区志江违纪案剖析，那些腐败的贪官，为满足自己的恶行膨胀物质欲望，他们的动机只有一个：更多的钱，更多的享受。
本来享受华衣美食，一切现代文明的成果，并不是罪过，我们反对的是：贪欲，就是说为了追求更多的一己享受而不顾道德和法律。
如果我们靠自己努力来享受现代物质文化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正当权利。
但l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享受当做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和全部生活内容，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们不做，当今社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生活得很幸福，象“XX年得印度大海啸”、“5、12四川汶山大地震”……，世界上还有很多贫穷、战争、灾祸、不平等，我们应该为消除这些东西去努力。
茂名市法制局局长卢忠仁一生清廉从政，从不懂得享受，他把全部的精力和爱奉献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把努力工作视为人生快乐，把为民解忧当作人生享受，把清正廉明看作人生幸福，在卢所长看来，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一日三餐，冬棉夏单，生活其实不需要太多，过度享受，会损坏我们的身体，我们为什麽一定要在吃下满腹脂肪又去减肥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天地间之福人者”，的确“莫如多”各种诱惑是坚定理想信念的蛀蚁，“理想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而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的诱惑，让我们冷一些，淡一些。
二、坚持“不义之财不能捞，不以贪为宝” 古人云：两田千倾，日食三升；大厦千间，夜卧八尺，党员干部本该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廉洁自律的本色。
把官看透了，就是责任；把权看透了，就是义务，做到心不贪，嘴不谗、手不伸，为党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
记得明代思想家吕坤说：“贪，是第一可贱可耻的”东西，刘云剑、李建光等涉案人员的贪欲与恶搅在一起，坏了一生人品。
科学家曾通过实验发现：贪食和“没记性”是鱼“只件饵不见钩”的原因，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为自己敲醒警钟，不能做谗鱼，由于贪食而失去记忆，成为犯罪分子的钩上物。
我不否认有过发财、过更好生活的愿望，问题在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人活一生，应该有比求富贵更高的追求。
一位世界大公司的老板说过，你不能一天同时穿两件衬衫，过度的物质享受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求人格的完美而不是贪婪，以及贪婪所带来的自私、刻毒、欺诈、背信弃义。
在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不悔于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三、建立惩防体系，加强监督管理 学习教育走过场，制度建设跟不上，个人逃避监督管理、组织疏于管理这正是刘云剑、和李建光等人违纪走向深渊的原因。
他们的案例再次给我敲想了警钟：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和道德法律，人人放纵，那个团体非得掏空、挖空，在我们的工作中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观重要。
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惩防、预防危险。
从科室员工的来源情况来看，分别有60、70、80三个年代的，他们从五湖四海能聚到这里，能一块工作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要学会惜缘、助缘，在日常相处中如有观点、意见不一致时，不要吵闹，学会换位思考，宽容待人。
把思想教育关口前移，坚持党的“三会一课”的教育；党员自我评议；管理水平\\\/专业能力的交流会、研讨会；正反面媒体教材的观看和分小组对《忏悔录》等影片观后感进行探讨；教育科室员工要：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吸取前人的教训，引以为界。
所有员工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途径从各个方面剖析自己，领导干部更要率先做到“回头看“实现检验自查。
这样惩防体系才建立健全，并能得到真地发挥，各监督主体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权利运行机制 四、加强理论学习和党纪政纪不放松 在新的形式下，一些消极的腐败的思维又从新萌芽，会给我们管理者带来新的考验，因此我们自己既要加强理论学习，提升认知能力和管理水平，在中心领导干部培育下，股份公司的改革，既要求我们从严治党，不要任其发展，纪律的“防线一旦被突破，原则将一步步丧失。
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一定要与坚持“三个代表”为思想指导，自觉强化纪律，以破坏科室形象的”八荣八耻“的行为可耻，作到知法、懂法、带头遵己守法。
时刻做到自立、自省、自警、自动、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修养、管理水平，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明辨是非，建立立场，才能牢记使命，认真履行好领导赋予的重任。
贪污套现读后感怎么写
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象花花世界了，经济的发展、科学进步、物质文化的花样翻新，令人眩晕，而自己做为一名党员干部如何做到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提高理论和党性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党员的高尚品格、秉公用权呢
最近抽空阅读了《反腐倡廉教育读本》一书并做了自我反省和沉思，得到了以下四点体会。
一、坚定理想和信念，抵制各种诱惑在这个千变万化的缤纷世界，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力无处不在，我们如果不能确立明智健康的生活原则，就很有可能被诱惑所俘虏，成为物欲的奴隶，严重的还可能滑向罪恶的深渊。
书中描述了南雄市林业系统的刘云剑、刘建光和广东市东建事业公司原总经理区志江违纪案剖析，那些腐败的贪官，为满足自己的恶行膨胀物质欲望，他们的动机只有一个：更多的钱，更多的享受。
本来享受华衣美食，一切现代文明的成果，并不是罪过，我们反对的是：贪欲，就是说为了追求更多的一己享受而不顾道德和法律。
如果我们靠自己努力来享受现代物质文化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正当权利。
但l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享受当做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和全部生活内容，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们不做，当今社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生活得很幸福，象“XX年得印度大海啸”、“5、12四川汶山大地震”……，世界上还有很多贫穷、战争、灾祸、不平等，我们应该为消除这些东西去努力。
茂名市法制局局长卢忠仁一生清廉从政，从不懂得享受，他把全部的精力和爱奉献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把努力工作视为人生快乐，把为民解忧当作人生享受，把清正廉明看作人生幸福，在卢所长看来，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一日三餐，冬棉夏单，生活其实不需要太多，过度享受，会损坏我们的身体，我们为什麽一定要在吃下满腹脂肪又去减肥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天地间之福人者”，的确“莫如多”各种诱惑是坚定理想信念的蛀蚁，“理想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而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的诱惑，让我们冷一些，淡一些。
二、坚持“不义之财不能捞，不以贪为宝”古人云：两田千倾，日食三升；大厦千间，夜卧八尺，党员干部本该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廉洁自律的本色。
把官看透了，就是责任；把权看透了，就是义务，做到心不贪，嘴不谗、手不伸，为党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
记得明代思想家吕坤说：“贪，是第一可贱可耻的”东西，刘云剑、李建光等涉案人员的贪欲与恶搅在一起，坏了一生人品。
科学家曾通过实验发现：贪食和“没记性”是鱼“只件饵不见钩”的原因，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为自己敲醒警钟，不能做谗鱼，由于贪食而失去记忆，成为犯罪分子的钩上物。
我不否认有过发财、过更好生活的愿望，问题在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人活一生，应该有比求富贵更高的追求。
一位世界大公司的老板说过，你不能一天同时穿两件衬衫，过度的物质享受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求人格的完美而不是贪婪，以及贪婪所带来的自私、刻毒、欺诈、背信弃义。
在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不悔于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三、建立惩防体系，加强监督管理学习教育走过场，制度建设跟不上，个人逃避监督管理、组织疏于管理这正是刘云剑、和李建光等人违纪走向深渊的原因。
他们的案例再次给我敲想了警钟：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和道德法律，人人放纵，那个团体非得掏空、挖空，在我们的工作中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观重要。
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惩防、预防危险。
从科室员工的来源情况来看，分别有60、70、80三个年代的，他们从五湖四海能聚到这里，能一块工作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要学会惜缘、助缘，在日常相处中如有观点、意见不一致时，不要吵闹，学会换位思考，宽容待人。
把思想教育关口前移，坚持党的“三会一课”的教育；党员自我评议；管理水平\\\/专业能力的交流会、研讨会；正反面媒体教材的观看和分小组对《忏悔录》等影片观后感进行探讨；教育科室员工要：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吸取前人的教训，引以为界。
所有员工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途径从各个方面剖析自己，领导干部更要率先做到“回头看“实现检验自查。
这样惩防体系才建立健全，并能得到真地发挥，各监督主体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权利运行机制四、加强理论学习和党纪政纪不放松在新的形式下，一些消极的腐败的思维又从新萌芽，会给我们管理者带来新的考验，因此我们自己既要加强理论学习，提升认知能力和管理水平，在中心领导干部培育下，股份公司的改革，既要求我们从严治党，不要任其发展，纪律的“防线一旦被突破，原则将一步步丧失。
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一定要与坚持“三个代表”为思想指导，自觉强化纪律，以破坏科室形象的”八荣八耻“的行为可耻，作到知法、懂法、带头遵己守法。
时刻做到自立、自省、自警、自动、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修养、管理水平，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明辨是非，建立立场，才能牢记使命，认真履行好领导赋予的重任。
无德公民目无法纪 服膺潜规则 就是腐败沃土或温床
[无德公民目无法纪 服膺潜规则 就是腐败沃土或温床]无德公民目无法纪 服膺潜规则 就是腐败沃土或温床 邓继焦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男子张某与网友见面后发生关系，因涉嫌嫖娼被西安市灞桥分局十里铺派出所民警带回派出所，无德公民目无法纪 服膺潜规则 就是腐败沃土或温床。
民警说，开票据就罚8000元，不开票据就罚4000元。
三年前，笔者在故乡县医院查体，收单者示知：要发票需全额，不要发票可打折……笔者没要发票，国家损失税收，却让相关医生用公共医疗设备干私活中饱私囊。
看来，医院此种潜规则已然规则化了；类例多多。
合谋“双赢”，必须牺牲第三方或公利吗
再即主动送买安全感以求放心者，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就称：“大多是患者主动送给医生，医生勒索红包的很少。
”（11月9日《济南时报》B4语录【世相百态】） 再看一例—— 前不久，笔者找一个关系帮忙老是办不成。
送礼，人家不收；送张购物卡也给退了回来，真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求助朋友，朋友说：“既然他软硬不吃，那么咱就来个‘隐形’送礼。
”笔者忙问如何隐形，朋友说给他的手机充上2000元话费，然后给他发个短信告诉他一声，绝对能搞定。
笔者如法炮制，第二天如愿以偿地签了字。
笔者不解，就问朋友为什么有如此把握。
朋友笑笑说：“别的礼能退，话费可不能退啊
再说，充手机话费谁也不会知道啊
你再找他，他能好意思不给你办吗
这就叫曲线救国。
”（高峰《曲线送礼》，见11月10日《济南时报》封二 时评 世相万千） 那“签”者若真廉洁，完全可如数退款，或交出赃款告他贿赂；他没这样，别说碍于中人情面哈，他其实只是暗期送礼者做得更隐秘更周全些而已。
安于“权力不用过期作废”，2000元都能看在眼里（拒腐也要零容忍），就能被击倒，何以应对更大糖衣炮弹
难免不栽大跟头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谁也不会知道”
朋友不知情
哪怕颜面光鲜亮丽，屁股也终究不干净。
确实，当或无法可依或执法不严成为常态，人情至上，关系优先，要如愿办事，很多国人必须找关系托门子，尽力绕过法律程序或钻法律空子，规则、潜规则一应俱全，为我所用，无所不用其极；在道德虚文与现行体制下，面对巨大诱惑，掌握权力和资源者也难能自律，而且，更悲哀的是，哪怕真想廉洁奉公，也难免被下套，被曲线送礼，被变相拉下水，被枕边风等催迫“权力不用过期作废”……总之是想不腐败都不成
中国潜规则盛行，甚至猛于规则，无德公民目无法纪，服膺潜规则，就是腐败沃土或温床，难辞其咎。
“一个好社会的标志是：除了规则，一切都是零，读后感《无德公民目无法纪 服膺潜规则 就是腐败沃土或温床》。
一个坏社会的标志是：对于规则的制定者来说，一切规则都是零。
”（石述思） @石述思：外电评论：在说话的时候中国人习惯性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做事时又自觉地身处道德的谷底。
如此言行不一又产生了诡辩哲学。
权贵擅伪善，草民喜抱怨。
（10月31日《济南时报》B12语录【微言博义】） @慕容雪村：写了篇读后感：《杀人的问题》。
汉娜·阿伦特是这时代我最尊敬的思想家之一，在引述她的观点时，我做了一些个人的阐释。
我们谴责糟糕的体制，但也必须看到，为体制效力的每个人都要承担起他的责任。
（11月16日《济南时报》B10语录【微言博义】） “笔者”还好意思写出丑事传播，典型二丑，得便宜卖乖，虽迹近揶揄，但也无异于自曝其丑，像极许多以金钱美女等手段“公关”者留下票据证据，一旦不遂己愿就要挟合谋的掌握权力等资源者，哪怕最后鱼死网破捅出举报、曝光，“反水”、“狗咬狗”式“反腐”虽或间接促进反腐，但因道德底气严重不足，并非出于公心、公利，酸葡萄心理根本不具正当性。
这类得意渲染更迹近授经，颇类围观腐败、黄赌毒、凶杀、强奸等恶性案件。
同质化世界里，不但本为诉求自律的道德越发空心化，约束力大为降低，底线沦丧，而且很多人都快成电子人了，多媒体围观，公众架秧子起哄，社会之恶与道德暴力等互为推波助澜，受众潜移默化，难免有人纷纷效尤——正所谓“贪官忏悔录快要成为一种流行文体了”，很有必要剖析贪官贪腐行为，但指望此种忏悔录“教育”大墙内外官员，反腐倡廉至少放错了着力点——正如淘宝走向“哑铃型社会”，被逼转型的淘宝网商尴尬地说：“你得知道我们网店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们已经放弃了电视，平时都呆在电脑前面，甚至连面对面沟通的能力都退化了。
网络是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
我们平时开玩笑说，就看两类新闻：一是强拆，一是强奸。
”（11月7日《济南时报》B12语录【世说新语】）可见电子人的两个新闻兴趣点：一是焦点般闪忽的民生新闻，如热衷关注强拆新闻，一是本能诉求镜像化，如关注强奸新闻。
2 2011年11月10日星期四——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无德公民目无法纪 服膺潜规则 就是腐败沃土或温床〕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事件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
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
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
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
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
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
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
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
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
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
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
允禛篡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暴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暴君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暴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暴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暴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暴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暴君荒淫无道，什么酷刑都想得出。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暴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暴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暴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暴君的重臣，没有他二人，暴君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暴君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暴君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暴君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暴君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暴君，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暴君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暴君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暴君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暴君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暴君“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暴君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暴君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暴君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暴君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很好的摧残，暴君政绩斐然。
雍正十一年(1733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
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
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
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
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
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
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
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
到此无人再敢劝阻。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
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
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
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
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
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
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
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
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
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
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
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
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却说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州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
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
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
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
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
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
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
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
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
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
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
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
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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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全片共12集，免费在线观看和下载全部解说词: 法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像一个美丽的火焰，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还要看有没有所需要的干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主要的“干柴”就是国民的素质和教育。
依法国为例： 受文艺复兴影响的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教派与旧教分庭抗礼，他们争夺儿童和群众的手段就是教育。
通过这场争夺战，各方在教育方法上重视数学、地理、历史，注意采用实物教学和进行练习，着意发展学生的智力。
这使得法国新一代的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创办于1684年的训练初等学校教师的讲习所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师范教育设施，对确保教师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9世纪以前，法国高等教育享有桂冠的荣誉，其学术水平在西欧是很高的。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他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10岁时，父亲因受人陷害逃离瑞士。
卢梭13岁即开始自谋生计。
他当过学徒、杂役，为人抄写过乐谱，做过家庭教师。
寄人篱下所遭受的屈辱和冷遇，长期漂泊不定的贫困生活，培育了卢梭对于残暴和不正义的反抗意识。
1762年，卢梭的长篇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问世。
卢梭在这部构思20年，撰写3年，精思熟虑的杰作中，对当时法国腐朽的政治、宗教特别是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
他提出培养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人的构想，描绘了一幅培养新人的蓝图。
这部长篇檄文刚一发表，就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
法国政府下令逮捕卢梭，焚毁《爱弥儿》。
卢梭被迫逃到瑞士，翌年又出走英国。
1767年，卢梭返回法国，避居于巴黎市郊。
1772年完成了自我评传性的最后一部著作--《忏悔录》。
1778年与世长辞。
卢梭的教育方法被他的同胞，瑞士人裴斯塔洛齐所继承。
瑞士政府首先他的按年龄分组来发展儿童的不同能力的教育方法实行教育。
后德、法、英、意、俄、美等国政府，也纷纷派遣专家和官员前来学习。
裴斯塔洛齐所创建的伊佛东学校成了蜚声欧美的“国际学园”。
有趣的是，瑞士政府首先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美国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卢梭、裴斯塔洛齐教育思想》的运动。
前者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后者成为今天世界上的霸主之一。
1789-1794年法国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执政的各派力量都拟订过方案，其中著名者有康多塞、雷佩尔提和拉瓦锡等人所拟的教育方案。
这些方案虽然在当时都未来得及付诸实行，但对法国教育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康多塞1792年向立法大会提出的方案，不仅给法国而且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讨论19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法国曾在19世纪初有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产生过巨大的能量决非偶然，是整个民族素质急速提高后的能量的一次爆发式发泄。
但法国的教育在拿破仑期间和之后屈服于宗教势力变得越来越保守，宗教势力重新掌握了教育大权。
直到进入20世纪后，宗教思想和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进一步有所削弱，50多个从事教育等方面活动的教会组织被解散，3000多所教会学校被封闭，1905年法国政府明确宣布废止法卢法案。
但此时的法国已经丧失了在国民素质上的优势，尤其是与宗教冲突较大的科学被毁于一旦，终于没有能再次平地而起。
功亏一篑，令人惋惜
德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要落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300多个封建邦国各据一方。
这些邦国，尤其是普鲁士、奥地利等大的邦国，为了强化统治和扩大军事实力，企图通过教育造就忠顺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兵士，所以急于把国民学校管理权从教会转到国家手中并大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
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威登堡和萨克森等邦国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从17世纪开始，大多数邦国都竞相颁布这种法令。
其中以1763年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法令最为著名，它进一步规定5～12岁的儿童必须到学校受教育，否则对家长要课以罚金。
实科中学在德国产生于18世纪初，较英法等国早一个世纪，使得德国人具备了自然科学索要求的严谨和内涵
1708年虔信派信徒席姆勒(Zemmler)在哈勒创办了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中学，以教授数学、物理、力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为主，并辅之以绘画、制图。
此后，德国各城市陆续有人创办这类学校，有的实科中学则增设建筑、商业制造、贸易、经济等科目。
这是一种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型学校。
它排除了教学科目、课程内容的纯古典主义的倾向，适应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需要。
但由于它的毕业生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所以地位很低，所以学生也不多，很快被没有门第观念的美国超过，在科学应用方面输给了美国。
受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在教育上的突出表现是泛爱主义和洪堡德改革。
泛爱主义是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思想和德国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的。
泛爱主义教育家如巴斯多(J.Basedow)、萨耳士曼、堪比等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掌握实际知识、具有泛爱思想、健康、乐观的人，因此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现代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受到重视，采用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注重实物教学。
他们热爱儿童、肯定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反对经院主义、古典主义教育，禁绝体罚，这种方法后来传入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国。
1807-1815年普鲁士施太因-哈登堡改革期间，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洪堡德(K．W．Humboldt)曾出任教育部长，他根据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对各级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积极贯彻裴斯塔洛齐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有所扩充、教学方法有所改进，出现了第斯多惠等著名的教育家。
此后的美国发展的杜威教育方式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等教育方面，实科中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科目，通过考试选择教师，打破了只由教士充任教师的局面。
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较早明确地提出大学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一方面是要发展科学(即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他创办和领导的柏林大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于德国较早地抓教育，国家强大也是来源于方法的更为先进、合理。
这是素质教育的又一明例，和有的人吹嘘的基因、染色体毫无关系
日本真正的崛起之迷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
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
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
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
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
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
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
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
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
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
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
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
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
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
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
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
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
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
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
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
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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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
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美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美国早在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对教育非常重视，到1775年，英属13个殖民地人口不过260万，但已仿效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创办了哈佛、耶鲁等9所学院，教育环境甚至都强过今天的北京市。
殖民地时期的初等教育相当发达。
北部几个殖民地以麻省(Massachusetts)为代表，特别重视普及教育，当局曾于1647年发布法令，规定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于是市镇学校在北部兴起。
这种由地方当局办理、干预教育的做法，超过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教会办学的方针，一举奠定国民素质的优势
在这个世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我们热血沸腾地听着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宪法》所标榜的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
为了普及教育，他们先是采用了英国的兰卡斯特导生制。
1818年兰卡斯特本人还应邀到美国宣讲导生制。
英国式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新国家对教育的要求。
1843年，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才引进了当时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国各地的小学遂开始采用西欧最先进的教学制度。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迈得更快，这期间新成立的大专院校就有二百余所! 它一面学习当时欧洲重视学术的样板——柏林大学，于1876年创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学术研究；一面根据国会于1861年、1890年所通过的二个《摩雷尔法》，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大办农(业)工(艺)学院，很快培养出大批适合工农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当今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由此而来。
工农学院初办时，由于众多贫苦学生求学其中，曾被讥为牧牛娃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
事实证明，穷人的对财富的渴望远远高过富人子弟
这就为美国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当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的欲火被点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啸，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
南北战争以后，公立中学本来是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要求的4年制综合中学，由于此时学生逐年猛增，准备升学者日少而准备就业的日众，所以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公立中学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不仅如此，1880年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工业中学，1888年明尼苏达州首创农业中学，此后各种职业中学不断大量涌现。
欧洲人由于世俗观念而不喜欢职业中学，以生来平等为信念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职业中学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统计，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学生则增加了90倍。
当时的口号是：中等教育为所有适龄青年敞开大门，到1918年时美国高中已发展到2万多所，而12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到1998年才有1万多一点的高中。
由此可见，美国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进的教育。
今天，美国基础教育的方法在杜威式教育法的基础上几经改进，教育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各州都将40%的税收用于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垄断着大约70%左右的专利发明，70%以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
“2061计划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它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趋势。
为此计划，美国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
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打造21世纪新的美国人。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结论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
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
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
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