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手读后感
小说开始以极平淡，极平静的语言、语调、语气开头，整篇小说都平静地叙说着有关陈小手的故事，在叙说的过程中，作者通过正面的与“老娘”相比，反面的与男性医生相比，以及侧面的呻吟的产妇听到陈小手到来的反应，以及陈小手的坐骑白马的所隐含的寓意等等，有意地集众多美好品格于陈小手一身。
正是这个美好的人物，最后却只有可悲的下场。
这个下场出乎读者的意料，因此，读者先是于作品内强烈地谴责孙传芳“联军”的团长，谴责之余，跳出作品，思考——陈小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下场
他的结局是不是注定要这样
而汪曾祺为什么这样安排
陈小手是被团长打死的，按团长的话——“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
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
你小子太欺负人了
”团长觉得很委屈，因为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陈小手“摸”了。
大家都会觉得着团长太不讲道理，因为：第一，陈小手是被叫来接生的，而且是老娘们束手无策后，团长“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的情况下为了保住两条人命而被叫来的。
第二，接生，哪有不“摸”产妇的道理，而且，就算是“摸”了产妇，也是在接到“许可”才“摸”的，说是许可，其实是命令，而且是威胁的、威吓的命令。
你团长说“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
”，如果保不住大人孩子的话，陈小手必是难逃一劫，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本来有极强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认为男医生坚决不能摸产妇的人也不敢违抗命令，不去摸团长的太太。
第三，这个团长不仅不感激陈小手保住了大人孩子的性命，反而恩将仇报，倒打一耙，打死了陈小手
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极卑鄙的、不为人所耻的行为。
大家将所有的怒火撒向团长，或者团长所代表的军阀，或者那个黑暗的流氓时代。
那么，这些怒火是否熊熊燃向了正确的罪恶对象
笔者认为，一切人类文明的研究不外乎关于人的研究，关于人性的研究，一切我们现在所涉及的，以及将来有意于关注的都将是围绕着人的、以人为中心的行动。
陈小手不是一个人，是作者有意塑造的集众多美好品质于一身的人物符号，他为人正义、坦荡、率真、谦虚、有礼、敬业、与人和睦。
陈小手就像他的坐骑白马一样“浑身雪白”，没有一点杂质，是作者塑造的理想的人性。
团长也不是一个人，是“陈小手”理想的人性的对立面。
整篇小说只是略微的交代了团长的背景，以及他的寥寥数语，而正是他的寥寥数语逼真、完整地展现了他的流氓痞性，也就是人类的邪恶的野蛮的人性。
笔者认为，汪曾祺在这篇小说里就是为我们展现了人性的斗争，而且，最后是以悲哀的结局收场，这可能是作者想要借此讽刺类似团长这样的人，也有可能是看到了社会里人性的残酷，并由此引发的想要敲醒睡在黑屋子里的人的冲动。
笔者认为，读者阅读这样的文章，更多的应该是内省，不是作为个人内省，而是作为人类内省，思考人性。
施耐庵的生平事迹。
施耐庵（1296年1370年）小说家。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浒传》的作者。
出生于江代，兴化白驹场人。
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正确性有所争议，也有查无此人之说。
主要是水浒传一书作者素有争议，有一考为该书根本非施耐庵所写，而是罗贯中所写。
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水浒传》中，将作者写做施耐庵和罗贯中。
读《次北固山下》的感受
[编辑本段]赏析 此诗写冬末春初、作者舟泊北固山下时看到的两岸春景。
先写青山重叠，小路蜿蜒，碧波荡漾，小船轻疾。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描摹长江下游潮涨江阔，波涛滚滚，诗人扬帆东下的壮观，气概豪迈。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为历来传诵的名句，描绘了昼夜和冬春交替过程中的景象和心中的喜悦，由此而引动末句的乡思，以归雁传书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春景和乡思和谐交融。
这首题为《次北固山下》的五律，最早见于唐人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
唐人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时题为《江南意》，但有不少异文：“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
潮平两岸失，风正数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本文系据长期传诵的《次北固山下》。
《河岳英灵集》说诗人王湾“游吴中，作《江南意》（即本诗）。
”诗题作“次北固山下”，意思是泊舟停宿在北固山下，显系即景抒情之作。
“次”字，旅途停顿，此作“停宿”解。
北固山，在今江苏省镇江市北，横插江中，三面临江，形势险固，因以为名。
诗人家住洛阳，漫游江南，“往来吴、楚间（《唐才子传》）”。
这里的俊秀开阔的景色让他大为惊叹。
但是，时近年关，旅次异地，又怎不催人顿起乡关何处之思!诗中透露出诗人丰富、诚挚、热烈而深沉的心灵世界。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诗以对偶句发端，工丽、跳脱。
开篇概写旅况，融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苍茫感。
“客路”，点明自已客游在外，为全诗奠定基调。
异地的旅次使诗人愁肠百结，泊舟北固山下，极目四望：旅客往来的驿路，从山中绕出，逶迤而上，遥接山顶，远远望去，似乎路在青山之外，可知前途尚远;回望长江，江水浩淼，连接天际，那迅疾飘行的小船，似乎一直飘到绿水前边，又隐隐约约寓托着因久别家园而悠然思“乡”之情结。
景色极美，隐含的情极深。
诗人特别注意选取构成画面的典型事物，创造出各种意象，精心安排，各得其所。
“青山”、“绿水”为世俗熟语，顺手拈来置于一个来自北国的南游者的视野之中，新鲜有味，意趣无穷，显得十分贴切自然且富于生活气息，同时又为下面的状物抒情提供了背景缘由和壮阔的审美空间。
寥寥数字，写出了人人眼中之景，道出了人人心里的话，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清新阔远的绝妙图画。
倘是诗人自已的船也在行驶，这些景色恐难领略了。
然而，也正因为诗人泊舟山下，所以留心客路伸出青山，行舟前于绿水。
那逶迤宛转盘桓不尽的江流，如同踌躇烦乱的心思，错综纷繁，无由觅其端绪。
接着，诗人以工笔状写北固山下江面特有的景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 如果说首联写远望,那么颔联则是写近景。
江潮上涨，水势升涌,与岸平齐，水面更显得开阔无边，江中行船顺风，一帆高挂。
“阔”字，指陈空间之辽远，水波漫漫，渺无边际。
空茫静寂，清澹怡适。
“岸”是静的，“帆”是动的，一动一静，形成鲜明的对比。
静中见动，使人愈添静穆之感。
王籍曾在“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美好景色中，便忽然产生了“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的思归之情。
而诗人王湾呢，远离故乡而又行程遥遥，也难免心绪愁悒。
但是这浮动着安恬气息的青山、绿水、平潮、悬帆诸意象中,却蕴含着无比活泼的生机。
境界开阔，江风喜人，一派多么令人惬意的江南水乡风光,更使诗人在观赏体娱中产生多么愉悦的审美快感，慢慢地，也就有了心与物化的和谐，原先愁悒的心绪一转而为欣悦。
清丽的语言，鲜明的意象，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深宛细致的思想感情。
颈联则为千古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上句写虚景，下句写实感。
笔力何等千钧!造意又何等突兀!《河岳英灵集》的撰集者殷潘说：“诗人以来少有此句。
”明代胡应麟在《诗薮 内编》中赞之曰：“形容景物，妙绝千古。
”诗人站在江面上，放眼望去，残夜未尽，一轮红日已从海上涌现，好像残夜带来了太阳，而不是太阳把早晨带来似的。
江南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春天的根芽仿佛从旧年年底就巳埋伏下来。
精致的意象，清亮明丽的意境，融入了诗人深邃的感情。
旧的一天又消逝了，旧的一年也轻轻地溜走了，而自己却仍然远役他乡。
眼前之景越美，越是触动缠绵无尽的乡愁，内心那无比深沉的落寞感也越是慢慢地叠向高峰，使诗意重归到先头那种愁悒、失落、寂寞的境界。
这十个字，构思和炼句都脱尽旧套，翻出新意。
精警、卓荦、自然、妥贴，既不绽露斧痕，而又融洽无间。
可谓极用意处看似不用意，极着力处看似不着力，毫无刻意雕琢之嫌，把江南残冬而早春的景色推至极致。
诗人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过这种生活，是没有办法锤炼出这样的警句的。
无怪乎“张燕公（即宰相张说）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能做诗文的人），令为楷式。
” 尾联“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由感时而转为思乡。
岁暮腊残，神驰故里。
面对眼前“江南佳丽地”,想到自己异乡飘泊的生活,何时才能回到家乡洛阳呢?他那历朝古都的出生地洛阳,有乡亲,有家人,更有事业,------牵萦着游子之心。
离家愈远,思乡之情愈浓,首先闪过诗人脑海的，自然是捎封书信回家，可是转念一想，这乡书如何送去
怎不令人意兴阑珊、衷心愀怆
于是，羁旅愁思追逐而来。
“何处达”三字，隐含着多少造化弄人的伤感啊!此时，看到南雁北归,自然想到雁足传书的典故，便想把这浓浓的乡情让大雁带到家乡洛阳。
乡园既渺不可见，愁思又如斯烦扰，在思归、而未归的矛盾心境中，表现出对家乡的真挚的谴绻和留恋。
这里不言离思,而别意之深长已悠然不尽。
总之，诗篇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多层次地构成了一幅天然绝妙的图画，在一个恢宏、广阔的空间里，引出乡思离情。
情因景见，景因情生，相衬相映，浑然天成，臻至一个真挚强烈的情感与生动独特的客观景物交融一体的艺术境界。
诗情繁富沉郁而迂回不尽，言辞含蓄隽永而婉曲难宣，堪称唐代抒写羁旅行役之名篇。
与“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意思相近的诗词有： 1.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3.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4.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5.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黄帝炎帝是同父异母还是同母异父?
一般，两种说法都纳。
但是，两种说法，同父异母认同度更高炎帝与黄帝是同父异母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
炎帝生母为羌族之女，名曰“女登”。
故以从母得姓之俗而姓姜，名榆罔，按其后世封官“缙云”为氏，其生前为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
其时，部落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沿袭氏族社会旧制，其职称曰“后”，后世以为“帝”、“后”都是君主之称，故以炎帝生前在龙门山焚林垦荒之功，以火色之“赤”称曰“赤帝”，此如《周书》之载。
也有以烈火炎上之性，而谓之“炎帝”。
由于西汉末年以来将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时代名称“神农”与五帝时期的具体历史人物名“炎帝”捏合为一，以倡“炎帝神农氏”之妄说，因而，对炎帝史事、阪泉之战、阪泉地名所在等，都产生了大量的错误解释。
对此，我们有必要分别进行清理、辨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炎帝非神农。
神农，同“有巢”、“燧人”、“伏牺”一样，是先秦史家追述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中，依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在生产生活上所出现的不同历史特点而命称的时代划分名称，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
“神农”之所指，是继“伏牺”之后，社会生产全面发展到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它相当于距今八千年以来到五千年左右的历史阶段，也即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历史阶段。
当然，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其社会发展进步，都不是一刀齐，在不同的地域，其进步总是存在着快慢之分的。
就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发展而言，按现在考古发现的历史证据表明，桑干河流域进入农耕生产时期，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若以全国各地普遍进入农耕生产的时间而计，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的历史上。
故，《尸子》云：“神农氏七十世”。
七十世者，也只是一个约略性的估计年代。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曰：“神农十七世”。
《尸子》成书在前，《吕氏春秋》撰写在后，此或误抄“七十”为“十七”所致，或以为言以“七十世”而太久而改之。
《礼记·曲礼》孔颖达疏引三国时谯周之语，则又是一种说法，言“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
今人读此，或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古人谈及“神农”，会是一人一个说法呢
其实这也本不奇怪。
对于人们知之不详的原始社会历史，有一些探讨性的说法，也并不稀奇。
就像现在，言及古史分期，社会发展史研究者，常用“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之词以作历史分期；古人类学家用“直立人”、“智人”、“现代人”作分期；考古学家则用“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为分期。
具体到各个学者、各种著作的认识又不尽一致。
这对于研究而言是很正常的。
现在，依考古发现的大量证据而言，《尸子》所言的“神农氏”历史时期有“七十世”之久，应该说，大体上是比较正确的。
古人习以三十年为一个世代，七十世相当于两千多年，换言之，《尸子》之说是将距今七千多年到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这一段历史作为“神农氏”历史时期，应该说，这是比较接近于客观历史实际的正确的说法。
“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
对于这一点，中国产生最早的古籍《山海经》也是一证。
《山海经》保存的上古史料是最多的。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址、历史人物葬处、山川、河流、湖泊、古代的物产、飞禽走兽、都有记载，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对于古代具体的历史人物，如黄帝、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都有记载，它就是没有“有巢”、“燧人”、“伏牺”、“神农”这样的历史时代名称。
由此可见，编造“炎帝神农氏”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称，是多么的荒唐
正因为“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所以，在先秦众多古籍中，都有着明确的区分。
这就是，谈到“神农”称“世”，说到黄帝、唐尧、虞舜等用“时”。
例如：《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春秋时，齐桓公已成霸业，欲效帝王行封禅，管仲情知封禅做大，对桓公不利，直理以劝，桓公又不会听从，就灵机一动，将虙羲、神农等一些历史时代名临时“拉”来以充古帝王，编造“受命”、见“祥瑞”方能行封禅，以难桓公。
即使如此，也未将神农与炎帝合而为一。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
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管子·封禅》)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行文述事须分上下长幼而不可以乱言。
古史黄帝、炎帝并提，总是黄帝在前而炎帝在后，从来未有黄、炎颠倒而作“炎黄”者。
因何
黄帝为兄，炎帝为弟，此其一；黄帝姓姬，为少典之嫡出。
炎帝姓姜，在少典为之庶生。
此其二；黄、炎在有熊虽同为军、政首领，然涿鹿之战后，炎帝争权欲分裂有熊，是为不德，因有阪泉三战之败。
此其三；黄帝此后东西南北“以战去战”一统神州，建立文明的国家之制后，虽仍使炎帝主政于南方，但实际上受封“缙云”之职，已为臣属而不为“帝”。
此其四；对于肇造国家文明之制，施行文明教化，发展科技，如统一文字、发展医学理论、制定法律、音律、历法等各方面，炎帝的贡献都远难与黄帝相比。
此其五。
因此，中国历朝历代举行国家祭典，都是将黄帝列入大典的五年“禘”、三年“袷”之中，上配五天神，下陪历代帝王之祖而享祭。
炎帝则无此殊荣，他只是在一年四季的郊祀之中，配南方天神赤帝赤熛怒、四象中朱雀一象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星神、火神而享祭。
唯其如此，古人黄、炎联述，从来都作“黄炎”而从不称“炎黄”，只在刘歆、班固、皇甫谧等人的笔下，才有了颠倒的“炎黄”之辞。
谓于不信，请观史实：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贾逵注：“少典，黄帝、炎帝之先”； 虞翻、唐固注：“少典，黄帝、炎帝之父”； 《国语·周语》：“夫亡者岂繄无宠
皆黄、炎之后也”； 韦昭注：“鲧，黄帝之后也。
共工，炎帝之后也”； 《左传·昭公一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此文所载乃郯子之不详历史的荒唐语，我们引此，是因其祖述“黄、炎”尚有长幼之序而未乱； 《吕氏春秋·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 《新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 炎帝非“神农”。
炎帝是具体的历史人物，神农是一个历史时代名称。
这个问题举凡认真研究历史的古今学者认识都是一致的。
因此，罗琨就说：“在先秦文献中，凡黄帝连言的炎帝或炎，均置于黄帝或黄之后”；“神农一语最早见于晚周，主要用于表示一个历史时代……神农氏时代包括了从原始农业的发明到取得初步发展的漫长历史，它的上限甚至可延伸到农业前夕。
”（罗琨：《‘炎黄’、‘黄炎’与黄帝陵》，载《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一期） 那么，所谓“炎帝神农氏”这种不伦不类的称谓，又是怎么造出来，而又讹传至今的呢
此中，有三个不懂历史而强述史的人物，这里不能不提他们的大名： 第一名，是西汉末年的刘向之子刘歆。
刘向幼年就受到了汉武帝迷信鬼神、言及黄白之术杂书的影响，这些书是刘向之父治淮南王狱时得到的。
宣帝时又欲仿效汉武，刘向言“黄金易成。
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刘向本名）吏。
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前汉书·刘向传》）。
只是，由于刘向之兄赎其罪，才留得一条性命。
刘歆，是刘向诸子中最喜读书的一个，然其自幼所接触到的皆为不少家传方士所编的杂谈鬼神之类怪诞书。
刘歆因读之更钻，常会提出一些连刘向也回答不出来的怪问题。
王莽靠神鬼之说，图谶之谋，篡夺西汉帝位，就靠得是刘歆的谋划，因而被王莽封为“国师”（《前汉书·刘歆传》）。
刘歆先为王莽谋，做了个“假皇帝”，进而又靠造图谶“赤帝行玺某传子黄帝金策书”的所谓“铜匮”天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前汉书·王莽传》）。
刘歆的这种编造，就把赤帝（炎帝）说成是黄帝的父亲了，刘歆为了更进一步拍王莽的马屁，就进而索性将炎帝与神农氏合户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 “炎帝神农氏”之称。
第二名，是后汉的班固。
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原非史官世家，其述史是欲借以美化汉代帝王而获得政治好处。
故班固曾因“私改国史”而下狱。
此后，其弟班超上奏明帝说明班家的述史意图，明帝取其所述之史稿以验，读后很高兴，这才任班固为兰台令史，让其述史的。
无论古今，凡以述史而媚上，为美化当权者服务，就必然要歪曲历史。
而此前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史事的司马迁，已将西汉历史完整地记载到了汉武帝之末，班氏父子欲美化汉代帝王，就必与司马迁对着干：说司马迁述史“是非颇缪于圣人”，其述史“甚多疏略，或有抵啎”（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评语》），其父甚至连司马迁蒙难受刑，也用来做幸灾乐祸的诅咒，言之为“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后汉书·班彪传》）司马迁述史，对汉武帝抨击最烈者，莫过于武帝听信方士公孙卿胡编黄帝成仙不死，因而劳民伤财大兴封禅一十三载，最后振兵释旅途中在涿鹿祭轩辕黄帝陵于桥山，却看到了黄帝冢，这使武帝极为尴尬。
于是，班固述史，一是将桥山笔移至陕北阳周县南；二是篡改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释旅的行军路线；三是凡武帝巡幸经过涿鹿县者一律不载，实在避不过者，就用“独鹿”之名以代；四是开列一个与其所述西汉历史没有丝毫关系的所谓《古今人表》，并自注以“炎帝神农氏”、“炎帝妃生黄帝”之类的胡话；五是在《律历志》中塞入一个歪曲古史系统的所谓《世经》。
如此，“炎帝神农氏”这个荒怪不经的提法，就以“正史”的形式流播于后世。
第三名，就是皇甫谧。
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后在其叔母苦劝之下，始学便“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晋书·皇甫谧传》），不久因患风痹疾而改学医。
二十尚不学，中途又改行。
读书杂乱，而不知分析，以著述为务，必示人以博学。
如此必走东拼西凑、杂相连缀、不足者兼以附会的道路了。
然黄帝史事久远，历史上除司马迁有一个简略之述外，就很少有有系统的史料传世了。
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杂相连缀更加附会的《帝王世纪》就被世人当“宝贝”，其错误乃至荒唐之说广为转述、流传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信，我们可以以他对炎帝之述为例： 神农氏，姜姓也。
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
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
上面这短短的四十七个字，就是杂揉了《国语·晋语》所载晋大夫司空季子的附会，《前汉书·古今人表》及《律历志·世经》的胡诌，《孝经钩命决》的编造而为其文。
如此的《帝王世纪》还能有多少靠得住的东西
炎帝初娶妻于今山西地方之羌女，生女曰“女娃”。
由于部落方国行政首领负责农业生产、天文观察等事，经常在熊耳、龙门、空桑诸山活动。
当其在空桑之山（今山西省五台山）巡视天文观察之际，其爱女思父而独自离家东行欲见炎帝，行至今山西大同地方，落入“大同古湖”尚未完全退尽的泽水之中，溺水而亡。
炎帝因痛失爱女而悲，除命称今山西浑源西南的一条水为“怿女之水”外，其在与黄帝分治南北之时，于河南、山东两地所筑屯兵之邑都命称为“空桑”，以寄托其对爱女的哀思。
炎帝在蚩尤叛乱之初，能以国为重，从太昊之地北上少昊筑邑监视，但由于不敌蚩尤而败回涿鹿不了解黄帝因使骄兵之计，不放他进入轩辕之丘，而在围困蚩尤之际救其到阪泉屯兵以作战防止蚩尤西逃的侧翼之旅的原因，就心生异心，待黄帝战胜蚩尤的喘息未定之际，突然向黄帝发起争权之战，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阪泉之战”。
当黄帝不得已三战将其打败之后，炎帝仍不肯与黄帝和解。
黄帝四面征战，一统华夏以后，就封炎帝为“缙云”之官，与其重新分治南北，使其重新主政于南方。
至此以后，炎帝虽重视发展农业，精心治理南方，并娶赤水之女听訞为妻，生儿育女，与西南各族和谐相处，但却至死也末与黄帝往来。
因此而死葬于湖南。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而言，原始社会由氏族家长制走向部落时期，其产生的“帝、后”双头领导体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型政治制度。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际，其掌握军事领导大权的“帝”取代行政领袖之“后”，成为文明国家制度中的第一代君主，本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炎帝在中华大地统一之前，虽曾是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他对有熊的振兴有功，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南方开发，也曾经做出过很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其在思想上不能够作到“与时偕行”，不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发动与黄帝争权位为实质的“阪泉之战”。
所以，论对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贡献，炎帝是不能与黄帝相提并论的。
希望帮到你，还有问题就追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