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关于《too big to fall》的观后感 帮忙写一下大家
《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是美国HBO电视台于5月23日播出的一部电视电影，改编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同名畅销书，是一部直击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纪实性影片。
此前同题材的影视作品已经出过不少，最优秀的一部是索尼经典2010年出品的纪录片《监守自盗》，以宏观的视角记录了金融海啸的成因以及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而《大而不倒》对事件的深入角度则更微观，以剧情片的方式聚焦了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以及此后美国政府为避免金融动荡为国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做出的救市努力。
影片放大了决策的艰难和阻力以及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性，使得全片以一个高节奏的商战对抗的情节模式向前推进，尤其是前半部分雷曼破产经过的段落，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后半段美国政府通过给各大银行注资的方式购入有毒资产，向中小经营者放贷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则更像是一部好莱坞主旋律电影，其中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国会动员通过援救提案时说的一段话尤为惊心动魄：“信贷支撑着现代经济，缺乏信贷也能摧毁经济，如果不能大胆快速地行动，就会重演30年代的大萧条，只不过这次会更严重，如果不通过方案，下周一就没有经济秩序可言了。
”《大而不倒》之所以被誉为金融界的《2012》，就是因为其对这段关乎美国乃至全世界经济民生的危亡之秋的再现。
《大而不倒》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为中心，打造了一个包括美国政界精英及华尔街巨子在内的群英会，而众多演技派明星的加盟让整部影片星光熠熠，气场十足，其中威廉·赫特扮演亨利·鲍尔森，詹姆斯·伍兹扮演雷曼兄弟公司CEO迪克•富尔德，保罗·吉亚玛提扮演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比尔·普尔曼扮演摩根大通银行CEO詹姆斯·迪蒙，爱德华·阿斯纳扮演股神巴菲特……而影片导演则是曾执导过《狂野之河》、《洛城机密》和《8英里》等片的柯蒂斯·汉森。
对于一部电视电影来说，这可谓是超豪华的阵容了。
这里肯定有对有关人物美化的成分，但还是有一些尖刻的东西值得玩味的，如在雷曼公司破产问题上，鲍尔森浑浑噩噩的手下错过了请英国人施以援手的最佳时机，而迪克•富尔德由一开始的不可一世，到后来不顾一切捞取救命稻草以致遭韩国人唾弃的窘态等等，而忍痛坐视股价狂泻的情景则再现了《华尔街2》中类似的一幕。
《大而不倒》获得了今年艾美奖最佳迷你剧和电视电影的提名，威廉·赫特、詹姆斯·伍兹和保罗·吉亚玛提则分获最佳男主角和男配角的提名。
取材于真实历史的电视电影是HBO的强项，如讲述伊丽莎白一世中老年生活的《伊丽莎白一世》，反映1890年白人对印第安人大屠杀的《魂归伤膝谷》，和记述2000年大选时发生在小布什与戈尔之间的佛州选票丑闻的《选票风波》，都曾在艾美奖上大放异彩。
不过今年《大而不倒》面临的是实力强劲的同门对手，由凯特·温丝莱特主演的《幻世浮生》，前景并不明朗。
inside job是纪录片，来自普通人，非金融业人士的视角。
而本片着重于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决策者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
由于这些决策者本身都曾经是，或依旧是金融业界人士。
在inside job里，他们都是主要的批评目标，其代表就是前财长鲍尔森、现财长盖特纳、联储主席伯南克。
不过，由于立场转变（尤以鲍尔森为甚），决策者必须为经济景气负责（而非为所在公司的董事会负责），而且要依法制定政策。
这意味着他们的政策如果没有先例，没有法规支持，他们就必须获得国会（美国政府立法分支）立法批准。
08年是总统大选年，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执政的共和党在立法环节也犹豫不决，出些差错。
Too big to fail实在是太准确了。
对这些大银行，政府也无法干涉他们的经营策略。
拿到廉价的政府资金，却不贷款给中小企业，而借机收拾小银行。
政府如果不救他们，金融市场崩溃，大家都倒霉。
真是左右为难啊
HBO将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浓缩在98分钟的电影里．决对是一部看上去充满恐怖，悬疑，又很无奈的电影． 金融战斗智斗勇，要有黑帮的能耐，还不能用黑帮的手段． 在看过二部纪录片＂监守自盗 Inside Job＂和迈克尔•摩尔（ Michael Moore）的＂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 Capitalism: A Love Story＂后，再看这部讲述08年次贷危机的事，就更清楚了，更有故事性，更吸引人． 可以用三巨头智斗投行来概括其故事． 财政部长：保尔森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纽约联储主席：盖特纳 保尔森在危机后是当学者了，也算养老了吧，在高盛当老板时已经挣够了，他的高盛背景，也让坊间流传的阴谋论：美国财政部哪一个不是高盛出来的．更进一步得到证实，有空看一看写高盛的作品，听着就震撼． 伯南克能接格老的班的人，你想会是什么样的，片中人显的很内敛． 盖特纳我想是次资危机中表现太出色了，所以接了保尔森的班了．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财长．对中国是决对的有研究． 片中的世外高人股神巴菲特，天啊，哪个投行不给他面子，简直像不管江湖事的隐居大老．保尔森要向他求主意，高盛CEO求他注资帮忙．他却在陪儿孙们吃快餐，太讽刺了． 在介绍各位投行CEO时所用的词语,也很有意思,美林是明显下一个就是他,很务实,没什么办法,只有求自保.高盛深不可测,摩根大通表现最好,它挣钱了.已经买了贝尔.花旗是,不知道谁在控制谁(说明乱啊). 片中还有两个描写中国的细节： 一是中国出卖了俄罗斯，没有联手抛售“两房”的债券.结果还是我们亏损了．俄罗斯抛了,中美战略合作,描述的咱们像主权黑帮一样. 一是中投在谈判时等保尔森的镜头,周西庆和一帮中国人在寒风中抽烟,郁闷啊,当盖特纳说世界上最大主权投资公司中投时,这也太不给中国人面子了,韩国人还给个在办公室谈判的镜头,中投只有这一闪. 片中的说法没什么创新,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为什么那么担心政府干预市场表现的很到位.咱们是政府不能不干预市场,这就是差别.这次的干涉按许小年的言论,怕是对三十年市场改革的否定. (开看 许小年: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金融超限战读后感
[金融超限战读后感]陈志武也不太喜欢郎咸平，这种不喜欢，不是个人好恶层面的，而是学术切磋层面的，金融超限战读后感。
陈志武也很较真，可对政府较真的比较平和，对经济学同事较真的比较严谨，因为陈是潜心学术的，学术必须严谨的较真。
《金融超限战》虽然把问题说的很严重，但关键是说出了问题。
看完之后，再来回顾2006年-2007年这一波牛市，或许真不能简单的以为是经济向好在资本市场里的回应表现。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初已经破产的冰岛，股市也就跌了90%而已，中国从6124-1664，跌去了多少
将近70%%，在亚洲仅次于越南。
这是一个金融体系还没有受到冲击的发展中大国的股市表现吗
郎咸平把06-07年的股市暴涨归结为危机前的回光返照，什么危机
制造业危机。
简单梳理，就是从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升值近20%，劳动合同法在各方面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仓猝推出，导致人力成本增加，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也导致资源要素成本增加，制造业在此轮金融危机蔓延之前其实已经捉襟见肘，度日勉强，只是当时外需还算可以维系，但已经有大量实业资本被迫撤离，寻找更高利润渠道，哪里利润更高
股市，楼市。
如果以此观测，股市作为虚拟经济，上轮股市暴涨和实体经济到底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股市暴涨需要大量资金流动性助推，这种流动性如果是民营经济投资经营环境恶化而流出的闲散资金，股市虚高是实体经济繁荣还是危机前兆
再一个是国际金融炒家问题。
郎教授认为，和日本1989年以后股市长期萧条比较，我们的股市和楼市已经就差半步就将堕入深渊。
楼市继续暴涨，结果很容易明白。
拿股市说，日本在股指最高点之前，也推出了股指期货，然后更关键的是，允许国际金融资本进入成为日经会员，我们现在也刚刚推出股指期货，现在差什么，就差允许国际金融资本进入这一个门槛。
一旦这个门槛放行，中国之前股市的所有经验都将作废。
将有一大批技术派股神们被消灭。
一个股指期货已经足够改变之前的单边市经验，更何况国际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诡异威力。
国际金融炒家，陈志武说不能太过放大这种阴谋论，而应该看到金融开放的很多正面因素。
但这一点我对陈志武持保留的赞同意见。
金融市场肯定需要逐渐开放，但我们不能低估国际投机势力的威力。
以国际油价为例，全球股市狂泻之初，为什么国际油价却能飙升到147美元，然后急转直下，沉沦到35美元以下，这一波大震荡难道是供求关系的影响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经济学永恒论调，到现在是不是需要矫正，加入新的变量
国际油价飙升那段，我们的国有企业算是损失惨重了
现在中石油中石化到处海外抄底，一时风光无二，当初亏损时候的焦头烂额又有谁去问责呢
中石油，中石化，南航，深航，中信泰富，中铝，单单国际油价这一波冲击，套期保值合同，就让很多国企亏损巨大。
（暂别提次级抵押债券）怎么赔的
或者中国企业怎么进套的
郎咸平描述的是很浅显和形象的。
油价涨到80美元了，高盛摩根这些国际金融炒家马前卒，就来怂恿我们了，你看现在油价80美元，你可以跟我签个套期保值合约，半个月后，油价会涨到90，你就会赚很多，读后感《金融超限战读后感》。
国企高管们会想，油价这么高，他忽悠我，不能上当。
结果半个月后，真涨到90了，高盛又来游说了，你看现在90，你跟我签个套期保值合约，半个月后，就涨到100。
国企高管们又想，80我都没有买，真是亏了啊，可现在90更高了，怎么敢买。
结果半个月后，油价真涨到100了，高盛又来了，你赶快跟我签吧，再不签，油价半个月以后就涨到110了，我们已经有些胆儿颤了，买还是不买，这是个问题，结果还是没有买。
结果半个月后，油价就真涨到110了，看着油价从80美元涨到110美元，应该是一件十分折磨人的事情吧。
高盛这时候又来了，还没开口，国企高管就说：您不用说了，我买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赶快签掉了。
很多国企在油价110美元，120美元，130美元附近签了套期保值合同。
油价果然冲到了147美元，最初确实感觉赚翻了。
结果呢，奥巴马突然风雷一转，集结高盛摩根这些投行高管们，开会批判，油价涨到147美元，你们这些国际金融炒家是反了天了吧
还让不让老百姓开车?还让不让我这一届政府混了
其实这是十分双簧的事情，因为奥巴马的民主党背后的支持财团正是华尔街金融资本。
结果从那天开始，油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了。
当油价跌到100美元时，我们多少或许还有触底反弹的幻想，当油价跌到70美元的时候，就只有减少巨亏的希冀了，可油价仍然一泄千里的来到了35美元下方。
郎咸平觉得，国际金融炒家的力量是不可轻视的。
他们能帮助日本1990年之后失去10年，帮助泰国韩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濒于破产，帮助冰岛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初走入冰窟，帮助迪拜09年成为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帮助希腊现在直接用债务危机拖垮欧元，他们也就有能力帮助中国进入水深火热之中。
就股市看，6124到1664的一轮，有数以万计的中产家庭，已经感受到了什么是水深火热，那么是否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过去30年中积累的足够富裕，还能不能抗住下一轮
而在股指期货推出以后，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如尚福林所说的，更加稳健的资本市场。
我们看到的是兄弟阋墙，一个个杀红眼的期货空头们，贪婪垂涎散户们手里仅剩的闲余资金，借着外围市场混乱和国内楼市调控，将股指砸向了更低点。
而这些所谓的期货空头们，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国际金融大鳄们正在无时无刻睁着更血红的眼睛，密切盯着包括基金经理在内的万千勤劳中国人的口袋。
在美元已经开始绞杀欧元的时候，中国也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所谓自助者天助。
如果从此痛下决心，真正站在民生角度，严控国进民退，放开民营经济，提高百姓收入，坚决打压楼市投机，狠心整抓党风党纪，真正推进法制和市场的实际意义上的完善，让普通百姓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中国内需才会提速，财富积累才会继续不断扩大，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才会不断增强，这样，跟国际金融资本大决战的时间，或许将会推后，我们也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善和发展自身的金融体系。
如果仍然满足于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高投资下11.9%的虚幻数据，继续恶化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
或许，我们在能够遇见的未来里，根本看不到下一个6124的出现。
《金融超限战》是郎咸平的书。
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编的，还是书贩子编的。
基本上是他的演讲稿。
章节里重复的内容不少，让人感到罗嗦。
好多内容我以前在网上看过，即使在这个博客里也有收藏。
除了讲金融，还有一大章讲食品行业，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抓住行业本质。
还有一本书《郎咸平说》我也在看。
因为买的都是盗版书，也不知道是不是书贩子乱编的，有些内容和《金融超限战》是重叠的。
我觉得郎咸平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的运行还是有心得的，所以他的一些预言尤其是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预言还是准确的。
最欣赏的是他的微观经济学，外科手术刀式的解剖企业，让人叹服。
以国际化为旗帜，用金融做后盾对别国进行颠覆和掠夺，是当代国际资本大鳄程式化的手段了。
美国，现在这个世界上最贪婪、最虚伪、最无耻的国家就是金融战的策源地，华尔街的大鳄就是幕后的黑手。
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现状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
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Ta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
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
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
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
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
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
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
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
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
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
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
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
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
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
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
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希拉里精英捕获与否决制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
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
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
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
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
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
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
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
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
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
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
（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
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
——译注）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
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
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
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
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
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
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
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
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
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
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
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
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
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
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弗朗西斯·福山不平等与阶级不满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
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
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
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
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
（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
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译注）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
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
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
（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
——译注）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
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
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
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
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
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
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
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
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
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
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
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
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
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奥巴马整饬现状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
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
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
（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
——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
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
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
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
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
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
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
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
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
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
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
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
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
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
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
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克林顿民主在复仇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
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
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
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
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
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
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
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
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
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
——译注）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
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
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
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
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
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
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
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
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
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
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
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
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
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
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
（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
——译注）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
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
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
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
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
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
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
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
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
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