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
40年代的上海，白流苏因嫁了一个败家仔不得不离婚，回娘家住又遭兄嫂白眼，只得考虑再嫁。
经徐太介绍，流苏认识了刚从英国回来的范柳原，两人互相倾慕。
柳原因公去香港，徐大南迁时邀流苏同行，流苏与柳原在香港重逢，坠入爱河。
风流的柳原并没有结婚的打算，流苏不甘妥协回到上海。
柳原来电请她来港相聚，为情驱使的流苏赴港与柳原同居。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柳原去不了英国，两人遂在报上发了结婚启事，倾城的香港成全了他们这段恋情。
爱情，一个女人的爱情，和她获得爱情的过程，一个城市成全了一段婚姻。
只是这样的爱情在别的人写来容易变平庸，张爱玲用凄凉的笔触写来就是经典。
求有关爱心传递的名言（不是宣传语）
《倾城之恋》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提示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
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
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
“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
“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
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
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
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
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
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
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
”[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
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
’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
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
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
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
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
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
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
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
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
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
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
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
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
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
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
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
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
”[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
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
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
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
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
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
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
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
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
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
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
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你年轻么
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
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
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
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
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
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
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
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
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
”[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
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
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
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
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
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
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
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
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
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
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
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
”“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
”“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
”[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
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
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
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
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
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骗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受骗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
[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
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
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
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
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
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
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
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
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
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
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
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
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
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
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
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
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
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
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
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
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
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
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
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
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
《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
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
流苏想过：“空得好
”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
”“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
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
”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
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
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
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
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
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
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
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
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
”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
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
”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
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
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
”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
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
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
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
”[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
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
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
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
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
《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
[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
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
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
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
”[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
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谁知道呢
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
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
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
”[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
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
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
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
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
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
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
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
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
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
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
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
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
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
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
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
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
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
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
”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
”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
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
”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
”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
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
她不由得寒心。
”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
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
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
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
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
”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
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谁能简单概括一下中当代文学史的发展
文是社会的产物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
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
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的文化差异。
语文是文化的载体，词汇是文化信息的浓缩，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直接反映着文化的差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弦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
“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
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
“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
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
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
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正因为如此，中西两种文化在对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
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
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
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我国的群体性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亲友关系，把它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而在西方国家，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
中国人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英美国家，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四世同堂”“合家团圆”，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良言古训；而在英美国家，18岁的子女仍住在家里依靠父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独立生活。
同样，年龄大的父母即使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一般也不会拖累子女，他们往往要住进老人院，由社会关照。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在不相同。
如lo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
“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等。
“老张”，“老王”，透着尊敬和亲热，“张老”“王老”更是尊崇有加。
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
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
“姜还是老的辣”。
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
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
在他们看来，“old” 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
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
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
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
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的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
又如，英美人忌讳莫深的fat一词，见人说fat会令人沮丧不快而且反感。
说到fatmeat（肥肉）多半会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该扔掉的废物。
而中国人见了小孩子说“胖嘟嘟”“胖乎乎”，表示对孩子的喜爱，对成年男子说fat有“发福”之义，对成年女子讲fat有“丰满”之义，都有赞美恭维之意。
日常生活工作中，也经常听到人们说某种东西是块“肥肉”或某差使是个“肥缺”的话语，言下之意是不可多得的东西或是求之不得的位置。
中国人不但不讨厌fat，而且对其赞美有加。
同样的一件事物，不同的文化背影，看法大相径庭。
中国人蔑视狗，因而有“走狗”“狗腿子”“狗东西”“赖皮狗”“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说法。
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则欣赏狗的勇敢和忠诚，对狗的赞誉也屡见不鲜，并把人比作狗。
如aluckdog（幸运儿），love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
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as a dog.。
“累极了”是dog—tired.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除了表现在价值观，习俗差异等外，还与生存环境，宗教信仰，历史典故的不同有关。
1、生存环境方面： 语文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
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
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lv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
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如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歇），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等。
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夏天常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
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
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可爱”“温和” “美好”相连。
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2、宗教信仰方面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语言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
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Go to hell（下地狱吧）这样的诅咒。
3、历史典故方面 英汉两种语文中有大量的由历史典故形成的。
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
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等。
英语中Achilles’heel（唯一致使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 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
（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诸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流通，将各个民族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个企业若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高超的经济和技术手段，而且需要深入了解对象国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
如，在中国，“龙（dragon）” 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
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
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
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作为中学阶段的英语老师，在英语教学中应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中学阶段英语学习给学生带来的干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称呼语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
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
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 Smith”“Auntie Brown”，对方听了会觉得不太顺耳。
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且后面不带姓，只带名，如“Uncle Tom”。
又如学生知道teacher的含义是“老师”，也就相应地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
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汉语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称。
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造成学生的简单理解：王老师＝Teacher Wang.此外还把汉语中习惯上称呼的“唐秘书”“张护士”称为Secretary Tang, Nurse Zhang, 英语国家的人听起来感觉不可思议。
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
2、感谢和答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
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
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
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当别人问是否要吃点或喝点什么时（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eat \\\/ drink?），我们通常习惯于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
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
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含蓄和英语国家人坦荡直率的不同风格。
3、赞美 在英语国家，赞美也常用来作为交谈的引子。
赞美的内容主要有个人的外貌，外表，新买的东西，个人财物，个人在某方面的出色的工作等。
通常称赞别人的外表时只称赞她努力打扮的结果，而不是她的天生丽质。
因此赞美别人发型的很多，赞美别人漂亮头发的很少。
对别人的赞美，最普通的回答是：Thank you.如，A: Your skirt looks nice. B: Thank you. 4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
如在JEFC Book 1 Lesson 16 中有这样的对话：“How old are you,Mrs Read?” “Ah,it’s a secret!”为什么Mrs Read不肯说出自己的年龄呢
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精力充沛，青春永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
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的“你去哪儿
”“你在干什么
”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不受欢迎。
5、打招呼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
”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饭，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
6、节日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
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 Year’s Day）处，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
中国有the Spring Festival,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Mid—Autumn 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 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 fool’s Day（愚人节），Thanks Giving Day（感恩节），Christmas Day（圣诞节）等。
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
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
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
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7、词汇的文化内涵 英语词汇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地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
比如red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英语里有“red—letter days”（节假日）。
尤其在中国，红色象征革命和社会主义等积极意义，但在英语中“red”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 flag”（引人生气的事）。
还有当看到商业英语中的“in the red”，别以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亏损，负债。
在教学中，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学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
比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教学中。
又如：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等。
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压力产生动力 名人故事 和名人名言
有压力才有动力。
我同意这个观点。
只有把压力转变成动力才会努力的去达到目的。
压力本来是一种累赘，它会阻碍你成功的道路，但是你只要能把压力变成动力，那么压力也可以成为你成功道路上的加速器。
你可以举一些逆境出人才的例子，因为逆境下人民的压力自然就大就人才成长的境遇而言，可分为顺境成才和逆境成才。
顺境所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固然有利于人才成长，但逆境也往往是人才成长中经常遭遇而又必须正确面对的境沮。
我国古代不少思想家都认为“多难兴才”，魏派甚至说：“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
”他认为只有逆境才能成才，这有很大的片面性。
但是，逆境成才现象所体现的某种愈义上的规律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人才成长逆筑的成因分析 （一）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政治制度使然 时势可以造英雄，也可以扼杀和阻滞某些特定人才的进步与出现，造成人才成长的逆境。
太平盛世对军事人才需求不足，便不利于人们军事才能的发挥，这是军事人才成长的社会“逆境”；而在社会革命、武装斗争或天下分崩离乱之时，具有军事才能的人应运而生，一展抱负，但这种时代，对于具有科学技术才能和文学艺术特长的人才来说，往往面临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的不利境遇。
可见，“时势”对特定人才的成长也有逆境的一面。
从人类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看，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最不利于人才成长，对人才摧残最严重。
在欧洲中世纪，军队人事制度以封建门第为核心，军官身份是少数贵族的世袭特权，这就堵塞了大量平民及其子弟成为军官并展现和发挥其军事才能的渠道。
我国隋唐后实行．的科举制，实际上是限制人们发挥才能的一个圈套，广大劳动者因生活所迫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根本不可能参加科举走人仕途。
明清时期以八股文取士，应考者只能依葫芦画瓢，替古人立言，不得有独立之思想，科举制成为束缚人们成才的一道枷锁。
这种制度性逆境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
（二）落后的陈腐观念和旧习惯势力使然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陈腐观念和旧习惯势力已经制造了种种逆境，至今仍然束缚着人才的成长进步。
一是论资排辈的习惯性逆境。
德高才隆之士能不能进身其位，要在资历上排次序，“愚贤一概，必与格合”，晋职晋级都要“按照资历往下排，一茬一茬顺着来”。
．资历浅者只好服从安排，苦熬年头，甚至长埋土中。
二是嫉贤妒能的人际逆境。
充满嫉妒的环境，人才难以出头，即使有成就，也不会有成就感，反而感到“窝心”受制。
有的人容不得人才脱颖而出，甚至个别领导也缺乏应有的雅量，，宁可有才之士徒然荒废，也不能让他“冒尖”、“露脸”，以至造成潜人才“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
三是封闭保守的社会文化心理逆境。
中国传统文化把保守、内向的心理品格作为一种自尊的美德，“弄巧不如藏拙”、“切莫班门弄斧”等处世哲学，就是．出于所谓“自尊”的需要。
比如，青年才俊对工作有建议、有点子，在学术上有研究、有见地，甚至对一些权威定论产生怀疑，但是不露半点痕迹，因为一旦“班门弄斧”闹出笑话，岂不丢人现眼，遭人轻薄，失掉“自尊”……。
如此这般，使多少真知灼见化为乌有，又有多少创造才能胎死腹中
不适当地强调自尊，无异于为自己制造精神桎梏与心理逆境。
（三）人才发展中的不平衡使然 长跑比赛中，冲在前面的人往往承受更大的风阻力，或逆风力。
人才的发展进步有着同样的道理，某人一旦功成名就，甚至由此成了公众人物，社会和周围的人们对其关注就比较多，对其期望也－比较高，对其要求就会更加苛刻，这无形中就形成一种压力，也可称为一种“幸福的逆境”。
还有一种“马太效应”造成的逆境：由于人才成长的进度不同，走在前面的显人才，容易得到组织和社会承认，获得荣誉和奖励；那些未出名的潜人才，则难以得到承认，常常陷于“马太效应”的困扰和逆境中。
“马太效应”往往以牺牲潜人才的发展为代价，来促进显人才的发展，从而剥夺了潜人才的发展机会与发展可能。
“马太效应”通过这种“剥夺”机制对潜人才成长制造人为的逆境，起到障碍作用，这不仅压制人才，而且埋没人才。
（四）人才个性特质使然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说：“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个性的，唯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都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之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压束。
”人才的这种鲜明个性常常为旧的传统观念、腐朽社会制度和落后习惯势力所不容，越是卓越的人才越要承受更多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
所以，个性鲜明的人才常常要面临社会逆境的严峻考验，尤其那些立志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更是如此，他们要反叛于腐朽的社会制度，其个性必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
而假若历史上的思想巨人和政治巨人都那么安分守己，顺时听命，那么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对他们就不构成逆境，但如果那样的话，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巨人了。
同时，那些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才，有时难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伤害与其发生联系的一些人，容易树敌积怨，加之自身才华出众，树大招风，又常遭人嫉恨，如果再有一些执拗和倔强，就会与周围环境难以协调。
人才独特的个性往往在自身所处的逆境形成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五）客观条件和人才所处地位使然 逆境常常是由社会客观条件、人才自身条件、人才在其成长中所处的地位等共同决定的。
家庭出身贫寒，生存生活条件恶劣，是父辈的社会地位造成的，不可更改；天灾人祸，突如其来，令人束手无策，非人力可抗拒；重大疾病、意外伤残、先天不足，生理缺陷，是人生的一种不幸，谁也无能为力；人微言轻，怀才不遇，只能默等时机；初来乍到，环境不利，人际生疏，工作尚不能打开局面，只能从头做起……。
种种险、灾、穷、困、厄造成的逆境，绝非人的意志可以使之转移，有时人们确实无法选择自己的地位处境。
这正是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受动性的体现。
二、全面认识和辩证分折逆境在人才成长中的作用 在一定条件下，逆境确实对某些人才的成长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但并非任何人都能在逆境中成才，也不能以逆境成才现象来否定顺境对人才成长的积极作用。
因此，对逆境在人才成长中的作用有必要进行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辩证具体的分析。
（一）逆境充满荆棘但也蕴藏着成才成功的机遇 逆境对人才成长的确有诸多不利，然而如培根所说，“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逆境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奇迹和成才成功的机遇。
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
有犀利眼光和创新意识的智者，总能打破常规，在危机中窥见机遇，找到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对策。
1791年深秋法军进兵荷兰，荷兰掘开运河，以为退兵之计。
犹豫之间，拿破仑得知树上蜘蛛大量吐出结网，根据知识和经验，他判断马上将有寒潮来临，于是发出停止撤退、准备进攻的命令。
不久果然寒风劲吹，一夜之间河水冰封，法军踏过瓦尔河，一举攻占荷兰要塞乌得勒支城，避免了功亏一篑。
这正是拿破仑在形势不利的逆境中发现机遇的成功范例。
黎明前特别黑，成功前格外难。
人才成长过程中，只要在危机时刻再坚持一下，挺过最难熬的一段，那么紧接着可能就是机遇的光顾，奇迹的出现。
（二）逆境压抑人才但也激发人才成长的强劲动力 逆境给人才成长制造困难，形成压力和压抑，使人才成长备受挫折。
但是，正如《菜根谭》中所说：“居逆境．中，周身皆针贬药石，石氏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时，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糜骨而不知。
”久处顺境，易生骄奢淫逸和惰性。
而人在身陷逆境时，资源匾乏，精神压抑，成功欲望迫切，成才动机强烈，因此常常能够取得在顺境中难以取得的巨大成功。
事实正是如此，豪门子弟多不成器。
而出身贫寒者始终处于忧患之中，逆境使人别无选择，逆境给人很大压力，而压力能激发出强劲动力。
当然，这种动力作用，主要还取决于身处其中的成才者所采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三）逆境磨难人才但也磨砺人才的优良个性 树木受过伤的部位，往往变得最硬。
人才成长也一样，经历逆境的伤痛和苦难之后，能磨砺出优良的个性。
立志成才的青年如果能经历一段逆境的磨难为自己的人生“垫底”，那么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意外和困苦之境遇，都能应对和承受。
少时苦难磨砺性情，可抑浊扬清成大业。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年轻时因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被捕人狱，白人统治者把他关在荒凉的小岛上整整27年，3名看守总是寻找借口欺侮他。
1991年曼德拉出狱并当选南非总统，当年在监狱看管他的3名看守也应邀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曼德拉还恭敬地向他们致敬。
如此博大的胸襟让所有到场的各国政要和贵宾肃然起敬。
后来，曼德拉解释说，他年轻时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正是漫长牢狱岁月的悲惨遭遇给了他思考的时间，让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的痛苦。
磨难使他清醒，使他克服了个性的弱点，也成就了他最后的辉煌。
傅雷曾经说：“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
”这句话至为深刻。
逆境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使人学会驾驭自己的个性，适度地张扬自己的个性，而不沦为个性的奴隶，并消除个性中的不良倾向，成为一个自身发展和谐的、与社会相融的有用之才。
（四）逆境由不幸造成但也使人才获得升华性补偿 生理学中的“补偿功能”认为，人身的某一器官如果发生病变或残缺，另一些器官的功能就会相应加强，以补不足。
如盲人的耳朵特别灵敏，手和足的触觉也特别精锐，他甚至可以通过声音、触觉去辨别人的面貌和形象。
补偿原理同样适用于身处逆境者。
斯蒂芬·霍金二十多岁就瘫痪，后来连话都说不成，但他创立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史铁生患严重肾病，但最后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杨小凯饱受十年牢狱之苦，但他也因此而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经济学家。
贝弗里奇说：“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在处逆境的情况下做出，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
”人们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因祸得以成功，因福归于平庸。
三、逆境成才现象的现实启示 （一）对青少年人才进行有益的逆境培养 人才成长初期，少年得志，未必是好事。
宋朝神童方仲永，5岁就能作诗，传为奇闻，但12岁时却变得“泯然众人矣”，就是因为优裕的环境害了他。
有时，环境太好并不利于人才的成长。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明朝宰相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13岁参加乡试的试卷令考官拍案叫绝，时任湖广巡抚的顾玉麟却建议让张居正落第。
他解释说：“居正年少好学，吾观其文才志向，是个将相之才，如过早让他发达，易叫他自满，断送了他的上进心。
如果让他落第，虽则迟了三年，但能够使他看到自己的不足而更加清醒，促其发奋图强。
”这位巡抚的远见的确令人折服。
后来张居正果然成为中兴明朝的杰出政治家，他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革新政治，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精神，这不能不说与他少年“落第”的逆境有关。
对青年人才进行逆境培养，并不是刻意制造“逆境”，而是让青年人到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实际上是给青年人创造锻炼成长的更多机会和条件。
（二）提高人才在逆境中奋进搏击的逆境商数 同样面临逆境，有的人跨了过去，功成名就；有的人乃至有些高智商人才，却陷了进去，被淘汰出局。
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缺少应对逆境、解决现实难题的能力。
换言之，他们的逆境商数AQ比较低。
逆商AQ（Adversity Quotient），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也就是将不利局面转化为有利条件的能力。
如果－逆境无法避免，危局不可挽回，那么面对现实就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初陷逆境，人的脑海里会出现一连串的恼怒，也会产生惊慌，这都是正常的情绪反应。
但是，AQ低的人容易陷人其中不能自拔，反复抱怨，愤愤不平，却忘记了去寻求解决办法。
而AQ高的人稍事之后则会冷静下来，审时度势，理智分析和判断，从逆境中走出。
这就是应对逆境的能力。
逆商之所以为人推崇，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
逆境（AQ）跟情商（IQ）一样，并非先天带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AQ 。
按照AQ的发明人保罗·斯托茨博士的观点，应对逆境的能力可分解为四个关系因素—控制、归属、延伸和忍耐。
控制就是认清自己改变局面的能力；归属是指承担后果的能力；延伸是对问题严重程度及对工作、生活影响的评估；忍耐是指意识到问题可能会长久存在，需要坚持一段时间。
培养逆商，主要应当在这几个方面提高应对逆境的能力。
（三）讲究逆境成才的策略 一是在等待和忍耐中转逆为顺。
身处逆境要忍耐，沉得住气，受得起委屈，坐得住冷板凳。
这时，没有机会，需要冷静观察，韬光养晦。
如果在逆境中错判情势，急于求进，就可能招致更大灾难和祸患。
在逆境中只要坦然自处，奋发有为，就有可能在时机成熟时，化不利为有利，成其大才。
二是以乐观心态超越逆境。
这心态来自于对事业的沉迷和追求所产生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为任何逆境所掠夺、所压制。
因为逆境已经存在，不必急于改变现实，但可以在精神上超然现实，继续在对事业的执著中寻找最大快乐。
只有这样，逆境消除之日，可能就是功成业就之时。
三是积蓄力量待机突围。
面对逆境，还应当注意运用顽强而灵活的反“埋没”策略，要为破障突围进行长期艰苦的力量积累和精神准备，待条件基本具备时，以冲天之势突破逆境的羁绊，成就一番事业。
比如当自己确已获得突破性成就和创新成果，而又身处逆境的压制和封杀时，要有“突围”的勇气，披发盘肠，大胆一搏—或跳出圈子争取外界权威的支持，或争取有效的“组织保护”，或跳槽流动、远走高飞。
（四）对人为逆境进行组织干预 逆境能够使人成才，但并不必然使人成才。
逆境本身不赐于人们任何成就，在通常情况下，常常会摧残、扼杀、毁灭人才。
对于组织一方来讲，断不可以逆境成才为名，置人才于逆境或陷人才于困境而不顾。
不能把“逆境成才”当教条，搞盲目的“逆境崇拜”。
毕竟，逆境中的成才是压制性的，它不利于人才认知系统和身心性情的健康发展。
任何组织和领导者都应对人才成长中的各种人为逆境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和思想教育工作，以消除产生逆境的不利因素，通过健全的制度安排、和谐的内部环境与适当的物质待遇，为人才的社会角色成熟和德识才学体全面发展提供更良性的空间，使人才远离逆境的折磨与推残。
这也是社会和谐、民主、进步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