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的生平事迹
傅抱石是现代山水画大家，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便是他与关山月合作的杰作。
傅抱石原名瑞麟,号抱石斋主人。
生于1904年,卒于1965年。
生在江西南昌。
傅抱石出身贫寒，少年时代在磁器店里当学徒，因体弱多病而被辞退。
在家中附近的裱画店里有位左师傅成为傅抱石的启蒙老师。
这位左师傅专门复制石涛的作品，能在小桌上画大画，把一大张纸卷起来，画一点放一点，虽然是局部接局部地画，但整体看丝毫不差。
少年的傅抱石不但从左师傅那里学到了绘画技能，而且认识了古代大师石涛。
他自号“抱石斋主人”，后来干脆改名叫傅抱石。
他于1926年毕业于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艺术科,留校任教。
青年时期的傅抱石曾得到徐悲鸿的提携，徐悲鸿帮他赴日留学，回国后他在南京中央艺术大学任教授。
曾作过郭沫若的秘书，从事抗日宣传。
解放后任江苏国画院院长和南京师院教授。
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省分会主席，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傅抱石生前著有《中国绘画之研究》、《中国绘画理论》、《中国山水画人物技法》等。
傅抱石在山水画上成就巨大，艺术上崇尚革新。
他居住四川八年，创作发生了飞跃的长进，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远行写生，推动了他创作的三变。
长期深入体察真山真水，自然地摆脱了古人的笔墨。
所绘云烟迷雾，壮丽沉雄。
创作章法不落常套，善于把水、墨、色融合为一体。
在布局上，他常将山峰的顶峰伸出纸外，或者顶着画纸的上边，不大留出天空，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形成遮天盖地的磅礴气势。
他在满纸上下充塞山峦树木，形成“大块文章”的结构。
他还擅绘水和雨，独创“抱石皴”法。
他的人物画也自成一格，大多以古代文学名著为创作题材。
傅抱石只活了61岁，在国画家中是早逝者。
在世人的心目中，绘制人民大会堂那幅国画巨制《江山如此多娇》的傅抱石，是位泼墨挥毫的丹青大师，殊不知他也是个操刀犁石的印林高手，治印，是他辉煌艺术人生中迈出的第一步。
他的那些价值百万的国画珍品上所钤盖的印章均为自制，印风与画风珠联璧合、水乳交融，堪称极品。
1935年，傅抱石留学日本，在东京银座举办个人画展，现场刻印表演，轰动一时。
他参加日本举办的全国篆刻大赛，在一方4厘米见方的鸡血石上，镌刻了《离骚》全文，达2765个字，夺得了冠军，被日本报界誉为“篆刻神手”。
回国后，他被选为西泠印社副社长。
傅抱石自称印痴，早年自刻“印痴”一印，极为珍爱，并钤用了一生。
纵观抱石一生，从幼时至晚年从未停过奏刀，刻印总数近3000方，著述数十万言，其癖好之深，用情之专，为画史中罕见。
傅抱石祖籍江西新余。
原名傅瑞麟，青少年时在研习书画篆刻过程中，对明末清初大画家石涛情有独钟，佩服他“我用我法”的艺术创造精神，自谓与他有“前世孽缘”，既与石涛神交，又与刻石朝夕相处，并学石头坚硬，宁碎不弯的个性，遂更名“抱石”，自署“抱石斋主人”。
“抱石斋”、“抱石山斋”两方朱文印是他40年代在重庆歌乐山金刚坡下避难时所刻，严谨方整，圆润温馨。
其中“抱石斋”印中的“石”字作“厂品”，三个口字成倒三角形，与“斋”字三个菱形相呼应，戛戛独创，用心良苦。
抱石先生一生热爱大自然，对祖国的壮丽河山有着真挚的情感。
《江山如此多娇》、《待细把江山图画》、《镜泊飞泉》等名作都是他爱国主义情操的结晶。
他好画山水，主张“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
”意思是画家要像知心朋友似的成为山川的代言人，故治“代山川而言”一印。
抱石先生性情豪放，嗜酒善饮，是出了名的。
他常常是以酒当茶，无须下酒菜而干喝。
待酒醉微醺之际，握笔作画，在宣纸上大刀阔斧地挥洒，惊风雨，泣鬼神，得意之作，就常常钤上“往往醉后”一印，他解释为：“往往醉后见天真”。
1959年傅抱石与关山月在人民大会堂作巨画《江山如此多娇》时，向周总理索酒喝，说是无酒不成画，后来，周总理派人给他送了一箱茅台，成为艺坛佳话。
傅抱石代表作： 《万竿烟雨》、《潇潇暮雨》、《大涤草堂》、《江山如此多娇》(与关山月合作)、《琵琶行》、《丽人行》等。
傅抱石字画落款有什么特点
读懂傅抱石品，当然少不了要作品风格形成和演所了解。
如去日本留学前，是临习古人的作品。
而去日本后明显受到日本画的影响。
所谓日本画的影响，应该说除了一些西洋画（主要是水彩画的因素）外，根本的还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延续和发展。
抗战时期，傅抱石独特的画风逐渐形成而趋于成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成为傅抱石对中国画史论开创性间接最强有力的论据。
（一）、用纸特点先生作人物喜用宣纸、作山水喜用皮纸。
1938年以前，无论人物、山水均用煮单宣，后来多用贵州都匀县出产的四尺皮纸，而小幅或册页，则用日本卷筒米浓纸；1956年又从北京荣宝斋购得大批乾隆丈三匹宣纸和乾隆皮纸，60年代的画作，大都用这两种纸。
综观先生不同时期所用纸张的情况，特别是贵州皮纸、乾隆宣纸和乾隆皮纸，是伪造者难以寻到的。
曾有人以为从傅抱石作品的用纸来鉴定真伪有较大的意义，或许是这样。
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傅抱石几乎是什么纸都试用过—只要是他在当时可能搞得到的。
傅抱石比较喜用墨色反映较好的皮纸。
据考证其所用皮纸，抗战前后多是贵州、四川产的土纸。
他对各种纸张的尝试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试用之后，依据自己的喜好，定其优劣，决定取舍。
笔者注意到宣纸，各种宣纸，特别是煮石垂类的宣纸，傅抱石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
以用纸来作证傅抱石作品的真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很有力，例如明明是60年代前后生产的纸张，而落款的年份却是40年代前后，这显然就有问题。
可问题正如要读懂和认识傅抱石的作品一样，用纸问题上也首先要认识各种纸张的特性，包括水墨在纸张上反应出的效果。
傅抱石喜用较厚实的纸张，因为较厚实的纸张才“吃得消”他那独特的用笔方式，如下笔重，速度快，猛刷猛扫，反复加工等等。
作为研究者只从印刷品来观察显然不可能有较完整的认识，甚至从已经装裱完备的原作上看，都不一定能全面了解认清。
我们有幸能从傅抱石的遗物和遗作中去认识，对比研究古人，这是个非常得天独厚的条件。
笔者曾见过傅抱石生前用过的纸张，一般都较厚、较结实，有的甚至厚的如已托裱的镜片一般。
皮纸（麻纸）厚的如三层夹宣一样，而且湿水和不湿水时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揭开，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
但这类纸张尺幅都不很大，且没有一定的尺寸规范，显然都是过去民间作坊所为，本并不是用来画画的。
（二）、笔墨的认定很重要笔墨的认定应该是中国书画鉴定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傅抱石曾经指出“中国画从技法角度来说，实质上就是怎样用笔用墨的问题”。
对于中国画来说，首先是用笔，因为用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用笔来完成的。
而用墨所留下的墨迹则常常是用笔轨迹的记录。
每位书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用笔习惯，这种习惯是书画家终生握笔、千锤百炼的结果，更是各自与生俱来的天性在其长期的书画实践中的反映，有其自觉与不自觉地必然轨迹。
尤其是一位有成就的作者，必有强烈的反映其个性的笔性特点。
这种笔性特点，不管其一生如何多变，但内在习性始终存在。
对于傅抱石也是一样，从我们现在可见到的他早在1925年(乙丑)为振清先生所作的山水四条屏看，虽系拟古之作，但《策杖携琴》学倪云林；《竹下骑驴》学米芾；《秋林水阁》学龚贤；《松崖对饮》学程邃，但已具傅抱石独特的用笔“笔性”了。
尽管傅抱石自称他是“亦步亦趋的临写”，并且警告“画家最忌的是变成无缰之马，信笔挥洒，自以为是”。
然而他落笔时“解衣盘礴”，忘怀一切，自有我在的激情。
傅抱石的这种笔性特征，从初见端倪，不断发展至逐渐成熟，又从日臻完善到炉火纯青，在其以后的四十年的笔墨生涯中一以贯之。
笔墨，笔墨，有笔才有墨。
笔性在傅抱石的墨法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用笔的节奏感是构成傅氏独特用笔笔性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这种节奏感，通过用墨被迹化于纸素，这种节奏感源于傅抱石作画的状态，与散锋笔法一起组成了傅氏独到的“笔性”。
傅抱石作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见过的人并不多，但这不要紧。
傅抱石自己曾这样描述：“当含毫命素水墨淋漓的一刹那，什么是笔，什么是纸，乃至一切都会辨不清。
这不是神话，《庄子》外篇记的宋画史‘解衣盘礴’也不是神话。
”在这种状态中挥毫所留下的笔迹，只有大量仔细审度和研究傅抱石作品的真迹原作才可能有所感受，有所认识，有所体会和理解。
从而，对鉴定傅抱石作品的真伪有所帮助。
画面上的墨迹（包括颜色）都是用笔用墨的结果。
用墨的明润，淡墨重叠，反复积墨，色墨混用，干湿并举，染墨结边造型等都是傅抱石用墨独到之处。
尤其是积墨到浓黑后，又以焦墨提醒，却能透明腴润，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在漫不经心当中完成的，给观者一种经营再三又巧夺天工的感受，真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傅抱石用笔的最大笔性特征是他的散锋笔法。
傅氏散锋笔法来自传统与其特有个性的有机结合，来自其深厚的学识和对传统独到而理性的认识。
“乱头粗服，不能成自恬静的氛围，而谨严精细则非放纵的笔墨所可达成，二者相和，适得其中。
”在傅抱石那乱头粗服的散锋笔法中有着极其严格的法度。
这种法度正是他“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后才产生的。
（三）、气韵是关键之关键千百年来气韵生动一直是评判中国画优劣的重要标准。
因此，它也是鉴定者水准优劣的试金石。
傅抱石的真迹就有这种气韵生动的强烈感受，而伪作绝无这种感受。
另外，对于作品的纸张、用墨、用色、用印、印泥、印色、印文、落款、款识内容，以及是否有作旧的痕迹等等都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
这些对准确鉴定傅氏作品都极有裨益。
一件作品流传有序，考证明确，有时甚至其他都可不考便可断定其真迹无疑，而且还可以作为日后鉴定的“参照物”。
傅抱石在世时有大量作品问世，并在当时便被出版，无疑这些都是具有参照物性质的东西。
据说，现已有假造这种有参照物性质印刷品的例子，但有“气韵生动”、“笔性认定”和“流传有序”的考证，这种假印刷品伪证也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在过去的鉴定中，印章鉴定似乎有较强的旁证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早已成为过去。
照相制版的印章，以手工加盖之后，已无法鉴定。
经常用印章的书画家都可以体会到：一方印章，即便是真品，用印时的手法、环境、条件、衬垫、时间等等都有可能印出不尽相同的印迹，所以在照相制版书之前，印章也只能是参考，何况今日。
过去，真印假画、真款假画的案例不是也屡屡发生过吗
再则，人可过世，而印可留传；纸张也是如此，只不过纸张用一张少一张罢了。
款识之类也并非一些人以为的有那么大的佐证分量。
在现代的一条龙分工合作的小作坊式的造假过程中，特别是穷款或题识不多的款书，或相对较易造假的款书，如傅抱石40年代前后喜用的篆书款，有时被造得很难分辨。
其中还有“先款后画”者，反复在设计好的落款位置上造假款，许多张里或有一二特别可以“乱真”，便用其再造假画，这显然比先造假画再造假款更容易欺骗鉴赏者的眼睛。
所幸的是，殊不知赝品本身会“坦白交代”，蒙不过严谨的鉴赏家。
酒是傅抱石作画灵感的源泉。
他的画艺得之于酒，几乎非酒不画，同时他也深知酒之危害。
他说：“昔陈老莲、高凤翰、许友介……诸大师，均毁于酒；而我过去最敬佩的日本近代画家幸梅岭，桥本关雪……也毁于酒。
”他也曾多次试着戒酒，但终未成功。
酒是傅老艺术生涯中的灵魂，没有了酒，很难说艺术之树还能长青。
嗜酒而深知酒之害，戒酒又难以断酒，这就是傅抱石矛盾的心态。
四川美术学院旅游后观后感600字
·艺术的故事即使在千城一面的今天，山城重庆依然独具特色。
即使全中国都在轰轰烈烈地修建地铁，山城重庆依然标新立异，一条条轻轨，犹如一条条飘带，载送着一批批的乘客，或于高楼狭缝中穿城而过，或于空旷江面上昂首阔步。
即使所有的城市都在前仆后继地抛离过去，重新印刻上使用率非常高的新地名，山城重庆依然我行我素，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老地名。
其中最突出的，是无处不在的，以“沱”和“坪”为结尾的老地名。
原来，“沱”表示停船的水湾，“坪”则表示平坦的场地。
以水运崛起的重庆，被誉为码头城市的重庆，每一处的“沱”，都见证了其曾经的辉煌，而每一处的“坪”，则是山城中的稀有宝地。
山城重庆有许许多多响当当的名片，其中最闪亮的名片之一，便是。
说起川美，院长罗中立还是该校学生时创作的油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红光亮”为主导的时代，所带领的“伤痕美术”异军突起，并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走进，只源于一颗小小的好奇之心，没想到，却处处收获了惊喜。
这颗小小的好奇之心，在于远近闻名的涂鸦街。
四川美术学院有两个校区，一个是九龙坡区的黄桷坪老校区，一个是沙坪坝大学城的虎溪新校区。
黄桷坪校区的这条涂鸦街，只缘于罗中立院长的一个建议。
然后，整条街道便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喷涂行为，形成了今天全长1.25公里，据说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涂鸦艺术作品群，也是旧城换新颜的一个典型案例。
涂鸦街在欧美国家，早已见怪不怪，但在中国，究竟还是稀奇事。
可置身于鸿篇巨著的涂鸦街中，却总觉得欠缺了点什么。
也许，涂鸦本应随意自由，而如此浩大的工程，向上需经由政府领导审核批准，向下需征得居民的应允赞同， 图案色块都是多方确定的，学生只是负责根据色块编码进行涂色，出来的成品中规中矩，哪还能叫涂鸦呢
只有在不经意的角落里，又或被废弃的围墙上，那随心所欲的喷画，才是涂鸦的精髓所在。
不过，让老旧的社区重新焕发生命力，总归是好事。
在涂鸦街闲逛的时候，见到不远处开往虎溪校区的公交即将开动，用了0.1秒的思考时间，便直接坐了上去。
万万没有想到，真正的惊喜，在后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我一直觉得大美应该是沧桑的，历经磨难后身临其境才能领悟到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对于打卡式的到此一游模式，一直不太感冒。
前往虎溪校区，果真是，竟驶出了收费站。
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校园，欣喜一浪接一浪，竟不曾停止。
话说，新校园建设时，罗中立院长提出绝不铲平一个山头，让建筑物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理念，然后便交由副院长郝大鹏主持设计。
单凭这个设计理念，在一切推平重来的中国，便已独树一帜。
如若中国再评选新十大最美校园，“农村原生态”校园——四川美术学院的虎溪校区当居榜首。
第一处惊喜，便在于校园尊重、维持自然生态环境的理念。
校区内矮丘浅谷密布，共有26处小山丘和11条小山谷，置身于其中，错落有致，有如世外桃源。
景观设计，讲究视觉效果丰富多样，建筑植被精心布置却显现出随意自由，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
只有如此般高低起伏的地势，才能将人文元素溶于自然环境中，即使未有一步一风景，亦能做到移步换形，营造出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观效果。
第二处惊喜，在于校方在校区中心地带保留了原有的农田农舍，还将农民聘请为园艺工人进行维持和打理。
漫步于校园中，不仅能于农舍旁见到嗷嗷待哺的小鸡，水中畅游的鸭子，悠闲自得的白鹅，还能在羊肠小道中与山羊擦肩而过
好一派田园风光，居然是出现在校区中心，现代都市人的田园追求，不也就是如此景致么
第三处惊喜，在于通往农舍的断桥。
由古石板和古石雕铺就的断桥，长久以来一直在守护着这一片土地，后曾被拆除。
新校园做规划设计时，院长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农田农舍，还重金买回了这断桥，并按原貌在原址上重新堆砌而成。
写生是美院教学的传统，皖南、新疆、九寨沟，多少美景在笔头的勾画渲染下家喻户晓，又多少美景因纸张画册的记载而得以承传
也许，川美的学生，不再需要奔波于远方，去寻觅那一缕幽静与斑驳，因为，眼前、身旁、脚下，已是最好的写生基地。
第四处惊喜，在于农舍旁，那一池枯荷，以及倒影中亭亭玉立的逸夫图书馆。
逸夫图书馆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汤桦设计，设计取材于重庆地方随处可见的砖窑、仓库等，建筑主体的外表皮采用青色粘土砖叠砌，内部墙体及梁柱则采用，简洁而古朴，与农舍、枯荷相得益彰，形成了一幅绝美的水墨画。
图书馆直入云端的尖顶设计，则如神圣的教堂，每一处的细节，每一个的光影变化，每一本知识的承载体，都是学子创作设计的灵感源泉。
第五处惊喜，在于校园中高低错落的土坡，蜿蜒盘旋的小道，乡土特色的回廊等等。
其实，最美的风景，往往在路上。
都市的人们，步伐匆匆，都市的生活，总是忙碌而压抑。
可走得太快了，就会把灵魂落下，忘了自己是谁。
也许，试着放慢脚步，于清幽美景中平复心情，就能看见自己那最初的样子。
第六处惊喜，在于主体建筑虽体量较大，但整体采用灰色调，而且能较好地融合在众多山坡之中，不至于显得突兀而不协调。
在人定胜天的思想主导下，建筑设计一味地追求高度，不断地突破原有的天际线，同时讲求大体量、大容量，以彰显建筑体在城市中的地位。
可真正优秀的建筑设计，往往是依山势而建，将建筑体藏于自然环境中，让室内空间自由延伸，相互穿插，让室外空间互相交融，浑然一体，同时建筑体还可随四季变化而景色各异。
无疑，川美虎溪校区的建筑群做到了。
第七处惊喜，在于校园角落里大量出现的石刻和雕塑。
对于校方大量收集的“舶来品”，开始以为是高仿，谁知竟都是真品
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长满苔藓的古石碑，满眼青葱的绿地，再配以系列的雕塑，实在是神来之笔。
系列泥塑群像，由川美师生创作于1965年，反映的是当年地主收租的情况，平地一声雷，曾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多次在海外巡回展出。
第八处惊喜，在于校园中此起彼伏的梯田，茂密幽深的竹林，挺拔粗壮的黄桷树，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以及沁人心脾的梅花丛。
教学，从来就不应该局限于教室，局限于课堂。
在川美的新校园里，保存土地记忆，再现乡土风情的设计，本身就是一门很好的学问，是一个个引人深思的课堂，是一处处焕发无限创意的情景剧场。
第九处惊喜，在于不设围墙的校园，虎溪公社，以及刘家琨设计的“”。
将校园空间与外部环境的分界模糊化，突出校际资源共享，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做法。
而校园空间和重大商业街的重合，共同构建了一个商业空间，为虎溪公社——中国最大的“画家村”——提供了很好的公共平台。
罗院长表示，通过审核的艺术家，租用公社的租金，每月每平方米20元。
这个公共平台，既能很好地让学生接触外界，将自己的作品推向社会，又能吸引艺术家群体进驻，在 浓厚的艺术氛围中，进行良性循环。
与虎溪公社的红砖墙相呼应的，还有著名建筑设计师刘家琨为设计艺术系设计的“”——设计艺术系馆。
好的设计，永远是对现有环境资源的创造性利用。
这“”依靠着校园内的小山丘，顺坡就势，切分体量，化整为零，且将底层裙房作跌落处理，成为师生活动的绿化平台，再现了重庆特有的山城聚落形态。
整个建筑群以清水页岩砖、、素面抹灰为主要材料，线性的室外楼梯自由转折，连接起屋顶平台、天井和山坡绿地，不仅形成了具有冲击力的景观视觉效果，也构建了立体的景观路径。
世界并不缺乏美，缺乏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只源于一颗小小的好奇心，源于即将开动的公共汽车，我就踏上了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的旅途。
不看不知道，看了连做梦也会笑。
2013年，在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奖颁奖仪式上，川美虎溪校区从全球141件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亚洲地区唯一获奖的优秀公共艺术项目。
承前，才能启后。
四川美术学院是一扇窗口，打开了重庆的历史卷轴，也开启了当代艺术的新篇章。
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之风，源于70多年前的陪都时期。
陪都重庆，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顶尖艺术家和文化精英。
1937年10月，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内迁赴重庆，在重庆期间创作了影响深远的；1938年至1945年，林风眠辗转抵达重庆，独居于长江南岸大佛殿的一间旧房中，专心于绘画探索；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迁往重庆，在重庆期间，创立了自己的画风，并迎来了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1939年至1945年，张大千多次在重庆、成都举办画展；1942年，吴冠中随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迁往重庆，于当年完成了学业，并于次年在重庆沙坪坝青年宫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在陪都文化高度繁荣的局面下，四川美术学院诞生了。
抗战胜利后，即便诸多文人墨客亦纷纷回迁，但这朵艺术教育奇葩，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盛夏。
在1980年的“全国青年美展”上，川美学生的作品几乎囊括了金、银、铜等奖项，罗中立的油画一举夺得金奖。
而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中，更是有1\\\/3出自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
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就是以系列油画蜚声国内外的张晓刚。
在2009年发布的《拍卖市场年度调查报告》中，51岁的张晓刚以3.01亿元的总成交额取代2008年榜首吴冠中，排名第一，成为最炙手可热的画家。
在或近或远的将来，传奇故事还在延续。
只要办学初衷不变，只要教学环境不变，四川美术学院还将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出一位又一位的大艺术家。
而你，为走进这所艺术圣殿做好准备了吗
高原(北京)2014-12-18 12:22:03鸳鸯蝴蝶梦(达州)2015-02-16 16:02:28勇气是什么
是哭着要你爱我，还是哭着要你离开
其实当你的心情很容易被另一个人所影响时，你便会知道他对你意义非凡。
拥有了勇气与智慧，你需要一个机会，第一步你需要一张游轮船票，淘宝网上的 四川环游天下 他们家的船票，是一次非常好的旅行的机会。
陈四送礼阅读题和答案
因未附上阅读题目，网上也没有相关题目，故附上相关内容参考：人世间最吃得开的是四大样：钱、权、爹、长相。
有钱通神，有权比神明还顶用，有好爹就是有靠山，长得俊招得人见人爱。
可是单这些还不行。
有钱有权还得会使，有爹有长相还得会用，这里边有一样紧要的东西不能缺——好法儿
比方送礼，给官送礼，虽说官不打送礼的，可你能端着一盘子金元宝打人家大门进去吗
送礼得有送礼的法儿。
天津卫最会给官送礼的是陈四，他打官场得到的实惠也最多。
书没读过几本，年纪轻轻已经做上邮政局的副局长。
人说他每一步路都是拿礼铺出来的。
陈四却说，官场从来路不平，有礼如履平地，没礼寸步难行。
陈四送礼的诀窍，是在人不知鬼不觉之间。
礼要在暗处，送却送在“明处”，这个“明处”学问可大着呢，它得叫受礼的人心知肚明，外人在场也看不出来。
这礼怎么送法
一日，陈四有一位做珠宝买卖的朋友戈老板，要在法租界的和平饭店宴请直隶省贾省长，陈四没见过贾省长，打早就想给省长送点礼拉拉关系，这是机会，便磨着戈老板带他去，把自己引荐给省长。
戈老板说：“你可别当着我的面送大礼，人家省长是有身份的人，不会当众收礼的，你要是叫我没面子，就把我的事也坏了。
”陈四笑道：“你当我是雏儿
真送礼，连你也看不出来。
”吃饭那天，戈老板把陈四引荐给省长，人家省长和他一个小副局长差着十级八级，拿他只当见到的一条小狗。
商场里谁有钱谁说话，官场里谁官大谁说话，根本轮不到陈四开口。
陈四耐着性子等了好长时候才等出个空当，忽指着墙上一幅花鸟画说：“这画可不受看。
”陈四早听说贾省长爱画，收藏的名人字画能装满一屋子。
他想拿话勾起贾省长的兴致。
这一招果然生效。
贾省长问：“怎么，你也懂画
”陈四摇摇手中的筷子，“我不行，也不喜好，家父迷字画，老人家今年去世了，留下了一大堆字画，当初有钱置房子置地多好，结果一辈子把钱全扔在字画上了。
如今这一大堆东西，不当吃不当穿，我看全是破烂，正忙着处理呢。
”贾省长一听，眉毛一扬，明显来了兴致，问道：“都是谁的画
”陈四露出一副傻相，说：“我哪懂，人说名人就是名人呗，省长懂画
”贾省长迟疑一下说：“一知半解，喜欢看就是了。
你知道你家那些画都是哪些人画的吗
”陈四说：“好像一个叫嘛‘石’的，画上边还有几行字儿。
” 贾省长马上说：“齐白石
”陈四说：“这齐白石我知道，不是那个画螃蟹大虾的吗，没嘛好，也不能吃。
我家有几卷，全叫我送人了。
这个不是齐白石，只是名字也有个‘石’字，嘛嘛石，想不起来了，画得黑糊糊，看都看不清楚，瞎抹呗。
等收破烂的来了，给他
”贾省长稍一寻思，眼一亮，“傅抱石
”陈四琢磨琢磨，忽叫道：“对——对
抱石，抱石，我还说画画这人名字真怪。
抱着石头干吗。
这人有名吗
”贾省长想一想，说：“还算有点名，画也可以。
”陈四接过话说：“黑糊糊一片还算可以
我反正不懂，省长想看，哪天我拿给您。
今儿要不说起它来，说不定明天就卖破烂了。
”他那神气像给丑闺女找到婆家，巴不得一下推给人家。
于是，大家一笑，接着吃饭，省长也就和陈四有说有笑了。
戈老板虽然在座，没太听明白这里边的故事。
他是个肚子里没几滴墨水的人，回去找人一打听，才知道傅抱石非同小可，刚在南京办过大画展，惊动全城。
细细寻思，这才明白陈四送礼的法儿之妙之高之绝。
又过半年，戈老板听说陈四升了官，当上局长，不禁说：“陈四送礼——你知我知，神鬼不知。
这个人还能当上更大的官。
”
国家级的画家有几个人
所谓的国家级画家就是在中国有广泛影响力的画家群体，画作也很有名气的人，中国具体有国家级画家多少人无法统计，根据时代顺序举例如下： 任伯年 任伯年[2]，1840年生，1896年卒，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
他的杰出艺术成就受到世人瞩目。
英国杂志认为：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19世纪中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宗师。
吴昌硕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
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石尊者等。
我国近代金石、书、画大师。
著有、。
齐白石 齐白石，1864年元旦（出生于湘潭县白石铺杏子坞），1957年9月16日病逝于北京，终年九十四岁。
黄宾虹 黄宾虹（1865-1955）现代杰出画家。
名质，字朴存、朴岑、亦作朴丞、劈琴、号宾虹、别署予向、虹叟、黄山山中人等。
安徽歙县人，出生于浙江金华。
潘天寿 潘天寿（1897~1971），浙江宁海人。
潘天寿原名天授，字太颐，号寿者。
晚年号雷婆头峰寿者。
潘天寿年青时自感“无干事之才，只有书画尚能胜任”，因而在诗、书、画、篆刻等方面深入探研。
张大千 张大千（1899～1983年），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大风堂画派创始人之一。
他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李苦禅 李苦禅（1899~1983）原名英杰，后改名英，号励公，生于山东省高唐县。
我国当代杰出的大写意花鸟画家、书法家、人民的美术教育家。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李可染 李可染[2]（1907~1991）江苏徐州人。
13岁从师乡贤钱食芝学习传统山水画，16岁入上海私立美专学习。
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入杭州（国际）西湖艺术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凤眠等教授，研习西画。
1943年应聘为重庆国立艺专讲师，从事中国画教学、创作和工作。
1946年应徐悲鸿之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同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为座右铭，开一代山水画宗师。
1979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1978年起当选为第五届、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傅抱石 傅抱石，我国著名画家，“新山水画”代表画家。
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
1904年10月5日生于江西南昌，祖籍江西新余。
少年家贫，11岁在瓷器店学徒，自学书法、篆刻和绘画。
1925年著〈国画源流概述〉，1926年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艺术科，并留校任教。
1929年著〈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3年在徐悲鸿帮助下赴日本留学。
1934年在东京举办个人画展。
1935年回国，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
抗日战争期间定居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
1946年迁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
徐悲鸿 徐悲鸿[2]（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原名寿康，江苏宜兴屺亭镇人，中国画家、 徐悲鸿代表作 美术教育家，擅长画马。
他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
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
1912年17岁时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
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
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不久回国，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
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鲁石 鲁石先生是一位以花鸟画著称的画家。
原名杜广廉，又作杜冰，斋号观月楼，1937年生，1966年毕业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受教于潘天寿，吴弗之，诸乐三，陆抑非诸先贤，并曾受到李苦禅，吴作人，赖少奇，王个移等大师的指点，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教授。
鲁石先生的画风豪放雄浑，气势磅礴，画面绚烂强烈，苍苍郁郁，无论是大画或者小画，整幅画面墨气萦绕生机勃勃，个人面貌十分强烈。
多年的艺术浸染加上自身的刻苦自励，使他兼具北方画派的粗犷豪爽和南方画派的细腻精致。
李苦禅先生说：‘鲁石的画墨气好，有扎实的基本功，正统国画也’。
赖少奇先生也赞叹道：‘鲁石的画很有大家风范’。
吴作人先生说：“看鲁石作画是一种享受、其神、其韵、其境确非一般。
” 近些年，鲁石的作品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国内外数十家博物馆、美术馆均收藏其作品。
范曾 范曾，江苏南通人，1938年生于书香之家，自幼即学习历史、文学和绘画，1959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
刘大为 刘大为，男，汉族，山东诸城人，1945年生，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研究生班。
臧伯良 臧伯良，别名臧连良。
（误传名藏伯良、藏连良） 1960年生于北京，少年拜著名画家张丽为师，研习素描、速写、油画。
1973年10月参加获二等奖，1976年12月参加，作品素描获一等奖。
19岁后先后得到李可染、何海霞、黄胄、吴冠中、董寿平、梁树年、白雪石等老一辈艺术大师的亲授。
1978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高级研究班学习，后改攻重彩水墨画。
1986年北京画院研究班毕业。
原某画报社美术摄影部主任，职业画家，中国国际美术交流协会理事，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员。
1984年与著名画家胡爽庵合作，1984年创作，张大千先生大陆弟子著名画家田世光教授、梁树年教授、刘力上教授、著名画家胡爽庵题词。
古元 古元1919年8月5日出生于广东中山县那洲乡（现属珠海市）。
1932年 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
1939年 进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第三期学习。
1941年 在“鲁艺”担任美术工场木刻组长，兼任部队艺校美术教员。
1942年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全国木刻展”，引起各界和国际舆论注目。
1944年 “鲁艺”美术工场改为研究室，任研究生、创作组长，被选为“甲等文教模范”。
黄胄 黄胄，字映斋。
因其父四十多岁方得此子，取乳名“老傻”，以求平安。
“黄胄”是初中时自己起的笔名，以后一直沿用此名。
曾用名梁叶子、苗迪。
文革中作品曾题名梁蓬、梁泉。
周思聪 周思聪（1939～1996），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
天津市宁河县人。
1955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1958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曾得到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刘凌仓、李苦禅等诸位名师指点， 周思聪代表作 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为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周思聪受过严格的艺术训练，擅长水墨人物画，兼及花卉，偶作山水。
自80年代起，她又致力于自身画风的变革与探索，在作品中引入西方现代艺术表现形式，同时对笔墨加以提炼和强化，使之更为精练，并富有意趣。
代表作品中国画获1979年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
1985年创作《正午》获第6届全国美展铜质奖。
宋涤 宋涤笔名建公， 1945年出生于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自幼在北京读书。
1968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著名画家，开创了一代中国画的写实主义新风。
1960年投师李苦禅、许麟庐先生，学习写意花鸟。
1963年考入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工笔花鸟、人物。
黎雄才（1910-2001.12）男，汉族，广东肇庆人。
我国当代杰出的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
自幼酷爱绘画，后从师高剑父，入“春睡画院”学习，数年后得高剑父资助留学日本，历时四载见闻益广，艺事大进。
1924年，他就读于肇庆中学。
1926年拜高剑父为师，翌年入高剑父的春睡画院学习，并一度在广州烈风美术学校兼习素描。
1932年，得到高剑父资助，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日本画；1935年毕业归国，任教于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
1943年，受聘于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副教授。
1948年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任华南文艺学院、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中国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
三十年代初作品《潇湘夜雨》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寒江夜泊》、《珠江帆影》入选芝加哥“当前进步博览会”和德国柏林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
其中〈珠江帆影〉为德国博物馆收藏。
叶浅予 叶浅予(1907.3.31 -1995)，浙江桐庐人，从事画教学和以舞蹈、戏剧人物为主的国画创作，中国漫画和生活速写的 叶浅予奠基人。
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美院教授。
擅人物、花鸟、插图、速写等。
曾为矛盾小说《子夜》、老舍剧本《茶馆》等书插图，出版个人画集多种。
创作长篇漫画《王先生》、《小陈留京外史》、组画《天堂记》等，著有《画馀记画》和《十年恶梦录》 。
1936年出版《旅行速写》《浅予速写集》。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叶老就由漫画转向中国画。
综观叶老一生，在中国画人物画创作上致力最勤，为衰落的人物画贴近现实生活反映时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启功 启功，1912年7月26日生， 字元白，也作元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
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
蒋兆和 蒋兆和（1904—1986）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中国现代画坛独领风骚的艺术巨匠。
刘海粟 刘海粟(1896-1994年) 。
祖籍安徽省凤阳，生于江苏省常州。
自幼酷爱书画，1912年11月与乌始光、张聿光在上海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任校长，并取苏轼“渺沧海一粟”词意，改名“海粟”。
首创男女同校，采用人体模特儿和旅行写生，被责骂为“艺术叛徒”，但得蔡元培等学者支持。
1918年到北京大学讲学，1919年到日本考察美术教育，回国后创办天马会。
朱屺瞻 朱屺瞻先生（1892-1996）清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二生于江苏太仓浏河新镇，名增钧，号起哉、二瞻老民。
赵望云 （1906-1977）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
河北省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人。
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首任主席、陕西省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
赵望云除了对现代山水、人物画方面取得成就之外，对于家畜动物的描绘也有新的创造。
特别是他画的毛驴、造型准确。
笔简墨润、形象生动、活泼可爱，所以解放前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赵望驴”。
当今画驴名家黄胄，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而有所发展的。
” 黄君璧 （1898—1991），广州南海人；原名允瑄，晚号君翁，本名韫之，以号行，广州南海县西樵人； 吴作人 吴作人（1908—1997），安徽省泾县人， 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教务长，1955年任副院长，1958年出任院长，1979年任名誉院长。
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
1979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1985年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1984年法国政府文化部授予他“艺术与文学最高勋章”，1985年荣获比利时王国王冠级荣誉勋章。
吴作人为“中国水墨画”的开拓了新的风貌，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当代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杰出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
钱松岩 （ 1899.9~1985.9），当代画家。
江苏宜兴人，曾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名誉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顾问，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当代中国山水画主要代表人之一。
宋文治 宋文治（1919—1999）师从张石园学习“四王”，拜吴湖帆为师，并向陆俨少、朱屺瞻请益打下深厚的传统功底；1957年在江苏国画院从事专业山水画创作，博取众长，形成了独特的风格；60岁后以“泼彩”和其他新技法启发，作品气息清新，妙趣横生；曾经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苏美协副主席，江苏文联委员，南京大学教授等职；代表作品有《江南春潮》、《山川巨变》、《梅园长春》、《江南春潮》等；出版有《宋文治作品选集》、《宋文治画集》等。
黄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城沱江镇。
土家族人。
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
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
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
14岁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一段时间主攻版画，其独具风格的版画作品饮誉国内外。
十六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画及木刻谋生。
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朱宣咸 朱宣咸(1927年——2002年)，中国画画家、木刻版画家、漫画家与美术活动家。
20世纪40年代初起从事中国画，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与时政漫画，由浙江到上海直接参与鲁迅发起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1946年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1948年在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中被捕；1949年与刘开渠、杨可扬、张乐平、（郑）野夫、庞薰琹等代表上海美术界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该宣言的发表也意味着国统区美术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时，进入中华全国美术协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中华全国漫画协会“联合办事处”，参与了上海解放初期美术事业的筹备建设工作；此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底随军到重庆。
1951年起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今中国美术家协会前身）重庆执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重庆市美术家协会成立时被选举为首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是成立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的筹备人，成立重庆国画院的发起人、顾问，成立重庆美专校的创始人、校长。
作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美术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对于建立、推动和促进20世纪中期与后期重庆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与走向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政府授予“献给共和国创立者”勋章。
于非闇 于非闇，原名于照，字非厂，别署非闇，又号闲人、闻人、老非，山东蓬莱人，母系为爱新觉罗氏。
1889年3月22日生于北京，1959年7月3日卒于同地。
早年随王润暄学画，1912年入师范学校学习，后任教于私立师范学校、私立华北大学美术系、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兼任古物陈列所附设国画研究馆导师。
1935年起专攻工笔花鸟画,任职于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研究了大量古代绘画，打下了较深的传统根基。
1949年后任中央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谢稚柳 谢稚柳（1910-1997）江苏常州武进人，原名稚，字稚柳，后以字行，晚号壮暮生，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
擅长书法、缓画及古书画鉴定。
少曾任中央大学教授，历任上海市文物保护委员会编纂、副主任，上海市博物馆顾问，中国美协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
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等，编有《唐五代宋元名迹》等。
在书画鉴定上与徐邦达，启功二先生齐名。
张善孖 张泽（1882－1940），字善孖（一作善子，又作善之）号虎痴，四川内江人。
曾任上海美专教授。
与八弟张爰（大千）同寓上海，领袖风雅，又二难之目。
善画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尤精画虎。
画有十二金钗图，写虎各种形态，各摘西厢记词句题之。
如“临去秋波那一转”、“怎么回不过脸来”、终日价情思睡昏昏“等，以寓美人猛虎之意。
抗日战争后，游美，举行画展募捐，返国卒于重庆，年五十九。
亚明 亚明（1924～2002年），安徽合肥人。
原姓叶，名家炳，号敬植，后改名亚明。
历任无锡市美协主席，江苏省美术工作室主任，华东美协理事，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协江苏分会主席，中国美协常务理事，香港《文汇报》中国画版主编，南京大学艺术研究中心教授。
出版有《访苏画辑》、《亚明作品选集》、《亚明画集》、《三湘四水集》、《亚明近作选集》、《当代名家中国画-亚明》等。
王雪涛 王雪涛，中国现代著名小写意花鸟画家。
1903年12月31日出生，1982年11月24日逝世，河北成安人。
原名庭钧，字晓封，号迟园 。
自幼喜绘画，1918 年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附设手工图画科， 毕业后到小学执教。
董寿平 董寿平(1904--1997) ，原名揆，字谐柏，后改名寿平。
男，汉族，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人，祖辈皆为当地丹青高手，家中 藏书甚富。
张仃（1917—2010），号它山，辽宁黑山人；著名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曾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壁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黄宾虹研究会会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院长，曾任《1949—1989中国美术年鉴》顾问。
霍春阳 霍春阳，1946年出生于河北，1969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至今。
现为天津美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
朱新建 朱新建，1953年生于南京。
198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并留校任教。
现为中国美协会员。
1987年为上海美术电影厂、中央电视台设计动画片《老鼠嫁女》、《金元国历险记》、《皮皮鲁和鲁西西》的人物造型。
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展，参加重要展览。
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
出版有《笔墨随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版；《水墨小品》、《戏曲人物》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版等多种画集。
王泰戈 王泰戈，字天翼，啸林斋主人，善画虎、狮、豹、熊、熊猫等，素有虎王之称。
他不求功名，只是把所有收入全部投入到写生创作上，他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野生保护区及动物园，这也是他人生最大的追求。
一幅好作品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去创作，整个创作过程的心里满足感只有艺术家本人能体会到，虽然很苦很累很危险，但他一直在按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他精彩的艺术人生。
于志学 于志学，冰雪山水画创始人，现任黑龙江省美协名誉主席、黑龙江省画院荣誉院长、、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术创作院创作研究员、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6 年荣获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颁发的“文艺终生成就奖”。
现已多次出版了《于志学画集》。
王镛 王镛，别署凸斋、鼎楼主人等。
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
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一九八一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
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发表，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专集数种。
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副理事长。
吴冠中 吴冠中，1919年生，江苏宜兴人，当代著名中国画家，中国绘画大师，杰出中国国画家，油画家，中国流艺术家，美术教育家。
1942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曾任教于国立重庆大学建筑系；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1947年到巴黎国立高级美术学校，1950年秋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袁运甫 袁运甫，1933年5月生，江苏南通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改名中国美术学院）。
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即任教，合并清华大学成立美术学院后继续任教，并担任新开拓的公共艺术学科博士生导师。
陈玉先 陈玉先，男，1944年生于安徽省。
中国现代著名的国画家、美术家。
擅水墨舞蹈人物画。
其作品灵动飘逸、至柔至美，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浪漫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五彩缤纷 2007年作
目前国画大师排名前20的都有谁
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汉族，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
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主张联齐抗秦，提倡“美政”。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是什么意思
文革”期间，全国九亿人民经一场空前的浩劫。
我最到这场风暴的冲击，失去自由7年失工作岗位12年，望着时间在我眼前白白流逝。
在这12年不平常的岁月里，我经常怀念领导我工作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他们，怀念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怀念文学界的良师益友郭沫若和茅盾他们。
我非常希望知道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他们一定也关怀我的遭遇和处境。
我处在逆境，虽然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却又怕见到他们，这种表面似乎矛盾实际可以理解的心情，甚至在我被解放了，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也怀有这种心情，因为反革命四人帮强加在我头上几顶帽子，在全国中文报刊和一些外文报刊上批判我所写的长篇小说长达十年之久，钦定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
我虽然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可是四人帮及其党羽没有轻易把我放过，他们明里暗里监视我的言行，妄图捞到一根稻草，好重新给我定罪，达到他们千方百计想置我于死地的卑鄙目的。
有些人不敢接近我。
我也不愿意主动接近一些人，那些在四人帮法西斯专政时期红得发紫的人，当然不去理睬，即使我希望接近的人，照顾到对方的处境，我也不想和他们往来。
在良师益友当中，我最怀念的是郭老(沫若)和沈老(雁冰)，和他们认识30多年了，受益良多。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健康状况怎么样?是否在进行写作?…… 1977年4月，杜宣同志从上海到了北京，他告诉我见到郭老情况。
我非常高兴。
原来听说郭老身体不适，常住医院，不想打搅郭老，让他好好休养，等出院再去拜访。
杜宣告诉我郭老已经出院了。
因为住宅修整，就住在北京饭店新楼。
早在30年代，杜宣在东京就认识郭老，关系比较深。
我托杜宣代我转达向郭老致意，希望郭老约一个时间，好去拜访。
过了没两天，郭老的秘书王廷芳打电话来，约我第二天下午去他家里。
我和杜宣，还有严文井同志按时到了前海西街18号郭老住处。
我们走进那间宽敞的客厅，西面墙壁上依旧挂着傅抱石的巨幅国画，向东的沙发，依旧摆成马蹄形，沙发套依旧是淡黄色棉布做的，屋顶上依旧挂着白色玻璃穗子挂灯，一切陈设依然和过去一模一样，一切都很熟悉，可是我已经有13年没有到这间客厅里来了，也有13年之久没有见到郭老了。
物是人非，这13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在沙发上刚坐下，王廷芳陪着郭老从书房里走了出来，郭老微微驼背，缓缓走着，看上去身材比过去矮了一点，但他脸上仍然像从前那样，显出坚毅而又慈祥的神情。
劫后重逢，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
大家站了起来。
我紧紧握着郭老的手，只讲了一句郭老，你好!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一股暖流从心里升起，我努力噙着将要夺眶而出的热泪。
郭老让我们坐下，他也很激动，缓慢地说：看到你们，我很高兴。
这一句话很短，却含意深长，内容十分丰富，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时期，生命朝不保夕，谁也料不到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生命有如一根游丝，徘徊在死亡与生存之间，谁也没有把握说今生今世能够活着见面。
现在居然能够见面，悲喜交加，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关怀郭老的健康，问他最近出院以后，感觉怎么样?他说只是有点感冒咳嗽，能吃能睡，身体倒不错，只是腿有点使唤不灵，走路要人扶持，我听到郭老健康的消息，非常高兴，一代文豪的健康，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可以用有生之年，加倍工作，把四人帮耽误的光阴补偿过来。
他问我这些年的情况。
我把自己在浩劫中的遭遇简单扼要地告诉郭老，他知道了，非常愤怒，对我表示同情，给予亲切的安慰： 这是中国人民空前的灾难。
但你比我年轻，身体比我健康，继续拿起笔来，进行战斗!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看来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哩! 郭老接着谈到他自己，感慨万端，激动地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周恩来保护，四人帮也要向他下毒手哩! 我想起1966年郭老在人大常委会上一次发言，否定他过去所写的一切著作，声言要把它烧毁。
我感到不祥的征兆，仿佛看到一团团浩劫的烈火向他烧了过来。
没有多久，文革的烈火铺天盖地烧遍了中国大地。
周总理预感到灾难将要降临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著名人士身上，他拟一份在文革中保护对象的名单，郭沫若是其中之一，并且经过毛主席批准。
但反革命四人帮不会轻易放过德高望重的郭老。
江青知道同志曾找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曾提到郭沫若同志对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他是赞成郭老这样分期的，但不能骂秦始皇，说郭老尊儒反法。
这以后，江青又知道同志写了一首七律，批评郭沫若同志，原诗是：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糠。
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字子厚，曾参加永贞革新，即永贞元年王叔文、王为加强中央集权领导抑制宦官专权的革新运动。
运动失败后，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在此地写了《封建论》，谈到秦汉政治生活得失。
江青和张春桥窥测动向，寻找借口，批判郭沫若同志。
早在1973年，叛徒江青秘密组织写作班子，妄想公开点名批评郭沫若。
北京大学组织批孔一文中，原稿点名郭沫若《十批判书》，同志看到原稿后，明确指出发表时要把《十批判书》的话删去，要保护郭老。
这年8月前后，江青知道同志这首七律后，认为机不可失。
1974年春天，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江青当着周总理的面，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胡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和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模一样。
大家知道，四人帮名为批林批孔，实际的矛头是指向周公。
周公，指周恩来总理。
当时人们都知道，批林批孔是假，批周公是真。
在这次大会以后，江青伙同特务张春桥闯到郭老家中再次批判郭老，诬蔑郭老在抗战期间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威逼郭老写一篇批判吕不韦的文章。
大家知道，吕不韦是秦国阳翟大商人，在赵国做生意。
这时庄襄王作为人质留在赵国，用吕不韦的计策，回到秦国嗣位，任吕不韦为宰相，封为文信侯。
吕不韦和邯郸美女有关系，身怀六甲，他便把美女献给庄襄王，生了个儿子，叫政，即秦始皇。
秦始皇尊吕不韦为仲父。
吕不韦还著书立说《吕氏春秋》，悬于国门，凡能增加或减一字的，他予以千金。
江青要郭老批判吕不韦，实际上是影射周总理，达到她不可告人的批周公的罪恶阴谋。
郭老听了他们的无耻滥言，听出弦外之音，洞悉他们的阴谋诡计，痛加批驳，毅然拒绝。
叛徒和特务无理纠缠整整三个小时之久，不得不悻悻而退。
对于江青和张春桥的罪恶阴谋和无理纠缠，郭老可以严肃顶住，但同志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不能置之不理，他考虑再三，反复斟酌，不得不写出一首七律，回答同志：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
知有仙方医俗骨， 难排蛊毒出穷隅。
岂甘樗栋悲绳墨， 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 寸心初觉视归趋。
中国画的历史性意义
中存在特意义——兼论二十世纪对中国画的误读 1840年以来，西风东渐，国微，国力逐渐贫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国家贫弱，便开始到西方去寻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
找到了两把钥匙：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最优秀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思想带进中国。
一百年来，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840年以后到五四运动前夕，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百多年过去了，五四运动过去了将近90年，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发现一个问题：传统文化为什么会趋向断裂
国学为什么会式微
我们的学校教育已经西化了，我们的观念已经西化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或正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穿的衣服、我们住的房子、我们从生活习惯到思维习惯都在西化。
我们的孩子把头发染了，习惯于麦当劳，从小就要接受英文课，否则考不上中学、大学更读不了博士。
英语不好，中国画画得再好，进不了美院。
想取得中国画的博士学位吗
必须要学英文，这是今天的基本国情。
我们用不着再教育大家，如何重视西方，好好向西方学习，用不着这样大声疾呼了。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如何继承
这是中国画当下的大背景。
有一句话叫做多元状态下的中国画，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它确实是多元的。
比如中西融合的，彩墨堆积的，或干脆是纯颜色的。
搞水墨实验的，把水墨和材料跟行为方式结合到一起变成一种综合艺术状态的，这种现象已经非常的普遍，如果都被归入了中国画。
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画与传统还有关系吗
我们要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还不只儒家学说，还包括道和释。
佛家的思想还包括禅宗的学说。
儒道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离我们很远了。
在我们的教材里，我们传统文化部分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传统文化思想的延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所以，十六大时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
和谐作为文化主张，不是西方的，是中国的。
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和与自己心灵的和谐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神。
十六大提出了振兴民族文化，因为有了断裂才要振兴，有了衰微才需要振兴。
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一个弘扬的过程。
弘扬过程的责任主体是谁呢
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一切对中国文化有责任感的人。
在20世纪的美术史著述中，由于时代局限有一些误区，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造成用西方的认知框架来看待中国文化。
由于角度错误，结论往往是错的。
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艺术规律所下的结论也是错误的，而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美术史仍然是违背艺术规律，不可能作出正确结论。
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问题，思考中国画问题应是以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文化立场做学问的出发点。
二十世纪美术史著作中需要澄清的问题有这么几个部分：首先，元、明、清绘画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颓势，这其中不断有新的高峰出现，形成了宋以后的辉煌。
中国画按自身的艺术规律始终在发展。
1917年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也”，他这样写道：“中国画至国潮衰败极也，其精均益无文化人者。
其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石涛、石溪）之糟粕味同嚼蜡。
其不能传后，亦于今日欧美日尽剩其可为哉。
”“概以四王二石稍存元人一笔，亦非唐宋正宗。
比之宋人，亦同鄙下。
唯恽蒋（恽南田、蒋廷锡）二男，略有古人意，其余则为一丘之貉无可取处。
郎世宁乃出西法。
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
”“中西融合”论的发端大概源于此。
清代初期，郎世宁到中国的时候带着他的画和一批古典主义油画给康熙皇帝看，康熙和当时的中国画家们并不以为然，宫廷画家邹一桂被康熙请来评论，问他到底画得好不好，邹一桂说：“虽工亦匠，不入画品。
”匠气向来是中国绘画的大忌，欧洲古典主义油画虽不崇尚匠但强调逼真地再现。
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可以取代相机。
所以，后来有中国画家提出“不与照相机争功”。
康有为又说：“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因遂灭绝之。
而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岂在今乎
吾嗣望之。
”此后，陈独秀认为“对于画学正宗倪云林、黄公望、文征明、沈周、四王及南宗系列的画家，像这样的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在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美术革命》，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说到“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四王）画的命。
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
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那临摹、刻画人物、画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自从学士派和文人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初倡于元末的倪云林和黄公望，再倡于明代的文征明和沈周。
到了清朝的四王更加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集大成者，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
”康有为鼓吹郎世宁，而陈独秀说中国画不能不采用西方国家的写实精神，陈独秀更激进到主张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是东西方交流最大的障碍。
如果真照他的主张办，中国文化也真就结束了。
历史不是以个人意志转移的。
据闻最近有韩国学者向政府建议要求恢复汉字。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所有的历史都是方块字写成的，这一代的学生没法读懂古籍。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汉字文化影响着东亚的一些国家。
在清代中期，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强国，由于西方有了工业革命，有了坚甲利舰，然后就有了扩张和掠夺，他们国力增强后，文化开始输出。
而我们的国家当时处于弱势地位，在强势文化面前，艺术观念也一同随同泊来，许多观点一直影响到今天。
可以思考一下，许多观念是对还是不对
或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陈独秀和康有为都没有看到黄宾虹和齐白石。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没有黄宾虹，没有齐白石，没有傅抱石，没有李可染，没有林风眠，没有刘海粟、潘天寿这些人。
中国画艺术上的辉煌，即使他们在，如何看，也不可知。
吴昌硕成为气候是上世纪初叶以后的事情，他深深地影响到齐白石。
世纪初到新文化运动，一些极端的理论对中国画的消极影响非常大。
鲁迅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姓轩辕，千秋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在地。
”甚至鲁迅推荐给青年必读书这篇文章里建议少读甚至不读中国的书。
当时真是激进得不可思议。
可以说激进思潮一直左右了20世纪很长一段历史，以致于后来发展到怎么左都不为过。
“反传统”几乎是整个20世纪的传统。
徐悲鸿的文章更给了中国传统绘画致命的一击。
他对南北宗论深恶痛绝，称“董其昌、陈继儒才艺平平，吾尤恨董其昌断送中国画二百年历史，罪大恶极。
”他认为欲救目前之弊，“必采用欧洲之写实主义。
尤其强调要以素描为基础。
”他这种对中国画的改造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对中国画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因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画的造型观。
当然徐悲鸿也没有否认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度，他很敬重他们，深知他们的贡献。
但他的中国画理论尤其是造型观念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并形成负面影响。
徐悲鸿写这个话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回国，而黄宾虹和齐白石成气候是40年代以后，最后的十年二十年才成就了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峰。
持这种理论还有蔡元培，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进步主张，但他又说“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
”徐悲鸿继续着他的观点说到“中国画学颓败至今已极也，凡世界文明已无退惑。
读中国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比三百年前退五百步，比一千年前退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叹也夫。
”康有为、陈独秀等政治家的观点不能不放在当时政治变革的大环境下去认识，因为他们毕竟是政治家，对中国画学的认知有偏颇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批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持这种观点影响就大了。
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中国画的研究和教学起了相当大的负面作用。
事实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糟，他们无视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度，无视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刘海粟的存在，无视吴昌硕等等一大批二十世纪中仍按中国画传统正脉往前推进的画家，这就是美术史的局限。
正本清源这个提法很好，对二十世纪的问题的确要正本清源。
可喜的是，当代一批年轻画家正从历史局限中下头，正续接传统正脉，推进笔墨艺术。
我与欧洲一些国家的艺术家接触过，不曾听到一个画家提出要把中国文化拿来与他们国家文化融合，无论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等，他们没有人提到把中国画家拿来与他们自己的艺术融合，可中国人偏要提出与西洋画融合，提出与西方画风融合。
要思考个中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错误和局限呢
有。
有历史的局限，就象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局限一样，中国文化也有糟粕。
比如三从四德、宗法观念、神权、君权、男权和官本位等等就是糟粕。
但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国人的中和观，中国人的仁爱观念，肯定是好的。
中国文化一直在寻求人和宇宙，人和社会，人和自己内心的最大的和谐，这是我们祖先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
中国人非常会生活，也很懂得生活，在文化上曾经很精致。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座高山的话，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一座高山，是和西方文化并列的人类智慧的结晶。
蔡元培等人曾提出中国画不科学，解放后江丰也提出中国画不科学。
这里涉及科学与艺术的本质和功能。
中国画本来就不是科学，艺术本来就不是科学。
如果艺术是科学的话艺术就死亡了。
艺术是情感的产物。
人在科学之余要享受情感，得感谢艺术。
中国画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很完整，很具科学性。
中国画要沿着中国传统的正途往前推进。
近百年来，欲以“科学”改造中国艺术，更在教育中以“科学”训练代替传统方法，于是，中国画正日益变得不中不西。
这里有个认识问题，涉及文化立场，这是我讲的关于文化立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误区就是对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的误读。
对“笔墨当随时代”的理解20世纪以来一直是偏颇的。
笔墨可以随时代，但不等于随时代就高，不随时代就低，艺术不同于政治。
我们先分析一下石涛，和石涛同时的八大没有提出笔墨当随时代。
八大的笔墨就是中国画的文人笔墨，石涛的笔墨与八大比尚逊一筹。
逊在哪里
石涛的画里有些许躁气，八大的画里没有，石涛的一些作品里有些许媚俗的气息，八大没有。
石涛在题画句里说：“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石涛毕竟是大家，能知道时代的病根所在。
而刻意寻求面目，对他本人的画格是有伤害的。
石涛和董其昌比也有差距。
清代没有谁认为石涛的画笔精墨妙。
可是清人一直认为董其昌的画笔墨有高度，认为是中国画的至高境界。
董其昌的画有安详和散淡从容之气，是一种很高贵的气息。
我们也可以认为石涛的高处是有个性，但笔墨质量有所欠缺。
这是和八大与董其昌比较得出的结论。
石涛的贡献在哪里呢
在《苦瓜和尚画语录》，读一读画语录提出的“一画说”，发现他阐述了道家思想与笔墨的关系，把中国的道家思想、禅宗思想融汇到笔墨艺术中，作了深入精微的阐述，这是重大的贡献。
“搜尽奇峰打草稿”是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
但是一味强调“笔墨当随时代”削弱了对前人的继承，成为不重视笔墨的借口和理由。
问题就在这里。
齐白石的笔墨是哪里来的呢
来自八大、徐文长、吴昌硕这三家。
他说：“吾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
”这是白石的诗，题到画上了，他强调的是继承，太崇拜这三家了。
齐白石是个懂得继承传统的画家。
继承中又有开拓的精神，把中国画家绝对地分为延续型和开拓型是不够的。
延续里头有推进，开拓应有根基。
今天实验水墨的一批画家个个开拓，能否存世尚难说。
当然，重复前人没有前途，重复不是艺术。
我们总是认为笔墨是越新越好。
但新不等于高。
笔墨是没有新旧之分的，艺术的形式也没有高低之分。
新是历史的过程，美才是艺术质量的标志。
所以，一味求新使我们陷入歧途，这就是“笔墨当随时代”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笔墨是修养的积累，是个性的记录，更是传统的延续。
片面的理解只会葬送中国画。
第三，是对董其昌认识的局限，对四王认识的局限。
先说对董其昌认识的局限。
董其昌在先，四王在后。
董其昌比四王略早，与四王有极短时期的交叉。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有不少发人深省的话。
他提出的南北宗论被批判了好多年，一直到今天。
南北宗论中董其昌客观地分析了一个艺术现象，问题出在“贬”和“崇”上，这本是艺术家个人的观点，是画家个人感觉。
可是到了后来呢，人们用社会学的观点批评他的南北宗论。
我们首先要承认董其昌是明代最伟大的画家，他的影响延续了三百年，笔精墨妙在董其昌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阐释。
董其昌的画好在哪里呢
他把文人画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在中国画的认识论上有相当高的见解，这些观点烛照数代人，甚至可以影响今后的历史。
他的用笔真正做到了棉里针，这正是中国儒道文化的注脚，禅宗的有无之间的那种趣味也融进了他的笔里，那是一种不见火气，外柔内刚，绵绵不断的如行云流水般地非常贵族化的一种用笔。
他的画里充满安祥，是对自然山川的最自然的表述，这是心灵的抒泻。
董其昌讲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话，提出画之道等于生机，等于长寿，等于快乐，他阐述了重过程，重感受，重主体，重自由的气象，而这正是中国人的哲学观，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生动的注脚，怎么能认为是消极的呢
而“四王”是中国传统笔墨艺术的整理者、总结者，特别是王原祁。
他对笔的理解尤为深刻。
笔是中国画的关键，笔笔是笔，笔求质量，求骨法，并通过笔的效果形成生动的气韵。
“四王”一直总结了前人用笔，也影响到后来的画家，“四王”个性欠缺，但功力深厚，留下宝贵的笔墨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清人张庚在《国朝画征录》里称赞王原祁“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是一种浑厚华滋的境界，实际上也是“四王”整体的高度，就对传统技法的整理和继承而言，“四王”贡献巨大，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要课题。
用“笔墨当随时代”看“四王”，“四王”是一种复古，用中国画的笔墨观看“四王”，则看出“四王”整理前人遗产的积极意义，在传统缺失的当代，“四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第四，对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大多不从艺术规律陈述，而多从社会学角度叙史，甚至用俗庸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常有片面性。
对一些在美术批评领域作出贡献的人的研究是缺项的。
以傅雷为例。
傅雷是20世纪上半叶杰出的美术批评家。
他是中西美术比较研究的先驱者。
他对以法国美术现象为主的欧洲艺术有深入研究，而对印象派晚期和表现主义的认识是超过徐悲鸿的。
他对欧洲古典美术的研究从《西方美术名作二十讲》中可见高度，而他对黄宾虹艺术的认识更是超前的。
认为宾虹老人艺术“二三笔直抵千万言，此其令人百观不厌也。
”这种对笔墨高度的认识是超越时代的。
傅雷对中国画改良的问题也曾有深刻批评。
他在给黄宾虹的信中说道：“甚至一二浅薄之士，倡为改良画之说，以西洋画之糟粕（西洋画家近中之排斥形似，且较前贤之攻击院体为尤烈）视为挽救国画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辩。
如若趔澌来，识者日少，为文化前途着想，足为殷忧耳。
” 附：傅雷致黄宾虹信件三封原文 1943年6月9日 尊作《白云山苍苍》一长幅（亦似本年新制，惟款未识年月），笔简意繁，丘壑无穷，勾勒生辣中，尤饶妩媚之姿，凝练浑伦，与历次所见吾公法绘，另是一种韵味。
前周又从默飞处借归大制五、六幅，悬诸壁间，反复对晤，数日不倦。
笔墨幅幅不同，境界因而各异，郁郁苍苍，似古风者有之；蕴藉婉委，似绝句小令者亦有之。
妙在巨帙不尽繁复，小帧未必简略。
苍老中有华滋，浓厚处仍有灵气浮动，线条驰纵飞舞，二三笔直抵千万言。
此其令人百观不厌也。
尊论尚法、变法对师古人不若师造化云云，实千古不灭之理。
征诸近百年来西洋画论及文艺复兴期诸名家所言，莫不遥遥相应。
更纵览东西艺术盛衰之迹，亦莫不由师自然而昌大，师古人而凌夷。
即前贤所定格律成法，盖亦未始非从自然中参悟得来。
桂林山水，阳朔峰峦，玲珑奇巧，真景宛似塑造，非云头皴无以图之，证以大作西南写生诸幅而益信。
且艺术始于写实，终于传神。
故江山千古如一，画面世代无穷，倘无信灵，无修养，即无情操，无个性可言。
即或竭尽人工，亦不过徒得形似，拾自然之糟粕耳。
况今世俗流，一身不出户牖，日唯依印刷含糊之粉本，描头画角，自欺欺人，求一良工巧匠且不得，遑论他哉! 先生所述董巨两家画笔，愚见大可借以说明吾公手法，且亦与前世纪末页西洋印象派面目类似（印象二字为学院派贬斥之词，后遂袭用），彼以分析日光变化色彩成分，而悟得明暗错杂之理，乃废弃呆板之光暗法（如吾国画家上白下黑之画石法一类），而致力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之表现，同时并采用原色敷彩，不复先事调色，笔法补趋于纵横理乱之途，近视几无物象可寻，惟远观始景物粲然，五光十色，蔚为奇观，变幻浮动，达于极点，凡此种种，与董北苑一派及吾公旨趣所归，似有异途同归之妙。
质诸高明以为何如
至吾国近世绘画式微之因，鄙见以为，就其大者而言，亦有以下数端：（一）笔墨传统丧失殆尽。
有清一代，即犯此病，而于今为尤甚，致画家有工具不知运用，笔墨当前，几同废物，日日摩古，终不知古人法度所在，即与名作昕夕把晤，亦与盲人观日，相去无几。
（二）真山真水，不知欣赏，造化神奇，不知检拾。
画家作画，不过东拼西凑，以前人之残山剩水，堆砌成幅，大类益智图戏，工巧且远不及。
（三）古人真迹，无从瞻仰，致学者见闻浅陋，宗派不明，渊源茫然，昔贤精神，无缘亲接。
即有聪明之士，欲求晋修，亦苦无凭借。
（四）画理画论暧晦不明，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是无怪艺林落漠至于斯极也。
要之，当此动乱之秋，修养一道，目为迂阔；艺术云云，不过学剑学书一无成就之辈之出路。
诗词书画，道德学养，皆可各自独立，不相关连。
征诸时下，画人成绩及艺校学制，可见一斑。
甚至一二浅薄之士，倡为改良画之说，以西洋画之糟粕（西洋画家之排斥形似，且较前贤之攻击院体为尤烈）视为挽救国画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辩。
无如真理澌灭，识者日少，为文化前途着想，足为殷忧耳。
1943年6月25日 前惠册页，不独笔墨简炼，画意高古，千里江山，收诸寸纸，抑且设色妍丽（在先生风格中，此点亦属罕见），态愈老而愈媚，岚光波影中，复有昼晦阴晴之幻变存乎其间，或则拂晓横江，水香袭人，天色大明，而红日犹未高悬；或则薄暮登临，晚霞残照，反映于蔓藤衰草之间；或则骤雨初歇，阴云未敛，苍翠欲滴，衣袂犹湿；变化万端，目眩神迷。
写生耶
创作耶
盖不可分矣。
且先生以八秩高龄，而表现于楮墨敷色者，元气淋漓有之；逸兴遄飞者有之；瑰伟庄严者有之；婉娈多姿者亦有之。
艺人生命诚与天地同寿，日月争光欤。
返视流辈，以艺事为名利薮，以学问为敲门砖，则又不禁怵目惊心，慨大道之将亡…… 古人论画，多重摹古，一若多摹古人山水，即有真山水奔赴腕底者。
窃以为此种论调，流弊滋深。
师法造化，尚法、变法诸端，虽有说者，语焉不详。
且阳春白雪，实行者鲜，降至晚近，其理益晦，国画命脉，不绝如缕矣。
鄙见挽救之道，莫若先立法则，由汪入深，一一胪列，佐以图象，使初学者知所入门（一若芥子园体例，但须大事充实，而着重于用笔、用墨之举例），次则示以古人规范，于勾勒皴法，布局、设施等等，详加分析，亦附以实物图片，俾按图索骥，揣摩有自，不致初学临摹，不知从何下手。
终则教以对景写生，参悟造化，务令学者主客合一，庶可几于心与天游之境。
唯心与天游，始可言创作二字，似此启蒙之书，虽非命世之业，要亦须一经纶老手，学养俱臻化境，如先生者为之，则匪特嘉惠艺林，亦且为发扬国故之一道。
至于读书养气，多闻道以启发性灵，多行路以开拓胸襟，自当为画人毕生课业。
若是则虽不能望代有巨匠，亦不致茫茫众生，尽入魔道。
质诸高明，以为何如
近人论画，除先生及余绍宋先生外，曩曾见邓以蛰君，常有文字刊诸《大公报》，似于中西画理均甚淹贯，亡友滕固亦有见地。
尊作有纯用铁划银勾之线条者，便中可否赐及。
1943年7月13日 先生论画高见暨巨制，私淑已久。
往年每以尊作画集，时时展玩，聊以止渴。
徒以谫陋，未敢通函承教。
兹蒙详加训诲，佳作频颁，诚不胜惊喜交集之感。
生平不知誉扬为何物，唯见有真正好书画，则低徊颂赞惟恐不至，心有所感，情不自禁耳。
品题云云，决不敢当。
尝谓学术为世界公器，工具面目尽有不同，精神法理，初无二致。
其发展演进之迹，兴废之由，未尝不不谋而合。
化古始有创新，泥古而后式微；神似方为艺术，貌似徒具形骸。
犹人之徒有肢体，而无丰骨神采，安得谓之人耶
其理至明，悟解者绝鲜。
尊作无一幅貌似古人而又无一笔不从古人胎息中蜕化而来。
浅识者不知推本穷源，妄指为晦为涩，以其初视不似实物也，以其无古人迹象可寻也，无工巧夺目之文采也。
写实与摹古，究作何解，彼辈全未梦见。
例如皴擦渲染，先生自言于浏览古画时，未甚措意，实则心领默契，所得远非刻舟求剑所及。
故随意挥洒，信手而至，不宗一家，而自融冶诸家于一炉，水到渠成，无复痕迹，不求新奇而自然新奇，不求独创而自然独创。
此其所以继往开来，雄视古今，气象万千，生命直跃缣素外也。
鄙见更以为倘无鉴古之功力，审美之卓见，高旷之心胸，决不能从摹古中洗炼出独到之笔墨；倘无独到之笔墨，决不能言创作；然若心中先无写生创作之旨趣，亦无从养成独到笔墨，更遑论从尚法而臻于变法。
艺术终极鹄的，虽为无我，但赖以表现之技术，必须有我。
盖无我乃静观之谓，以逸待动之谓’而静观，仍须经过内心活动，故艺术无纯客观可言。
造化之现于画面者，决不若摄影所示，历千百次而一律无差。
古今中外，凡宗匠巨擘，莫不参悟造化；而参悟所得，则因人而异。
故若无“有我”之技术，何从表现因人而异之悟境
摹古鉴古，乃修养之一阶段，借以培养有我之表现法也。
游览写生，乃修养之又一阶段，由是而进于参悟自然之无我也。
摹古与创作，相生相成之关系，有如此者，未稔大雅以为然否
尊论自然是活，勉强是死，真乃至理。
愚见所贵于古人名作者，亦无非在于自然，在于活。
彻悟此理固不易，求“自然”于笔墨之间，尤属大难。
故前书不辞唐突，吁请吾公在笔法墨法方面，另著专书，为后学津梁也。
际此中外文化交流之日，任何学术，胥可于观摩攻错中，觅求新生之途；而观摩攻错，又唯比较参证是尚。
介绍异国学艺，阐扬往古遗物，刻不容缓。
此二者实并生不悖，且又尽为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