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的故事
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詹天佑是第一位中国铁路工程师。
在他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拼搏，战胜千难万险，成功地建成了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
这是我国铁路建设的一座最伟大的里程碑。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工程师，他的铜像至今巍然矗立在青龙桥车站，人们经过这里，都会肃然起敬，无限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詹天佑从小痛恨帝国主义，立志为振兴中华而献身。
1872年，12岁的詹天佑赴美留学，发愤刻苦学习，于1881年学成回国，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铁路事业，当时我国修建的每一条铁路，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他常年奔波在野外山岭，和工人们同吃同住，风餐露宿；他在洋工程师面前从不低头，创造了使帝国主义为之感叹地伟大成绩。
如今，我国的铁路四通八达，飞速发展，提速再提速，正在向着现代化加速前进，而我国铁路事业的创业者、开拓者就是詹天佑。
他的爱国、拼搏和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我们要追随这位伟大的爱国工程师，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富裕的祖国而奋斗、献身。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几个有关詹天佑的故事。
12岁赴美留学 爱国工程师詹天佑于1861年4月26日（农历3月17日）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他的父亲詹洪原是一个茶商，因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破产，只能靠种田维持一家生活。
詹天佑从小就从大人那里听到许多关于反抗英法侵略的故事，也看到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詹天佑七、八岁的时候，被送到私塾里读书，但是，他对那些《四书》、《五经》不感兴趣，而喜欢摆弄一些机械。
他经常用一些捡来的小螺丝钉、小齿轮、旧发条做玩具，还用泥巴捏轮船、起重机，许多小伙伴都成天追着他一块玩。
在上学的路上，他经常站在工厂外面，观看里面的机器，运货车，琢磨来，琢磨去，常常忘记了上学。
有一天，他看着家中墙上的挂钟出了神。
那挂钟为什么会嘀嗒嘀嗒走个不停呀
为什么会打点呀
想着想着，他就动手把挂钟拆开，想看个究竟。
可是，再想按原样装起来的时候，怎么摆弄也装不好了，急得他满头大汗。
父亲看见，虽然有些生气，还是领着他到县里的钟表店，让他仔细看工匠怎么拆装钟表。
1871年底，詹天佑11岁了，已经在私塾读了4年多了。
父亲正在琢磨在他念完私塾以后，让他去做工挣钱。
这时，同乡谭伯村匆匆从香港来到南海，说那里正在选拔幼童出洋留学。
谭伯村也是一位商人，从小看到詹天佑聪明好学，非常喜欢他，也经常用钱财接济他们家。
谭伯村极力劝詹兴洪夫妇送孩子去参加留美考试，认为这关系孩子的前途。
詹兴洪却担心儿子年小，出这样的远门很不放心，而且，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大好。
谭伯村表示，经济上愿意资助，而且把自己的四女儿许配给天佑。
这样才决定送詹天佑去香港参加留学考试。
1872年，詹天佑顺利通过了考试，父亲也在清政府的出洋“甘结”上签了字。
所谓“甘结”就是一种合同，可以说跟卖身契差不多。
比如，“甘结”中规定，必须听从清政府差遣，如有疾病甚至生死之险，概不负责等。
12岁的詹天佑经过半年的出国培训，于1872年7月登上了赴美的洋轮，开始了留学生活。
一开始，他进了美国的一个“诺索布寄宿学校”上小学，学英语。
1876年进入纽海文希尔豪斯中学（丘屋中学），两年后毕业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
在美国留学期间，詹天佑学习非常刻苦，也很注意锻炼身体，立志为早日富强祖国而学习科学。
在120名留美官费生中，只有两人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业获得学位，詹天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的研究》获得很高的评价。
学非所用 报国无门 1881年，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奉召回国。
当时，在清政府中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很激烈。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改良中国社会，而顽固派却因循守旧，千方百计维护封建统治。
由于顽固派吴子登等人多次向清政府密报称，留美学生不好好读书，成天沉溺于游玩交际，甚至信奉洋教，加入美国秘密政治社团，离经叛道。
清政府担心这些留学生成为逆端，危害朝廷，而下令将留美学生全部押送回国，交地方政府管束。
留美学生回国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北京接见。
按当时清朝的规定，学子们必须身穿长袍马褂，头结长辫。
詹天佑出于无奈，脱下了西装，罩上了长袍，但说什么也不肯戴假辫子。
在接见时，李鸿章正襟危坐，看到这些留学生直挺挺的叉腿而立，既不屈身，也不作揖，特别是看到詹天佑头上没有长辫，大发脾气，大声嚷道：“离经叛道，无父无君
”说完拂袖而去，下令让这些留学生等候分发。
有些留学生，为了前途，想谋个好差事，就想方设法托人找门路，送钱送礼，而詹天佑都不肯去叩拜权贵。
最后，他被派往福州水师学堂学习海船驾驶，真是学非所用，风马牛不相及。
詹天佑的一颗报国心凉了半截，心想不如回家算了。
在好友严复的劝说下，詹天佑才忍气去了福州。
自此，詹天佑在回国后的七年时间里，先后在福建水师当驾驶官，在广州博学馆和广州水陆师学堂教英文。
1887年，詹天佑与谭伯村的四女儿菊珍结婚，但心中非常苦闷，学非所用，前途何在
何日能报效国家
正在詹天佑报国无门，十分苦闷的时候，他的老同学邝孙谋从天津来信，问他愿不愿意北上担任中国铁路公司的工程师。
他求之不得，就高兴的答应了下来。
决心献身铁路事业 1888年，詹天佑应邝孙谋之邀北上天津，担任了铁路工程师，他非常兴奋。
从此，他决心献身铁路事业，为国效力，为国争光。
他的一个心愿就是，中国的铁路要中国人自己修。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修建铁路，但都是由外国人出钱雇人修的。
詹天佑眼看着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自己的铁路，而洋人修的铁路都用来推销洋货，掠夺中的物产，詹天佑感叹不已
詹天佑在北上之前，特地回家乡看望了父母。
亲人们都为他北上有了新的工作而高兴。
在路过上海时，詹天佑专门到吴淞凭吊了淞沪铁路的遗迹。
这是英国在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十四年前，在通车时震惊了愚昧顽固的西太后，她认为这庞然大物的火车头，喷烟吐雾，拖着长龙轰隆隆的奔跑，“破坏了大清的风水”，因而下令用18万两白银从英国人手中买回来，拆毁所有的机车和铁轨，用轮船运到台湾，沉入了打狗湖之中。
多么愚蠢，多么可憎
詹天佑到中国铁路公司以后，看到这个公司名义上是“官督商办”，是中国的公司，但实际上是受英帝国主义控制。
中国商人提出中国铁路“与其修自洋人，不如修自中国人；修自官府，不如修自百姓”，但不被采纳。
由于清朝的腐败和国家的贫穷，当时的中国铁路都是由外国人修建，向外国帝国主义贷款，由外国工程师领导。
詹天佑心中愤愤不平，他坚信，中国的铁路早晚要由中国人自己修建。
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 詹天佑被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
詹天佑到中国铁路公司以后，先后参加了唐胥轻便铁路（以后延长到天津），和关内外铁路的建设，但修路大权都控在外国工程师的手里，詹天佑总是深入工地，实地组织工人施工。
到1905年5月，清政府才下令修京张铁路。
詹天佑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兼会办。
由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当时，为什么要修京张铁路呢
一些商人一再要求修一条通往西北的铁路。
京张铁路是沟通西北的通道，不仅可将西北的皮毛、驼绒和牛羊与内地的茶叶、丝绸、纸张等交换，而且，对镇守北疆也很重要。
修建铁路的好处已经显现，不仅方便捷达，而且赚钱不少。
清朝政府决定修建京张铁路，但英、俄两国都要抢夺修建京张铁路的权利。
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为避免麻烦提出不用外国工程师，由中国工程师修建。
英国帝国主义认为，反正中国修铁路一定要向他借钱，不愁控制京张铁路；帝俄则想，中国人肯定修不了京张铁路，还得向他们求援，甚至有的外国工程师还扬言，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生呢
在中国内部也有不少议论，说詹天佑修建过这样的险要的铁路么
他能找到几个中国的铁路工程师
有的人还断言，詹天佑修小铁路还可以，修京张铁路肯定要失败。
詹天佑正在为修建京张铁路紧张筹划的时候，西太后突发奇想，下令要在当年十月初一她生日之前修成万寿山支线，她要坐着火车去颐和园过生日。
要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修成万寿山支线，困难重重，谈何容易。
詹天佑只好咬紧牙关，同时领导京张铁路和万寿山支线两条铁路的修建。
很快，詹天佑完成了万寿山支线的设计和测量工作，但要修成困难很大，要在十月初一修成不可能。
西太后听说这一情况以后，竟然同意不用抢修万寿山支线了，詹天佑松了一口气，可以集中精力修京张铁路了。
詹天佑选定关沟线路。
修建京张铁路，最困难的是从南口到青龙桥这一段。
主要是山势陡峭坡度高，还需要修很长的隧道。
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每天骑着毛驴，亲自与工程技术人员去实地进行勘测。
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有时狂风大作，有时暴雨不断，他总是身背标杆和测量仪，奔波在崎岖的山间小路。
暴雨袭来，他和大家一起躲在崖石下，等天晴了，继续勘测，吃了不少苦。
詹天佑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历尽艰险，前后勘测了三条线路。
一条是关沟线。
这条线路从南口至岔道城，长22公里，经过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尽是悬崖峭壁，坡陡路险，工程量大，而运输量有限。
第二条线路是热河线，从青龙桥绕过八达岭，转向东北方，经十三陵到延庆。
这条线路虽然长出15公里，但坡度较平缓，也无需开凿八达岭那样长的隧道，但要专门修一条运料的路，费时费钱。
第三条路就是现在修成的丰沙线，从西直门往西，绕过石景山，经三家店，到沙城附近出山到张家口。
这条线路比较理想，但山势更加峻峭，坡度小但要修隧道65孔，工程费用较高。
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詹天佑采用了关沟线路。
双机车“之”字线 京张铁路穿过崇山峻岭，坡度很大。
按照国际的一般设计方法，铁路每升高1米，就要经过100米的斜坡。
为了缩短线路，降低费用，詹天佑设计的线路则是每提高1米，仅需修33米的斜坡。
不过，这样坡度大了，火车爬山就更加吃力。
怎样使列车这庞然大物顺利开上山，詹天佑整天开动脑筋思索着。
有一天晚上，詹天佑苦思冥想列车爬坡的方法，到了夜深还未休息。
他的妻子和女儿陪伴他画图设计。
夜深了，屋子里很冷，女儿手指冻得有点僵硬，一不小心，将冰凉的剪刀掉在了地上。
詹天佑听见响动，从凝思中惊醒过来。
他看着掉在地上的剪子，突然大声叫道：“有了
有了
”他的妻子和女儿莫名其妙。
詹天佑非常高兴的说：“八达岭的铁路可以仿照剪子那样修建，火车一折一返地往上爬，不就可以翻山越岭了吗
”后来，青龙桥那段铁路修成了“之”字形线路，火车一曲一折的轻轻松松爬上了山。
当地人把这段铁路称之为“剪子岭”。
战胜千难万险凿通隧道 1905年12月12日，京张铁路正式开工。
在丰台，詹天佑亲手抡起大锤钉进了第一枚道钉。
成千上万的人欢呼，道贺。
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开工了。
修建京张铁路，谈何容易。
崇山峻岭，爬坡钻洞，又没有机械设备。
这还不说，清廷的达官显贵刁难阻挡，洋人造谣拆台，詹天佑面临的是千难万险，内外夹攻。
但是，一心爱国，决心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詹天佑毫不畏惧，坚信京张铁路一定能够建成。
硬闯贵族坟，铁路通南口。
京张铁路终于开工了，但困难重重。
当时，中国非常落后，修铁路没有机械，连运送铁轨的车辆都没有。
开工以后，头根铁轨都是詹天佑和工人们推着平板车运到工地的。
当路轨铺到清河镇广家坟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硬钉子。
原来，这广家坟地的主人曾任锦州道台，与恭亲王载泽的孙女结亲。
广家依仗皇亲的势力，雇人卧轨，阻挡铺轨。
而广家坟地附近，还有慈禧太后父亲坟，郑王坟、太监坟。
左避右闪，铁路无法通过。
恭亲王坚持要铁路改线，并愿出银酬谢。
詹天佑哪里肯答应，他认为这是变相贿赂，宁可辞职也不能更改线路。
正在这时，恭亲王出洋回来遭到革命党狙击，吓得不敢出门，无心再过问广家的事。
广家只好应允铁路从墓地围墙外通过，但提出为保护风水，必须在附近挖一条小河，派三品官 设祭，还要立碑纪念。
工程队人员觉得这是无理取闹，詹天佑为修通铁路，答应派人去广家坟院拜祭，立碑之事不予理睬。
克服了重重困难，京张铁路首战告捷，1906年9月3日，通车到南口。
成功开凿4孔隧道。
南口通车以后，詹天佑领导工程人员又开始了京张铁路最艰难的一段工程——在关沟地带开凿四孔隧道。
四孔隧道包括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和八达岭隧道，总长1645米，其中八达岭隧道长1091米，其次是居庸关隧道，长367米。
居庸关山势非常险峻，岩石也很厚，开凿隧道非常困难。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詹天佑采用从两端对凿的方法。
詹天佑亲自教给凿工凿炮眼、下炸药的方法。
当开凿到洞中几十米的地方，山顶的泉水渗透的很厉害，洞中泥泞无法下炸药。
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领工人挑着水桶排水。
为防止两壁和顶部土方塌落，工程队员用水泥砌边墙环拱，筑起水沟排除积水。
就这样，终于在1908年4月12日凿通了居庸关隧道。
八达岭隧道最长（1091米）。
这么长的隧道从两头同时开凿不行。
詹天佑在隧道的中部开凿两个竖井，两个竖井都同时向两个方向开凿，使整个隧道分成三段。
这样，两个竖井同时向两个方向凿进，整个隧道的两头也同时向隧道里边凿进。
加快了工程进度。
但是，当时没有什么设备，比如，运载工人上下竖井，运送器材，炸药，运出土石和积水，因为没有升降机，只好用民间的辘轳架在井口，用人工升降。
隧道内没有抽风机，空气污浊，詹天佑就在井口架起扇风机，通过铁管往隧道里送进新鲜空气。
詹天佑处处为工人着想，和工人们一起在井下施工，总是身先士卒，得到工人们的拥护。
1908年5月12日，八达岭隧道凿通。
很快，其他两个隧道也先后凿通。
到1909年9月24日，京张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辉煌的一页。
初唐四杰中杨烔的故事
杨烔—唐代诗人 杨炯，（650—693），唐代诗人。
弘衣华阴（今属陕西）人。
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
但自称“耻在王后，愧在卢前”他于显庆四年（659）举神童。
上元三年（676）应制举及第。
补校书郎，累迁詹事司直。
武后垂拱元年（685）坐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出为梓州司法参军。
天授元年（690），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
如意元年（692）秋后迁盈川令，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官。
世称杨盈川。
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
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
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
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
《旧唐书》本传盛赞其《盂兰盆赋》“词甚雅丽”，《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炯之丽制，不止此篇”，并谓“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
所作《王勃集序》，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实践，评价很高，反映了“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
对海内所称“王、杨、卢、骆”，杨炯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
今存诗33首，五律居多。
明胡应麟谓“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
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诗薮·内编》卷四）。
《旧唐书》本传谓其有文集30卷，《郡斋读书志》著录《盈川集》20卷，今均不传。
明万历中童佩搜辑汇编有《盈川集》10卷，附录1卷。
崇祯间张燮重辑为13卷。
事迹见《旧唐书》本传。
杨炯诗风：与王勃、卢照邻共同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
他的诗也如“四杰”其他诗一样，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的诗篇不多，所写《从军行》等几首边塞诗，均表现出了雄健风格。
电影《风云决》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
影片信息： 出品单位：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深圳方块动漫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影片类型：动作 武侠 动画 配音阵容： 任贤齐 — 聂 风 谢霆锋 — 步惊云 童自荣 — 傲 决 韩 雪 － 第二梦 蒋小涵 － 冰 影 詹 佳 － 紫 凝 演职员名单 导演：林超贤 原著：马荣成 出品人：黎瑞刚 钱耀棠 监制：陈梁 杨文红 陈文 钱国栋 谢继昌 影片梗概： “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异域奇兽火麒麟，其体内之血可令习武之人功力倍增，亦会催发魔性而令人幻化成魔。
风、云两少年为报杀父深仇，合力斩杀火麒麟，吞下麒麟血，不惜以入魔为代价，将杀父仇人雄霸联手铲除。
然风无法控制体内魔性，失手将云打落山崖…… 拜剑山庄为天下第一铸剑山庄，却被朝廷诬陷谋反而惨遭灭门。
少庄主傲决死里逃生，独自隐居西域，伺机复仇。
当决得知风、云二人身负麒麟血，可为其祖传旷世神剑开封，遂开始苦苦寻觅两人踪影…… 其时，风、云各自有了心爱之人，过着远离江湖的平淡日子。
然而，决的到来，注定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阁下何不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是啥意思
“史”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确性。
关于这一点，我在前评郑著本书第二册中，为李群玉的出处问题，曾加指摘（参阅后面的附论）。
兹读续出各册，无意中又发现不少疑问。
例如： （一）是伪二十五篇之一；而这二十五篇之为梅赜伪造，阎若璩已从种种方面证实，郑先生也说这个证实已经“成了一个定谳”（页四三）。
但是，他在叙述内容“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时，为要证明“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纪事列于其首”，也不惜引用这篇伪史料的“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页四五）。
其实，除外，便有现成的例子，为什么弃而不用? （二）引原文，也有许多不经意处。
如“匪言勿言，匪由勿语”，误作“匪言忽言，匪由忽语”（页六一）。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误作“匪鸡之鸣，苍蝇之声”。
又“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为之诗，而郑先生则误作。
同诗：“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也误作“岂不尔思，子不我既”这类的错误，我相信必不止此，但也不能替郑先生逐条校对，只凭记忆所及，随手拈来而已。
像这样杂引伪史，误改题文，在郑先生著书既多，注重在提纲挈领，或许不拘小节，以为是无关宏旨，其实是贻误初学的（像“匪鸡则鸣”改作“匪鸡之鸣”，相信决不是手民之误。
我所引各例，查过，并未改正）。
（三）第三册页六五七至六五八论北宋词人： 向镐字+之（按；疑丰之之误），河内人，有。
他和黄庭坚一样，也颇喜用当时白话写词，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
像：“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
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
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
”…… 这样明白浅显的词句，郑先生为什么“不能懂得”?我真“不能懂得”。
按这首词，实是李易安作的（见《词统》》，四印斋刊《漱玉词》，把它收入《补遗》里面。
虽有传说是向镐所作，但只要稍有文学功力，稍稍读一下李向二人作品，即能辨出这词应归入那一集。
即使郑先生认为两可，则两可的作品，尤不应举为某一人的代表作。
又《喜乐词》条下郑注云：“《喜乐词》有四印斋汇刊《宋元三十一家词》本”。
案《宋元三十一家词》的目录如下（据光绪十九年原刊本）： 一，逍遥词；二，筠溪词；三，＋榈词；四，樵歌拾遗；五，梅词；六，绮川词；七，东溪词；八，文定公词；（以上第一册）九，燕喜词；十，梅山词；十一，拙庵词；十二，宣卿词；十三，晦庵词；十四，养拙堂词；（以上第二册）十五，双溪诗余；十六，龙川词补；十七，龟峰词；十八，梅屋诗余；十九，秋崖词；二十，碎锦词；二十一，潜斋词；（以上第三册）二十二，覆瓿词；二十三，抚掌词；二十四，章华词；二十五，藏春乐府；二十六，淮阳乐府；二十七，樵庵词；二十八，墙东诗余；二十九，天游词；三十，草庐词；三十一，五峰词。
（以上第四册） 并没有《喜乐词》。
其中《燕喜词》是曹冠（宗臣）所作，又非《喜乐词》之误。
另有《四印斋所刊词》，包括《东坡乐府》等十七种，亦不收《喜乐词》。
然则，郑先生所谓“有《喜乐词》”云者，果何所据? （四）页二零一 “魏与晋的诗人”章中，把诸葛亮列为诗人之一，并抄了“一首很平淡的咏史诗”——《梁父吟》——以为证。
按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这句话，见于《蜀志》。
照字面讲，这里的“为”字可作自己创作的“作”字解；也可以说是有好吟别人作就的诗的涵义。
郑先生既已经把诸葛亮列为诗人，可见他的心目中，《梁父吟》必是诸葛亮的创作了。
因此，我们为史料的正确性问题计，不得不辨。
我以为《蜀志》所载，是说诸葛亮一面耕地，一面哼哼《梁父吟》；是说他喜欢那首歌，不是说他自己作那首歌。
若只凭“好为《梁父吟》”五个字，便断定《梁父吟》是诸葛亮所作，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李群玉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抱膝时为《梁父吟》”（《长沙紫极宫夜雨愁坐》》；也可以说是杜甫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
恐怕在前朝的诗集中，这类例子多到指不胜屈，我们安得把人人都指为《梁父吟》的作者!再看前人对于这首歌的意见，也是如此。
郭茂倩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梁父吟行》，今不歌。
”谢希逸《琴论》曰：“诸葛亮作《梁父吟》”。
《陈武别传》曰：“武常骑驴，牧羊诸家。
牧竖数十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
”《蜀志》曰：“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然则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说》曰：“《梁父吟》，曾子撰。
”《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
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
”蔡邕《琴颂》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父，山名，在泰山下。
《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
又有《泰山梁父吟》，与此颇同。
（《乐府诗集》卷四十一） 所谓“梁父吟，曾子撰”一类的话，当然未必可靠，但非诸葛亮所作，亦已大白矣。
二 史料的取舍 一部著作既名为“史”，作者便应当根据史实，对于史料的取舍，不应该阿其所好。
节制自己所要说的话，和说自己所不爱说或不熟悉的话，本来是不很容易的事。
一般著作家对于这点，大都缺少训练；而本书的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 （一）作者对于“赋”——特别是汉赋——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的代名词”，和骚坛的“无病呻吟”。
（页二一九）要说《三都》《两京》 一类汉赋是一篇篇的“呻吟”，我以为是一件很勉强的事。
要用“遍搜奇字，穷稽典实”来呻吟，我想班固张衡诸人，虽然“诗思消歇”，或许不致一笨至此!至于汉赋的体裁，在浮面上诚然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但它气魄的雄伟，典实的精博，词藻的丰富，音调的朗亮，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似不应当受人菲薄。
其实它也是诗，是Descriptive Poetry。
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真正的Epic( 有些乐府古辞在量的方面太差：《西游记》和《平山冷燕》等等在质的方面又太不像样) 。
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就没有产生过能写Epic的伟大诗人。
只是因为文献不足，不能使伟大的诗人往那条路上走，没有现成的基础让他们建筑起Epic的宫殿来罢了。
实际上，一些伟大的诗人，往往在别的体裁上透露他们能写Epic的天才，而汉赋的那种Grandeur（宏壮，威严，华贵）正是Epic所有的。
郑先生又说:“汉赋的作者们，对于屈宋是亦步亦趋的……(页二一九)但惜我还没有见过屈原或宋玉做过《三都》《两京》一类的赋! （二）作者因为不满于汉赋，所以后世和赋相类的“骈文”，也同遭摒弃，甚至于和赋不相类的后汉三国的表章书启，都没有给它们丝毫地位。
其实建安七子和曹（丕，植）吴（质）等人的书札，也不一定在他们的五言诗之下。
五言诗限于字句，写不酣畅，又往往刻意为之，后世读者遂不免感到疏隔。
反不如当时亦骈亦散，恣笔纵横的书札表章（如《荐祢衡表》，《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等），能够表现个性，透露各人心灵的消息。
《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
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
其实岂仅公干（刘桢）而已，我们读曹氏兄弟，吴质，和陈琳的书札，比读他们的诗要亲切得多。
这些都是当时的白话书札，不应遗弃。
至於《梁父吟》之不是诸葛亮所作，评者在前面已经说过；最可怪的，是作者因为错认了，便硬把诸葛亮也列为诗人之一。
除引了《梁父吟》外，还说起了许多“今皆不传”的著作，而于传诵至今，直率动人的《出师表》，反不提起只字! （三）四六骈文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中，也不应当完全遗弃。
本来，中国文体，除诗歌外，有骈散二大流，到六朝初唐，骈文不仅全部征服了散文，连诗都被它吞没不少；六朝轻清的小赋，便是诗给骈文并吞了的产物。
自后汉以至盛唐，四六骈文统治了四五百年的文坛，连诗歌都被它逼得“绮靡不足珍”了，一直等到韩愈起来革命。
但是令狐楚，李商隐诸人还来一个光灿耀目的回光返照。
李商隐自以为他的四六文不在他的诗以下；在述他从令狐楚学四六的经过，有“自从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之句，是何等自负!王维的书札，刘知几的《史通》，都脱不了这一体的樊篱。
而郑先生在“六朝的辞赋”章中，轻描淡写的从建安时代的曹植弥衡王粲讲起，总共不到五页（页三零六——三一零）
以全书一千六百页计算，不及三百分之一。
（四）关于北朝文学，大体上也嫌简略。
《乐府诗集》所收北朝诗歌，如“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我一身，飘然旷野!”和“男儿宁当格斗死，安能拂郁筑长城!”一类极伟大的作品，都不曾提起。
（五）从另一方面看，凡郑先生所喜欢的东西，则虽并不必要，也不惜反覆申述，至再至三。
即如《西厢记》的本事，凡稍留心中国文学者，类能知之；在文学史中，简要的叙述一次果也不妨，不叙却也没有关系，郑先生则把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叙述至三次之多（页六九四——六九五，七零零——七零六，八五九——八六二)。
前后共占十余页，较“八朝的辞赋”一章多二倍有余。
故事前后叙述作者，故事源流，版本及解释内容一类的文字，还不在内，又如“讲史及英雄传奇”一章中的《全相平话》在文学上可称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只在“有过这么一回事”上面。
一个专门学者，可以把它的发现的经过，版本的源流，作者的研究等写成他爱那么厚就那么厚的专书；但在一般人适用的文学史中，毫无问题，它只能占极少篇幅，只要说明“有过这么一回事”罢了。
而郑先生则似乎对于讲史平话故事特别感到兴趣，把五种平话的故事内容，浩浩荡荡，从“武王伐纣”一直讲到“刘聪灭晋”总共占了十八页（页九三八——九五五）。
这一章所占的篇幅，几抵“六朝的辞赋”全章的四倍，比“南宋诗人”一章还多一倍。
其实这些平话的内容，据郑先生自己说：“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军谈，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顺，白字破句累牍皆是，却是五作如一的”（页九五六）。
郑先生一口气把“无稽传说”“神怪军谈”的故事说了十八页还不够，又把“鄙陋不通”，“白字破句”的原文引了四页（页九五六——九五九）。
而他叙述北宋大词人晏几道，只引了原文五十五字（页六三三）；对于“诗存者不下万首”的陆游，仅仅引了两首七律，连上叙述，不到八行（页七九六）
在“批评文学的复活”一章中，作者提出朱熹诸人用直觉来读古书，很是恰当。
但作者说：“从六朝以后的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
……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
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页八零七）。
我想作者也许只看见了陆德明的《释文》，没有看见刘知几的《史通》，所以才说那样厚诬唐人的话。
实则，宋人的批评，出发点是求哲学上的真，《史通》的出发点是求史料文献上的真。
以言性质，则刘氏的书似更属于文史批评方面。
宋人著作则偏于哲学上的“知识论”方面。
说到“专门的批评著作”，恐怕《史通》一类的书不能算不专门，也不一定比任何宋人著作不专门。
以诗论诗的风气，也是唐人开的。
李白《古风》中一首“大雅久不作”便是一篇论诗的宣言。
以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义山的《漫成五章》（首二章），实开后代论诗绝句（如元遗山）之风。
李杜诗中零零碎碎论前人及当时人诗句的，也不在少。
司空图的《诗品》虽只及原则，不实指诗句，其实不在宋人许多闲谈式的“诗话”之下。
后人诗话，多从《诗品》揣摩出来：《艺苑卮言》所用种种拟诗的譬喻，尤为明显。
所以如果抹煞古人的著作，回头又来说他们批评精神的堕落，不能算是一个平心之论。
三 不传及非名作人史 郑先生最根本的错误，是在写书的时候，不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中心，而以各代史书中什么文苑传，文学传的人名单为中心——特别是宋元以前的部分。
因此，就产生了两种最严重的谬误： 第一，许多极重要的作品都被遗弃，或竟潦草敷衍。
如前面说起的《乐府诗集》中许多诗歌，魏晋的函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许多美丽的骈文（如《三藏圣教序》等），佛教的许多文学性极重的传记及经典（如法显《佛国记》，《本缘部》的许多譬喻经等），唐代极好的白话文（如《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等），都占不到地位。
又如苏东坡的诗只引五七言各两句；而关于他连同他父亲老苏和弟子由的叙述，通共不到九行（页六一五——六一六），这种忽略的写法，将使读者对于许多伟大的作家，无从得到明确深刻的印象，无从感觉兴趣，无从觉得他们的伟大——虽然郑先生也不吝惜地用“伟大”“大家”，“晶莹的珠玉”一类不着边际的字眼。
第二，许多极小极不相干的作家，因为偶然在文苑传上占有数行传记的位置，便不管他有无作品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是不是文学，郑先生都把那些人的姓氏，籍贯，官阶，卒年，依样照开；或者补上一句：“有……集”。
连作品极幼稚或竟并无作品传下来的，也都把这个一定的公式套上。
试举数例如下： 秦宓有《远游》一诗：“……”颇具稚气，难称名篇。
宓字子教，广汉绵竹人，刘备平蜀，以为从事祭酒。
后为大司农。
（页二零二） 孔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齐时为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卒。
张融字思光，吴郡人，齐时为司徒，兼右长史，是稚圭的外兄。
二人情趣相得，并好文咏。
然所作零落已甚，并不足观。
（页二八二） 叶宪祖，字美度……余姚人，官至工部郎中。
……他所作传奇有《双修记》，《四艳记》，《玉麟记》……《玉麟》、《双修》二记，皆未见。
……宪祖的诸记，……也足以使人感得不舒服；特别是《四艳记》，四段故事，情节皆面目相似，读之尤恹恹无生气。
（页一一八一） 车任远宇+斋，号遽然子，上虞人，著《四梦记》。
……今《四梦》原本未见，唯《焦鹿梦》存耳。
此剧……叙述过于质实，反失空灵幻妙的趣味；教示过于认真，又有笨人说梦的感觉……（页二二八） 孙原文字南公，号笨庵，无锡人，著《饿方朔》一剧，今不传。
（页一二一九） 陆世廉，字起顽……长洲人。
宏光时官光禄卿。
入清，隐居不出。
著《西台记》……惜今亦不传。
（页二三零）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与其把这一类既非名作，又多不传的玩意儿来占据宝贵的篇幅，何如就把正史中艺文经籍各志的“集部”或“子部”的东西整个抄了进去
四 意义不明 郑书颇多晦涩之处。
例如：（一） 页一五一： 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体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篇耳。
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 在这里，既有所谓“《陌上桑》等”云者，则除《陌上桑》外，当然至少还有一篇；加上《陌上桑》，便有二篇，怎么“只有……一篇耳”
假使“等”是多余的，怎么接着又说“在实际上只有两篇”
究竟是“《陌上桑》等一篇”，还是“《陌上桑》 一篇”
是“只有一篇” ，还是“只有两篇”
（二） 页一六零 第四类“清商曲”（按此承上页论汉代乐府古辞）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
……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 《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 《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双白鸪》，《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
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 这段文字和上面所引一段对看，似觉自相矛盾。
上面说乐府歌辞中五言叙事诗只有两篇（指《孔雀 东南飞》及《悲愤诗》），而这里说到的《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西行》和郑先生所不曾说起的《上山采靡芜》，都是五言叙事诗，不知郑先生将何以自解? （三）页一六五： 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
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
“史书”是什么样的书，“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
《史记》当然不“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
《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四） 页一七二： 。
他（指刘歆） 又极力表章著了一部绝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周礼》。
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一个偏见。
“表章著了”四字，令人莫名其妙
是他表章了《周礼》，还是他著了《周礼》?假使他只是表章而已，则郑先生是不是以为《周礼》确是所谓“周公居摄以后作”
如果郑先生也以为《周礼》并非周公所作，是刘歆自己弄出来的玩意儿，那当然是“伪作”为什么郑先生还说“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偏见”
。
按照郑先生的意思，这部托名为“周公居摄以后作”的《周礼》，似是大政治家刘歆弄出来的；可是又不准你说是刘歆伪作，你若这样说，便是“不近情理”，便是“偏见”。
（五） 页一八六： 既疑《萁豆诗》过于浅薄显露，不似子建的口吻，且此诗本集不载，仅见于《世说新语》；何以又在前页说“子建便也高唱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五 考证太简略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也是写文学史最大困难之一。
郑书中关于考据部分，就是失之太略，试举一例，如“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作用实是微之又微的”（页二六六）。
不知此语有何根据?据我看，佛教文学在唐以前的中国文学中至少引起了下列各种问题： 第一，因为佛经的梵文，每句往往是八个音节，所以译文也随之而以四言为句，每二句合成八言。
这种工整的文体，促成了后来四六骈文的发展。
又因为梵文佛经中有每句十音节的偈语，在译文中遂有五言的诗偈。
此种诗偈的五言译文，起源极早。
《大藏经》所收后汉时安世高，康孟详，支曜的译文（如安译的《佛说尸迦罗起六方礼经》，《五阴譬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及康译的《佛说兴起行经》，《舍利弗摩诃目莲游四衢经》等），便有极朴质畅晓的五言诗偈。
此类诗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不仅在于促成了五言诗的发展和运命，并且直接影响了五言诗作者的思想。
陶渊明的三首“神”“形”“影”的酬答，谢灵运的《十譬赞八首》，便是最好的例子。
正因为有陶谢的酵，所以才酿成王维王梵志的酒。
第二，是因为梵读的音转，而起中国文字的四声。
没有四声，恐怕唐诗，宋词，元剧，昆曲都失了最主要的神味——音乐性。
而四声之起，在唐以前；四声之来，由于佛教文学。
第三，佛教的故事，直接跑进中国文学的园地，为中国作者所叙述（不是翻译）。
试读《水经注》，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例子，更不必求之于法显《佛国记》一类的书。
然而郑先生却说：“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的作用是微之又微的。
” 六 其 他 （一）页六六二：“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以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
”这话未免有些说得过火。
要是六朝乐府中的《吴歌》 《子夜》，王（昌龄）崔（颢）的七绝，张籍的《节妇吟》，李白的《长相思》，和温（庭筠）周（邦彦）的短令长调等果真“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为什么作者对于上述这许多“粪土”又不在摒弃之列呢7． （二）页二四八： “陶谢并称，然渊明远矣”。
不知所云。
似此文字上的疏忽，竟弄得意义不明，希望再版时，作者有以修正。
平心而论，郑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
如果读者能取这书之长而善读之，当能得到这本书对于他们的益处。
我们也很希望郑先生自己或其他学者，仍就现有材料，更作精审的研究和著述，完成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文学史。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四年 附 论 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 我在《新月》四卷六期发表批评郑著《文学史》后，著者即有一函，致《新月》编辑，刊在四卷七期，声辩“变文”发生时代，词的起源，李群玉出处等五点。
这五点中除最后一点外，其余都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随即也有一篇很详细的答辩文，寄给《新月》编者。
后因印刷方面的问题，《新月》未能刊出；我的稿子也无法索还；以致有许多人误会我已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承认了郑先生的主张了。
其实不然。
今乘重评郑著之便，谨再答辩。
（一）关于“变文”发生的时代问题 “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郑先生说他“这话是不能动摇的”有许多理由，都与《插图本文学史》所说的大致一样。
无庸代为重述。
其实，我也并没有意思要“动摇”这话，因为这话的确不能“动摇”。
郑先生如果再稳当一点说：“变文的发生，总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前吧”，那就更不能“动摇”了。
问题是：开元，天宝以前，盖亦久矣夫，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但究竟是前十年前五十年，或前一百年，前二百年”——郑先生问，“则谁能明白的指出呢?”我的回答是：文学史的著者应能明白指出。
我认为《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即是变文的起源，郑先生不承认我的话，理由是因为他读了《广弘明集》卷十五梁简文帝的《唱导文》，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忏悔礼佛文》等，使他“爽然若失”的否定了。
我想郑先生弄错了。
郑先生大概对于《广弘明集》的文章和《高僧传》所记的，都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内容，所以把二者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两件绝不相同的事。
郑先生引了一段梁简文帝的文章以证明和“变文”的不同，那当然是不同的，但可惜郑先生没有把那文章看完，看出它内容结构的要点何在。
郑先生读《高僧传》，似乎也只读了“传记”部分，并没读“跋论”部分，以致对于《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未了解。
《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谓“唱导文”，或“礼佛唱导发愿文”或“忏悔礼佛文”，其实都是“发愿文”。
郑先生如果把简文帝的文章再耐性一点儿读下去，可以发现： 奉为至尊敬礼娑婆世界释迦文佛，欢喜世界旃檀德佛…… 奉愿圣御与天地比隆，慈明与日月齐照，九有被康哉之泽，八方延仁寿之恩，…… 奉为皇太子敬礼东方宝海，南方灯明，西方无量寿，北方相德。
…… 奉愿离明内映，合壁外和，玉震云浮，金声海镜，日朝颜色，四善流风。
既善温文之德，实著监国之重。
…… 奉为贵嫔归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 奉愿月相与万善同休，金声与四时并佑；兴七觉以炳照，冏十智于常乐。
闺守奉仁，宫储钦德…… 奉为临川，安城，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又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 奉愿心镜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也是这样的： 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时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于三古．，舍浇波于九代。
至治已睹于今日，大道复属于此时。
…… 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于苍苍，广载侔于＋礴，前星照耀，东离焕炳，淑闻自远，和气熏天…… 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于河楚；令闻令望，道均于旦奭…… 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钟清祉，长享元吉。
…… 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震彩镌图，传芳诗史。
…… 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
四摄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
…… 愿现在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
…… 《忏悔礼佛文》的内容和形式，与上文所引完全相同： 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方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
…… 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
地平天成，乐和礼洽。
…… 仰愿重明累圣＋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渠，邀游宝殿。
…… 愿诸王殿下裂壤盛于诸姬，磬石过于隆汉；…… 《初夜文》也是如此，无非是“仰愿大王殿下”之类。
我因为要让读者知道那些文章的内容和格式是怎么回事，所以引了不少原文。
这些文字，据我看，完全是千篇一律的“发愿文”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第四所收《广弘明集》卷十五的玉氏的文章，没有“唱导”字样，仅作“礼佛发愿文”，可见我的论断无误）；和“变文”当然不同，和《高僧传》卷十三所谓“唱导” 的本子，我以为也自不同。
这些千篇一律的“奉为”“仰愿”满纸塞行的善颂善祷，岂能使听众“心形战栗”“怖泪交零”
这样骈四骊六的文章，又岂是一般听众所能感到兴趣而爱听?《高僧传》所谓“?\\\/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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