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预防瘟疫
防瘟疫： 用苍术、 雄黄等烟熏室内， 以消毒防病； 用人痘接种法， 以预防天花。
近代新法预防： 如用贯众、 板蓝根或大青叶预防流感； 用紫草根、 苎麻根或胡萝卜等预防麻疹； 用茵陈、 栀子、 黄皮树叶等预防肝炎； 用马齿苋、 大蒜或茶叶等预防痢疾及其他消化道疾病， 淋雨或受寒后喝姜汤预防感冒； 用冬瓜、 莲叶等煎汤预 防 暑 病 ； 服 紫 苏 叶 、 甘 草 、 生 姜 预 防 食 物 中 毒 等 。
中药环境预防： 用单味药或复方药作为熏剂或水剂灭杀害虫等， 其中单味药有苦参、 射干、 威灵仙、 百部、 石菖蒲、 蓖麻叶、 地陀罗、 苦檀、 桃叶、 核桃叶、 番茄叶、 苦楝、 蒺藜、 艾蒿、 白癣皮、 苍耳草、 皂荚、 辣椒等。
不下几十种之多。
其中广为流传与使用的中国草药， 有一个叫“藿香” 。
始终被看作是相当重要的一种植物。
藿香的全草一直被认为是对瘟疫预防与治疗功效强大的中药。
可以和中开胃， 止呕， 辟秽化湿， 解暑。
主治感冒暑湿， 寒热头痛， 胸院痞闷， 疟疾， 痢疾， 口臭等病症。
营养成分； 每 1 00 克藿香嫩叶含水分 72 克， 蛋白质8． 6 克， 脂肪1 ． 7 克， 糖类1 0 克， 胡萝卜素6． 38 毫克， 维生素B1 0． 1 毫克， 维生素B2 0． 38 毫克， 维生素 PP1 ． 2 毫克， 维生素C23 毫克。
此外， 还含有挥发油成分， 如甲基胡椒酚、 茴香醚等。
藿香能够利胃肠， 助消化。
藿香含有的挥发油具有促进胃液分泌， 增强消化力， 对胃肠有解痉止痛的作用， 对小肠蠕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可以辟秽化湿， 和中开胃， 止呕， 止痢； 解表抗菌消炎， 藿香可扩张微血管而略有发汗作用， 可以解除表邪， 治疗外感表证； 蕾香对常见致病真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 甲型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双球菌、 绿脓杆菌、大肠杆菌、 痢疾杆菌均有抑制作用； 升高白细胞， 提高机体免疫力， 藿香中含有的甲基胡椒酚和茴香脑， 具有升高白细胞， 抗菌， 解痉的作用； 对肿瘤患者及长期接触放射线或因药物所致的低白细胞患者有升高白细胞， 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症状： 《丹溪心法·瘟疫五》：“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
”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
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
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
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
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
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危害： 2000年八国集团领导人(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
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
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
例如，1999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
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
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
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
罗马全面战争发生瘟疫怎办
瘟疫会造成和军队减将军和事物官死亡，只要城外等7个回合就可以消除了。
染上瘟疫的军队和事物官经过的城市都会染病，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打生化战。
火山爆发和暴雨会使爆发地点附近的市民和军队人口减少，将军和事物官死亡。
提前离开事发地点即可。
谁知道中药预防瘟疫可行吗--从中医角度谈瘟疫的预防
有人初步估算，SARS给全球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除此之外，对人类因精神恐慌造成的损伤更是不易估量。
如今，瘟疫过后，痛定思痛，在下一次类似SARS的瘟疫侵犯我们之前，中医应该做些什么，中医药应该在预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我们从中医文献中寻找预防的理论依据。
人体发病的关键，取决于机体抗病邪的能力，《内经》曰：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1]。
著名温病学家吴又可也指出：“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2]。
他还说：“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
”[2]当人体寒温失调，起居失常，饮食不节，正气受损，卫外能力下降时，风热病邪可乘虚侵入机体，导致本病发生。
除此之外，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气候变化有正常变化，也有反常变化。
如果春季应温反热，气温上升较快较早，起伏变化较大，这种反常的气候变化就容易引起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因此，古人十分注意观测气候变化规律与疾病的关系，以防患于未然。
这些记述并非迷信或占卜之辞，而是古人在天地人一体思想指导下，对气候变化和疾病相关性长期观测、追踪的归纳总结，其目的在于有备无患。
对瘟疫的预防，《内经》提出了安正避邪的总原则。
一方面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一为大家所熟知的原则；另一方面还强调必须遵守“避其毒气，天牝从来”[1]这一被忽视的避邪原则。
“天牝”，指鼻孔，就是说，一定要避免从呼吸道传染“毒气”。
由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厉气，即无传染源存在的时候，人们无需祛邪，只需扶正。
未毒先解，把治疗药当成预防药使用的作法是不正确的。
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我国有人把一些清热解毒中药，如板蓝根、大青叶、金银花之类当成预防流感、上感之类病的药物，孰不知“是药三分毒”! 中药是 “聚毒药以供医事”，以药物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性，对未病之人多用祛邪之药，势必损伤正气，如补气药吃多了上火，清热解毒药吃多了腹泻，与预防发病的初衷南辕北辙。
如同抗生素一样，没有人会好好的服用抗生素预防细菌感染。
现若出现病未预防，又变生他病，是药之过，方之过，抑或是人之过
所以，笔者认为，健康人无需服用中药预防。
预防涉及社会、生活、心理、卫生习惯、道德等多方面有关因素，要想正气充沛，完全有其它方法可以做到，如中医养生之道就提倡：①起居有常，生活有规律，善于运动而提高体质；②饮食有节，合理饮食为要；③精神内守，保持良好的心情，消除恐惧、焦虑，心静神安，为健康长寿之要。
一旦瘟疫降临，陆续出现了感染者，那么易感人群在尽量“避其毒气”的基础上，就要考虑药物预防了。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选用同一药方呢
按照中医理论及历代中医名家经验，最好听取中医师的建议，按照各人体质的偏胜偏衰，辨证用药纠偏，如阴虚则滋阴，阳虚则扶阳，气虚则补气，血虚则养血，偏寒者需温，偏热者需清，偏湿者宜淡渗分泄，关键在于调理体内的气血、阴阳、寒热，达到内环境的相对平衡，并保持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协调一致，以达到“阴平阳秘”，邪不可干的状态。
虽然扶正祛邪最好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进行，因为用一个或数个处方，去预防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时间，尤其是不同体质人群的发病，失去了中医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治疗原则。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中医学的辨证施治是一大优势，但也造成一些局限，如六七十年代腺病毒肺炎、麻疹肺炎一度流行，蒲辅周老先生到儿童医院治疗腺病毒肺炎，效果极好[3]。
可是因为蒲老的那一套经验辨证施治变化莫测，二十几个方子、五六个原则，不好掌握，难于推广。
而儿童医院王鹏飞的方子就八味药，相对固定，效果也不错，最终得以推广[4]。
况且疫情一旦来袭，时间就是生命，根据疫病发病特点即某一疫病皆有相同症状，来追求治疗的针对性是可行的。
其实这个观点古而有之，吴又可在《瘟疫论》中说：“然则何以知其为疫
盖脉证或盛行之年所患之症，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2]。
因此要重视“辨病论治”、专病专方。
吴又可深刻指出：“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位加减之劳矣。
”“北方天气之化皆燥，人身呼吸腠理之间，皆燥化也”，“南方天地之气化皆湿，人身呼吸腠理之间皆湿化也”[5]。
由此推之，疫病初起时期，对易感人群的保护也是争分夺秒地紧张，这时，每一地域针对性地使用同一方药预防是可能的，当然，在治病救人的紧要关头，讨论应该用一条方或多条方药是无谓的，因为没有科学实验证据证明怎样运用中药更为合理有效，只要不犯“虚虚实实”的错误，均可一试。
在没有传染病的“和平年代”，我们应着眼于提高免疫功能，同时要有流行病学的科研数据来支持。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建议联合疾病控制中心在小区方面做一些研究。
比如针对流行性感冒这种常见的传染病，中医药界应该做药物筛选研究，这些筛选可与中医理论思路结合起来，如对清热解毒方药或芳香化浊方药这些不同种类的药方做一些系统研究，不仅为预防流感，对今后开发中药新药也有帮助。
在SARS在香港肆虐期间，我们中医药研究所就依据人们共同面对的SARS的性质、病因病机，以及人们共同生活的地域的特点，拟定易感人群适用的千人一方---抗毒补肺汤，由桑菊饮合玉屏风散，即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生甘草、芦根、黄芪、防风，再加上现代药理证实有抗病毒作用的大青叶和黄芩组成，共12味。
本方药派给直接与SARS患者接触的高风险的医护人员服用，经观察，似有预防作用(另文发表)。
从中医理论角度来分析，根据SARS的临床表现，该病应归于中医“温病”范畴，综观全方，桑菊饮用于温病初起，辛凉解表，而玉屏风散主要用于气虚症，补肺益脾，固表止汗，而黄芩与大青叶为苦寒之品，用于此方，是基于现代药理证明其有抗病毒作用。
所以，整体而言，本方偏寒，主要有清热解毒作用，兼顾正气，用于此，并无大过，但若吹毛求疵，进一步分析，甘温益气之品及清热解毒药的应用，从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及抗病毒等方面讲，实无可厚非，但从中医理论来看，造成SARS流行的是湿热疫毒，病性本身属热、属实，初起病位在表，根据中医“在卫汗之可也”、“治上焦如羽”等治疗原则，理应因势利导、轻清宣透伏邪为是，即使“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扶正亦应以清养肺气为主，而甘温补益之品恐有助热生火之弊，而大队清热解毒药的应用也可能有“药过病所”、苦寒伤胃之嫌，加之香港地处中国南部，气候炎热潮湿，生活在此的人群体质具有热、湿的共性，中医主张天、地、人合一的整体观，所以处方时应兼顾南方人“湿邪内伏”的体质。
日后若有需要拟定抗毒补肺汤2号，应加强轻清宣透之品，减少苦寒清热之剂，同时加入祛湿之药，如选用生黄芪、白术、防风、荆芥、厚朴、扁豆、薄荷、香薷、生甘草。
并期望能运用科学严谨的临床实验来观察其结果，确认有效之后，推向社会。
事实上，我中心正在进行一项针对老人院人员，观察抗毒补肺汤预防流感功效的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研究。
在当今中、西医并存的社会中，我们再来探讨中医“治未病”与现代医学预防之间的异同。
我们知道，预防传染病的三大原则是：消除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西医之间是存在许多共性的。
比如前文所提 “避其毒气，天牝从来”的认识，这与现代医学所提倡的戴口罩、穿隔离衣是一个道理。
中医还提倡 “兄发病而使弟他居”， 这与现代医学所说的隔离也是一致的。
在传染源的认识上，中医认为传染病是由于“疫气”所致，而这个疫气包括现代医学所认识的各种病原体。
在一种新的传染病发生初期，无论中、西医对其认识总是不足的，只不过中医的特点在于辨证，即根据病原体进入人体后邪气与正气斗争所表现的证候进行治疗，而不是把着力点放在对病原体的认识上，换句话说，任何疾病，只要你有临床表现，中医就可以据此拿出一套治疗方案。
尽管与西医寻找病原、直接对抗的方式不同，而且这种暗箱取物的方式在今天看来颇有些玄机，但在过往中医防治瘟疫历史当中，已体现了其有效性。
“无论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当新的传染病发生，无论中医西医，都当放下异议，发扬自身优势，如中医对症状进行分析，辨证拟定普遍适用的一种或几种方药，西医则追查分辨病原体，研制针对性强的疫苗。
同时，总结本次传染病特点，教育民众如何保护自己，如切断传播途径，包括隔离传染源即隔离疑似病人或确诊病人，戴口罩，勤洗手，防治病毒从口鼻侵入人体; 如改变易感环境，使空气流畅，可防止病毒的聚集，这些都会减少感染的机会。
总之，在西医寻找病原、研制疫苗及有效治疗药物尚需一段过程的情况下，中医“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可能会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运用中医理论做指导，积极探讨各种可能的预防方式则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以上是笔者对于预防类似SARS疾病的一些认识，正确与否还和待于今后进一步通过实践去验证与完善。
在瘟疫盛行之际，要求中医给居民个别处方预防疾病，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要参与防疫，实在必须实行层次广泛和一般性的人力须求实际的措施。
传统中的使用芳草，辟其邪气，刺激机体正气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社会都有记载。
如香袋的使用，《瘟疫萃言》有言“醒头草佩带身边，名为避瘟方”;《松峰说疫》也提到“取尾松悬挂屋檐”以预防瘟疫。
莫论其实际效用，起码在疫情当中，不失为一种提高广大市民警惕，积极参与防疫的群众活动，既不构成害处，同时令群众团结一致。
在“抗毒补肺汤”设计的过程中，中医专家的意见纷纭，有极具保留者，亦有宽容之见，认为只要排除极寒极热，难以保证极端反应，或可衡量疫情之急需，容忍忽视辩证论治的大原则，把统一性凌驾多样性，实在属于实事求是的做法。
其实，坊间对中药预防，广泛存在“先服食，后担心效能”的心态，以至成药充积。
“抗毒补肺汤”不过是试图在混沌之中，谋求一些共识，祈望透过严肃的探讨研究精神，去获得客观数据，支持从中药治疗温病的历史，推广到时代需要而已。
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我们恳切期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导和意见。
参考文献：1.程士德. 内经讲义.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2.宋乃光.温病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3.施仁潮. 直接全面介入SARS 防治 中医中药大有用武之地－－中医药专家为SARS 防治献计献策. 浙江中医杂志.2003;(7):277-2794.李连达.专家论治非典.天津中医药.2003;20(3):1005.郑洪新. 周学海医学全书. 北京市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作者：汪帼斌 张浪 梁秉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
三国志11中城市闹了瘟疫蝗灾怎么办
1只运输队能带6W人 把你的粮食全部带出去就可以了 在外面一直晃到蝗灾过去再回来 如果这时候有人来打你 先把运输队拉回城 把部队派出来后 再用运输队把粮食全部运出来就可以了 城里只要有钱给武将发工资就可以了 瘟疫的话 只能先把主力武将全部派出去了 如果你周边外交比较好到也无所谓
佛家用什么法器.都是什么材料的
一、念珠 “念珠”，也称作“佛珠”、“数珠”、“诵珠”、“咒珠”，昌念佛菩萨圣号或持咒时，用以计数和束心的工具。
念珠，梵名叫做“钵塞莫”。
根据佛经记载，持有念珠的本尊是毗俱胝菩萨。
“毗俱胝”在梵文中，是皱眉头的意思。
在佛教中，毗俱胝菩萨代表着大悲者，具有不可抗拒的大威势力。
这尊菩萨额上有眼，有四只手臂，左边一手举着莲花，一手拿着净瓶，右边一手结施无畏印，另一手把持的就是念珠。
念珠是怎么流传到僧众当中去的呢
相传从前有个国王叫毗琉璃，有一次他乞求佛陀，说自己的国家边远弱小，连年来又匪寇瘟疫不断，所以“谷贵民困，我常不安”。
佛法这么深蕴广大，可是在他的国家里却不遍行，希望佛陀能“垂示法要”，指出一条光明之路。
佛陀于是告诉他如果想要灭除烦恼，富国强民，那就用香木做一百零八个珠子，贯成一串，随身携持，无论行走坐卧，都要在心里默诵“南无佛陀”、“南无达摩”、“南无僧伽”的法号，每诵一遍，就捻过一粒珠子，“若能满一百万遍者，常得断百八结业，而得无上之胜果，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涅盘。
”国王就遵照佛陀的指示去做。
这样，念珠就在信奉佛教的僧众中流布开来了。
念珠的粒数，按藏经的记载：最上品的念珠是一千零八十粒（这种念珠，因太长，仅及少数曾僧大德或潜修者使用，以及名僧在大法会中作为装饰使用）；上品一百零八粒（密宗行者为一百一十粒）；中品五十四粒；下品二十七粒。
另有四十二粒、二十一粒、十四粒及净土宗的三十六粒、禅宗的十八粒等共九种。
它的粒数各有其含义：如一千零八十粒的，是包括了十法界的一百零八个数，而成为一千零八十粒。
一百零八粒的，是表示单纯的一百零八种烦恼；或一百零八尊佛的功德；或一百零八种无量三昧，或本有的五十四位与修证（由修行而得者）的五十四位。
五十四粒的，是表示修生（既由精修行持而得的一种境界，与修证同）之五十四位。
四十二粒的是住、行、向、地等菩萨乘之阶位。
二十七粒的是表声闻之二十七贤圣。
二十一粒的是代表本有的十地与修生之十地及佛果。
十四粒的，是代表《仁王经》所说的十四忍（三贤、十圣加正觉）。
其余三十六、十八等粒数的，有的是为携带方便，是一百零八数三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而已；有的则是外德所表之三十六天罡或十八种神通变化，别无其他深义。
关于念珠的材质，佛教典籍中的说法并不一致，举凡金、银、铜、铁、玉石、珠宝、木材、草籽等等，几乎各种材质都有所罗列。
据说，按照佛教中的三部、五部之差别，所用念珠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如五部就认为，佛部用菩提子，金刚部用金刚子，宝部用金或各种珠宝，莲花部用莲花子，羯摩部用种种具有和合意味的珠子，等等。
其中，以菩提子为最胜。
材质的差别表示了念诵功德的差别。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中说，每诵掐一遍，铁珠得福五倍，铜珠得福十倍，珍珠珊瑚等得福百倍，木榀子得福千倍，莲子得福万倍，陀罗法叉得福百万倍，开乌卢拖罗怯叉得福千万倍，水晶得福万万倍，要是用菩提子为念珠，就不用念诵法号了，因为只要持有此珠者，就已经等同于念诵诸佛咒了，当然是得福无量了。
另外，念珠的制造也是有规定的，规范的念珠有着母珠和记子的区别。
一般母珠为金珠，记子为银珠，也可根据材质的不同来决定母珠和记子的材质。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拿念珠的方法是：将念珠展开，右手四指下托，念佛或持咒时，从母珠（最大的那一粒）旁的第一珠起，拇指下掐，一句一珠，或一咒一珠，掐轮到母珠时，即刻由左向内转过头来，再从母珠旁的第一珠掐起，千万不要跨越或直掐而过母珠。
经云：“不应越母珠，蓦过越法罪。
”因为绳线代表观音，母珠代表弥陀。
二、蒲团 蒲团是人们最常见到的佛家法器，寺院里的僧人在朝幕课诵或进行各种仪礼时，都是用蒲团席地而坐。
在寺院中，还会准备一些蒲团给前来烧香拜佛的人用。
应该说，广义上的蒲团并不是佛家的专有用具，但是，佛家使用蒲团却有着自己的缘由。
相传，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坐在吉祥草铺成的蒲团上悟道的。
佛祖决定舍弃王位，出家修行以普度众生。
一天，他来到一棵荜钵罗树下，采集了很多吉祥草铺在地上，盘腿而坐，发誓一定要悟出解脱之道。
终于在一天黎明，他战胜了最后的烦恼魔障，彻底觉悟，成了佛家之祖。
据说，佛祖坐用的吉祥草是一种兰花的茎叶，因为这种吉祥草很难寻，所以后来的僧众们就用“蒲”来编织成厚而圆的垫子，当做修行礼拜的坐具。
蒲是一种水草，有一种清香的气味，所以又叫做“香蒲”。
蒲草蓬松柔软又透气，用它编织成席、垫来坐卧使用，既舒适爽快，又可以隔除地气。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蒲团的材质和形状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的蒲团大多是用布料做外套，填充进棉花、木棉或泡沫塑料等柔软物做成的。
它的形状也不再仅限于圆形的，出现了方形或长方形的蒲团。
一般来说，蒲团厚约十厘米，大小约七十二厘米，总之以能够全身盘腿稳坐为宜。
佛家使用蒲团主要是用来坐禅和礼拜。
佛家使用蒲团进行礼拜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如佛部、莲花部、金刚部等都各有其法。
那么普通信众怎样使用蒲团来进行礼拜呢
普通信众既然步入寺院烧香拜佛，就应该按照佛家的规则来使用蒲团。
一般来说，大殿佛像前面总是摆有三个蒲团，正中央的蒲团是给方丈、住持等大法师专用的，切不可随意在上进行礼拜。
应该向两旁的蒲团，分男左女右去拜用。
礼拜的方法也与俗制不同。
首先要肃立，合掌于胸前，收束杂念，瞑目观想规定经文或所拜事由。
然后先伸右掌按于蒲团中央，左掌仍举不动，双膝随之跪于蒲团上，再以左掌按于蒲团的左前方，右掌从中央移向右前方，两掌相距约六寸余，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两把半”。
然后以头叩于两掌间的蒲团上，手掌随着向外翻转，使手心向上，意思是用两手来承接佛足，以求佛的福慧，这样五体投地的样式，就是头面接足礼。
完成以后，两掌要握拳向内翻下，头离蒲团，右掌回于蒲团中央，左掌收回胸前，右掌将身撑起，与左掌重新合于胸前，同时两膝起立，合掌如拜前状态。
这样就算完成了一拜。
按照佛制，礼佛至少要三拜，根据个人情况不同，也可多拜。
不过如果要多拜，就必须以三数叠加，如六拜、九拜、十二拜等等。
这还不就算完了，叩拜之后还有一礼，就是要以两手相合竖直，这叫做“定印”，缓慢鞠躬，将双手移至腹部，将右掌置于左掌之内，形成拳式，再从下向上举于眉齐，再徐徐返回胸前合掌，这叫做“问讯”。
最后垂首退步，离开蒲团，这样才算完成了礼拜的全部程序。
三、木鱼 木鱼很早就已传入我国，但见于记载较晚。
最初仅在佛教中用于“梵呗”（佛教歌曲）的伴奏，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木鱼是佛教用来警示僧众勤习佛法，日夜诵经，消释懈惰，以觉悟成道的重要法器。
因为佛教认为鱼昼夜不眠，遂取其精神，刻木为鱼，以警戒众僧日夜修行不止。
后在佛教的法事中广泛应用，以为可直抵地狱与虚空。
在佛教的典故中，还有一个关于木鱼的传说。
据说，唐代高僧玄奘大师取经归来时，在半路上遇到一位中年男子，男子心地善良，笃信佛教，见到玄奘法师饥渴劳累，就把法师让到家中，供其斋饭。
这位男子的前妻早年去世，留下一个儿子。
可是后妻进了家门后，背着男子对孩子百般虐待，后来竟把孩子扔进了河里，被一条大鱼吞食。
恰好那天男子给玄奘做饭时，为其买了一条大鱼，因为当时僧人可以吃“三净肉”，不是自己杀的、不是为自己杀的、自己没看见宰杀的肉就可以吃。
男子将鱼买回来，在剖鱼的时候，从鱼腹中救出了自己的孩儿。
玄奘大师说：“这正是此儿夙愿把持佛律中不杀戒的因果报应，所以虽被鱼吞，却得不死。
”男子说：“那怎么样才能报答鱼恩呢
”玄奘大师告诉说：“鱼为救孩而牺牲，应该用木雕成鱼形，悬于佛寺之中，每逢斋饭时敲击，以此可报大鱼之德。
”据说，这就是中国佛寺中使用木鱼的由来。
木鱼一般多选桑木或椿木制作，把一整块木料雕刻成鱼张巨口状，外形限团鱼形，然后把中间挖空，在头部、尾部、鳞甲等部分漆上黑漆，押上金箔，其余部分漆上红漆，以圆头小木槌击奏发音。
大型木鱼一至六尺长，小型木鱼三至五寸长不等。
佛教寺院中使用的木鱼分为两种： 一种是长木鱼，雕刻成鱼形或龙头鱼身形。
这种长木鱼往往悬挂于斋堂或库房廊外，作为集合僧众之用。
因为它与民间乐器“梆子”的形制、发音都极相似，所以称为“鱼梆”。
又因为它常常是在斋饭时敲击，所以也叫做“饭梆”。
在佛教寺院中，长木鱼大都是头向山门悬挂的。
另一种是圆木鱼，形状类似于一边塌陷的馒头，高的一端挖空成青蛙嘴，矮的一端浅雕成二鱼或二龙戏珠状，尾部盘绕于木鱼的腰身之上。
圆木鱼是在僧众赞咏诵经时，敲击拍节，以调和音调和节奏的，同时也可防止大家昏怠，以时时振奋精神。
寺院中的圆木鱼大小不等，有各种规格。
一般大些的圆木鱼都是放在案上或架上敲击的，小些的圆木鱼则是用手执持敲击的。
小圆木鱼的敲击手法是：不敲的时候，双手捧持，鱼椎在外用两食指和两拇指夹住，其余六指托住鱼身；敲击的时候，左手拇指、食指、中指执鱼，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执椎，鱼椎头和鱼身头向上相对，两手如合掌，称为“合掌鱼子”。
佛教中设立木鱼，用途是很多的。
首先，木鱼主要是用来在僧众赞诵时整和声调节奏的，类似于乐队中的指挥。
又因为还取鱼类目不阖睛，昼夜精进，以激励僧众不断用功的意义。
所以，木鱼在敲击时要轻重缓急平稳恒定，富有节奏感，根据需要，由缓入急，逐渐加速。
其次，木鱼有集合僧众的作用。
佛经中说，自有木鱼出现，“其后，天下大小寺院以木鱼鼓集合大众。
”现在，木鱼有时也在僧众斋饭时敲击，《百丈清规》中说：“斋粥二时长击二通，普请僧众长击一通，普请行者二通。
” 再次，木鱼还用来打更报晓。
佛经中记载：“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行报晓。
” 最后，木鱼也是比丘们在出外乞食化缘时，不断敲击，以提醒俗众广发慈悲心的工具。
四、净瓶 净瓶是佛家僧众生活中的普通法器，是比丘游方随携的生活用具。
净瓶在梵语中叫做“军持”，多以瓦瓷或金属制成，形状底高颈长，周身镂刻有精美的花纹图案。
净瓶是僧众用来储水的器具，供饮用和洒净之用。
在佛教里，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比丘就应该游历四方，研习佛法，靠乞食为生。
比丘在游方乞食的时候，难免会遇到没有水的地方，或者有水却污浊有虫，因此“佛知制戒”，就让他们随身携持净瓶自带用水，以便维持生存，安身立命。
五、钵 在梵语中，钵是钵多罗的简称，又称为钵盂、应法器、应量器。
钵盂是常见的佛家法器，是僧人吃饭的食器。
其种类有铁钵、瓦钵之别，持钵行乞为“托钵”。
由于比丘钵以应受他人的饮食，故钵又称为“应器”。
按照佛教传说，钵盂是释迦牟尼用神力合成的饮食用具。
据佛经记载，佛陀成道七天以后，一直没有吃饭，这时候恰好有提谓、波利的两位商人献上面蜜。
佛陀心想，过去的诸佛都是用钵盂来受施的，可是我没有钵盂怎么办呢
四天王体悟到了佛陀的念想，就来到须安山上，分别从石中采集了自然之钵，拿来献给了佛陀。
佛陀又想，四个钵盂怎么使用呢
于是他就把四个钵盂叠放在左手之中，右手按于其上，发动神力使其合为一体。
据说，佛陀的这个青石之钵，它的大小可容三斗，它的重量是比丘们拿不动的，只有佛陀的侍者如阿难等，因为身力强大又借助于佛陀的威德，才能够执持。
所以，在佛教戒律中，石钵就是佛钵，只有佛才能使用，其他人是不能使用石钵的。
由于托钵的本尊是佛陀，因为佛家对于钵盂制作的律制是非常严格的，对钵的体、色、量都有规定。
钵只能用铁和泥来制作，铁制的钵称为铁钵，泥制的钵称为泥钵、瓦钵、土钵。
律制禁止使用金、银、铜、杂宝、琉璃、木、石等物来制作钵盂。
钵的颜色，一般只能是“黑、赤、灰”三色，其中以黑色和赤色为主。
铁钵当然多是黑色的了，泥钵则应烧制熏染成红褐色，如果烧成灰色的了，也还是可以使用的。
律制规定钵不能熏染成其他杂色。
钵分大、中、小三种，也称为上钵、中钵、下钵。
据佛经记载，钵的容量“大者可受三斗，小者可受半斗，中者比量可知。
”上钵可盛九十两饭，大约二升；下钵可盛三十两饭，不到一升；中钵介于二者之间。
钵盂的形状呈矮盂形，腰部凸出，钵口钵底中心收缩，直径比腰部短。
这种形状可以使盛的饭菜，不易溢出，又能保温。
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储存多钵，护持钵当如护持自己的眼睛一般，应当常以澡豆洗净除去垢腻。
为了携带和使用方便，钵盂还有一些附属随物。
佛经中记载，有些比丘用钵盛饭，结果放在地上翻倒了，佛陀见了以后说：“你们可以用铜、铁、牙、角、瓦、石、材、木等物，做个支架，也可以用些草垫在下面。
”于是钵盂就有了支架，这个支架就叫“钵支”。
光有钵支还不行，有些比丘在托钵而行的时候，非常不便，跌倒后常使钵盂坠破。
佛陀又说：“在行路时就不要用手托着钵盂了，应该做一个钵袋来盛钵盂。
”这样钵盂又有了钵袋，也可以叫“钵囊”。
钵盂、钵支、钵袋形成了钵的全部，是出家人日常生活中的必备之物，不可一日或缺的。
六、佛钟 钟是寺院为报时、集合大众时而敲击的法器。
俗话说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表明了钟和寺院生活的紧密联系。
现在寺院的钟多为青铜或铁制成的。
在印度佛教中，钟原是木制的，叫做“犍椎”或“犍稚”。
据佛经记载，七月十五，是比丘夏安居圆满而增长戒腊的日子，称为受岁日。
于是佛陀就告诉侍者阿难，在露地上速击犍椎，以召集僧众。
阿难随即升上讲堂，手持犍椎说：“我今天来击此如来信鼓，凡是如来的弟子们，都应该闻声而普集于此。
”从此，钟就成为佛教寺院中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法器之一了。
中国古代对疾病点防措施有那些?有何特点?
(1)隔离措施：在秦代，已设有疠人坊，专收麻风病人，进行隔离。
《汉书·平帝纪》记载有“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的隔离疫疠措施。
南北朝范晔的《后汉书》记载：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年),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当时就设有“庵卢”(野外传染病院)，对疫病患者实行隔离。
《晋书王彪之传》云：“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
”明代萧大享《夷俗记》说：“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
”清代熊立品在《治疫全书》中提出瘟疫流行时节的“四不要”原则：“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 死 人衣物。
”通过隔离病人，可以防止传染病的扩散。
(2)药物防疫：古代药物防疫的方法很多，有口服、佩 带、粉身及悬挂等。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治疗和预防传尸病(肺结核)，可服用金牙散；还介绍“绛囊盛带之”以驱辟秽气。
元代滑寿在《麻疹全书》中提出：在麻疹流行季节，可服用消毒保婴丹等预防。
明代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列有“屠苏酒”方，“饮此酒以辟瘟疫邪气”;并介绍一种“断瘟疫法，令人不相传染，密以艾灸病人床角各一壮，勿令人知。
秘法也。
”《诸病源候论》也认为，对于温病可“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3)熏蒸消毒：《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薰火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薰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清代罗世瑶在《行军方便便方》一书中说：“将初病疫气人贴肉布衫，于蒸笼内蒸一炷香，久则全军不染”。
(4)饮食卫生：“安身之本，必资于食。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勿食生肉，伤胃。
一切肉惟煮烂。
”宋代庄绰在《鸡肋篇》中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煎滚，停一时，候碱澄乃用之。
”(5)清洁环境：《礼记》说：“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
”战国时燕国铺设陶制地下水道来排除积水，以保持城中环境卫生。
清朝尤乘在
地震后预防瘟疫的药
药不行，要靠消毒保持卫生含氯的消毒用品，你去找找昨天从电视上看的、说是现在最合适的
